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個月來中研院因浩鼎事件及新院長的遴選，鬧得滿城風雨，直到最近新院長底定並辦理交接，爭議才暫告一段落。各界，包括中研院院士們，對院內評議會的存廢有頗多意見，而我卻想針對中研院的制度及功能提出一些看法。

中研院是中華民國最高的研究機構，雖然院士為榮譽職，不支領薪水，但中研院每年享有百億元的預算，且因直屬於總統府，沒有明顯的監督機制。院內研究人員享有充沛的研究經費，且多在大學兼課，卻不像一般大學教授，要接受定期的評鑑。在經費爭取上也比一般大學更具優勢。同樣屬於學術研究，但中研院和大學卻是兩套系統，儼然是學術界的「一國兩治」。

早年中研院的設立，乃借鏡蘇聯經驗，成立一個國家專屬的研究機構，除補足當時大學研究的不足，也符合中國傳統對士子的尊重。中研院士為國家學術最高榮譽，世界各國均有類似的無給職，以彰顯個人在學術上的成就及尊榮，但院士都分散在大學或其他研究機構，並無專門集中起來，成為獨立於校園外的「自治區」。

事實上，中研院的研究功能和大學有所重疊，很多項目更需要學生的參與。兩者如果能整併，不但可以使我們的高等教育每年增加百億以上的研究經費，同時這些學者分散在校園中，也可增加各校的研究實力。就如同美國一樣，所有院士均為其他大學或公司的人員，只在開院士會議時應召，提供建言或報告。有無「殼」無損於其專業及獨立。

目前台灣各大學每年所能分配到預算不多，以台大而言，一年約一六○億，相較於北京清華達九一○億台幣，台大僅占其六分之一。這幾年在全球頂尖大學的排名上，台灣的表現相較於亞洲各國並不理想，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最優的台大從二○一四年的一四二、二○一五的一五五，如今退步到一六七名，是十二年來最低的名次。而北京清華為四十七，北大為四十二，都在進步中。台灣的教育資源本來就不多，中研院有來自總統府的科技預算，本就壓縮了高等教育的經費，甚至研究員還會至各部會申請研究資金，更加搶食了有限的資源大餅；對於同樣致力研究，還要辛苦栽培學生的大學教授而言，無疑是一種挫折。同時，現在全球大學的競爭愈來愈激烈，很多國家都快速且大量的投資高等教育，台灣如不加快腳步，將會越來越落後。

以台灣的規模，總統府實不必有專屬的學術機構，事實上總統府也無能力去審查或稽核中研院的預算及成效，因此倒不如仿效美國的作法，維持院士的崇高名譽及無給職，每年固定召開院士會議，或國家有需要時隨時召開臨時會議，但將旗下的研究機構「解甲歸田」，併入各大學，等於是「藏富於民」，讓有限的資源發揮最大的效益。

近來新政府拋出「亞洲矽谷推動方案」，要在桃園三個地方大興土木蓋園區，想要複製矽谷，這個全球創業者的聖地（參考：蔡英文政府應即刻重新檢視與調整「亞洲矽谷」計劃）。我剛好有幸曾在矽谷工作也創業過，深入當地的創業生態系，6年前回到台灣，也開始在台灣創業，對於兩地的創業相當程度的瞭解，知道矽谷為什麼能成功，而台灣需要哪些因素，才能真的打造亞洲矽谷。

政府對亞洲矽谷的第一個政策是大興土木，但硬體建設跟矽谷成功，並沒有直接的關係，讓我們先來看一下矽谷新創公司一般會選擇哪些地點：

紅色圈起來為幾個新創的重點，藍色為矽谷著名創投KPCB、Sequoia、Andressen Horowitz的地點。

先從地理位置分析，為什麼新創公司大部分都會在這幾個城市？答案很簡單，因為史丹佛大學是整個創業的核心，所以新創選擇辦公室都以史丹佛大學為中心往北、往南發展，幾乎著名的創投都是座落在沙丘路（Sand Hill Rd.）附近區域，而創投的辦公室則是在這整個創業聚落的中心，因為矽谷的創投有個不成文的規定，他們喜歡找新創在他們開車約半小時可以到達的地點，所以辦公室選擇在280高速公路的交流道附近，往北到舊金山市區、往南到森尼威爾（Sunnyvale）都約半個小時車程。（我就曾接到一封創投拒絕我的信，那時候我已搬回台灣，而他們辦公室就是在沙丘路附近區域）

有了這個大概的概念，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矽谷的新創辦公室大概都長什麼樣子：

矽谷的新創辦公室外觀。（王俊凱提供）

有沒有注意到幾乎都是不起眼的建築？

矽谷有8成以上的新創就是在這樣的辦公室孕育出來的，為了節省創業初期的開支，一間辦公室裡大概可以有5、6家新創公司，不少新創都只有一張辦公桌。用矽谷的新創辦公室來回應台灣政府的想像，就可以知道硬體建設真的完全不重要。

矽谷真正勝出的3個關鍵

說完硬體建設，我們來解釋一下矽谷為什麼成功？其實只有3個原因：優秀的人才、風險投資者（VC）、還有資本市場。

矽谷是圍繞著史丹佛大學往外發展的，這間特別的學校，優秀的不只是學生的素質或考試分數，而是幾乎每一位學生身上都可以發現一種創業精神（Entrepreneurship），很多人都有自信能做出改變世界的產品。

隨便跟這間學校的學生聊天都會聽到創業的構想；不只如此，在矽谷工作的人，我們最常做的事情就是跟朋友在附近的咖啡店裡聊天、談談幾間新創公司的產品、聊聊技術，當然也有自己的創業想法，在這種濃厚彼此鼓勵創業的氣氛薰陶下，其實大家都有勇氣去實現創業想法，甚至談投資也都是在咖啡店、餐廳內進行。

我10年前在史丹佛認識的朋友瑞富斯（Joshua Reeves），也是在學生時就積極參與新創，當年跟他聊天就覺得這位年輕人以後一定不得了，他創的第二家公司Gusto（改名前為Zenpayroll）就獲得4大知名企業Yammer、Box、Yelp和Dropbox投資，現在已經是一家10億美元以上的企業了。

除此之外，矽谷的人才是非常願意互相幫助的，大家都知道矽谷有一群知名的PayPal幫（PayPal Mafia），他們是從PayPal創業開始，之後陸續開枝散業，創造了LinkedIn、YouTube、甚至Tesla等公司，他們建立一個偌大的創業網絡，能快速尋找最好的工程師和資金，這樣強大的人脈網絡是矽谷創業成功的關鍵。

我大概有簡單的統計過，只要在矽谷待過一陣子，大概有7、8成的朋友都會創業，當年的朋友即使搬回自己的國家，也都會創立新的公司、當創投，幾位朋友的公司甚至已IPO上市了（像是韓國知名社群手機遊戲SundayToz的營運長就是我在矽谷的同事）。只要在矽谷待過感染上這種精神，幾乎一輩子都會想待在新創的生態系裡，因為這種「創造產品、改變人類生活」的使命感還有成就感，是上班族很難享受到的樂趣。

有了創業的人，沒有資本家的支持也沒辦法迅速的幫助公司成長。早期有KPCB、Sequoia等創投投資Amazon、 Yahoo、 Google，或Accel Investment投資了Facebook，只要有明顯的用戶數、營業額增加（Traction），這些創投都願意賭一把，為什麼呢？答案是數百倍到上萬倍的投資報酬率。

舉例來說，2004年天使投資人彼得・提爾（Peter Thiel）投資Facebook的時候，Facebook並沒有商業模式、沒有廣告，他卻願意賭50萬美金換取公司10.2%的股權（回推公司市值當時只值約500萬美金不到），Facebook在2012年上市後，當年的投資已讓提爾個人獲取超過10億美金的報酬（超過兩千倍）。這種豐厚的回報率，我想就是驅動更多創投敢繼續投入資金來幫助這些創業家，創造更多改變世界的公司。

最後講一下「資本市場」。

在美國因為非常鼓勵新創，所以即使公司成立一年多沒有獲利，也可以上市換取更多資金（好比Yahoo 1995年成立，1996年就公開發行，Amazon在曾1998年也發行過債券籌資）；即使沒有公開發行，創投之間也會透過私底下網路的資金運作，讓公司能夠儘量避免破產或被收購，所以網路新創之間的併購也是非常盛行（像是近期的WhatsApp通訊軟體、Instagram都被Facebook收購），這些都是透過背後的投資人互相介紹牽線快速完成，即使是被收購的時候沒有明顯的商業模式，但都會在未來替收購的母公司創造新的價值（就像Instagram就變成Facebook投放的廣告平台之一）。

這就是活絡的美國資本市場得以吸引這麼多優秀的人才到這裡尋求美國夢的原因，因為好馬也需伯樂，伯樂也需要好馬，人一輩子能工作的精華期也才20多年，當然要把時間投注在投資報酬率最高的地方。

支持年輕人嘗試的精神

分析完矽谷成功的因素，我們可以再回頭看一下政府的政策，我們會發現，亞洲矽谷跟機場、工廠的距離其實沒有太大關係，我們需要培養台灣的年輕人有創業精神。所以創業地點應該是要圍繞著台灣幾個大學聚落，像是台、成、清、交等大學，接近人才。除此之外，我們大家應該要用一種正面、鼓勵的態度來看待願意創業的人，即便是矽谷，創業失敗的機率也高達9成以上，大家要知道創業是需要練習的，即便是我的史丹佛朋友瑞富斯，也是從學生時期開始參與新創學習，10年後才得以打造出一間10億美金以上的獨角獸企業。

每一間創業公司，都會在創業的過程中轉型、尋求可以存活的商業模式，這個過程一般都會需要3-5年，所以我們能不能找到願意支持年輕人的創投、基金來打造亞洲矽谷，反而是更應該解決的問題。

台灣的創業者獲得矽谷／中國創投投資都非常、非常、非常困難，創投是非常重視Traction數字，文章一開始我們就有提到矽谷的創投只會投資他們半小時開車到的車程，波士頓、紐約等大城市其實也都有創投，但投資主要非常侷限於美國市場的。

一般而言，如果他們有亞洲辦公室，都會要台灣創業者去找他們的中國團隊，但因為台灣的市場較小，創投一般而言也會快速的看商業企劃（BP）、用交易數字來判斷創投要不要跟進，例如，在台灣網路新創公司也許有每個月上百萬的網站流量、App下載數不錯，但對比中國的可能他們每天就有上千萬流量、下載量，是非常難看上台灣團隊的。

所以我的變通方法是，透過私下的人脈，引進東協馬來西亞、香港的創投資金投資進來，投資台灣創業團隊，這也算是新創業者自己找出的路。但這還是因為我們本身具有國際經驗還有人脈，對於台灣本土出生的團隊，我們要怎麼用快速的方法幫助他們呢？

我們政府可以應該思考，如果希望打造亞洲矽谷，政府有沒有要自己出資投資新創團隊？我們能不能用最快的方法設立金融沙盒實驗區（Fintech Sandbox），讓金融新創團隊可以先不管法規限制，把產品做出來？我們有沒有可能透過政府的力量，引入矽谷的國際創投在台灣設立辦公室？好比仿效矽谷創投，在史丹佛大學聚落設立辦公室，也在重要大學旁就近成立辦公室，提供優惠、利基吸引他們投資台灣人才？

即使在‪台灣上市，投資人、法人在台灣的資本市場活耀程度並沒有美國、日本、新加坡好，這相當程度影響公司的整體價值還有募集到的資本；政府有沒有辦法建立起跟國外各大證交所、國外私募、創投定期交流聚會，讓台灣不錯的新創可以透過他們迅速募集到上市的資金標準，像日本的MOTHERS 交易所、美國Nasdaq、OTCBB等等，把國內新創送去國外上市，也可以藉由這樣的方法讓新創更有國際視野，開拓國外市場。

我回台6年，也發現台灣創業圈的亂象，像是台灣新創圈有非常多希望拿到政府資源的人，花了很多時間跟政府一起舉辦活動，問題是，沒有創業成功的人怎麼做加速器、創投、教大家創業？反而到處出書、演講，結果反而是這些人拿到政府的資金、資源，這就好像沒有打過NBA的人舉辦NBA訓練營，教大家怎麼進NBA，這的確諷刺。

如之前所說，創業者是需要長時間的學習、進步，不是說出書、演講不好，而是如果有成功創業經驗的人來做示範、教育，引入自己的人脈網路，這才是真正幫助台灣有可能成為亞洲矽谷的一些軟實力。

再回到矽谷經驗，矽谷能成功，靠的是人才濟濟、有經驗的創投（願意承擔風險、成功創業過、有資金投到這些創投機構裡）、還有好的資本市場，讓投資人以及創業者有出場機制（被併購、上市）。這些成功的因素沒有一個跟硬體、建築有關，所謂的物聯網（IoT）更不是製造可以連上網路的燈泡、門鎖、冰箱而已，而是應該要廣泛的鼓勵創業者往網路、區塊鏈、人工智慧等領域做新創，最後再來思考如何利用這些軟體技術改善我們既有的產業，例如將區塊鏈結合旅行、保險產業等等，因為這些商業模式可以快速地複製到其他市場，迅速把2千萬的人口複製到幾億的市場。

台灣四面環海，所以我們更應該胸懷四海，而不是只把眼光放在中國，更應該勇於嘗試日本、歐洲、東協、美國市場等等，鼓勵年輕人勇敢闖出去，教育大家擁抱失敗、學習從失敗中爬起來。

矽谷對於所有的創業者來說，是由創業精神、人脈網路、資本市場等等因素組合起來的，我們很歡迎政府鼓勵新創，打造亞洲矽谷，但絕對不是由蓋樓這樣傳統的思維開始的。只要有心，到處都可以是矽谷，但真的需要5-10年長期的長期投資才有可能成真；亞洲矽谷的政策不應該只是為了選票，而是為了我們台灣年輕人的未來而努力，培養大家有能夠與國際競爭、接軌的能力。

開拓南亞市場是新南向政策的重點之一。所謂新南向政策，和舊南向政策最大的不同點在於「三新」，即新的範圍、新的方向和新的支撐。其中「新的範圍」是將市場範圍由東協十國延伸到南亞六國─印度、孟加拉、斯里蘭卡、巴基斯坦、不丹、尼泊爾。印度市場則是南亞最重要的主力市場。

印度今年首季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7.9％，遙遙領先中國大陸的6.7％，成為全球經濟成長最快速的國家，加以印度莫迪政府正積極效法過去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模式，力拚印度成為下一個全球製造業和出口重鎮，因此不久極有可能取代中國大陸成為下一階段全球產業及國際資金匯聚的地方。台灣如果能順利搭上這一班經濟成長列車，必能為國內的經濟成長注入一劑強針。

其實政府近年來一直都強力鼓吹台商前進印度市場，只可惜成效不佳。開拓新興市場不能依賴傳統的行銷理論與策略規劃，必須有新的思維模式，適地化以及創新經營正是有效落地實踐的成功之鑰。新興市場的關鍵影響因素通常是價格競爭，顧客的價值主張是買得起以及買得到，針對此市場未滿足的重要需求，必要設計出嶄新的商業模式。

例如，早期諾基亞在印度市場推出具有手電筒功能的特製手機，以及推出家庭五人共用五個門號，讓大家都買得起的30元手機，便曾經為諾基亞在印度市場搶下50％的市佔率；另外，塔塔集團在印度市場推出2,500美元的Nano微型車，以及Godrej & Boyce公司在印度市場推出重量僅7.8公斤，價格69美元，電池供電的ChotuKool小冰箱，都成功的快速打進當地市場。都是適地化以及經營創新的經典案例。

康陽公司是台商在印度市場經營成功的典範案例。康陽是一家生產醫療輔具的公司，2008年進軍印度市場，因為不熟悉當地市場環境，遭遇到物流送貨與收款的困難，康陽公司於是開始尋找策略合作夥伴，與當地物流公司合作，貨到收款。為能深耕印度市場，康陽公司也與當地時代集團媒體聯盟，以整合行銷技術入股方式，分五年時間協同合作。由於與當地媒體合作，深入了解當地消費者生活習慣與購買者行為，訂定有效的行銷組合策略，推出了能迎合當地消費者喜好的產品。此一整合行銷技術入股合作方式，對台商進軍新興市場確實發揮成效，康陽公司的輪椅銷售，目前市佔率已高達五成左右。

台商在新興市場渠道建置不易，交易風險也高，因此大都以現金交易，使得高單價商品的市場擴展困難。倘若能以租售模式取代現金交易，銷售量將會大大提升。只可惜租售交易模式在新興市場尚未普遍，政府若能鼓勵台灣的金融機構，例如中租迪和等，積極投入新興市場以擴大租售交易服務模式，台商開拓新興市場便可輕鬆許多。此外，逆製造模式也是一種創新經營的商業模式，以往都是先進國家品牌廠商委託新興國家代工生產，逆製造模式則是反向，由新興國家廠商推出品牌，委託先進國家廠商代工生產。例如中國大陸社稷品牌（Sorgere）委託義大利公司為其製造商，成功打造了中國第一個奢侈男裝品牌。相信將來會有更多的類似成功案例，或許台商也可以思考藉由此種逆製造模式，推出自有品牌行銷海外新興市場。

適地化以及創新經營是進軍新興市場的勝利方程式。新南向政策以及開拓印度市場要能落地有效執行，一定要有新思維和新經貿戰略，才能突破困境，在異域勇佔鰲頭。

當代創新大師克里斯汀生（Clayton Christensen）自從1994年出版了創新的兩難後，陸陸續續又出了一系列有關創新的書籍，奠定了他在創新這個領域的泰斗地位。創新的兩難一書捧紅了Disruptive Innovation這個詞，這個詞的中文有許多版本的譯文：顛覆式創新、破壞式創新、突破式創新等，經營者或EMBA學生朗朗上口的創新，出現了各自表述的模糊、甚至混亂，除非從克里斯汀生的原始研究中一窺究竟，對話與實務探討恐怕淪為雞同鴨講。

克里斯汀生揚名立萬的研究係追蹤1970至80年代硬碟機產業的發展史，不同品牌的廠商在磁碟技術的績效被繪製成一段又一段交錯的競爭軌跡，廠商為了在嚴峻的產業競爭中求生存，不斷投入研發、從事創新，使得科技的精進為產品不斷推陳出新奠定了快速循環的基礎，當時，創新的兩難區分了架構式創新（與Architectural Innovation）與元件式創新（Component Innovation），主要在探討生命週期S-Curve中，先進者與追隨者的不同優勢。在克里斯汀生後續的著作中，包括創新者的解答、創新者的修煉，逐漸將Disruptive Innovation應用在行銷、組織管理與不同產業的情境中，也因為取得版權的出版社與譯者不同的心領神會，因而出現了各種不同的中文詞彙，對應英文都是Disruptive Innovation，但到底是顛覆？是突破？是破壞？要看從哪一個角度關照。

好的理論在不斷地演繹中，仍證明其一般化的適用性，克里斯汀生的理論是近二十年來難得一見的理論。在廠商的激烈競爭中，技術不斷向上的推升留下了一大片超規也超貴的市場縫隙，讓競爭不再循著「加法」的規律前進，容許一些採用減法策略的產品或廠商趁虛而入，一旦絕大部分的消費者擁抱夠用、低規又價廉的技術，成為市場主流的原本低規技術卻在技術效能上快速成長，甚至凌駕原本高規的技術線型，Disruption於焉誕生。最經典的案例是，Intel相較於其他CPU業者，以浮點運算見長技術優勢並非一般消費者所能理解或欣賞，因此，為了因應過度產品化（Over-productization）而逐漸有低階CPU的問世，以提供不需要高階運算的消費者物美價廉的消費選項。華碩的易PC（EeePC）被寫成經典案例，在EMBA課堂上廣泛被討論。另外的經典是，城市商旅將游泳池與健身房等奢華的五星級旅館標配移除，提供商務人士低廉卻滿足基本需求的消費選擇，因而大行其道的還包括目前在各地盛行的文創商旅。但嚴格講起來，EeePC與城市商旅都未Disrupt其高規（貴）的競爭者，充其量只是切割出不同的市場區隔，各自擁抱異質消費者。

製造服務化在台灣可能已淡化為一個產業政策的模糊記憶，但從網宇實體系統（Cyber-Physical System）的落實中，人類才剛開始見證一個偉大的時代開始。在CPS誕生的50年前，勞斯萊斯在1962年即已推出「依引擎使用時數來計費(Power-by-the-Hour)」的服務，勞斯萊斯又於2002年增加引擎健康監測、引擎租賃減少停機時間。勞斯萊斯在2011年的營收是113億英鎊，這其中50％來自服務收入。與勞斯萊斯在飛機發動機市場中競爭的GE也不遑多讓，近年來快速佈局，追趕新世代競爭優勢。

2001年正式接任奇異電器(GE)董事長兼執行長的Jeffrey Immelt，從光芒萬丈的Jack Welch手中接下大位，初期並不被看好，大家都想，有誰能超越那個將誤差控制在六個標準差以下的經營之神？隨著近年積極轉型，Immelt主導的工業互聯網頗有Disrupt當年好勝的Welch之姿。零當機（Zero Down Time, ZDT）和數位雙胞胎（Digital Twin）是Immelt口中下一代的競爭利器。執著於硬體製造的台灣廠商在思考精實管理時，多數努力仍在於人、機、物、料的合理化，但致力於跨越網宇與實體的奇異，卻將時間當作精實的標的，不得不令人佩服創造力與前瞻眼光獨到的領先群，如何一代又一代地傳承著製造與經營的競爭優勢。

GE Digital由2011年設立的卓越中心，到2014年轉型成具有1200名員工與營收11億美元，到了2015年已成為擁有3萬名員工與60億美元營收的快速成長事業體，GE Digital的成功也帶動了近期奇異股價的大幅上揚。在奇異Wind Power.Up的服務支撐下，E.ON的風力發電效能有顯著的成長，這類成功案例在不同的應用領域甚至可以上看17％的成本節省。

試想，有什麼改善活動能有此顯著的效能提升、成本節省，這不就是台灣產業當前追求的升級轉型的解答嗎？當現有模式的成長力度有限，宛若當年克里斯汀生所繪製的硬碟機技術成長軌跡，如欲產生Disruption（無論怎麼翻譯？）效益，數位化的產品與生產資訊是唯一通往數據分析傻加值服務的途徑。若把Disruption譯為穿透，用以在數位時代中探討競爭優勢，應該也不為過吧！

製造革命只是工業4.0的基礎條件，最根本的驅動力來自商業模式與智慧服務體系的創新技術變革，兩者才是未來工業界競爭的藍海。隨著智慧感測和3D視覺技術成熟，將帶動商業與服務模式創新的良性循環。

未來工業界的機會空間可以分為四部分：

1.滿足使用者可見需求和解決可見問題，如品質、汙染和浪費等問題，需要持續改善與不斷完善的標準化。

2.避免可見問題，從使用資料中挖掘新的知識，對原有生產系統和產品做加值改善。

3.利用創新方法與技術解決未知問題，例如具有自動察覺能力的設備，以及利用智慧手環管理睡眠品質，都是使未見問題透明化，進而管理和解決。

4.尋找和滿足未見的價值缺口，避免未見因素的影響，需要利用資料分析產生的智慧資訊去創造新的知識和價值，是工業4.0的最終目標。

透過分析資料、預測需求、預測製造、利用資料去整合產業鏈和價值鏈，是工業4.0的思維。現在各個領域都在談大數據，大數據本身是一個看待問題的新方式，利用大數據創造價值才是根本目的。工業4.0是一場在未見世界中的戰爭，數據分析則是連接可見與未見世界的橋樑。

由於互聯網和電腦技術高度發展，在與工業系統深度融合過程中引發的生產力、生產關係、生產技術、商業模式和創新模式等方面的深層變革，是整個工業系統邁向全面智慧化的革命性轉變。

聚焦需求 創造產品價值

工業4.0的另一個特點，是製造過程和製造價值向使用過程的延續，不僅關注將一個產品製造出來，還應該關心如何使用好這個產品，實現產品價值的最大化。

產品的創新和創值，不再以滿足使用者可見的需求為導向，而是利用使用者的使用資料去創建使用情景模擬，從中找到用戶需求的缺口，或稱「未見的需求」，因為即便是用戶自己都很難意識到。

在工業4.0時代的市場競爭，會從以往滿足客戶可見的需求，轉向尋找用戶需求的缺口。以往將產品賣給客戶後，就幾乎到達生產價值鏈的終點，工業4.0時代將價值鏈延伸到雲端，以產品作為服務的載體，以使用資料作為服務的媒介，在使用過程中不斷挖掘用戶需求的缺口，並利用資料採擷產生的資訊服務為使用者創造價值。

例如，未來人們去店內選車，不只是選擇車型、顏色和內飾等客製化特徵，還可以在布滿感測器的車內試駕，感測器自動記錄整個座椅上的壓力分布，一款符合用戶身形和坐姿習慣的座椅就自動設計完成了；在用戶開車過程中，汽車內部的感測器自動記錄使用者的駕駛動作，進而預測用戶的駕駛習慣，兼顧駕駛操作感、舒適性的動力系統和控制系統被自動匹配完成。在用戶駕駛汽車的過程中，汽車能夠自動識別用戶駕駛習慣的改變，提醒用戶對於能源消耗和剩餘里程的影響。

在上下班高峰期，汽車能夠透過巨量的交通資料預測未來一段時間內可能通過道路的擁堵情況，並為使用者推薦最佳行駛路徑。在駕駛過程中，汽車還可以記錄路面平整情況，在系統內分享，提醒後面的駕駛者減速駛過一段坑窪路面，隨後這些資料被發送給市政管理部門，第二天再經過相同路段時發現坑窪的路面已經被修補好了。

用戶回家後，可以透過手機或網頁查看一天的駕駛紀錄，不同駕駛模式下的能源消耗一目了然，可以與社區內其他用戶比一比誰更加節能環保，系統還提供相應的駕駛習慣改善建議。

查看汽車的健康狀態報告，包括各個關鍵零組件和故障風險，相匹配的維護保養建議也被自動提供，網上預約後就可以到4S店進行維護，如果只是簡單的更換，還提供影片及文字講解的詳細步驟說明。

以上情景未來5年甚至更短時間就可現實，工業界賣給使用者的不再是產品，而是價值能力。對於駕駛者而言，汽車帶來行動力、時尚感、經濟性、舒適性和安全性等一系列能力，這些能力將根據使用者使用情況和需求提供客製化的最佳匹配。

智慧感測、3D視覺技術助攻

再舉一個日常生活例子。我們買鞋墊只會問要買多大碼，同一個尺碼每個人得到的鞋墊都相同，但其實每個人腳的形狀、體重、站姿、走路習慣、搭配的鞋子都不同，因此不可能有一款鞋墊能夠同時滿足每一個人的需求。

美國爽健（Dr. Scholl）公司在賣給用戶鞋墊前，先讓用戶站在一個連接感測器的踏板上，系統會記錄使用者站立時足底的壓力分布，隨即客戶就可以獲得一個客製化的鞋墊。

這其實只是開端，還有更多價值空間可以挖掘。比如足部壓力資料的採集只考慮站立情況，但是走路和跑步時的壓力分布同樣重要，同時還要考慮與運動鞋、高跟鞋、皮鞋等不同鞋子的搭配。這些資料可以賣給製作鞋子的公司，在買完鞋墊後向用戶推薦一款適合搭配的鞋子。這些資料如果結合醫學研究，還可以提醒用戶站立姿勢和跑步習慣可能造成足部和膝蓋損傷的風險，提供改善習慣的建議。

對於製衣公司也是一樣，在給用戶進行量體時都是按照固定姿勢，沒有考慮使用者在動態情況下的舒適度。如果我是一名教師，經常要抬手在黑板上寫字，手臂運動幅度很大，手肘和腋下部分就需要加大彈性。

因此，未來的量體應該是動態的，給使用者穿上特製衣服後按照喜好隨意活動， 衣服上的感測器會自動記錄幾個關鍵位置的應力情況，據此為使用者製作出更加合身的衣服。

這些隨著智慧感測和3D視覺技術成熟，已經變得觸手可及，是科技進步帶動商業與服務模式創新的良性循環。

由此不難看出，資料是為使用者提供客製化產品最重要媒介，無論是發現用戶價值缺口、發現和管理未見問題、實現無憂的生產環境（Worry-Free Productivity），以及為用戶提供客製化的產品和服務，都離不開對資料的分析挖掘。

工業4.0時代，製造將透過資料把終端客戶與製造系統連接，這些資料將自動決定生產系統各個環節的決策，實現生產上下游的整合，人的工作難度大大降低，工廠組織架構趨於扁平，生產資源利用效率更加優化。

工研院昨（20）日舉辦院士聯誼會，出席院士指出，智慧城市是台灣產業轉型的重要關鍵，應由政府從上而下發展為超大型國家計畫，促進資源有效應用。為讓有限資源發揮效益，各示範場域可以「地區發展需求」及「在全球有機會建立領先特色」聚焦發展項目，進而跨區分享複製，成功運行之後再輸出國際，帶領台灣產業進軍全球智慧城市商機。

新竹縣市人口密度高，園區從業人員8成以上具大專學歷，對新科技接受度高、產業多元集中，每年創造22萬高科技就業機會。因此工研院院士們建議，以新竹縣市為出發點，北上鏈結桃園亞洲矽谷，發展具特色的智慧城市。在此高科技知識密集聚落，發展智慧城市示範場域，並可複製至六都。

此次參加智慧城市發展組的工研院院士包括智融集團董事長施振榮、長春關係企業總管理處副總裁陳顯彰、華碩董事長施崇棠、清華大學特聘教授林本堅，以及新竹市副市長沈慧虹、新竹縣政府秘書長楊文科、工研院院長劉仲明等。

工研院院士於會議中討論議題包括包括智慧交通、智慧健康、智慧安全、創新創業。主席施振榮指出，打造智慧城市示範區的計畫，需要一個主計畫中的一個策略，最終的目的是讓台灣變成「智慧島」。

台灣產業過去發展多由微笑曲線的左方，也就是從研發驅動市場，現況則需要由右從市場及使用者需求，來引導左邊研發能量發展，發展智慧城市，需要考量人民需求，從中建構商業模式及核心能力。為與城市實際需求接軌，新竹縣市政府代表亦受邀與會，分享實際經驗，並建議發展智慧交通、兒童安全、長者照護、校園安全等應用，同時力促中央政府給予協助。

施崇棠建議智慧城市的發展可參考歐盟智慧城市規畫，包括智慧經濟、智慧環境、智慧政府、智慧生活、智慧交通、智慧人民等六個面向。陳顯彰也附議，智慧環境不妨考量發展循環經濟，例如智慧資源回收應用，設立專區解決廢棄物處理問題，並重視綠建築，讓城市永續發展。林本堅指出，智慧城市推動需要政府的支持，才能奠定智慧城市成功的基礎扮演重要角色。

為了振興國內的新創事業，金管會丁克華主委提出一個想法，擬由金融業提撥一定比率盈餘成立「天使基金」，日後再由上市櫃公司跟進。雖然金管會強調，這不是強制性的政策，但已引起業界熱議。

丁主委顯然並不太瞭解天使基金及創投的作業過程，也高估了創業成功的比率。首先，一個新創事業，從有點子開始到獲得天使基金青睞，成長至稍有規模，比率僅有一成左右。其後再獲得創投的挹助，經過一輪輪特別股的發行，最終公司獲利、順利上市，成功數又是屈指可數。也就是從想法、創業、天使、創投、發展、茁壯到上市，其成功率並不太高。丁主委假設的投資一百家新創公司，即使廿家垮掉、仍會有八十家存活，實在太過樂觀。我在創投界已有二十多年經驗，從未見過有如此高的成功率。

既然新創事業的風險這麼大，讓金融業或是上市上櫃公司提撥盈餘來做天使基金，並美其名為其社會責任，個人認為極為不妥。不管是金融業或是上市上櫃公司，都有其主業，投資新創事業並非他們的專長與專業。同時各銀行及上市櫃公司的資金運用都必須對股東、債權人負責。其盈餘更是所有股東投資所得，如何支配，應由股東來決定，金管會實無權期望或要求提撥，而股東們也有權拒絕公司做違反其權利的作為。

事實上台灣目前並不缺錢，缺的是優良的案源，有實力的創業家，以及完善的投資環境。目前政府鼓勵創新創意，這是很好的想法，但創新創意不等於創業，創業需要有商業模式及經濟價值，而且風險高，不是每一個人都適合。過度鼓勵年輕人創業，造成一窩蜂式熱潮，不但使企業無人可用，萬一創業失敗，大批面臨財務、理想挫敗的年輕人，也有可能會造成社會問題。再加上目前許多創業項目都是小確幸式的應用，缺乏前瞻性及國際觀，難以形成大產業，對國家並沒有太大的經濟助益。因此政府對於創新創業的政策，實應該妥善檢討，除了創業，應該也要鼓勵年輕人先到大企業去磨練，培養國際觀，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以看得更高更遠，對於未來創業將會有所幫助。

目前台灣在金融及投資上，不論是法令或是心態上都較為保守，太封閉的政策會削弱我們的競爭力，也會讓我們的經濟淪為空轉。最近幾年來，台灣的外人直接投資（ＦＤＩ）與亞洲各國相比，屬於後段班，股市的成交額也不高。國內國外資金對台投資的意願不高，對我們的未來影響極大。因此期盼金管會盡快研擬如何放寬投資法規，創造一個良好的投資平台，營建友善的投資氛圍，以自由開放的政策讓國內國外的投資者樂於進駐，才能打通經濟停滯的任督二脈，擺脫當前困境，重拾台灣的經濟榮景。

國發會主委陳添枝昨（20）日表示，台灣出口過度集中在原材料、零組件等中間財，隨著大陸供應鏈崛起，出口產品被取代，以致近年出口動能大不如昔，若此一貿易模式不改，即使未來全球景氣復甦，所失去的訂單也不會回來了。

陳添枝說，為突破這個出口困境，重新找回訂單，台灣必須改變出口模式，不能只是再出口原材料、零組件而已，而是要透過「重新再垂直整合化」，才能把訂單找回來。

國發會規畫中的「國家級投資貿易公司」未來要做的就是：重新再垂直整合化，他表示，過去台灣生產零組件、原材料曾創造很棒的出口成績，但隨大陸供應鏈崛起，各國再工業化，世界貿易結構變了，因此我們也必須藉由垂直整合，去找新的出海口。

陳添枝指出，未來這家大貿易商要做「重新再垂直整合」，目前民間暫時做不來，才會由政府籌組，帶頭示範，他相信藉由新貿易商的新出口模式，將可以把訂單再找回來。

陳添枝表示，政府未來產業政策的推動方式將引導大學研究能量至產業，同時要把政府研發資源擴散至台北、新竹以外地區，這樣的分散資源會讓效率提升，讓台灣產業結構走出新面向，並讓產業遍地開花。

陳添枝說，政府這次要強調產學研的研究資源聯結，將大學研發能量釋放到業界，以協助產業升級。

具體作法是把過去科技部、教育部的研究計畫獎勵，拿出一部份補助產業研發，陳添枝說，這個研發需求是由產業界提出，然後透過「產學研合作研究機制」向學界徵求方案，再由學界、業界一起參與研究，這樣可以讓既有研究資源做更有效的運用。

月底將出任證交所董事長的政委施俊吉接受本報專訪表示，資本市場制度將朝更自由化、國際化方向改革，以發揮市場作用。他說，台灣經濟動能趨緩，資本市場較過去量能萎縮，為活絡市場，會努力讓優良公司掛牌上市，積極檢討解除資本市場不必要管制，健全資本市場。

台股資本市場量能萎縮嚴重，MSCI持續調降台股權重，台股出走大戶不回來，施俊吉月底履新面臨諸多挑戰，行政院長林全賦予活絡、發達且健全資本市場的重任。

努力讓優良公司上市

施俊吉表示，過去台股曾高達3,000多億元，但最近台灣經濟動能趨緩，資本市場不活躍，另一原因可能也與投資工具多元有關。他說，台股交易量擴張，穩定發展，是股市健全發展的重要指標，會努力讓優良公司上市，讓上市家數持續增加。

至MSCI調降台股權重，施俊吉認為，MSCI很重要，過去台股成交量及總市值在亞洲市場舉足輕重，這幾年台灣經濟成長趨緩，星韓及大陸A股都發達起來，台股在國際重要性下降。

將鬆綁當沖、融券管制

他說，不論台股表現沒有以前好，或相對上被其他市場比下去，這都是我國基本面的問題，有待加油，但我資本市場持續自由化不能改變，在法人、散戶等投資人、券商、主管機關都有共識下，應解除更多管制，讓資本市場健全化。

國際對台股評價無法加分的原因，施說，主因是台股很多規定仍非自由市場，未來會檢討當沖、融券等管制措施的再鬆綁，並以調高MSCI權重為努力目標。施也肯定前金管會主委曾銘宗改良資本市場制度，會在過去基礎上，檢討解除股市管制措施。

制度邁向國際標準一致

施俊吉強調，針對證資本市場改革，未來會朝更自由化、國際化方向走，讓制度儘量與國際標準一致，讓市場機制有所發揮。

而最近股后漢微科被荷商ASML花千億買走，是否意味台股有警訊？施俊吉說，漢微科下市未必不會再上市，這次購買漢微科不是私募基金而是產業，不必視為一種警訊。

他認為，這對全球來說，也許反而是好消息，意味台灣股市本益比很低、很便宜，只是未正常反映市價，是很好的投資標的。只要不是有人為操作，不該有太多情緒或意識型態判斷在內，才是發達資本市場的原則。

暫時不去碰台股稅制

不過他也提醒，要注意資本市場某些訊號，這些訊號得思考台灣的經濟體質及本質要如何強化，不要太便宜了讓別人佔了便宜，且應思考如何讓更多資金投入資本市場，讓台股更活絡。

對於外界呼籲降低台股稅制成本，施俊吉暫時不會去碰。林全接受媒體專訪時也表示，不推造成資本市場不確定性的稅制改革。

近來工業4.0和生產力4.0在國內企業界形成不能或缺的話題，發現仍有諸多疑義有待澄清。當中有些觀點提出台灣不需要工業4.0，我想在此提出一些看法，以站在協助我國企業永續發展與產業國際接軌的顧問角色，試圖為大家釐清生產力4.0和工業4.0之異同。

就中國生產力中心推動生產力活動多年的經驗，延續本人日前刊登於貴報的文章談及，無論是工業4.0或是生產力4.0，都屬於提昇企業競爭力的產業政策，都必須將經營思維導向從使用端價值需求作為出發，提供大量客製化、快速反應的產品與服務，進而打造人物境合一的永續經營體質，這是兩者共同的核心理念。

然而，當我們深入探究德國發展工業4.0的背後動機，是想透過理念領先的前瞻性佈局，藉由其工業軟體在全球的領導地位，整合製造業技術優勢，以智慧製造訂下製造產業發展的國際標準，重新拿回全球的領導權。相較於德國，台灣製造業一直以來是引導經濟成長的引擎，其經濟帶動效益不容忽視，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根，製造業在我國不可能消失，正因如此，如何讓我國製造業發展從1走到N，就是行政院提出我國生產力4.0發展方案的核心任務所在。

企業在發展過程中，生產力本來時時刻刻都要提昇，每一次生產力的提昇，就是企業經營體質的升級。生產力4.0在追求時時刻刻生產效能的最佳化，和工業4.0講求用資訊科技來使生產效益最大化，是相同的目標，只是在達標的手法上，德國工業4.0更強調智慧工廠的建造。有鑒於國內製造業形態，呼籲大家不要陷入對4.0技術的過度追求，而應該重新盤點企業的生產力現狀，檢視自身的每一分資源投入，是否產出相對應的價值。故此，我國提出的生產力4.0，是以綠色生產力為基礎理念，精實管理為方法，並善用新時代智慧技術來完善4.0之發展進程。

生產力4.0與工業4.0並非對立理念，讀者應該要從國家產業長期競爭力的視角，去理解生產力4.0推動的必要性。我常說，生產力是可以衡量的，現階段企業應了解自身的位置，同時瞭解要走到生產力4.0，每階段該做哪些事。再次強調，升級是「時時刻刻」都在進行，轉型是以商業模式為核心，「在適合的時候」配合市場需求與環境變化來提供與過去不同的價值，對每個企業而言，想要長期保持競爭力，升級能力和轉型能力都必須與時俱進。

為協助企業自評，生產力中心融合國際對工業4.0的論述以及過去60多年推動生產力提升之經驗，歸納出「生產力4.0成熟度評量體系」，讓企業能透過自評與專家建議，掌握現有經營能量和未來發展方向。這個評量體系與其他配套服務結合，形成一個生產力4.0的開放性服務平台，近期將結合國內各方技術服務與知識服務之解決方案專家團隊，提供企業邁向4.0進程中的各項必要服務。

未來競爭情勢將更加嚴苛，生態系中適者生存的理念將被演繹得更加淋漓盡致，與其被環境逼著改變，不如試圖走在趨勢之前。生產力是企業碁盤、品質力是核心、精實力是能量的蓄積、創新力前瞻未來，最後達成顧客成功力的永續經營。各別企業為符合未來消費市場需求之預測及經營績效之提昇，應視發展需求逐步提昇生產力，導入需具備之設備、系統，唯一不變的就是要持續改善，全員參與，全員經營管理的落實。

據內政部統計，截至民國104年底為止，我國65歲以上老人計有293萬8千多人，失能人口亦高達76萬人，加上人口老化速度驚人，預估在107年就會進入「高齡社會」。建構完善的長照制度刻不容緩。

為因應此一問題，新政府上台後，擬將原先規畫的長照保險制改採稅收制，並考慮以增加遺贈稅率10%、營業稅率0.5%作為長照財源。對此，我們感到相當憂慮。

首先是對經濟的影響。日本為增加社會保障財源，在2014年4月1日調高營業稅，將消費稅率從5%調高至8%後，民眾消費意願大幅滑落，國內經濟動能萎靡不振，在總額高達5.5兆日圓的多方配套措施下，經濟成長率直至同年第4季之後才恢復正成長，而原訂要將消費稅率加至10%的計畫一延再延，這都說明了提高營業稅率對經濟衝擊的巨大影響。

2005年財政部委託中央經濟研究院提出的「我國銷售稅制改革對所得、物價與產業結構的影響研究」報告也指出，營業稅調升1個百分點，將使實質GDP降低0.192%、減少2.7萬個就業機會，並造成物價上漲，影響民眾消費行為，不利經濟循環。更何況營業稅具累退性質，對低所得者影響甚大，形同對窮人課稅照顧老人。

其次，稅收有限，無法確保服務的連續性。營業稅率提高0.5%，約可增加250億的稅源，這略嫌不足，另一財源遺贈稅雖屬國稅，但對於政府屬於機會財，其中8成又需轉交地方政府運用，中央只能保留2成，如何能補足長照缺口？實不適合做為穩定的長照財源，且過去遺贈稅從50%降至10%，再度調高可能會出現外溢效果，提高遺贈稅10個百分點實際稅收不一定會增加。

參酌鄰近國家經驗，日本原先採稅收制，後來迫於財務壓力，改採保險、稅收混合制，仍入不敷出，若我國只採稅收制，加上稅收來源不穩定，政策恐難持久。長照採保險制，雖然對民眾而言負擔大，但面臨高齡化社會，老年人口暴增隱憂，這恐怕是不得不做的權宜之計。以增加稅收照顧長照，政府應更多方考量。

最後，課稅時機顯不適當。在課徵時機上，政府利用課稅挹注長照稅源時，必須考量課稅時機是否恰當的問題，如當前國內經濟不景氣，經濟成長面臨保1窘境，加上出口衰退、內需不振，提高營業稅豈不是讓經濟雪上加霜嗎？也讓民進黨執政前說好的「經濟不好，不會加稅」的承諾完全變了樣。

至於提高遺贈稅率看似符合社會公平，但在俗稱反避稅條款的「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通過後，恐加速資金外移，亦不見得有助於整體社會的福祉。

考量我國現況，與參酌日本經驗，我們呼籲在台灣年實質經濟成長率未達2%以上、核心物價與民生物價膨脹率在2%以下之前，不宜調高營業稅稅率。且未來營業稅一旦調漲，應擴大民生必需品免稅項目，包括食用油、鹽、奶粉、尿布等，降低對中低所得階層的衝擊。

總之，政府的長照政策不論是採用保險制或稅收制，基本上都有其利弊得失，因此，長照政策是否可以順利推動，不在制度的本身，而主要取決於政府政策的適宜性與配套，以及政策的執行力。

行政院長林全日前在立法院答詢時強調，新南向政策是讓台灣經濟多元化，在國際平衡發展，不是要取代任何政策，也不是要擺脫中國在經濟上的影響力，並非是「戒急用忍」。在此之前，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會見台灣工商團體秘書長聯誼會訪問團時則認為「新南向政策不太可能成功，主要是違反經濟學的規律」。

張志軍的評論有一定的道理，因為台灣出口到大陸金額很龐大，東協十國和南亞六國的確難以成為出口替代市場，加上目前台灣1,515家上市（櫃）公司中赴大陸投資者佔了77.23％，的確不可能放棄已經營許久的大陸市場。在這樣的現實狀況下，林全院長的說明，反映出「新南向政策」是一種「中國加一」的布局思維，特別是在TPP和RCEP等區域經濟整合加速進行的趨勢下，「新南向政策」可視為是新政府掌握新興市場成長機會的「全球布局」的重要環節。

至於「新南向政策」未來能否達到「把東協當成台灣內需市場的延伸」，以及蔡英文總統所提出「經濟結構轉型」的策略目標，則決定於台灣能否形成符合東協或南亞國家所需要的合作模式，以及能否藉由雙邊合作克服市場進入障礙而定。

整體而言，新政府的「新南向政策」與過去李登輝總統時代的「南向政策」和陳水扁總統所宣示的「重啟南向政策」，有兩項截然不同的發展情境，也是驅動該政策的重要因素。

其一是中國大陸經營環境的轉變。過去李登輝時代的「南向政策」之所以失敗，主要是因為抵不過大陸改革開放政策對台商的吸引力。不過近年來的大陸經營環境，根據美國波士頓諮詢集團（BCG）《全球製造業的經濟大挪移》報告顯示，經生產力調整後，中國工人的工資水準，已經從2004年的4.35美元時薪漲到2014年的12.47美元，漲幅達187％，在成本大幅上揚下，台商自然也將目光轉向東協。據統計至2015年底台商投資東協總金額已超過860億美元，與台灣產業的供應鏈關係也日益密切。

其二是隨著大陸經濟成長減緩，東協市場前景極具吸引力。東協經濟規模達2.6兆美元，是全球第7大經濟體，預計2030年將擴增近1倍，將成世界第4大經濟體，同時「東協經濟共同體」（AEC）的成立，預計於2025年前達到貨品、服務、投資、資金與技術勞工自由流通，加上城鎮化發展、基礎建設與交通網絡，以及逐漸重視永續能源與環境等領域的需求大增，都將對台商創造市場拓展的商機，自然使東協成為台商「中國加一」的布局選項。

至於新政府「新南向政策」的「把東協當成台灣內需市場延伸」的商機，主要是因為東協和南亞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都將面對如何解決環保、清潔能源、城鎮化所需的公共服務、基礎建設與交通網絡或工業自動化或智慧化等問題與需求，對於這一類需求，由於目前台灣已經在交通電子收費、綠色運輸、智慧物流、智慧健康、智慧校園、電子化政府、LED照明、雲端系統、石化、太陽能、YouBike、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的eTag等領域，已經形成可行的解決方案或服務模式，當然也有將這些服務系統，複製對東協和南亞國家出口的機會，而這也正是把「東協當成台灣內需市場的延伸」的商機所在。

但值得注意的是，對東協和南亞國家而言，這些服務系統的引進，除了決定於各國主要城市的發展需求外，其專案項目的確定決定於各地主國政府的規劃，方案的推動，也是以「政府招標」的方式執行，自然涉及各國公共建設推動模式和各國政府的態度和政治考量，因此新政府在推動「新南向政策」時，勢必將面對兩項阻力，必須積極地加以克服。

第一，政府採購和公私夥伴關係計劃（PPP）已經成為各國推動基礎建設換公共服務專案項目的主要方式，政府除了應幫助廠商掌握這些規範外，也要關注其政府採購制度對外商市場進入機會的限制，以印尼「政府物品及服務採購綱領及執行指引」為例，不但規定外商可參與之物品及服務政府採購案或諮詢服務政府採購案的門檻之外，更要求「如印尼本國業者亦有能力提供者，外商應與印尼業者合夥或為其下游包商等」，實顯示在地主國保護當地廠商的考量下，未來必須與當地合作或合資，才能取得市場機會。

第二，「一中原則」可能成為影響雙邊合作的因素。特別是未來當台灣想要與東協和南亞各國針對環保、能源、都市治理、基礎建設與交通網絡或工業化等議題，簽署雙邊合作協議時，勢必將面對大陸「希望各國繼續恪守一個中國政策，慎重妥善處理與台灣的經貿關係」的政治宣示，在該政治制約下，政府尤其應該以務實的策略，運用多元管道尋求突破，才能達到「將東協當成台灣內需市場延伸」的目標。

「亞洲矽谷計畫」是蔡英文總統在競選期間主打的經濟政策之一。藉由引進國外的人才、資源、創投，吸引具有潛力的企業駐點，重新打造具有創新能力的供應鏈，做為改變台灣未來的起點。立意雖佳，但以一個創投老兵的立場，我有一些意見。

首先，矽谷的成功是整合了很多因素，包括頂尖的大學、優良有規範的企業、各方匯注的精英人才、活躍的創投、無數的新創公司，再加上良好的生活環境等，從Santa Clara、Sunnyvale開始，擴展到整個半島，形成一個高科技聚落，知名企業如Google、Facebook、Microsoft、Intel、Cisco、Oracle、Apple等均落腳於此，這些並不是只靠建造一個園區、一些硬體就可以複製。

人才是最主要的一個因素，他們來自世界各地，這些優秀的新血，懷抱著美國夢，在矽谷創業，矽谷也提供他們一個友善而便捷的環境，讓他們可以自由發展。反觀台灣對外來人才引進，處處設限；而一些基本生活條件，諸如居住品質、交通通勤、休閒娛樂、甚至下一代的教育等，都影響他們來台意願。如吸引不到人才進駐，亞洲矽谷僅是空殼。

充足的新創公司及投資機會更是支撐矽谷成長茁壯的重要因素。大量的白領新移民，隨時提供很多新的想法、願景及技術，帶動新創事業的產生。而Sandhill Road上無數的創投業者，更是創業者最好伙伴。創投不僅提供資金，對企業在技術、產品、管理、市場、人才等各方面的成長，都扮演重要的指導及顧問角色。這些附加價值是創業者能否成功的關鍵。台灣這幾年經濟停滯，好的投資案不多，多半是小確幸式案件，有的也缺乏國際觀。難以吸引國內外資金及創投業者的投入；投資減少，產業就更加蕭條，形成惡性循環。

這此年外資對台直接投資很少，在亞洲地區台灣是後段班。國內企業投資也不多，主因都是投資環境不佳。解決之道不在於建造一些園區或育成中心，而是要徹底解決投資環境上的不良點。就如同我常提及的廚房政策，我們先蓋好一座完善的廚房（投資環境），才能邀請國內外名廚前來做菜。如果廚房缺東缺西，髒亂吵雜，怎麼說服人前來大展身手。

建立亞洲矽谷的當務之急，就是改善投資環境，包括政策優惠、稅制友善、司法透明、法規簡明、基礎建設完善、人力資源豐富、行政效率快速、兩岸關係平和等，除吸引投資，也才能引人才及企業進駐。屆時豈止是「矽谷」，台灣就是一個「矽島」，資金匯集，各路菁英都可發揮所長，加上台灣人的勤奮靈活，新創事業必如雨後春筍般興起，定可翻轉未來，再造經濟奇蹟。

為連結全球先進科技研發能量，搶進下一世代的未來產業，國發會今(13)日於國發會委員會議中提出「亞洲矽谷推動方案」(草案)。此方案以「連結未來、連結全球、連結在地」為主軸，除了活絡創新人才、資金、法規、跨領域合作等措施外，更重要的也將深化國際鏈結，並串聯全球創新網絡。希望透過此方案將台灣打造成亞洲創新人才的舞台，成為創新創業的典範，實現「數位國家、智慧島嶼」的願景。

亞洲矽谷推動方案將由環境優化、智慧應用、國際鏈結、基礎建設4大面向來推動，期使台灣成為矽谷潛力企業的成長夥伴、智慧應用的研發中心與試驗場域、亞洲區域創新交流樞紐及青年IPO中心。

1. 在環境優化方面，將透過擴大吸引國際優秀人才來台、完善資金協助、打造數位經濟發展法規環境、推動創新採購、強化國營企業及大企業與新創事業跨領域合作等措施，打造完善創新生態體系。
2. 在智慧應用面，以桃園作為試驗場域，打造高品質網路環境，推動智慧城市，並應用智慧化服務，優先發展物聯網、智慧物流、健康照護等應用。
3. 在國際鏈結面，擴大國外招商，成立單一窗口，並整合我國海外網絡，強化國際行銷，同時鏈結國際資源，積極與矽谷大型企業、創投、加速器等洽談合作。
4. 在基礎建設面，將於桃園打造創新交流基地，串接全國創新及研發資源，並吸引國際企業及優秀人才共同加入，以匯聚創新能量。

國發會強調，此方案並非僅有硬體建設，更重要的是提供一個完善的創新創業環境，簡化各項行政流程，讓年輕人能夠心無旁鶩的追求夢想。因此，國發會主委陳添枝也在會中表示，創新創業是全球重要發展趨勢，也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源頭活水，請各部會要以興利取代防弊的思維，在法規、採購、補助等方面，給予民間更大的彈性，同時也應鼓勵從失敗中學習的精神，協助業者勇於嘗試新形態的服務或產品。此外，各部會也應積極與國內外的網路、物聯網相關新創業者溝通，瞭解民間需求及意見，並納為後續政策研擬的重要參考。

國發會同時表示，此方案不僅要讓產業、學術與研究單位，能夠有適當的環境，可以彼此交流和支援，也將引進國際創新資源，創造跨國合作機會，並串聯各地創新創業能量，協助企業創新及各地的創業家發展。透過此一方案，將有效整合我國豐沛的新創能量，並銜接國際科技核心區域的資金、人才、技術及市場，帶動我國下一波經濟成長的動能。

本文原刊自天下雜誌第599期

大學念的是電機，出國後轉念經濟，鑽研國際貿易。陳添枝是經濟學家中，少數懂產業、科技、甚至技術的學者。他在陳水扁擔任總統時，擔任官派的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扭轉了中經院的體質。

二○○八年，他出任前總統馬英九上任後的第一位經建會主委，發消費券度過的金融海嘯。國際評價，台灣限時消費券的政策是成功的，多國前來取經。

今年六十三歲的他，差三個月就可以從台大經濟系退休，卻被行政院長林全徵召，在最後一刻出任國發會主委兼政務委員。跟林全一起合著經濟學教科書，陳添枝是林全口中，行政院最核心的經濟幕僚。

當務之急：阻止投資再下滑

今年，又是金融海嘯後最嚴峻的一年，陳添枝又在同樣的位置，他提出診斷：「現在就是景氣循環跟結構問題都攪在一起。」

陳添枝開宗明義，要解決這些問題，得規劃長期與短期的任務。

他診斷，國際經濟情勢短期難以改善，振興出口有限，內需還算平穩，救經濟的切入點就是振興投資。目前投資只佔GDP的二○％，能拉高一個百分點就是一千六百億到一千七百億，這是未來六個月的當務之急。「投資不能再下滑，要讓大家知道台灣有什麼好投的，要讓外界對台灣有信心，」他說明。

長期的計劃得靠解決法規、土地、勞動市場與產業轉型等結構問題。「頭已經很痛啦！」他笑說。那笑容，有壯士斷腕的沉重：「挑戰很大。」

這位熟悉實務的經濟學家將如何振興投資？以下為專訪摘要：

問：台灣經濟很悶，請問你對台灣經濟的診斷？

答：現在是景氣循環加上結構問題，這波景氣循環要恢復的時間比較長。結構的問題很嚴峻，挑戰大。

目前規劃短期跟長期計劃。短期至少六個月，希望拉抬投資，恢復投資人信心；長期就是改善台灣結構性問題，改變產業結構與營運模式。

我們基礎不差但投資很遲緩，而且不斷下降。如果不遏阻下滑的趨勢，現在要改革結構是困難的，而且我們禁不起這樣的壓力。

現在企業對新政府迫切期待，你要先有起色，讓大家有信心。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讓民間企業對台灣的投資環境重新產生信心與興趣。

問：為什麼提出三駕馬車的戰略？

答：第一駕馬車是「產業創新轉型基金」一千億，鼓勵台灣現有企業投資在結構轉型。

第一駕馬車：企業轉型基金

政府出錢　把經營權留給企業

企業有很多轉型方式，包括重組、合併、拓展新事業、國外併購或引進新技術。政府可以跟民間基金合作，如果企業轉型需要新資金，國家就去投資。

傳統國發基金是創投基金，投新創，不投上市櫃公司。但現在這個基金不一樣，要做結構轉型。

任何產業在台灣有新投資就可以做。如果舊企業想要投資，去銀行借到的金額有限，想對外募資又怕股權被稀釋，可用轉型基金。政府最終會出場，企業不會因為害怕喪失經營權而不投資。

問：現在的環境去運作基金的挑戰是什麼？

答：比較大的挑戰是投資後續的管理。不是給完錢企業就會轉型，應該提供轉型上的技術指導和經營輔導。

問：過去三年，因為許多老闆怕失去經營權，導致本土私募基金不容易找到案子。國家來做會比較好嗎？

答：因為國家的錢，最後非退場不可，我們不會要企業的經營權。我們會在投資初期就設好退場機制，很明確地跟投資人說我會退，而且有明確的期限，比如說五年或十年。最後會想最終退場辦法，例如強迫公司解散。如果不知道怎麼退場，這案子我們不會投。

我們不排斥跟私募基金合作。最重要的是我們想照顧要轉型的中小型公司，私募基金對這些公司可能沒有興趣。國家基金除了商業考量，還要考量整體產業發展，承擔風險。

這也是國發基金跟民間創投不同的地方。目前政府投資希望投資單一公司，股權控制在兩成，絕對不會超過五成。

問：企業面對生死存亡，自己都知道要轉型，為什麼政府還要拿這麼多錢去做這件事？

答：企業知道不轉型就很難生存，但它碰到很多障礙。

我們關注的不是聯發科、鴻海這種現金很多的企業，政府期待做中小企業。很多小公司沒有財務實力，投入新的事業勢必增資，找合夥人又擔心經營權被稀釋，政府可以協助。也有中小企業面臨接班問題，我們可以找新人或是協助跟其他公司合作轉型。

基金目標希望把錢投在有意義的案件，點火國內投資。資本形成目前佔GDP的二○％，至少要回復到二五％，提高這五個百分點，就會多八千五百億，這挑戰很大。

第二駕馬車：五產業帶動內需

串連上下游 才有機會救出口

問：政府選的五大創新產業是你的第二駕救投資馬車，但這些行業都不大。如何用這五大產業帶動投資？

答：這五個產業主要利用內需市場誘導新的投資。

比如說綠能，現在台灣太陽能幾乎百分百出口，產業鏈只有電池。現在農委會開放地層下陷或不宜耕種農地一千公頃來做太陽能發電工廠，創造內需。有內需做槓桿，讓產業有新的投資。

國內太陽能產業鏈除了電池，也可以往下游整合到模組、電廠，甚至電廠管理。向下游整合就能產生服務的內涵，提升產業價值。如果這塊做得好，我們就可以出口。

國防工業，我們希望漢翔航空將來可以變成旗艦型廠商，整合台灣航太產業，也用軍機的機會讓它練兵。

「亞洲矽谷」軟硬整合，則是利用在國內市場應用的機會來做系統。五大產業的邏輯都一樣，讓國內市場需求協助產業做系統性整合，改變出口型態，帶動國內產業向下游整合，創造服務價值。

問：依照過去進口替代的經驗，譬如：家電、汽車，台灣從來沒有練完兵後再外銷的成功案例，為什麼這次國內需求導向的練兵，就有國際競爭力？

答：因為這幾個領域都是跟世界同步，不是模仿。要創造的系統不是國際上已經存在的。

比方說因應食安問題，創造一套追蹤化學品的資訊流系統，追蹤流向，這是物聯網。這在國際上不存在。我們希望新創廠商把系統做出來，別的國家也會有類似的需求，就有應用機會。

在國際貿易規範下，我們不能用自製率。可能是用創新的採購方式，採購目前不存在於市場上的服務跟設備政府的好處是掌握需求，讓產業為我們量身訂做。

問：你提到重點是恢復投資的信心，最快有成效是哪部份？

答：物聯網已經有基礎，國內產業每樣物聯網的應用都很新，所以我覺得很快。綠能也會，因為太陽能產業很樂意看到內需的機會。

智慧機械投資機器人跟無人機，利用現有精密機械基礎加上資訊通信科技。國防產業創造對智慧機械的需求，帶動新的開發，把內需帶進來，產業就有新的機會。

問：以前是小政府讓大家自由發展，現在是政府帶頭？

答：很多人說回到大政府。不諱言，至少在產業轉型、創造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上，政府會扮演積極角色，因為這也是企業的期待。但政府會把最後資源的配置交給市場，政府配合投資。

這套機制是做前端燒火的工作，後面要不要投，民間企業決定。我們不會創造另一家台積電，至少現在不會。

第三駕馬車：國家級投貿公司

拚數位服務 專攻東南亞市場

問：第三架馬車－－國際投資貿易公司，又是什麼呢？

答：國家級投資貿易公司主要是找尋跟創造重要投資案。預算一百億，角色像當初中華開發的計劃評估與協調的部門，加上大貿易商。

國家投貿的第一個工作就是促成大型的國內投資案。比方說風電公司，投資貿易公司可以設計資本金額、股東組合去規劃募資，把這家公司組起來投資海上風電。一百億資本，所以公司也有錢也可投資，國發基金也可以注資。

另外就是整廠輸出。台灣的廠商規模太小，無法做整合型海外行銷。投資貿易公司的基本功能就是創造案源，讓國內產業提供協助。

比如說到印尼、馬來西亞和泰國這些有興趣發展太陽能發電的國家，他們不知道怎麼做，也沒錢。這家公司就要有能力去安排，這樣整廠輸出就可以成功。

所以說國際投資貿易公司與南向政策是有關的。這一次的南向是要攻內需市場，尤其是著重在數位。

台灣現在發展數位經濟非常不利，因為數位經濟贏者通吃，規模愈大愈有優勢。但台灣先天國內市場太小，所以搞數位經濟的公司都看不上你。台灣需要在大市場卡位，但絕對不是中國，機會在東南亞與印度。

跟這幾個國家合作可以發展出數位經濟的服務，這是南向政策最重要的策略性涵義。

你要證明這模式可行，最好先做系統，在東南亞跟印度就有應用機會。系統性輸出需要公司整合台灣的力量，最終還是要利用系統建立未來的數位產業。

問：東南亞競爭很激烈，台灣利基在哪？

答：台灣一向比較開放，願意讓當地人參與，也可以跟其他國家合作。因應環境創造跟別人不同的體系，找到當地需求。

比方說，韓國和日本通訊軟體滲透東南亞市場，但安全性很差。工研院研發的通訊軟體台灣揪科（Juiker）為公司或是政府設計通話的網絡，安全性比較高。東南亞國家有興趣，因為揪科把通訊數據留在當地，他們覺得安全。

未來在網路經濟發展上，都要有這樣的思惟：先建小系統，再擴大到大市場，用規模經濟撐起競爭力。

問：中國跟香港還是台灣第一大貿易國，你如何看兩岸的經濟？

答：我預期，台灣對中國與香港市場的依賴，隨著台商撤出，依賴度會降低。

未來經營中國市場愈來愈困難。一方面是兩岸政治環境，二方面因為中國的經濟結構也在改，改為以內需為主。

在內需市場，他優先輔導國內產業，增加了貿易障礙。而且中國要找合作伙伴也會找國際大型公司，將來台商在這個市場會很困難，所以要投注在其他國家市場。

服貿、貨貿如何繼續，我不該談。但我認為，不管政治，兩岸經濟還是有互利。台灣可以協助在大陸經營很久的台商，在大陸市場結構轉型時，一起創造國內產業新生的力量。

問：台灣社會對政府機關很不信任，你覺得政府基金與投資公司能順利運作嗎？如何處理信任問題？

答：一千億基金的問題不大，國發基金運作滿多年了，重要的是審核過程要公開透明，還有投資效益。

比較大的挑戰是，國際投資貿易公司是私人企業，可是政府有資金。所以這家公司的公司治理要嚴謹，包括利益迴避、專業經理人的選任，還有投資對象跟內部管控。

問：處理短期投資問題之後，還要做什麼事？

答：接下來是處理結構性的轉型，會優先處理數位經濟世代需要的法規，再來是解決生產要素的問題，現在缺土地、缺人，又缺水缺電。

土地就包括使用的方法與規範；勞動市場就是延攬高科技人才或高階白領。結構是很大的問題，要解決就需要從法規上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