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來台旅客人數由前1年的991萬人升至1,044萬人，但觀光外匯收入不增反減，由146億美元降至144億美元，主因平均每位觀光客來台消費金額，還比不上10年前。

■以2013～2016年人均GDP觀察，日本由38,702美元降至35,652美元，德國由46,514美元降至42,048美元，新加坡由55,557美元降至50,542美元，除了美國與中國大陸明顯成長，多數國家皆呈停滯或下滑。

去年不只全球貨品貿易衰退13.2％，服務貿易也下滑6.4％，服務貿易包括空運、海運、旅行、通訊、金融保險及三角貿易等等，由於全球景氣不佳，連帶使得這些經濟活動也冷清不少。

這些活動最受關注的自然是旅行，把外國人吸引到台灣觀光所賺取的外匯，就如同我們把手機、筆電出口至美、歐賺取外匯一樣。我國近年表現不錯，由於觀光所創造的外匯收入大幅成長，使得我們服務輸出的全球排名，於10年間由第25名躍升至第17名。

近10年來台旅客由338萬人增至1,044萬人，觀光外匯收入也由49.8億美元升至143.9億美元，若把觀光這項服務輸出併入貨品出口排名（以稅則號列8位碼評比），排名高居第2，僅次於其他記憶體，其重要性幾乎已不亞於任何一項製造業。

來台遊客消費逐年減

不過，這些年有一個趨勢值得注意，那就是來台旅行的人數雖逐年增加，平均每人消費卻有逐年減少的現象，去年平均每位旅客在台消費1,378美元，已創下近11年最低，與最高峰的2011年1,818美元相比，相去甚遠，這到底是什麼原因？

依國籍分析，去年以日本及大陸觀光客在台消費動能最強，每人每日消費228美元，以美、歐觀光客消費最少，僅在160美元左右。若與2011年相比，消費皆呈大幅下滑，以日本減3成3最多，美、歐各減兩成，大陸也減1成5。

不花錢的兩大原因

觀光客消費動能大幅下滑有很多原因，可能是台灣觀光活動不夠多元，根據觀光局調查，去年旅客來台參加活動前3名為購物、逛夜市及參觀古蹟，這些活動有其消費的極限，台灣真想好好發展觀光，就必須多在人文、藝術等文化活動上多著力，事實上，台灣在中國文化傳承上本來就有許多優勢，實不必礙於政治歧見而自我設限。

另一個讓觀光客消費動能下滑的重要原因就是全球中產家庭都變窮了，自金融海嘯、歐債危機以來，非僅世界經濟長期低緩，全球財富也進行了多次重分配，導致各國貧富差距更形擴大，中產階級收入普遍停滯甚至下滑，而這正是導致觀光客來台消費減少的另一個原因。

統計顯示，全球上班族薪資增幅明顯趨緩，甚至下滑，以2011年～2014年觀察，日本每月薪資由3,969美元降至2,988美元，加拿大由3,824美元降至3,664美元，德國由4,532美元降至4,447美元，美、英雖有成長，但增幅有限，台灣由1,544美元微升至1,557美元也幾乎沒變化，只有大陸、韓國表現還不錯。這個薪資停滯甚或下滑雖有匯率因素（例如日圓大幅貶值），但真實的情況應與此相去不遠。

我們從來台觀光客的消費下滑可以看出不少問題，有觀光資源運用不足的問題，有全球景氣低迷的問題，還有一點就是全球中產階級普遍變窮了，這個情況未來能否改善，或則更加惡化，仍待觀察。

行政院前院長張善政擔任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生策會）會長後，首度在生策會內組成「小內閣」，找來產官學界菁英協助政府解決生技產業面臨的困境，推動台灣生技打入國際。他認為，必須先解決企業合併法規問題，提高閒置資金投資生技比重，並加大科技預算在產品開發的比重，以利產業發展。

張善政指出，台灣在生技領域，至少有三項問題亟待解決，包括生產力、產業強度與人才教育；他強調，生策會的未來扮演生技產業推動的角色不變，而量能持續擴大，希望能繼續作為政府的「後盾」，協助蔡英文總統與副總統陳建仁主導政策做產業界後盾，讓台灣生技能走到全球，打世界盃。以下是張善政專訪紀要：

問：台灣生技業當前最大問題為何、如何解決？

答：台灣生技產業目前跟國際相較，有許多優勢，當然也有「弱項」。

從分項來看，台灣在「產業支持」、「智財保護」、「政府政策」與「基礎建設」四個方面的指標最佳，顯見台灣發展生技的主要國際優勢在於具備友善的資本環境、充沛的研發能量、嚴謹的政策與法規制度及良好的硬體等基礎建設。不過，台灣在生技產業發展的弱項就亟待解決。

如何協助政府運用政策和妥適的資源分配，幫助產業在現有的基礎和優勢上，快速擴大規模和打進國際市場、放大產值，是未來生技產業是否能在國際上被認可的關鍵。我認為有幾個方向可以著墨。

其中，解決規模太小的問題，必須鼓勵併購、活化海內外籌資。在作法上，須改善過時法規促進生技投資及公司買賣、合併，配合活化海內外籌資，來進一步打造世界級的生技公司。

其次，必須提高閒置資金投資生技比重，應開放國內民營壽險、銀行閒置資金進入生技產業領域的投資。

另外，資源分配也非常重要，政府可思考如何妥善將資源一部分改投入產業末端的產品開發，以加速臨床速度、加大人才吸納並擴大企業規模，來準備打國際盃。

至於產值太小的問題，由於我國生技產業當前仍屬於「中小型企業」，相較國際上動輒營收上千億元的大藥廠，台灣能見度難免不佳。政府可在政策與做法上協助國內企業整併，並在末端通路、後端行銷的開拓上給予支持，加強台灣與國際連結。

問：生技人才的培養該如何努力？

答：最大的問題是「科技基本法施行細則」要訂出來，目前新政府中，教育部政務次長陳良基是真正了解問題的人，台灣各產業包括生技業都存在「產學落差」的問題，目前都已經知道關鍵所在，對此問題最了解的就是他。因為陳良基在台大擔任副校長任內，就一直在推動產學合作與人才培育的工作，當時學校的產學合作有關法規都已經鬆綁的差不多，或許可以借重他在這方面的經驗，鬆綁產學間人才運用的法規問題，釋放人才能量進入業界。

問：對推動台灣生技產業有哪些具體想法？

答：我在科技政委與部長任內，就一直與生策會保持「合作」關係，這讓我這個「科技人」很快了解生技產業的內涵。下一步我想生策會可協助新政府一起完成很多有待解決的問題。

由於尼伯特颱風來襲，讓我想起颱風與通膨率的問題。

通膨率向來是美國聯準會升息與否的重要依據，而影響通膨率走勢的因素非常多，包括景氣的冷熱、貨幣供給的寬鬆、匯率的變化、國際原油及農工原料的行情等等。然而在台灣，通膨率的高低還經常與颱風次數密切相關。

颱風怎麼會影響通膨率（消費者物價漲幅）？原因很簡單，颱風一來，蔬果價格必然大漲，蔬果漲價又會影響外食費率，在預期心理推波助瀾下，通膨率自然會扶搖直上。

觀察歷年資料，確實支持這樣的論述，民國八十三年提姆、凱特琳、道格接連而來，重創台灣，蔬菜價格於七、八月連漲二成、五成，水果漲三成，通膨率連續兩個月超過6.6％，於是將這一年的平均通膨率推升至4.1％。

民國八十五年七月底賀伯橫掃台灣，非僅讓五百戶房屋全倒，讓農作物損失近150億元，由於蔬果產區受創嚴重，八月通膨率升逾5％，全年平均也達3.1％。

八十九年的象神，九十四年海棠、泰利、龍王，九十七年的卡玫基、鳳凰、辛樂克、薔蜜，九十八年莫拉克、一百零一年的蘇拉、天秤，去年的蘇迪勒、杜鵑，都是讓大家印象深刻的颱風，這些颱風挾帶著暴雨重創蔬果產區，以致蔬果產量驟減，在供不應求下，每每讓蔬果飆漲三、四成，通膨率因而扶搖直上。舉例來說，近期水果價格居高不下，漲幅屢創紀錄，除了是受年初下雪的影響，也和去年強颱蘇迪勒有關，颱風影響之深遠，不言可喻。

經濟學家佛里曼認為通膨就是過多的貨幣追逐過少的商品，通膨必然是貨幣現象，也因此長期以來研究台灣通膨的文章，不少都是關注在最適貨幣成長率這一點上，然而像台灣這樣每年飽受颱風威脅的國家，通膨率的升高往往不是貨幣現象，而是颱風現象，這個被颱風推升的通膨率自然難以循貨幣政策來紓解，政府所要做的是自國外輸入蔬果，藉由增加蔬果供給以緩和市場的預期。

通膨率升高可概分為成本推動、需求拉動兩類，成本推動型的通膨，貨幣政策較無施展空間，例如石油危機迫使油價大漲所引發的通膨，再如因颱風重創蔬果生產所引發的通膨，皆是如此。

也因此，各國央行除了關注消費者物價（CPI，CPI漲幅即通膨率）之外，更關心不含蔬果及能源的核心物價（core price），因為排除了這兩個貨幣政策使不上力的因素後，如果物價持續升高，那就意味著央行該粉墨登場了。以今年上半年而言，雖然通膨率升至1.54％，但核心物價漲幅仍僅0.82％，顯示蔬果、能源以外的物價漲勢仍算溫和。

颱風本來只是大自然的循環變化，很難和經濟問題聯想在一起，但在台灣由於夏秋兩季的颱風頻仍，已成為推升通膨率的重要因素，隨著極端氣候愈趨明顯，颱風對台灣經濟的影響，恐怕會愈來愈大。

5月結束了，意味著綜合所得稅申報期間已截止，也是人們對所得最為敏感的時候，你知道你的所得和其他人差多少嗎？

014年，318運動爆發，大批群眾衝入立法院阻擋《兩岸服務貿易協定》強渡關山。外界普遍認為這場運動回應著社會對於所得分配不均的不滿，而後的九合一選舉及總統大選的結果也時常被解讀為「從統獨到左右」之爭。然而，為什麼每當有立委或媒體質疑國內貧富差距擴大時，政府總是能端出數據否認？這些年來，台灣的貧富差距究竟有沒有擴大的趨勢？為什麼民間認知與官方數據之間，有如此巨大的落差？

若要細究貧富不均的分布情形，必須從衡量貧富差距的指標談起。

3月中，時代力量立委黃國昌於立法院質詢前主計長石素梅時，引用中研院士朱敬一文章中的「20等分位所得差距倍數已超過99倍」說法，質疑主計處是否刻意隱匿較為細緻的數據，導致政府公布的數據無法反映出台灣社會貧富差距的事實。此一說法引起核能流言終結者創辦人黃士修不滿，隨即於個人臉書發文抨擊，強調主計處公布的「5等分位差距倍數」及「吉尼係數」才是國際衡量貧富差距的通用指標，指責黃國昌「書沒讀夠」，只會「冷飯重炒」。

到底哪一方的說法有理？從雙方提出的指標來看，或許能看出一些端倪。

主計總處：貧富差距已連續5年縮小

若由行政院主計處用以衡量國內貧富差距的主要指標「5等分位差距倍數」及「吉尼係數」來看，可以發現，2000與2009年這兩項指數一度攀上高峰，代表貧富差距在這兩年急遽拉大，而從金融海嘯之後的2009年開始，則是連續5年縮小。照理來說目前應是近幾年來分配相對公平的時刻，然而相關新聞或「批踢踢實業坊」（PTT）下的回應多是抨擊數據偏離真相、政府騙人等等，顯然這份數據與大多數民眾的感受有落差。

而若以此份數據對比黃國昌所引用的另一份數據，落差的感覺會更強烈。

行政院主計處以「5等分位差距倍數」及「吉尼係數」衡量國內貧富差距。（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主計處用什麼指標衡量貧富差距？

5等分位差距倍數：將所有家庭依每戶所得收入由小至大排序後，按戶數分為5等分，最高20%家庭的所得除以最低20%家庭所得之後的的倍數即為5等分位差距倍數，倍數越大，表示所得分配越不平均。

吉尼係數：將全部家庭的所得進行兩兩互相比較，然後將差異值加總，再予以標準化後介於0與1之間，其值越大代表所得分配越不平均。

黃國昌引用財稅資料中心數據　所得差距倍數高達99.39

黃國昌所引用的數據顯示，台灣的所得差距倍數一路攀升，雖然在2012年下降，但在2013年狂飆至99.39倍，明顯超過前幾年，與主計總處指標所顯示的趨勢截然不同。

為什麼同樣探討所得分配的兩份數據，會有如此明顯的差異？原因就出在資料來源及區分所得的層級不同。

主計處公布的兩份數據都是取自「家庭收支調查」的所得資料，家庭收支調查的方法是透過抽樣，由調查員進行訪問，再將調查取得的「家庭可支配所得」資料分為5等分，最後計算出最富20%以及最貧20%家庭的所得比。

黃國昌所引用的數據則是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根據當年綜合所得稅的申報資料，將所得高低劃分為20等分後，再將最富5%家庭的所得除以最貧5%家庭的所得而計算出的比值。因此，這兩項數據不論是取樣方式和所取層級都完全不同。

黃國昌所引用的數據則是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根據綜合所得稅的申報資料，以「財稅20等分位差距倍數」指標所計算。無2004年資料。（資料來源／財政資訊中心）

★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如何衡量所得分配？

財稅20等分位差距倍數：將綜合所得稅納稅資料分為20等分，觀察最高5%家庭與最低5%家庭比值的變化。

對此，朱敬一曾著文指出，由於「家庭收支調查」較容易調查到一般所得者，但卻不容易取得頂尖富豪的所得資料，因此若要了解頂尖富人的所得狀況，使用賦稅資料較為精準。不過朱敬一也提醒，賦稅資料並未包含未達報稅門檻的低收入戶以及社會救濟等移轉收入，所以仍有其局限。此外，5等分的所得分級較為粗略，年收入破百萬的一般中產受薪階級以及鴻海董事長郭台銘等頂尖富豪會被放在同一個級距中，因此無法凸顯貧富差距的真實情況。

但朱敬一強調，任何指標都有其代表意義及局限，因此若要了解貧富差距，應觀察「同一份」資料的長期趨勢變化，例如觀察賦稅資料2000～2013年的數據變化，而非拿主計處資料與賦稅資料進行比較。

（資料整理／葉瑜娟，製圖／黃禹禛）

事實上，有越來越多國家採用賦稅資料了解頂尖富豪所得情形。這套研究方法來自《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作者、法國經濟學家托瑪．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皮凱提透過各國賦稅資料研究頂尖所得族群的收入狀況。結果發現，美國貧富差距自1980年代開始急速擴大。在1970年代，美國前10%的富人所得佔總體國民所得的比例介於30%～35%之間；但是，到了2000～2010這段期間，佔比已經提高到45%～50%之間，增加了15個百分點。

根據皮凱提的分析，頂尖富豪所得佔比提高的原因，是因為「資本報酬率」高於整體社會的「經濟成長率」，其中「資本報酬率」指的是靠著資本（例如不動產、股票、債券等）所賺取的報酬率。因此，擁有大量資本的富人，財產累積的速度會大於社會平均財產的累積；而當經濟成長趨緩或停滯，資本報酬率很有可能會大幅超越經濟成長率，更加速財富集中在少數富人手中，進一步擴大貧富不均。

皮凱提將多個國家頂尖富人所得佔全國所得的資料彙整為「全球頂尖所得分配資料庫」（WTID，World Top Income Database）供外界使用；而台灣的資料庫則由中研院士朱敬一與胡勝正主持，透過財政部歷年的賦稅資料，計算出台灣前5%至前0.01%富人所得佔整體所得的變化。

★財稅資訊怎麼衡量所得分配？

全球頂尖所得分配資料庫（WTID）：利用財稅資料追蹤頂尖富人所得佔全國所得的比例，該值越高，代表頂尖富人享有的資源越多。

最富有的前1%族群　佔有全國13%所得

根據WTID的資料，全台灣最富有的1%族群的收入佔全國所得比例為12.99%，而前0.1%以及前0.01%的富人收入佔全國所得比例分別為5.86%及3.09%。就長期趨勢來看，除了2008年遭逢金融海嘯出現明顯的跌幅外，其他時候頂尖富豪收入佔全國所得比均是一路向上攀升，完全如皮凱提所言，財富正逐漸往少數富人集中。

（資料來源／中研院士朱敬一及其研究團隊）

這些頂尖富人究竟如何賺錢？為什麼在全民薪水凍漲的悶經濟時代，還能持續增加收入？

答案就藏在頂尖富人的所得分配中。

（資料來源／中研院士朱敬一及其研究團隊）

朱敬一研究發現，所得越高的族群，其薪資所得佔個人總所得的比例越低、資本所得的佔比越高。舉例來說，前20%的所得族群，76%的所得來自薪資；前0.1%族群，僅有28.9%的所得是來自薪資；前0.01%富人族群，僅有13.5%的所得來自薪資，其餘83.5%的所得都來自資本所得。這一切似乎意味著，過去台灣社會長期歌頌的「愛拚才會贏」、「黑手變頭家」價值已不復存在，單憑努力越來越難出頭天。想要致富，出生好家庭、坐擁房產地產才是關鍵。

到底出生好家庭、有地有房對於致富有多重要？從下列的數據或許能略知一二。

富人賣土地的錢　勝過上班族一輩子的薪水

根據朱敬一團隊分析土地增值稅（不包含在綜所稅中）及綜所稅而得的所得資料，2013年全國平均僅有2％的家戶有土地交易，而在2％的族群中，每戶平均土地交易所得為3.9萬元；但隨著族群的收入越高，有交易土地的戶數佔比便越高，前0.01％的富人族群時，有交易土地的家戶佔65.5％，等同於三分之二的家戶都有土地交易，而前0.01％的富豪族群的平均每戶土地所得更高達7,627萬元，是全國平均每戶土地所得的1,955倍，對大多數上班族來說，如果單靠薪水，一輩子都賺不到這麼多！

（資料來源／中研院士朱敬一及其研究團隊）

若從每戶土地所得佔綜所稅的比例來看，可以看出不同所得族群資產配置的狀況。從2013年的佔比來看，全國平均的土地交易收入佔綜所稅的比例僅為6.3％。如果是10％的富人，佔比提高至近15％；前0.1％以及前0.01％的富人族群，佔比飆升至70％以上，足足是全國平均的12倍左右，可見土地交易確實佔據了富人所得配置的重要位置，正好符合皮凱提所說的「富人靠著既有資本累積財富」的說法。

（資料來源／中研院士朱敬一及其研究團隊）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目前土地增值稅是以「土地公告現值」為稅基課稅，但土地公告現值是由各地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長期低於實際交易價格，平均來說土地公告現值恐怕只有實際交易價格的一半，因此此份研究的土地交易數據可能只是富人實際土地交易所得的一半而已，也就是富人靠著土地交易賺取所得的比重，可能比研究估算的高。

信義房屋企研室專案經理曾敬德就表示，「高所得族群的人有許多收入是來自土地交易。」他指出2013年正好是房市景氣高峰的一年，所得越高的族群對於景氣、價格的波動更為敏感，處置房地產的行動也較一般大眾積極。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林志翔則表示，一般大眾的所得都是來自薪資所得，但是高所得族群本身的投資組合較一般人多元，比起一般人更有本錢進行房地產投資，加上2013年是奢侈稅閉鎖期結束（註：奢侈稅自2011年6月開始實施，針對持有期間2年內的不動產短期交易課徵10％或15％的奢侈稅），因此有投資土地的高所得族群會選擇賣出房地產，但對於大多數沒有土地投資的人來說並沒有影響。

由房仲業者及會計師的解釋，可以看出與社會大眾常識相符的事實──對常民來說是落腳處的土地，卻是高所得族群眼中的商品。

朱敬一進一步從會計方法證實了土地的商品價值，他從土地交易所得數據中算出不同所得族群的年報酬率，發現所得越高的族群，投資土地的報酬率也越高，因此他認為土地投資可能是造成貧富不均擴大的關鍵因素。他並推測，造成不同族群的土地投資報酬率出現差異的原因有3點，分別是：既有資本是否允許投資高報酬率的土地、資訊的流通程度及扭曲的土地稅率。

巢運發起人之一、居住正義協會理事長黃益中同樣認為，賦稅不公是導致富人偏好投資房地產，進而拉高房價及地價的主因。他提到目前土增稅、地價稅分別採土地公告現值及公告地價，但兩項皆遭到低估，政府能課到的稅較少。舉例來說，身旁朋友購買的新屋市價約新台幣1,600萬元，但評定現值僅68萬元，而其所持有的土地的公告地價僅14萬5千元；換言之，這棟市價1,600萬的新屋在政府估價下，僅值82萬元，僅為市價的5％，稅基遭嚴重低估的結果，不僅造成稅損，也讓富人囤房不會增加額外成本，房地產商品化情況嚴重。

政大地政系教授張金鶚則強調應從「住宅去商品化」做起。所謂去商品化就是要避免土地房產掌握在少數富人手裡，除了交易稅外也應拉高持有稅及囤房稅，增加持有成本後，富人才願意釋出手上的資產。而為了「打中要害」，張金鶚提到應將「自用」及「非自用」區分開來，才能避免持有自用住宅者也被波及，進而讓社會大眾願意支持稅改。而關於稅基過低的問題，張金鶚也以過去擔任台北市副市長的經驗為例，說明應該要更細緻化的劃分各個區域，以求能更精準地調整土地公告現值。

除了從稅務改革著手外，張金鶚提到「金融制度」也需要調整。張金鶚認為，央行不須經立院表決便能決定是否放行貸款，貸款對於房市的影響極大，但卻較少被提及，因此應該要喚醒社會對這方面的重視，才能形成輿論壓力，不讓少數富人靠著資本持續得利。

新政府欲推動台灣成「亞洲矽谷」的政策，各界爭論不斷，宏碁集團創辦人施振榮指出，台灣應以「矽島」為定位，打造「創新矽島」，其中關鍵要素包括對外國人來台工作是否方便、有誘因，及國內對創投、天使基金等資金機制的友善程度，還有整個社會價值觀的容錯文化等，都還有賴新政府積極建構。

行政院積極推動五大產業創新研發計畫，其中，建造「亞洲矽谷」政策受到各界質疑及批評，致使國發會日前原訂要赴行政院報告，臨時喊卡。施振榮直指，亞洲矽谷不應是一個園區的概念，而是一個包含各種商業模式、各行各業創新的「矽島平台」，打造台灣成為「創新矽島（SiInnovation Island）」。

施振榮表示，「創新矽島」是建立一個有利於不斷創新、人才聚集，及具高等教育訓練人才的環境與創業舞台；目前台灣已有「北北桃竹」的高科技聚落，但仍欠缺幾項關鍵要素，必須由新政府透過政策去建構。

包括外籍人士來台，工作證是否容易取得、有無吸引人才的誘因、方便性及生活條件等，還有台灣的法律架構對創投基金、天使基金等資金投資的機制，是否友善，最後，就是整個台灣社會價值觀對於「容錯」的文化，仍須慢慢建立。

施振榮建議，政府應以「類獎勵投資」來取代早期獎勵投資的模式，透過鼓勵國際人才來台工作，甚至移民，營造讓國際人才樂於來台生活的環境，如照顧其家眷、孩童教育等配套措施作為誘因。

此外，活絡天使創投及私募基金來台投資，更重要的是，透過政府的需求來帶動市場，如推動智慧城市，就可以激發許多產業發展創新應用，進一步為台灣的未來創造出很多新價值。

施振榮並以最早因研究及生產以矽為主的半導體晶片所在地，美國矽谷（Silicon Valley）為例，雖現在矽谷已無「矽」製造產業，但它仍被稱為矽谷，且是包括物聯網、軟體應用、網路社群，及汽車聯網應用等全球高科技創新與發展的重要基地。

施振榮曾提出「科技島」，做為未來台灣的產業發展策略；他期許，台灣若成為矽島，將成為全球的創新源頭，促進產業的開放式創新（Silicon Island, enabling open innovation），進而實現「矽島平台，開放創新，全球之友，共創價值」的理想目標。

「年金改革委員會」六月廿三日召開第一次會，蔡總統在致詞中指出年金改革「已經急迫到現在不做馬上會後悔」。這句話好像在哪裡聽過，不過多了「急迫」的字眼！因為這三年來，光是勞保潛藏負債就增加一點五兆元，各個基金倒閉時間又更近了。

蔡總統表示「這是歷史包袱、制度問題，這不是個人問題」，一語道破年金糾結，令人不解的是，過去三年多即有機會一起面對歷史共業，只要改革不原地踏步，今天也就不會那麼急。原來過去政府改革不成功，是因為「只是政府單方面推動改變很難成功」，所以「這次年金改革採取由下而上、擴大參與原則，建立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對話平台，讓社會各界都能透過代表闡述意見」。然而，就在致詞完後，年改會就陷入對話困境，而第二次會議仍在議事規則中打轉。

確實，三年半前馬政府被要求在三個月內提出改革版本，在倉促間所進行的二四六場會議，由相關部會分頭與分層來進行，大多只能說明年金改革的必要性與基本理念，對新政府而言，這不叫「社會對話」。問題是，透過社會對話真的能畢其功於一役嗎？

「社會對話」是由各利害相關團體來進行意見表達，由於意見一定是分歧，所以協商和談判乃不可或缺。其實，我國已有十數年經驗，為了改善勞資關係，由勞資政三方的代表進行對話，每年所召開的「基本工資審議」乃典型例子；可是這些年來，不論是否達成共識，最後仍是由行政院拍板並負起責任。套句流行語，不是因為社會對話有共識，而是尊重「社會對話的歷史事實」！年改會是否也如此，大家拭目以待！

由於我國年金議題牽涉極廣並且夾雜許多歷史因素，就算是要進行社會對話，也應先分議題，各自在軍、公、教、勞、農漁牧等尋求內部、雇主與受僱者，以及跨世代的共識，再各自推具有專業的代表，進行協商與談判。今天由總統府領軍，一個卅七人所組成的委員會，並沒有進行第一階段真正由下而上的對話，不僅是某些成員的代表性受質疑，年改會的定位也不清楚。

如果總統府需要一個表達意見的平台，何不按組織法聘國策顧問，「對於國家大計，得向總統提供意見，並備諮詢」。如果要有民意基礎，那麼立法院就是最好的決戰場，在全面執政下可以很快通過改革方案。若要強調擴大參與，那麼大選期間承諾的「國是會議」要比年改會恰當，而且需說清楚兩者的關係與功能？

歐洲國家廿年前開始改革，是因為一九九○年代人口高齡化趨於明顯，且國際經濟情勢欠佳導致投資報酬率下滑，為了紓解年金財務困境推動持續性改革。改革基本內容不外乎延後退休或請領年金時間，調整所得替代率，以及減少高低所得者的給付差距等。若果涉及制度上的翻轉，那麼不是靠盍各言爾志的對話，各類專業的折衝才是重點。

改革說穿了，就是要大家「繳多領少」，因此，不少國家透過長期社會對話來尋求民眾的支持。我國當前情勢急迫，不可能長期對話，新政府何不直接拿出版本讓各界討論？透過年改會的對話裝飾，敲鑼打鼓吸引社會聚焦，或許可避免重蹈三年前的遍地開花；但別忘了，民眾的尊嚴及政府的誠信，才是關鍵的考驗！

文/葉銀華(交大財務金融研究所教授)

華航到底是誰的？這是必須說清楚的議題，只從單方面思維，恐怕會以偏概全，特別是華航的最大股東是政府（公股股權約為四十五％）。

桃園市長鄭文燦認為華航不應以追求利潤為目的，飛安、服務品質和員工的照顧才是重點。然而鄭市長的說法引發華航小股東不滿，他們反問鄭市長：華航是慈善事業嗎？華航空服員待遇優於國內同業，公司過去五年只有去年賺錢，今年前五個月營收已經落後長榮航。

鄭市長的言論某種程度有所立論，但可能與華航是一家上市公司的立場有所背離，試問此次新任管理團隊對勞方的妥協，初估華航每年需增加十億元以上的費用，有可能讓華航淪為無法或很難賺錢的公司，如比一來，債權人、股東會再投入資金？華航又如何留住或招攬優秀員工？這些因素嚴重影響華航的飛安品質，難道不怕旅客不願搭華航班機？

當然我們認為公司治理不能只追求股東的利潤，而犧牲員工、旅客的權益。亦不能偏重員工權益，而讓公司犧牲股東的利潤與旅客的權益。

華航並非單方面利害關係人所擁有，而公司治理則是處理所有利害關係人的精細工程。利害關係人首先是客戶（顧客），畢竟客戶是讓公司產生現金流量的來源。而就投入資源於公司經營、希望參與公司收入分配者，可概分成非股東利害關係人（例如：員工、債權人）與股東兩大類，由於股東是最後分配盈餘者，因此由股東會選出董事會經營公司。公司在追求股東權益之前，必須先確保客戶與非股東利害關係人得到「合理」權益。當公司所有利害關係人都受到合理對待，公司才能永續發展。

華航勞資爭議，屬於泛公股事業治理的問題。由於泛公股事業董事長、總經理，以及主導人事政府，皆非公司股權擁有者，不管作為、不作為，影響的皆不是自己財富或權益，因此容易傾向短視的作為，產生「所有權缺位」的問題。

總結而言，華航罷工事件對利害關係人權益的影響，首先是華航過去五年，民國一百年到一○三年「虧損」十九點五億、四點二億、十二點七億、七點五億，一○四年拜油價下跌之賜，獲利五十七點六億；反觀同期間，長榮航空除一○三年虧損比華航多外，其餘皆是正的獲利表現、且優於華航。我們很怕在新任管理團隊原則性接受勞工訴求下，除非油價持續下跌，否則華航很難獲利。因此，凸顯新任管理團隊在作決策時，並未考量所有股東的權益。

其次就客戶權益而言，華航空服員選擇無預警罷工，嚴重影響旅客出國、回國權益。對於獨占事業與影響民生、金融穩定的罷工是被要求須維持必要之營運，而航空事業雖非獨占，但無預警罷工，客戶是很難轉搭其他航空公司，更無法改搭其他交通工具，我們呼籲航空事業的罷工應改成預警式，讓旅客有因應的時間。

最後，公司董事長與管理團隊在決策時，特別是沒有持股的他們，不能只有考量平息紛爭，更要平衡所有利害關係人的權益。以目前華航的經營績效，又給予勞方的要求，此時管理團隊必須強化績效、並維持正常營運與飛行安全，才對得起所有利害關係人。

文/王健壯(世新大學客座教授)

以色列最高法院前任院長巴拉克（Aharon Barak）講過這樣一句話：「對於多數人的權力，必須有嚴格而正式的限制，『沒有做』（It is not done）的概念需要一個更明確的表達，那就是『不許做』（It is forbidden）」。

巴拉克何出此言？是因為他不相信「多數人自律自制，就足以保證基本價值會受到尊重」這樣的說法。亦即，多數人在擁有權力後，通常並不會自律自制，而他們濫用權力的結果，必然會破壞憲法或民主的某些基本價值。

全世界已有太多實例，可以證明巴拉克並非杞人憂天。立法院目前正在審議的「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草案」，雖然是民進黨挾多數權力，並且以正義為名而進行的一項民主鞏固行動，但卻很可能也變成「巴拉克論證」的另一個證明。

「促轉條例」草案有個動人至極的立法目的：「徹底處理威權統治時期，統治者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不法行為與結果」。但逐條細讀草案條文與說明後，稍有憲法或民主常識的人應該都有同感：民進黨是以「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不法行為」，去處理威權統治者「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不法行為」，以不法行為處理不法行為，目的即使動人，手段卻十分嚇人。

民進黨草案中的「促轉會」，是一個依據特別法而成立的特別建制，特別到可以凌駕現行任何一項普通法與特別法，地位猶如超級特別法。而且，草案雖定位促轉會是非常設性之任務編組機關，但卻又規定其主委是特任官，副主委比照十四職等，專任委員比照十三職等，臨時機關之成員卻有常設機關之職稱與職權，官制之混亂，也莫此為甚。

更不可思議的是，促轉會不但是超級特別機關，也擁有超級特別權力，超級特別到遠非內閣任何一個部會的權力所能比擬，超級特別到甚至連總統與行政院長的憲法權力，也差它三分。轉型正義應為也當為，但把民主憲政秩序轉型到如此面目全非地步，這是民主鞏固，或是民主毀壞？

有人把促轉會比擬為「麥卡錫」，民進黨不以為然。但一九五○年代美國眾議院的「非美活動委員會」，以及參議院的麥卡錫，其作為雖然都是濫用權力，但他們濫用的仍是符合憲法規範的國會權力，促轉會濫用的卻是逾越憲法規範的行政權力。「麥卡錫」有傳喚權與藐視國會權，而促轉會則不但有傳喚權、調閱權與調查權，還有調動憲警權，甚至刑事處罰權，而且任何人與團體，都有不得拒絕促轉會的配合義務，權力之大，大到根本不知權力分立為何物，這樣的超級特別權力，又豈是「麥卡錫」所能相提並論？

但麥卡錫主義之所以摧殘美國民主憲政秩序那麼多年又那麼嚴重，禍首雖是「麥卡錫們」，但共犯卻是那些噤聲不語的大眾；就像「川普主義」之所以能大行其道，也是因為背後有數以百萬計的沉默共犯一樣。「這個錯誤，親愛的布魯塔斯，無關我們的命運，而與我們自己有關」，當年向麥卡錫開第一槍的莫洛（Ed Murrow），曾引用莎士比亞這句話，感慨麥卡錫主義之所以肆虐無阻。但台灣的莫洛在哪裡？

即使沒有莫洛，但蔡英文又在哪裡？難道她不該跳出來對「促轉法」說「不許做」？別忘了，「我是總統，歷史檢驗的是我」，這句話是她自己說的。

以色列最高法院前任院長巴拉克（Aharon Barak）講過這樣一句話：「對於多數人的權力，必須有嚴格而正式的限制，『沒有做』（It is not done）的概念需要一個更明確的表達，那就是『不許做』（It is forbidden）」。

巴拉克何出此言？是因為他不相信「多數人自律自制，就足以保證基本價值會受到尊重」這樣的說法。亦即，多數人在擁有權力後，通常並不會自律自制，而他們濫用權力的結果，必然會破壞憲法或民主的某些基本價值。

全世界已有太多實例，可以證明巴拉克並非杞人憂天。立法院目前正在審議的「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草案」，雖然是民進黨挾多數權力，並且以正義為名而進行的一項民主鞏固行動，但卻很可能也變成「巴拉克論證」的另一個證明。

「促轉條例」草案有個動人至極的立法目的：「徹底處理威權統治時期，統治者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不法行為與結果」。但逐條細讀草案條文與說明後，稍有憲法或民主常識的人應該都有同感：民進黨是以「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不法行為」，去處理威權統治者「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不法行為」，以不法行為處理不法行為，目的即使動人，手段卻十分嚇人。

民進黨草案中的「促轉會」，是一個依據特別法而成立的特別建制，特別到可以凌駕現行任何一項普通法與特別法，地位猶如超級特別法。而且，草案雖定位促轉會是非常設性之任務編組機關，但卻又規定其主委是特任官，副主委比照十四職等，專任委員比照十三職等，臨時機關之成員卻有常設機關之職稱與職權，官制之混亂，也莫此為甚。

更不可思議的是，促轉會不但是超級特別機關，也擁有超級特別權力，超級特別到遠非內閣任何一個部會的權力所能比擬，超級特別到甚至連總統與行政院長的憲法權力，也差它三分。轉型正義應為也當為，但把民主憲政秩序轉型到如此面目全非地步，這是民主鞏固，或是民主毀壞？

有人把促轉會比擬為「麥卡錫」，民進黨不以為然。但一九五○年代美國眾議院的「非美活動委員會」，以及參議院的麥卡錫，其作為雖然都是濫用權力，但他們濫用的仍是符合憲法規範的國會權力，促轉會濫用的卻是逾越憲法規範的行政權力。「麥卡錫」有傳喚權與藐視國會權，而促轉會則不但有傳喚權、調閱權與調查權，還有調動憲警權，甚至刑事處罰權，而且任何人與團體，都有不得拒絕促轉會的配合義務，權力之大，大到根本不知權力分立為何物，這樣的超級特別權力，又豈是「麥卡錫」所能相提並論？

但麥卡錫主義之所以摧殘美國民主憲政秩序那麼多年又那麼嚴重，禍首雖是「麥卡錫們」，但共犯卻是那些噤聲不語的大眾；就像「川普主義」之所以能大行其道，也是因為背後有數以百萬計的沉默共犯一樣。「這個錯誤，親愛的布魯塔斯，無關我們的命運，而與我們自己有關」，當年向麥卡錫開第一槍的莫洛（Ed Murrow），曾引用莎士比亞這句話，感慨麥卡錫主義之所以肆虐無阻。但台灣的莫洛在哪裡？

即使沒有莫洛，但蔡英文又在哪裡？難道她不該跳出來對「促轉法」說「不許做」？別忘了，「我是總統，歷史檢驗的是我」，這句話是她自己說的。

降息救經濟 彭總裁苦口婆心

文/郭永興(臺中科技大學國貿系教授)

昨天央行降低重貼現率半碼，追平歷史次低。以過去一年來，央行每三個月調降利率半碼速度看，再三個月後，央行的利率防線就會退到○八年金融海嘯時的歷史低點。

從幾個經濟數據，可以了解央行有調降利率，搶救經濟的壓力。本月上旬財政部公布出口數據是連續十六個月的負成長。日前中研院經濟所將今年ＧＤＰ成長預測，下修至○．五二％，保一無望。昨天台經院公布五月製造業景氣信號，亮出連續第十四顆藍燈，改寫史上最長紀錄。

面對超過一年以上，毫無起色的製造業景氣、出口數據；不斷下修的ＧＤＰ預估，及英國脫歐後混亂的國際經濟局勢，央行彭總裁說，為突破經濟困境，除了貨幣政策外，需要擴張性財政政策及結構性改革，才能讓經濟永續成長。

其實，今年三月在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彭總裁已經說過類似的話，當時他說期待新政府能以財政擴張，以及加速區域經濟整合之政策，來搶救經濟。

新政府上台一個月多，顯然沒有聽到彭總裁的呼籲，所以彭總裁只好昨天調降利率之後，又重新再說一次。

很遺憾的，筆者預測大概三個月後，彭總裁除了宣布調降利率外，又要再呼籲一次，請政府考慮出動財政政策搶救經濟。

很明顯的，目前新政府與彭總裁的經濟政策是不同調的。彭總裁希望政府能啟動財政刺激，以挽救經濟成長率，但是六月中行政院長在三三會演講時，就表示新政府的重點不在經濟成長率，而是失業率及薪資水準。

事實上，筆者觀察新政府上台以來，主要經濟政策集中在所得分配調整上，與短期經濟成長率相關不大。例如，政府正在大力推動年金改革，也在近期勞資爭議中，相較於前政府較顧及到勞工權益。

許多經濟學家都認同，政府適當調整所得分配，減少貧富差距，可以促進中低所得者消費，長期而言，對經濟成長有相當大的幫助。所以，目前新政府重視分配的施政，應可以為台灣長期的經濟發展建立好的基礎。但是眼前的景氣低迷怎麼辦呢？

講白了，筆者覺得新政府不在乎眼前的景氣低迷。原因在於儘管失業率在二月是略高的三．九五％，但之後三、四、五月的失業率是一路下滑到三．八四％，維持在近十年來的低點區。只要失業率不明顯惡化，筆者認為財政學系教授出身、又當過財政部長的林全院長，是不會輕易破壞財政紀律，採取債留子孫的財政刺激政策。

只要失業率不惡化，新政府擺明不在乎冷經濟的政策態度，恐怕會維持到二○一八年底的縣市長選舉，選前政府若還不提出大型公共建設等刺激性財政政策，恐怕民進黨的地方諸侯都要出來造反了。

然而彭總裁的呼籲，不是沒有道理的。冷經濟久了，企業眼見未來收益有限，會慢慢減少投資，惡性循環下，恐造成經濟規模縮小，甚至是通貨緊縮。不要讓「冷經濟」惡化成「縮經濟」，除了彭總裁，新政府是否也要跟著擔心一下呢！

這幾個月來中研院因浩鼎事件及新院長的遴選，鬧得滿城風雨，直到最近新院長底定並辦理交接，爭議才暫告一段落。各界，包括中研院院士們，對院內評議會的存廢有頗多意見，而我卻想針對中研院的制度及功能提出一些看法。

中研院是中華民國最高的研究機構，雖然院士為榮譽職，不支領薪水，但中研院每年享有百億元的預算，且因直屬於總統府，沒有明顯的監督機制。院內研究人員享有充沛的研究經費，且多在大學兼課，卻不像一般大學教授，要接受定期的評鑑。在經費爭取上也比一般大學更具優勢。同樣屬於學術研究，但中研院和大學卻是兩套系統，儼然是學術界的「一國兩治」。

早年中研院的設立，乃借鏡蘇聯經驗，成立一個國家專屬的研究機構，除補足當時大學研究的不足，也符合中國傳統對士子的尊重。中研院士為國家學術最高榮譽，世界各國均有類似的無給職，以彰顯個人在學術上的成就及尊榮，但院士都分散在大學或其他研究機構，並無專門集中起來，成為獨立於校園外的「自治區」。

事實上，中研院的研究功能和大學有所重疊，很多項目更需要學生的參與。兩者如果能整併，不但可以使我們的高等教育每年增加百億以上的研究經費，同時這些學者分散在校園中，也可增加各校的研究實力。就如同美國一樣，所有院士均為其他大學或公司的人員，只在開院士會議時應召，提供建言或報告。有無「殼」無損於其專業及獨立。

目前台灣各大學每年所能分配到預算不多，以台大而言，一年約一六○億，相較於北京清華達九一○億台幣，台大僅占其六分之一。這幾年在全球頂尖大學的排名上，台灣的表現相較於亞洲各國並不理想，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最優的台大從二○一四年的一四二、二○一五的一五五，如今退步到一六七名，是十二年來最低的名次。而北京清華為四十七，北大為四十二，都在進步中。台灣的教育資源本來就不多，中研院有來自總統府的科技預算，本就壓縮了高等教育的經費，甚至研究員還會至各部會申請研究資金，更加搶食了有限的資源大餅；對於同樣致力研究，還要辛苦栽培學生的大學教授而言，無疑是一種挫折。同時，現在全球大學的競爭愈來愈激烈，很多國家都快速且大量的投資高等教育，台灣如不加快腳步，將會越來越落後。

以台灣的規模，總統府實不必有專屬的學術機構，事實上總統府也無能力去審查或稽核中研院的預算及成效，因此倒不如仿效美國的作法，維持院士的崇高名譽及無給職，每年固定召開院士會議，或國家有需要時隨時召開臨時會議，但將旗下的研究機構「解甲歸田」，併入各大學，等於是「藏富於民」，讓有限的資源發揮最大的效益。

近來新政府拋出「亞洲矽谷推動方案」，要在桃園三個地方大興土木蓋園區，想要複製矽谷，這個全球創業者的聖地（參考：蔡英文政府應即刻重新檢視與調整「亞洲矽谷」計劃）。我剛好有幸曾在矽谷工作也創業過，深入當地的創業生態系，6年前回到台灣，也開始在台灣創業，對於兩地的創業相當程度的瞭解，知道矽谷為什麼能成功，而台灣需要哪些因素，才能真的打造亞洲矽谷。

政府對亞洲矽谷的第一個政策是大興土木，但硬體建設跟矽谷成功，並沒有直接的關係，讓我們先來看一下矽谷新創公司一般會選擇哪些地點：

紅色圈起來為幾個新創的重點，藍色為矽谷著名創投KPCB、Sequoia、Andressen Horowitz的地點。

先從地理位置分析，為什麼新創公司大部分都會在這幾個城市？答案很簡單，因為史丹佛大學是整個創業的核心，所以新創選擇辦公室都以史丹佛大學為中心往北、往南發展，幾乎著名的創投都是座落在沙丘路（Sand Hill Rd.）附近區域，而創投的辦公室則是在這整個創業聚落的中心，因為矽谷的創投有個不成文的規定，他們喜歡找新創在他們開車約半小時可以到達的地點，所以辦公室選擇在280高速公路的交流道附近，往北到舊金山市區、往南到森尼威爾（Sunnyvale）都約半個小時車程。（我就曾接到一封創投拒絕我的信，那時候我已搬回台灣，而他們辦公室就是在沙丘路附近區域）

有了這個大概的概念，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矽谷的新創辦公室大概都長什麼樣子：

矽谷的新創辦公室外觀。（王俊凱提供）

有沒有注意到幾乎都是不起眼的建築？

矽谷有8成以上的新創就是在這樣的辦公室孕育出來的，為了節省創業初期的開支，一間辦公室裡大概可以有5、6家新創公司，不少新創都只有一張辦公桌。用矽谷的新創辦公室來回應台灣政府的想像，就可以知道硬體建設真的完全不重要。

矽谷真正勝出的3個關鍵

說完硬體建設，我們來解釋一下矽谷為什麼成功？其實只有3個原因：優秀的人才、風險投資者（VC）、還有資本市場。

矽谷是圍繞著史丹佛大學往外發展的，這間特別的學校，優秀的不只是學生的素質或考試分數，而是幾乎每一位學生身上都可以發現一種創業精神（Entrepreneurship），很多人都有自信能做出改變世界的產品。

隨便跟這間學校的學生聊天都會聽到創業的構想；不只如此，在矽谷工作的人，我們最常做的事情就是跟朋友在附近的咖啡店裡聊天、談談幾間新創公司的產品、聊聊技術，當然也有自己的創業想法，在這種濃厚彼此鼓勵創業的氣氛薰陶下，其實大家都有勇氣去實現創業想法，甚至談投資也都是在咖啡店、餐廳內進行。

我10年前在史丹佛認識的朋友瑞富斯（Joshua Reeves），也是在學生時就積極參與新創，當年跟他聊天就覺得這位年輕人以後一定不得了，他創的第二家公司Gusto（改名前為Zenpayroll）就獲得4大知名企業Yammer、Box、Yelp和Dropbox投資，現在已經是一家10億美元以上的企業了。

除此之外，矽谷的人才是非常願意互相幫助的，大家都知道矽谷有一群知名的PayPal幫（PayPal Mafia），他們是從PayPal創業開始，之後陸續開枝散業，創造了LinkedIn、YouTube、甚至Tesla等公司，他們建立一個偌大的創業網絡，能快速尋找最好的工程師和資金，這樣強大的人脈網絡是矽谷創業成功的關鍵。

我大概有簡單的統計過，只要在矽谷待過一陣子，大概有7、8成的朋友都會創業，當年的朋友即使搬回自己的國家，也都會創立新的公司、當創投，幾位朋友的公司甚至已IPO上市了（像是韓國知名社群手機遊戲SundayToz的營運長就是我在矽谷的同事）。只要在矽谷待過感染上這種精神，幾乎一輩子都會想待在新創的生態系裡，因為這種「創造產品、改變人類生活」的使命感還有成就感，是上班族很難享受到的樂趣。

有了創業的人，沒有資本家的支持也沒辦法迅速的幫助公司成長。早期有KPCB、Sequoia等創投投資Amazon、 Yahoo、 Google，或Accel Investment投資了Facebook，只要有明顯的用戶數、營業額增加（Traction），這些創投都願意賭一把，為什麼呢？答案是數百倍到上萬倍的投資報酬率。

舉例來說，2004年天使投資人彼得・提爾（Peter Thiel）投資Facebook的時候，Facebook並沒有商業模式、沒有廣告，他卻願意賭50萬美金換取公司10.2%的股權（回推公司市值當時只值約500萬美金不到），Facebook在2012年上市後，當年的投資已讓提爾個人獲取超過10億美金的報酬（超過兩千倍）。這種豐厚的回報率，我想就是驅動更多創投敢繼續投入資金來幫助這些創業家，創造更多改變世界的公司。

最後講一下「資本市場」。

在美國因為非常鼓勵新創，所以即使公司成立一年多沒有獲利，也可以上市換取更多資金（好比Yahoo 1995年成立，1996年就公開發行，Amazon在曾1998年也發行過債券籌資）；即使沒有公開發行，創投之間也會透過私底下網路的資金運作，讓公司能夠儘量避免破產或被收購，所以網路新創之間的併購也是非常盛行（像是近期的WhatsApp通訊軟體、Instagram都被Facebook收購），這些都是透過背後的投資人互相介紹牽線快速完成，即使是被收購的時候沒有明顯的商業模式，但都會在未來替收購的母公司創造新的價值（就像Instagram就變成Facebook投放的廣告平台之一）。

這就是活絡的美國資本市場得以吸引這麼多優秀的人才到這裡尋求美國夢的原因，因為好馬也需伯樂，伯樂也需要好馬，人一輩子能工作的精華期也才20多年，當然要把時間投注在投資報酬率最高的地方。

支持年輕人嘗試的精神

分析完矽谷成功的因素，我們可以再回頭看一下政府的政策，我們會發現，亞洲矽谷跟機場、工廠的距離其實沒有太大關係，我們需要培養台灣的年輕人有創業精神。所以創業地點應該是要圍繞著台灣幾個大學聚落，像是台、成、清、交等大學，接近人才。除此之外，我們大家應該要用一種正面、鼓勵的態度來看待願意創業的人，即便是矽谷，創業失敗的機率也高達9成以上，大家要知道創業是需要練習的，即便是我的史丹佛朋友瑞富斯，也是從學生時期開始參與新創學習，10年後才得以打造出一間10億美金以上的獨角獸企業。

每一間創業公司，都會在創業的過程中轉型、尋求可以存活的商業模式，這個過程一般都會需要3-5年，所以我們能不能找到願意支持年輕人的創投、基金來打造亞洲矽谷，反而是更應該解決的問題。

台灣的創業者獲得矽谷／中國創投投資都非常、非常、非常困難，創投是非常重視Traction數字，文章一開始我們就有提到矽谷的創投只會投資他們半小時開車到的車程，波士頓、紐約等大城市其實也都有創投，但投資主要非常侷限於美國市場的。

一般而言，如果他們有亞洲辦公室，都會要台灣創業者去找他們的中國團隊，但因為台灣的市場較小，創投一般而言也會快速的看商業企劃（BP）、用交易數字來判斷創投要不要跟進，例如，在台灣網路新創公司也許有每個月上百萬的網站流量、App下載數不錯，但對比中國的可能他們每天就有上千萬流量、下載量，是非常難看上台灣團隊的。

所以我的變通方法是，透過私下的人脈，引進東協馬來西亞、香港的創投資金投資進來，投資台灣創業團隊，這也算是新創業者自己找出的路。但這還是因為我們本身具有國際經驗還有人脈，對於台灣本土出生的團隊，我們要怎麼用快速的方法幫助他們呢？

我們政府可以應該思考，如果希望打造亞洲矽谷，政府有沒有要自己出資投資新創團隊？我們能不能用最快的方法設立金融沙盒實驗區（Fintech Sandbox），讓金融新創團隊可以先不管法規限制，把產品做出來？我們有沒有可能透過政府的力量，引入矽谷的國際創投在台灣設立辦公室？好比仿效矽谷創投，在史丹佛大學聚落設立辦公室，也在重要大學旁就近成立辦公室，提供優惠、利基吸引他們投資台灣人才？

即使在‪台灣上市，投資人、法人在台灣的資本市場活耀程度並沒有美國、日本、新加坡好，這相當程度影響公司的整體價值還有募集到的資本；政府有沒有辦法建立起跟國外各大證交所、國外私募、創投定期交流聚會，讓台灣不錯的新創可以透過他們迅速募集到上市的資金標準，像日本的MOTHERS 交易所、美國Nasdaq、OTCBB等等，把國內新創送去國外上市，也可以藉由這樣的方法讓新創更有國際視野，開拓國外市場。

我回台6年，也發現台灣創業圈的亂象，像是台灣新創圈有非常多希望拿到政府資源的人，花了很多時間跟政府一起舉辦活動，問題是，沒有創業成功的人怎麼做加速器、創投、教大家創業？反而到處出書、演講，結果反而是這些人拿到政府的資金、資源，這就好像沒有打過NBA的人舉辦NBA訓練營，教大家怎麼進NBA，這的確諷刺。

如之前所說，創業者是需要長時間的學習、進步，不是說出書、演講不好，而是如果有成功創業經驗的人來做示範、教育，引入自己的人脈網路，這才是真正幫助台灣有可能成為亞洲矽谷的一些軟實力。

再回到矽谷經驗，矽谷能成功，靠的是人才濟濟、有經驗的創投（願意承擔風險、成功創業過、有資金投到這些創投機構裡）、還有好的資本市場，讓投資人以及創業者有出場機制（被併購、上市）。這些成功的因素沒有一個跟硬體、建築有關，所謂的物聯網（IoT）更不是製造可以連上網路的燈泡、門鎖、冰箱而已，而是應該要廣泛的鼓勵創業者往網路、區塊鏈、人工智慧等領域做新創，最後再來思考如何利用這些軟體技術改善我們既有的產業，例如將區塊鏈結合旅行、保險產業等等，因為這些商業模式可以快速地複製到其他市場，迅速把2千萬的人口複製到幾億的市場。

台灣四面環海，所以我們更應該胸懷四海，而不是只把眼光放在中國，更應該勇於嘗試日本、歐洲、東協、美國市場等等，鼓勵年輕人勇敢闖出去，教育大家擁抱失敗、學習從失敗中爬起來。

矽谷對於所有的創業者來說，是由創業精神、人脈網路、資本市場等等因素組合起來的，我們很歡迎政府鼓勵新創，打造亞洲矽谷，但絕對不是由蓋樓這樣傳統的思維開始的。只要有心，到處都可以是矽谷，但真的需要5-10年長期的長期投資才有可能成真；亞洲矽谷的政策不應該只是為了選票，而是為了我們台灣年輕人的未來而努力，培養大家有能夠與國際競爭、接軌的能力。

開拓南亞市場是新南向政策的重點之一。所謂新南向政策，和舊南向政策最大的不同點在於「三新」，即新的範圍、新的方向和新的支撐。其中「新的範圍」是將市場範圍由東協十國延伸到南亞六國─印度、孟加拉、斯里蘭卡、巴基斯坦、不丹、尼泊爾。印度市場則是南亞最重要的主力市場。

印度今年首季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7.9％，遙遙領先中國大陸的6.7％，成為全球經濟成長最快速的國家，加以印度莫迪政府正積極效法過去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模式，力拚印度成為下一個全球製造業和出口重鎮，因此不久極有可能取代中國大陸成為下一階段全球產業及國際資金匯聚的地方。台灣如果能順利搭上這一班經濟成長列車，必能為國內的經濟成長注入一劑強針。

其實政府近年來一直都強力鼓吹台商前進印度市場，只可惜成效不佳。開拓新興市場不能依賴傳統的行銷理論與策略規劃，必須有新的思維模式，適地化以及創新經營正是有效落地實踐的成功之鑰。新興市場的關鍵影響因素通常是價格競爭，顧客的價值主張是買得起以及買得到，針對此市場未滿足的重要需求，必要設計出嶄新的商業模式。

例如，早期諾基亞在印度市場推出具有手電筒功能的特製手機，以及推出家庭五人共用五個門號，讓大家都買得起的30元手機，便曾經為諾基亞在印度市場搶下50％的市佔率；另外，塔塔集團在印度市場推出2,500美元的Nano微型車，以及Godrej & Boyce公司在印度市場推出重量僅7.8公斤，價格69美元，電池供電的ChotuKool小冰箱，都成功的快速打進當地市場。都是適地化以及經營創新的經典案例。

康陽公司是台商在印度市場經營成功的典範案例。康陽是一家生產醫療輔具的公司，2008年進軍印度市場，因為不熟悉當地市場環境，遭遇到物流送貨與收款的困難，康陽公司於是開始尋找策略合作夥伴，與當地物流公司合作，貨到收款。為能深耕印度市場，康陽公司也與當地時代集團媒體聯盟，以整合行銷技術入股方式，分五年時間協同合作。由於與當地媒體合作，深入了解當地消費者生活習慣與購買者行為，訂定有效的行銷組合策略，推出了能迎合當地消費者喜好的產品。此一整合行銷技術入股合作方式，對台商進軍新興市場確實發揮成效，康陽公司的輪椅銷售，目前市佔率已高達五成左右。

台商在新興市場渠道建置不易，交易風險也高，因此大都以現金交易，使得高單價商品的市場擴展困難。倘若能以租售模式取代現金交易，銷售量將會大大提升。只可惜租售交易模式在新興市場尚未普遍，政府若能鼓勵台灣的金融機構，例如中租迪和等，積極投入新興市場以擴大租售交易服務模式，台商開拓新興市場便可輕鬆許多。此外，逆製造模式也是一種創新經營的商業模式，以往都是先進國家品牌廠商委託新興國家代工生產，逆製造模式則是反向，由新興國家廠商推出品牌，委託先進國家廠商代工生產。例如中國大陸社稷品牌（Sorgere）委託義大利公司為其製造商，成功打造了中國第一個奢侈男裝品牌。相信將來會有更多的類似成功案例，或許台商也可以思考藉由此種逆製造模式，推出自有品牌行銷海外新興市場。

適地化以及創新經營是進軍新興市場的勝利方程式。新南向政策以及開拓印度市場要能落地有效執行，一定要有新思維和新經貿戰略，才能突破困境，在異域勇佔鰲頭。

當代創新大師克里斯汀生（Clayton Christensen）自從1994年出版了創新的兩難後，陸陸續續又出了一系列有關創新的書籍，奠定了他在創新這個領域的泰斗地位。創新的兩難一書捧紅了Disruptive Innovation這個詞，這個詞的中文有許多版本的譯文：顛覆式創新、破壞式創新、突破式創新等，經營者或EMBA學生朗朗上口的創新，出現了各自表述的模糊、甚至混亂，除非從克里斯汀生的原始研究中一窺究竟，對話與實務探討恐怕淪為雞同鴨講。

克里斯汀生揚名立萬的研究係追蹤1970至80年代硬碟機產業的發展史，不同品牌的廠商在磁碟技術的績效被繪製成一段又一段交錯的競爭軌跡，廠商為了在嚴峻的產業競爭中求生存，不斷投入研發、從事創新，使得科技的精進為產品不斷推陳出新奠定了快速循環的基礎，當時，創新的兩難區分了架構式創新（與Architectural Innovation）與元件式創新（Component Innovation），主要在探討生命週期S-Curve中，先進者與追隨者的不同優勢。在克里斯汀生後續的著作中，包括創新者的解答、創新者的修煉，逐漸將Disruptive Innovation應用在行銷、組織管理與不同產業的情境中，也因為取得版權的出版社與譯者不同的心領神會，因而出現了各種不同的中文詞彙，對應英文都是Disruptive Innovation，但到底是顛覆？是突破？是破壞？要看從哪一個角度關照。

好的理論在不斷地演繹中，仍證明其一般化的適用性，克里斯汀生的理論是近二十年來難得一見的理論。在廠商的激烈競爭中，技術不斷向上的推升留下了一大片超規也超貴的市場縫隙，讓競爭不再循著「加法」的規律前進，容許一些採用減法策略的產品或廠商趁虛而入，一旦絕大部分的消費者擁抱夠用、低規又價廉的技術，成為市場主流的原本低規技術卻在技術效能上快速成長，甚至凌駕原本高規的技術線型，Disruption於焉誕生。最經典的案例是，Intel相較於其他CPU業者，以浮點運算見長技術優勢並非一般消費者所能理解或欣賞，因此，為了因應過度產品化（Over-productization）而逐漸有低階CPU的問世，以提供不需要高階運算的消費者物美價廉的消費選項。華碩的易PC（EeePC）被寫成經典案例，在EMBA課堂上廣泛被討論。另外的經典是，城市商旅將游泳池與健身房等奢華的五星級旅館標配移除，提供商務人士低廉卻滿足基本需求的消費選擇，因而大行其道的還包括目前在各地盛行的文創商旅。但嚴格講起來，EeePC與城市商旅都未Disrupt其高規（貴）的競爭者，充其量只是切割出不同的市場區隔，各自擁抱異質消費者。

製造服務化在台灣可能已淡化為一個產業政策的模糊記憶，但從網宇實體系統（Cyber-Physical System）的落實中，人類才剛開始見證一個偉大的時代開始。在CPS誕生的50年前，勞斯萊斯在1962年即已推出「依引擎使用時數來計費(Power-by-the-Hour)」的服務，勞斯萊斯又於2002年增加引擎健康監測、引擎租賃減少停機時間。勞斯萊斯在2011年的營收是113億英鎊，這其中50％來自服務收入。與勞斯萊斯在飛機發動機市場中競爭的GE也不遑多讓，近年來快速佈局，追趕新世代競爭優勢。

2001年正式接任奇異電器(GE)董事長兼執行長的Jeffrey Immelt，從光芒萬丈的Jack Welch手中接下大位，初期並不被看好，大家都想，有誰能超越那個將誤差控制在六個標準差以下的經營之神？隨著近年積極轉型，Immelt主導的工業互聯網頗有Disrupt當年好勝的Welch之姿。零當機（Zero Down Time, ZDT）和數位雙胞胎（Digital Twin）是Immelt口中下一代的競爭利器。執著於硬體製造的台灣廠商在思考精實管理時，多數努力仍在於人、機、物、料的合理化，但致力於跨越網宇與實體的奇異，卻將時間當作精實的標的，不得不令人佩服創造力與前瞻眼光獨到的領先群，如何一代又一代地傳承著製造與經營的競爭優勢。

GE Digital由2011年設立的卓越中心，到2014年轉型成具有1200名員工與營收11億美元，到了2015年已成為擁有3萬名員工與60億美元營收的快速成長事業體，GE Digital的成功也帶動了近期奇異股價的大幅上揚。在奇異Wind Power.Up的服務支撐下，E.ON的風力發電效能有顯著的成長，這類成功案例在不同的應用領域甚至可以上看17％的成本節省。

試想，有什麼改善活動能有此顯著的效能提升、成本節省，這不就是台灣產業當前追求的升級轉型的解答嗎？當現有模式的成長力度有限，宛若當年克里斯汀生所繪製的硬碟機技術成長軌跡，如欲產生Disruption（無論怎麼翻譯？）效益，數位化的產品與生產資訊是唯一通往數據分析傻加值服務的途徑。若把Disruption譯為穿透，用以在數位時代中探討競爭優勢，應該也不為過吧！

製造革命只是工業4.0的基礎條件，最根本的驅動力來自商業模式與智慧服務體系的創新技術變革，兩者才是未來工業界競爭的藍海。隨著智慧感測和3D視覺技術成熟，將帶動商業與服務模式創新的良性循環。

未來工業界的機會空間可以分為四部分：

1.滿足使用者可見需求和解決可見問題，如品質、汙染和浪費等問題，需要持續改善與不斷完善的標準化。

2.避免可見問題，從使用資料中挖掘新的知識，對原有生產系統和產品做加值改善。

3.利用創新方法與技術解決未知問題，例如具有自動察覺能力的設備，以及利用智慧手環管理睡眠品質，都是使未見問題透明化，進而管理和解決。

4.尋找和滿足未見的價值缺口，避免未見因素的影響，需要利用資料分析產生的智慧資訊去創造新的知識和價值，是工業4.0的最終目標。

透過分析資料、預測需求、預測製造、利用資料去整合產業鏈和價值鏈，是工業4.0的思維。現在各個領域都在談大數據，大數據本身是一個看待問題的新方式，利用大數據創造價值才是根本目的。工業4.0是一場在未見世界中的戰爭，數據分析則是連接可見與未見世界的橋樑。

由於互聯網和電腦技術高度發展，在與工業系統深度融合過程中引發的生產力、生產關係、生產技術、商業模式和創新模式等方面的深層變革，是整個工業系統邁向全面智慧化的革命性轉變。

聚焦需求 創造產品價值

工業4.0的另一個特點，是製造過程和製造價值向使用過程的延續，不僅關注將一個產品製造出來，還應該關心如何使用好這個產品，實現產品價值的最大化。

產品的創新和創值，不再以滿足使用者可見的需求為導向，而是利用使用者的使用資料去創建使用情景模擬，從中找到用戶需求的缺口，或稱「未見的需求」，因為即便是用戶自己都很難意識到。

在工業4.0時代的市場競爭，會從以往滿足客戶可見的需求，轉向尋找用戶需求的缺口。以往將產品賣給客戶後，就幾乎到達生產價值鏈的終點，工業4.0時代將價值鏈延伸到雲端，以產品作為服務的載體，以使用資料作為服務的媒介，在使用過程中不斷挖掘用戶需求的缺口，並利用資料採擷產生的資訊服務為使用者創造價值。

例如，未來人們去店內選車，不只是選擇車型、顏色和內飾等客製化特徵，還可以在布滿感測器的車內試駕，感測器自動記錄整個座椅上的壓力分布，一款符合用戶身形和坐姿習慣的座椅就自動設計完成了；在用戶開車過程中，汽車內部的感測器自動記錄使用者的駕駛動作，進而預測用戶的駕駛習慣，兼顧駕駛操作感、舒適性的動力系統和控制系統被自動匹配完成。在用戶駕駛汽車的過程中，汽車能夠自動識別用戶駕駛習慣的改變，提醒用戶對於能源消耗和剩餘里程的影響。

在上下班高峰期，汽車能夠透過巨量的交通資料預測未來一段時間內可能通過道路的擁堵情況，並為使用者推薦最佳行駛路徑。在駕駛過程中，汽車還可以記錄路面平整情況，在系統內分享，提醒後面的駕駛者減速駛過一段坑窪路面，隨後這些資料被發送給市政管理部門，第二天再經過相同路段時發現坑窪的路面已經被修補好了。

用戶回家後，可以透過手機或網頁查看一天的駕駛紀錄，不同駕駛模式下的能源消耗一目了然，可以與社區內其他用戶比一比誰更加節能環保，系統還提供相應的駕駛習慣改善建議。

查看汽車的健康狀態報告，包括各個關鍵零組件和故障風險，相匹配的維護保養建議也被自動提供，網上預約後就可以到4S店進行維護，如果只是簡單的更換，還提供影片及文字講解的詳細步驟說明。

以上情景未來5年甚至更短時間就可現實，工業界賣給使用者的不再是產品，而是價值能力。對於駕駛者而言，汽車帶來行動力、時尚感、經濟性、舒適性和安全性等一系列能力，這些能力將根據使用者使用情況和需求提供客製化的最佳匹配。

智慧感測、3D視覺技術助攻

再舉一個日常生活例子。我們買鞋墊只會問要買多大碼，同一個尺碼每個人得到的鞋墊都相同，但其實每個人腳的形狀、體重、站姿、走路習慣、搭配的鞋子都不同，因此不可能有一款鞋墊能夠同時滿足每一個人的需求。

美國爽健（Dr. Scholl）公司在賣給用戶鞋墊前，先讓用戶站在一個連接感測器的踏板上，系統會記錄使用者站立時足底的壓力分布，隨即客戶就可以獲得一個客製化的鞋墊。

這其實只是開端，還有更多價值空間可以挖掘。比如足部壓力資料的採集只考慮站立情況，但是走路和跑步時的壓力分布同樣重要，同時還要考慮與運動鞋、高跟鞋、皮鞋等不同鞋子的搭配。這些資料可以賣給製作鞋子的公司，在買完鞋墊後向用戶推薦一款適合搭配的鞋子。這些資料如果結合醫學研究，還可以提醒用戶站立姿勢和跑步習慣可能造成足部和膝蓋損傷的風險，提供改善習慣的建議。

對於製衣公司也是一樣，在給用戶進行量體時都是按照固定姿勢，沒有考慮使用者在動態情況下的舒適度。如果我是一名教師，經常要抬手在黑板上寫字，手臂運動幅度很大，手肘和腋下部分就需要加大彈性。

因此，未來的量體應該是動態的，給使用者穿上特製衣服後按照喜好隨意活動， 衣服上的感測器會自動記錄幾個關鍵位置的應力情況，據此為使用者製作出更加合身的衣服。

這些隨著智慧感測和3D視覺技術成熟，已經變得觸手可及，是科技進步帶動商業與服務模式創新的良性循環。

由此不難看出，資料是為使用者提供客製化產品最重要媒介，無論是發現用戶價值缺口、發現和管理未見問題、實現無憂的生產環境（Worry-Free Productivity），以及為用戶提供客製化的產品和服務，都離不開對資料的分析挖掘。

工業4.0時代，製造將透過資料把終端客戶與製造系統連接，這些資料將自動決定生產系統各個環節的決策，實現生產上下游的整合，人的工作難度大大降低，工廠組織架構趨於扁平，生產資源利用效率更加優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