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內政部統計，截至民國104年底為止，我國65歲以上老人計有293萬8千多人，失能人口亦高達76萬人，加上人口老化速度驚人，預估在107年就會進入「高齡社會」。建構完善的長照制度刻不容緩。

為因應此一問題，新政府上台後，擬將原先規畫的長照保險制改採稅收制，並考慮以增加遺贈稅率10%、營業稅率0.5%作為長照財源。對此，我們感到相當憂慮。

首先是對經濟的影響。日本為增加社會保障財源，在2014年4月1日調高營業稅，將消費稅率從5%調高至8%後，民眾消費意願大幅滑落，國內經濟動能萎靡不振，在總額高達5.5兆日圓的多方配套措施下，經濟成長率直至同年第4季之後才恢復正成長，而原訂要將消費稅率加至10%的計畫一延再延，這都說明了提高營業稅率對經濟衝擊的巨大影響。

2005年財政部委託中央經濟研究院提出的「我國銷售稅制改革對所得、物價與產業結構的影響研究」報告也指出，營業稅調升1個百分點，將使實質GDP降低0.192%、減少2.7萬個就業機會，並造成物價上漲，影響民眾消費行為，不利經濟循環。更何況營業稅具累退性質，對低所得者影響甚大，形同對窮人課稅照顧老人。

其次，稅收有限，無法確保服務的連續性。營業稅率提高0.5%，約可增加250億的稅源，這略嫌不足，另一財源遺贈稅雖屬國稅，但對於政府屬於機會財，其中8成又需轉交地方政府運用，中央只能保留2成，如何能補足長照缺口？實不適合做為穩定的長照財源，且過去遺贈稅從50%降至10%，再度調高可能會出現外溢效果，提高遺贈稅10個百分點實際稅收不一定會增加。

參酌鄰近國家經驗，日本原先採稅收制，後來迫於財務壓力，改採保險、稅收混合制，仍入不敷出，若我國只採稅收制，加上稅收來源不穩定，政策恐難持久。長照採保險制，雖然對民眾而言負擔大，但面臨高齡化社會，老年人口暴增隱憂，這恐怕是不得不做的權宜之計。以增加稅收照顧長照，政府應更多方考量。

最後，課稅時機顯不適當。在課徵時機上，政府利用課稅挹注長照稅源時，必須考量課稅時機是否恰當的問題，如當前國內經濟不景氣，經濟成長面臨保1窘境，加上出口衰退、內需不振，提高營業稅豈不是讓經濟雪上加霜嗎？也讓民進黨執政前說好的「經濟不好，不會加稅」的承諾完全變了樣。

至於提高遺贈稅率看似符合社會公平，但在俗稱反避稅條款的「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通過後，恐加速資金外移，亦不見得有助於整體社會的福祉。

考量我國現況，與參酌日本經驗，我們呼籲在台灣年實質經濟成長率未達2%以上、核心物價與民生物價膨脹率在2%以下之前，不宜調高營業稅稅率。且未來營業稅一旦調漲，應擴大民生必需品免稅項目，包括食用油、鹽、奶粉、尿布等，降低對中低所得階層的衝擊。

總之，政府的長照政策不論是採用保險制或稅收制，基本上都有其利弊得失，因此，長照政策是否可以順利推動，不在制度的本身，而主要取決於政府政策的適宜性與配套，以及政策的執行力。

行政院長林全日前在立法院答詢時強調，新南向政策是讓台灣經濟多元化，在國際平衡發展，不是要取代任何政策，也不是要擺脫中國在經濟上的影響力，並非是「戒急用忍」。在此之前，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會見台灣工商團體秘書長聯誼會訪問團時則認為「新南向政策不太可能成功，主要是違反經濟學的規律」。

張志軍的評論有一定的道理，因為台灣出口到大陸金額很龐大，東協十國和南亞六國的確難以成為出口替代市場，加上目前台灣1,515家上市（櫃）公司中赴大陸投資者佔了77.23％，的確不可能放棄已經營許久的大陸市場。在這樣的現實狀況下，林全院長的說明，反映出「新南向政策」是一種「中國加一」的布局思維，特別是在TPP和RCEP等區域經濟整合加速進行的趨勢下，「新南向政策」可視為是新政府掌握新興市場成長機會的「全球布局」的重要環節。

至於「新南向政策」未來能否達到「把東協當成台灣內需市場的延伸」，以及蔡英文總統所提出「經濟結構轉型」的策略目標，則決定於台灣能否形成符合東協或南亞國家所需要的合作模式，以及能否藉由雙邊合作克服市場進入障礙而定。

整體而言，新政府的「新南向政策」與過去李登輝總統時代的「南向政策」和陳水扁總統所宣示的「重啟南向政策」，有兩項截然不同的發展情境，也是驅動該政策的重要因素。

其一是中國大陸經營環境的轉變。過去李登輝時代的「南向政策」之所以失敗，主要是因為抵不過大陸改革開放政策對台商的吸引力。不過近年來的大陸經營環境，根據美國波士頓諮詢集團（BCG）《全球製造業的經濟大挪移》報告顯示，經生產力調整後，中國工人的工資水準，已經從2004年的4.35美元時薪漲到2014年的12.47美元，漲幅達187％，在成本大幅上揚下，台商自然也將目光轉向東協。據統計至2015年底台商投資東協總金額已超過860億美元，與台灣產業的供應鏈關係也日益密切。

其二是隨著大陸經濟成長減緩，東協市場前景極具吸引力。東協經濟規模達2.6兆美元，是全球第7大經濟體，預計2030年將擴增近1倍，將成世界第4大經濟體，同時「東協經濟共同體」（AEC）的成立，預計於2025年前達到貨品、服務、投資、資金與技術勞工自由流通，加上城鎮化發展、基礎建設與交通網絡，以及逐漸重視永續能源與環境等領域的需求大增，都將對台商創造市場拓展的商機，自然使東協成為台商「中國加一」的布局選項。

至於新政府「新南向政策」的「把東協當成台灣內需市場延伸」的商機，主要是因為東協和南亞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都將面對如何解決環保、清潔能源、城鎮化所需的公共服務、基礎建設與交通網絡或工業自動化或智慧化等問題與需求，對於這一類需求，由於目前台灣已經在交通電子收費、綠色運輸、智慧物流、智慧健康、智慧校園、電子化政府、LED照明、雲端系統、石化、太陽能、YouBike、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的eTag等領域，已經形成可行的解決方案或服務模式，當然也有將這些服務系統，複製對東協和南亞國家出口的機會，而這也正是把「東協當成台灣內需市場的延伸」的商機所在。

但值得注意的是，對東協和南亞國家而言，這些服務系統的引進，除了決定於各國主要城市的發展需求外，其專案項目的確定決定於各地主國政府的規劃，方案的推動，也是以「政府招標」的方式執行，自然涉及各國公共建設推動模式和各國政府的態度和政治考量，因此新政府在推動「新南向政策」時，勢必將面對兩項阻力，必須積極地加以克服。

第一，政府採購和公私夥伴關係計劃（PPP）已經成為各國推動基礎建設換公共服務專案項目的主要方式，政府除了應幫助廠商掌握這些規範外，也要關注其政府採購制度對外商市場進入機會的限制，以印尼「政府物品及服務採購綱領及執行指引」為例，不但規定外商可參與之物品及服務政府採購案或諮詢服務政府採購案的門檻之外，更要求「如印尼本國業者亦有能力提供者，外商應與印尼業者合夥或為其下游包商等」，實顯示在地主國保護當地廠商的考量下，未來必須與當地合作或合資，才能取得市場機會。

第二，「一中原則」可能成為影響雙邊合作的因素。特別是未來當台灣想要與東協和南亞各國針對環保、能源、都市治理、基礎建設與交通網絡或工業化等議題，簽署雙邊合作協議時，勢必將面對大陸「希望各國繼續恪守一個中國政策，慎重妥善處理與台灣的經貿關係」的政治宣示，在該政治制約下，政府尤其應該以務實的策略，運用多元管道尋求突破，才能達到「將東協當成台灣內需市場延伸」的目標。

「亞洲矽谷計畫」是蔡英文總統在競選期間主打的經濟政策之一。藉由引進國外的人才、資源、創投，吸引具有潛力的企業駐點，重新打造具有創新能力的供應鏈，做為改變台灣未來的起點。立意雖佳，但以一個創投老兵的立場，我有一些意見。

首先，矽谷的成功是整合了很多因素，包括頂尖的大學、優良有規範的企業、各方匯注的精英人才、活躍的創投、無數的新創公司，再加上良好的生活環境等，從Santa Clara、Sunnyvale開始，擴展到整個半島，形成一個高科技聚落，知名企業如Google、Facebook、Microsoft、Intel、Cisco、Oracle、Apple等均落腳於此，這些並不是只靠建造一個園區、一些硬體就可以複製。

人才是最主要的一個因素，他們來自世界各地，這些優秀的新血，懷抱著美國夢，在矽谷創業，矽谷也提供他們一個友善而便捷的環境，讓他們可以自由發展。反觀台灣對外來人才引進，處處設限；而一些基本生活條件，諸如居住品質、交通通勤、休閒娛樂、甚至下一代的教育等，都影響他們來台意願。如吸引不到人才進駐，亞洲矽谷僅是空殼。

充足的新創公司及投資機會更是支撐矽谷成長茁壯的重要因素。大量的白領新移民，隨時提供很多新的想法、願景及技術，帶動新創事業的產生。而Sandhill Road上無數的創投業者，更是創業者最好伙伴。創投不僅提供資金，對企業在技術、產品、管理、市場、人才等各方面的成長，都扮演重要的指導及顧問角色。這些附加價值是創業者能否成功的關鍵。台灣這幾年經濟停滯，好的投資案不多，多半是小確幸式案件，有的也缺乏國際觀。難以吸引國內外資金及創投業者的投入；投資減少，產業就更加蕭條，形成惡性循環。

這此年外資對台直接投資很少，在亞洲地區台灣是後段班。國內企業投資也不多，主因都是投資環境不佳。解決之道不在於建造一些園區或育成中心，而是要徹底解決投資環境上的不良點。就如同我常提及的廚房政策，我們先蓋好一座完善的廚房（投資環境），才能邀請國內外名廚前來做菜。如果廚房缺東缺西，髒亂吵雜，怎麼說服人前來大展身手。

建立亞洲矽谷的當務之急，就是改善投資環境，包括政策優惠、稅制友善、司法透明、法規簡明、基礎建設完善、人力資源豐富、行政效率快速、兩岸關係平和等，除吸引投資，也才能引人才及企業進駐。屆時豈止是「矽谷」，台灣就是一個「矽島」，資金匯集，各路菁英都可發揮所長，加上台灣人的勤奮靈活，新創事業必如雨後春筍般興起，定可翻轉未來，再造經濟奇蹟。

為連結全球先進科技研發能量，搶進下一世代的未來產業，國發會今(13)日於國發會委員會議中提出「亞洲矽谷推動方案」(草案)。此方案以「連結未來、連結全球、連結在地」為主軸，除了活絡創新人才、資金、法規、跨領域合作等措施外，更重要的也將深化國際鏈結，並串聯全球創新網絡。希望透過此方案將台灣打造成亞洲創新人才的舞台，成為創新創業的典範，實現「數位國家、智慧島嶼」的願景。

亞洲矽谷推動方案將由環境優化、智慧應用、國際鏈結、基礎建設4大面向來推動，期使台灣成為矽谷潛力企業的成長夥伴、智慧應用的研發中心與試驗場域、亞洲區域創新交流樞紐及青年IPO中心。

1. 在環境優化方面，將透過擴大吸引國際優秀人才來台、完善資金協助、打造數位經濟發展法規環境、推動創新採購、強化國營企業及大企業與新創事業跨領域合作等措施，打造完善創新生態體系。
2. 在智慧應用面，以桃園作為試驗場域，打造高品質網路環境，推動智慧城市，並應用智慧化服務，優先發展物聯網、智慧物流、健康照護等應用。
3. 在國際鏈結面，擴大國外招商，成立單一窗口，並整合我國海外網絡，強化國際行銷，同時鏈結國際資源，積極與矽谷大型企業、創投、加速器等洽談合作。
4. 在基礎建設面，將於桃園打造創新交流基地，串接全國創新及研發資源，並吸引國際企業及優秀人才共同加入，以匯聚創新能量。

國發會強調，此方案並非僅有硬體建設，更重要的是提供一個完善的創新創業環境，簡化各項行政流程，讓年輕人能夠心無旁鶩的追求夢想。因此，國發會主委陳添枝也在會中表示，創新創業是全球重要發展趨勢，也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源頭活水，請各部會要以興利取代防弊的思維，在法規、採購、補助等方面，給予民間更大的彈性，同時也應鼓勵從失敗中學習的精神，協助業者勇於嘗試新形態的服務或產品。此外，各部會也應積極與國內外的網路、物聯網相關新創業者溝通，瞭解民間需求及意見，並納為後續政策研擬的重要參考。

國發會同時表示，此方案不僅要讓產業、學術與研究單位，能夠有適當的環境，可以彼此交流和支援，也將引進國際創新資源，創造跨國合作機會，並串聯各地創新創業能量，協助企業創新及各地的創業家發展。透過此一方案，將有效整合我國豐沛的新創能量，並銜接國際科技核心區域的資金、人才、技術及市場，帶動我國下一波經濟成長的動能。

本文原刊自天下雜誌第599期

大學念的是電機，出國後轉念經濟，鑽研國際貿易。陳添枝是經濟學家中，少數懂產業、科技、甚至技術的學者。他在陳水扁擔任總統時，擔任官派的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扭轉了中經院的體質。

二○○八年，他出任前總統馬英九上任後的第一位經建會主委，發消費券度過的金融海嘯。國際評價，台灣限時消費券的政策是成功的，多國前來取經。

今年六十三歲的他，差三個月就可以從台大經濟系退休，卻被行政院長林全徵召，在最後一刻出任國發會主委兼政務委員。跟林全一起合著經濟學教科書，陳添枝是林全口中，行政院最核心的經濟幕僚。

當務之急：阻止投資再下滑

今年，又是金融海嘯後最嚴峻的一年，陳添枝又在同樣的位置，他提出診斷：「現在就是景氣循環跟結構問題都攪在一起。」

陳添枝開宗明義，要解決這些問題，得規劃長期與短期的任務。

他診斷，國際經濟情勢短期難以改善，振興出口有限，內需還算平穩，救經濟的切入點就是振興投資。目前投資只佔GDP的二○％，能拉高一個百分點就是一千六百億到一千七百億，這是未來六個月的當務之急。「投資不能再下滑，要讓大家知道台灣有什麼好投的，要讓外界對台灣有信心，」他說明。

長期的計劃得靠解決法規、土地、勞動市場與產業轉型等結構問題。「頭已經很痛啦！」他笑說。那笑容，有壯士斷腕的沉重：「挑戰很大。」

這位熟悉實務的經濟學家將如何振興投資？以下為專訪摘要：

問：台灣經濟很悶，請問你對台灣經濟的診斷？

答：現在是景氣循環加上結構問題，這波景氣循環要恢復的時間比較長。結構的問題很嚴峻，挑戰大。

目前規劃短期跟長期計劃。短期至少六個月，希望拉抬投資，恢復投資人信心；長期就是改善台灣結構性問題，改變產業結構與營運模式。

我們基礎不差但投資很遲緩，而且不斷下降。如果不遏阻下滑的趨勢，現在要改革結構是困難的，而且我們禁不起這樣的壓力。

現在企業對新政府迫切期待，你要先有起色，讓大家有信心。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讓民間企業對台灣的投資環境重新產生信心與興趣。

問：為什麼提出三駕馬車的戰略？

答：第一駕馬車是「產業創新轉型基金」一千億，鼓勵台灣現有企業投資在結構轉型。

第一駕馬車：企業轉型基金

政府出錢　把經營權留給企業

企業有很多轉型方式，包括重組、合併、拓展新事業、國外併購或引進新技術。政府可以跟民間基金合作，如果企業轉型需要新資金，國家就去投資。

傳統國發基金是創投基金，投新創，不投上市櫃公司。但現在這個基金不一樣，要做結構轉型。

任何產業在台灣有新投資就可以做。如果舊企業想要投資，去銀行借到的金額有限，想對外募資又怕股權被稀釋，可用轉型基金。政府最終會出場，企業不會因為害怕喪失經營權而不投資。

問：現在的環境去運作基金的挑戰是什麼？

答：比較大的挑戰是投資後續的管理。不是給完錢企業就會轉型，應該提供轉型上的技術指導和經營輔導。

問：過去三年，因為許多老闆怕失去經營權，導致本土私募基金不容易找到案子。國家來做會比較好嗎？

答：因為國家的錢，最後非退場不可，我們不會要企業的經營權。我們會在投資初期就設好退場機制，很明確地跟投資人說我會退，而且有明確的期限，比如說五年或十年。最後會想最終退場辦法，例如強迫公司解散。如果不知道怎麼退場，這案子我們不會投。

我們不排斥跟私募基金合作。最重要的是我們想照顧要轉型的中小型公司，私募基金對這些公司可能沒有興趣。國家基金除了商業考量，還要考量整體產業發展，承擔風險。

這也是國發基金跟民間創投不同的地方。目前政府投資希望投資單一公司，股權控制在兩成，絕對不會超過五成。

問：企業面對生死存亡，自己都知道要轉型，為什麼政府還要拿這麼多錢去做這件事？

答：企業知道不轉型就很難生存，但它碰到很多障礙。

我們關注的不是聯發科、鴻海這種現金很多的企業，政府期待做中小企業。很多小公司沒有財務實力，投入新的事業勢必增資，找合夥人又擔心經營權被稀釋，政府可以協助。也有中小企業面臨接班問題，我們可以找新人或是協助跟其他公司合作轉型。

基金目標希望把錢投在有意義的案件，點火國內投資。資本形成目前佔GDP的二○％，至少要回復到二五％，提高這五個百分點，就會多八千五百億，這挑戰很大。

第二駕馬車：五產業帶動內需

串連上下游 才有機會救出口

問：政府選的五大創新產業是你的第二駕救投資馬車，但這些行業都不大。如何用這五大產業帶動投資？

答：這五個產業主要利用內需市場誘導新的投資。

比如說綠能，現在台灣太陽能幾乎百分百出口，產業鏈只有電池。現在農委會開放地層下陷或不宜耕種農地一千公頃來做太陽能發電工廠，創造內需。有內需做槓桿，讓產業有新的投資。

國內太陽能產業鏈除了電池，也可以往下游整合到模組、電廠，甚至電廠管理。向下游整合就能產生服務的內涵，提升產業價值。如果這塊做得好，我們就可以出口。

國防工業，我們希望漢翔航空將來可以變成旗艦型廠商，整合台灣航太產業，也用軍機的機會讓它練兵。

「亞洲矽谷」軟硬整合，則是利用在國內市場應用的機會來做系統。五大產業的邏輯都一樣，讓國內市場需求協助產業做系統性整合，改變出口型態，帶動國內產業向下游整合，創造服務價值。

問：依照過去進口替代的經驗，譬如：家電、汽車，台灣從來沒有練完兵後再外銷的成功案例，為什麼這次國內需求導向的練兵，就有國際競爭力？

答：因為這幾個領域都是跟世界同步，不是模仿。要創造的系統不是國際上已經存在的。

比方說因應食安問題，創造一套追蹤化學品的資訊流系統，追蹤流向，這是物聯網。這在國際上不存在。我們希望新創廠商把系統做出來，別的國家也會有類似的需求，就有應用機會。

在國際貿易規範下，我們不能用自製率。可能是用創新的採購方式，採購目前不存在於市場上的服務跟設備政府的好處是掌握需求，讓產業為我們量身訂做。

問：你提到重點是恢復投資的信心，最快有成效是哪部份？

答：物聯網已經有基礎，國內產業每樣物聯網的應用都很新，所以我覺得很快。綠能也會，因為太陽能產業很樂意看到內需的機會。

智慧機械投資機器人跟無人機，利用現有精密機械基礎加上資訊通信科技。國防產業創造對智慧機械的需求，帶動新的開發，把內需帶進來，產業就有新的機會。

問：以前是小政府讓大家自由發展，現在是政府帶頭？

答：很多人說回到大政府。不諱言，至少在產業轉型、創造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上，政府會扮演積極角色，因為這也是企業的期待。但政府會把最後資源的配置交給市場，政府配合投資。

這套機制是做前端燒火的工作，後面要不要投，民間企業決定。我們不會創造另一家台積電，至少現在不會。

第三駕馬車：國家級投貿公司

拚數位服務 專攻東南亞市場

問：第三架馬車－－國際投資貿易公司，又是什麼呢？

答：國家級投資貿易公司主要是找尋跟創造重要投資案。預算一百億，角色像當初中華開發的計劃評估與協調的部門，加上大貿易商。

國家投貿的第一個工作就是促成大型的國內投資案。比方說風電公司，投資貿易公司可以設計資本金額、股東組合去規劃募資，把這家公司組起來投資海上風電。一百億資本，所以公司也有錢也可投資，國發基金也可以注資。

另外就是整廠輸出。台灣的廠商規模太小，無法做整合型海外行銷。投資貿易公司的基本功能就是創造案源，讓國內產業提供協助。

比如說到印尼、馬來西亞和泰國這些有興趣發展太陽能發電的國家，他們不知道怎麼做，也沒錢。這家公司就要有能力去安排，這樣整廠輸出就可以成功。

所以說國際投資貿易公司與南向政策是有關的。這一次的南向是要攻內需市場，尤其是著重在數位。

台灣現在發展數位經濟非常不利，因為數位經濟贏者通吃，規模愈大愈有優勢。但台灣先天國內市場太小，所以搞數位經濟的公司都看不上你。台灣需要在大市場卡位，但絕對不是中國，機會在東南亞與印度。

跟這幾個國家合作可以發展出數位經濟的服務，這是南向政策最重要的策略性涵義。

你要證明這模式可行，最好先做系統，在東南亞跟印度就有應用機會。系統性輸出需要公司整合台灣的力量，最終還是要利用系統建立未來的數位產業。

問：東南亞競爭很激烈，台灣利基在哪？

答：台灣一向比較開放，願意讓當地人參與，也可以跟其他國家合作。因應環境創造跟別人不同的體系，找到當地需求。

比方說，韓國和日本通訊軟體滲透東南亞市場，但安全性很差。工研院研發的通訊軟體台灣揪科（Juiker）為公司或是政府設計通話的網絡，安全性比較高。東南亞國家有興趣，因為揪科把通訊數據留在當地，他們覺得安全。

未來在網路經濟發展上，都要有這樣的思惟：先建小系統，再擴大到大市場，用規模經濟撐起競爭力。

問：中國跟香港還是台灣第一大貿易國，你如何看兩岸的經濟？

答：我預期，台灣對中國與香港市場的依賴，隨著台商撤出，依賴度會降低。

未來經營中國市場愈來愈困難。一方面是兩岸政治環境，二方面因為中國的經濟結構也在改，改為以內需為主。

在內需市場，他優先輔導國內產業，增加了貿易障礙。而且中國要找合作伙伴也會找國際大型公司，將來台商在這個市場會很困難，所以要投注在其他國家市場。

服貿、貨貿如何繼續，我不該談。但我認為，不管政治，兩岸經濟還是有互利。台灣可以協助在大陸經營很久的台商，在大陸市場結構轉型時，一起創造國內產業新生的力量。

問：台灣社會對政府機關很不信任，你覺得政府基金與投資公司能順利運作嗎？如何處理信任問題？

答：一千億基金的問題不大，國發基金運作滿多年了，重要的是審核過程要公開透明，還有投資效益。

比較大的挑戰是，國際投資貿易公司是私人企業，可是政府有資金。所以這家公司的公司治理要嚴謹，包括利益迴避、專業經理人的選任，還有投資對象跟內部管控。

問：處理短期投資問題之後，還要做什麼事？

答：接下來是處理結構性的轉型，會優先處理數位經濟世代需要的法規，再來是解決生產要素的問題，現在缺土地、缺人，又缺水缺電。

土地就包括使用的方法與規範；勞動市場就是延攬高科技人才或高階白領。結構是很大的問題，要解決就需要從法規上改善。

對於8日《中國時報》頭版報導指出，有關政院擬重啟核一廠1號機的政策，政院表示將在凝聚社會共識後才會重新評估是否重啟運轉。

但什麼是「社會共識」？對同一個社會事件每個人的認知與解讀往往不同，難以形成共識，這也會造成國家建設與施政的裹足不前，讓社會無往前推進，國家的發展也將受限。

對於「社會共識」的定義，我認為大家需要先有共識。所謂的社會共識不可能達到100%的意見一致，因此可以視議題的重要性或影響程度，大家事先溝通，設定有的是要達到二分之一，有的三分之二，有的四分之三甚至更高比例的人同意即是所謂的「社會共識」，大家需要先對此達成共識。

但如今台灣的社會現況，往往只因為少數人的意見，就使我們原本所做的決策難以落實執行，這是不對的。

以我自己為例，我在推動宏碁的3次變革時，我就是用5C的原則，與同仁溝通、溝通、再溝通，以在內部形成共識，並一同承諾往同一個方向來轉型努力。

我所參與的組織也是以此運作，約3年前我擔任公視董事時，公視第一次召開本屆的董事會時，我也呼籲在董事會中盡量用共識決來處理議案，盡量不用投票，如果一定要投票，大家也有共識以多數決做為大家的共識。很高興公視3年來以共識決運作，一步步往前走。

我是非主流的人，「Me too is not my style」，我的思維往往也是屬於少數人的想法，但我尊重不同的想法。對於團體多數決所做出的決定，我絕對支持，即使我個人有不同的意見或想法。

我想，如何形成及建立社會共識，是台灣社會未來亟需面對的問題，建立多數決的共識，台灣才能突破瓶頸與限礙，大步邁向未來！

優步（Uber）在台灣宣布降價15%的消息很快在駕駛間引發騷動，被要求自行吸收降價的優步駕駛因此醞釀罷駛抗議，看在過去苦苦對抗優步的計程車駕駛眼中，實在是莫大諷刺。但是台灣的優步駕駛並不孤單，美國、澳洲、馬來西亞等多國的優步駕駛同在示威抗議中。

很多人因為優步、Airbnb等peer-to-peer事業而認識分享經濟，卻不知道這些市值超過10億美元的獨角獸企業，其實正是誤解與摧毀分享經濟的主因。優步式分享經濟所未曾言明的內涵是管制：優步在舊金山、多倫多等地興起的主要原因是對計程車業的過度管制：分區壟斷（類似台北市民不准叫新北市車行的車）、牌照（凍結牌照數量以限制競爭）、保險、價格管制等規定使得計程車費率居高不下，而給予優步可趁之機：避免管制成本使得優步得以更低的價格與較佳的服務搶佔市場，全職的優步駕駛在多倫多月營業額可達12萬台幣，計程車牌照的價格因此從1200萬降到300萬台幣。那麼這些較低的價格是否僅反映計程車駕駛收入的降低，還是也為社會帶來淨利益？研究顯示，優步平均為消費者減少了10%的計程車支出，Airbnb則因為促使旅館降價，即使不使用Airbnb的消費者同樣受惠。

但是管制也是不公平競爭的基礎，優步因為規避駕駛、車輛、保險等管制與稅收而享有價格優勢，但是卻因此造成安全標準以及平均工資的降低，保險也是直到一位舊金山6歲女童車禍身亡後才被迫改善。優步違反公平競爭的行為更是惡名昭彰，挖角對手司機、規避雇主保險、退休金之責，聘用歐巴馬競選幹部以帶來政治資本、掠奪式定價等不一而足。如在北美與Hailo競爭時，亦步亦趨地給予消費者更大的折扣並吸收降價成本，但是一旦成功將Hailo退出市場後，立刻大幅縮減折價促銷，並要求駕駛吸收降價，遂促成這次抗議，可見關鍵還是在立法避免壟斷。

台灣因視優步為非法，面對罷駛政府幾乎束手無策，以舊法條禁止新科技更反映政府機關的怠惰消極，例如當多倫多市政府控告優步違法時，法官罕見地在判決中說明，法院並非解決這類紛爭的最佳場所，進而促成市政府研擬新的管制法令，台灣因循舊例的禁止不僅阻礙創新，更以政府稅收、人民安全與駕駛工資為代價。

優步與Airbnb被視為分享經濟的典範，卻因此扼殺了不同類型的分享經濟模式，早在優步之前，分享經濟包括的不只是透過P2P利用閒置資產、媒合買賣降低交易成本，還包括社區共信服務、聯合生產、公平分配所得、綠色節能、人際連結與信任等以新科技解決生產、分配、綠色與合作等問題，例如以社區服務交換為主的Time Banks、農業與糧食交換的非營利組織Food Swaps、 專業工具分享的Makerspaces、技術教育的Skillshare等等，但是在優步結合Google、 Gorman Sachs與創投的資源與商業模式取得正當性後，其他類型的分享經濟空間反而遭受壓縮。

台灣很多人因此喪失對分享經濟的想像，徒然失去許多利用新科技解決台灣從社區改造、技職教育到綠能發展的機會。新政府上台百廢待興，如果能夠利用此一機會從法規、政府、社運與社區活躍份子、到社會大眾重新正確理解分享經濟的內涵，才是這次優步駕駛抗議事件帶來的進步意涵。

台灣該向何方發展？是大哉問，但也是假議題。

其實，從一開始，台灣就是全向發展，不拘一方，全力開拓。廿年前的西向，乃大勢所趨，被牽引而去。因此李前總統推動南向以壓倒西向，有若螳臂當車，自然徒勞。今日則大勢已去，西向已成明日黃花，東施效顰，再倡南向，如無的放矢。

然而這一切都始於半世紀前台灣的驚天一擊。方此時也，敗退海隅的國民政府，內有沉重的軍需民糈，捉襟見肘；外則美援即將斷炊，而狹小的國內市場已經飽和，出現惡性競爭，不得不限設新廠壯士斷腕。

身為落後國家，處處仰人鼻息，毫無競爭之力；幸賴學者睿智，將貧窮又赤手空拳的剩餘勞動力，開發成大降生產成本的奇兵。廉價又可靠的加工品，暢銷各國，不拘一方，為台灣打開寬廣出路；使經濟一飛沖天三十年，創出史上罕見熔高速成長與分配平均於一爐共冶的經濟奇蹟；成為落後國家發展的新典範，終能躋身已開發國家之列。

一九八六年，台灣的小型世界工廠，終因經濟富裕、所得攀高而退場；王謝堂前燕乃飛入勞動成本相去十餘倍的中國大陸，挾其數十倍的規模，踵武台灣之後建立超級世界工廠，所迸發的動能，驅使整個世界快步向前。台灣既是元祖，新世界工廠又以台商為基礎，自是此動能的最大受惠者；台商乃絡繹不絕西向發展，在台的中上游生產亦以對岸為主要出路。

西向的步伐本應更大更快，推動經濟向上之力也會更大更猛；只因政府杯葛、阻礙，資金與企業乃單向失血，經濟元氣只洩難補。支撐經濟的重擔反而仰賴對世界工廠的連年出超，西向竟如飲鴆止渴，一旦西向斷絕，反將致命。

二○○八年，西向的末日喪鐘響起。對岸過急地「騰籠換鳥」，揚棄令經濟高飛廿年的世界工廠，改以內需與世界市場取而代之。全力推動「十二五計畫」力促其成。事實證明，如意算盤落空，毀棄的主引擎難以取代。但萬千台商則出路斷絕，台灣中間財失去用武之地；反之，不能透過世界工廠去化其產品的紅色供應鏈，乃如水銀瀉地，向全球傾瀉產品。西向乃失去血肉，名存實亡。

在此時刻，新政府效李前總統故技，祭出新南向政策對抗西向，宛如向風車宣戰的唐吉訶德，令人失笑。眼前真正的挑戰，是失去西向奶嘴的台灣，要如何維繫橫遭斬斷的經濟出路。

可歎命運捉弄，我們忽然又回到半世紀前。中上游產業出超支撐經濟的主引擎，隨世界工廠退場而熄火；在外ＦＴＡ、ＴＰＰ、ＲＣＥＰ等都在對岸阻撓下，寸步難行，猶如甕中捉鱉；在內則百廢待興、缺人才、缺人、缺水、缺電，投資者廢然而去、年輕人前途茫茫、薪資倒退十六年。

比諸半世紀前，我們更急需巨眼如椽的智者，用半世紀磨礪的萬千企業家、各行各業的好手、完整的產業鏈，尤其台灣身處東亞島鏈核心，緊扼海峽咽喉令人嫉妒的優越地理位置，跳出既有框架，不拘一方，為台灣打開寬廣出路。半世紀前我們能創造奇蹟，今天豈能坐困愁城！

本文原刊自天下雜誌第599期

大學念的是電機，出國後轉念經濟，鑽研國際貿易。陳添枝是經濟學家中，少數懂產業、科技、甚至技術的學者。他在陳水扁擔任總統時，擔任官派的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扭轉了中經院的體質。

二○○八年，他出任前總統馬英九上任後的第一位經建會主委，發消費券度過的金融海嘯。國際評價，台灣限時消費券的政策是成功的，多國前來取經。

今年六十三歲的他，差三個月就可以從台大經濟系退休，卻被行政院長林全徵召，在最後一刻出任國發會主委兼政務委員。跟林全一起合著經濟學教科書，陳添枝是林全口中，行政院最核心的經濟幕僚。

當務之急：阻止投資再下滑

今年，又是金融海嘯後最嚴峻的一年，陳添枝又在同樣的位置，他提出診斷：「現在就是景氣循環跟結構問題都攪在一起。」

陳添枝開宗明義，要解決這些問題，得規劃長期與短期的任務。

他診斷，國際經濟情勢短期難以改善，振興出口有限，內需還算平穩，救經濟的切入點就是振興投資。目前投資只佔GDP的二○％，能拉高一個百分點就是一千六百億到一千七百億，這是未來六個月的當務之急。「投資不能再下滑，要讓大家知道台灣有什麼好投的，要讓外界對台灣有信心，」他說明。

長期的計劃得靠解決法規、土地、勞動市場與產業轉型等結構問題。「頭已經很痛啦！」他笑說。那笑容，有壯士斷腕的沉重：「挑戰很大。」

這位熟悉實務的經濟學家將如何振興投資？以下為專訪摘要：

問：台灣經濟很悶，請問你對台灣經濟的診斷？

答：現在是景氣循環加上結構問題，這波景氣循環要恢復的時間比較長。結構的問題很嚴峻，挑戰大。

目前規劃短期跟長期計劃。短期至少六個月，希望拉抬投資，恢復投資人信心；長期就是改善台灣結構性問題，改變產業結構與營運模式。

我們基礎不差但投資很遲緩，而且不斷下降。如果不遏阻下滑的趨勢，現在要改革結構是困難的，而且我們禁不起這樣的壓力。

現在企業對新政府迫切期待，你要先有起色，讓大家有信心。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讓民間企業對台灣的投資環境重新產生信心與興趣。

問：為什麼提出三駕馬車的戰略？

答：第一駕馬車是「產業創新轉型基金」一千億，鼓勵台灣現有企業投資在結構轉型。

第一駕馬車：企業轉型基金

政府出錢　把經營權留給企業

企業有很多轉型方式，包括重組、合併、拓展新事業、國外併購或引進新技術。政府可以跟民間基金合作，如果企業轉型需要新資金，國家就去投資。

傳統國發基金是創投基金，投新創，不投上市櫃公司。但現在這個基金不一樣，要做結構轉型。

任何產業在台灣有新投資就可以做。如果舊企業想要投資，去銀行借到的金額有限，想對外募資又怕股權被稀釋，可用轉型基金。政府最終會出場，企業不會因為害怕喪失經營權而不投資。

問：現在的環境去運作基金的挑戰是什麼？

答：比較大的挑戰是投資後續的管理。不是給完錢企業就會轉型，應該提供轉型上的技術指導和經營輔導。

問：過去三年，因為許多老闆怕失去經營權，導致本土私募基金不容易找到案子。國家來做會比較好嗎？

答：因為國家的錢，最後非退場不可，我們不會要企業的經營權。我們會在投資初期就設好退場機制，很明確地跟投資人說我會退，而且有明確的期限，比如說五年或十年。最後會想最終退場辦法，例如強迫公司解散。如果不知道怎麼退場，這案子我們不會投。

我們不排斥跟私募基金合作。最重要的是我們想照顧要轉型的中小型公司，私募基金對這些公司可能沒有興趣。國家基金除了商業考量，還要考量整體產業發展，承擔風險。

這也是國發基金跟民間創投不同的地方。目前政府投資希望投資單一公司，股權控制在兩成，絕對不會超過五成。

問：企業面對生死存亡，自己都知道要轉型，為什麼政府還要拿這麼多錢去做這件事？

答：企業知道不轉型就很難生存，但它碰到很多障礙。

我們關注的不是聯發科、鴻海這種現金很多的企業，政府期待做中小企業。很多小公司沒有財務實力，投入新的事業勢必增資，找合夥人又擔心經營權被稀釋，政府可以協助。也有中小企業面臨接班問題，我們可以找新人或是協助跟其他公司合作轉型。

基金目標希望把錢投在有意義的案件，點火國內投資。資本形成目前佔GDP的二○％，至少要回復到二五％，提高這五個百分點，就會多八千五百億，這挑戰很大。

第二駕馬車：五產業帶動內需

串連上下游 才有機會救出口

問：政府選的五大創新產業是你的第二駕救投資馬車，但這些行業都不大。如何用這五大產業帶動投資？

答：這五個產業主要利用內需市場誘導新的投資。

比如說綠能，現在台灣太陽能幾乎百分百出口，產業鏈只有電池。現在農委會開放地層下陷或不宜耕種農地一千公頃來做太陽能發電工廠，創造內需。有內需做槓桿，讓產業有新的投資。

國內太陽能產業鏈除了電池，也可以往下游整合到模組、電廠，甚至電廠管理。向下游整合就能產生服務的內涵，提升產業價值。如果這塊做得好，我們就可以出口。

國防工業，我們希望漢翔航空將來可以變成旗艦型廠商，整合台灣航太產業，也用軍機的機會讓它練兵。

「亞洲矽谷」軟硬整合，則是利用在國內市場應用的機會來做系統。五大產業的邏輯都一樣，讓國內市場需求協助產業做系統性整合，改變出口型態，帶動國內產業向下游整合，創造服務價值。

問：依照過去進口替代的經驗，譬如：家電、汽車，台灣從來沒有練完兵後再外銷的成功案例，為什麼這次國內需求導向的練兵，就有國際競爭力？

答：因為這幾個領域都是跟世界同步，不是模仿。要創造的系統不是國際上已經存在的。

比方說因應食安問題，創造一套追蹤化學品的資訊流系統，追蹤流向，這是物聯網。這在國際上不存在。我們希望新創廠商把系統做出來，別的國家也會有類似的需求，就有應用機會。

在國際貿易規範下，我們不能用自製率。可能是用創新的採購方式，採購目前不存在於市場上的服務跟設備政府的好處是掌握需求，讓產業為我們量身訂做。

問：你提到重點是恢復投資的信心，最快有成效是哪部份？

答：物聯網已經有基礎，國內產業每樣物聯網的應用都很新，所以我覺得很快。綠能也會，因為太陽能產業很樂意看到內需的機會。

智慧機械投資機器人跟無人機，利用現有精密機械基礎加上資訊通信科技。國防產業創造對智慧機械的需求，帶動新的開發，把內需帶進來，產業就有新的機會。

問：以前是小政府讓大家自由發展，現在是政府帶頭？

答：很多人說回到大政府。不諱言，至少在產業轉型、創造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上，政府會扮演積極角色，因為這也是企業的期待。但政府會把最後資源的配置交給市場，政府配合投資。

這套機制是做前端燒火的工作，後面要不要投，民間企業決定。我們不會創造另一家台積電，至少現在不會。

第三駕馬車：國家級投貿公司

拚數位服務 專攻東南亞市場

問：第三架馬車－－國際投資貿易公司，又是什麼呢？

答：國家級投資貿易公司主要是找尋跟創造重要投資案。預算一百億，角色像當初中華開發的計劃評估與協調的部門，加上大貿易商。

國家投貿的第一個工作就是促成大型的國內投資案。比方說風電公司，投資貿易公司可以設計資本金額、股東組合去規劃募資，把這家公司組起來投資海上風電。一百億資本，所以公司也有錢也可投資，國發基金也可以注資。

另外就是整廠輸出。台灣的廠商規模太小，無法做整合型海外行銷。投資貿易公司的基本功能就是創造案源，讓國內產業提供協助。

比如說到印尼、馬來西亞和泰國這些有興趣發展太陽能發電的國家，他們不知道怎麼做，也沒錢。這家公司就要有能力去安排，這樣整廠輸出就可以成功。

所以說國際投資貿易公司與南向政策是有關的。這一次的南向是要攻內需市場，尤其是著重在數位。

台灣現在發展數位經濟非常不利，因為數位經濟贏者通吃，規模愈大愈有優勢。但台灣先天國內市場太小，所以搞數位經濟的公司都看不上你。台灣需要在大市場卡位，但絕對不是中國，機會在東南亞與印度。

跟這幾個國家合作可以發展出數位經濟的服務，這是南向政策最重要的策略性涵義。

你要證明這模式可行，最好先做系統，在東南亞跟印度就有應用機會。系統性輸出需要公司整合台灣的力量，最終還是要利用系統建立未來的數位產業。

問：東南亞競爭很激烈，台灣利基在哪？

答：台灣一向比較開放，願意讓當地人參與，也可以跟其他國家合作。因應環境創造跟別人不同的體系，找到當地需求。

比方說，韓國和日本通訊軟體滲透東南亞市場，但安全性很差。工研院研發的通訊軟體台灣揪科（Juiker）為公司或是政府設計通話的網絡，安全性比較高。東南亞國家有興趣，因為揪科把通訊數據留在當地，他們覺得安全。

未來在網路經濟發展上，都要有這樣的思惟：先建小系統，再擴大到大市場，用規模經濟撐起競爭力。

問：中國跟香港還是台灣第一大貿易國，你如何看兩岸的經濟？

答：我預期，台灣對中國與香港市場的依賴，隨著台商撤出，依賴度會降低。

未來經營中國市場愈來愈困難。一方面是兩岸政治環境，二方面因為中國的經濟結構也在改，改為以內需為主。

在內需市場，他優先輔導國內產業，增加了貿易障礙。而且中國要找合作伙伴也會找國際大型公司，將來台商在這個市場會很困難，所以要投注在其他國家市場。

服貿、貨貿如何繼續，我不該談。但我認為，不管政治，兩岸經濟還是有互利。台灣可以協助在大陸經營很久的台商，在大陸市場結構轉型時，一起創造國內產業新生的力量。

問：台灣社會對政府機關很不信任，你覺得政府基金與投資公司能順利運作嗎？如何處理信任問題？

答：一千億基金的問題不大，國發基金運作滿多年了，重要的是審核過程要公開透明，還有投資效益。

比較大的挑戰是，國際投資貿易公司是私人企業，可是政府有資金。所以這家公司的公司治理要嚴謹，包括利益迴避、專業經理人的選任，還有投資對象跟內部管控。

問：處理短期投資問題之後，還要做什麼事？

答：接下來是處理結構性的轉型，會優先處理數位經濟世代需要的法規，再來是解決生產要素的問題，現在缺土地、缺人，又缺水缺電。

土地就包括使用的方法與規範；勞動市場就是延攬高科技人才或高階白領。結構是很大的問題，要解決就需要從法規上改善。

台灣是全球以代工製造起家的經濟體，過去有過輝煌的一頁。如今外有「世界工廠」的大陸崛起，內有轉型升級的焦慮，正處於內外相逼的處境，何去何從？值得做盤點及論證。

做代工的策略，路很單一、很聚焦，把一個完整的企業策略內涵做大幅刪減，只聽命於委託代工廠的指令即可。但若不僅僅做代工，所要面對的決策變數就很多，業務、策略內容自然也就複雜許多。

隨著大陸逐漸承接起「世界工廠」的角色，兩岸早已由垂直分工進入水平競合的階段，且競爭的比重愈來愈多。此時，台灣除了繼續保有部分代工或其他生產製造仍具有優勢的產品外，還有什麼策略空間可供發展？

過去的慣性思維認為，除了代工以外，只有品牌行銷或技術研發這兩方面可發展，這也正是微笑曲線兩端發展的策略思維。這段期間以來，政府的產業政策擘畫單位也的確朝此方向努力，也有若干成就，但主事者與產業界都有一定程度的忐忑：從加工製造直接跳到研發創新、品牌行銷，這一步會不會跳太大？

其實，策略的思維不能陷入要不要代工這種二分法的思考，而是要朝「研發」和「行銷」這兩端增值，每一個擴展都是增值的實踐。

真正最大的挑戰與創新在於，更改過去線性關係的思考，改以平台的觀念與架構，去重新思考產業界限與互動的增加。

過去，著名的產經學者邁可‧波特提出「五力假說」，認為企業會在規模、生產、銷售、研發等方面築起「參進障礙」這條「護城河」，好讓企業本身自外於其他企業的競爭，獨享一段期間的獨占利潤。

但這現象卻被網路世界打破了，被正向網絡關係的非線性成長所掩蓋。由於這種主要來自消費者、需求面的爆炸性成長，必須經由網路的能量才能計算、掌握、分析，甚至做出預測及因應，這些都構建出有別於傳統線性、因果的推論，而進入只要有關係、連結，就能夠納入相互依存的網絡體系內。

理解了打破線性關係的思維而進入網絡架構的意義，或許可認識到以現有行政體系來因應未來的發展，是多麼文不對題。譬如，要討論今後所需的產業政策，在經濟部工業局之前，恐怕要請NCC、公平交易委員會共同會商，在有共識的前提下，所制定出來的產業政策，才是行政院真正的產業政策，否則部會、局處間難有一致立場，更遑論官民共識。這也是台灣思索代工以外的策略，必須做好的前提準備。

首先，恭喜您正式接任，成為我們的第一位女總統。

客觀來說，這是台灣民主非常值得慶祝的歷史時刻，但主觀來說，我想您此刻的心情應該是如履薄冰。無論前朝是視而不見還是無能為力，國內經濟與社會結構病入膏肓已是事實，亟需新政府徹底變革。然而我們劣根的政治與媒體環境，卻讓您連蜜月期都不敢奢望，更別說改革所需的實驗與犯錯餘地。

在這個時間點，新政府需先求上壘，讓您最關心的年輕人開始鼓舞，啟動正向飛輪，未來才有足夠能量挑戰滿貫全壘打。

我大膽提議，若想在短時間內拯救經濟、有效推動產業再次發展，並創造年輕人的就業機會與薪資成長，已經嶄露頭角的網路與電子商務，是總教練您現在最該換上場的高上壘率球員。

過去 15 年，在政府不重視、甚至傾向打壓的不友善環境下，台灣的網路與電子商務卻一直在逆風前進。舉例來說，近幾年，相對於實體零售的幾不成長，電商仍以每年 15-20% 的相對高速增長，並可望在今年達到 6,000 億總產值。更有甚者，過去幾季，當總體經濟出現衰退，電商還是持續逆勢走高。換言之，幾番驗證下，數位經濟已是台灣隊旗下最能抗壓的傑出新秀打者。

同一時間，網路與電商又是現下最能提供年輕人優質職涯機會的行業。台灣網路公司的員工平均年齡，絕大多數低於 30 歲，而薪資則多半高於全國平均。換言之，今天發展數位經濟，明天就能創造年輕人的就業機會、薪資成長，讓您儘快找到第一個正向循環。

當然，發展網路不只是求上壘而已，也符合您的長遠策略考量。我國「電商佔零售穿透率」(衡量一國數位經濟發展進程最重要指標) 今年可望超過 15%，領先中國的 12% 與美國的 10%，也遠高過東南亞各國的 1-4%。在新南向政策上，我們可以利用領先發展的高度相關經驗，與東協夥伴們合作，共同經營未來 10 億人口的「大東南亞數位經濟共榮圈」 。

而在產業轉型上，隨著國內人口即將進入零成長，我們的製造、品牌、文創、教育，乃至於金融、醫療，未來都需要利用強勢數位通路往外走，才能有下一波的升級與增長。

基於上述種種理由，我們大膽建議您，在這個時間點，勇敢許下「智慧台灣，數位經濟大國」的宏願，並且要求您堅強的行政團隊，儘快施行以下政策，讓網路與電商成為台灣下一波成長的主引擎。

1. 全面檢討法規，廢除所有偏袒實體經濟、打壓數位經濟的過時規定
2. 以培養 21 世紀數位人才為目標，大力升級教育的內容與方法
3. 在行政院增設數位經濟政委，或在經濟部設立數位經濟署，負責讓發展台灣為數位經濟強國
4. 要求政府各單位、官員，盡全力網路化、電商化，用 21 世紀的方式工作、生活

最後，我們希望 50 年後，您的歷史定位不是台灣的第一位女總統，而是那位奠定我們成為 21 世紀數位經濟大國的英明領導人。您是年輕人的燈塔，網路與電商則是他們的船舶，在這數位大航海盛世，我們真心懇請您，照亮他們前進的方向，也照亮台灣的下一個希望。

行政院宣布將對太陽花學運期間闖入政院的學生撤告，引發法界質疑瀆職爭議；儘管警政署表示尊重，強調「依法行政」仍是警察一貫立場，不過基層員警一片罵聲。

總統府發言人黃重諺表示，太陽花學運是深化台灣民主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公民社會展現力量，告訴政府面對民意必須謙卑，也要時時刻刻反省的重要一課；關於撤告部分，總統府支持行政院的做法；法務部長邱太三說，這些刑事案件的告訴人是行政院，行政院撤告有其評估，法務部不是承辦檢察官，無從評斷。

回顧太陽花學運事件始末，當時決定提告的人的時任行政院長的江宜樺，他今天投書本報談論行政院撤告之舉，以下是他投書全文：

文/江宜樺(前行政院院長)

●政治掛帥 法治文化難生根

林全先生接任行政院長後，第一個批准的重要公文，就是決定對太陽花運動期間，攻占行政院辦公大樓並毀損公物的126名人士，撤回違法行為的刑事告訴。蔡英文當選總統後會做出這個決定，大部分民眾都不會感到意外，但是撤告的理由說因為「這是政治問題，不是法律問題」，則讓大家清楚看到這是一個「只問政治，沒有是非」的政府。在政治考量掛帥的政府領導下，法治文化將越來越難生根。

太陽花運動是近年來規模最大的社會運動，當它以反對兩岸服貿協議為由，而占領立法院癱瘓議事時，社會對這個抗議行動感到震驚，但也有一定程度的同情。然而一周之後，太陽花的激進勢力突然攻擊行政院，以暴力方式衝破警方阻絕設施、拆毀辦公大樓門窗，肆意破壞政府公物，這就完全逾越了民主示威遊行的紅線，也違反了理性、和平的原始訴求。

太陽花運動進行街頭示威，完全在我國法律保障範圍，但是運動領袖要求整個社會非照他們的要求做不可，否則就占領公家機關、癱瘓政府功能，甚至自我美化為「反對獨裁」的革命，這就讓台灣原本薄弱的民主法治文化更岌岌可危。如果任何團體，基於政治主張的不同，就可以霸占國會、攻占政府、威脅媒體、癱瘓交通及市民生活，不達目的絕不罷休，這絕對不是台灣追求的民主。

●抗議活動 不能變非法暴力

曾經有人問我，為什麼紅衫軍運動時，我可以支持施明德先生所領導的示威遊行，而太陽花攻占行政院時，我卻支持警方驅離群眾並逮捕入侵行政院的人士？答案很簡單：紅衫軍反腐敗運動，從頭到尾都依照憲法及法律所賦予的公民集會遊行規範去做，即使人數比太陽花多出數倍，也沒有仗著人多勢眾而衝進總統府。

如同施明德所說，當時要衝破總統府的防線其實輕而易舉，而且也有不少人躍躍欲試，但是他十分明白這個分界，也堅持抗議活動不能變成非法暴力行為，否則台灣幾十年來的民主努力就會在瞬間付諸流水。但是太陽花不一樣，它的激進暴力跨越了民主法治的紅線，讓將來所有不滿任何公共政策的人，都可以理直氣壯的癱瘓立法院、攻占行政院，威脅或霸凌不接受他們主張的人。

●蔡政府 多麼想回報太陽花

平心而論，太陽花運動並不是沒有正面的民主價值。它鼓勵了許多原本對政治冷漠的人開始關心公共事務，也引發對服貿協議利弊得失的詳細討論。年輕人運用網路及創意表達反對意見的方式，更令人大開眼界。但是，在氣勢洶洶的反服貿聲勢中，持相反意見的人都遭受嚴厲的排擠與霸凌。有媒體記者就曾跟我說，他們剛開始做過幾則比較衡平的報導，但其中質疑到太陽花不當行為的部分，馬上遭到太陽花網民排山倒海的點名辱罵，以及採訪現場時人身安全的威脅。對於激進群眾在三月二十四日攻進行政院中央大樓，以及大肆破壞辦公室的作法，大家更是無法認同。

我相信林全院長對這些事實有一定瞭解，所以才會在就任之前，表示他希望「在維護公權力又促進社會和解下」，讓事情有個解決。但是，從他就任第一天就迫不及待撤銷對太陽花激進人士的刑事訴訟，可以看出蔡政府多麼想回報太陽花運動對民進黨重返執政的貢獻，也多麼想繼續爭取激進勢力將來的支持。但是，太陽花攻占行政院畢竟是一個暴力違法行為，無論當事者多麼自以為是，仍然傷害了民主法治，應該由法院審理後做出公正的判決，而不是由行政院基於政治考量隨意撤回。

●政治事件 迴避法律的檢驗

退一步講，即使行政院要撤回告訴，也必須先詳細檢視過相關資料，並提出一個具有說服力的說法，而不是用「政治事件」四個字就草率宣布。如果一件事情屬於「政治事件」或「法律事件」，是可以這麼輕率由政府首長片面決定，那麼台灣未來將永無寧日。因為政府可以將有利於自己的事情、或是在法律上站不住腳的事情，先宣布為政治事件，然後迴避所有法律的檢驗（譬如說陳水扁前總統的貪腐行為明明違背法律，但很多人就是想從政治角度解決）。

另一方面，政府首長又可以將法律上明明沒有問題、但是跟自己政治立場不同的對手，硬說成是違法的嫌疑人，用法律手段去整人，從中獲取政治上的利益。這種唯我獨尊的任意性，正是對法治精神最大的傷害，也是政府公信力喪失的源頭。

林內閣對太陽花激進人士的撤告，恐怕不是社會和諧的開始，反而是政治掛帥決策的開始，也是是非價值混亂的開始。所有善良正直的台灣人民都應該要有心理準備，必須挺身捍衛法治社會應有的原則。

新政府八年推動二十萬戶社會住宅的政策尚未正式啟動，台北市的公宅規劃卻已經鬧得沸沸揚揚，據說有偏激團體留言嗆聲：「那些中南部的窮鬼憑甚麼拉低我們這兒的地價！沒那個本事在台北買房子就滾回去南部，別賴在台北佔我們的便宜。」

姑且先不談這樣的言論如何偏頗、歧視，單就移居者的勞動力對台灣經濟所做的貢獻來看，就足夠讓嗆聲者汗顏。試想，若不是有這些飽受剝削的勞動力維持城市的運作，台北的繁榮與房價如何能支撐得起來？事實上香港的公屋制度正是明顯的證例，許多人誤以為殖民或特區政府佛心來著的公屋制度，其實只是為了安置社會運作所必須的勞動力不得不採取的措施。因此，這些偏頗歧視言論不論出自誰的口中，都應該受到嚴厲地譴責。

然而，譴責偏頗歧視言論的同時，卻也提醒了我們應有所反思，在配套措施尚未就位的情況下，於台北大量興建社會住宅，真的對嗎？前述香港的例子正可作為我們的借鏡。

由於歷史與位置的特殊條件，香港可以化身為黑洞，不顧一切的吸引金融與不動產投資，再搭配興建外觀新穎宏偉實質如同鳥籠的大規模公屋，用以安置社會運作所必須的勞動力，作為其都市持續發展的手段，至於所產生的外部性問題就丟給中國內地鄉村來承擔。但，台北可以嗎？

支持應該興建大量社會住宅的人認為，依目前社會發展的現實狀況，北部地區有強烈的居住需求，大量的社會住宅是為了實現必要的居住正義，換言之，這樣的目的與香港公屋設計用來安置社會運作所必須之勞動力，目的完全不同。然而癥結其實在於，若沒有相應的配套措施，透過土地稅制修正來減少低持有成本的土地壟斷及囤積炒作，透過政策引導北、中、南、東各區域產業、人口、公共設施的均衡發展，讓抑制炒作與均衡發展逐步落實，來緩解「住宅商品化」的嚴重現象，大量興建社會住宅的結果，只會鼓勵人才與勞動力持續往台北移動，直接影響是加劇區域間的不均衡，間接影響是北部都會區中的土地稀少性進一步帶動土地壟斷及囤積炒作，最後，與香港的結果幾乎完全相同，社宅繼續蓋，房價創新高；唯一不同的是，其產生的外部性問題就丟給中南部來承擔了。這樣的結果，到底實現了誰的公平正義？

新政府對外經濟戰略強調「新南向政策」，蔡英文不僅視之為推動經濟共同體的重要環節，並在總統府設立「新南向政策辦公室」，還將成立「東協及南亞研究智庫」，以落實執行。事實上，之所以稱為「新南向」，主要是過去廿多年歷任總統均曾推動「南向」卻收效有限，新南向其實不新，關鍵在於能否突破過去的瓶頸。

新南向政策的內容，涵括人才培育、參與基礎建設、招商投資及促進觀光等四大領域，將從以往的南向政策從單向地強調台灣對外投資，擴大為台灣和東協的雙向交流，並從經貿領域擴大為比較多元的經濟夥伴關係。亦即，它試圖從人的點、企業的線以及文化的面等三個層次，深化我國與東協間的關係。

新南向政策的思維，則強調台灣與東南亞的連結性，著眼當地六點五億的龐大人口，把東協地區當成我國內需市場的延伸。此外，它也強調台灣軟實力的延伸，希望大量培育東協各國語言人才，以發揮台灣在該地區的影響力。這是試圖以人際互動為本、企業投資為輔，來鋪墊台灣與東協的互動模式。

從新南向的內容看，它似較過去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的南向政策更跨出一步；但從其思維看，其實仍不脫以往聯合東協、印度抗中的老路。問題是，它忽視中國大陸在東亞產業分工所扮演關鍵性的角色，也過度樂觀地認為南向政策可以繞過ＲＣＥＰ，更輕忽長期以來台灣與東協之間的政治不對等性。若不釐清這三項盲點，將可能導致政策執行上產生下列三項危機。

首先，新南向不可能避開中國大陸。大陸近年已從「世界工廠」轉型成為「世界市場」，這也使得傳統的東亞雁型分工體系重新洗牌。大陸不少高端技術已足以和美日韓抗衡，日韓的品牌、中國大陸的代工、東南亞的生產，儼已成為東亞產業鏈的新模式。事實上，台灣企業在東南亞投資，許多關鍵零組件必須仰賴中國，若新南向忽略了對岸的角色，台灣產業鏈將無法完全銜接。

其次，新南向無法繞過ＲＣＥＰ。新南向企圖把東南亞的年輕人口紅利當成台灣的外部經濟支撐，藉此擴大台灣的經濟版圖。但從過去韓國的經驗來看，要擴大經濟版圖，不能單靠對外投資，還須藉雙邊或多邊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取得進入他國內需市場的便利。目前東協最主要的多邊經濟合作機制，便是大陸主導的ＲＣＥＰ；因此，台灣要深耕東南亞市場，就不能迴避ＲＣＥＰ，否則，對東協投資將會出現斷層。

最後，新南向不能過於一廂情願。新南向企圖學習日本，招攬東南亞觀光客取代大陸觀光客。事實上，近年東南亞觀光客之所以大量湧向日本，主要是日本去年底對馬來西亞、泰國等國開放全面免簽。免簽是一種雙向互利措施，目前台灣雖擁有一百多國的免簽待遇，但在東南亞，除了星、泰、馬，連台商投資最多的越南等多數國家都未給台灣免簽，這也增加了台灣對東南亞開放免簽的難度。因此，新政府想要招攬東南亞旅客取代陸客，在國際現實上恐有困難。

過去八年，馬政府陸續開放兩岸直航，並與大陸簽署ＥＣＦＡ；但由於兩岸經濟競合的變化，許多台商也逐漸將投資重心移向東南亞。台灣目前是越南第三大外來投資國，去年台商對東南亞的投資金額更首度超越大陸，從這個觀點看，台灣早就南進了。問題在國際政治，在東南亞國家普遍親中及左右搖擺下，台灣不易將經濟成果化為政治的突破。

的確，台灣不能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台灣必須走得更深、更遠，這是新南向的實像。但如果忽視國際政治的現實，以為東南亞可以取代西進，那麼新南向可能只得到虛像。虛實之間，要看新政府如何準確拿捏。

這種事不是第一次發生。早在去年10月，美國財政部就已經首度點名，台灣中央銀行習慣在尾盤進場干預新台幣匯率，要求央行增加外匯存底與市場干預的透明度。

事實上，早自1980年代起，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s）就已針對世界各國的智慧財產權保護狀況，發表各國貿易障礙報告，並表明將以「貿易制裁」規範這些保護智財權不力的貿易夥伴。長年以來，台灣一直是在特別301報告觀察名單的對象之一。

有些論調主張，台灣根本不用理睬來自美國「黑暗隊長」的蠻橫要求，因為美國人自己才是開啟全球貨幣戰爭的始作俑者。美國聯準會（Fed）在金融海嘯之後，實施多達三輪的量化寬鬆（QE）政策，六年內釋出超過三兆美元，導致美元大幅貶值。若不是美國如此，其他國家根本沒有必要隨之起舞，陸續推出在地化的各種量化寬鬆政策（如歐盟負利率、日本QQE等），並造成目前游資氾濫、金融動盪不安等多種亂象。

但「不予理會／不要管它」，不代表「操縱匯率」這件事是對的，不代表台灣央行可以繼續我行我素，一直「阻升不阻貶」下去。

貶值救出口，犧牲購買力

讓我們先從「匯率」的基本概念說起：假設台灣製造的商品物廉價美，全世界都願意大量採購，我們市場的美元供給會大幅增加（因為世界各國都用美金買台灣商品），在其他環境不變的情況下，美元顯然會供過於求，導致美元兌台幣匯率持續貶值。

假設美元對台幣匯率由30 降到20，也就是台幣兌美元持續升值，對國外客戶來說，台灣商品會明顯變貴。舉個簡單例子，一台HTC高階手機售價24,000台幣，美元匯率1：30時，外國遊客只要花800美金就可以買到；但如果美元貶值到1：20，就得付出1,200美金，硬生生漲了400美元。面對400美金價差，相信許多外國買家會放棄HTC，擁抱iPhone。一陣子後台灣市場的美元供給減少，美元兌台幣會開始升值，直到達成新平衡。

反之，當台灣商品不斷賣到全世界去（出口暢旺），台幣就該升值，民眾購買力則隨之上升，也就是舶來品變便宜了。舉相同例子來說，一台售價24,000台幣的 iPhone，當台幣兌換美元匯率從 30:1 升值到 20:1 ，售價也將從24,000降至16,000 台幣，這才是經濟成長真正的有感之處。

但長久以來，台灣央行為了拚／救經濟，不願讓台幣大幅升值──特別不能讓升值幅度大於日韓等主要貿易競爭者的貨幣。央行總是不時啟動印鈔機，在市場上用熱騰騰的新台幣大量買進美元。這種干預市場供需的行為，可以同時創造美元需求與台幣供給，造成台幣貶值，使匯率重回 1：30，圓滿達成「犧牲全民購買力救出口」的任務。

經濟成長果實到哪去？

但，「救經濟」對人民有好處嗎？大家可以回憶一下，管理大師麥克‧波特（Michael E. Porter）及《廿一世紀資本論》風靡全球的湯瑪斯‧皮凱提（Thomas Piketty）等，造訪台灣後的共同疑問是什麼？答案不會令人意外：不可思議的低薪！「你們的GDP 都去哪了？」

是的。我們也很想問：過去16年來，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高達3.84%，實質經常性薪資（扣除物價漲幅後的每月月薪）何以差異不大？2015年的37,353元，比起1999年的37,277元，毫無進展。這16年的經濟果實到底是誰拿走了？

(製圖:端傳媒)

答案不難猜。上文所描述的國幣升貶，基本上就是一國經濟成長所帶來購買的力增減，當央行傾全力「阻升不阻貶」時，其實就等於犧牲「全民購買力」來補貼「出口產業」，其所造成的深遠影響遠遠大於你我想像。

「阻升不阻貶」的負面衝擊

顯而易見的不利衝擊包括：

一、企業沒有轉型升級的動誘因：只要利用媒體放話或國會遊說，要求央行「貶值救出口、救經濟、救失業率」，就可以苟延殘喘。長期不累積競爭力，就只能不斷的cost down（壓低成本）。這種短視心態實為飲鴆止渴，除了獲利無法長久（更別提給員工加薪），甚至只能靠偷工減料擠出微利，遲早會被急起直追的第三世界國家趕上，甚至被拋在腦後。

二、長期低薪／購買力形同向優秀人才say NO：全球化的人力流動已成既定事實，真正能確保國家競爭力不墜的秀異份子，在現行低薪／購買力的情況下，完全不會考慮留／來台創造人生。薪資雖然不是吸引菁英的全部因素，但肯定是關鍵因素。沒法吸引源源不絕的智慧創意在台灣生根，試問該從何開創出高附加價值的利基產業（如金融服務業、文化創意產業等）？假以時日，台灣日薄西山，在國際舞台上銷聲匿跡，恐將指日可待。

三、政府擺脫不了低物價政策：民眾薪資沒有起色，政府根本不敢揚棄低物價政策。舉凡電價、水價、各種柴米油鹽醬醋茶，也無法回歸市場機制。不管是擔心若干企業體質較弱、價格轉嫁能力差而倒閉；害怕民眾抱怨、影響選票；亦或憂慮經濟條件較差的民眾難以生存等——政府低物價政策一天不改弦更張，對整體產業發展的扭曲就會持續下去，從而造成劫貧濟富、「全民補貼大戶」的社會不公。

四、氾濫游資藴釀資產泡沫：央行印台幣買美元來干預台幣匯率，如果這些多出來的台幣流入實體經濟也就罷了，但現況顯然並非如此。過多台幣供給不斷流入不動產或股市，推高資產價格、形成泡沫危機，甚至造就十大民怨之首的超高房價。台北的上班族，得約16年不吃不喝才買得起房子。

五、最可怕的是，上述因素彼此交織，這種惡性循環生生不息。

不願再蹉跎十六年

新政府就要走馬上任，在尊重央行獨立性的同時，或許應該想想如何不再重蹈數字迷思？如何才能讓人民幸福有感？如何可以放棄「貶值救經濟」的老掉牙招數？如果能夠順勢放手把沒有競爭力的企業一掃而空，重新調整樣樣都要干預的大政府心態，引導產業進入高薪引才、尊重專業的正向循環，說不定，還能有助於資產泡沫緩慢消氣，內需市場升級轉型。

如果你／妳也不想再虛耗一個薪資凍漲的16年，就從此時此刻開始，重新並徹底了解政府施政的意涵，做一個與時俱進、名實相符的現代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