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物皆有毒，劑量和暴露量決定毒性。」姜至剛指出，毒理學之父Paracelsus曾說，「所有的物質都是毒物，只要劑量正確，就可以把毒物變仙丹。」萊克多巴胺屬於乙型交感神經受體致效劑，原本用於治療人類氣喘，但發現效果不彰，後來成為動物用藥，因可增加肌肉，減少脂肪，就被稱為瘦肉精；食品安全一定要透過風險分析，才有科學根據。

「風險分析就是由物質毒性和曝露量的多寡計算。」姜至剛指出，依國內的美豬萊劑殘留容許量標準，腎臟、肝臟0.04ppm，豬肉、脂肪及其他部位0.01ppm（0.01ppm=10μg/Kg），以60公斤成人換算，每人每天吃6公斤豬肉、1.5公斤豬肝或腰子才超標，但超標離中毒仍有一段距離；但政府應做好標示，讓老人、孕婦等易感族群及民眾想避免食用時，有選擇不吃的權利。

食安誤解恐造成恐慌

對於蘇偉碩醫生先前稱，萊克多巴胺比搖頭丸毒250倍的論述，姜至剛重申，他在先前公聽會就指出，蘇醫師所引用的學術論文在 2014年把萊劑在水中化學濃度的標示為16µM，但到了2017年該論文回顧發表時，將該數值誤植為0.016 mM，換言之蘇醫生引用誤植的數據，因此論述不成立。他強調，除了身體健康外，心理健康也很重要，不希望讓大家因為食安誤解而產生對健康的恐慌。

姜至剛表示，食藥署現行推出的溯源系統實為「擾民」，應從源頭開始標示，政府應協助豬農進行標示，而非讓商家自行申請登記；根據陽明大學環衛所和榮總臨床毒物科在2013年的發表，當時還沒開放萊豬進口，國內就疑似有養雞場使用瘦肉精，代表政府管制措施不夠確實，還須加強管制。

拚「台灣製造」 風電商合併訂單 養起一座風機葉片廠

天力離岸風電成立於2009年，是台灣第一家MW級風機葉片製造商。天力已在台中港打造40多公頃的廠房，投資超過新台幣30億元，是除中國以外，亞太地區第一座葉片製造廠。而天力能大手筆投資，與哥本哈根基礎建設基金（CIP）的訂單息息相關。

經濟部的離岸風電產業關聯性審查（俗稱國產化）中，風機葉片是2024年才需完成的項目。哥本哈根基礎建設基金（CIP）台灣區董事總經理許乃文表示，以CIP的西島風場跟中能風場為例，僅需採購100多片葉片就可滿足政府要求，「但我們知道葉片廠初期投入成本很高，沒有達到一定的規模，業者根本無法啟動，因此CIP超前、超買，把彰芳風場所需的葉片也納入訂單，合計採購300多片葉片，讓天力可以去投資、去生產台灣本土的離岸風機葉片。」

「風機葉片廠需要大面積的土地與密集的勞力，一個廠大約就要將近400人。」許乃文指出，天力在台中港的葉片生產廠，是目前台灣離岸風電最大筆的投資，也全面性的轉移國際一流技術，未來有助於本土離岸風電供應鏈進軍國際市場。

許乃文相當看好，「天力不僅是台灣第一家，未來很有可能是亞太地區唯一一家大型葉片製造廠。」

風機最具價值的部件 天力取得丹麥以外，全球唯一的葉片模具

目前天力已取得CIP三座風場、約279片葉片訂單；由於台電的風場也採用同一型號的風機，有望再添31套訂單，約93片葉片。等於在廠房正式啟用前，訂單已排到兩年後。

「葉片是風機最具價值的部件，約佔風機造價的30%。」吳坤達說。

吳坤達表示，天力位於台中港的葉片製造廠，將生產台灣菱重維特斯離岸風電（MVOW）的「V174」型號風機所使用的葉片。一座容量9.5ＭＷ的風機，需要三片葉片。天力也取得離岸風機製造商（MHI Vestas）在本國丹麥之外，全球唯一一個風機葉片模具，只要通過驗證，預計今年6月就能啟動量產。

碳纖維複合材料製成 風機葉片強韌且輕 26層樓高、約30噸重

此次將一同前往丹麥取經的天力離岸風電總經理蕭維成說明，「V174」型號所需的葉片長達85公尺，約有26層樓高，最寬處約10米，須分上下兩片製造後組合而成。特點是強韌且輕，「目前只有碳纖維可以做為主要材料，密度是鋼的1/4，強度卻是鋼的6倍。」

蕭維成表示，風機葉片採中空設計，一片就約30噸重，但僅需風速達每秒速3至6米，就能帶動風機運轉。使用壽命可達20年，製作難度很高。

蕭維成說明，天力招募的團隊來自全台各地，包含材料領域的業界專家，也有外語專長的儲備幹部，3/4都由40歲以下的青壯年組成，「我年輕的時候曾參與鷹揚計畫，見證IDF經國號戰機升空，希望此次能帶領天力的團隊，看到台灣本土離岸風電技術的起飛。」

技術帶回台灣 亞太地區第一片風機葉片 今年有望完工

MVOW台灣供應鏈工程專案總監Bjarne Joergensen表示，維特斯是目前台灣最具有規模的離岸風電採購商，不僅是葉片，連纜線、開關設備等部件的本土化進度已經超前，「首座風場約有140億美元的商機，葉片則有約30億美元的產值。」他說，樂見天力已經實質投資，今年中期就能生產出亞太地區第一片風機葉片。

Bjarne直言，要如期如實的達到目標，就要有合適的人才，因此天力的團隊將前往丹麥納克斯考（Nakskov）工廠參與為期三個月的聯合培訓，為台灣訓練世界一流的人才，奠定離岸風電供應鏈的基礎，不僅把技術帶回台灣，未來還能轉移到整個亞太地區。「我們當然希望獲得更多風機訂單，讓天力的投資獲得更多回報。」

擁國際市場優勢 業者盼風機葉片成另類台灣之光

吳坤達強調，天力是將整個丹麥的製程、原料、技術完全移植到台灣本土，創造一個台灣以前沒有的產業，後續有望成為樹脂、碳纖維等複合材料供應鏈，希望成為新的台灣之光。

吳坤達也說，在人力、運費兩項成本上，台灣生產的葉片在亞太地區比歐洲葉片更具優勢，有望進軍國際；雖然中國也有生產風機葉片，但據了解僅有6MW風機葉片的技術，因此天力仍有所領先，且中國國內市場很大，中國製造商未必有意願進軍國際市場。

話鋒一轉，吳坤達也呼籲政府，第三階段區塊開發應該要維持產業關聯性審查，才能建立離岸風電的本土供應鏈，「建議不要讓開發商寡占，台灣廠商才有議價的空間。」許乃文則希望，能源局公布競價規則後，應給予業者較充裕的一年備標時間。

工業總會指出，當政府期許台灣成為美國重建國內供應鏈的可信任夥伴第二軌供應鏈時，引進人才更是當務之急。然而，工總調查發現，產業界卻面對引進人才的「缺、拒、流」三大障礙。

結構上，每個產業界都有人才的需求「缺」口，特別是在AI及中階技術人才。工總指出，如果政府想要持續擴大半導體的規模或生態系，目前台灣先進技術人才恐嚴重不足，以AI為例，AI最需要的是跨領域的人才，但人才培育卻非一蹴可幾，因此每個企業都有AI人才的需求缺口。

中階技術人才，工總指出，產業界同樣面臨缺口。特別是在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空缺約有5.7萬個，空缺平均持續時間長達4.5個月。

制度面部分，目前《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及《新經濟移民法》草案都不適用於大陸人士，等同是直接將潛在的優秀人才「拒」於門外。工總直言，法案推的動固然需考慮政治氛圍，但相較於各國積極拉攏全球人才之際，台灣卻因政治考量而排拒可以壯大自身的人才。

工總進一步指出，現行法規對外籍中高階幹部的眷屬來台，以及留學生在台工作有諸多限制與嚴苛的條件，不僅影響優秀人才留台的意願，甚至導致離職回國，使得台灣辛苦訓練的人才「流」失，無法留用。

工總指出，政府鼓勵台商回台投資或轉向新南向國家發展，也都需要人才，以機械產業為例，從陸移到新南向國家，但缺乏台灣幹部長期駐點，需要培訓當地國技術人才，因此一直希望政府能開放外國技術操作人才來台培訓並參與實務工作三到五年，以便成為台商海外設廠的幹部來源，但卻因法令而無法解套。

工業總會建議政府應以將台灣成為「引進國際人才平台」的思維，盤點留才、攬才與育才的「缺、拒、流」各項障疑與問題，進一步擬定具體實施策略，並隨時滾動檢討修正。

《工商社論》指出，近期國內外有兩份關於我國國家發展的重要研究相繼發布，一是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公布的《2020世界競爭力報告》，台灣拿下自2016年以來的最佳成績，在全球63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11名，在亞太地區位居第三，領先中國（第20名）、韓國（第23名）、日本（第34名），僅次於新加坡（第1名）和香港（第5名）；另一則是教育部公布我國「各教育階段學生數預測結果」，報告指出，未來17個學年間，大專校院畢業生人數平均將年減約5千人，預計到124學年，畢業生人數將從現在的30.1萬人減少至21.7萬人，預示著少子女化所造成的人口斷層衝擊即將對我國高等教育體系與人才培育帶來嚴峻考驗。

前述兩份報告的共同點在於，皆點出了我國未來國家發展可能面臨的人才問題。雖然今年我國在世界競爭力的整體排名表現亮眼，但若進一步分析我國在IMD評分系統的弱勢指標項目，則會發現我國的人口成長率、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率，以及取得理工大學文憑比例所獲得的評比頗低，三項指標皆排名全球後段班。倘再對照前述教育部大專校院畢業生人數預測結果，即可明顯看出人才短缺問題將成為我國未來產業與科研發展的重大隱憂。

面對人才不足問題，以下幾點是值得思考的方向

《經濟日報社論》認為面對人才不足，要從產業取捨談起。最理想的狀況是透過人才創造價值與獲利，透過獲利支付高薪以留住並吸引人才，打造良性循環。但眾所皆知，低薪是台灣廠商留才攬才困難的最根本因素，如果前述良性循環無法建立，就無需奢談產業的升級轉型。

過去幾個月中，無論面對ECFA可能中斷、RCEP簽定、台幣強升，前後任經濟部長的因應之道總是「輔導產業升級轉型」，若真有效，也就不用總是掛在嘴邊。如果產業真的無心或無力提供高薪來打造使用人才的良性循環，以致升級轉型遙不可及，則產業外移等問題就會再度浮現。

其次，是要思考利用全球的大人才庫。過去台商最擅長運用他國的勞工土地，但現在台灣已到了產業精進的階段，思維必須轉向運用全球人才。歐洲許多人口不多的國家之所以能支撐品牌經營這類高階經濟活動，就是因為能在全球各地善用人才。台灣想要躋身一流國家，這樣的努力勢是不可免。過去育才、留才、攬才政策，想的多是人才在本土的運用，既然成效不彰，實不如改弦易轍。當然，如果產業不願先付高薪的思維未變，這樣的努力還是難有所成。

再者，是人才培訓思維的改變。台灣最優秀的大學畢業生，很大比例的最佳成就便是進入電子製造業，但如欲逐漸擺脫代工經濟，最需要的人才應是基礎研究與尖端科技以及富創意思維的人才。當頂尖大學許多博士班招生掛零、出國留學深造難成風氣時，人才斷層才是真正隱憂。當大學的回應是「加強招收國際人才、產業鏈結」時，便知道真的問題並沒有被認知與解決。

台灣所需的尖端人才，還是必須藉由與美國的合作來達成，特別是新台幣強升之際，應該積極擴大與美的人才培訓合作。至於台灣的高等教育，已普及到大部分無法發揮篩擇與加值人才的功能，有賴政府果斷的改革。所謂大學與產業的產學鏈結，不能拘泥於現今的產業需求，既然各種未來產業方興未艾，大學就必須改革到比產業有更前瞻的思維才行。

未來科技發展、轉型 還是要靠年輕人

《自由時報》報導也指出「去年新生兒估16.4萬創新低」，強調國家人口過度老化 將會影響產業發展，且各報社論皆提醒政府「台灣須要更多護國神山」。鴻海創辦人郭台銘4日出席鴻海研究院揭牌也強調台灣的未來要有更多護國神山、更多的新生兒，才能讓更多人才加入產業轉型升級。

郭台銘強調，台灣不能只有一座護國神山，未來科技發展、轉型，還是要靠年輕人，而台灣的未來要有更多護國神山、要有更多的新生兒，才能讓更多人才加入產業轉型升級的行列。

鴻海董事長、鴻海研究院院長劉揚偉指出，製造的鴻海要走向創新的鴻海，因此研究院不會有「產品」，而是投入開發產品的「三+三」核心技術，即電動車、數位健康、機器人等三大產業與人工智慧、半導體、新世代通訊技術等三項技術。

劉揚偉認為，微軟、英特爾「軟硬整合」主導的供應鏈分工，已是三十年前的模式，如今成功模式是一家公司做好軟硬整合、成為平台，讓其他廠商在此發揮、追蹤客戶需求；鴻海研究院即象徵產官學高度融合，讓國家級研究成果能在產業轉型升級中，產生積極有效的作用。

國發會主委龔明鑫致詞也認為，鴻海集團的「三+三」產業技術轉型升級，與國家產業政策包括數位轉型和綠色能源等相互契合，台灣不能只有一座護國神山，應該要有護國群山，希望鴻海集團轉型成功，加入台灣護國群山的行列。

圖片：工商時報網站

來源：工商時報、聯合報

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表示，蔡總統今天上午和克拉夫特舉行視訊會議，對克拉夫特無法如期率團訪問台灣表示惋惜，蔡總統同時特別感謝她對台灣的強力支持與堅定友誼，克拉夫特則強調美國將繼續支持台灣，以及台灣參與國際事務的權利。

總統府發言人張惇涵表示，蔡總統與克拉夫特對話過程中，蔡總統表達：「我們將繼續推動加入聯合國及其所屬的會議和活動」，除了表達希望能參與聯合國外，也希望能夠參加聯合國周邊的會議和活動，如世界衛生組織（WHO）、國際民航組織（ICAO）、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等，而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員，台灣也有加入這些國際重要組織的必要性。

張惇涵說，誠如蔡總統所言，台灣是一股良善的力量，也是一個重要的夥伴，「我們有能力、也有決心貢獻國際社會。」

陸批美嚴重干擾內政

大陸外交部與國台辦昨同表反對，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指出，克拉夫特嚴重干擾中國內政，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嚴重違背美國在台灣問題的政治承諾，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來。

趙立堅表示，中方將繼續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決維護自身主權安全利益，美方一些政客必將為其錯誤言行付出沉重代價。

大陸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也說，正告民進黨當局立即停止任何形式的與美勾連，倚美謀獨只會自取其辱，必遭嚴懲。

美國務次卿柯拉克透過推特稱，國務卿龐培歐宣布給予台灣「自由國家地位」。趙立堅表示，柯拉克言論嚴重違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藉台灣問題進行政治操弄。

大陸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發言人也在推文則表示，1978年12月16日發表的《中美建交公報》明確指出，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在此範圍內美國人民將同台灣人民保持文化、商務和其他非官方關係。

推文指出，克拉夫特這一行徑顯然違反了美方向中方作出的嚴肅承諾，是美國政府不守信用的又一例證。

大陸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發言人還說，作為常駐聯合國代表，克拉夫特應該再讀一讀《聯合國憲章》和1971年聯大第2758號決議。「美國應該認識到，挑戰一個中國原則的企圖是不得人心的，也是徒勞的。」

從這些禁令來看，晶圓代工領域要脫離對美國技術依賴相當困難，發展IC設計將是必走之路。IC設計產業以矽智財（IP）與電子設計自動化（EDA）為重，CPU指令集架構RISC-V開發計畫也成為大陸半導體國家大基金發展重點之一。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在美國研究並推行的RISC-V技術，可能成為大陸半導體企業發展的跳板之一，這種開源性晶片架構起源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將可以用來設計PC、智慧型手機與伺服器的處理器。目前該市場分別由英特爾、ARM主導PC與移動式裝置的處理器架構。

行業諮詢分析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rategies Inc.首席執行長Handel Jones表示，大陸想要有自己的晶片設計架構，同時還無須支付費用，RISC-V技術有望在大陸有強勁發展。RISC-V的開發先驅之一David Patterson表示，讓技術從巨頭手上解放，這個願景成為願意繼續研發的動力。

華為在2019年被美國商務部列入實體清單，並限制各大半導體廠商與軟體服務商出貨華為，甚至連大陸晶圓代工龍頭中芯國際也被列入實體清單，讓大陸半導體前端生產的先進技術研發面臨極大困境。

對於ARM技術往後能否供應華為等陸企，成為關鍵問題，大陸仍握有許多半導體生產技術，但絕大部份仍相當依賴歐美。五角大廈的研究部門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也提出警告，北京當局做為美國未來在地緣政治對手，關鍵技術不能被掌握。

不過，是否能利用這些技術追上美國，DARPA負責半導體項目的經理Serge Leef提到，這些技術能否助大陸科技產業發展一臂之力，讓他們節省20年發展，趕上西方的科技技術？他認為，並非沒有可能。

尚未提出具體數字

一旦落入適用範圍，則須就各集團成員逐一計算其於所在地課徵之實質所得稅率，是否低於該藍本所規定之「最低稅率」。若低於最低稅率者，則企業需針對該差額補繳稅額。至於「最低稅率」為何？目前藍圖尚未提出具體數字，而留待OECD會員國持續研議。

若需補繳全球最低稅負，何國就該筆應補稅之利潤有徵稅權，依該藍圖所述係取決於集團最終母公司，以及任何中間母公司所在地是否執行計入所得法（Income Inclusion Rule，IIR。此計入所得法，指受控外國公司法Controlled Foreign Corporation或美國的Global Intangible Low Taxed Income Regime，GILTI）。若有，母公司所在國可針對實質稅率與最低稅率之差額進行徵收。反之，當最終母公司或中間母公司皆未執行IIR時，則透過由給付國之稅局否准該國企業給付予低稅率國家費用在稅上進行扣抵之方式，或剔除集團管理費之方式補齊應補繳之稅額（即否准扣抵法，Undertaxed Payment Rule，UTPR）。

許多計算細節待議

雖然此最低稅負制尚有許多計算細節、操作實務，需要進一步研議與討論，但該藍圖已針對未來全球課稅趨勢提出一參考框架，更將直接衝擊企業透過低稅率國家進行交易（包含無形資產）之規畫。建議已符合國別報告門檻之台商企業就幾方面進行檢視：

第一、現行各投資地區納稅狀況，例如是否與特定國家達成協議以享受優惠稅率（稅制），如專利盒（patent box）、租稅假期（tax holiday）等，這些因素都可能降低實質所得稅率。

第二、關係人交易，特別是與低稅負國家間之交易及計價方式。

第三、現行各投資地區之功能、風險與利潤配置。

根據以往之BEPS計畫施行狀況，本次全球最低稅負制之施行，預計亦將自歐盟會員國間開始試行，爾後陸續增加施行的國家，建議於歐盟投資之大型跨國台商企業密切注意此最低稅負制之發展，並檢視自身集團投資架構，以及早因應可能的衝擊。

據相關消息人士稱，拜登之所以做出這一決定，部分原因是他需要在一位資深亞洲事務專家的領導下，更好地整合外交政策、國防和經濟等不同政府部門的對華政策。

坎貝爾曾擔任國防部高級官員，還在歐巴馬政府擔任國務院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據悉，2007年，坎貝爾與其他人共同建立了新美國安全中心，奧巴馬政府外交團隊中的許多人都來自這個中間偏左的智囊機構。

坎貝爾與侯任國務卿布林肯和侯任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關係密切。與沙利文一樣，他也被視為美國對華態度上較為鷹派的民主黨人之一。在兩年前發表在《外交事務》雜誌的一篇文章中，他表示美國需要對其對華政策進行「清醒的反思」，並指出多年來美國外交政策建制派都錯誤地預測了中國的發展道路。

坎貝爾在去年（2020）12月9日應邀以視訊在台北召開的「2020台美日三邊印太安全對話」發表演講，當時他就提到，盼望看到兩岸恢復「某種程度的對話」，雖然這超出美國能力範圍，且「球在北京手上」。坎貝爾去年（2020）12月16日出席華府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ＣＳＩＳ）美台關係線上研討會時，再次提出此建議。

他指出，美國當前的重點在疫情控制與經濟復甦，美國需與歐亞盟友加強往來，台灣可在其中扮演角色。關於美台關係是否更加軍事化，坎貝爾回應，每任美國政府支持「台灣關係法」，因為這符合美國利益，「台灣關係法」連同六項保證是美台關係基礎。

《金融時報》上月報道也稱，考慮到中美關係愈發重要，拜登考慮在白宮設置亞洲事務主管一職。

美國當選總統拜登準備任命資深外交政策專家坎貝爾擔任美國新設立的「亞洲事務主管」職務，此舉旨在反映美中關係日益增長的重要性。

三位知情人士表示，拜登很快將宣布對坎貝爾的任命。坎貝爾曾是美國五角大樓高級官員，在歐巴馬執政期間也曾擔任美國國務院亞洲事務高級官員。

英國《金融時報》上月曾報導，拜登考慮在白宮內部設立這個新職位，原因在於美國愈發重視應對來自中國的廣泛挑戰。

一位了解該決定的人士表示，拜登之所以做出這一決定，部分原因是他需要在一位資深亞洲事務專家的領導下，更好地整合不同政府部門的對華政策。

該人士稱，拜登意識到，中國問題不僅是傳統的外交政策、國防和經濟相關部門，而是美國所有政府部門，都必須比過去更努力去解決的問題。

拜登將於1月20日就職，他將面臨一系列挑戰，從如何應對北京方面對香港親民主運動的打壓，到貿易政策。他還將必須決定是否維持川)任期最後幾個月內推出的一系列更強硬的對華行動。

拜登已表示重建美國的各方關係將是首要任務之一，其目的包括創造更多對中國的影響力。

來源：FT、路透、香港新聞網、自由時報

人口問題之所以被視為國安危機，是因為人口結構老化、出生率低迷，將導致青壯年人口扶養負擔日益沉重，對社會生產力造成衝擊；長遠來看，產業缺工、消費力降低、政府稅收減少、勞健保財務等問題也恐成為經濟隱憂。

●從人口暴增走向負成長 生育口號揭時代演變

回顧台灣人口演進歷程，從數百萬人一路劇增至2300萬人，但隨著社會環境劇烈變遷，總生育率持續下滑；2019年，「世界人口綜述」（World Population Review）網站更指出，台灣在全球200個國家中，出生率敬陪末座。

細究台灣人口結構巨變的關鍵時點，戰後嬰兒潮、女性勞動參與率突破40%，以及1992年人口政策調整、開放陸配等事件，均是重要里程碑。

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戰後嬰兒潮」開啟了台灣人口高峰的起點，加上1949年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後，基於備戰思維，鼓勵人民多多生育，台灣總生育率在1951 年高達7.04人。

台灣在1953年至1962年的十年間，年平均人口成長率高達千分之35，政府察覺人口暴增問題，1960年代全面推廣家庭計畫，催生廣為人知的「一個不嫌少，兩個恰恰好」生育口號，1971年再喊出「兩個孩子恰恰好，男孩女孩一樣好」，人口成長逐漸緩和。

主計總處分析報告指出，1950年代初期，平均每位育齡婦女總生育率為7人，1960年代總生育率下滑至5人；隨著女性勞動參與率提升、平均受教育年限延長，1970年代生育子女數持續走低，1983年女性勞動參與率突破40%時，總生育率恰巧瀕臨2.1人的人口替代水準（人口長期維持不增不減的替換水準）。

才30年左右光景，減緩人口飆升，卻又發現總生育率持續走低，將加速人口老化等後遺症，1990年代政府將政策目標改為「維持人口合理成長」。

儘管對新移民持開放態度，在晚婚、晚育的趨勢愈來愈明顯之下，總生育率持續走低，2010年經評委初選及全民網路票選之下，生育口號「孩子～～是我們最好的傳家寶」勝出，足見社會大眾對於提高出生率的殷殷期盼。

●人口負成長到來 產業缺工、缺人才壓力遽增

2015年，全國工業總會發布的工總白皮書拋出「五缺」一詞，直言台灣面臨缺水、缺電、缺工、缺地、缺人才等困境，震撼各界，然而，時隔5年餘，五缺問題尚未解決，迎面而來的人口負成長又讓缺工、缺人才的挑戰更為嚴峻。

以營建業為例，商總理事長賴正鎰在年度記者會上表示，營建工程只剩中老年人，嚴重缺工，導致工程進度落後，全台不動產聯盟總會理事長林正雄也曾呼籲開放引進外勞，解決缺工問題。

勞動部去年12月公布的2021年第1季人力需求調查更發現，事業單位預計1月底較2020年10月底人力需求淨增加4.2萬人，其中營造業人力需求淨增加2274人，創下2008年以來同期新高。

人力短缺的問題不僅出現在傳統產業，政府亟欲發展的重點產業，也已出現欠缺人才的狀況。中央銀行也曾示警，台灣在少子化及高齡化的趨勢下，未來勞動力供給不足，而且隨著人口結構老化，工作年齡人口減少，勞動力的結構也會趨於高齡化。

根據國發會彙整各部會於2019年辦理的「重點產業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報告，從IC設計、智慧機械、人工智慧應用服務產業、離岸風電、航空業、金融業等26 項產業，或多或少都存在人才短缺的情況，重點產業人才欠缺原因又以「人才供給不足」占43.8%居首。

眼見人口負成長已成為既定事實，國發會指出，除了提升生育率、提升婦女與中高齡勞參率，強化育才、留才、攬才也是重點方向。

「預估未來10年，勞動力不會負成長」，國發會人力處處長林至美表示，從人口負成長到勞動力負成長，並非馬上發生，政府也將跨部會合作育才攬才，提升勞動力素質；換言之，希望靠「質」的提升，補起「量」的下滑。

「未來世代很多工作會改變，或許不需要這麼多人力」，林至美解釋，人口減少是未來趨勢，但產業轉型升級，走向人機協做的生產方式，再加上勞動力素質提升，未來1個人可以做到2個人的工作，生產更有效率。

台灣已經步入人口負成長，更凸顯提升人力素質的重要性，林至美強調，培育本土數位人才、深化雙語能力及國際視野將是政策戰略方向，同時向外延攬國際關鍵人才，才能在人口結構轉變的趨勢下，持續以人才驅動產業成長，提升國際競爭力。

除了人力問題之外，中央銀行總裁楊金龍曾點出人口老化對經濟衝擊，說明台灣長期有儲蓄率偏高、投資率不足的問題，使得國內有效需求不足，而儲蓄率升高的主因，便是老年人口比較不愛花錢。

「人口負成長對經濟有明顯影響」，元大寶華綜合經濟研究院董事長梁國源直言，對於供給、需求都會造成衝擊，並以後者的影響較立即顯現，因為人口減少，消費能力也會跟著下滑。

梁國源指出，人口負成長10幾年後，將面臨勞動力減少的困境，而勞動力是非常重要的生產要素，屆時生產力走低，也會連帶影響競爭力。儘管政府希望靠提升人力素質抵銷勞動力下降的威脅，但這是項大工程，不是靠單一部會就能做到，「沒那麼簡單」。

他表示，人口政策牽涉移民、產業所需人才、政策優惠以及財富所得重分配等面向，因此內政部、國發會、科技部、經濟部、財政部、勞動部都有相關，必須要由具有號召力、夠上位的統籌單位出面，有組織地規劃顧及各面向的完整政策，才能發揮效果。

來源：中央社

薛承泰，台大社會系教授，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社會學博士，研究領域為社會階層與流動、家庭、福利人口學、教育社會學。

目前政府堅持進口不標示萊克多巴胺，但宣稱有完整制度來追蹤萊豬去向，再搭配學生不能吃，軍人不能吃等措施，可將衝擊降到最低。另外政府也大肆宣傳台灣豬品質佳，而且還會協助台灣豬外銷以降低進口衝擊。另外也強調萊豬在今年4月後才會進入台灣市場，國人不需過度擔心。

但是上述做法不但無法消除民眾疑慮，只會增加國人對進口美豬有害健康的認知。而且在預期國產豬肉需求增加，外銷又使國內供給減少下，已經導致豬價上漲。主管機關不從源頭矯正，而任由消費者承擔漲價結果，不但欠缺專業考量，也是不負責的表現。

政府雖然宣示會嚴格管制進口豬去向，但是由於在進口源頭沒有明確標示含有萊克多巴胺，所以進口後若再經過加工更難以掌握。政府雖然強調食用萊豬對人體沒有傷害，如果貿然禁止是缺乏科學根據，會引起國際質疑；但是對於大量食用萊豬是否無損健康，也提不出完整科學證據。

其次雖然開放美豬美牛進口，但卻又在國內處處設限。其中以教育部做法最為嚴格，規定校園只能使用本土豬牛，此已經違反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國民待遇原則。而且更將手伸入採購合約，要求中小學在與廠商訂立營養午餐合約，必須明確載明只用本土產品，也與WTO政府採購協定相牴觸。

上述做法突顯政府部會間欠缺協調各自為政，經貿部門雖以與國際接軌為名，放寬對美國牛豬的進口限制；但非經貿部門則以維護國人健康為由，擴大限制範圍，形成兩方互相掣肘的情形。

另外，目前大多數地方政府禁止萊豬進入其轄區，也違反WTO規範。政府雖以罕見嚴厲立場批評此措施違法；但對於教育部違反國際規範措施卻視若無睹，不但不加以阻止，甚至行政首長公開站台宣場本土豬優點，鼓勵國人多加食用。此種前後矛盾做法，美國仍會認為台灣不遵守國際規範，開放美豬更不會提升台灣國際經貿地位，對台灣可說是得不償失。

在美牛方面，此次是開放30個月齡以上萊克多巴胺含量符合標準的美牛進口。各國對30月齡以上牛感染狂牛症風險認知不同，所以開放標準不一。例如美國牛肉最大海外市場日本，雖然與台灣相同也是開放全齡牛進口，但是卻是透過談判結果，美國也必須在其他部門對日本讓步。至於美國第二大牛肉出口國韓國，則是以大幅調降30月齡以下牛肉關稅做為交換籌碼，迄今仍以國民健康為理由，禁止30月齡以上美牛進口。國際經貿談判本來就應該善加運用籌碼，而不是如同台灣直接讓步。

拜登新政府即將就任，負責對外貿易談判的貿易代表署（USTR）也將是全新人事。台灣應構思如何與美國新的貿易談判團隊建立互動機制。

蔡政府與其要求國人體諒放寬美豬美牛進口限制，不如對美方據理力爭；特別是應強烈主張在維護國人健康前提下，在進口時即必須明確標示含有萊克多巴胺，再進行流向管理，才能降低社會疑慮。另外，針對目前部會之間欠缺協調，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不同調情形，也應有妥善處理，而不是繼續與即將打包的川普政府打交道。

今年開市首週，新台幣匯率多次在盤中見到二十七字頭，中央銀行「守匯」壓力大；相較過去抓炒匯多鎖定外銀，市場傳出央行這次鎖定兩到三家國銀，調查是否有出口商炒匯。國內最大外匯銀行兆豐商銀昨表示，尚未收到央行金檢訊息，依規定各種形式換匯，都必須有實質交易行為，且每日交易資料，各銀行都須通報央行，央行可隨時掌握出口商動態。

《路透》引述三名消息人士報導，央行關注出口商是否趁新台幣升值期間，透過海外貨款進行炒匯，並已派員金檢，審視銀行客戶大規模匯款是否出現「異常增加」交易。

國銀主管證實 2~3家被鎖定

某國銀主管私下證實，傳已有兩到三家外匯交易量規模較大的國銀「被鎖定」，接下來是否會擴大為全面性金檢，不得而知；通常出口商委託國銀拋匯，銀行端會根據洗錢防制法，對客戶（出口商）匯入款項，如資金來源、用途等進行了解，比對匯入款項與出口商品是否吻合，且必須向央行申報，只要央行覺得有異常、匯入情況與過去不一致，就會派員到銀行進行了解。

兆豐銀行表示，出口商可至不只一家銀行進行換匯交易，但不管是即期、遠期、Swap（換匯避險）等，都要有實際貿易行為，各銀行每天的換匯交易，都須報送至央行；兆豐內部建置的反洗錢系統版本，不但緊盯「金額」、還比對「交易對象」、「地點」，目前並未出現系統自動認定交易量異常情形。民營中國信託銀行昨未對此議題回應。

去年底新台幣強升，央行為了「守匯」招數盡出，除了買匯阻升、查緝糧商炒匯，並多次找外銀「喝咖啡」，且盯上外資持有反向ＥＴＦ（股票指數型基金），這次鎖定國銀較為罕見。

金管會協防 暫不考慮開放國際版上限

中央銀行呼籲全民共體時艱一起穩定新台幣匯率，金管會主委黃天牧12日表示，已儘速開放更多的外幣商品，如加速投信的外幣計價基金放行及壽險外幣保單，至於是否重新打開保險業投資國際板的65.25％天花板？黃天牧則直言：「目前還沒有！」

央行建議金管會提高外幣保單額度及拉高保險業國外投資比率，黃天牧表示，外幣保單額度仍很充裕，即暫不需要調整。國外投資上限45％是訂在保險法，修法需要時間，近期有學者討論是否直接以函令，打開國際板加計國外投資不逾資金65.25％的上限，速度更快。

但黃天牧對此表示疑慮，強調目前仍是65％左右，「這要好好想一想，還是有一些外幣風險」，現在壽險業國外投資還是占資金65％多，且這上限也是前二年在立委各方面呼籲之下訂定的，所以目前還沒有考慮要重新評估。

黃天牧表示，金管會就是儘量多開放外幣商品，包括投信基金募集各方面速度都有在提升，還包括壽險的外幣保單，及資本市場發展藍圖中，開放國人可以定期定額外幣購買國外有價證券等，都是國際化一環。

來源：中時、自由時報、聯合報

事實上在紐時報導出現之前，台大醫學系暨防疫科學研究中心黃韻如教授的團隊在ETtoday就發表長文〈新加坡也有機師趴趴走，他們如何堵住防疫破口？〉除了更詳細的介紹新加坡的防疫作法，對台灣防疫也有批評建議，但或許因為分量很重且學理討論頗多，此文多在專業圈流傳。這兩篇文章的台、新比較，不只凸顯出台灣防疫政策的走向特色，也引出不少值得思考的議題。

去年底國際疫情升溫，指揮中心實施秋冬專案推出一系列加強邊境管制為主的措施，除了要求本外國籍所有入境者都需有登機前三日內的核酸檢測陰性報告，另一個較少受到評論的改變是移工除了必須到檢疫所集中檢疫，期滿還須接受核酸檢測。這個做法後來又擴及到從英國入境的旅客。去年八月彰化因為採檢無症狀檢疫者，驗出一陽性案例而引發風波，當時指揮中心的立場是檢疫十四天後沒有出現症狀者不需要再做檢測。

政策調整是否基於新的研究發現，這點筆者不太清楚，但此舉明顯提高了入境檢疫的強度。接下來不論是暫停印尼移工入境、英國航班減班（後來航空公司決定停飛），禁止外國人入境，以及飛行員群聚感染案之後將機組員居家檢疫時間延長為七日，都在強化邊境防疫管制。

相較於台灣加緊邊境管制，根據黃韻如教授等人的研究，新加坡的做法是將其他國家按照疫情狀況做風險分級，積極使用核酸檢測來減少低風險國家旅客的檢疫天數，並且透過電子追蹤、數位防疫與強化疫調等手段來因應本土群聚感染。這樣的做法讓新加坡在爆發相當規模的社區感染之後，能夠將疫情壓制下來，同時也是新加坡邊界較為開放的防疫政策基礎。這是費雪讓台灣人聽來覺得刺耳又從疫情數據看不出根據的那幾句話的背景。

有些專業人士盛讚黃韻如等的投書學理精深知識內容豐富，但也有類似對紐時報導的反彈之聲。對兩者的批評大致是確診與死亡人數皆遠高於台灣的新加坡有何資格做台灣的榜樣，乃至這種批評是在讚揚新加坡的威權主義。網路還出現「三十名要來教第一名怎麼讀書」、「台灣已經被國際孤立了幾十年，五年算甚麼」等留言，甚至有人質疑紐時是否親中以及記者的出身等。

撇開情緒反應，台灣和新加坡防疫政策的差異，不僅在於確診與死亡人數差異和學理之辯，還涉及更廣的層面。十九世紀末鼠疫大流行，在殖民政府防疫政策遭遇困難之後，衛生官員有以下感慨：「醫學可欲者，或許在實際上不可能，而政治上危險」。防疫政策往往不只是醫學學理的應用，還牽涉到實務條件（醫療資源、人力、行政組織），以及種種的政治、經濟考量。

就經濟而言，由於新加坡經濟倚重國際商務、金融服務與觀光，加上該國需要大量國際人力，不論是填海造陸、建築營造的工人到專業經理人與高教研究人才皆然，因此嚴格的邊境防疫管制對該國經濟造成相當大的衝擊，自然急於放寬邊境管制，防疫政策也朝這方向規劃。

相較之下，台灣經濟倚重製造業出口貿易，疫情以來更因各國遠距上班、教學的需求，對台灣生產的資訊電子產品需求大增，歐美民眾避開大眾交通工具也讓台灣生產的自行車供不應求。在大多數國家經濟衰退的情況下，台灣反而逆勢成長。既然貨出得去就好，人進不來沒那麼重要，放鬆邊境管制對台灣而言就沒那麼急迫。

再就環境因素來說，台灣是海島，在疾病地理學上有著利於防堵與撲滅（eradication）的防疫優勢，二十世紀中葉的撲滅瘧疾成功是如此，防堵非洲豬瘟入境也是。台灣嚴守邊境的防疫取向並不令人意外，這次疫情地理位置孤懸的紐西蘭和澳洲也採取嚴守邊界的防疫政策。

新加坡倚重篩檢來減少檢疫天數，對應於鬆綁邊境的防疫措施是境內廣泛使用電子追蹤在內的嚴格防疫監控。相較之下，台灣之前要求國人入境前要有陰性證明，馬上因為可能牴觸憲法保障國人遷徙自由的疑慮而引發爭議；指揮中心使用天網監控的消息一出，也出現侵犯隱私權的批評。即便兩國都使用類似的電子監控技術，在政治上台灣還是受到較大的制衡。新加坡境內疫情管控的做法，在台灣未必可行。

這一年來不斷在媒體看到各國疫情的慘烈狀況，台灣民眾對COVID-19的恐懼，並沒有因為疫情低與相關知識增加而降低。防疫寧嚴勿鬆是常見的心態，名嘴、網紅乃至一些網路聲量大的臨床醫師也常宣揚這樣的立場。反倒是部分防疫專家與傳染科醫師有時會有不同見解，例如指揮中心專家諮詢小組成員的李秉穎醫師曾在談話節目上公開表示，他認為秋冬專案某些措施沒有必要，也在個人臉書宣稱英國變種病毒的威脅被誇大，反對目前這種「半鎖國」的做法。但目前這種意見並非輿論主流。

台灣這一年來的防疫成績贏得民眾相當大的支持和信任，秋冬專案實施以來的管制措施雖引發一些不便和爭議，但受影響者和持反對意見者還不足以構成實質的挑戰。過去國民黨常指控民進黨「會搞政治但不會治國」，這次台灣拿出讓國際注目的防疫成績還保住了經濟成長，對於把防疫當成重大政績與治理能力證明的執政黨來說，若在放鬆任何防疫措施之後出現本土群聚感染，哪怕是可控制的有限疫情，都可能被媒體放大批評並被在野黨大做文章。

在經濟沒有太大壓力卻有政治風險的情況下，政府並無誘因更張嚴守邊界的防疫取向。國際疫情若有風吹草動，寧嚴勿鬆是政治上安全的選擇。

• 李尚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主要研究興趣是現代西方醫學史與科學史，尤其是英國熱帶醫學史與傳教醫療史，並致力推展西方醫學史的研究與教學。代表作是《帝國的醫師：萬巴德與英國熱帶醫學的創建》。

近年來政府大力推動能源轉型，經濟部目標在2025年完成至少20GW（百萬瓩）的太陽光電，其中地面型佔約14GW，卻陸續發生部分地面型案場，因涉及林地、農地、山坡地、養殖漁塭等問題，在生態、景觀、環境等議題上，引起地方居民反彈，光電業者也無所適從。

為此，經濟部2020年推出環社檢核機制，以快篩的方式，強化地方居民的參與，希望能將業者更有效率的引導到合適開發的案場，並以漁電共生做為示範計畫。透過漁電共生專區納入 「太陽光電環境與社會檢核機制」，確認未來光電建置可能影響程度，預先提出因應對策，並於開發場域前，與利害關係人充分溝通。

經濟部與農委會透過圖資套疊、舉行焦點工作坊、公開說明會後，於去年陸續公布了嘉義縣、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彰化縣及雲林縣等6個縣市，共逾4700公頃的漁電共生先行區，並推動環社檢核的示範計畫。

先行區資料連結GoogleMap 水鳥熱點、缺地養魚地點也能看

為讓民眾了解環社檢核機制，與先行區快篩的過程，工研院懂能源團隊架設「漁電共生環社檢核網站」，完整揭露了從環社檢核運作機制的擬定，到最終選出先行區的過程，也把每一場會議資料、簽到名冊與會議紀錄上網公開，讓各地的漁民、光電業者、民間團體都能對漁電共生推動方式一目了然。

網站上不僅可以直接用地號查詢漁電共生先行區範圍，也連結了GoogleMap，讓先行區直接呈現在地理資訊系統上，以利民眾了解自家魚塭是否位於漁電共生，同時還有簡要附註當地的水產養殖狀況、鳥類出沒紀錄、濕地等等當地的環境與社會議題。

舉例來說，若要了解台南的漁電共生先行區，進入「漁電共生環社檢核網站」後，點選上方「資訊專區」按鈕，往下滑到「先行區－已公告」欄位，點選「台南市先行區地圖與議題」即可進入地圖，在地圖上的藍色區域即為公告的漁電共生先行區。

地圖上的綠色圖標則有「水鳥熱點」、「特生水鳥熱點」等環境與生態議題，其他顏色的圖標則有「此區的牡蠣養殖產業對水質要求較高」、「多承租戶」、「缺地養魚」等社會議題。

去年十二月中旬所發生與新台幣匯率相關的幾樁事件，與1980年代下半葉的情境頗有異曲同工之妙。1980年代中葉，台灣對外貿易出現大幅順差，1984至1987年期間每年的貿易順差都超過ＧＤＰ的10%，且順差的主要對象是美國。美國因而要求台灣開放國內市場，並讓新台幣大幅升值。

在美國壓力下，同時也順應經濟自由化的國際潮流，台灣先採取開放出國觀光、降低關稅、減少進口管制，以及擴大對美大宗物資採購等措施，以降低貿易（尤其是對美貿易）順差；繼而新台幣被迫大幅升值，與美元兌換率由1985年底的39.85快速升值至1989年8月的25.68。

此外，台灣在1987年大幅放寬外匯管制，國人與企業可開始自由持有外匯，對外進行直接與證券投資。此一開放範圍，隨後逐漸擴大。國際收支統計顯示，自放寬外匯管制第2年的1988年起，台灣的金融帳即長期多呈現赤字、即資金淨流出的狀況；2014年以來的赤字都在500億美元以上，對緩和新台幣的升值壓力產生相當大的助益。

此處要強調的是：開放有利於資金流出的外匯業務與金融商品不失為減少國際收支順差、緩和新台幣升值的良策之一，還可同時收到方便國人投資理財，以及促進金融業外匯業務發展的雙重作用，可謂「三贏」之舉。

台灣1980年代中葉的大幅貿易順差，基本上是源於內需不足與國內超額儲蓄過多。此一總體失衡之現象在1990年即獲相當程度的紓解，貿易順差占ＧＤＰ比率降至5%以下。除得力於上述市場開放與新台幣升值等措施，政府自1987年起採取大幅增加公共支出政策，藉擴大內需縮小國內超額儲蓄，也起了相當大的作用。目前台灣面臨被國際所矚目的出超比率太高問題，也應循此途徑尋求紓解之道。

惟自川普於2016年底當選美國總統起，我國央行懍於川普對匯率操控的重視，開始減少買匯阻升。此舉雖然導致新台幣升值，但也使台灣自2017年10月以來，從匯率操縱觀察名單除名。直到近年美中貿易戰與新冠肺炎疫情所帶來的轉單效應，導致對美貿易順差大幅增加，突破200億美元，以致在去年12月台灣再被列入觀察名單中。

央行總裁楊金龍在美國發布名單隔天的12月17日，面對媒體央行是否持續調節匯率之詢問，以「穩定匯率為央行之職責，優先於美國壓力」、「新台幣匯率基本上由市場供需決定，但若危及金融穩定，央行會調節」，以及「央行不會為了取得（出口的）不當競爭優勢，而操縱匯率」等三句話回應。

誠然，自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以來，各國競以寬鬆的貨幣政策救經濟，使得全球資金氾濫，資金跨境流動頻繁。復以金融帳交易又占各國外匯交易的八、九成以上，匯率波動多由短期資金進出主導，故而大量的資金跨境流動，導致許多國家匯率的動盪起伏。

也因此，國際貨幣基金（ＩＭＦ）容許各國央行在匯市上進行調節，以緩和短期資金進出對匯率穩定的衝擊。然而，藉由大量買匯，刻意壓低本國匯價，以提高本國出口競爭力的匯率干預，在國際上則是不被容許的。楊總裁上述發言的後兩句，基本上與國際規則相符。

檢視美國的匯率操縱三項認定指標，經常帳順差（主要是貿易順差）不能超過ＧＤＰ的2%，台灣在可預見的未來幾年很難符合。又若是美中貿易關係持續緊張，或新冠疫情未能獲得有效控制，以致轉單效應持續發揮，台灣的對美貿易順差要壓縮在200億美元以下，短期內恐怕亦有難度。

因此，楊總裁雖然對外宣稱「匯率穩定優於美國壓力」，但可預見央行為了避免被美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仍必須努力將其為了降低新台幣升幅所進行的持續買匯金額控制在ＧＤＰ的2%以下。那麼，在此買匯額度限制下，若是新台幣升勢依然不止，該當如何？就成了央行必須面對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