ＡＰＥＣ領袖會議昨天討論部長級會議所凝聚共識，國發會主委杜紫軍表示，台灣今年共提出五項倡議與一處具體行動，獲得ＡＰＥＣ大會採納，包括「協助中小企業因應天災緊急應變、促進貿易及投資便捷化」、「ＡＰＥＣ緊急應變能力建構中心」等等，與明年祕魯舉行ＡＰＥＣ峰會的氣候變遷主題相呼應。

蕭萬長表示，昨天領袖峰會，美國總統歐巴馬最關心的是氣候變遷；至於巴黎恐怖攻擊與區域安全議題，前天領袖非正式會議，菲國總統艾奎諾已代表全體會員為傷亡民眾起立致哀，所以昨天ＡＰＥＣ大會並沒有再提反恐與安全議題，南海議題也沒有列為大會討論議題。

另外，台灣在今年峰會也加入亞太自貿區（FTAAP）核心起草小組，蕭萬長表示，加入小組的目的就是融入區域整合，台灣不能被邊緣化。

另參摘錄自中央社報導  APEC結束 蕭萬長發表12字感言

http://history.n.yam.com/cnabc/fn/20151120/20151120402997.html

蕭萬長表示，APEC是台灣目前為止參加最高層次的國際會議，能夠在國際上發聲，台灣的經貿實力在國際間仍受到重視，雖然這幾年表現比較差一點，但以全世界表現而言，台灣還是在前段。他認為，「台灣應該在APEC中扮演積極角色，有這麼多倡議被接受，這是我們的貢獻，也是APEC對我們的重要性」。

另參摘錄自自由時報  ＡＰＥＣ峰會 蕭萬長力促台入TPP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933903

蕭萬長表示，昨天的領袖峰會談論熱絡，比較晚結束，因此與他國領袖互動機會較少，但只要有機會，他都會多談我方有興趣加入ＴＰＰ的議題，「我大部分所見到的（領袖）都談」；他也在領袖會議特別強調，ＴＰＰ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ＲＣＥＰ）」為實現亞太自由貿易區的基石，盼我方有機會加入。

這次ＡＰＥＣ領袖宣言也納入包括「ＡＰＥＣ協助中小企業因應天災緊急應變促進貿易及投資便捷化」多年期計畫、「ＡＰＥＣ緊急應變能力建構中心」等五項我國倡議，以及參與「削減無效率化石燃料補貼自願性同儕檢視機制」的相關參與行動。

由國際經貿關係的角度觀察，中美兩國於亞洲市場爭取經貿主導權，預期在未來數十年仍屬基調。美國主導的TPP取得完成談判成果，多少減輕了中國今年早先風光成立亞投行的尷尬處境。但對我國或東亞國家而言，可能得更直接面對中美對弈下的緊張局勢，未來處理國際關係務須更加戒慎，而加入TPP，預期有助我國在亞洲變化詭譎的局勢中取得更多保障和籌碼。

除了考量國際經貿關係與利益外，爭取參與TPP，更有著推動國內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意涵。以日本為例，日本「安倍經濟學」邁入第二階段，推出「新三支箭」的經濟目標即是「構築以TPP為主軸的強大經濟結構」，包含促進企業勞動轉型，提升於全球價值鏈地位的投資，邁進高生產力企業等策略。由於日本仍有許多制度革新需要大刀闊斧地進行，安倍也欲借助TPP談判所達成的協議，推動農業、勞動、企業治理等一系列難以打破的限制，推動法規政策改革，因此無疑地，TPP必將成為安倍推動日本體制改革的重要工具與政策手段。

回頭檢視我國自2002年加入WTO以來，經貿體制並無明顯的進步或變革，部份體制和法規也逐漸落後於國際規範，主要歸因於後續參與自由化的進展有限。縱然現有部分聲音呼籲，我國可採自我開放方式實現自由化，未必需要透過FTA/RTA等雙邊或多邊談判策略，然而以內在力量追求自我改革成為自由貿易島，在缺乏外部壓力下，恐難成氣候，加上我國單方面的開放，若未能獲得對手國的對等開放，同樣無助於我國產業向外拓展。以實例來看，過去台灣加入WTO，多有挾美國等外部力量為支持，方得以打破既得利益團體的阻礙，實現邁向自由化的目標。

跟日本處境相同，我國現今在農業、勞動與相關法規治理，同樣面臨需要大幅度改革調整的挑戰，有需借助加入TPP，形成一系列政策改革動力。參酌他國與過去台灣加入WTO經驗，預期加入TPP，除加強我國在亞太地區的國際經貿關係外，TPP所能帶來的一系列政策改革動力，有助加快落實自由貿易島的願景，重新帶給台灣經濟活力。

政府各部門雖然每隔幾年就提出吸引外資的政策，成效卻越來越低落。2014年外資對台灣的直接投資金額只剩下28億美元，根本難與中國大陸平均每月吸引外資投資500億美元相提並論，即使與投資台灣股市的外資、去年淨匯入2,031億美元相比，也知道政府不斷高喊吸引外資的政策，早已徹底失敗。

我們無意唱衰台灣，也無意指責政府在爭取外資政策上只做表面功夫，我們想要提出的是，吸引外資必須從「人性」著手，先吸引人，讓外國企業主對台灣有一定的想像空間，願意多來台灣，並且積極派出手下來台灣交流、工作，最終才能夠吸引到長期投資的資金。「人」、「財」一體兩面，能夠吸引到有錢、有權的企業決策者，才有可能吸引到投資，政府部門老是把力氣用在枝微末節的法規，見樹不見林的鬆綁，結果就是竹籃子打水一場空。

台灣在五、六○年代靠著低廉的勞動力，吸引到第一批的外資，當時土地便宜、勞工薪資微薄，吸引到日本為主的企業來台設廠，但是不要忘記，當年北投溫泉、林森北路六條通的陪酒小姐，對於吸引外資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後來台商拚命跑大陸，除了土地與勞工之外，意在言外的軟性因素也是不言可喻的吸引力。有了這些軟硬兼施的誘因，日本製造業來台灣、台灣的製造業去大陸，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台灣當然不可能再走回頭路，當年民智未開、賤賣土地與人民的故事也不可能重演，但是我們還是有很多的國際範例可循。到底英國、荷蘭、以色列、瑞典這些先進國家，如何源源不絕地吸引外資，如何讓跨國經理人願意千里迢迢、攜家帶眷、甚至拋妻棄子前往淘金？除了夢幻般的發財機會之外，跨國經理人的生活如何融入本地社會，如何讓高階白領「近悅遠來」，在台灣找到他們生活的樂趣，才是我們經濟部、勞動部的官員們，真正應該徹底思考的關鍵所在。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外國白領不論薪資高低，如果在台灣居留不超過183天，在台灣的所得即採取就源扣繳的模式，預課20％的所得稅；但是如果居留超過183天，那麼就會因為薪資高低，而出現高額的所得稅率。這樣的規定在所得稅法上必須兼顧本外國勞工稅率公平的原則，但是同樣的跨國企業外派經理人，同樣內容的工作，在香港、新加坡只要課徵17％的薪資所得稅，到了台灣卻可能暴增到45％，所有外派的經理人聽到這點，還有誰願意來台灣？如果經理人不願意來，又怎麼會有經理人去建議跨國總部來台設點？怎麼會有外資直接投資？

如果所得有五成要繳稅，那麼跨國企業的高階經理人也必然選擇留在香港、新加坡，只要偶爾到台灣出差即可。實際上，香港的大企業、金融機構已有大量的「Taiwan Desk」，裡面坐滿了英文流利的台灣經理人，正是稅制導致原本應該在台灣的投資，卻外流香港、新加坡的最佳明證。

近年來台灣關於「外國白領」的討論，大量集中在「聘僱薪資必須高於4萬7,971元」，就知道這幾年台灣根本沒有吸引到真正的跨國企業外派人員，而是吸引到英文老師、旅遊兼打工的白領，或者是拿著美國護照回台灣工作的年輕ABC。這些低階外國勞工，與爭取外資沒有關係，也真真實實在與本地的孩子爭搶入門工作，自然引起勞工團體的反彈、摩擦不斷。

經濟部為了TPP，推動外資白領雇用法規鬆綁，例如跨國企業內部調動，台灣現有規定須在母集團受聘一年以上，才能派來台灣工作，勞動部已奉行政院指示修改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今年底前完成修法，免除須在母集團受聘滿一年的規定。類似的鬆綁，有助於加入TPP，卻無益於實際吸引外資。追本溯源，還是應該從「人」的角度切入，全面思考如何創造一個有利於跨國專業經理人工作、生活及租稅合理的環境，先把人吸引過來，才能打通外資入台的任督二脈。

根據統計，101年實徵淨額證交稅為719億，較100年減少221億（減少23.5%）；102年證交稅更低到714億；而102年證所稅實際申報金額亦僅24億元，較之過去5年（96～100年）平均每年1048億元之水準，101至102年國庫合計減少近600億元收入，這是國民黨寧可打臉馬總統也要廢除證所稅的原因，但是我們必須坦率地指出，廢證所稅不足以振興股市。

台灣股市不振的結構性因素，在於長期持股者的資金正在持續外逃，根據中央銀行國際收支統計的國際證券投資部位，自98年第一季起已連續24季呈現淨流出，其中101年第二季後之資金淨流出規模明顯擴大。就長期趨勢觀察，台灣股市逐漸走弱，不但不及大陸及亞洲四小龍其他國家與地區火紅，甚至已落入邊緣化地位。台股自1990年創下12682高點後，25年來僅少數幾次曇花一現破萬點，始終沒有更好的表現。甚者，2003年起台股新上市（IPO）案件急速減少，今年更形萎縮，前3季累計只有16家上市公司加入資本市場，籌資金額3408億元。

台股走弱、周邊國家地區相對走強，已迫使台資企業開始選擇在海外掛牌上市籌募資金。更堪憂的是，最近十幾年來台股成交量持續萎縮，周轉率下滑、本益比壓低之下，很多公司本益比已跌到10倍左右。8月底有一半上市公司股價低於淨值。證所稅在醞釀廢除時，資金並沒有回來，廢除後也只有一天行情。台股疲弱，台灣資本市場籌資功能日益衰頹。

業者及市場人士現在將矛頭指向目前台灣租稅負擔過高。2015年上路的富人稅，所得稅淨額超過1千萬的富人，所得稅率從40%提高到45%，加上2%的二代健保附加費，及兩稅合一抵扣減半的8.5%，稅率高達55.5%。比起新加坡和香港最高所得稅率只有20%和15%，差距難以斗量。而且新加坡、香港股息股利免稅，連中國股息股利也採分離課稅10%，而台灣是股息股利併入綜合所得稅。不少人認為，台灣的所得稅率形同回復到2008年前的遺產稅，造成「一頭牛要剝九層皮」，人財難以兩留，恐更會引發逃稅潮。

任何政策的推動，都不能一廂情願。如同當時推動證所稅，沒有考慮到市場的反應，中實戶、大戶的出走，造成成交量的大幅下滑。在全球化下，資金、人才都是無國界。一個國家的資本市場要好，必須獎勵長期投資者及創業者，這些人是市場興旺的主要動力。今日台灣卻是殺雞取卵，這樣的方向再不改變，造餅的人愈來愈少，分餅的人越來越多，胃口愈來愈大，台灣怎麼會進步？

我們社會也要認清政治的現實。目前政治紛擾，某種程度而言，自以為是的一廂情願，也會妨害台灣的發展。我們不能不管周遭環境變化，不懂國際情勢發展，把頭埋在沙子中不肯面對中國崛起的事實。一味地抗拒國際化，過度注重本土的利益，反服貿，反對自由經濟示範區，最後作繭自縛，造成國家越來越弱。

「公平正義」的租稅改革必須推動，但要講究方法，也要思考市場反應。股票市場做為一國經濟活動重要之資本籌措管道，政府對於股市管理之考量必須是全球資本市場競爭力的角度，而不只是能給政府抽到多少稅收、能不能維繫租稅公平正義這樣的角度。

長遠來看，復徵證所稅，課徵廣泛的資本利得稅都是必要的。但須將正確的賦稅觀念推廣到社會大眾，營造出社會公平與正義的環境來減少民眾對課稅的恐懼與排斥。且要提升政府效能，讓人民樂於納稅。讓課稅效果達到「租稅公平」、「輕稅減政」與「經濟發展」兼顧的目標。

這樣的願景是有一定的難度。我們寄望於新的政府、新的領導人。

台灣的所得稅有超過7成來自薪資所得，這個比例遠高於其它國家的5成左右，主要原因之一是房市與股市的資本利得稅幾乎不必繳稅，而資本利得稅往往是富人重要的所得來源。在貧富差距日益擴大下，對股市與房市的資本利得課稅絕對有其必要。

就是在此氛圍下，2012年3月的財政健全小組提出開徵證所稅，當時的財政部長劉憶如積極推動，在4月底就通過行政院版本並送立法院。期間立法院的協調與修改過鉅，劉憶如認為「本人在政策理念上無法認同」而辭職，接任的張盛和在「先求有再求好」的想法下，7月25日立法院三讀通過證所稅法案，8月8日公告實施。

這是一個極度限縮、處處設限、力求把課稅範圍縮小到最極致的證所稅版本，事實上大部份人都不會被課到稅，因而被譏為「不像證所稅」的證所稅。但即使如此，那些富人、大戶仍必欲去之而後快。2013、2014年，尚未全面實施的證所稅就已被二修三修，原本今年該上路的大戶條款更被延後到2018年才實施。

但趁著大選當前，券商極力運作、加上朝野政黨的配合─在野黨雖然提出不同方案，但其意亦在廢證所稅；對國民黨的動員表決，顯然也未拿出過去強力抗爭的手段，倒顯得一付「你半推半就，我又驚又喜」的模樣。就這樣，這個出世3年多、尚未正式而全面實施的證所稅就此夭折，走入歷史了。

朝野廢證所稅的主要理由是認為此制導致台股成交量減少、同時難以上漲。這並非事實，因為證所稅制存在時，台股也曾飆破萬點、成交量超過1500億。大部份先進國家都有課徵證所稅，稅率有高到35%、也有低到15-20%，但沒那個股市因此萎縮崩盤，股市照常健康發展。

台股會有所謂「受證所稅因素干擾」，其實完全是人為創造出來的；政府態度搖擺、立委與券商聯手，讓證所稅制度一直處於變動搖擺中，市場因而受干擾。正式廢除證所稅後，台股就看回不回、直奔萬點嗎？大概不會那麼「美」吧，頂多有幾天慶祝行情，但最後還是回歸經濟基本面與企業獲利面，追隨國際市場起伏。但原本要以課股市資本利得稅縮小貧富差距的希望，就此一去不復返。未來台灣不可能再有一個政客、政府，敢於再提出證所稅。

專研貧富差距問題的英國經濟學家阿特金森曾提到「在公平與效率之間作取捨」，如果某個政策能提升效率、增加整體社會利益，傳統的經濟學認為這就是一個好的政策。但大家都忘了問：是增加誰的福利？是富人、權力者，還是窮人、弱勢者？而這個問題才往往是關鍵。

當朝野政客都說廢證所稅可鼓勵台股上漲、放大成交量、投資獲利增加─即使事實如此，但大家都忘了問：最後是誰受惠獲利？原本的證所稅，散戶本來就不會被課到稅，只有大戶才要課稅；而股市中大部份贏家都是大戶、法人而非散戶。所以，廢證所稅到底誰占了便宜，答案應該非常清楚。

朝野政黨都樂於支持如此赤裸裸有利富人大戶的議案，而台灣社會與民眾似乎也「樂觀其成」，以後就甭再談、再怨貧富不均、所得差距了。

要靠創業解決失業問題，邏輯並不是那麼直接，或者說，如果要失業的人直接去創業，這根本很困難。一般而言，失業者往往是被雇用者，因為雇主事業失利，造成解散或裁員的結果。被雇用者比較守成並不具備創業者的人格特質：衝鋒與冒險的創業精神。然而創業成功，可以帶來就業的機會，的確可以解決社會的失業問題。因此創業成功者，除了本身的喜悅，也帶來經濟的「外部性」，幫助弱勢的失業者找到安身立命的基礎。因此，創新創業政策最終還是可以幫忙解決失業問題。

創新創業最重要的目標在幫助國家走向「創新驅動」的經濟發展階段，創造高附加價值，突破經濟成長瓶頸。如何促進創新創業？新思維最重要。在教育上，我們要改革教育制度，讓我們的年輕人有更好的訓練，可以順利進入職場，甚至不用幾年很快地成為創業家。因此培養有創意、有想像力的學生，而不是填鴨式教育下只會講光超、背多分就很重要。創業是有訣竅的，可以模仿的。在學校開設創業相關課程，另成立創業育成機構及支援機制、鼓勵大企業參與新創事業培育以及強化創業教育等。

目前大學在科研評價及導向上普遍存在重理論輕應用、重成果輕效益等現象，對科研產出成果能否及時轉化或產生效益不關心或關注度不高。而科研成果商品化及市場化條件的不足，產學也沒有適當管道的結合。企業自己摸索，對這些成果進行「二次開發」的積極度更不高。因此緊密產學合作，並推廣技轉，有絕對的必要性，如此才能有利於科研與生產、市場相結合，加速科技成果從實驗室走向市場，進而提高科技研發和創新的效率。

另外，有兩種人，我認為政府應該放寬規定，破除體制機制約束，來釋放創新創業能量。

首先是各級公立學校體制內的教師或優秀科研人員。有些人有好的想法，又經驗豐富，對政策導向清楚，看得準市場機會，如果能讓他們加入到創業潮中，將會大大提高創業成功率。但目前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規定，只能擔任國營事業、已上市（櫃）公司或經董事會、股東會決議規畫申請上市（櫃）之外部董事、獨立董事、外部監察人。另外對於新創生技新藥公司，是可以擔任董事，也可以持有公司創立時10%以上之股權。我們應思考放寬兼職規定到單位認可的公司，或者對於新設立的創新創業公司，應該可以比照對於新創生技新藥公司的優惠。

其次是對於各級公務人員，應放寬其留職停薪的規定，讓他們能離職創業。目前的留職停薪辦法可以說相當嚴格，雖然是不支薪的長假，但基本上均以2年為限，必要時得延長1年。可是很多公務人員服務多年後，可能還懷抱創業夢想，或想轉換跑道，卻又捨不得目前的鐵飯碗。因此修改條文，鼓勵公務人員離職創業，放寬年限，並增加但書在若干年內保留其職缺。如此對萬一創業不成，日後想回任者給予保障，免除其後顧之憂，就能增加創業的嘗試，就能為社會增加活水。

政府亦應有創新性的思維來致力推動創業協助政策，如設立資訊平台，成立單一窗口一站式服務，為創新創業營造良好的環境。財稅上做租稅減免誘因，提供創業投資基金；金融方面提供創業資金，方便取得、幫忙貸款信用保證。市場上，降低市場准入門檻，掃清制度障礙，給創新創業留出空間。政策上，提供創新獎勵與補助，投資新創事業及免費提供新創事業發展顧問諮詢。作法上，政府亦應引進國際大型創業活動、選送團隊出國參賽或進駐國外育成中心，增加國際交流，積極協助強化國際能量，以在全球的創新創業版圖讓台灣勝出。

今年APEC有四大主軸，其中一項「建立中小企業在區域與全球市場參與」，即是呼應TPP在中小企業專章，鼓勵中小企業創新創業、消除貧窮。

經濟部官員表示，今年APEC主軸包容性成長，即是強調雨露均霑的經濟成長，APEC會員國，98%企業是中小企業，他們創造了區域63%就業機會，對區域GDP貢獻40%，台灣中小企業在就業貢獻度更高達78%。

經濟部官員表示，TPP是全球第一個訂定中小企業專章的多邊FTA，希望鼓勵中小企業做生意；過去中小企業拓展海外市場，面臨最大問題是其他國家的非關稅貿易障礙，「由於中小企業在相關資訊上掌握能力不強，ＴＰＰ成立中小企業委員會，目前ＴＰＰ網站，已要求12個會員國，將動植物防疫、食品安檢、商業登記、技術法規與勞動、租稅法規等影響經商項目，揭露在網站上」。

前副總統蕭萬長昨天表示，台灣絕大多數企業都是中小企業，政府能做的就是鬆綁法規、制定政策，提供足夠創新創業誘因，他舉過去台灣工研院成功的例子，強調40年前工研院成立，一口氣招聘了6000位工程師，後來工研院研發成果，透過技轉方式移轉給民間，造就台灣高科技業如雨後春筍般興起。

就上述四個活動過程來說，民粹主義它可滲入任何一個公共領域，就本文所關心的經濟領域來說，它已是民粹主義下的重災區，而其災害仍在持續地擴大中。

以日前討論熱烈的農地農用政策來說，當初決定管（農）地不管人的結果，它討好了許多的農民，它讓農地成了新的投資及炒作標的，而此，也造就了台灣各縣市農地使用的破碎化，與農舍被假農民豪舍化的結果；而此，非但與當初農地農用的政策背離，同時，破碎化的農地再加上農事人口的老化，也讓台灣農業生產因缺乏規模經濟來耕作，而陷入危機。如今，若想要把現行制度作一修正，它就立刻面對既得利益者的反撲，若非有破釜沉舟之心斷難成功。

對照上述農舍的例子，我認為民粹的過程也可有一新解，在此稱之為民粹abc三步曲：a代表濫用（abuse），b代表交相指責（blame），c代表制度的崩壞（collapse）。若將此一民粹abc對照上述農舍的例子也可適用。當政府決定開放農地讓非農民蓋豪華農舍後，它一定會導致豪華農舍的濫建（a），而當問題惡化，已開始失控時，大家開始交相指責（b），但誰也不負責，更有人聰明地移轉焦點而讓問題更加失焦，致使問題不斷地坐大，而此，必將會導致農業生產制度上的崩潰（c）。

上述的情形它只出現在農業嗎？當然不是，民粹主義它如同癌細胞般已全面性地攻占我們的經濟及各個領域。再以電力問題為例，綠能或再生能源它是個很有吸引力的號召，因此，有許多人主張，我們應積極地發展綠能，而且可用它來取代核能。這個概念性的想法是很有吸引力的，沒有人能抗拒「美麗台灣」、「非核家園」的主張，在此魔術棒的指引下，廢核成了顯學（a），對於主張要審慎、漸進為之者，則大加撻伐（b），而其結果實已導致台灣電力的穩定供應出現了極大的警訊。台積電的張忠謀董事長不只一次地提到，台積電公司是一秒鐘的停電也不允許。更有甚者，台積電公司已考慮自建電廠以圖自保，由此可見在民粹主義當道下，台灣的電力穩定供應已存在有很大的崩潰危機（c）。

其實，就經濟領域而言，相關的例子很多，我們可用「不勝枚舉」來形容也不為過。一個比較精準的分析是，我們可以上述abc三部曲來檢視相關問題的嚴重性，如：以公勞保退休金問題來說，它早已過了ab這兩個階段，進入c階病入膏肓的末段。另勞動部今年六月，首開世界先例，將全本的勞工法令一體地全都適用在在學的大專同學身上，它必將導致我大學教育師生關係及其國際競爭力和國際評比上的崩壞，故目前已開始進入c階初段。

民粹主義它其實就是民主的一部分：在政策的本質上，它是感性與理性之爭，是短期與長期之爭，是私我與大我之爭。而就政治的本質而言，它猶如同騎腳踏車般，它是須要前後輪彼此相互「平衡」，其關鍵就在於我們是否能把負面的崩潰（collapse）或對抗（confrontation）轉變成正面的調整與合作（Correction and/or Cooperation ），而在此C都是以英文大寫用以區隔。

套句廣告詞，民主制度有兩種，其一是民粹的abc，另一則是民主的abC。在民主制度裡，它須要黨際間的合作，大家共同承擔、共同面對，不炒短線、不競租、不迴避，以國家長期利益為念，才有可能走到abC。

不論就台灣的經濟問題或是各相關議題來說，台灣的確須要更多的C，才是百姓與國家之福。

不止如此，瘋狂的剁手族再接再厲，到了7小時45分，交易額突破417億元，勝過去年美國感恩節歷時5天的購物季線上交易總額。接著到了11小時49分，成交額也超過2014年「雙11」全天創下的571億元。最後的成交量912億人民幣，雖然未能如外界預測的突破千億大關，但「雙11購物節」已經不折不扣的成為全球有史以來最亮眼的購物狂歡節。

進一步分析「雙11購物節」迭創交易金額新猷的內部結構，一方面固然呈現大陸內需市場強大的消費能量。更值得正視的是，被捲入此一瘋狂購物嘉年華活動的，還包括海外俄國、美國、日本等的剁手族。統計今年的「雙11」，全球共有233個國家的消費者交易成功，讓「雙11」從專屬大陸的「光棍購物節」，華麗轉型成為席捲全球的「國際購物狂歡節」。「雙11購物節」的快速蛻變，印證在網路時代，果然已經實現全球一體亦步亦趨的新貌。而這在前網路時代，是完全無法想像的。

阿里巴巴集團在跨出「雙11國際化」的腳步後，創辦人馬雲更在第一時間表示未來還要去紐約及倫敦舉辦「雙11」開賣儀式，讓阿里成為全球電商的共同平台。

另一值得關注的新貌，則是阿里集團一方面全力進軍國際市場，另方面也不忘深耕內需市場。據統計，大陸全國今年共有8千多個村點，透過農村淘寶服務站平台，得以首次參與「雙11」活動。一般估計，淘寶全面滲透大陸農村之後，將可引爆龐大的農村人口加入網路購物的行列。讓阿里巴巴集團內外兼修，匯流成為無所不在的全球最具規模之電商平台。

阿里集團能夠在短短數年之內於內需市場和全球行銷上迭創佳績，自然不能沒有獨門暗器。分析起來，能夠在短短一天之內，在全球各地交易成功，凸顯其金流、物流和客服的驚人處理能力。試想光在今年「雙11」的第1小時，支付寶的支付筆數就高達1.17億筆。這種海量的交易行為，能夠平順的執行，還真是要拜該集團實現了1,000公里以上「分散式運算」能力所提供的技術保障。

除了能夠有條不紊的處理海量交易行為，後端的物流配送與金流管理，同樣是不可或缺的支柱。而在全球剁手族於「雙11」實現狂歡購物後，阿里集團同時更獲得可觀而又寶貴的購物消費者的數據資訊。這些大數據的儲存、分析，無疑將為往後阿里集團提供更精準客製化銷售服務，帶來敲門磚的效應。

看到大陸的電商產業能夠在短短十年內，打造出覆蓋面及於全球，產業鏈不斷延伸的全新局面，看在也曾致力推動第三方支付電商業務的台灣相關業者眼中，除了羡慕，更多的應該是感慨。明明台灣有更先進、完備的資訊產業基礎，在市場行銷和創意軟實力上，向來更是台灣最自豪的強項。但是單單一個第三方支付的遲遲未能完成立法，就讓有心的台灣業者錯失先機。於今，不只電商產業的規模遠遠無法和大陸同行相比；本來在網路無國界的特性上，台灣電商也許還有機會以先進者的姿態進軍大陸電商市場，而今卻只能坐看阿里巴巴在全球市場快意馳騁、攻城掠地。台灣的剁手族最後也只能身不由己的加入「雙11」的狂熱購物行列，成為阿里「雙11」海外愛買族的重要樁腳。

「雙11購物節」基本是無中生有的創意行銷典範。在全球熱議的同時，大陸電商產業已躍居全球龍頭老大，而台灣則只能斯人獨憔悴了！

2015年「亞太經濟合作經濟領袖會議」預定17日至19日於菲律賓馬尼拉登場，總統府三度指派蕭萬長出席領袖會議，外界關注繼「馬習會」後，「蕭習會」是否接續登場？

蕭萬長表示，陸委會仍在接洽「蕭習會」的形式、時間、地點。若能與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會就兩岸關係密切的議題交換意見，換句話說就是區域經濟整合課題。

陸委會主委夏立言也說，是否有「夏張會」尚未確定，因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曾表達行程緊迫，還沒把握由他去或誰代表出席，若有機會與張志軍見面，會就過去討論一般性兩岸議題及這次「馬習會」會談做進一步追蹤。

APEC將達成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視為長期目標，無論是TPP或RCEP都只是短期途徑。蕭萬長表示，對外貿易是我經濟生存命脈，此次參加APEC要表達我強烈加入區域經濟整合之高度意願，國內無論是推動經貿環境自由化與產業結構優質化等，都正在為爭取加入TPP、RCEP，創造更有利條件。

蕭萬長提到，TPP首輪12個國家都是APEC成員，而RECP16個成員國中，也有12國是APEC成員，因此在APEC場合談此議題「非常適合」，希望各會員都能理解支持。

今年亞太經合會（APEC）企業領袖高峰會將聚焦區域經濟整合，蕭萬長將與企業領袖代表蔡宏圖於18日參加領袖對話會議，一同參與的還有澳洲、加拿大與汶萊領袖，因澳加皆為TPP成員，不難想見加入區域經濟整合，爭取會員支持，將成為今年努力重點。

同時，聯華董事長苗豐強將與大陸領袖習近平、南韓總統朴槿惠同組對談，宏達電董事長王雪紅則是在第四組，同組領袖有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與新加坡總理李顯龍。

國泰金控董事長蔡宏圖昨日於APEC企業諮詢委員會（ABAC）記者會上拿出具體數據：TPP與RCEP成員經貿數字顯示，占台灣貿易總額高達7成，「顯見這兩大組織對我們非常重要」，但是面對加入，各產業會有不同困難，應該更加強與社會各界溝通；即使當前台灣正面臨對外關係與對內產業調整之嚴峻挑戰，但為國家經濟發展，這條路一定要走。

我們認為，民主社會的可貴在於尊重不同的觀點，對於政策走向可以進行理性的討論甚至辯論，但卻不應捕風捉影，指鹿為馬，更不應羅織不實資訊四處散布而挑起族群對立。古人言：「大丈夫處世，論是非，不論禍福；士君子立言，貴平正，尤貴精詳。」此之謂也。

我們固然要有論是非不論禍福的勇氣，但在論是非之前，查證的工夫不能少，持論必須平正，不能以拼湊的資訊誣蔑他人。遺憾的是，這些年在意識型態操弄下，台灣社會激情多而理性少，占領、路過及抗議已成常態，這個社會已失去了理性的政策辯論空間。過去服貿協議如此、自由經濟示範區如此，如今馬習會自然也不會例外。

這樣非理性的對話，非僅加深族群的分裂，更將錯過改革的時機。我們與其到處挑馬習會的毛病，倒不如回過頭來想想，馬習會後兩岸的經濟、文化該如何交流，如何抓住這個歷史的機會來創造台灣最大的利益。對於馬習會的結論，我們更應以歷史的高度來展望台灣的未來，而不應把時間浪費在這些無謂的言語之爭。我們認為有以下四件事朝野必須確認：

首先，我們得承認兩岸緊密的經貿關係現狀：不論我們喜不喜歡，近二十年來台灣的經濟確實深受大陸的影響。自1992年春天鄧小平南巡談話擴大改革開放力道後，台灣企業赴大陸投資者絡繹於途，迄今登陸投資已達1,513億美元，是我對大陸以外地區投資金額的1.5倍，是我國最大對外投資地區；另外我國出口近四成市場在大陸，來台旅客中也有四成是陸客，大陸已是我國經貿往來最密切的地區。

其次、兩岸經濟依賴關係正在改變：早年台商登陸即使小規模如「三來一補」也深受大陸官方重視，隨後上市公司西進更受到大陸政府的禮遇，直到2001年大陸加入世貿組織（WTO）前，台灣在兩岸經濟交流上仍有優勢，投資帶動貿易為台灣創造龐大的貿易順差，並推升了台灣的經濟成長。然而，隨著大陸市場開放，產業技術逐漸成熟，大陸對台灣的依賴逐年降低，統計顯示我國在大陸進口市場占有率，已由十多年前的第二降至如今第五，而在大陸投資占比，也由十年前的7％以上降至近年的5％以下，兩岸的依賴關係正快速改變。

其三、大陸人均所得已達我1990年水準：大陸這些年經濟快速成長，薪資增幅如同二十年前的台灣，今年預估其人均GDP即將升至8,000美元，已追上我國1990年的水準，兩、三年後便可邁入一萬美元大關。隨著大陸經濟愈富有，我方的談判籌碼就愈少，不論從政治或經濟而言，這個變化不容忽視。

其四、大陸正積極進行區域經濟結盟：大陸除了參與世貿組織這個多邊協定，近十年也與東協、紐西蘭、智利、韓國、澳洲及台灣簽署了16份自由貿易協定，其中13份已生效，而正在洽談中的還有中日韓FTA、RCEP、東協升級談判、兩岸貨貿等等，其企圖心之大，於此可見。自由貿易協定雖不必然讓一國競爭力轉強，但我們仍應有策略的參與，大陸區域結盟的進展必須加以正視。

綜上所述，我們必須明白兩岸關係，從昔日我方具絕對優勢，至今日優勢逐年流失，其中糾結著兩岸投資、貿易、產業、就業、文化及教育各個層面，非三言兩語可以道盡。我們在嘲諷揶揄「馬習會」那些空虛的意識形態之餘，可曾從歷史的高度察覺這一局面的演變，已漸有時不我予的隱憂？在野黨若真有愛台灣之心，就不能只天天在「一中各表」上挑毛病，而應務實面對台灣優勢的流失，拿出因應大陸經濟崛起、提振台灣國家競爭實力的政策藍圖。須知，在全球化競逐下，現狀隨時在變，沒有務實的兩岸政策而欲維持現狀，豈非緣木求魚？

全文詳參《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http://foreignpolicy.com/2015/11/08/cross-strait-summit-a-win-for-taiwans-president/

馬習雙方並沒有為會面而失去基本立場

Nathan不認為馬英九是為了選舉操弄而促成此會，且未失了中華民國基本立場，並藉此會向國內傳達與中國合作優於與之對抗的訊息；相較於馬英九，習近平須承擔來自國內外更多的風險，長遠來說，希望以此壓制台灣方面的反中情緒。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

Ma has wanted a meeting of this kind for a long time, and stands to gain from it in two ways. First, in cross-Strait terms, he gets to meet the Chinese president on an equal basis without having to make any concessions on his position on the status of Taiwan. (Parsing Ma’s actual position on the status of Taiwan is complicated, but whatever it is, he has not been required to change it.) In terms of domestic politics, he can reinforce his message to the domestic public that the course of wisdom for Taiwan is to seek cooperation with mainland China. I doubt that he expects to influence the outcome of the upcoming presidential election. But he wants to drive home the point that cooperation with the mainland is possible and that it is better for Taiwan’s residents than the alternative.

More mysterious are Xi’s motives in agreeing to the meeting. Like Ma, Xi does not have to give up his basic principle on the question of Taiwan’s status, which is the One China Principle. Yet he pays a subtle price. Meeting with the Taiwanese president on a “mister”-to-“mister” basis risks creating an optic of what some have called mutual non-subordination, something Beijing has never agreed to before.Xi has also had to give up the demand that the price of a presidential meeting would be “political” talks. What political talks would mean was always vague. But Ma’s statements in advance of the meeting indicate that he will not engage in anything that would rise to that level.

Xi therefore has taken more risk than Ma with this meeting. (Ma, after all, with his popularity at rock bottom, has nothing left to lose.) What looks like a sudden decision to hold it, at an awkward time, suggests a certain desperation. I speculate that Xi shares Ma’s view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send a message to the Taiwan public about the bright prospects of cross-Strait cooperation. Perhaps he, unlike Ma, thinks that this can affect the election. But more likely he is playing a longer game, hoping to stem the rapid rise of anti-mainland sentiment in Taiwan, and in that way to influence the behavior of the next Taiwan administration.

台灣方面未給予馬英九應有之肯定

Cohen不認為台灣民眾的各項憂慮會成真，馬英九此行在建立一個首例而非具體成果，使兩岸領導人未來有制度化會面機會，但台灣並未給予正面肯定；當台灣在後馬時代離北京愈來愈遠，習近平則採取軟攻勢，並希望台灣在南海問題上支持中國，但Cohen對此持負面態度，建議台灣勿涉入該議題領域。

紐約大學法學院孔傑榮Jerome A. Cohen

I agree with Andrew Nathan’s analysis of the Ma-Xi meeting. Moreover, I want to endorse the desirability of the meeting despite the understandable anxieties it has provoked in Taiwan. I do not think the meeting’s outcome will vindicate the many concerns that have been voiced on the island.

I think President Ma wants to establish a major precedent that features symbolism and process, not any particular substantive result, which he in any event is not in a political position to deliver. I believe he hopes to launch a continuing series of leadership meetings that will enhance cross-Strait communications and stimulate the respective bureaucracies to focus on cooperation in more creative ways than we have witnessed during his second term. The meeting is a capstone to Ma’s successful first-term efforts to enhance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hrough negotiations imaginatively conducted in ways that have allowed Taiwan equal status and dignity with its mainland rival, a hugely impressive accomplishment for which Taiwan residents and the world have given him too little appreciation. Whether his successor, whoever she or he is, can really build on this meeting will determine whether it becomes a genuine precedent rather than a one-off “sport” or even a mistake.

Xi, of course, has different reasons perhaps for wanting this meeting. He undoubtedly realizes the risk that post-Ma Taiwan may slip away from Beijing’s orbit, and should want to institutionalize the communication process. He may take this occasion to begin a “charm offensive” instead of intensifying the threats and other pressures many fear might occur once Ma steps down.

Of course, there could be substance discussed also. The most prominent possibility is that Xi may want to assure Taiwan’s unwavering support for the mainland’s controversial South China Sea claims at a time when Beijing is out on a limb because of its vague but gargantuan nine-dash line claim that may soon be swept away by the Philippines UNCLOS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rbitration tribunal. Taiwan, despite the fact this claim originated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befor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 would be foolish to go along with the whole nine yards. Indeed, the R.O.C. Foreign Ministry’s October 31 statement about the UNCLOS arbitration suggests commendable caution and perhaps a subtle modification of its earlier position.

台灣的下一個總統有機會與美國總統握手？

Hung認為此行雖對明年國民黨大選無甚助益，卻提高馬英九未來在國民黨內的地位，確立其未來幾年負責穿梭國共之間的角色；習近平除稍挫台灣在野黨銳氣外毫無收穫，以共產黨角度看來，甚至可能退得太多而創下壞先例，對北京的長遠利益仍有待觀察。基本上馬習會確實創造兩岸和平氣氛，然馬英九的「一中」未見「各表」可能傷害中華民國合法性，不論如何，如果兩岸關係開始正常化，華府也應開始考慮與台北關係的正常化，或許台灣的下一個總統有機會與美國總統握手？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教授孔誥烽Ho-fung Hung

Andrew Nathan is right that in the Ma-Xi meeting, Ma took fewer risks than Xi. Ma is not going to face any more elections after he steps down as Taiwan president next May. What he needs to worry about right now is his continuous influence within the KMT. The Ma-Xi meeting is not popular among the Taiwan electorate; a poll by Taiwan-based media outlet Apple Daily of several hundred readers shows 53.1 percent of respondents are against such a meeting versus only 38.8 percent in favor. The meeting won’t help the KMT in the upcoming election. But it will help boost Ma’s standing in the party, preventing his being sidelined by other factions after he finishes his term. The current chairman of the party, Eric Chu, and its honorary chairman Lien Chan have both met Xi before. Now Ma meeting Xi while still holding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in Taipei establishes a historic precedent, the significance of which surpasses Lien’s and Chu’s earlier meetings.This will anchor Ma’s role as a legitimate broker between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KMT in the years to come.

From Xi’s perspective, such a summit right before the presidential and parliamentary election in Taiwan will have the effect of boosting the momentum of normalization of cross-Strait relation that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the opposition party expected to win the election in January, will find it difficult to reverse once in power. But besides this, Xi has little else to gain, and he needs to bear the risk as noted by Nathan: The status of Xi and Ma may appear to be too equal in the meeting, and this appearance of mutual non-subordination will be a dangerous precedent from the Communist Party’s perspective. It is still early in Xi’s presidency, so he does not have the urgency of Ma to have the meeting now. He could well wait a little bit to take any major step with respect to Taiwan after the election. As such, the Ma-Xi summit is a favor that Xi has offered Ma. This is indeed mysterious. The question is: what Xi does expect to obtain in return?

Maybe we can seek insights from Dr. Lee Teng-hui, the first democratically elected president of Taiwan in 1996-2000. He remarked in a recent interview that after the election in January 2016 and before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new president in May 2016, Ma is still the president and he might use his residual power to rush through agreements and approvals that will further speed up integra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forcing the incoming administration to accept the subsequent status quo. This might involve allowing major state-owned companies from China to acquire Taiwanese corporations in sensitive sectors, for example.

Such deals have been widely unpopular, and many of them have been stuck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Even the current KMT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hesitant in giving green lights on those for fear of electoral backlash. They are seen by many Taiwanese as Beijing’s Trojan horses that will only benefit big business and compromise Taiwan’s sovereignty. The popular opposition to these deals is precisely the origin of the sunflower movement last year and the low rating of KMT candidates. I won’t be surprised if the Ma-Xi meeting turns out to be a cover and precursor of such a move by Ma during the last few months of his presidency. Of course, only time can tell.

Generally speaking, the summit definitely increases the amic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helps reduce the chance of a cross-Strait war into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get dragged. But to the disappointment of many in Taiwan, as it turns out, Xi did not promise to withdraw any of the more than the one-thousand missiles allegedly targeting Taiwan in the meeting, though Ma reportedly raised concerns about it. And Ma, in his official statement read to Xi during the meeting, unambiguously equates the “1992 Consensus” between Taipei and Beijing to the “one China” (yizhong) principle, deviating from the “One China, with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what one China is” (yizhong gebiao) line that the Taiwan side always emphasizes. It moves Taiwan further into step with Beijing’s line that “Taiwan and mainland both belong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eopardizing the legitimac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aiwan.

To rebalance, leaders in Taipei and Washington could consider building on the momentum of normalization of Taiwan-China relation to normalize the Taiwan-U.S. relation, as Dan Blumenthal of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has recently advocated. Perhaps after this historic handshake between Taiwan’s and China’s Presidents, another historic handshake between Taiwan’s next President and America’s will be less unimaginable now?

但「九二共識」與「一中各表」之間一直具有微妙的差異。「九二共識」是兩岸共同宣示的政治符號，而「一中各表」則為台灣單方面宣示而大陸既不承認也不否認的說法。此次馬習「求同」的同時，馬總統也不忘「存異」。他讓習近平清楚了解「一中各表」的涵義；他提到台灣民眾關心的飛彈、國際空間、經貿國際組織、經貿協議及互設辦事處等議題。這些都可能緩和國內部分人士的疑慮。

但更重要的是，「現狀」的定義有了最權威的詮釋。筆者曾多次批評，馬總統過去只專注政策的推動，嚴重忽略政策的詮釋，以致幾年下來許多民眾只看到政策的表面（尤其是狹隘的經濟面），而不明白政策後面還有更大更深的涵義。話語權喪失至今，連「現狀」的定義都幾乎變成了「一邊一國」；而有人「突然」提出「維持現狀」的說法，許多人居然也見怪不怪。這次「現狀」的締造者馬總統透過馬習會，可說確認了「現狀」的內涵其實是非常豐富的，絕對不是空口一句話就可掩飾過去。這應是馬對自己過去缺失的補贖，也是對真實歷史的交代。

習主席自我設定的觀眾可能比馬總統還廣闊，思慮也更深遠。針對台灣政府與民眾，馬習會大大提升了台灣的國際能見度。習還展現彈性的一面，同意在第三國會面、相互稱呼「先生」而不是官銜、「不簽協議」等，都有助於滿足台灣尊嚴的需求，降低台灣的不安全感。至於把「九二共識」這個「定海神針」從兩岸推到國際，就讓全世界都知道這是北京退無可退的立場。它強硬的政策意涵，不言可喻。

最重要的，藉著這次馬習會，習再次展現他大開大闔的行事風格。多位曾與他接觸過的美國前官員近年一致指出，習近平遠比他的幾位前任更敢於「冒險」。這次馬習會突然成局，可說再度印證了他們的觀察。問題是，「冒險」有軟硬兩面。他可以如此軟，當然也可能那般硬。作為較小的一方，我們在慶喜馬習會的同時，實在不應輕忽可能硬的後手。

國際社會的眼光又與台海兩岸不同。已經獲得全球讚賞的兩岸和平發展，仍被許多國際人士視為「不正常」。為什麼？放眼今天全世界，真的沒有另一個地區，一方面經濟文化關係如此緊密，一方面政治軍事外交領域仍然緊張甚至對立。偏偏這個「經熱政冷」的「不正常」局面是發生在唯一可能把美中兩強吸進戰爭漩渦的台灣海峽。馬政府過去七年從確立「九二共識」為基礎、降低敵意、恢復對話，直到兩岸直航、簽訂多項協議與部會首長會面等等，努力紓緩原本過度緊張的兩岸政治面，從而把整體兩岸關係由「不正常」推向「正常化」。這些努力讓台灣海峽成為今天驚濤駭浪的東亞海域中唯一寧靜無波的地方，也為馬總統的大陸政策贏得國際社會的高度肯定。

最近，由於台灣選舉在即，一般預料這個「正常化」的過程在明年極可能中斷，而「不正常」局面也可能轉趨冷冽甚至危險。但因各國咸不願對台灣民主選舉多所置喙，所以內心雖然焦慮，卻不願多言。馬習會既然標誌「正常化」過程又更往前推進了一大步，就讓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更為安心，乃紛紛表達了歡迎之意。

馬習會幾小時就落了幕，但它的後續影響才剛要開始。由於馬習會不只破了冰，餘波還飄盪全球，未來的相關變化很難不受到它的節制。

然而，從2015年10月起，我們所比較的前後期油價，將會是同樣處於油價暴跌後期間的兩個價格。這代表了目前重重拖累消費者物價通膨率的油價，將不再會是通膨率的負面影響因素。油價不太可能成為推升通膨率的強勁正面力道，不過單單移除其負面影響便已足夠。

那麼這樣的情況，對通貨膨脹來說到底代表什麼意義？這並不代表此後通膨率將會開始飆升，我們仍然處於低通膨率的世界。不過，簡單來說，這代表了全球整體消費者價格通膨率將會趨向等於消費者通膨率；這同時也代表了全球大部分主要經濟體的整體消費者價格通膨率，都將會上揚將近0.8％或0.9％。

另外還有兩點值得思考。首先，核心通膨率也將會受到油價影響。雖然理論上核心通膨率在計算時會排除食品與能源價格，實際上則並未完全排除此二價格的影響因素。核心通膨率包括（舉例來說）機票價格。不過機票價格中約有40％ 是燃料成本，因此油價變動將會影響機票價格，並因此影響核心通膨率。因此，油價上揚也會使核心通膨率略微上揚，整體通膨率也是如此。

第二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全球主要經濟體的核心通膨率已普遍略微上揚。同樣的，這點不需要太過嚴肅看待。我們並非處於威瑪共和國（Weimar Republic）式的極度通貨膨脹的邊緣。不過只要勞動成本上揚一些些，核心通膨率也傾向會以同樣步調回應。這代表了如果我們不考慮低油價對通膨的影響，那麼我們所處的世界將會是通膨率略高的世界。

所以這一切代表的意義究竟是什麼？這代表了整體通膨率可能較過去12個月的水準來得正常一些，而我認為這因此也代表了投資人的風險評估值將開始趨於均衡。在此同時，投資人似乎瀰漫著較為憂鬱的悲觀看法，持續在相關資料發佈或政策制訂者做出任何聲明時，尋找可能存在的負面風險。我不認為這樣的情況會突然轉變成對價格上行潛能的恐慌，不過我認為這可能會出現一個趨勢，亦即認為通膨風險將在未來更為均衡。

這樣的變動並不會立即發生，整體通膨率的上揚態勢需要幾個月時間才會完全顯現。不過我確實認為，在我們的未來展望中，我們應該開始抱持反通縮的態度，而非支持通貨膨脹。

當然，全球目前也需要面對聖嬰氣候現象可能會極端嚴重的情況，隱含可能發生暴風雨、乾旱以及糧食價格問題，而且我們也需持續面對影響經濟穩定的外部威脅。

不過即使不需試著預測天候狀況，經濟學家在預測美國聯準會（Fed）政策方面也已經吃夠了苦頭。讓我們暫時從確定的油價影響面觀察通貨膨脹趨勢，至於聖嬰現象的影響，就等以後再討論了。

夏立言表示，過去兩年，陸委會主委均隨團前往參與APEC會議，今年不排除他也將比照辦理，且也有可能再與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會晤，不過目前仍要視中方領導人是否前往、以及「蕭習會」安排狀況而定。

對於我方參與亞投行一事，日前亞投行候任行長金立群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發表演講被問及台灣加入亞投行一事曾表示，「這是自家人的家務事，自己家裡人可以討論」。夏立言對此回應，「這絕對不是自家人的事情，金立群說法我們堅決不同意；中國大陸喪失可以表現對台灣表現善意的機會」。

夏立言並重申我方立場，我方將根據亞洲開發銀行會員資格去申請加入亞投行，「不符合尊嚴、不符合平等地位，我們寧願不參加」。

此外，由於菲律賓將「推動區域經濟整合」列為本年度優先議題之一，TPP（跨太平洋夥伴協定）、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料將成會議焦點。

對於「我方加入TPP，必須陸方不反對」說法，夏立言表示，TPP的12個會員國，有8個國家2014年最大貿易夥伴是中國，因此中國大陸要阻撓台灣加入並不困難，我方尋求加入TPP並非需要陸方同意，而是我方希望大陸不要阻擾；他強調，「這是一個現實，必須面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