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今年以來，全球金融市場動盪對實體經濟活動的衝擊越來越顯著。最近美國聯準會主席葉倫在國會聽證詞中表示：「邇來美國金融形勢對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減弱，這些發展如果為時持久，可能給經濟活動和勞動力市場前景造成壓力。」背後反映的正是對美國及全球經濟前景暗淡的憂慮。

分析國際經濟情勢所以不樂觀，主要是因為全球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大量生產造成供給過剩、缺乏重大創新導致技術進步停滯，以及傳統的經濟成長模式面臨瓶頸，致使全球經濟成長缺乏動能。同時，2009年以來美、歐、日貨幣量化寬鬆（QE）的邊際效果下降，而中國大陸自2009年推動4兆人民幣刺激政策，雖然發揮短期效益，但持續寬鬆的貨幣政策不但助長了股市和房市資產價格泡沫化，也留下大量過剩產能和不良的金融債權；至於其他新興市場，在聯準會加息之後，也面臨著應對資本外流和國內經濟下行壓力的兩難選擇。這些情勢都顯示傳統的經濟成長模式已經遭遇瓶頸，而目前全球經濟所面對的深度結構調整過程，恐怕將持續一段期間。

處在上述國際環境下，台灣未來的出口難免會延續負成長的態勢，實難樂觀。而且台灣對大陸出口比重高達四成，大陸經濟成長減緩與「供給側改革」政策的推動，更是影響台灣出口的重要變數。

日前大陸海關總署公佈1月外貿數據，出口金額年減11.2％，進口年減18.8％，都遠比預期更差。除了顯示國際需求疲弱導致大陸經濟低迷局面雪上加霜外，由於房地產高庫存增加了經濟的系統性風險，加上鋼鐵、水泥、有色金屬、採煤、煤化工、平板玻璃、造船、重卡、輪胎、紡織、服裝、鞋帽等傳統行業，及多晶矽、太陽能電池、風電設備等新興行業，都存在嚴重的產能過剩，更讓大陸經濟面臨下行壓力與風險。

正因如此，中共中央2016年經濟工作會議定調「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同時全力執行「積極穩妥化解產能過剩」等措施。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總理李克強都強調「要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力度，重點是促進產能過剩有效化解」、「要以壯士斷腕的勇氣化解過剩產能」等，其中特別針對鋼鐵和煤炭兩個重點行業，除了阻滯工業發展外，也會連帶影響經濟成長。據估計，假設該二產業產量下降10％，將使大陸工業增加值減少0.51至0.76％，而GDP成長率也會減少0.27至0.41％。由此評估看來，大陸「去產能」工作至少要三年才能看到成效，因此未來台灣的出口與經濟成長，恐怕難以立刻好轉。

再就產業競爭力觀察，2015年台灣出口衰退10.6％，其中對大陸及香港出口減少12.3％，對東協六國出口衰退14.6％，而今年1月份對大陸與香港更進一步減少19.3％，對東協六國出口也衰退8.7％。這些數據除了顯示大陸和東協國家經濟成長減緩及自主供應鏈崛起，以及台商當地投資增加對台灣出口的替代效應之外，台灣貿易結構調整投入不足，難以培育新的競爭優勢產品，無疑是更值得檢討的課題。

面對全球與大陸經濟深度調整所形成出口衰退壓力，不論是仍在執政的馬政府，或是即將接任的新政府，都應該深入檢討現有貿易結構的弱點與各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問題，進而提出強化台灣外貿競爭新優勢應有的產業創新政策。特別是對新政府而言，提出以全球市場為導向的國際經貿戰略（不應侷限於新南向政策），積極與全球各區域之新興市場建立「多元、多面向夥伴關係」，乃是拓展台灣產業全球商機的必要作為。

在推動策略上，應該改變現行以密集組團赴海外進行拓銷活動為主的作法，重新調整駐外經貿機構的布局和任務，透過與各國簽署產業合作協議或建立服務性合作架構，或是促成與各國主要廠商的結盟及相互投資，俾利於打入其產業供應鏈，才能形成新的市場進入商業模式，重新提振台灣出口的競爭力。

參與TPP談判的12國在去年10月5日宣布完成談判，11月公布文本後，時隔3個月始在本月4日聚集一堂，正式完成簽署儀式。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美國身為TPP最重要的推手，但因美國總統選舉在即，加上美國共和、民主兩黨總統候選人及國會議員與部分民意仍對TPP堅表反對，使得歐巴馬卸任前獲得國會通過的機會甚微。加拿大在新執政黨自由黨的不同態度下，對是否能獲國會批准，轉趨保守。日本安倍內閣雖是支持TPP最忠實的盟友，但負責TPP談判首席代表經濟再生大臣甘利明，頃在上月底因涉入收賄與關說醜聞而辭職，亦在日本掀起波瀾。

TPP歷經7年的談判，但目前12個參與國國內或多或少均面對反對或質疑的聲音，未來更有可能出現政府改變立場或民意轉向的風險。此在在顯示，民主國家的政府如欲推動參與國際經貿協定，如複雜、嚴格、高標準的TPP者，不僅必須在整體層面，力求獲得社會共識與廣泛的支持；在個別領域或分眾層面，更應精準地進行不同產業別、議題別的影響評估與分析，以及與不同的「利害關係人」群體對話及研擬因應或配套措施。

加入TPP是馬總統在第一任執政時即清楚宣示的政策目標，當時並宣稱要在8年完成談判；同樣地，加入TPP亦應是民進黨執政後的重要功課。參考其他TPP國家面臨的問題，我國如以加入TPP為重要目標，除應該進行一般性的公共諮詢與溝通外，更應針對不同產業別、議題別進行細部的影響評估與研擬因應或配套措施。依此精神，我國加入TPP不只攸關產業的利益與發展，更涉及勞工、環境、消費、健康、醫療、文化、教育、性別等層面；不只中央部會與大型產業必須知道TPP內容而有所因應，地方政府與中小企業亦應了解與其所涉業務或利益、義務。目前的看守內閣在積極推動與TPP有關之法規檢視與修法外，應該提供新政府完整的過去進行產業溝通及宣導的民意趨向，以協助新政府辨識重要的「利害關係人」與盤點未來談判的問題所在。

歐巴馬政府強力主導TPP，與其他國家談判對手交鋒的強勢作為，在國內亦大肆宣傳，頻繁舉行公聽會等，是否能獲國內民意肯定仍屬未定，豈非情何以堪？美國的實例值得我國新政府與舊政府警惕。（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東協研究中心主任）

蔡英文的經濟政策核心就是「堆柴火理論」，她幾次闡述：「產業政策就像是柴火，如果一根一根拿出來燒，熱量有限、無法有足夠的熱量；如果把柴火堆好了再燒，就可燒得很旺、而且持久。」據此，其財經團隊提出了「五大創新研發產業」計畫，未來將會在北中南打造綠能、國防、生醫、亞洲矽谷和智慧機械等5個重要的產業創新生態系，讓它發揮堆柴火效果，將台灣的寒流趕出台灣。

仔細來看，「綠能科技」與「生技醫療」政策與目前行政院六大新興產業的內容重疊，目標大同小異。同樣地，「亞洲矽谷」政策也與近幾年馬政府推動的青年創新創業政策不謀而合。「國防航太」雖有新意卻匪夷所思，航太、船艦從來不是台灣的強項，姑且不論如何在全球的競合中取得優勢，國內大專院校少有這方面的科系，台灣也沒有這方面的資源，也沒聽說有這方面的關鍵技術，要如何讓航太、船艦等成為火車頭產業？

資訊通訊與精密機械業是台灣最強項，打造台中成為「全球智慧機械之都」，因應全球工業4.0大浪潮，政策思維值得讚許，但從更大的架構來看，目前行政院推出之生產力4.0計畫，亦涵蓋了「智慧機械」的範疇，要如何落實？台中是否有足夠的吸引力形成智慧機械創新聚落，只能拭目以待。

綜上，我們認為新團隊的產業政策並不完善。首先，看不出經濟發展的主軸，5個產業之間的關聯並不強，想不透要如何加疊、愈燒愈旺？看起來更像是單獨的「五大新興產業政策」。其次，除了十分冷門的「國防航太」，其他四個產業政策內容還是走老路，且沒有振奮人心的亮點，也沒看見突破性的整合策略，平實而論，令人失望。除此之外，五大創新研發產業完全著重於「科技製造」導向的產業型態。我們需要全盤的創新，更需要投資來引導創新。

我們建議：第一，要推動更多的產業創新。除了原本提出的「五大創新研發產業」，還有更多更新穎的產業、技術及思維，例如從2016 CES大展（美國消費電子展）來看，虛擬實境（VR）、增強的影音效果（4K超高解析度電視及高解析度音頻）、無人機，以及智慧汽車四大應用是新近的焦點，新政府必須了解及掌握，讓我們走在時代的尖端。又推動創新電子商務結合第三方支付的電子錢包，或是共享經濟的UBER及Airbnb，或是精品文創、運動休閒產業等，這些當前新興的產業發展，政府不能視而不見。我們認為仿效大陸推動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鼓勵創業與創新，才能夠百花齊放，締造新猷。

第二，要推動傳統產業的維新及農業的加值。面對加入TPP的重大國家目標，弱勢的傳統產業及農業將受到嚴重的衝擊，不能走老路坐以待斃或是倚靠補助苟延殘喘。已經走出來的成功例子，像巧新公司從做高爾夫球頭的小鐵工廠，到如今是生產軍規等級的汽車鍛造輪圈大廠；或是宏遠紡織從原本傳統的紡織業發展塗布、貼合等高單價的機能性技術，開發排汗、防水、抗UV等機能性薄布料。現在三大領航農產業：生技農產業、精緻農產業，以及精準農產業，甚至擴大健康及有機生產，創造高食安價值。傳統產業、農業與科技的整合勢在必行。顯然地，如何戰勝紅色供應鏈的大量生產，台灣必須走少量多樣，高附加價值生產之路。政府必須有新思維引導產業轉型升級，促進中小企業、農企業的蓬勃發展。

第三，要讓企業能「放心」。台灣的投資十分低迷，國內企業滿手現金，但這幾年幾乎沒有大型的投資案，外人直接投資（FDI）更不用說了，聯合國2015年《世界投資報告》，台灣吸引外資在全球211個國家或地區中，排名倒數第五。究其源，就是因為企業沒信心不敢投資。企業要的是「溝通、溝通、再溝通」，期盼新團隊多與企業溝通，打破民進黨長期以來與企業的隔閡。

誰會當選國會議長固然是社會關注焦點，但是蔡英文主席說得好：「國會改革才是要務，既然人民給民進黨過半席次，更要落實國會改革的主張。」。

無疑的，當前的氣氛下，國會改革已被當成所有政黨在國會開議後的起身炮。大家都不敢否定國會必須要在組織和議事運作上進行全新改造，才能終結國會亂象，向民眾交代。

開議前夕，新國會的各黨團已陸續提出了一些改革主張，其中，即將主導國會的民進黨團的方案合理地比較龐大，號稱有3大原則：「人民、開放與專業」，總共修改7個法，內容蠻多，強調「延續上一屆國會改革小組的工作，系統性推動改革」，但是坦白說，到目前為止，這些主張精粗並存，以致於很龐雜，甚至有的地方流於枝節粗疏卻不完備。

例如「18歲公民權修憲」，這是對的主張，但為什麼和國會改革有關係？當做是國會改造首要項目？既然要修憲，為什麼不優先處理席次太少和區域選舉票票不等值問題？又為什麼國大已廢除，監察院也不再由省議會選舉的「參議院」，早期在抗爭時代流行的「單一國會」訴求還是現在的改革目標？這些主張放在國會改革中都很無厘頭。又如，規定委員提案程序委員會就「不得擋案」，卻未加上經法制作業的程序條件，不免粗疏；再如，民進黨憲政立場是高度偏向總統制的內閣制，卻又一方面主張內閣制體制的嚴格議長中立制度，另一方面又由不分區立委當議長，令人難以理解其憲政精神的依據是什麼？

諸如此類的內容都讓人難以理解。這樣的改革彷彿是前七次修憲的翻版：沒有全盤配套的考量，只有短視的、精神上互相矛盾的權宜措施，實在令人擔心國會依這種權宜心態一路修改下去，結局會是如何。

其次，民進黨的方案內容中儘管仍有許多可取的地方，但是內容項目既然龐大，涉及修法又包括修憲，可見工程浩大，不可能一蹴可及。那麽，那些內容優先，那些押後？完全沒有階段性和時序上的規劃，展現不出貫穿其中的核心價值，更談不上有什麼「系統性」的架構，欠缺和國會第一次政黨輪替相稱的氣象。

所謂國會第一次政黨輪替最合宜相應的氣象，就是展現徹底的轉型正義新精神。

我國的國會體制有三大亂源：威權時代的留下來，到現在仍紋風不動的行政院立法局體制、民主化過程中的權宜體制、屈從民粹的民粹體制。

台灣的國會制度建立在把國會當行政院立法局的威權時代，許多制度非常離奇：例如，複數召委制度、委員會大風吹制度、名頭堂皇但卻曠日費時又毫無人重視的總質詢制度、國會欠缺調查權等等。這些體制和正常國家的國會迥然不同，在戒嚴時期有利於威權領袖對國會的控制，民主化之後又在極端保守的國民黨一黨獨大，或者2000～2008年間，在國民黨加親民黨的藍營過半聯手壟斷之下，被保護下來，動也動不了。現在這些體制除了照樣使國會欠缺有效的制衡力量之外，還成為杯葛施政能量充足本身又成不了事的亂源。

於是，台灣在民主過渡期又產生了從歐美到非洲的怪象。

全世界不管民主或獨裁國家的國會都找不到的所謂朝野協商機制，以致於國會既沒有辦法展現「院會中心主義」精彩的政黨政策辯論，做為凝聚國家共識的基礎，也完全破壞了「委員會中心主義」的專業精緻立法，使得立出來的法條一再成為眾人嘲弄的笑柄，而且還使國會從合議制被扭曲成院長－總召雙首長制。

台灣的國會還在幼稚粗魯的民粹主義風之下，進行了造成席次過少以致於傷害立法品質，且對不同選區公民極端不公平的票票不等值的國會減半。

這也無怪乎，當馬英九宣布28日要赴太平島慰勞駐軍，美國在台協會表示感到相當失望，因為在美國從權力政治的角度投射下，台灣領導人赴太平島不是單純的內政問題，而是區域安全問題，它會牽動著美中台三邊最敏感的神經。

而在此時，菲律賓正在國際法院為南海積極聲張主權，日本正在努力拉攏越南、印尼形成圍堵中國大陸的價值同盟時，美國當然希望台灣能夠扮演著無聲者，不要為美國的東亞政策部署投下不安的變數，當然最重要是，要不讓東亞鄰國誤以為兩岸在南海問題上是在相互聯手。

但是從國內的角度看，太平島是台灣固有的領土，同時在菲律賓於國際法院聲張主權的範圍也包含台灣的太平島，台灣此時聲張自己的領土主權，不但是天經地義的事，更是領導者不可逃避的責任，但是在美國東亞政策放大鏡的照射下，似乎一切都扭曲變形了。

馬英九原本去年就要到太平島，但是在美國怕影響台灣大選的的政治壓力下，只能暫時放下，但是馬總統對於領土主權的執著，卻是一直念茲在茲，也把它當成是一種歷史的定位，而在大選之後，擺脫政治的枷鎖，馬總統終於可以做自己了，原來台灣必須要政治空窗期，才能夠無懼美國壓力，好好地做自己的主人，這不也是身為台灣人的悲哀嗎？

而民進黨這次選擇不派人去太平島，表面上是不願為馬英九的政績加分，但實際上是要積極配合美國的政策，在民進黨不承認九二共識，中國大陸也不滿蔡英文維持現狀的主張，為了要維持民進黨上台之後兩岸關係的穩定，民進黨需要美國給中國大陸施加壓力，不要在民進黨上台之後，對台灣下重手，所以民進黨在南海的問題上，當然不能給美國添麻煩。

馬政府在兩岸緩和的政策上，兩岸關係是它對美政策上最好的平衡桿，讓台灣的外交政策可以走在平衡的鋼索上，但是在民進黨上台之後，兩岸關係似乎只會更壞，而不會更好，而當台灣失去中國大陸的這個平衡桿之後，也只能越來越倒向美國，而越來越配合美國的政策，這只會讓台灣失去原有的外交自主性，連聲張主權的微弱聲音都不敢發。而這應該是民進黨上台之後，大家最擔心的事。（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根據先進國家經驗，國會議事進行中，政黨衝突升高與電視轉播不無關係，美國眾議院議長早在50年前就曾警告說，攝影機直接進入國會後，將凸顯議員個人的角色，對國會的尊嚴必然造成一大傷害。這也是為何民主國家需建立國會轉播制度，並建立委員會嚴禁民眾旁聽制度的道理。

根據民進黨團擬議的方案，院長召集的黨團協商，限縮到議事相關事宜，因此，未來黨團協商重心必然移到委員會，如開放委員會旁聽，加上全面議事轉播，委員會協商難免遭受民眾干擾，未來如何確保委員行使職權無所瞻顧，法案能順利完成協商達成共識？再者，委員會開放旁聽又牽涉到參與公平及秩序維持等問題，是否有妥善的配套？

國會的原意為相互說服，而表現時點的同一性、意見的多樣性、程序的公式性及溝通的雙向性，更為會議的基本特性。但根據目前的制度，每一委員得參加一個委員會為出席委員，而在另7個委員會則為列席委員。列席委員雖不得提案、選舉及提程序問題，但在發言方面則與出席委員完全相同，此制度不僅造成委員無法安定開會，而且，常跟著熱門議題遊走於各委員會搶鎂光燈，議事效率如何提升？

黨團依自訂的組織規程或運作辦法所召集的會議，屬內部自律性質，非法定的會議，但實務上各黨團所舉行的會議，包括座談會、早餐會或記者會卻常常邀請政府官員備詢，且在毫無時間限制下實施，造成列席官員不少的困擾，問題是委員在此種活動下的發言，是否擁有言論免責權？不無疑義。

「沒有程序，就沒有民主」，這是議會政治的重要原則，國會運作就是立法機關為追求公共利益的目的，依憲法所賦予的職權，所履行的程序。而程序的內涵包括了程序設計及公平執行，此次民進黨團提出國會改革方案，實為有關黨團協商與委員會制度二方面的程序設計，如能虛心接受各界的質疑，並經妥善立法論證，適時補充和修正，相信第4波的改革能畢其功於一役。（作者為中央警察大學法律系兼任教授、前立法院法制局長）

其次，TPP和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定（TTIP）是美國的大戰略。但是在貿易大國中，惟有中國被排斥在外。甚者，TPP將構建新貿易規則。在WTO協定生效的18年前，網路尚不發達，新興經濟體的發言權仍然很小。環境、勞動、投資、政府採購、技術標準以及國有企業地位等領域過去都沒有共同規則，貿易問題很多。隨著世界的改變，美國希望主導建立新的規則。只有搶先團結更多夥伴、建立起具有實際效果的多邊協定，才能主導貿易規則的新標準。中國已有體認若被排斥在TPP之外，不僅影響出口，還影響外資在陸設廠的計畫，因此現已有積極參與TPP的聲音。可是中國若想加入，台灣就有可能又被排在其後面，如當年兩岸加入WTO的順序安排。因此我必須審時度勢，注意發展，掌握機會。

不過，在大國博弈中，外在因素不是我們能夠影響的。我們更應在內部做好準備，一旦有契機，馬上可以順勢而為。不要缺乏準備，錯過好的機會。因為TPP標榜為高品質及高標準協定，所有部門均須納入，議題範圍超越WTO，並納入超出傳統自由貿易協定的新興議題。缺乏準備，可能動彈不得。

未來要對等開放市場給別國，產業衝擊不可避免。這其中有麻煩的農業議題，例如我國不但有約71%的農產品仍有關稅，平均關稅亦達16%左右，稻米、香菇、花生、液態乳亦有關稅配額或特別防衛措施，加入TPP後勢必取消關稅及非貿易障礙，造成大量國外農產品叩關，而美豬的開放與否又被認定是台灣自由化決心的展現。以含瘦肉精美豬進口而言，不僅會對我國畜牧產業帶來影響，亦會對食品安全產生疑慮。服務業部分，可能會被要求開放律師、會計師、建築師等專業。具爭議的智慧財產權、國營企業、容許投資人向地主國提起投資爭議訴訟等課題，也都不可避免要被挑戰。政府更要解除不必要的管制措施，例如修正外人投資條例及企業併購法等，以建立符合國際規範的貿易環境。

這些準備工程相當浩大，有些表面上屬於經濟議題，其所牽涉的部會卻很多。過去講到跨部會，經常跨了部會，什麼都不會。因此，行政團隊必須要充分溝通，提出解決配套措施。談判過程也應全程與立法院互動，避免要立院事後不甘願背書的窘境。

除了政府本身，政府與民眾的溝通更是重要。據報載，為了推動台灣加入TPP，不再重蹈「黑箱疑慮」，經濟部國貿局將成立「TPP溝通辦公室」，負責向社會大眾說明什麼是TPP、TPP對台灣的影響，以及政府為了加入TPP的準備工作。TPP溝通辦公室將著重於年輕朋友族群，並且依照產業別、公協會、公民團體及一般民眾等不同目標，進行說明與回應。

我認為不同於過去的溝通方式，政府應該打破以廣播、電視、研討會、說明會、公聽會等過去傳統溝通的管道，靈活運用網路的臉書、LINE等社群媒體管道或具有創意的網路平台，讓民眾有更多的管道與機會可以接受政府資訊。

「TPP溝通辦公室」更應作成一個大溝通平台，除了有效蒐集、整理，展示社會賢達、學者專家以及各政黨智庫的相關意見，並要加以回應。政府也要鼓勵任何問題都可以到平台發問，甚至嗆聲。而回答的不是只有談判辦公室或經濟部負責官員，而是各部會相關局處，只要是相關業務都應該上平台說明，作有效溝通及政策辯護。最終才能達成政府資訊透明，減少雜音，杜絕黑箱的疑慮。（作者為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

老舊的年金制度是中華民國財政最大的黑洞，更是台灣「債留子孫」的最大禍源。政府的債務總額，中央政府約6兆元（含一年之內到期的短期債務），地方政府1兆餘元，其實都在可以控制的範圍之內，但是關於年金給付的「潛藏負債」高達18兆元，這些所謂的未提存退休金（Unfunded Gap），將來仰賴政府稅收來填補，必須靠我們後代子孫的稅收來給付，無疑是血淋淋的世代剝奪。

來自退休金提撥不足的18兆元潛藏負債，每年還在以8千億元的速度向上攀升，但是中央政府目前每年的支出也就在2兆元左右，馬英九總統任內每年還需編列2,000億元左右的赤字來支應年度支出。每年新增退休金的潛藏負債，是年度赤字的四倍、中央政府年度預算的40％，這將會把中華民國財政帶入萬劫不復的深淵。如果惡化的趨勢不加以扭轉，蔡英文必將淪為「乞丐總統」，台灣因此陷入財政破產、社會崩潰的地獄，將是全民的災難。

年金之外，長照也是一個迫在眉睫、與社會安全息息相關的挑戰。2015年是台灣的「銀色海嘯元年」，1949年政府播遷來台，第一年出生的戰後嬰兒潮全部跨過65歲門檻，進入退休大門。在二次大戰時期，台灣每年出生嬰兒數也就10萬人上下，1949年那年，嬰兒人數倍增到20萬人，到了民國43年次，當年新生兒更暴增到30萬人，此後持續三十年不墜。

也就是說，台灣社會正在快速被銀色海嘯退休族淹沒，這些新進的退休族，過去在職場呼風喚雨，如今面臨孤獨終老的生涯轉換，如何維持健康活力，甚至繼續對社會有正面的產出（Productive Aging），是新政府最重要的課題之一。

在政府財政如此困難的惡劣環境下，同時推動年金改革與老人照護政策，看起來是不可能的任務。年金改革要犧牲全民的福利，老人照護又要龐大的財源來支應，台灣過去養成「福利加碼」的民主惡習，給出去的福利收不回來，新的福利政策又都得花大錢，而且稅金花在老人身上，不會創造稅收；隨著老人健康的衰敗，年紀越大、花費越高，負面效應永無止境。

我們認為，政府推動年金改革與老人長照，必須要跳開現有的思維，從「產業創造」角度來思考這兩個政策；當我們能夠以前瞻性、全面性的觀照來看這兩個政策，一個嶄新、具有希望、而且福澤全民的改革政策，就有成功的機會了。

我們在此提出「發展長照產業的年金改革政策芻議」，供新政府參考。目前公務部門每年發放的月退俸，預算分散在中央部會、地方政府以及各事業單位，如果加總起來看，粗估每年發放的軍公教以及勞保的退休金，應在新台幣2,500億元以上，而且逐年上升的趨勢非常明顯，很快成為政府最大的支出項目。

為了解決此一問題，首先政府應該公開說明年金制度的現況與預估，以透明、負責任、不誇大的原則，攤出來給全體國民看。如果依照現有的制度，不消十年，不要說軍公教退休基金全數破產，連政府財政都會希臘化，因此重新設計一個領得長、領得久、領得到的「永續年金」方案，才是創造所有國民最大利益的抉擇。年金改革是政治問題，政府必須先與國民建立年金改革的共識，這是蔡英文在競選期間不斷宣揚的理念；至於問題的真相、風險的推估，都有待政府正式上任之後，秉著誠實的態度與全民充分溝通，爭取認同。

接下來，就能討論每年2,500億元以上的退休金給付，是否有更為彈性、更具效率的使用方法。蔡英文選前提出每年300億元長照預算，財源要從加稅來支應，實際上300億元應該是捉襟見肘的節約方案，加稅也必然帶給社會經濟負擔的壓力，如果人民能夠同意從每年超過2,500億元的退休現金給付中，撥用一部分作為長照產業發展基金，不僅可以獲得充沛的財源來發展長照產業，做出高品質的長照服務，最終利益也是回饋給退休族，這就是我們所提「發展長照產業的年金改革政策芻議」的核心理念。

從退休族個人的角度來看，一位每月只領兩萬元退休金的老兵或退休勞工，應該還是繼續領取基本生活所需的現金給付，但是一位原本月領8萬、10萬元的教師與將軍，給付的結構就可以轉為大部分現金、以及一部分「長照產業發展債券」，因為退休族必然會使用到長照服務，眼前將多餘的現金轉換為未來使用長照的權利，政府又可以因此發展出完整、先進的長照產業。這是值得政府與全民思考的前瞻策略，更是創造雙贏的最佳方案。

晚上9點半左右登場的蔡英文則向選民們，尤其年輕人，引用了2014年3月18日發生的「太陽花學運」的口號——「自己的國家自己救」， 她呼籲：「拜託大家，這個國家，還需要各位在後面推它一把，如果你還在猶豫，請不要再考慮，坐上巴士、坐上火車、坐上高鐵，用任何方式，明天一天要回家投票」，並強調「這是新政治的起點」。

第二天，太陽出來了。

中午前後，我走進了位於忠孝東路3段和敦化南路1段的四處投票所。沒有擁擠，沒有混亂，場景有序。在台灣，人民用投票的方式選擇自己領導人看似已是常態。

我在敦化南路1段190巷38號的投票所認識的陳先生投了民進黨。曾與中國大陸有過生意往來的他對我說：「這次選舉是一次機會，國民黨權貴，欺騙老百姓」，並主動提出給我介紹「參加了太陽花學運的我兒子」。

陳先生的兒子陳威仲負責DJ的嘻哈搖滾音樂人，他跟其他幾名夥伴一起經常在台灣各地舉辦演唱會，用音樂的方式表達他對台灣的熱愛和政治訴求，並呼籲年輕一代覺醒，從公民運動的角度推動台灣發展。我在陳先生的陪同下走進他兒子陳威仲的工作室，開始跟他聊天。我問怎麼看這次大選時，他表達了與父親不同的看法，說：「我不認為這次選舉是一次機會，接下來台灣政治將進入冰河期。」我接着問他以及組織太陽花學運的夥伴們是如何評價那場佔領立法院，反對馬英九政權與中國大陸簽署《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運動，他用乾脆的口氣回答說：「失敗，政府還會繼續簽。」

經過選舉前幾天的深思，他最終還是投給了民進黨。他以及其他不少選民渴望看到的是台灣更大膽的變局，以及能夠推行變革的領導班子。

充滿「挫敗感」的太陽花學運骨幹們成立了新政黨——時代力量（New Power Party)。該黨得到民進黨的支持，在選舉中突飛猛進，恐怕是這次台灣選舉的一個看點。這次選舉中，蔡英文獲得約689萬票（得票率56.12%；朱立倫為約381萬票），民進黨在立法院113總席次中獲得68位席，即單獨過半；時代力量獲得了五個席位，其中的一席被稱為「學運戰神」的該黨主席黃國昌贏得。 他在選舉結果出來之後召開記者招待會時表示，「未來會支持民進黨推動的改革，也會理性監督新政府。」

這次選舉讓我留下較深印象的是包括時代力量在內的小黨的出現（新黨、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台灣團結聯盟、信心希望聯盟、民國黨、軍工教聯盟黨、中華統一促進黨、自由台灣黨、台灣獨立黨等），以及這中間體現出來的「第三勢力」的崛起。比如，2001年成立的台灣團結聯盟（簡稱」台聯）在2016選舉政見中主張：」強化台灣經濟主體性及產業自主發展，反對快速傾中、依賴中國的經濟政策；反對ECFA （2010簽署的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反對兩岸沒有台灣優先的貨貿協議、反對以開放中國為主的經濟示範區。根據中央選舉委員會在這次立法委選舉結束後公布的統計，從政黨票得票率來看，台聯獲得了2.51%，在18個政黨中排名第7，除了民進黨（44.06%）、國民黨（26.91%）、親民黨（6.52%）以外，僅次於時代力量（6.11%）、新黨（4.18%）、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2.53%）。另外我覺得不容忽略的是，在選舉活動中時刻強調「告別藍綠之間吵來吵去」的親民黨主席、總統候選人宋楚瑜，超出不少人的預測，獲得了約157萬票（他在2012年競選總統時只獲得約36萬票）。

據我觀察，這麼多小黨出現的一個間接原因，或許是通常以「藍」和「綠」為標誌的國民黨和民進黨在台灣政黨政治中的核心焦點——兩岸關係上日益且不得不採取模糊態度和中間路線。比如，通常被認為具有「台灣獨立」傾向的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在整個選舉活動中圍繞有關大陸與台灣達成的「九二共識」採取不承認，不反對的模糊態度，其說法為：「不否認1992年兩岸香港會談的歷史史實，認同雙方秉持相互諒解精神，求同存異；九二共識不等於全民的共識，是一種選項，但不是唯一的選項。」對此，有不少原來的民進黨的支持者是不滿意的，他們呼籲蔡英文公然反對並否認九二共識的存在。再比如，台灣民間普遍感受近年台灣經濟很差是因為過於向中國大陸開放和依賴 ，在此情況下，國民黨在如何處理與中國大陸的經貿聯繫方面，也不得不變得謹慎一些。成功大學法律系教授許忠信17日對《自由時報》表達的觀點在我看來符合廣大台灣選民的看法：「自從簽下ECFA後，在中國磁吸效應下，台灣民間投資反而衰退，外資也不來，導致國內經濟停頓，薪資不成長。因此，新政府上任後，應該兩岸經貿先冷卻下來，並加強與歐美日等先進國家的貿易關係。」

無論是民進黨在「九二共識」上採取模糊立場，還是國民黨在與中國大陸的經貿關係上不得不採取謹慎的態度，最根本的成因還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崛起。在其不確定卻切實的崛起面前，民進黨在政治議題上不得不收斂一點，國民黨在經貿議題上不得不謹慎一點，均認為這樣才有可能迎合台灣廣大民眾在中國崛起面前所抱有的矛盾心理。

其矛盾心理正在加深，並變得越來越複雜，難以化解。台灣選舉結束後一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民進黨人士對我表示，「其實，前一陣關於中國經濟，尤其有關股市的負面信息讓台灣選民進一步覺得不應該過於依賴中國市場，催化他們把票投給民進黨。當然，前一天發生的『周子瑜事件』 也起到了類似的作用」。

可見，在習近平執政下似乎徘徊的經濟政策和繼續高漲的民族主義對中國大陸的對台工作帶來了一定的壓力，對兩岸關係則帶來了一定的變數。

兩黨採取模糊態度和中間路線或許迎合了台灣社會的「主流」民意，但立場的模糊和主張的曖昧卻排除了兩黨原有的支持者。我告訴這次有機會交流的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教授何明修自己的觀察之後，他回應說，「我認同這麼多小黨作為『第三勢力』的出現，跟最近台灣政黨政治傾向於中間路線的近況的說法。因為光靠藍綠兩大陣營，已經難以呈現台灣內部的多元利益和價值訴求，尤其是年輕人的。」據他介紹，有不少小黨是從國民黨分離出來的，例如軍公教聯盟，代表宗教保守勢力的信心希望聯盟、民國黨。民進黨沒有這種情況，比如時代力量、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那群人的觀點本來與民進黨有所不同。他們並不是『泛綠』，而是台灣近年來新浮現的』公民運動。

經選舉前後在台灣的觀察，我產生了一個疑問，即台灣政治是不是已經不能在原來過於簡單化和二元對立的「藍」和「綠」的框架之內獲得解釋和建設？對此，我的初步思考是，接下來我們可能有必要嘗試更多從政治學裡的普遍解釋視角——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更通俗一點地說，左派和右派，從中延伸出來的偏左和偏右、極左和極右等——來討論台灣政治。就與這些政治立場相關聯的經濟社會政策而言，據我觀察，國民黨傾向於重視市場的作用，主張開放國內市場，民進黨則傾向於強調政府在利益分配中的作用。不過，圍繞這次選舉中成為焦點的薪資水準、住宅環境、產業結構、競爭優劣、對外開放、食品安全等議題，我卻看不清民進黨和國民黨之間的政策主張以及其背後的思想根基和價值理念有哪些區別。在台灣，依我淺見，關於政府與市場的關係這一極為根本的問題的政策討論似乎稀少，遠遠少於藍綠之間的口水戰和名嘴之間的互罵戰。

所謂中國元素如何影響了這次台灣大選，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

這次蔡英文率領下的民進黨獲得大勝的基本原因，可以說是國民黨執政下的台灣經濟的停滯（比如，2015年台灣國內生產總值第三季度為負增長），以及馬英九總統無法推出有效的解決方案，實施具體的應對措施。另外，國民黨內部持續不斷的醜聞和難以擺脫的權貴形象，也導致喪失人民對它的信任和耐心。

希望扭轉形勢的國民黨在選舉活動中卻沒有把重點放在「如何拯救台灣經濟」上，甚至有意迴避，而始終追究蔡英文接不接受「九二共識」這一問題。但是，我認為，去年11月舉行的「習馬會」對圍繞國民黨的選舉情勢來說，明顯起到了弊大於利的作用。在不少選民因國民黨離中國大陸太近而感到厭煩的情況下，按道理，國民黨應該一邊巧妙地「再平衡」原來對大陸的政策，一邊大膽地提出拯救台灣經濟的發展方向和具體方案，而不執着於追問蔡英文如何面對「九二共識」。

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國民黨在選舉戰略上把中國元素用錯了。民進黨反而通過在「九二共識」面前採取模糊態度的方式，巧妙規避了中國元素可能帶來的壞處。畢竟，民進黨的支持者裡面也有人認為跟中國大陸的經濟和人文往來很重要，為此，兩岸之間的政治基礎必不可少。蔡英文這樣做，首先是給與中國市場有生意關係，以及認為兩岸關係的穩定與繁榮離不開「九二共識」的台灣選民看的；其次是給把「九二共識」作為對台工作的政治基礎的中國共產黨看的；最後是給呼籲，甚至要求兩岸關係保持穩定和良好的美國當局看的。

總之，在處理中國元素這個問題上，應該說，蔡英文表現得比朱立倫更加務實、自信、有策略。這一對比這樣那樣地影響了選舉的結果，也可以說，中國元素實際上幫助蔡英文成了台灣第一女總統。

這次大選的結果如何影響兩岸關係？在這裡，我提出三點判斷。

首先，台灣政治史上第三次政權輪替後，兩岸關係不會發生根本性變化，但蔡英文會更多從台灣本土的政治體制、安全關切、輿論基礎出發，不輕易與北京方面發展關係，尤其政治關係，包括經貿關係。這一點比較赤裸裸地體現在蔡英文作為總統當選人在國際記者會的致詞中表達的一段話：「兩岸都有責任盡最大努力，尋求一個對等尊嚴、彼此都能夠接受的互動之道，確保沒有挑釁，也沒有意外。」她強調，「台灣的民主制度、國家認同、與國際空間，必須被充分尊重，任何打壓，都會破壞兩岸關係的穩定」。

其次，兩岸關係很有可能出現「政冷經熱」的局面。討論接下來兩岸關係里的政經議題，關鍵還是要看雙方怎麼面對「九二共識」。這次在台灣居留的時間裡，我向若干參與選舉活動的知情人士和緊密觀察選舉動態的台灣知識分子詢問蔡英文當選總統後會不會公開支持或接受「九二共識」，結果，沒有一個人回答「會」。我認為，也不會。

他們反問我，在蔡英文不公開支持「九二共識」的情況下，習近平會不會跟蔡英文見面？對此，我回答，「不會」。問題是，這個並不妨礙兩岸推進經貿、人文、旅遊等領域的正常交流。我所見到的知情人士裡面，甚至有人提出，獲得『完全執政』之權力的蔡英文在兩岸經貿關係的推動方面，有可能會做得比馬英九多。除非蔡英文公然否認「九二共識」或做出有關所謂「台獨」方面的言行，北京方面不會拒絕與台灣方面發展經貿關係和民間交流。我判斷，蔡英文不會這麼做，當然，她也不會像馬英九那樣積極發展與北京方面的政治關係。由此判斷，「馬習會」給兩岸關係帶來領導人會談機制的可能性很低，很有可能被歷史學家描寫為「一次性」的。不過，我推測，假如北京方面確認了蔡英文不會承認「九二共識」之後，有可能敦促台北方面提出替代「九二共識」，能夠讓中共可以接受的具體方案，由此重啟兩岸領導人之間的會談機制。

最後，蔡英文用「維持現狀」來表述她對兩岸關係的立場，至於她具體怎麼做，還有待觀察。這個一方面取決於蔡英文和民進黨如何交接馬英九和國民黨在兩岸關係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蔡英文接下來跟她幕僚們如何梳理「完全執政」與「兩岸政策」之間的關係，並給予什麼樣的規劃。另一方面是取決於北京方面採取什麼樣的政策，以及在中共執政下的中國大陸將發生什麼。

台灣選舉結果公布後新華社立即發表的評論《不畏浮雲遮望眼－－且談如何看待台灣「大選」投票結果》里指出：「台灣政局變化，在兩岸關係歷史進程中不過是過眼雲煙。從根本上說，決定台灣前途、兩岸關係走向的關鍵因素是大陸的發展進步。」 我對這段話的解讀是：只要大陸方面快速地、足夠地發展，台灣方面一定逐漸傾中，最終能夠和平統一。

不過，倘若北京方面光靠經濟實力和市場規模這些源於「發展是硬道理」的元素來展開對台工作，其政策恐怕效果不佳，不斷落空。據我觀察，跟馬英九相比，蔡英文明顯具有強調台灣自由民主的體制和價值觀的政治風格。比如，她在國際記者招待會上主張，「我們也再一次告訴了國際社會：民主的價值，已經深入台灣人的血液；民主的生活方式，更將是2300萬人永遠的堅持。」

那麼，如果北京方面準備繼續發展跟民進黨完全執政下的台灣的關係，除了打經濟牌和市場牌，務必認真探索如何以尊重自由、民主、法治等普世價值的方式加強與台灣當局的溝通紐帶，吸引後周子瑜事件時代的台灣公民。

談到分配不公、不義，其正面訴求就是公平（equality）、正義（justice），存在兩個基本概念：一為發展機會的均等，追求起跑點或立足點的公平，亦即在自由競爭市場上，人人應有同等參與競爭並取得成果的機會。一為分配結果的公平，藉由競爭市場機能的有效運作，機會均等精神的發揮，其結果就能合乎分配正義。曾任美國尼克森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奧肯（A. M. Okun） 指出，機會均等為分配結果公平的基石。

自由主義經濟學者一向重視市場機制與資源配置效率，輕忽所得及財富分配的公平性。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盧卡斯（R. Lucas）認為，分配不均問題不是經濟學研究的重點。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 （F. A. Hayek ）指出，具機會均等且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實為符合資源配置效率及社會公平的制度；任由政府出面強行干預市場機能，反會造成社會不公，而允許分配結果差異為社會進步動力。亦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傅利曼（M. Friedman ），同樣反對「分配結果均等論」。

然在疊代傳承的動態社會中，縱使「最初狀態」合乎機會均等，市場機制也無失靈，仍會因這一代分配結果不公而影響下一代機會均等，尤其是財富的累積；何況，在現實社會中，發展機會不均、市場機能失靈、分配結果不公成為普遍存在現象。面對此種困局，需要政府公平、有效率介入，成為「必要之惡」；而在民主社會中，人民應監督政府做得更好。

由於機會不均必然帶來分配不公，故在機會均等方面，政府應保障人民生存權；公平合理的課徵遺產稅、富人稅，縮小貧富差距，讓每一個人平等的站在起跑點上；均等提供人民受教育、工作及創業的機會。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托賓（J. Tobin）更從消費面及生存權，提出商品平等主義（commodity egalitarianism）的概念，包括食物、基礎教育、住宅、醫療、養老等方面，人人能公平合理消費，尤其是對弱勢者的照顧。此與財政學大師馬斯格瑞夫（R. A. Musgrave）的殊價財（merit goods）觀念相通，成為矯正機會不均與分配不公的良藥。至於哲學家羅斯（J. Rawls）在《正義論》中，更是關懷弱勢，強調追求「最弱勢者的最大幸福」。

機會均等與分配公平本為人民訴求及政府職責所在，不可偏廢。然而現實生活中，政府在事前未能創造機會均等的環境，事後又無法有效改善分配結果；加上市場機能受政治與利益團體扭曲，政府管制、保護、獎勵、減稅措施普遍存在；並且縱容市場壟斷、外部不經濟、資訊不對稱等市場失靈現象；更因貪污、競租、官商勾結等政府失靈現象橫行，以及財團、官僚、民代所形成的「鐵三角」關係，成為助長不公不義的幫凶。市場機能與政府效能雙雙失靈，以致財富向少數人集中，貧者卻無立錐之地。諾貝爾經濟學獎大師史迪格里茲（J. S. Stiglitz）一再大聲疾呼，當分配不均問題非常嚴重，金字塔頂端1％與其餘99％對立時，社會將分裂、對抗與不安，所付代價將無比昂貴。

在台灣，從出生到死亡之生命周期中，或是在世代間，已處處見到不公平對待。在機會不均上，例如富有家庭擁有大量遺產卻稅負極輕，受教育機會也因財富與所得高而過度享有；在分配不公上，例如稅制不能量能課稅，社會保障呈現不足與不公現象，年金制度在不同職業、世代間差別待遇，潛藏性債務更是禍延子孫；凡此種種，使得政府在追求公平正義上的角色盡失。未來政府實應加速推動財政、稅制、教育、土地、年金、福利等方面的改革，有為者豈可輕忽！

人民幣缺乏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的技術障礙既已解除，各國官方機構有可能在其儲備資產組合中增加人民幣資產的比重。目前全球已有超過40個國家央行已經或正在準備把人民幣納入外匯儲備，據招商證券估計，中期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份額將從目前的1％左右，增加到2％～4％。各國選擇離岸市場、QFII、RQFII，以及中國大陸銀行間債券市場等管道配置人民幣資產，將會推動市場機構和投資者持有更多人民幣，從而擴大人民幣在金融交易中使用。

有專家指出，從收益率與主權評級水準來看，目前人民幣資產是一個不錯的投資選擇。不過，未來國際投資者願不願意增加持有人民幣資產，除了決定於報酬率，還要看人民幣交易的成本（指交易的便捷性）、交易價格（指市場化程度、匯率穩定性），更重要的是投資人對大陸經濟發展前景的信心。換言之，國際投資人在資產配置的投資決策上，人民幣入籃與否不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關鍵的是大陸經濟基本面表現、人民幣前景，以及金融改革的進程。

受到全球經濟疲弱、外貿萎縮的影響，去年全年外貿呈現負成長已成定局。12月份生產者物價指數（PPI）下降5.9％，已連續46個月為負值，反映了國內產能過剩和與全球商品價格有關的輸入性通縮壓力。通縮壓力有增無減，是目前大陸經濟面臨的最大難題。官方最新公布的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只達49.7，在景氣榮枯現以下，其中新訂單和出口訂單兩項指數都呈現負成長，顯示大陸經濟前景不容樂觀，國際預測機構紛紛調降大陸經濟成長的預期。

近期大陸經濟基本面乏善可陳，再加上資金持續外流，2015年外匯儲備減少5,126.56億美元，減幅逾13％，導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走貶。在經濟基本面欠佳，以及貶值預期心理作祟下，短期內幾乎沒有升值空間，尤其，市場預期美國即將加息，一旦付諸行動，有可能帶動美元指數上揚，加上歐洲經濟復甦前景不明，弱勢歐元或將進一步推高美元匯率，讓人民幣承受更大貶值壓力，人民幣匯價後市很難看多。

盱衡目前國內外經濟情勢，推測未來人民幣兌美元走將呈現雙向波動趨貶，貶值的幅度則決定於宏觀經濟基本面表現。有鑑於近期大陸經濟形勢變化對其他經濟體，特別是對周邊國家的衝擊愈來愈明顯，未來人民幣更廣泛使用，匯率波動造成的衝擊程度可能更大，增持人民幣資產存在巨大的風險，必須預謀控管對策。

也就是說，去年美股指數雖然收了平盤，卻是少數大型龍頭股撐盤的結果；史坦普500成分股中，市值最大的十支股票，包括臉書（Facebook）、亞馬遜（Amazon）、網飛（Netflix）、谷歌（Google）以及微軟在內的大型股，平均年度漲幅高達21％。其他80％的上市公司，年底的股價卻已經回檔超過一成以上，有將近一半的上市公司，更出現距離高點跌幅20％、符合定義中的空頭走勢，這種外強中乾的結構，是七年來首見的現象。

類似的外強中乾現象，同樣出現在歐洲、日本乃至台灣股市上。這是資金簇擁進入被動式的ETF指數型基金的原因與結果，散戶資金集中給ETF的經理人，投入占權值比重較大的少數龍頭股，產生拉抬指數最強的效果；這些被資金追捧的大型龍頭股，也因為漲幅超過指數，讓ETF的績效可以輕易打敗大盤。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市場震盪幅度大幅升高，2015年史坦普500指數，高達72天出現一天之內上下震盪幅度超過1％的現象，這代表史坦普指數一天上下20點以上的震盪，道瓊指數則是一天180點左右的高低差；更甚者，去年全年史坦普指數當日的高低差平均達到23點，已經超過指數的1％。這兩項波動指標，都創下金融海嘯以來的最高紀錄，也是顯示市場投資人忐忑不安的最佳證明。

新年新希望是每個人最大的期盼，不幸的是，當前國際情勢卻不容許我們過度天真樂觀。走出波動的2015年，迎接我們的可能是更多意外、更劇烈的變動。讓大家餘悸猶存的大陸股市熔斷機制只是一個例子，北韓突然進行氫彈試爆，以及中東爆發的沙烏地與伊朗衝突，都是將要徹底扭轉國際政治秩序的重大改變（Game Changer）。如今，即將卸任的美國總統歐巴馬為了槍枝管制焦頭爛額，德國總理梅克爾在新年祝詞花了7成的時間只講難民問題，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為了人民幣資金外逃與股市重挫找不到解法，北韓、波斯灣國家這些小鬼拖著大人跑，全球政治與金融的遊戲規則，恐怕在2016年將出現無法預期的改變。

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的衝突，距離我們雖然遙遠，帶給我們的衝擊卻將直接而猛烈。中東情勢是歷史、宗教、地緣政治以及國際金融情勢總清算的綜合併發症，為此去年美國總統歐巴馬、國務卿凱瑞主導，聯手六個主要國家，經過20個月的漫長談判，才在7月15日達成協議，徹底斷絕伊朗發展核武的可能，換取對解除伊朗的經貿制裁與武器禁運。

但是和平的曙光沒有延續，遜尼教派與什葉派的戰爭在中東全面開戰，爆發30年來最大的衝突，各國都拚命賣油來籌措暴增的軍費。伊朗背後有俄羅斯與中國，沙烏地則有美歐的支持，元月衝突爆發，不只敘利亞、葉門、伊拉克加入戰局，連土耳其與以色列都進場梭哈，各個小國都想把美歐中俄等大國捲入，後果不堪設想。

與台灣距離較近的南北韓情勢，也是同樣小鬼綁架大國、大國束手無策的衝突模式。大陸與美國雖然同聲譴責金正恩的挑釁行為，卻沒有如何懲處金正恩的準備，大陸拉緊南韓朴槿惠，主要就是為了金正恩政權垮台預做準備，但是美國拉著日本與南韓和解，藉著慰安婦事件又把傾中的朴槿惠拉回到美日陣營。美國樂見金正恩倒台，在氫彈試爆後重提經濟制裁的議題，中國則因為擔憂北韓經濟崩潰，拖垮已經疲弱的中國東北，結果朝鮮半島的情勢實際上也跟中東一樣，大國沒有具體共識，一步一步走向全面衝突的臨界點。

2016年將是國際地緣政治變動劇烈的一年，令人擔憂的是，不論美國、中國、德國、法國或是俄羅斯，都各自陷入嚴峻的政治或是經濟困境，從東北亞、南海、中東一直到中南美，到處都存在引爆點，到處都有已經陷入經濟衰退的小國家，無所忌憚地採取挑釁行為，國際油價沒有支撐地跌破歷史新低，是經濟與政治動亂的病徵；動盪到讓投資人昏頭轉向的股市，一時三刻不可能平靜下來，2015年已經外強中乾的全球金融市場，面對基本面反轉向下，又遭逢難以預測的地緣政治衝突，勢必還有一番苦頭要吃。

然而，如果將國內青年低薪起薪的現象，是「馬政府」或「王主委」之責任，也是不盡公平。歸咎其原因，此乃1990年代中期之後，在知識經濟的興起擴散及電子資通產業之蓬勃發展下，大幅提高廠商的經營效率，卻又同時衝擊勞動市場之就業型態，其結果除讓部分的族群被迫面對產業結構調整所衍生的失業危機外，相對也會因個人職場能力的不同而擴大薪資所得之差異，使得部分青年因競爭條件較弱而難以取得較佳薪資，久而久之陷入青年貧窮現象。

無庸置疑，政府未能未雨綢繆推動下一世代國際性或先導型競爭產業，更是責無旁貸。亦即多年以來，政府在產業政策調整上，似乎未能落實因應產業發展趨勢，加速推動以加工製造為主的傳統產業升級轉型，同時扶植新興產業發展，讓促進台灣經濟成長憑藉的基礎逐漸受到侵蝕。

亦即過去20年以來，台灣政治領域在開放下，歷經政黨的輪替、國會之改革更加自由民主化，相對經濟層面卻是在意識形態糾葛下，面對中國大陸經濟崛起的威脅、區域經濟整合之挑戰陷入困境孤立化，不僅造成代工模式轉型遲緩、高端產業不斷出走，而且導致民間投資意願低迷、高薪就業機會減少，這些內外因素夾擊之下，使得國內青年薪資起薪成長不易。

換句話說，1990年代中期之後，因「執政失能」或「行政怠惰」，而導致台灣產業創新轉型落後，是造成近年青年持續低薪的關鍵，否則朝野政黨不需僅為「22K」或「25K」的是否正確淪為爭執辯論不休之地步。此外，青年起薪因產業型態、工作地區、專業領域、職務內容、給與制度等不同，而有所差異，起薪超過「25K」的榮幸與不及「22K」之屈辱，對於青年而言，其實難以比較其所存在的意義。

面對總統大選投票日期接近，很遺憾地，朝野政黨迄今尚未提出較全方位、前瞻性的促進台灣產業升級治國大綱，尤其因應中國大陸一帶一路戰略、美國重回亞洲戰略、TPP完成簽署、RCEP加速談判、日本與新興經濟體的產業合作布局、南韓與各大經濟體之FTA生效實施等國際經濟環境急劇變化之下，過去所提出的產業發展思維，恐將無法讓台灣迎接未來全球自由貿易競爭發展之挑戰。誠如最近產業各界心急氣壞對未來國家領導人的喊話之中可以看出，其對台灣未來產業升級的憂慮。

很顯然地，青年低薪就業議題所涉及之層面頗為廣泛，如果持續不斷惡化，其在社會族群上所形成的兩極化差異性現象，對於未來台灣整體經濟發展極為不利，甚至成為政府包袱。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南韓近年也是面對與台灣類似的青年就業不易與薪資偏低困境，特別將改革勞動市場，增加青年就業與提高薪資列為四大改革之首要政策。

在此同時，我們所以不厭其煩陳述解讀目前青年就業不易與貧窮所存在的事實，乃是期待朝野政黨總統候選人與其辯論青年低薪就業議題，不如重視台灣產業升級所面對的困境，並且研擬標本兼治政策，藉以提高企業在台投資意願，進而創造更多高薪就業機會，以防止青年陷入貧窮之暈染。唯有如此，近年以來已危及台灣經濟發展的青年低薪就業現象，始可迎刃而解。

美國經濟既然早已歩上創新驅動，成長穩定，其經濟問題的核心遂是景氣循環、是避免大起大落（如1929經濟大恐慌、2000年網路泡沫、2008金融海嘯）的波動式衝擊。但是台灣當前的經濟問題卻是轉型，不是景氣，思考模式與美國截然不同。打個比方：某甲沒有宿疾，需要擔心的問題是日常感冒、營養均衡之類的作息照料。某乙因重病而多重器官衰竭，迫切需要把病給治好。如果某乙大病不醫不治，卻整天學某甲擔心感冒、服用維生素，那麼恐怕是該去好好檢查腦波，看看是否思考短路。

景氣起伏時通常受害者是經濟弱勢者，因此最低工資、失業率對美國都是重要的問題。然而台灣的失業率相對於國外一直是低的；我們確實15年薪資凍漲，但那是肇因於產業外移、轉型不順，整體的勞動生產力起不來。要解決這個問題，關鍵當然在產業轉型、開創新產業動能，而不是去調整最低工資。如果認為產業轉型的問題都能靠簡單的「加薪」法案解決，那麼此人更該去做全身斷層掃瞄。

美國是大國，常常自比為「世界」，國內運動冠軍就自稱是世界冠軍。相對而言，大國比較不需要考量「國外」的吸引力。此外，創新驅動經濟就是靠領先營運模式而開創商機，大國國內市場往往就足夠支撐新營運模式。因此，美國調整工資比較不需要擔心產業外移，也比較不害怕產業動能流失，因為他們國內就夠大夠主流。但是台灣不然：一則我們還有不少產業在拚成本、二則「外移」一直都是不少台灣企業的選項、三則台灣市場小，難以發展新營運模式，不得不關注國外磁吸。台灣若是民粹式的、喊價式的壓迫企業調薪，後遺症遠比美國來得大。

美國聯名的600多位經濟學者與我熟識的不少。我問其中一兩位他們的主要關切點，答案都是「公平」。美國的貧富差距遠比台灣嚴重，跨代財富流動極差、CEO與一般勞工薪資比動輒上百倍。那些靠最低工資渡日的，也是在不景氣時受傷最重的一群。這一大群聯名致函的經濟學者絕大多數是比較「左」的；他們關注的是分配議題，而不是成長問題。更何況如前所述，美國的成長問題也不太需要擔心。在台灣，左派右派從來不是對立的焦點，而當前迫在眉睫的經濟轉型課題，更是與分配問題互相平行。硬要把台灣問題與美國學者的意見牽拖，挾洋自重，那應該去精神科掛急診。

真的要援引美國經濟諾貝爾獎得主的意見，也不能只挑自己喜歡的談。2015年，諾貝爾獎大尾Joseph Stiglitz明白反對Obama的TPP規劃，批評用詞極重，說總統大人犯了嚴重錯誤。媒體甚至說Stiglitz打了Obama一耳光。既然美國諾貝爾獎開駡了，怎麼樣，台灣是不是也該反對加入TPP啊？去年，也有好幾位美國經濟諾貝爾獎聯名寫信給總統，反對國會預算平衡法案，而且聯名者與「調整基本工資」論者名單差不多。怎麼樣，台灣連年赤字預算，是不是也要挾洋自重，反對預算平衡，繼續舉債破表啊？

有時候，我對台灣少數自認是財經專業卻不讀書的人，真的感到遺憾。他們唸過的總體經濟經濟學文獻，大都是1990年之前的，所以渾然不知1990年後創新經濟的理論與意涵。老美教科書通篇景氣循環，他們在台灣也就跟著談景氣循環、短期預測、燈號轉變。他們自己不用功，卻喜歡用一知半解的道聽塗說，向政治人物妖言惑眾、向記者與媒體招搖撞騙。他們的學問是最不堪的，卻是最喜歡涉入公共事務的，成為「無知誤事」的典型。他們內心非常清楚自己的淺薄與卑微，卻永遠站在人群前排，用自大語言遮掩其自卑。

台灣需要能解決問題的人。但是需要做腦波檢查、膝蓋檢查、精神檢查、斷層掃描的，絕對沒有解決問題的能耐。

去年最後一個交易日，美國股市重挫收盤，俄羅斯的匯率創下歷史新低，巴西、南非股匯雙跌；今年第一個交易日，亞洲股市全面重挫，上海、深圳出現7％的暴跌走勢。種種跡象顯示，國際金融市場動盪並沒有因為進入2016年的新年度而稍歇，如果情勢繼續惡化，金融海嘯之後再一次的嚴苛考驗將極有可能出現。

金融市場威脅的震央來自石油，重災區則在中東各國與俄羅斯。普丁政權看似大權在握，但是俄羅斯在他掌權十六年之後，對於石油財政的倚賴度達到史無前例的高點。從2014年3月兼併克里米亞至今，將近兩年的時間，普丁幾乎把過去十五年累積的石油儲蓄都消耗殆盡了，俄羅斯的外資餘額，從2014年第二季的7,320億美元，狂降至去年第三季的5,216億美元，外資銀行在兩年之內抽走超過兩千億美元的資金。普丁十五年來累積的石油儲備，今年即將花光，外匯存底比外債還少兩千億美元，政府預算赤字超過新台幣一兆三千億元，金融與財政明顯都已經捉襟見肘。

俄羅斯承受一年半的金融制裁，通貨膨脹高達13％，國民支出劇減10％，零售銷售額年減13％，GDP衰退3.5％。這些都是政府的官方統計，實際上，俄羅斯新年傳統家庭聚餐桌上，必須要有一道「新年沙拉」（Salad Olivier），這道有多樣珍貴食材與民生必需品的綜合沙拉盤，在俄羅斯常被當作物價漲跌與經濟榮枯的庶民指標，今年「新年沙拉」售價飆漲35％，但是人民收入不增反減，還有超過兩百萬人跌入貧窮線下。

俄羅斯因為油價重挫而導致金融崩潰。油價重挫造成美元流動的強烈緊縮，過往出售一桶石油可收入一百美元，如今剩下四十美元，國際美元的緊縮壓力，遠遠超過FED的升息，如此緊縮已經持續一年半。普丁為了維持政府龐大的支出，不斷超產石油，正是OPEC無法減產的原因之一；中東各產油國也面臨財政壓力，即使在油價重挫六成之後，仍然必須飲鴆止渴，超產求現金。俄羅斯、中東產油國，以及已經崩盤的巴西、匯率劇貶四成的阿根廷，還有諸多財政困窘的新興市場國家，2016年都將面臨到最終的審判日，如果國際油價無法回升，全球金融市場非常可能會出現難以想像的震盪。

但是，政權交替的台灣政黨與政治領袖，卻都忙於內部權力安排；新政府尚未就任、沒有實質掌政權力，舊政府即將下課，進入看守狀態。我們當然期盼國際情勢能夠繼續維穩，然而台灣只是汪洋大海中的一艘小船，國際經濟一旦發生波動，對台灣將帶來劇烈的震盪，我們的政黨領袖們，要如何因應？

蔡英文、朱立倫、宋楚瑜三位候選人，都在元月三日的電視辯論中強調「團結」，民調最高的蔡英文還提出當選後立刻啟動朝野協商機制。我們認為，馬英九總統與毛治國院長在大選之後，應該主動組成包含新舊政府成員的「金融穩定小組」，如果市場風平浪靜，則萬民稱幸，小組可以不必運作；萬一真有劇烈的變動，危機因應小組應整合政府資源，針對台灣的金融與經濟穩定，推出預防性的措施。

開年第一個交易日，台北股市就受到國際金融衝擊而大跌，而金管會主委曾銘宗卻因為選舉而請假兩周。曾主委對於金融安定的工作，當然並不會因為請假而空窗，但是新舊政府交接過程，必然存在太多的空窗漏洞。面對動盪越來越劇烈的國際金融情勢，任何負責任的主政者都不能掉以輕心，必須做好最壞的準備，籌組一個跨黨派、跨新舊政府，包含中央銀行、經濟部、金管會以及金融業者的預防性「金融穩定小組」，在政權交替期間，極力維持台灣的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