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恭喜您正式接任，成為我們的第一位女總統。

客觀來說，這是台灣民主非常值得慶祝的歷史時刻，但主觀來說，我想您此刻的心情應該是如履薄冰。無論前朝是視而不見還是無能為力，國內經濟與社會結構病入膏肓已是事實，亟需新政府徹底變革。然而我們劣根的政治與媒體環境，卻讓您連蜜月期都不敢奢望，更別說改革所需的實驗與犯錯餘地。

在這個時間點，新政府需先求上壘，讓您最關心的年輕人開始鼓舞，啟動正向飛輪，未來才有足夠能量挑戰滿貫全壘打。

我大膽提議，若想在短時間內拯救經濟、有效推動產業再次發展，並創造年輕人的就業機會與薪資成長，已經嶄露頭角的網路與電子商務，是總教練您現在最該換上場的高上壘率球員。

過去 15 年，在政府不重視、甚至傾向打壓的不友善環境下，台灣的網路與電子商務卻一直在逆風前進。舉例來說，近幾年，相對於實體零售的幾不成長，電商仍以每年 15-20% 的相對高速增長，並可望在今年達到 6,000 億總產值。更有甚者，過去幾季，當總體經濟出現衰退，電商還是持續逆勢走高。換言之，幾番驗證下，數位經濟已是台灣隊旗下最能抗壓的傑出新秀打者。

同一時間，網路與電商又是現下最能提供年輕人優質職涯機會的行業。台灣網路公司的員工平均年齡，絕大多數低於 30 歲，而薪資則多半高於全國平均。換言之，今天發展數位經濟，明天就能創造年輕人的就業機會、薪資成長，讓您儘快找到第一個正向循環。

當然，發展網路不只是求上壘而已，也符合您的長遠策略考量。我國「電商佔零售穿透率」(衡量一國數位經濟發展進程最重要指標) 今年可望超過 15%，領先中國的 12% 與美國的 10%，也遠高過東南亞各國的 1-4%。在新南向政策上，我們可以利用領先發展的高度相關經驗，與東協夥伴們合作，共同經營未來 10 億人口的「大東南亞數位經濟共榮圈」 。

而在產業轉型上，隨著國內人口即將進入零成長，我們的製造、品牌、文創、教育，乃至於金融、醫療，未來都需要利用強勢數位通路往外走，才能有下一波的升級與增長。

基於上述種種理由，我們大膽建議您，在這個時間點，勇敢許下「智慧台灣，數位經濟大國」的宏願，並且要求您堅強的行政團隊，儘快施行以下政策，讓網路與電商成為台灣下一波成長的主引擎。

1. 全面檢討法規，廢除所有偏袒實體經濟、打壓數位經濟的過時規定
2. 以培養 21 世紀數位人才為目標，大力升級教育的內容與方法
3. 在行政院增設數位經濟政委，或在經濟部設立數位經濟署，負責讓發展台灣為數位經濟強國
4. 要求政府各單位、官員，盡全力網路化、電商化，用 21 世紀的方式工作、生活

最後，我們希望 50 年後，您的歷史定位不是台灣的第一位女總統，而是那位奠定我們成為 21 世紀數位經濟大國的英明領導人。您是年輕人的燈塔，網路與電商則是他們的船舶，在這數位大航海盛世，我們真心懇請您，照亮他們前進的方向，也照亮台灣的下一個希望。

行政院宣布將對太陽花學運期間闖入政院的學生撤告，引發法界質疑瀆職爭議；儘管警政署表示尊重，強調「依法行政」仍是警察一貫立場，不過基層員警一片罵聲。

總統府發言人黃重諺表示，太陽花學運是深化台灣民主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公民社會展現力量，告訴政府面對民意必須謙卑，也要時時刻刻反省的重要一課；關於撤告部分，總統府支持行政院的做法；法務部長邱太三說，這些刑事案件的告訴人是行政院，行政院撤告有其評估，法務部不是承辦檢察官，無從評斷。

回顧太陽花學運事件始末，當時決定提告的人的時任行政院長的江宜樺，他今天投書本報談論行政院撤告之舉，以下是他投書全文：

文/江宜樺(前行政院院長)

●政治掛帥 法治文化難生根

林全先生接任行政院長後，第一個批准的重要公文，就是決定對太陽花運動期間，攻占行政院辦公大樓並毀損公物的126名人士，撤回違法行為的刑事告訴。蔡英文當選總統後會做出這個決定，大部分民眾都不會感到意外，但是撤告的理由說因為「這是政治問題，不是法律問題」，則讓大家清楚看到這是一個「只問政治，沒有是非」的政府。在政治考量掛帥的政府領導下，法治文化將越來越難生根。

太陽花運動是近年來規模最大的社會運動，當它以反對兩岸服貿協議為由，而占領立法院癱瘓議事時，社會對這個抗議行動感到震驚，但也有一定程度的同情。然而一周之後，太陽花的激進勢力突然攻擊行政院，以暴力方式衝破警方阻絕設施、拆毀辦公大樓門窗，肆意破壞政府公物，這就完全逾越了民主示威遊行的紅線，也違反了理性、和平的原始訴求。

太陽花運動進行街頭示威，完全在我國法律保障範圍，但是運動領袖要求整個社會非照他們的要求做不可，否則就占領公家機關、癱瘓政府功能，甚至自我美化為「反對獨裁」的革命，這就讓台灣原本薄弱的民主法治文化更岌岌可危。如果任何團體，基於政治主張的不同，就可以霸占國會、攻占政府、威脅媒體、癱瘓交通及市民生活，不達目的絕不罷休，這絕對不是台灣追求的民主。

●抗議活動 不能變非法暴力

曾經有人問我，為什麼紅衫軍運動時，我可以支持施明德先生所領導的示威遊行，而太陽花攻占行政院時，我卻支持警方驅離群眾並逮捕入侵行政院的人士？答案很簡單：紅衫軍反腐敗運動，從頭到尾都依照憲法及法律所賦予的公民集會遊行規範去做，即使人數比太陽花多出數倍，也沒有仗著人多勢眾而衝進總統府。

如同施明德所說，當時要衝破總統府的防線其實輕而易舉，而且也有不少人躍躍欲試，但是他十分明白這個分界，也堅持抗議活動不能變成非法暴力行為，否則台灣幾十年來的民主努力就會在瞬間付諸流水。但是太陽花不一樣，它的激進暴力跨越了民主法治的紅線，讓將來所有不滿任何公共政策的人，都可以理直氣壯的癱瘓立法院、攻占行政院，威脅或霸凌不接受他們主張的人。

●蔡政府 多麼想回報太陽花

平心而論，太陽花運動並不是沒有正面的民主價值。它鼓勵了許多原本對政治冷漠的人開始關心公共事務，也引發對服貿協議利弊得失的詳細討論。年輕人運用網路及創意表達反對意見的方式，更令人大開眼界。但是，在氣勢洶洶的反服貿聲勢中，持相反意見的人都遭受嚴厲的排擠與霸凌。有媒體記者就曾跟我說，他們剛開始做過幾則比較衡平的報導，但其中質疑到太陽花不當行為的部分，馬上遭到太陽花網民排山倒海的點名辱罵，以及採訪現場時人身安全的威脅。對於激進群眾在三月二十四日攻進行政院中央大樓，以及大肆破壞辦公室的作法，大家更是無法認同。

我相信林全院長對這些事實有一定瞭解，所以才會在就任之前，表示他希望「在維護公權力又促進社會和解下」，讓事情有個解決。但是，從他就任第一天就迫不及待撤銷對太陽花激進人士的刑事訴訟，可以看出蔡政府多麼想回報太陽花運動對民進黨重返執政的貢獻，也多麼想繼續爭取激進勢力將來的支持。但是，太陽花攻占行政院畢竟是一個暴力違法行為，無論當事者多麼自以為是，仍然傷害了民主法治，應該由法院審理後做出公正的判決，而不是由行政院基於政治考量隨意撤回。

●政治事件 迴避法律的檢驗

退一步講，即使行政院要撤回告訴，也必須先詳細檢視過相關資料，並提出一個具有說服力的說法，而不是用「政治事件」四個字就草率宣布。如果一件事情屬於「政治事件」或「法律事件」，是可以這麼輕率由政府首長片面決定，那麼台灣未來將永無寧日。因為政府可以將有利於自己的事情、或是在法律上站不住腳的事情，先宣布為政治事件，然後迴避所有法律的檢驗（譬如說陳水扁前總統的貪腐行為明明違背法律，但很多人就是想從政治角度解決）。

另一方面，政府首長又可以將法律上明明沒有問題、但是跟自己政治立場不同的對手，硬說成是違法的嫌疑人，用法律手段去整人，從中獲取政治上的利益。這種唯我獨尊的任意性，正是對法治精神最大的傷害，也是政府公信力喪失的源頭。

林內閣對太陽花激進人士的撤告，恐怕不是社會和諧的開始，反而是政治掛帥決策的開始，也是是非價值混亂的開始。所有善良正直的台灣人民都應該要有心理準備，必須挺身捍衛法治社會應有的原則。

新政府八年推動二十萬戶社會住宅的政策尚未正式啟動，台北市的公宅規劃卻已經鬧得沸沸揚揚，據說有偏激團體留言嗆聲：「那些中南部的窮鬼憑甚麼拉低我們這兒的地價！沒那個本事在台北買房子就滾回去南部，別賴在台北佔我們的便宜。」

姑且先不談這樣的言論如何偏頗、歧視，單就移居者的勞動力對台灣經濟所做的貢獻來看，就足夠讓嗆聲者汗顏。試想，若不是有這些飽受剝削的勞動力維持城市的運作，台北的繁榮與房價如何能支撐得起來？事實上香港的公屋制度正是明顯的證例，許多人誤以為殖民或特區政府佛心來著的公屋制度，其實只是為了安置社會運作所必須的勞動力不得不採取的措施。因此，這些偏頗歧視言論不論出自誰的口中，都應該受到嚴厲地譴責。

然而，譴責偏頗歧視言論的同時，卻也提醒了我們應有所反思，在配套措施尚未就位的情況下，於台北大量興建社會住宅，真的對嗎？前述香港的例子正可作為我們的借鏡。

由於歷史與位置的特殊條件，香港可以化身為黑洞，不顧一切的吸引金融與不動產投資，再搭配興建外觀新穎宏偉實質如同鳥籠的大規模公屋，用以安置社會運作所必須的勞動力，作為其都市持續發展的手段，至於所產生的外部性問題就丟給中國內地鄉村來承擔。但，台北可以嗎？

支持應該興建大量社會住宅的人認為，依目前社會發展的現實狀況，北部地區有強烈的居住需求，大量的社會住宅是為了實現必要的居住正義，換言之，這樣的目的與香港公屋設計用來安置社會運作所必須之勞動力，目的完全不同。然而癥結其實在於，若沒有相應的配套措施，透過土地稅制修正來減少低持有成本的土地壟斷及囤積炒作，透過政策引導北、中、南、東各區域產業、人口、公共設施的均衡發展，讓抑制炒作與均衡發展逐步落實，來緩解「住宅商品化」的嚴重現象，大量興建社會住宅的結果，只會鼓勵人才與勞動力持續往台北移動，直接影響是加劇區域間的不均衡，間接影響是北部都會區中的土地稀少性進一步帶動土地壟斷及囤積炒作，最後，與香港的結果幾乎完全相同，社宅繼續蓋，房價創新高；唯一不同的是，其產生的外部性問題就丟給中南部來承擔了。這樣的結果，到底實現了誰的公平正義？

新政府對外經濟戰略強調「新南向政策」，蔡英文不僅視之為推動經濟共同體的重要環節，並在總統府設立「新南向政策辦公室」，還將成立「東協及南亞研究智庫」，以落實執行。事實上，之所以稱為「新南向」，主要是過去廿多年歷任總統均曾推動「南向」卻收效有限，新南向其實不新，關鍵在於能否突破過去的瓶頸。

新南向政策的內容，涵括人才培育、參與基礎建設、招商投資及促進觀光等四大領域，將從以往的南向政策從單向地強調台灣對外投資，擴大為台灣和東協的雙向交流，並從經貿領域擴大為比較多元的經濟夥伴關係。亦即，它試圖從人的點、企業的線以及文化的面等三個層次，深化我國與東協間的關係。

新南向政策的思維，則強調台灣與東南亞的連結性，著眼當地六點五億的龐大人口，把東協地區當成我國內需市場的延伸。此外，它也強調台灣軟實力的延伸，希望大量培育東協各國語言人才，以發揮台灣在該地區的影響力。這是試圖以人際互動為本、企業投資為輔，來鋪墊台灣與東協的互動模式。

從新南向的內容看，它似較過去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的南向政策更跨出一步；但從其思維看，其實仍不脫以往聯合東協、印度抗中的老路。問題是，它忽視中國大陸在東亞產業分工所扮演關鍵性的角色，也過度樂觀地認為南向政策可以繞過ＲＣＥＰ，更輕忽長期以來台灣與東協之間的政治不對等性。若不釐清這三項盲點，將可能導致政策執行上產生下列三項危機。

首先，新南向不可能避開中國大陸。大陸近年已從「世界工廠」轉型成為「世界市場」，這也使得傳統的東亞雁型分工體系重新洗牌。大陸不少高端技術已足以和美日韓抗衡，日韓的品牌、中國大陸的代工、東南亞的生產，儼已成為東亞產業鏈的新模式。事實上，台灣企業在東南亞投資，許多關鍵零組件必須仰賴中國，若新南向忽略了對岸的角色，台灣產業鏈將無法完全銜接。

其次，新南向無法繞過ＲＣＥＰ。新南向企圖把東南亞的年輕人口紅利當成台灣的外部經濟支撐，藉此擴大台灣的經濟版圖。但從過去韓國的經驗來看，要擴大經濟版圖，不能單靠對外投資，還須藉雙邊或多邊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取得進入他國內需市場的便利。目前東協最主要的多邊經濟合作機制，便是大陸主導的ＲＣＥＰ；因此，台灣要深耕東南亞市場，就不能迴避ＲＣＥＰ，否則，對東協投資將會出現斷層。

最後，新南向不能過於一廂情願。新南向企圖學習日本，招攬東南亞觀光客取代大陸觀光客。事實上，近年東南亞觀光客之所以大量湧向日本，主要是日本去年底對馬來西亞、泰國等國開放全面免簽。免簽是一種雙向互利措施，目前台灣雖擁有一百多國的免簽待遇，但在東南亞，除了星、泰、馬，連台商投資最多的越南等多數國家都未給台灣免簽，這也增加了台灣對東南亞開放免簽的難度。因此，新政府想要招攬東南亞旅客取代陸客，在國際現實上恐有困難。

過去八年，馬政府陸續開放兩岸直航，並與大陸簽署ＥＣＦＡ；但由於兩岸經濟競合的變化，許多台商也逐漸將投資重心移向東南亞。台灣目前是越南第三大外來投資國，去年台商對東南亞的投資金額更首度超越大陸，從這個觀點看，台灣早就南進了。問題在國際政治，在東南亞國家普遍親中及左右搖擺下，台灣不易將經濟成果化為政治的突破。

的確，台灣不能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台灣必須走得更深、更遠，這是新南向的實像。但如果忽視國際政治的現實，以為東南亞可以取代西進，那麼新南向可能只得到虛像。虛實之間，要看新政府如何準確拿捏。

這種事不是第一次發生。早在去年10月，美國財政部就已經首度點名，台灣中央銀行習慣在尾盤進場干預新台幣匯率，要求央行增加外匯存底與市場干預的透明度。

事實上，早自1980年代起，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s）就已針對世界各國的智慧財產權保護狀況，發表各國貿易障礙報告，並表明將以「貿易制裁」規範這些保護智財權不力的貿易夥伴。長年以來，台灣一直是在特別301報告觀察名單的對象之一。

有些論調主張，台灣根本不用理睬來自美國「黑暗隊長」的蠻橫要求，因為美國人自己才是開啟全球貨幣戰爭的始作俑者。美國聯準會（Fed）在金融海嘯之後，實施多達三輪的量化寬鬆（QE）政策，六年內釋出超過三兆美元，導致美元大幅貶值。若不是美國如此，其他國家根本沒有必要隨之起舞，陸續推出在地化的各種量化寬鬆政策（如歐盟負利率、日本QQE等），並造成目前游資氾濫、金融動盪不安等多種亂象。

但「不予理會／不要管它」，不代表「操縱匯率」這件事是對的，不代表台灣央行可以繼續我行我素，一直「阻升不阻貶」下去。

貶值救出口，犧牲購買力

讓我們先從「匯率」的基本概念說起：假設台灣製造的商品物廉價美，全世界都願意大量採購，我們市場的美元供給會大幅增加（因為世界各國都用美金買台灣商品），在其他環境不變的情況下，美元顯然會供過於求，導致美元兌台幣匯率持續貶值。

假設美元對台幣匯率由30 降到20，也就是台幣兌美元持續升值，對國外客戶來說，台灣商品會明顯變貴。舉個簡單例子，一台HTC高階手機售價24,000台幣，美元匯率1：30時，外國遊客只要花800美金就可以買到；但如果美元貶值到1：20，就得付出1,200美金，硬生生漲了400美元。面對400美金價差，相信許多外國買家會放棄HTC，擁抱iPhone。一陣子後台灣市場的美元供給減少，美元兌台幣會開始升值，直到達成新平衡。

反之，當台灣商品不斷賣到全世界去（出口暢旺），台幣就該升值，民眾購買力則隨之上升，也就是舶來品變便宜了。舉相同例子來說，一台售價24,000台幣的 iPhone，當台幣兌換美元匯率從 30:1 升值到 20:1 ，售價也將從24,000降至16,000 台幣，這才是經濟成長真正的有感之處。

但長久以來，台灣央行為了拚／救經濟，不願讓台幣大幅升值──特別不能讓升值幅度大於日韓等主要貿易競爭者的貨幣。央行總是不時啟動印鈔機，在市場上用熱騰騰的新台幣大量買進美元。這種干預市場供需的行為，可以同時創造美元需求與台幣供給，造成台幣貶值，使匯率重回 1：30，圓滿達成「犧牲全民購買力救出口」的任務。

經濟成長果實到哪去？

但，「救經濟」對人民有好處嗎？大家可以回憶一下，管理大師麥克‧波特（Michael E. Porter）及《廿一世紀資本論》風靡全球的湯瑪斯‧皮凱提（Thomas Piketty）等，造訪台灣後的共同疑問是什麼？答案不會令人意外：不可思議的低薪！「你們的GDP 都去哪了？」

是的。我們也很想問：過去16年來，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高達3.84%，實質經常性薪資（扣除物價漲幅後的每月月薪）何以差異不大？2015年的37,353元，比起1999年的37,277元，毫無進展。這16年的經濟果實到底是誰拿走了？

(製圖:端傳媒)

答案不難猜。上文所描述的國幣升貶，基本上就是一國經濟成長所帶來購買的力增減，當央行傾全力「阻升不阻貶」時，其實就等於犧牲「全民購買力」來補貼「出口產業」，其所造成的深遠影響遠遠大於你我想像。

「阻升不阻貶」的負面衝擊

顯而易見的不利衝擊包括：

一、企業沒有轉型升級的動誘因：只要利用媒體放話或國會遊說，要求央行「貶值救出口、救經濟、救失業率」，就可以苟延殘喘。長期不累積競爭力，就只能不斷的cost down（壓低成本）。這種短視心態實為飲鴆止渴，除了獲利無法長久（更別提給員工加薪），甚至只能靠偷工減料擠出微利，遲早會被急起直追的第三世界國家趕上，甚至被拋在腦後。

二、長期低薪／購買力形同向優秀人才say NO：全球化的人力流動已成既定事實，真正能確保國家競爭力不墜的秀異份子，在現行低薪／購買力的情況下，完全不會考慮留／來台創造人生。薪資雖然不是吸引菁英的全部因素，但肯定是關鍵因素。沒法吸引源源不絕的智慧創意在台灣生根，試問該從何開創出高附加價值的利基產業（如金融服務業、文化創意產業等）？假以時日，台灣日薄西山，在國際舞台上銷聲匿跡，恐將指日可待。

三、政府擺脫不了低物價政策：民眾薪資沒有起色，政府根本不敢揚棄低物價政策。舉凡電價、水價、各種柴米油鹽醬醋茶，也無法回歸市場機制。不管是擔心若干企業體質較弱、價格轉嫁能力差而倒閉；害怕民眾抱怨、影響選票；亦或憂慮經濟條件較差的民眾難以生存等——政府低物價政策一天不改弦更張，對整體產業發展的扭曲就會持續下去，從而造成劫貧濟富、「全民補貼大戶」的社會不公。

四、氾濫游資藴釀資產泡沫：央行印台幣買美元來干預台幣匯率，如果這些多出來的台幣流入實體經濟也就罷了，但現況顯然並非如此。過多台幣供給不斷流入不動產或股市，推高資產價格、形成泡沫危機，甚至造就十大民怨之首的超高房價。台北的上班族，得約16年不吃不喝才買得起房子。

五、最可怕的是，上述因素彼此交織，這種惡性循環生生不息。

不願再蹉跎十六年

新政府就要走馬上任，在尊重央行獨立性的同時，或許應該想想如何不再重蹈數字迷思？如何才能讓人民幸福有感？如何可以放棄「貶值救經濟」的老掉牙招數？如果能夠順勢放手把沒有競爭力的企業一掃而空，重新調整樣樣都要干預的大政府心態，引導產業進入高薪引才、尊重專業的正向循環，說不定，還能有助於資產泡沫緩慢消氣，內需市場升級轉型。

如果你／妳也不想再虛耗一個薪資凍漲的16年，就從此時此刻開始，重新並徹底了解政府施政的意涵，做一個與時俱進、名實相符的現代公民。

總統就職典禮已風光落幕，可預見的是，這將是蔡英文總統任期內最風光的一天，其後每天每年都將風光不再，這是她走上國家治理第一哩路後必須要有的政治覺悟。

馬英九治國八年，之所以陷入治理失能困境，與他個人能力有關，更與國家機器長年空轉空耗有關。而空轉空耗的關鍵，則與朝野嚴重對立有關，更與國會失能有關。

行政與立法雖然分權分立，但在治理國家上卻應是夥伴關係。任何一方如果棄「負責任的夥伴」角色而不為，反而長期扮演「不負責任的夥伴」角色，則政爭將永無寧日，行政與立法也將兩權相鬥，其結果必然是國政癱瘓。

國民黨在馬英九執政八年期間，除最後四個月外，一直都是多數黨，而且還曾多年是絕對多數黨，但國民黨卻創下民主國家前所未有的一項紀錄：多數黨竟然被少數黨「綁架」多年，結果不但施政處處受阻，甚至一事無成；這項紀錄改寫了政治學教科書。

少數黨如此剽悍，既主導國會議程，又影響國家治理，這樣的評語若出自國民黨之口，難免會被譏諷是因無能而卸責；但民進黨「萬年總召」柯建銘曾經多次炫耀他這幾年阻擋了國民黨多少法案，卻未曾有片言隻語證明他領軍立過什麼福國利民的法案，可見民進黨當反對黨時，做的多數是負面表列的事情，正面表列區區可數。

而事實上，立法院過去幾年也確實以扮演「積極不作為」或「消極不作為」兩種角色居多。「一部議事規則可以讓流氓變成紳士」，但立法院的議事表現卻正好相反。國會本來應該是哈伯瑪斯公共領域理論的最佳實踐場所，但黨派之爭凌駕跨黨精神，其結果是進步立法求索不得。狹隘的意識形態之爭重於現實問題的解決，其結果是「讓所有可能的事都變成不可能」。國會原本可依靠協商機制消弭國家分裂，但極化的朝野對立與兩權對抗，卻讓國會變成了國家分裂的鏡子，最後讓國政癱瘓失能。

過去這四個月，民進黨搖身變為國會多數黨，綠營席次加總後更是絕對多數，淪為少數的國民黨，即使想冤冤相報，也是報冤無力，反而是綠營立委充分發揮「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戰鬥精神，以攻擊取代阻擋，讓國民黨難有反擊招架之力。

但多數黨頻頻立法進擊，就不會變成不負責任的夥伴？不盡然。舉例說，蔡英文雖以國家和解作為首要目標，但綠營立委這幾個月的立法作為，卻多數側重於有關「象徵性政治」的凸顯，包括廢除國父遺像、修法讓公投可變更領土、立法以刑期懲治政治不正確言論等，都曾引發爭論與疑慮，連蔡英文也不得不站出來叫停，可見多數黨若以「象徵性政治」或「符號性政治」作為過度進擊的武器，其結果也很可能讓國會變成不負責任的夥伴。

治理就是選擇，蔡英文的就職演說洋洋灑灑數千言，但她必須要有優先順位的排列。和解若是優先，則暴衝進擊的國會是否應該有所節制？民生經濟若是急務，則象徵性或符號性的立法作為是否應該緩議？否則，行政權走中道溫和路線，立法權卻激進如脫韁野馬，國家治理焉能不亂？又焉知不會步入過去的失能困境？

馬英九因為失掉了國會而終至治理失能，蔡英文難道不會重蹈覆轍？別鐵齒說這不可能，國會除了生男育女，萬事可能。

對於520蔡英文上任後將成立的「新南向辦公室」，有人批評是和中國作對，有人則批評編制不該隸屬總統府之下，而在今日暨南大學東南亞學系主辦〈實踐以「人」為本的新南向政策〉論壇中，聚集了台灣各方研究東南亞的學者、智庫代表，和長期關心東南亞議題的民間代表，且聽聽他們怎看「以人為本」的新南向政策：

梁英斌（外交部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副院長）：台商在東南亞的佈局，不只有南向政策，也要有北向政策，就是往韓國，希望北望政策能和南向政策相輔相成。美國以前有一句話「Go West, youngmen！」，我想說「Go South,youngmen！​」

陳佩修（暨大東南亞學系教授）：東協一下在這段時間變得很重要，暨大成立已20年，剛成立都會被問，你成立這個幹什麼？東協其實在兩個浪頭，一個是中國，一個是印度。新南向並不是一個新的，她其實一直都存在，過去我曾負責台灣在越南的教育中心，但如果和孔子中心相比，不要說「孟子學院」，可能是「顏回學院」，就是一簞食，一瓢飲，壽命還不太長。但我必須要說，只要持續做事是有機會的。

李問（民進黨國際事務部專員）：新南向的培育，其實是人才的培養，再反過來影響台灣。有時會覺得台灣社會並不理解東南亞，需要更多互動，多元文化也是提供刺激，在看起來沒有機會的地方看到機會。新南向不會像過去一樣，只注重經濟，而是有教育、有文化，以及如何透過第三部門、NGO。

吳志中（候任外交部政務次長）：我想講一些台灣的世界第一，一個是吳寶春的麵包，一個是葛瑪蘭威士忌，啤酒也是我們的冠軍，金色三麥，有人會說不會語言怎麼辦？去了就會了，要找回台灣人那種冒險的精神，以我們台灣人的天份，自然就會適應。

邱俊榮（中央大學經濟學系教授）：面對東南亞，只要當自己人就沒事了，但你看有多少學校和東南亞學校辦姐妹校？我們經濟成長有很多動能，但沒有出口我們就結束了。台灣應該是要很靈活的，但之所以變成現在這樣，政府的政策有很大原因，認為只做中國觀光客、做ICP產業就沒事了。過去這些年，我們對東南亞的漠視實在很嚴重；東協的民生消費，已經佔他們GDP的五成，而東南亞不像中國，是要世界市場和世界工廠一起走。

最近一個人口超過一億的國家是什麼？就在我們隔壁，菲律賓。你問我們的年輕人，中國是什麼樣子，大家都可以談一談，但如果你問檳城在哪裡，和吉隆坡相對位置在哪？可能就不知道。我們談「高教輸出」，感覺就是去收學費，因為我們很少看到東南亞學者來台灣開研討會，但未來或許我們的實習機會、開研討會都可以拉到東南亞，而不一定要去上海。

很多人問「人家在搞亞投行、一帶一路，我們有什麼機會？」之前和LED業者聊，的確很難，因為對岸是量產，但最近也聽說有國家禁用中國的LED，因為品質太差，所以我們還是有機會。其實我們還有很多機會，我們的半導體，未來還有智慧城市，甚至我們的便利商店。而跟東南亞接觸，一定要加入TPP，加入TPP，自然就會有很多會員國，等於跟那麼多東南亞國家有FTA，有人才交流，很多事順勢就會發展起來。

黃煒能（兩岸產業創新與貿易加值聯盟執行長）：邱老師說要把東南亞當自己人，我舉個自己的例子， 2000年我到泰國清萊省做田野調查，到當地我看到道路鋪的是石頭路，我問當地長官為何沒有鋪柏油，他說要讓土地休息，這就是完全不同的思維，所以說如何把他們當自己人，還有很多部分要了解。另外，做經貿要定位清楚，而若要深入市場，就要了解他們的文化，和他們博感情，和他們和睦相處，例如你和一個虔誠的穆斯林在一起，千萬不要在他面前喝酒。

張健一（台經院研究二所所長）：過去喊南向政策，現在又有個新南向政策，口號人人會喊，但我們是把東南亞當做什麼，這定位要很重要。現在很多人都在卡位東南亞，日本就是當作國家政策在做，如今要有新南向政策，那要當作內需市場，還是生產的延伸？過去戴勝通聽了李總統的話去東南亞，結果很慘，因為政府的幫助不大。現在別國都是整體戰略，例如LG去印度，派了一堆人去印度博感情，變成印度人以為LG是印度品牌。

東協十國，每一國都不同，而台灣有那麼多外勞，但台灣政府對他們了解有多少？他們一定沒有跟母國脫節，而台灣可以透過他們了解當地市場，不該只是把他們當成勞動力，而是可透過問卷，把意見feedback給台商。其實你不要覺得東協+1很好，因為很多好處都被中國拿走了，而日本和東南亞的關係很好，所以台灣未來要走東協，可以和日本一起去，但因東協很多都是一中政策，會比較麻煩，但如果透過人的互動、台商的人脈，會有幫助。總結就是政府如果要玩南向政策，不要又22年什麼都沒有，然後說要做新新南向政策。

黃兆仁（商發院商業發展與政策研究所所長）：從1987年開始的東南亞貿易，越南有寶成、慶豐，菲律賓的7-11被台灣的7-11併購，90年代我們可看到這麼精彩的故事，而因第一階段的新南向我們做cost down，所以你碰到東南亞台商你要立正站好，他們都賺了非常多錢，而今天的新南向政策又產生什麼改變？如今談的是「Beyond Factory」，還有永續能源的問題。

過去，我們過度強調生產，OEM、ODM不用跟你建立關係，只要有單子進來就做，但現在還差人才，而台灣弱的、東南亞強的，是台灣國際經貿談判人才不足，他們的語言是跟國際接軌，我們卻是斷軌，所以未來台灣在談新南向，除了有經貿的延伸，還要補人才。

盧俊偉（台經院副研究員）：日本有酷日本海外戰略室，韓國有大韓貿易投資振興公社（KOTRA）、文化產業政經院，都有針對中國和東南亞進行調查分析，以及市場拓銷機制，協助廠商掌握市場賣動及商機，反觀台灣在這部分還有待加強。台灣應善用本身兼具新移民與華人等多元文化特色，鼓勵面向東南亞市場之新形態服務與新創產品的開發與示驗，例如，舉辦在台北車站的開齋節，能否變成一個國際型的活動？

張正（燦爛時光東南亞書店創辦人）：建議此論壇改為「以錢為本」的南向政策，因為從早上聽到現在，談錢的部分比較多，例如面對台灣60萬東南亞勞工，不能用賺錢的心態，去利用他們，而是應該要交朋友，如果是為了賺錢，那嘴臉是藏不住的，例如前一場談到人類學，要去了解，保有好的那一面，我覺得這比較重要。

張健一（台經院研究二所所長）：過去喊南向政策，現在又有個新南向政策，口號人人會喊，但我們是把東南亞當做什麼，這定位要很重要。現在很多人都在卡位東南亞，日本就是當作國家政策在做，如今要有新南向政策，那要當作內需市場，還是生產的延伸？過去戴勝通聽了李總統的話去東南亞，結果很慘，因為政府的幫助不大。現在別國都是整體戰略，例如LG去印度，派了一堆人去印度博感情，變成印度人以為LG是印度品牌。

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敬一昨天表示，台灣經濟有大問題，轉型不順，民眾對前景缺乏信心，薪資也凍漲。他提出五點問題，包括部會轄下法人積弱不振、人才缺乏、企業發展被環評嚴重影響、缺乏新創事業所要彈性，及法律獨厚有錢人，讓所得分配不均造成潛在民間衝突。

朱敬一昨出席淡江大學管理科學系舉辦的「新世代管理科學研討—產業發展趨勢論壇」，他說，台灣經濟搞成這樣，要翻身很困難。他還透露，不久前在朋友聚會上，大家在打賭準閣揆林全可以做多久？顯見當前經濟困難重重。

朱敬一表示，這些因素中，環保署環評審查具備對企業投資開發案的否決權最嚴重，環評制度不斷要求企業補件，讓開發案審查曠日廢時，他直言，「做得晚不如不要做了」，科技產業差一年就差很多，台灣有些案件拖了十多年，中研院前院長翁啟惠當年也是因為中研院要設立生醫園區而回來，現在翁已經退休，生醫園區還卡在建設進度延宕。

朱敬一說，全球已經從勞力密集、提高效率的經濟模式，走向創新驅動經濟，現在很多專家提出的建議都是針對現有產業的轉型建議，不是不重要，但更要看「現在還沒有」的產業，才是創新經濟。

他表示，許多部會轄下都有法人，經濟部更有40多家法人組織，但法人現在積弱不振，失去服務產業與研發單位的角色，以德國的應用科研組織Fraunhofer為例，在全德各地與大學合作，發展在地應用，台灣的工研院當年設立在新竹，接近清華、交大，是著眼資訊產業發展，但現在產業轉變，工研院的地利反而成為限制。

他也指出，過去法人是執行主管機關的策略，例如工研院培養出台積電，但是現在主管機關首長自己都沒有願景和政策看法，法人發揮不了，新事業也就出不來。應推動法人與各地學校結合，開發新應用，鼓勵新創。

朱敬一說，台灣人才缺乏，主因民粹因素。企業找人才本來就是找尋互補，而非替代台灣勞工，但永遠有人反對開放外籍人才，現行規定要招募外籍人才，規定企業的營業額等規模，以舊規範管理就是錯誤，對才剛起步的新創事業更是傷害。

中央徵起之稅收為國稅，如有與地方共享者，根據現行《財政收支劃分法》，以「共分」與「統籌」兩方式為之。

國稅共分或統籌存在許多問題。首先，劃分比例的決定武斷、無論述根據。其次，共分稅部分，徵起稅收須與地方共享，中央欠缺完整誘因；對地方而言，既然分成財源來自國稅，與地方自身財政努力無關，因此毫無增進地方財政努力的效率可言。統籌稅部分，並非所有徵起稅收全進國庫統支，中央仍然沒有完整誘因；對地方而言，就分配公式觀之，地方可分得款項，與地方財政努力或有些許關聯，但絕對難以達到效率的要求。

長久以來，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公式最為人詬病的正是—既要增進地方財政努力的「效率」，又企圖達到地方間分配的「公平」，結果是兩者盡失。共分與統籌的作法也讓中央與地方在財政上始終存在著對立與矛盾。

為解決上述問題，須跳脫舊有框架。在統籌稅部分，建議縮減中央統籌分配稅款規模，僅求公平面之「均等」目的，將原中央統籌分配稅改為「平衡地方財政款」。在共分稅部分，取消現有分成作法，改以「海綿稅」取而代之，鼓勵開徵地方稅，再以個人及企業所繳納之地方稅，在固定比率限制下，抵繳中央應納稅額；換言之，以地方所納之稅負，充作中央應納稅負之「稅額扣抵」。

舉例來說，現有國稅一百元，以共分或統籌方式交付地方五十元。「海綿稅」的作法，鼓勵地方徵稅，中央只須規定個人及企業所繳納之地方稅，可在不超過中央應納稅額半數之限額內，抵繳中央稅。如此一來，地方在不增加該地個人或企業總租稅負擔的情形下，自然會將其稅負定為中央之一半，而達到地方取得五十元稅收、所餘五十元稅收留給中央的實際分成結果。

為何地方自訂之稅負會剛好是中央的一半？若地方自訂稅負超過中央稅負的一半，由於多出部分不得扣抵，將使該地個人或企業之總租稅負擔超過一百元；若地方自訂之租稅負擔不到中央稅負之一半，例如只有廿五元，則所餘之七十五元會全進國庫，為中央取得，而該地個人或企業總租稅負擔仍為一百元，並未因地方少課而稅負較輕。

因此，若將國稅稅源視為一桶水，中央允諾地方之稅額扣抵，相當於給了地方一塊「海綿」，既然藉著這塊「海綿」所能吸納的水分全歸地方，地方不拿、白白不拿，所以稱為「海綿稅」。有了完整的誘因，地方當然會認真課稅，符合效率的要求。「海綿稅」也完全改變了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係；原本共分及統籌下的對立與矛盾，變為中央與地方合力徵稅的合作關係。

總統當選人蔡英文受媒體專訪時表示：《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法方向將是「中央放權，地方長大」；「海綿稅」是很好的具體作法。

其次，調查權尚可結合制裁的能量，制定真正適合的法律。美國國會曾成立甘迺迪總統遇刺案、越戰美萊村屠殺案、尼克森水門案、伊朗軍售案、太空總署火箭爆炸案、911恐怖襲擊事件等調查委員會，即為顯例。

總統制的美國基於行政與立法權力制衡的設計，在國會無質詢權的情況下，聽證權成為立法監督的主要利器；再者，國會有彈劾政務官及法官的權力，在彈劾案審查時必須進行調查，而聽證即為調查權的重要手段。為了議事效率起見，聽證又分正式及非正式兩種形式，前者被稱為準司法式聽證，僅少數專案調查或行使同意權時使用，後者被稱為辯明型聽證。絕大多數的立法或監督的議案均使用非正式的聽證，相當於我國的公聽會。

內閣制的國會雖仍擁有調查權，但卻認為本質上立法職權均隱含了輔助性的調查權，即藉聽取報告與質詢權、議案審議、公聽會、文件調閱、專業幕僚研究報告、不信任投票等即可達成一般國政調查與監督的目的。除非遇到特定事件發生，在極少數情形下，經黨團運作及議院決議後，才可組成特別調查委員會，進行非常態的調查，例如日本的福島核電災害調查委員會。

立委顧立雄的提案並無針對特定事件所組成調查委員會的要件規範，除院會決議外，各委員會經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同意，亦得設調查專案小組，對相關議案或與職權有重大關聯事項行使調查權。此外，委員會為審查院會交付之議案，得舉行聽證會。然而立法院委員會席次為13至15席，其決議只需要出席有3人以上在場者的過半數通過，其決議數應為世界最低人數紀錄，國人怎能相信立委不會濫用調查小組進行政治鬥爭呢？

再者，調查與聽證兩者具有體用的關係，只有特定專案調查時，始能啟用具準司法性質的聽證，而絕大多數議案審查僅舉行公聽會即可，但立委們是否能辨明聽證與公聽會的差異，而不致濫用聽證權呢？

各國因憲政制度的不同，對國會調查權的規定雖略有差異，但在立法與行政權發生不可妥協的衝突時，須經院會決議成立特別委員會方可行使的限制，並無二致。立委提案引用外國法制，應師法其調查權發動的時機與要件，以及院會交付委員會審查的議案，以公聽會為蒐集立法資訊的主要工具。期盼立法院能妥善處理此次調查權法制化的修法，終結國會亂象。（作者為中央警察大學法律系兼任教授、前立法院法制局長）

意識到各國單打獨鬥不是正辦，近期國際組織呼籲各國應透過國際協商，通力合作，共同採取有效措施，一起使力來使全球景氣脫困的聲浪，越來越高。例如，2月底G20財長與央行行長在上海開會，IMF於會前即呼籲G20應通力合作，採取「大膽行動」支撐需求，提升景氣；會後主辦單位發佈之公報，也揭示「G20成員同意將各自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貨幣、財政和結構性改革政策，以實現提振全球增長的共同目標」。

單一國家政策之所以成效有限，主要原因之一是受到全球化之影響。首先，就貨幣政策觀察。在金融全球化下，資金的國際流動性相當高，使得各國的股、債、匯市等金融市場緊密相關，股價、利率與匯率等在各國間產生連動現象。當單一國家採行降低利率、存款準備率或量化寬鬆等寬鬆性的貨幣政策時，其國內利率之下滑皆導致大量資金外流；一方面使留在國內的新增貨幣或資金量大幅萎縮，故在提振國內景氣方面所能發揮之效果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大量外流的資金，則對外國（尤其是金融市場規模不大或發展未臻健全之新興經濟體）的金融穩定（包括股、匯市）產生顯著衝擊。又寬鬆的貨幣政策也將導致本國貨幣貶值，進而誘發其他國家的貨幣競貶現象。

全球化下單一國家擴張性財政政策成效之不彰，亦與全球化使各國的實體經濟透過貿易產生了高度的關聯性密切相關。各國在生產上皆使用了不少來自他國的進口原物料、零件與半製品，故而消費、投資與出口等最終需求支出，都含有相當比例的進口成分。許多國家的國內投資活動所需要的機器設備與技術專利等，更多為來自國外之「舶來品」。因此，凱因斯理論所強調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透由對內需的提振，以及其隨後對所得所將引發的乘數效果，有相當比例（即進口占GDP比例）外漏至外國，未能在國內發揮作用。

此一外溢至外國的需求增加，有提振他國景氣的「外部經濟」效果，甚至還可能藉由外國所得因而提高、進口增加，終使本國輸出至外國的出口隨之上升，而使本國獲益。然而，此作用必難彌補原始乘數效果之縮小幅度。因此，財政政策效果的外溢，對實際負擔財政支出、希冀提升本國內需與景氣的的政策採行國而言，終究是政策效益的一種漏損，故而降低了財政政策的景氣擴張效果，甚至進而降低了各國採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意願。

相對於一國的單打獨鬥，若是各國經由協商，共同採取適當的寬鬆貨幣政策，各國之利率水準將同時下跌，所引發資金在國際間流動，以及各國匯率相對波動之幅度，必將大為緩和，寬鬆貨幣政策在各國境內發揮的效果也將獲得強化。

又若各國共同採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各國除了可享受本國政策的景氣提升效果外，也可同享他國政策的外溢作用；換言之，對財政政策的外部效益，各國同有付出，也都有享受。如此，各國採行擴張性財政政策，負擔必要財政支出的意願即可提高；全球景氣在各國同時共同使力下，也必可快速復甦。

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海嘯，對國際經濟金融的衝擊相當鉅大，幸而當時各國共同推出強烈的寬鬆貨幣與財政政策，使危機在2010年即迅獲紓解。目前，欲使全球經濟重獲前進動力，所需要的就是類似全球金融海嘯期間的各國政策合作。故而，個人相當樂見G20在2月底的財長與央行行長會議上，已達成共同使用貨幣與財政政策等工具，來提振全球景氣之初步共識。

最後，補充說明一點，在全球金融海嘯期間，一些國家的過當財政擴張，隨後引發了主權債務危機，致使各國目前對寬鬆的財政政策多所忌諱。不過，個人認為全球仍有不少國家，其政府的累積債務占GDP比重仍不高；或政府的債務主要是內債，甚少外債；或是其貿易收支長期呈現盈餘，意即國內存在過剩儲蓄。這些國家若適度擴大政府公共支出，應皆不致引發主權債務危機，故都還有採取擴張性財政政策的空間。個人也認為，台灣同時具備以上三條件，故也應加入國際上共同擴大財政支出的行列。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311000089-260202

最近各黨團都提出國會改革方案，民間監督團體也提出不少建議，但這些改革方案都沒有觸及問題的核心。這些年來，台灣民主體制運作失靈的主要根源在行政、立法關係嚴重失衡。

立法院慣例 台灣獨創

近年來，一方面立法院不斷片面擴權，將自己的制衡權力無限上綱；另一方面，立法院淪為委員撈取個人資源的政治競技場，多數委員無意投注心力於法案審議。其結果是，立法績效與立法品質極其低落，帶動社會進步與提升國際競爭力所需的關鍵立法長期卡在立法院。個別立委為了滿足背後支持者的要求，動輒向行政機關提出需索或施壓，導致行政權的運作支離破碎。而國家的行政體系資源、精力與士氣又不斷被損耗，社會菁英更普遍不願出任公職，就是因為擔心在立法院受到屈辱。

與歐美民主國家的國會運作相對照，立法院許多議事慣例都是台灣獨創而全世界所無。例如黨團協商機制將正常的委員會機制架空，議長主導下的密室政治，完全違反了代議民主與民主問責的基本原理；又如，採取冗長的總質詢制度，只是為滿足每一位立法委員的問政需求；還有，國會議事經常都是在未足法定開會人數的情況下進行，委員簽到後就可以早退，委員會審議法案時實際在場人數只剩下3、4人的情況非常普遍；此外，只有我們國家允許電子媒體攝影機可以堂而皇之地進入議事會場，為了衝收視率的電視台與急於作秀的立委形成緊密共生關係。可悲的是，台灣民眾對這些憲政亂象已經見怪不怪，政論節目也把這種病態視為常態。在不知不覺中，民主治理品質不斷被耗損，台灣更付出鉅額的社會成本。

行政權早已失去對立法的主導權。任何法案除了行政院版本外，個別委員都會提出各種替代版本與修正提案，然後全部併案審查。行政院版本如果有幸進入三讀，也一定被修改得體無完膚，更多的政府法案是胎死腹中。許多財經法案中的關鍵條文經常被抽梁換柱，在這些個別立法委員提出的修正案背後，經常可以看到金主與利益團體的身影。

在歐洲內閣制或半總統制國家，政府提案一定享有優先審查的待遇。在美國三權分立體制下，雖然個別國會議員經常主動提案，但內容一定經過國會法制顧問的過濾，而必要時總統還可以動用否決權。

立法壓行政 明顯失衡

立法院對於行政官員的精力與士氣的耗損更是驚人。全世界沒有一個正常民主國家會讓日理萬機的行政首長耗費如此多的時間與精力，來滿足個別國會議員的政治表演與選民服務需求。在典型內閣制國家，內閣需要赴國會接受反對黨詰問的次數與時間都有嚴格限制，通常每個星期加起來頂多是數個小時。進行總質詢時，反對黨一定是派出擔當影子內閣的資深議員發言，與內閣進行旗鼓相當的政策辯論；絕不可能出現個別議員荒腔走板演出的畫面，絕大多數資淺議員也只能在一旁靜坐觀戰。

對照於美國的三權分立，我們的失衡狀態更是明顯，美國的行政部門首長親赴國會的次數屈指可數。例如，2015年一整年，美國國務卿凱瑞僅僅6次應邀親赴國會聽證，其中4次是分赴眾院與參院，各半天。還有2次是為國務院預算審查而赴眾院備詢。聯準會主席葉倫也僅僅4次赴國會報告與備詢，其中2次是每半年向國會提出貨幣政策報告的法定義務。至於各部會次長或署長赴國會聽證的次數就更少了。

所以美國國會雖然發揮了制衡功能，但不會影響政務的正常推動。部會首長每次赴國會聽證都是重頭戲，準備發問的國會議員都一定做好充足準備，新聞媒體也一定派出有專業素養的資深記者深入報導與分析。我們的很多立法委員問政都是即興演出，電子媒體報導喜歡採集戲謔畫面，相較之下形同兒戲。

過去十幾年來，立法院在院長帶頭下不斷創立新的問政慣例，讓立法委員有機會要脅部會、分食行政部門的資源大餅。席次減半更助長個別委員的威風，少數人可以在委員會裡興風作浪。無分藍綠所有立委都享受到國會片面擴權的甜頭，而且胃口愈來愈大。

少數立法委員可以在總預算審查過程中偷偷夾帶千奇百怪的附帶決議，並動輒凍結特定預算科目，藉此要脅部會。2、3位委員就可以輕率在委員會提案通過沒有拘束力的決議，卻要求行政部門把自己雞毛當令箭。行事風格大膽的委員甚至將部會次長或司長直接約到自己的辦公室，當著廠商與金主面前「喬」事情。

難怪許多企業老闆、產業公會、職業公會都逐漸明白政治獻金是一本萬利的好買賣。因為透過立法委員可以脅迫行政機關，可以幫自己偷渡條文，或在關鍵時刻阻擋下對自己不利的法案。現在甚至可以透過立委提前施壓，讓法律草案還沒有踏出行政院大門，就已經被迫轉彎。

紀律蕩然 政治馬戲班

我們的立法院一向嚴以律人、寬以待己。立法院早已是紀律蕩然無存的政治馬戲班，各種自律機制形同虛設。我們立法院只缺一棟像樣的國會大廈，但是在委員薪資、特權、辦公費與助理人數配置等方面，均明顯超過所有歐洲國家的國會議員。即使在美國，也只有聯邦參議員的待遇與配備超過我們立委。但美國的人口是台灣的14倍，國力是我們的30倍。

現在部分立法委員還醞釀立法院擁有調查權，可以任意傳喚社會人士到立法院作證，並對不合作的證人課以藐視國會罪。在台灣這樣一個認同撕裂，民粹氣焰高漲，網路媒體助長社會情緒暴衝的政治生態下，國會調查權很容易被濫用，我們必須記取50年代「麥卡錫時代」美國國會濫用調查權進行誣陷與整肅的歷史教訓，防止其在台灣重演。

要矯正國會亂象的第一步是將立法院的席次恢復到200席以上，而且其中半數以上是政黨比例代表制選出。其次是行政權要挺起腰桿，透過樹立新的憲政慣例與大法官釋憲，畫出清晰憲政分際，拒絕違憲違法的國會決議，不容許立法權直接干預行政權運作，更要維護行政官員的起碼尊嚴。還有，電子媒體攝影機必須撤出國會議事場地，改由祕書處集中提供轉播畫面。釜底抽薪之計，是回歸內閣制的憲政設計，讓行政權與立法院多數直接聯結，政黨菁英都進入立法院。

問題是，國會今日已經成為民主轉型除三害之後的周處，我們可以期待食髓知味的立法院洗心革面、自廢武功嗎？（作者為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如果委員會算出來四種選擇，要民眾從中選一個，我覺得大部分人可接受。過去政府總是只說某項要不要增加，結果總變成當事人說不要、非當事人說要，這樣沒有意義；若採委員會以總體圖像來思考、再設定選擇題的全新溝通模式，結果應該不同。

討論稅不能一個一個談，這樣永遠會有別的國家比較低，講到營利事業所得稅，就有人說香港才多少；講到證所稅，就有人說亞洲有多少國家沒徵。單項討論稅，比來比去永遠輸給避稅天堂開曼群島。

委員會在設計組合方案外，也要有能力以數據說服民眾。以政府支出方面的年金為例，目前軍公教所得替代率在百分之七十幾至九十幾，比起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三十幾個國家都高很多。委員會可列出客觀數字說服全民。

至於委員會組成，可以像英國經濟學家Anthony Atkinson新書《扭轉貧富不均》所說，制度性地納入工會的人或弱勢族群，這是未來主政者在傳統三三會、五大工商團體外，必須多花時間溝通的對象。畢竟傳統幾大團體的工廠核心往往已移到越南、大陸，在台灣只剩白領，心中根本沒勞工，主政者若仍只跟這些團體談，政策會扭曲。

主政者若組成委員會，就該尊重他們的決議。以馬英九總統調降遺贈稅爭議來說，當年台灣遺贈稅在全球算低，該不該調降的是非問題其實很清楚，當年賦改會專案負責者也只建議將遺贈稅免稅門檻提高，沒建議將遺贈稅率降到百分之十，可是政府卻硬搞降到百分之十。這就是政府偏聽偏信、被奇怪的人包圍的結果。

在設立委員會外，政府也要用對溝通方法。人民過去不接受加稅，原因包括政策不夠公開透明，方法也不對。只要政府清楚說明國家困境，用對溝通方法，並善用民意「社會運動」的力量，其實人民會接受，台灣人沒那麼不理性。

政府在面對民意壓力外，還會面對政商界等各方阻力。任何政府都該知道，有權力就會被包圍，做決定都存乎一心，關鍵是不要忘了來幹嘛。很多從政者都不知道自己被包圍，偏聽偏信都不是故意的，主政者只能隨時反求諸己。

不過各國因有不同歷史背景，社會不平等發展脈絡不大一樣。以英語系國家如美國、英國來說，社會分配不平均很重要來由來自CEO薪水很高，公司肥貓多；歐洲、日本等老國家則是因貴族階級勢力影響大。

至於台灣，一九四○年代國民政府來台時，當時的日本大企業就全都變成國營事業，例如台糖等，變成是政府最有錢，因此沒有貴族留下來的影響等問題。另外，台灣CEO的薪水也不算太高，分配不正義脈絡和其他國家不同。

台灣分配問題 看動態不平等

我認為，現今台灣的分配不平等狀況，最適宜用「動態不平等」分析。在學理上，「不公平」向來有多種意義，比起著重任何一個時點所得分配平均與否的「靜態不平等」，我一直更關注「動態不平等」，舉例來說，父母屬中下階層者，子女若夠努力，仍然沒機會往上攀升。

我最喜歡的廿世紀哲學家Ronald Dworkin說「公平的社會應是endowment insensitive, ambition sensitive」，彰顯了動態公平的核心概念。其中ambition 是指個人的努力、拚勁；endowment指無關個人努力的、生下來就給定的資源或機會。

我們若拿一九七○年代前行政院長孫運璿和近年台灣的產業政策相較，會發現當時企業家若去找孫運璿，孫運璿都會說只談政策、不談個案，因為他那時代還沒超大企業，所做都是在培育新興產業，不知未來誰大誰小。因此孫運璿的政策就是扶助第一代企業家，和現在的產業政策很大差別是不知對方將會變如何，服務對象可說不特定。

贏家已出頭 政府繼續幫後代？

然而現代的台灣，第一代企業家早已傳到第二、三代，以致政府要扶助產業，對象都很明確，這就不大符合Ronald所說「公平社會應是endowment insensitive」。有些人會說現代畢竟不是威權時代，而是民粹時代，但並沒講到核心：孫運璿做政策的環境盡管與威權有關，但以前要扶助產業是不知對象是誰，現在則是winner已存在，而且還要幫他持續winning。

越有錢的人 越靠房地產賺錢

在世代財富世襲狀況下，若真要做到分配公平，就該搞清楚有錢人所得結構為何，又到底靠何賺錢。例如有資料顯示，越有錢的人，財產越來自資本所得，而且很大比例是靠買賣房地產，不只是股利所得。

現行土地增值稅採分離課稅，是因為一般認為買賣房地屬偶發所得，並非常態；但在這份資料顯示，買賣房地根本是有錢人賺錢的常態性主要來源，難怪曾有電子大亨說做辛苦這麼多年，結果發現賺的錢還不如炒房地產賺錢多。

改善炒房地問題 三法同時走

要改善炒房地問題，我認為有三個方法。首先是今年開徵的房地合一稅。過去台灣土地是按政府公告現值計徵土地增值稅，增值稅率相對高，以往房地兩稅分開時，有心人士會故意低估房屋價值，藉一稅率高、一稅率低間做手腳，例如把增值高者灌到稅率低者；兩稅合一後，就無處可逃。

政府還該調漲土地增值稅稅率。台灣過去是增值課稅多，但持有稅低，房屋稅和土地稅率都不高；國外則是房屋稅、土地稅等持有稅高，增值稅較低。然而台灣這本來較高的土地增值稅，後來已從百分之四十到六十，降到百分之二十到四十，未來有調整空間。

土地公告現值也該調高。土地公告現值過去是是三年才調一次，但地方政府因怕得罪票源，不願調整，未來政府應設計一些誘因，去反映土地實價。

稅改怎麼改 最好組成委員會

要實踐分配公平等社會理想，政府當然也該實施相關社福政策，但首先會碰到財政問題。台灣目前財政最大的問題就是稅收不夠，又支出太多。以稅收來說，台灣租稅負擔率只有百分之十二點三，是全球倒數第五，這不論誰來看，都知道一定要加稅，否則政府未來無米可炊；在支出方面，台灣潛藏負債十八兆，包括各種年金、勞保等，也到改革時刻。

政府若真想解決問題，可以組成委員會，設定總目標，要求在一定年限完成，包括租稅負擔率須增加到多少、潛在負債幾年後減到多少，委員會再依此研究哪些問題比較好突破，排出優先順序，規畫出ABC等解決方案組合，讓民眾選擇要哪種組合。

過去政府說要加稅，總會碰到阻礙，例如說要增加遺產稅，當事人就說錢不回來；說要加營利事業所得稅，當事人就說要把公司移到韓國、把帳移到開曼。正因為所有加稅計畫都有敵人，所以我認為需要委員會、需要大的目標。委員會成員除了找出解決方案組合ABC，也要有能力以數據說服民眾，當委員會把資料整理出來，就到人民選擇時刻。

討論稅不能一個一個談，因為這樣永遠會有別的國家比較低，例如講到營利事業所得稅，就有人說香港才多少；講到證所稅，就有人說亞洲有多少國家沒徵。單項討論稅，比來比去永遠會輸給避稅天堂開曼群島。

委員會列方案 人民從中選擇

在政府支出方面，就拿年金來說，目前軍公教所得替代率在百分之七十幾至九十幾，比起OEDC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三十幾個國家都高很多。委員會可列出這些客觀數字，用來說服全民。

我們若問全民台灣十八兆負債要不要改，大家一定說要改，但怎麼改？我認為就該由委員會以職業別等來全面評估社會公平問題，研究可能對策，同時要避免激起太高反彈。例如可以調高勞保上限，但不溯及既往，只從一定日期後開始。

如果委員會算出來四種選擇，要民眾一定得從中選一個，我覺得大部分人可接受。過去政府總是只說某項要不要增加，結果總變成當事人說不要、非當事人說要，這樣沒有意義；若採委員會以總體圖像來思考、再設定選擇題的全新溝通模式，結果應該完全不同。

委員會組成 須納工會與弱勢

至於委員會如何組成，我認為可以像英國經濟學家Anthony Atkinson新書《扭轉貧富不均》說的，可以制度性地納入工會的人或弱勢族群，這才是未來主政者在傳統三三會、五大工商團體外，必須多花時間溝通的對象，保持資訊多元。畢竟傳統幾大團體的工廠核心往往已移到越南、大陸，在台灣只剩白領，心中根本沒勞工，主政者若仍只跟這些團體談、完全聽他們的，政策會扭曲。

我也要強調，主政者若組成委員會，就該尊重他們的決議。以總統馬英九調降遺贈稅爭議來說，當年台灣遺贈稅在全球算低，該不該調降的是非問題其實很清楚，當年賦改會專案負責者也只建議將遺贈稅免稅門檻提高，沒建議將遺贈稅率降到百分之十，可是政府卻硬搞降到百分之十。這就是政府偏聽偏信、被奇怪的人包圍的結果。

用對溝通方法 台灣人會理性

要克服加稅阻礙，除了設立委員會外，還要用對溝通方法。人民過去不接受加稅，原因還包括政府政策不夠公開透明，方法也不對。我認為只要政府清楚說明國家困境，用對溝通方法，並使用社會運動方法激起民意氛圍，其實台灣人民會接受，台灣人沒那麼不理性。

政府也該善用民意「社會運動」的力量。我覺得大家不要高估過往的民粹表現，低估民眾理性，有時這可能只是因為過去欠缺社會運動帶領。台灣民眾其實聽得進去小改變，只是要說服他怎麼做。

有權力必遭圍 政府要有定力

長照計畫等社福政策都需要錢，吃幾碗麵，就要下幾碗麵條，不可能沒錢去做長照。然而不論走稅制或保險計畫，錢都來自人民，增加福利一定要增加支出，政府一定要能以說服人民的社會運動方式去推動稅改。

政府在面對民意壓力外，還會面對政商界等各方阻力。任何政府都該知道，有權力就會被包圍，做決定都存乎一心，關鍵是不要忘了來幹嘛。很多從政者都不知道自己被包圍，偏聽偏信都不是故意的，主政者只能隨時反求諸己。

社會問題 個人須當自己問題

人民也該盡責任。個人影響政策的能力或許微小，但都該take the problems personally，將面臨的困境視為切身問題來改變。

例如年輕人面對低薪，即使在環境內會因為改變不了而吞下去，但在心態上該當成企圖要改變的事情，而且不能只在企業內投入力氣，要在大環境裡也投入。面對社會問題，每人都要抱持想改變的正面態度，問題才會改變。

金控法、證交法……政府須注意

此外，我也要指出台灣過去談分配正義沒人看到的許多面向，例如金控法、證交法、公司法、兼業限制問題等。

以銀行來說，台灣現在除了公家銀行，其他私人銀行多是家族銀行，包括吳家、辜家、蔡家、何家等，既牽涉家族、財團問題，就得要有相當規範。

像現在有人建議金管會應幫銀行打亞洲盃，但公家銀行常被認為效率不彰，若幫私人銀行又很容易被質疑到底是幫家族或國家。我認為政府應盡快解決金控法、證交法等的落差問題，否則若一旦推行政策，很容易遭人民質疑公平性。

產金分離問題過去也長期被忽略。以美國來說，他們早就確實實施產金分離，限制銀行實體經營其他事業，以免造成借錢給不同事業間流動的弊端，也易有連動性風險乃至公平性問題。例如若一家銀行、家族集團在擁有全台十分之一產業，大到不能倒，就不符合產金分離原則，也影響世代流動，都須公司法、證交法等規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