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台灣社會的不公平，我寫了書、發表了文章、到處給演講，但是多著重在分析現狀，對於稅制改革以外的建言，也甚少著墨。現在，就讓我提出一些粗淺看法。

公平其實有兩種意涵，其一是靜態的，看看在任何一個時點的所得分配平均與否。例如2014年如果台灣最高所得的1%人其所得佔社會總所得的百分比過高、或是最高所得5％與最低所得5%的所得比差距過大，那麼我們就說台灣社會靜態的所得分配不太公平。公平的第二種意涵是動態的，其意義是希望父母屬中下階層者，只要其子女夠努力，仍然有很大的機會往上攀升；而富有的父母其子女不長進、不努力的，也該有很大的機會一蹶不振。一個動態公平的社會，不應產生Thomas Piketty所批評的「財富世襲」現象，應該是「富不過數代」的。

靜 態與動態的公平觀概念上是相關的，在租稅制度上也有交互影響。例如累進所得稅有助於壓抑靜態的所得分配不公，同時也使得富人父母得以掖助子女的錢減少，所 以亦有助於促進動態公平。但是單純靠所得稅制度未必足夠改善社會不公，因為所得統計資料顯示，即使所有國家都有累進的所得稅制，誠如WTID（world top income database）資料庫所顯示，各國的高所得者所佔的所得比例還是持續在攀升。當富有者的所得份額變大了，當然他們的影響力也會增加，而澤被後世的機率 也會提高，也就不利於動態公平。正因為如此，Piketty才會認為現有稅制還不夠，建議在現有所得稅制之外，再加課「資本持有稅」。

雖說靜態與動態公平是相關的觀念，你若問我，靜態公平與動態公平何者比較重要？我個人更重視動態公平。為什麼呢？這背後可能有一些個人偏見，但也有些道理。對於何謂公平通常言人人殊，但是以下則是少有的一項客觀證據，呈現出社會大眾對於財富世襲的不以為然。

有 財務學者做過一個有趣的研究：他把Forbes雜誌上所列全球500大企業中的家族企業挑出來，把他們的股價指數做一圖，橫軸是時間，縱軸是股價。學者觀 察各公司家族CEO「暴斃」時，該公司股價是漲是跌，結果發現：大致而言，如果是家族第一代CEO暴斃，公司股價大跌；若是家族第二代CEO暴斃，則股價 大漲。

一家上市公司的股價漲跌，反映了千萬股民對公司的評價，大數法則之下應該是公正的判斷。股價在CEO暴斃時的漲跌，代表千萬股民對暴 斃之人治理公司的評價。前述研究顯示，第一代企業家那種斬荊披靡、開疆拓土的氣勢與魄力，通常不會「遺傳」給含著金湯匙出生、生下來小屁股上就包著LV牌 尿布的第二代。因此富二代對於其所繼承企業的貢獻，乃至於富二代對於社會經濟的貢獻，其實是不被普遍股民接受的。

但是即使千萬股民看不起這第二代的能力，家族企業還是傳給第二代了。這種「沒能力的富二代繼續掌握資源」，相對於許多有能力且努力打拼的中產階級子女之機會受限，當然是不公平。

台灣幾乎是全球老化速度最快的國家，22年前老年人口超過7%，邁入世界衛生組織（WHO）定義的「高齡化社會」，預估2017年老年人口增加到14%，成為高齡社會，再7年後就達20%，成為一個「超高齡社會」。

人口老化帶來諸多社會與家庭問題─老人生活與健康的照料、失能與障礙化。過去的社會與家庭結構，家庭子女較多、平均壽命較短，相對其問題沒有那麼嚴 重。但現在、未來，台灣社會與家庭幾乎都難逃高齡化的考驗。根據衛福部的統計，現在整體人口的失能比率是3.36%，老人人口失能比率則是16.4%，人 數有75.5萬人，到2031年推估失能人數將超過120萬人，其中95萬人是老人。

但台灣長期對長期照護（包括對老人與失能者）的忽視，未能建立良好的長照體系，長照需要的人力不是民眾「自力救濟」，靠家庭成員硬撐，就是倚重外籍 照護。當台灣人口老化速率加快時，長照問題就更嚴重。因此，不論是執政或在野黨，都支持長照的必要性，民調更顯示支持政府推長照的比率都在8成上下。

這麼一個有高度共識、社會支持度高、不涉及任何政治意識與立場的政策，還是花了多年才通過，而且，未來作得好還是壞，仍在未知之數，原因就是：錢。這似乎印證那句：錢不是萬能，但沒錢卻是萬萬不能。

依照長照法規劃，政府必須建立起長照體系，長照保險法草案的規定，則是長照保費分由民眾、雇主、政府三方分擔。這些全部是要錢要人、必須投注資源才 能有所成就的事。民進黨主張編列5年150億元預算，提出加稅提議，要以提高遺贈稅率10個百分點（由現在的10%提到20%），增加0.5個百分點的營 業稅，以此增加的稅收投入長照，國民黨當然拒絕，不願再揹加稅責任。

民進黨稱沒有充份與穩定財源的長照法是空頭支票，有道理。但何以致之？兩黨都有責任，數十年來，兩黨勇於減稅─國民黨固然有大降遺贈稅的污點，民進 黨執政時亦有土增稅減半的「功業」；競發津貼─每次選舉兩黨爭相加碼的戲碼一再重演；怯於加稅─這點國民黨搞不好還比民進黨作得較多；對結構性的改革更是 既無興趣、亦無膽識跨越─年金改革是最明顯的例子。

最後造成的就是台灣的現在的困境：稅收與GDP的比，民國79年的高峰期有20%，之後一路下降，現在只有12.8%，而OECD國家平均值是 26%；法定義務支出逐年攀升，過去都在50%上下，98年升為56%，現在是69%，歲出結構僵化，政府想興辦任何新事務，都面臨無米之炊；中央政府債 務餘額近5.5兆，潛藏債務24兆，每年赤字預算2000億元上下。

這就是台灣現在的狀況─政府負債多、財政陷困境、歲出變僵化、無能再興利。沒有足夠資金、人力、資源投入的長照法，最後效益必定不如預期，最壞情況 就是民進黨說的「空頭支票」；如果長照保險法也實施上路，政府也有法定分擔比率，因此政府預算的法定義務支出又要再增加─越後面執政者，越是發現面對預算 編列時「動彈不得」的困境。

長照法映照出的台灣財政困境，朝野政客可知？可瞭？可有解方？

自然災害應變應防患未然

都市部分，過去一年我參與都市更新條例的修法，討論過程中，往日的都更被批判，是因每個基地都更並非從都市環境改造、都市整體再生、公共利益增加，為設想前提。因此，大家希望今後以公辦都更為主，但公辦都更實際操作不易。未來市政府要大規模更新時，勢必要有更具體、更有魄力的方式，並需要法令修改與補充。現在的都市計畫朝向垂直式規劃，不像過去是平面的，商業區、工業區的分塊。將來食衣住行能否在同一地方、打破傳統土地分區的概念，防災、糧食、水資源循環利用等社區自給自足，對都市的想像變得不一樣。

國土部分，美國環保署依據風險決定施政的優先次序，我們需要大的格局與視野來看待國土規劃及產業、農糧。真正國土規劃應串連山河海，未來水資源是限制條件，不僅水災的風險，旱災也是很大問題，近期與余紀忠文教基金會積極規劃抗旱的國土規劃討論。提到能源，能源永續之於氣候變遷非常重要，氣候變遷是所有國家的責任，消費端的管理、智慧節能配套等設計至為重要。最近柯P講核四要認賠殺出，二○一二年我就講過。

政院統籌與投入至關重要

最後，地方政府願意承擔、面對問題非常了不起，但行政院扮演什麼角色?行政院是否能認真看待，誰統籌這些問題，行之於什麼平台？各部會認真的程度、投入的資源與長期的規劃，政策方向應該是今後施政考量的重點。

永續發展不僅只有環境、社會公平正義、綠色經濟、可持續發展與文化多樣性，更重要的是Political Sociability，能否把我們今天討論的議題跨過二○一六是我所關切的。地方施政與中央的整合，毫無疑問在二○一六會是一個關卡，如果今天的討論能跨出會議室，讓民眾能關切這個議題，共同思考五年、十年的長期構想，將來不管是誰執政，才能把台灣真正打造一個對抗各種災害的國家。

為什麼稱之為「原子彈」，主要原因就是這會影響台灣在東亞經濟分工體系中的地位。從1960年代以後直至1980年代，這個體系的特色是「三角貿 易」，也就是日本將主要原材料、原零件出口到台灣（及南韓），由台韓將這些材料組裝或加工為消費品，再將這些消費品出口至美國及歐洲，構成一個三角形，亦 即日本→台韓→美歐。

從1980年代以後，隨著大陸改革開放、製造業的興起後，這個型態開始產生變化；到了2000年，大陸加入WTO，新型態更加確立：由「三角貿易」 轉變成「四角貿易」，亦即日本→台韓→中國大陸→美歐。也就是說，日本仍然供應高階零件與材料到台灣及南韓，台韓製成半成品，並將其出口至中國大陸，由大 陸做最後的組裝或加工，然後到美國及歐洲。

在三角貿易關係中，美國是台灣（及南韓）的最大出口市場；變成四角貿易後，中國大陸成為台灣（及南韓）的最大出口市場，而美國及歐洲成為中國大陸的最大出口市場。這是經濟力量運作的結果，並非任何個人、黨派，或是政治力量所造成。

事實上，在四角貿易關係中占最大數量的，是歐美品牌廠商產品的製造，包括Apple的手機、HP和DELL的電腦、Levis（美國）、 UNIQLO（日本）、ZARA（西班牙）的成衣…等。這些品牌的總部都在先進國家，而總部決定四角貿易的型態，其主要考量是此種分工型態可讓成本最低、 利潤最大。

但此種分工型態並非靜態，而是動態的。三角貿易與四角貿易都存在很長一段時間，但在供應鏈的每一個角色都必須不斷追求進步、追求效率，才能留在供應 鏈中。這是一場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激烈商業戰爭。而在這一場商業戰爭中，自由貿易協定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性因素，尤其台灣與南韓，兩國出口的主要品項 有三分之二以上重覆，兩國的產品精緻度也是相當，如果一個享有最大出口市場的免關稅，另外一個沒有，其後果不難想像。

台灣與南韓競爭的產業不勝枚舉，包含但不限於紡織、人造纖維、石化、機械、鋼鐵、面板、汽車零件，目前台韓這些產業最大出口市場皆為中國大陸。南韓 與中國大陸簽訂FTA之後，台灣出口這些產品至大陸依舊需要課關稅，但南韓則無需課稅，不難想像這對台灣這些製造業會帶來多大的衝擊。例如台灣出口至大陸 的工具機，其關稅接近10%，至於石化產品，其關稅將近6%左右，未來韓國免關稅，在商業競爭上，這將使台灣處於非常不利的位置。

面對這種型態，企業主當然也會受到影響，但資本無國界，企業主考量台灣無法與韓國競爭，可選擇把生產移至海外，例如遷到人力較中國大陸便宜，且又將 與中國大陸簽訂FTA的東協。可悲的是，企業主可以自由移動，勞工卻無法自由移動，上述提及的各產業從業人員的生活家計皆會受到影響。台灣非屬食品或電子 通訊業的製造業，從業人數約160萬人，佔全體製造業的62%。這些人如果以一家四口計算，受影響產業的就業及其依賴人口高達640萬人。即使受影響不代 表失業，也會代表需求的降低，導致薪資難於成長。

各位讀者，這不是「原子彈」是什麼？

服貿協議、自由經濟示範區條例以及兩岸監督條例，分別在立法院躺了好幾個月都毫無進展，而毫無進展的理由本來就是因為民進黨一再阻擾立法程序，這不叫杯葛叫什麼？

更何況，反對黨杯葛執政黨，乃天經地義，有什麼好避諱？但杯葛是手段，並非目的；杯葛的目的是促進國家利益，而非政黨利益，政黨利益凌駕國家利益的杯葛，當然該受譴責。

馬政府簽署兩岸協議罔顧正當程序，雖然犯錯在前；但民進黨罔顧國家利益無限制杯葛立法，卻是犯錯在後。兩個政黨犯錯，倒楣的卻是跟兩岸協議與法案息息相關的無辜業者，這不叫政黨惡鬥叫什麼？

政黨惡鬥造成政治極端化，極端化的政治導致國家治理失靈，這是政治學基本常識；美國今天如此，台灣現在亦然。

美國政治學者繆海德(Russell Muirhead)最近出版了一本新書《極端化年代裡的政黨承諾》，其中有這樣一段話：「現在的政黨不祇經常反對對方，更經常仇恨對方」，這句話用來形容美國與台灣政治，都很貼切傳神。

但繆海德並不是「反黨派意識」的學者。他認為美國政治之所以受到「黨派意識的威脅」，乃是因為政黨把「分歧」上綱到「分裂」，把「打敗對方」置於「傾聽對方」之上，而且不瞭解「政治社群追求的目標，並不是意識型態的共識，而是如何化解分歧的協議」，更忘了他們負有「追求共同福祉可能性」的責任。

也因為如此，小布希雖然矢言要當個「團結者，而非分裂者」的總統，但他任內八年，卻證明他是個不折不扣的分裂者。歐巴馬入主白宮後，也宣示要帶領美國進入「後黨派意識」的年代，但這幾年的美國卻是史上黨派意識最嚴重的時期。

繆海德對美國的描述，當然也適用於台灣。立法院這幾年黨派意識高漲，有目共睹；立法產值低落，也是事實。但黨派意識卻並非國家治理失靈的罪魁禍首，禍首是「沒有共同福祉為目標的黨派意識」，這也是繆海德之所以主張「我們需要的並非少一點的黨派意識，而是好一點的黨派意識」的道理；好一點的黨派意識，一定不會缺少共同福祉(common good)的元素。

以兩岸經貿為例。民進黨與國民黨在立法院進行兩岸相關協議或法案審查時，基於黨派意識而有的政黨鬥爭，雖不可或免，但共同福祉的追求，卻也不可或 忘。比方說，民進黨即使可以無限期杯葛服貿協議，但示範區條例與兩岸監督條例，總可以進行審議程序吧？何必讓它們變成服貿的陪葬祭品？這不是黨派意識作祟 是什麼？

當然，更可笑的是王金平。國會議長的工作，就是推動立法，排除立法障礙，如果他既不能推動，又不能排除，豈不任何人來做都是一樣，何必非他不可？

幾個月前，他就要朝野政黨對法案爭議「再想想，再談談」，現在爭議未解，他還是那句老話「再想想，再談談」，但在想想談談之間，南韓已倏忽超前，無辜業者數千億生意即將泡湯，這樣的國會議長其無責乎？

而且，他放著現有的法案不去推動，不去排除立法障礙，卻突發奇想建議先簽中期收穫清單，這樣的國會議長，舉世唯他一人，連凡事杯葛歐巴馬的眾院議長貝納，大概也會自嘆不如。

美國財政部於十月中公布了最新的國際外匯評估報告，報告中指出：「台灣的央行雖未公布干預匯市的程度，但估計平均每月在十億美元之譜，而且從淨效果來看，央行政策主要是防止新台幣升值。」此一報告雖然支持了台大教授以及許嘉棟長久以來對央行的批評，但 有趣的是，央行對此僅輕描淡寫的說：「不予評論」。由此看來，央行長於「內戰」，卻無意抵禦「外侮」。

另一個與央行有關的是韓國對新經濟政策的考量。今年七月甫就任的韓國內閣，有鑑於其國內近二年經濟成長力道不足，出口成長減緩（甚至衰退），加上出現低通膨現象，所以積極推出約十一兆韓圜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以及規模達二十九兆韓圜的寬鬆貨幣政策。

韓國政府擔心低通膨，是因為其通貨膨脹率已連續二十三個月低於二％。台灣其實不遑多讓，過去二十三個月中只有二個月通貨膨脹率略高於二％。但政府對此低通膨 現象全不以為意，央行更無任何相應政策，這真是世界上的大笑話。而媒體（即使是專業的財經媒體）同樣毫無所感，沒有任何評論。

事實上多數的央行都會針對經濟情勢而有不同的貨幣或利率政策。例如，美國聯準會為了對抗不景氣而推出三次的量化寬鬆；歐洲央行也被要求採取積極措施以避免歐洲再次陷入衰退。與這些央行相比，我們的央行太過消極，不論經濟風雲如何變色，央行一貫文風不動，渾然忘了「協助經濟發展」也是明訂在其組織法的經營目標。

我們央行的被動消極已十多年矣，所以很難寄望它自己翻然悔悟。要想改變這種情況，除了國內學術界更積極（而且不畏打壓）的檢討央行政策，媒體也應有更深刻 的報導與評論。唯有大家願意持續探討我國需要的匯率，利率與貨幣政策，而且形成風氣，央行終將無法迴避。那時央行才會真正開始改變。

首先就高科技產業來看。情勢顯示，現階段陸方最積極也頻頻在媒體曝光的，無疑是聚焦在半導體產業的挖角動 作。例如中國電信龍頭華為，在大陸官方高調宣告要投入6,000億元新台幣扶植半導體產業的導引下，就透過在台灣的總代理訊崴技術，進駐臨近竹科的台元科 學園區，於人力銀行開出數10個IC設計師職缺，除了加碼開出3到5倍的薪資，甚至還願意幫忙支付「競業違約金」。

對 台灣的高科技產業來說，面對大陸同行的挖角攻勢，其實一點都不敢掉以輕心。因為大陸在2008年就曾為了發展自家面板產業，大舉向台灣面板業人才進攻。其 中最著名的案例，就是從奇美電轉戰中國華星光電的陳立宜，竟然在台灣成立挖角辦公室，一口氣帶走超過200名台籍面板菁英，使得台灣面板產業元氣大傷。而 後今年8月間，聯發科也爆出超過10名員工，集體「帶槍出走」到中國競爭對手香港商鑫澤數碼公司的案例。

正因為有這些「前車之鑑」，因此聯發科繼8月間由檢調單位調查這些「帶槍出走」的離職員工是否有妨礙公司營業祕密後。日前又向調查局檢舉前人力資源管理專案副理林碧玉，指控其利用職務，長 期蒐集大批聯發科高階主管、員工人事資料後，在外開設「艾特」管理顧問公司，疑向兩岸多家高科技公司高薪挖角。

刺探營業機密的事例，不只發生在面板、半導體等高科技產業。上周爆發的另一則訊息，顯示有一名來探親的大陸男子，竟然是收了大陸一家茶葉公司的錢，非法到南投茶園當採茶工，全程拍攝台灣茶的種茶、製茶流程，並透過手機即時通訊傳回大陸。

台 灣向來以農業技術為傲，不只製茶、烘焙技術獨到，其他在一般農作、水果、花卉，乃至水產養殖等領域，產品改良與新品種研發，更是不折不扣的「台灣之光」。 從而近年來也一再成為大陸以及越南等地模仿學習乃至剽竊的標的。這其中，固然有由台灣業者主動將產業外移，但類似大陸同行派人前來蒐集種茶、製茶流程技術 的，絕非孤例。譬如連遠在四川西南邊角的攀枝花市，當地農民在引進台灣芒果栽種成功讓山村農民發家致富後，據悉目前在該市已經掀起一股熱潮，標榜台灣多種明星級水果都能在地生產的「台灣農業園區」，正在大展拳腳，引進台灣果種及栽培、行銷技術。長遠來看，不只可能斷了台產水果銷往大陸的生機，甚至那天回銷 台灣也未可知。

綜觀這些案例，客觀顯示在兩岸交流不可逆的大潮下，台灣優良的種籽、先進的技術、高端的人才，在大陸市場廣大、高薪挖角的磁吸效應下，儼然已經匯為一股洪流。這種現象，既可解讀為是提供台灣逐鹿中原的機遇，但同時自然也可能蘊含淘空台灣的風險。並使兩岸的產業從優勢互補、相輔相成，逐漸轉型為既合作又競爭的詭譎賽局。

面對這樣的情勢，台灣方面自然不應該視若無睹或坐以待斃。而若因此轉趨鎖國自閉，台灣還是同樣會 受到內傷。歸納起來，我們認為至少應架構3個層次的防護網。首先是業者對離職員工可建構競業禁止條款，多少可收嚇阻技術或營業機密流失之效。其次，政府的 法規制度自然有檢討改進予以完善化的空間，以收保障產業智財權及制裁不當剽竊之效。但最根本的，也許要致力透過不斷地研發、創新，造就永遠領先的局面。誠 能如是，當大陸標榜模仿台灣時，不也就是印證台灣正是一個經得起檢驗的領導品牌了。

今年7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示警：目前許多國家的房價遠高於其歷史平均水準，不僅有泡沫危機，更不利都市長期發展和產業競爭力，已成為全球經濟穩定的最大威脅之一。

全球高房價問題，究竟有多嚴重？

國 際顧問公司麥肯錫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10月最新出爐的研究報告顯示，如今全球已有高達3.3億戶家庭，無法「合理負擔」城市中的居住成本，成為都市中的新貧族。這個數字 在2025年更會增加到4.4億，等於全球都市總人口的三分之一。

麥肯錫綜合各國研究，定義的「合理居住成本」，是不論租屋或買房，每年每 戶家庭固定花在住宅上的開銷，不超過年所得的三成至四成。因為「一旦（固定住屋開銷）超過這個比例，都市居民勢必要犧牲日常生活中的食、衣、醫療、交通等 基本消費，更遑論將多餘的錢用來理財，或投資下一代教育，」報告撰寫者之一詹•米斯基（Jan Mischke）說，「這會大幅降低都市居民在經濟和社會階級向上攀升的可能性，也不利於整個城市的永續發展。」

昨天政院發布訊息指出，薛琦是蕭萬長前副總統擔任經建會主委期間，所延攬的經建會副主委；六十六歲的薛琦，證交所董座任期原將於今年六月到期，財政部前部長李述德接掌證交所呼聲最高；薛琦轉任政委，李述德不無可能提前接證交所董座。

政院表示，薛琦是美國Case Western Reserve大學博士，學術及實務經驗俱豐，曾任台大經濟系主任、中央大學管理學院院長，並曾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與優等獎助；實務方面，薛琦曾任台灣金融研訓院長、經建會副主委、ＡＰＥＣ經濟委員會副主席等職。

政院指出，薛琦負責推動亞太營運中心，是推動台灣貿易自由化與國際化的重要推手；除了經濟長才，更是國際談判專家，曾於一九九四至九九年間擔任我國加入ＷＴＯ服務業貿易談判的主談人，是目前檯面上少見富有實務經驗的貿易談判專家。

國內證券界亦普遍肯定薛琦任內對台灣股市的貢獻。在證交所同仁眼中，薛琦是「對目標訂定清楚、要求嚴謹，但非公務時間卻又頗具親和力的上司」。在國內證券界者眼中，薛琦2008年接掌證交所，這5年來，台灣股市最大的特點是，台股確實較以往更加國際化。

薛琦接任證交所董事長以來，打開台商回台上市大門，包括推動台灣存託憑證（TDR）第二上市曾掀起熱潮，也讓台商海外企業回台掛牌。儘管初上路時監理、交易機制都被批評，也有待磨合，總算踏出開放的第一步。薛琦常主動率證交所遠赴海內外招商，風塵僕僕不斷舉辦法人說明會。連隨團主管說，薛琦體力如年輕人，他親自到國外與海外公司負責人洽談，成為台商回台上市的發酵劑。

政院表示，薛琦具有宏觀視野與國際觀，對於國內經濟事務、國際政治經濟情勢都有深入掌握。

薛琦表示，接任新職後，最大希望就是要再度和過去一起共事過的夥伴打拚，重新找回、建立台灣的經濟活力。

但他最關心的，應是讓台灣資本市場國際化，他心中也還有打造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的夢想。他有著自由派經濟學者的個性，主張開放、國際化是他的基調，有時卻會衝撞既有法規，常引起主管機關「關切」。未來他出任財經政委後，他的理念將更能有所發揮。

薛琦的財經觀點：(聯合報記者鄒秀明整理)

經濟示範區：是推進自由化的方法之一，但自由化是一種價值取向，核心是面對開放與鬆綁。

競爭力：一定要在充分競爭的市場中較勁，這要靠市場的「自由開放」。

「有感」經濟：感受有好也有壞，通常好的感受往往一晃就過；但壞的感受卻會銘記在心。

台灣如何擺脫經濟困境：不只是鬆綁外來資金的限制，鬆綁對自己的限制更是重中之重的事。

行政院通過公債法修正案，調整未來中央地方政府舉債空間，引起地方政府反彈。

政府債台高築，中央加地方的債務已超過五兆，再加上六大基金潛藏性的財務缺口，台灣的國債已超過廿多兆，平均每位國民要背負九十多萬的債務。再不思改進，台灣很可能會步上希臘的後塵成為國際破產一族。

對大部分官員，不論中央或地方，沒錢借錢彷彿是件天經地義的事，更有很多官員只為了討好選民或彰顯個人政績，不論建設本身是否符合經濟效益，都先借錢做了再說，這也造就許多「蚊子館」。至於還款計畫卻往往不切實際，甚至過度樂觀，一旦無法清償，只得再舉債還債，以致債務越滾越大，最後由全民埋單。這麼不負責任的行為，卻未受到全民嚴格批判。

現在不但很多縣市首長將借錢當成了必然，不去考量要如何還款，中央也無事後的監督查核機制，還是撥款，助長了以債養債的歪風，也讓國家財政持續惡化。

各級政府不是不可以舉債，而是要先評估有無還債的能力，同時更應審慎評估舉債之目的。就像現在各縣市都在喊窮，但是為了跨年晚會輸人不輸陣，紛紛砸大錢舉辦。這樣的舉債有何意義可言。即便是攸關民生、非做不可的建設，也應詳細評估整個財務規劃，看是否有能力負擔。真正要做，也要以「從儉」為最高原則，將錢花在刀口上。

同時，我們在評估或選舉任何中央或地方官員時，都應該考量其是否具備「收支平衡」及「控制預算」能力。對於好大喜功，亂用公帑的首長或政黨，就應該用選票來制裁。也盼望行政立法機構能儘速完成一套完善的公債舉債法，嚴格把關，減緩債務的增長。同時積極開源節流，推動政府再造，提升行政效能，撙節預算，使台灣早日脫離巨額國債陰影，也讓後世子孫免除背債惡運。

(刊登於 2012.11.28. 聯合報民意論壇)

台灣各種退休保險制碰到的問題，其實也是世界各民主國家都會碰到的問題。這種含有濃厚福利味道的退休金保險制，都不會是「真正的保險制」，其制度多是「pay as you go（隨收隨付制）」；一旦上路運行，合乎資格者並不需要繳交全部應繳的保費，就可開始領取年金；而在政客討好選民心態下，一定是壓低費率、提高領取的年金。開始時皆大歡喜，但運作幾年下來，財務一定出問題。最後面對的只有幾個選擇：不是拿政府預算去貼補退休基金，就是提高費率、降低年金給付，同時對給付條件開始緊縮。

台灣的情況就是如此。當初在規畫勞保年金化制度時，設定的所得替代率為一．一％，行政院加碼到一．三％，立法院最後再加碼到一．五五％。如果以投保三十年乘上這個數字，等於是開始時的所得替代率不到三○％，但到立法院協商時，全部版本都在三九％以上，最後通過的所得替代率高達四六％。勞工退休金年金化後只有三年，就發現財務黑洞日增。其它退撫基金、公保基金，也潛藏同樣的問題。

坦白說，基於政治與社會因素考量，這些退休基金不可能倒閉，最後一定由政府挹注資金、同時提高費率、降低給付，渡過難關。這就如同「龐式騙局」，先到者領的錢是由後加入者支付，但實質上基金本身的收益並無法支撐，最終難以為繼，只能宣布破產；後進者繳交的錢全部付諸東流。但政府不能讓其倒閉，最後只有讓後來的納稅人與繳交保費者替領年金的「前人」埋單。如政府不能盡快調整，不同世代間的不公平將益發嚴重；這是惡質的「世代掠奪」。

現行退休制有世代間的不公平，不同族群也存在不公平。勞工退休金所得替代率，目前數字是四六％，這是根據投保薪資計，如以實際薪資計，只有二七％；但軍公教則有九○％以上，甚至有超過一○○％者；雖然公保體系經過改革，但所設定所得替代率仍在八○％以上。反觀國外，號稱「富國俱樂部」的ＯＥＣＤ國家（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平均所得替代率五八％；個別國家，日本三四％、英國三一％、德國四○％、法國五一％、韓國六七％，差堪與台灣公務員比擬者只有希臘：九三％。

這些數據顯示，軍公教體系所得替代率太高，相較下，九百萬勞工的所得替代率則太低，這是不同族群間嚴重不公與不義；而與國外相較，這個數字也已高得離譜、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要能繼續維持，只有靠國庫持續撥補，上半年國庫就撥補公保七十三億，每年單是所謂的「十八趴」，就要耗費七、八百億元，而這又進一步造成更嚴重的不公，難怪勞工團體要痛批政府厚此薄彼。政府不立刻改革，降低給付、緊縮條件、提升費率，則不僅加深不同族群間對立、矛盾，更為已拉警報的政府財政帶來更沉重負擔。

立委提案修法，希望明訂政府要對勞保基金負最終支付責任，這是鋸箭法，不宜採用；此法表面上解決問題，實際上只是把問題延後，而且是丟給國庫──也就是全體納稅人；這種作法必然同時帶來「道德風險」，勞保基金不必再設法升費率、降給付，反正最後都有國庫埋單。但如政府不斷拿納稅人的錢，給予公務員全球最佳的退休給付，政府又有什麼正當理由不為勞保體系作「最終支付」？

歐債危機後，歐洲各國幾乎都開始緊縮退休金給付條件，由此可知，改革愈早、陣痛越少。政府該全面改革各退休金制，全部都升費率、降所得替代率，特別是過份優渥的公務員退休給付，更該盡速改革，別讓台灣變成第二個希臘。

如何提振台灣經濟，中央研究院院士、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今天建議政府，應考慮擴大公共投資與促進觀光的內需。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上午舉辦「經濟研究所五十週年慶」，並邀請劉遵義專題演講。

劉遵義分析，中國大陸因本身有大的內需市場，對出口依賴較低，出口占國內生產毛額（GDP）約25%，大陸出口增加值不高，很多是來料加工，對GDP貢獻不是太大，但台灣出口占GDP達70%。

他表示，台灣對大陸出口依賴度高，這不是問題，因為很多產品都不是針對大陸內需，而是加工後再出口至歐美，這也是為什麼歐美需求不大時，台灣對中國大陸出口下降。

劉遵義認為，台灣應該針對大陸內需，像旺旺和康師傅等企業靠的是大陸內需。

至於如何提振國內經濟，劉遵義認為，現在經濟狀況沒有比金融海嘯期間壞，而是處在「沒有太大下滑、也沒有太好」狀態，他建議政府可趁這段期間多進行公共投資。

劉遵義指出，雖然經濟不會很快復甦，但如果可以推動一些大型公共建設投資，會改變大家的「預期心理」，因為「預期」是影響經濟的一項很大因素。

他進一步指出，如果大家預期明年經濟不好，而不消費、不投資，就會「自我實現」，經濟會真的變得不好。因此，要改善大家的預期，如有大型公共投資，進一步開放陸客來台旅遊，「經濟自然好轉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