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情勢一日壞似一日，幾乎每日出現的新消息都是壞消息。

舉其犖犖大者：第二季GDP成長率負百分之零點一八，居十二個亞洲主要國家之末；八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直竄百分之三點四二，創四年新高；卅九歲以下青年平均薪資大幅倒退，如果計入同期間逾百分之十的物價升幅，可能還比不上廿年前；失業率大幅上升到百分之四點三以上，無薪假人數再度回升，而預估第四季對人才的需求比去年同期減少逾百分之四。

其中每一項都直接傷及國計民生，同時出現，即使是金融海嘯初爆發的衝擊都無與倫比。何況，從種種跡象看來，這只是危機的初升段，其後還將每下愈況。由此觀之，此是半世紀來台灣經濟遭逢的最大危機。

馬總統與政府官員何幸，竟能在此超大危機爆發且持續惡化之際，主掌國家政事。所謂板蕩識忠臣、亂世出英雄，正是面對如此空前危機，身當重任者方能使出渾身解數、立下不世功勛。

倘能化險為夷、轉危為安，甚至乘機為台灣人民開出新局，更將成為人民心目中偉大的救星。反之，如果面對燃眉危機，卻惶惑失措，甚至連何以致之都茫無頭緒，坐令危機擴大、蒼生荼毒，則罪孽深重。

此時此刻，寸陰寸金，必須把握每一分每一秒及時搶救。搶救的第一步，就是釐清致禍之因，然後立刻對症下藥、展開行動，使災情緩和，進而設法化解，乃至創造新機。

但這些迫不及待的緊急任務，該由誰來承擔？不容諱言，此危機幾與馬政府的成立，亦步亦趨；固然非其所招致，但四年來不知不覺，迄無有效對策化解，顯見目前的執政團隊，無法承擔此一重任。然而危機緊迫，又不能好整以暇地另請高明，只能拿出非常手段搶救燃眉之急。

古今中外 ，忽然發生緊急危機，應變之道，就是設置一個緊急應變小組，直接承最高領導者的指揮，凌駕既有行政體系，採取各種斷然措施。我們此刻完全符合此一要件，因而也只有在馬總統之下，成立一個經濟振興小組，力邀學有專精復能高瞻遠矚、深諳處變之道的專業人士，在充分授以「尚方寶劍」臨時處置權之下，迅速釐清危機成因、研思搶救策略、擬定執行方法，劍及履及雷厲風行地展開搶救行動。

如果小組所邀得人，成員精悍有力，其對策深中肯綮，又能獲充分授權、全力推行，則成立小組本身，即能回應萬民的期待、安撫焦慮之情；一俟精準行動一一實施，情勢即可幡然扭轉，快速緩解。若小組格局夠大、眼界夠寬，當能清楚見到台灣目前正具備的種種契機，全力掌握、去腐生新，危機必能一轉而為發展的新機，讓台灣經濟脫胎換骨，展現出全新的風貌。夫能如是，則半世紀以來最險峻的危機，反倒是天賜良機。

是危機摧殘二千三百萬子民，還是良機再開新局，就在一念之間！

（作者為經濟評論者）

矢言力拚有感經濟的行政院長陳冲，掌政七個月以來，首度親率四大財經首長舉行正式記者會，宣示決心搶救台灣經濟，端出以五大方針策略為骨幹的「經濟動能推升方案」，冀能拉抬台灣經濟成長一到一.六個百分點，促進民間投資一兆元，並創造一萬個就業機會，引起舉國注視。

綜觀這次行政院提出的經濟動能推升方案，是以調整產業結構推動產業創新、促進投資推動建設、促進開拓出口市場、調節供需強化產業人才培訓、提升精進各級政府效能等五大方針策略作為主軸，並由各相關部會須在九月底前提出具體行動計畫；十一月由經建會公布「自由經濟示範區」，開放多元產業進駐，以作為連結泛太平洋夥伴關係（TPP）的先行先試示範區，以讓產業投資有一個規制法令俱無障礙的環境，尤其提供更寬鬆的土地、勞動、資本條件，並全力降低對陸資及僑外投資限制，台商返國投資則予外勞鬆綁，營造有利條件，提升企業投資動能。

就行政院所提之整體經濟動能推升方案的本質來看，這是一個典型以「中長期經濟體質改進，增強台灣產業因應景氣循環能力，且兼顧促進經濟投資及振興出口」的院級方案，須俟一定期程時日之後，乃得以實現相關排除障礙，如降低對僑外陸資投資限制，適度放寬外勞比例，建立引進外籍白領的良好環境；針對產業人力素質，亦須俟一定期程時日之後，才能培養出一批兼具學歷及實務能力的「學士黑手大軍」，以資支撐產業升級之需。其中，特別針對台商回台投資，在協助土地及勞力、增加本國就業機會的原則下，以更彈性的機制處置外勞核配數量與價格。

這樣的規畫，與陳院長原定位為「力拚有感經濟」之政策目標，頗有相違。既然設定要能作出有感經濟，就應該更加直接針對當前經濟困頓、國民無感的社會情境，大作為大規模地聚焦激勵措施與政策，才有可能在最短期間內，產生立即振作社會活力、振興經濟競爭力的大作用。

但整個經濟動能提升方案看起來，卻更像是中長程改善國家產業經濟體質及啟動政府行政效能的規畫方案，老實講，這樣的政策方案恐怕難以立即支應整個大環境之挑戰與社會高升之期待。

這次方案，除了「行政鬆綁」，真正可用以力拚有感經濟的政府公共支出，為數極為淺少，綜計總支出不到一二○○億元，占台灣ＧＤＰ比重不到千分之五，這與國際間面對重大經濟危機或經濟社會嚴重困頓之際，各國政府例皆提出為數最起碼是ＧＤＰ的一％到三％之公共支出，用以即時刺激經濟的作法，落差甚大。

南韓的近例，應該是值得參考的：為搶救經濟危局，二○一二年六月底才祭出第一波總規模八.五兆韓圜（約合七十五.三五億美元）的振興方案；惟鑒於歐債危機久拖、經濟疲軟，九月十日南韓政府又發動新一波總規模五.九兆韓圜（五十二.三億美元）的減稅振興消費方案；南韓在短短三個月內連續推出的這兩波公共行動措施，合計政府投入總金額已達全年ＧＤＰ的一.三％，但南韓經濟學家們還是認為劑量不足；因此，中央銀行還預備要在九月十三日降息一碼，提供拉抬經濟的額外助力。南韓政府連續兩波振興方案，投入的比台灣更大更強，但對於能帶動經濟成長貢獻率的預估，卻又比台灣要保守得多。

換句話說，若是台灣要借鏡今天美國歐巴馬、南韓李明博搶救經濟的規模作法，或者至少應該提出五○○○億元以上規模的振興方案才夠有勁。

但以目前行政院所提之方案，實在看不到政府真正要力拚有感經濟的果決膽識與雄心魄力。正由於陳內閣所端出的牛肉太嫌單薄，而且多數是老調重彈而頗失勁道，以致社會各界，乃至資本交易市場，都報以「鼓舞作用有限」回應；外界提出執行力是關鍵云云，意在言外的，似也是一份失望的心情；畢竟，政府哪個振興方案不需要執行力？執行力是基本條件。面對日益惡化的經濟衰頹情勢，台灣的確有必要借鏡南韓搶救經濟的強烈、積極作法，甚至不惜進一步祭出第二波更強有力的即期作為，才真能拚出台灣的有感經濟。

馬政府，請帶勁兒點！

財政部公布的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資料顯示，八月出口年增率負4.2％，連續六個月衰退，今年一至八月負成長5.6％。財政部表示：「即使下個月有望回穩轉正成長，但全年出口負成長已成定局」。對於台灣出口出現負成長，固然可以歸咎於歐債危機和全球景氣低迷，但是台灣出口產品競爭力下降，恐怕是政府更應重視的一大警訊。

基本上，歐債危機導致國際貿易成長減弱，必然影響各個主要出口國的出口成長空間。但是，近年來台灣的出口成長擴張能力落後於其他國家，卻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以2011年為例，台灣出口貿易年成長率為12.26％，在亞洲區域不但低於韓國（成長19.00％）和新加坡（成長16.52％），與美國（成長15.83％）、歐洲的德國（成長16.80％）、法國（成長15.51％）等先進國家相較，出口成長擴張能力早已明顯相形見絀。如今，今年前8月台灣出口表現在亞洲主要國家中表現最差，不僅不如南韓的負1.5％，也輸給日本、新加坡、中國和美國等，尤其敲響台灣競爭力的警鐘。

就出口地區結構觀察，今年8月份台灣對歐盟（27國）出口減少17.7％、對美國出口下滑8.4％、對中國大陸（含香港）出口縮減5.7％，固然顯示台灣受到歐債危機直接之衝擊仍最大，亦影響我對歐美出口成長，同時也間接拖累我對中國大陸出口衰減。但是下列趨勢卻值得重視：

第一，原本台灣出口產品在美國和歐盟的進口市場占有率，就明顯落後於日本、韓國、中國大陸等亞洲區域主要出口國家，如今歐韓、美韓FTA生效，開始分階段降低出口稅率，已經使得我國產品在歐美進口市場競爭條件惡化，直接衝擊台灣產品價格競爭力，使台灣廠商在歐美市場的經營條件更為惡化。

第二，就大陸市場而言，過去政府一向將台灣出口至中國大陸之比重逐年下降（今年1至7月台灣出口至中國大陸佔總出口比重為26.7％，較去年同期28％減少1.3個百分點），解釋為「出口市場正朝多元化方向邁進，避免過於依賴中國大陸」。事實上，這種似是而非的說法，乃是對於台北產品在大陸市場之競爭力狀況，陷入錯誤的判斷而不自知。

應該注意的是，台灣產品在大陸市場的占有率逐漸被韓國取代，是一個長期持續存在的現象。2001年台灣和韓國在大陸的進口占有率分別為11.23％和9.61％，但是到2011年該數字則分別降為7.2％（成長率為8％）和9.3％（成長率為17.1％）；2012年1至7月韓國在大陸的進口占有率降為8.7％（成長率為負2.1％），但台灣則更大幅下降至6.7％（成長率為負8.9％）。除了對大陸出口衰退幅度大於南韓之外，與南韓在大陸市場占有率也持續維持兩個百分點左右的差距，也顯示ECFA早期收穫清單的實施並未能扭轉台韓產品在大陸市場占有率消長，而未來若中韓自貿協定生效，台灣產業如何自處，尤其令人擔心。

第三，台灣對中國大陸出口縮減，也凸顯出兩岸產業已經由垂直分工變成相互競爭的狀況。因為台灣對中國大陸出口產品有高達87%產品屬於中間產品，如今隨著中國大陸國內產業升級發展，大陸自身產業之中間原物料和機器設備進口替代能力增強，進口需求持續下降，已經開始衝擊台灣產業之生產與出口。

以面板為例，中國大陸除了扶持本土面板廠提高自給率之外，於今年四月間上調進口關稅，將促使全球面板業向中國大陸轉移，大陸平板產業鏈逐漸完成，自然衝擊台灣出口。尤其甚者，依中國大陸「十二五規劃」，中國到2015年末內銷彩電的面板自給率將達到八成，尤其將限縮台灣面板業的發展空間，情勢越來越不利。

對於出口衰退，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繼「出口龍騰計畫」之後，再次推出「出口振興之策略與作法」，密集推動「貿易尖兵」、「海外據點展觸角」、「客製化找買主」、 「擴大外商來台採購」、「加碼補助10大出口產業公協會拓展外銷」及「全力推廣消費財出口」等措施，這些努力無疑對於帶動國外買主與台灣建立採購關係，具有正面意義。但是，正如台灣以手機為主的資通訊產品因在歐美市場遭遇三星及蘋果手機雙面夾擊，以及深陷智財權專利戰的困境一樣，若無法因應消費者行為與市場需求趨勢，重新創造台灣產品在全球市場與供應鏈體系的「地位」與「新優勢」，光靠短期性的出口振興作法，將難以扭轉出口衰退趨勢。

對此我們認為，政府主管單位有必要建立協助產業創新加值，及鼓勵企業在台灣發展新供應鏈的政策支援機制，協助各產業開發高值化的商業模式與投資機會，致力於協助各產業提升設計力；此外，並應建構開放性的創新平台，提供中小企業創新加值所需的軟體或共通技術。經由這些努力，才有可能開創嶄新的競爭優勢。

歐債危機遲未解決，美國經濟復甦緩慢，歐美二大經濟體的經濟表現不佳，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也明顯降溫，台灣經濟長期仰賴出口，國際經濟體的成長趨勢，勢必衝擊台灣經濟表現。

閣揆陳冲自8月起親自主持5場「財經議題研商會議」，邀集工商團體及各界代表聽取建言，昨公布「經濟動能推升方案」，宣示政府將從「推動產業多元創新」、「促進輸出拓展市場」、「強化產業人才培訓」、「促進投資推動建設」及「精進各級政府效能」等5大政策方針，推動提升台灣經濟體質與發展。

行政院政務委員管中閔表示，這些方案一旦實施，估計明年起每年GDP至少增加1至1.6個百分點。經濟動能推升方案訂出3項具體目標，外商投資2013年為新台幣335億元、2014年440億元；台商回台投資每年目標500億元。促進民間投資每年目標新台幣1兆元起。

在當前國內外經濟情勢不確定下，每年GDP增加1到1.6個百分點目標值能否達到?政府執行力也是目標能否達成的關鍵。以導引壽險資金投入公共建設為例，這政策早已喊多年，到目前為止，仍停留在相關法規檢討階段，未見具體個案。壽險業者與金管會、工程會開會未見到具體進展，壽險業者私下抱怨，究竟有那些公共建設需要資金，需要壽險業投入，應是政府急迫主動，但壽險公會似乎比政府相關單位推動公共建設要積極。

提振投資，相關部會間的溝通協調也很重要，方向一致、同心協力，政策才能有效落實。以3K產業外勞核配比率的檢討調整；新增重大投資案的外勞進用彈性問題；及附加就業安定費的額度，增額後核配比率最高40%等3大爭議為例，經建會與勞委會至今還是各有立場。

原預定9月中召開的跨國勞動力政策協商諮詢小組，延至9月底舉行。政策在推動過程中，各部會有不同主張應屬正常，但若堅持己見，各擁立場，再好的政策也出不來。

當然陳冲也強調，我國作法不像南韓、美國，採用降稅、降息來提振經濟，政府主力放在經濟成長元素，產業、輸出、投資、政府等都是「點火引擎」，以提升GDP為經濟發展重點，又說：相關部會將9月底前會完成行動計畫。

昨天僅提出方針與綱要，9月各部會將提行動計畫內容，能讓民眾真正「有感」。

誠如工商團體代表所言，當務之急就是要有成功案例激勵人心，不論是具體個案或立即措施，須有具體內涵，不是目標或口號。

作者為政大社會科學院長

據最新的亞洲政經風險報告，今年台灣第二季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為負百分之零點一八，在亞洲十二個主要已開發或開發中國家中敬陪末座。對長期來飽受高失業率、低薪資困境的台灣經濟無疑是雪上加霜。解決之道顯然不在短期的刺激政策，需要的是調整結構以長期創造新興產業的有效勞動需求，乃能盡其功。

台灣已走過工業化與去工業化過程，進入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知識經濟體。過去靠不斷吸引國內外投資的實體資本累積與刺激製造業產品出口，做為成長引擎的高成長世代已經結束，未來是靠知識與人力資本累積來追求高附加價值產出和服務出口的時代。知識創新將是關鍵，而如何利用製造業優勢結合服務業特色，進行結構轉型實攸關成敗。主要的發展方向應依以下兩大主軸：

一、製造業服務化：增加服務創新對製造業產品的升值，具體表現在科技與生活的結合提供多功能的服務加值，如雲端服務、網路社群、網路消費、APP商店、智慧型手機與全方位的終端顧客服務，強調的是服務的內涵而非產品本身。

二、服務業科技化：應用資訊科技來提昇服務業的附加價值和生產力，如傳統服務業的科技化，多重服務業的跨業結合（如觀光、文創與醫療、教育與文化輸出），遠端或科技化的服務等。

這樣的發展方式除要有客觀環境配合，如台灣已有完備的製造業基礎，優雅的人文素質，優秀且靈活的高技能人才，但更需要新的思維、新的經營模式與廣闊的創造力，整合多元資源的能力，當然還要有政府前瞻性規劃與配套政策。台灣不是沒有機會，但機會只給準備好的人，我們的政府與民間部門準備好了嗎？

台灣經濟自二○○○年以來即陷入困境，經濟成長率減半，失業率加倍，而實質平均薪資則停滯不前。今年二○一二的經濟成長率將破二％，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一九七○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台灣不但沒有從此陷入長期衰退，而是成功轉型，由先發展重化工業，推行十大基礎建設；和而後一九八○年代發展電子產業，第二次工業化使台灣脫胎換骨並奠定以高科技產業為主的製造業體系。惟二○○○年後在全球化和區域經濟合作的蓬勃發展下，卻出現網路科技泡沫和全球金融風暴，及其後的歐債危機。前者重創科技產業和新經濟體系，後者由金融市場泡沫導致財富縮水引發實體經濟的全面衰退。其中尤以出口為導向的亞洲經濟受創也最重。

投資不振再加出口嚴重衰退，台灣二○○一年和二○○九年經濟成長率分別降為負二．二％和負一．八％，為台灣戰後唯有的二次經濟負成長，過去引以為傲的光環頓然失色。

國際經濟環境雖然不利，但不是沒有機會，亞洲需要逐步發展成能自給自足的內需市場，以降低對歐美市場的依賴。中國大陸的「十二五規畫」強調以轉變發展方式為核心，即明顯的展現這種企圖心。台灣和中國大陸簽署ＥＣＦＡ與積極尋求和其他周邊國家的FTA，並盡快的融入東亞ASEAN Plus的經濟整合過程，都是因應外在環境變化的正面策略思考。而產業合作、產品標準、品牌創新更是此次區域經濟整合的核心內涵，也是突破傳統代工低利潤的OEM商業模式的必要途徑。

如果一九六○年代為台灣工業化一．○，而一九八○年代為工業化二．○，則無疑的二○一○年代為進入工業化三．○時代，台灣不能在這一波的區域經濟整合中缺席。台灣已是一以服務業為導向的先進經濟體，製造業占ＧＤＰ的七○％，故未來經濟發展的命脈當然在服務業，如何調整服務業結構升級更是關鍵。十幾年來台灣的服務業生產力低落，人均的附加價值低是造成當今台灣經濟發展遲滯的主因。

不同於製造業生產有形的財貨，服務業提供的乃是無形的勞務，重質不重量，服務品質很難標準化，更強調的是差異化和客製化以滿足不同的服務需求，故牽涉的專業是多元而複雜的非編碼式（non-codified）知識。傳統服務業經常被視為非貿易財，但在知識經濟的時代，全球化下服務的出口愈來愈為重要，也常被視為創意經濟的重要指標。

現代化的服務業包括觀光、休閒娛樂、餐飲住宿、醫療保健、教育、生產性服務業如技術諮詢、通路與物流等。這些現代化服務業不但附加價值高，可發展成為具國際面向的服務出口產業，不僅有跨產業的外溢關聯效果，更是創造就業的泉源。因此如何培育和創造現代化服務產業的需求，將是促進台灣經濟發展、創造就業和提高薪資的不二法門，惟切忌以製造業的思維來規畫未來的產業發展政策。

如觀光產業實結合地理、歷史、文化和休閒娛樂，乃至美食餐宿，當然也包括交通運輸和公共建設等，涵蓋很多的跨產業外溢利得。但自由市場價格競爭或利用資訊不對稱下，占消費者便宜的只求短利的欺詐行為，反而會帶來不可逆轉的災難。今年陸客來台觀光預估可達二○○萬人次，約占總觀光人次的三分之一。短期固然可利用陸客來振興我觀光產業，但長期仍要以吸引國際觀光為目標才能永續發展。更切記過度依賴陸客市場反以壓低價格和降低服務品質為競爭手段等短利行為，而競相開發對景觀的破壞更是一去不復還，政府事先周延的規畫與法規管制確有必要。

新興產業創造的勞動需求也必須要有適宜可用的勞動供給配合。高等教育的經營必須要有自己的發展特色，培育不同技能且具有國際觀的人才，才能符合創新經濟體系的人才需求。面對國內外的經濟環境瞬息萬變，台灣此刻需要的是有遠見的政治人物，擘畫發展願景，有效率的執政團隊，規畫周延的政策和講求有效的執行力，才能帶領台灣走出陰霾，再創經濟榮景。

（作者為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暨經濟系特聘教授）

最近冒出來「青貧族」這個名詞，因為整個青年世代都有落入貧窮族群的風險。根據主計處最新的資料，台灣未滿30歲、30至34歲、35至39歲三個組群的平均年所得，從40萬出頭到65萬左右，都低於15年前水準。「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但現在三、四十歲的人，餵飽自己都很勉強，養家活口更是艱難，變成充滿困惑的一個世代。

從歷史經驗看，一整個世代的「均貧」，未必是最大問題。20世紀前半，全世界都經歷過戰爭、疾病、經濟蕭條，很多人在顛沛流離中過了大半生。直到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生的嬰兒潮，從戰後休養生息環境中展開童年，之後見證了大約半世紀的經濟起飛及和平繁榮。歐美國家把嬰兒潮世代的人生稱為「黃金年代」，起始點雖不富裕（現在的四年級生尚有燒煤球、穿麵粉袋衣服、父母標會籌錢的記憶），但之後的人生一路向上攀爬，在低房價和相對容易存錢的時代成家立業置產，如今在大致優渥的條件下可以或準備著退休。

那個「黃金年代」是一去不復返了，很多人以感傷的情緒或理性的評估這樣預告著。嬰兒潮世代可安享晚年，消費力強到令精品名牌和養生醫療產業都瞄準銀髮族市場，唯一掛心的正是下一代的前途。平均起薪不到三萬元的年輕人，在承平氣氛和父母呵護下出生，可能有頻繁更換手機、不喝白開水要喝珍珠奶茶甚至星巴克咖啡的生活習慣，如今面對的經濟現實卻異常殘酷。也所以，今天的年輕人不但可能要分享「青貧族」的命運，還有「由奢入儉難」的人生路途要適應，甚至有貧富差距（包括和父母世代的貧富差距）帶來的「相對剝奪感」要去克服。

社會開始注意「青貧族」的議題，而這個世代眼睜睜和「黃金年代」擦身而過，這種對比所產生的問題可能更嚴重。從「靠爸族」如何自立，到健保、退休制的前瞻性規畫，乃至於上一代視下一代為草莓族，下一代氣上一代怎麼還在「占著茅坑」，都會和這種時代背景息息相關。「新代溝」的問題值得思量籌謀。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自古以來就是貧富差距的最佳寫照，也是全球各國難以解決的問題。主計處最近發布「二○一一年家庭收支調查結果」，去年國內家庭總戶數七九五．九八萬戶，平均每戶所得總額一一五．八萬元；其中最高所得二○％的全年可支配得為一八二．七萬元，而最低所得二○％家戶的全年可支配得卻僅有二十九．六萬元，每戶五等分位所得差距六．一七倍，較前二年略為下降。

但值得注意的是最低所得二○％的平均每戶透支金額(負儲蓄)達二萬九三○八元，較前年擴大八七八三元。倘加上每人要負擔的中央政府債務近二十一萬，那真是雪上加霜，欲哭無淚。然細究低所得家庭連五年「負儲蓄」的因素除了主計處所言：部分係戶長退休後依靠以前儲蓄或退休金維持生活外，然薪資多年不漲、失業率高，物價上漲等因素實難辭其咎。

平情而論，貧富差距已是老生常談的議題，各國皆然，彼岸的大陸尤其嚴重，實不足為奇或過於民粹的角度將之泛政治化。但在低所得，甚至位於貧窮線的族群中，政府不要只顧「舊貧」而忽略了「新貧」（或謂薪貧），前者係指少數沒有就業能力的老弱殘疾等弱勢人口，而後者是伴隨著經濟結構改變而衍生的大量結構性失業以及不穩定就業問題，進而成為社會中的「新貧階級」。據估計，這些沒有正式職業的邊緣性勞動者將近二一○萬。

新貧族非失業，亦不屬於低收入戶，但卻是另一種貧窮，因為他們得不到政府關愛的眼神。除了「舊貧」、「新貧」外，還有月薪不到三萬元的「窮忙族」，主計處二○一一年的「人力運用調查」指出，將近三成、兩百二十六萬多名上班族，平均月薪不到兩萬五；將近一半、三百六十萬名上班族，平均月薪不到三萬元，占了四成左右。足見薪資低所釀成的「薪貧」階級已逐漸擴增，他們不滿意現狀的情緒將是台灣社會的一股隱憂。

前印度總理甘地曾說：「貧窮是最糟糕的暴力」。窮人有改善生活的權利，政府應是責無旁貸！然解決貧窮問題，除了對症下藥，還要有創新的思惟才能顯現成效。已故的企業家溫世仁先生，曾致力於改善中國農村的貧窮問題，他認為:「消滅貧窮，就是最大的市場」。除了透過資訊科技，他還採取「改善農業」、「散居到聚居」、「改變經濟結構」等重要作法，不僅改善貧窮，也創造商機。或許這種創新思惟可做為借鏡。

而近日受邀訪台的「窮人銀行」（或稱鄉村銀行）創辦人尤努斯，也是二○○六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他以非營利性質集體力量，應用無抵押的微型貸款，提供貧民五十到一百美金的小額貸款，讓他們用借來的錢，買雞生雞蛋，買牛賣牛奶或是編草席販賣，幫助窮人度過難關，協助窮人翻身，受惠者高達八四○萬人。

不可諱言，目前全球經濟發展遲緩，台灣亦無法置身度外。主計處日前八度更新今年全年經濟成長率（ＧＤＰ年增率），從七月底的二．○八％，下修○．四二個百分點，來到一．六六％，經濟成長衰退，財富分配勢將進一步惡化，一個國家，二種世界的兩極化社會讓人感到隱憂。面對這些問題，政黨切勿流於口水戰，泛政治化，而政府應及時改弦易轍，迅謀改善之道，以創新的作法，才能如尤努斯所言：「將貧窮掃進博物館」。

（作者為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

國內許多企業找不到人，但有的年輕人反應卻是：「去死好了，月薪兩、三萬元，誰願意去？」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董事長嚴長壽昨天指出，這些年輕人寧願在家待業，也不願謙卑的爭取工作機會，傲慢、自負的態度，人生怎麼會有未來？

教育部昨天在中和國家圖書館台灣分館舉行擴大部務會報，邀請嚴長壽以「我的台灣想像」發表專題演講。他說，不久前媒體報導國內許多企業找不到人才，他在網路上看一些年輕人的反應，多數都是「薪水這麼少，誰會去」，讓他看不下去。

「主動積極是我的工作態度，也讓人生出乎意外的順利。」從美國運通小弟做起的他回憶，四十多年前，人與人之間的聯絡還是靠書信，當時美國運通的信用卡客戶可在全球各分公司收信。當時他擔任傳達員，每天四次到郵局拿信，是很無聊的工作。但每次拿信回辦公室，看到外國客戶殷切的等信並感謝他，他覺得很有成就感，英語能力也變好。

「當傳達員那段時間，我幾乎每個周末自動加班，有時外國客戶已離台，我還會自掏腰包買郵票將信寄到客戶的下一站。」嚴長壽說，這樣的工作態度得到客戶讚賞，長官也不吝提拔，工作之路一帆風順。

他不久之前看到一個朋友的小孩，碩士畢業，卻「在家待業」，他不可思議。他告訴這個年輕人，找不到有薪水的工作、就去做沒薪水的，充實實力後，就會有新發展機會。

嚴長壽說，「在我的基金會，許多人工作前半年是不拿錢的。」當年輕人願意無償全心投入半年，企業主會認定是可終身雇用的伙伴而願意給予機會。

在蘋果告三星專利戰勝出之際，台灣智慧手機領導品牌宏達電業績卻連連衰退，影響台灣整體出口表現，引發全國關注。政府高層也呼籲支持國貨，並請相關研究機構予以協助。宏達電是足以在智慧手機、平板電腦等科技新興產品與蘋果、三星相抗衡的台灣品牌廠之一，宏達電的興衰的確對台灣產業發展有深刻的影響。

在此同時，鑑於國內產業多以代工為主，有製造能力，但缺乏核心關鍵技術，容易被取代。觀察德國許多名不見經傳的中小企業，他們擁有穩定的團隊、高度的創新精神，雖不起眼，但因在特定領域專注耕耘而擁有無可撼動的市場地位。因此政府希望師法德國，進一步培育並輔導具有技術、創新及品牌能耐，規模不大但具國際競爭力的中堅企業。

若以規模來看，宏達電以及許多正致力於國際品牌拓展的台灣企業，已非屬定義內的中小企業範疇，但觀察其發展，事實上仍須政府給予支援。究竟政府政策應支持大企業，或者是該全力輔導中小企業，各界看法並不一致。

不可否認，過去數十年台灣經濟奇蹟的主力來自於征戰全球貿易市場、發揮彈性與效率的中小企業；但近年來已有許多企業躍過成長過程中的種種考驗，演化為大型化或集團化的組織，並朝向國際化企業發展，在營運範疇與規模上，已呈現出與過去中小企業截然不同的面貌。根據統計，台灣前250大的集團企業，不論就其資產規模、營收總額、營運範疇，或者提供的就業人口，在這30年間都有不斷成長之趨勢，而這也與全球各國產業經濟的發展模式相符。這樣的大型化趨勢也顯示大型集團對國內整體產業與經濟的影響愈來愈顯著。

因此，我們此時所面對的問題應是：隨著經濟全球化與競爭國際化的挑戰日趨嚴峻，尤其市場不斷朝大型化式的企業競爭，台灣下一波產業的發展，是要維持中小企業的螞蟻雄兵模式、或是也需要數個由大型旗艦企業所構成的產業鏈來領航？而台灣產業經濟需要那一類型的大型企業？需要變多大才有實力面對國際競爭？

持平而言，較之於國際大型企業，國內企業是小巫見大巫。以品牌公司而言，根據Fortune 500資料，韓國三星2011年營業額約1,338億美元，排名全球22；個人電腦領導公司惠普為1,260億美元，排名28。我國的宏碁電腦約200億美元，排名僅487，宏達電及華碩之規模都不到500大。

由此可以瞭解，台灣的大型企業規模比中小型企業雖然不小，但與全球的大型企業競爭，絕對是一場艱鉅的任務。雖說市場競爭企業須莊敬自強，但許多國家都運用各種政策資源協助其領導型企業向上提升。因此，在產業政策上應如何輔導、協助、鼓勵國內大型企業發展，才得以讓大型企業提升國際競爭力，也是政府需要思考的面向。

哈佛大學企業史學者錢德勒教授（Chandler, A.）曾指出，產業經濟發展的背後，不僅只是來自市場機制那雙看不見的手，也有來自於大型企業管理階層有效的資源分配。因此，除了思考如何協助較大型企業提升全球競爭力之外，也應引導其往領導型企業發展，透過其領航及帶動台灣產業經濟及中小企業與時俱進，而非在享有許多優惠後與台灣產業的連結愈來愈遠，這也是產業政策需要考量的議題。

綜言之，台灣產業發展已到了關鍵時刻，應借鏡國際間標竿政府及國際企業策略思考方式與發展軌跡，從中掌握台灣廠商比較優勢所在，以協助台灣領導型企業的國際化發展，也須配合周邊互補性產業與中小企業的培育，以促動台灣產業經濟的再一次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