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缺乏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的技術障礙既已解除，各國官方機構有可能在其儲備資產組合中增加人民幣資產的比重。目前全球已有超過40個國家央行已經或正在準備把人民幣納入外匯儲備，據招商證券估計，中期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份額將從目前的1％左右，增加到2％～4％。各國選擇離岸市場、QFII、RQFII，以及中國大陸銀行間債券市場等管道配置人民幣資產，將會推動市場機構和投資者持有更多人民幣，從而擴大人民幣在金融交易中使用。
有專家指出，從收益率與主權評級水準來看，目前人民幣資產是一個不錯的投資選擇。不過，未來國際投資者願不願意增加持有人民幣資產，除了決定於報酬率，還要看人民幣交易的成本（指交易的便捷性）、交易價格（指市場化程度、匯率穩定性），更重要的是投資人對大陸經濟發展前景的信心。換言之，國際投資人在資產配置的投資決策上，人民幣入籃與否不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關鍵的是大陸經濟基本面表現、人民幣前景，以及金融改革的進程。
受到全球經濟疲弱、外貿萎縮的影響，去年全年外貿呈現負成長已成定局。12月份生產者物價指數（PPI）下降5.9％，已連續46個月為負值，反映了國內產能過剩和與全球商品價格有關的輸入性通縮壓力。通縮壓力有增無減，是目前大陸經濟面臨的最大難題。官方最新公布的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只達49.7，在景氣榮枯現以下，其中新訂單和出口訂單兩項指數都呈現負成長，顯示大陸經濟前景不容樂觀，國際預測機構紛紛調降大陸經濟成長的預期。
近期大陸經濟基本面乏善可陳，再加上資金持續外流，2015年外匯儲備減少5,126.56億美元，減幅逾13％，導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走貶。在經濟基本面欠佳，以及貶值預期心理作祟下，短期內幾乎沒有升值空間，尤其，市場預期美國即將加息，一旦付諸行動，有可能帶動美元指數上揚，加上歐洲經濟復甦前景不明，弱勢歐元或將進一步推高美元匯率，讓人民幣承受更大貶值壓力，人民幣匯價後市很難看多。
盱衡目前國內外經濟情勢，推測未來人民幣兌美元走將呈現雙向波動趨貶，貶值的幅度則決定於宏觀經濟基本面表現。有鑑於近期大陸經濟形勢變化對其他經濟體，特別是對周邊國家的衝擊愈來愈明顯，未來人民幣更廣泛使用，匯率波動造成的衝擊程度可能更大，增持人民幣資產存在巨大的風險，必須預謀控管對策。
]]>也就是說，去年美股指數雖然收了平盤，卻是少數大型龍頭股撐盤的結果；史坦普500成分股中，市值最大的十支股票，包括臉書（Facebook）、亞馬遜（Amazon）、網飛（Netflix）、谷歌（Google）以及微軟在內的大型股，平均年度漲幅高達21％。其他80％的上市公司，年底的股價卻已經回檔超過一成以上，有將近一半的上市公司，更出現距離高點跌幅20％、符合定義中的空頭走勢，這種外強中乾的結構，是七年來首見的現象。
類似的外強中乾現象，同樣出現在歐洲、日本乃至台灣股市上。這是資金簇擁進入被動式的ETF指數型基金的原因與結果，散戶資金集中給ETF的經理人，投入占權值比重較大的少數龍頭股，產生拉抬指數最強的效果；這些被資金追捧的大型龍頭股，也因為漲幅超過指數，讓ETF的績效可以輕易打敗大盤。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市場震盪幅度大幅升高，2015年史坦普500指數，高達72天出現一天之內上下震盪幅度超過1％的現象，這代表史坦普指數一天上下20點以上的震盪，道瓊指數則是一天180點左右的高低差；更甚者，去年全年史坦普指數當日的高低差平均達到23點，已經超過指數的1％。這兩項波動指標，都創下金融海嘯以來的最高紀錄，也是顯示市場投資人忐忑不安的最佳證明。
新年新希望是每個人最大的期盼，不幸的是，當前國際情勢卻不容許我們過度天真樂觀。走出波動的2015年，迎接我們的可能是更多意外、更劇烈的變動。讓大家餘悸猶存的大陸股市熔斷機制只是一個例子，北韓突然進行氫彈試爆，以及中東爆發的沙烏地與伊朗衝突，都是將要徹底扭轉國際政治秩序的重大改變（Game Changer）。如今，即將卸任的美國總統歐巴馬為了槍枝管制焦頭爛額，德國總理梅克爾在新年祝詞花了7成的時間只講難民問題，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為了人民幣資金外逃與股市重挫找不到解法，北韓、波斯灣國家這些小鬼拖著大人跑，全球政治與金融的遊戲規則，恐怕在2016年將出現無法預期的改變。
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的衝突，距離我們雖然遙遠，帶給我們的衝擊卻將直接而猛烈。中東情勢是歷史、宗教、地緣政治以及國際金融情勢總清算的綜合併發症，為此去年美國總統歐巴馬、國務卿凱瑞主導，聯手六個主要國家，經過20個月的漫長談判，才在7月15日達成協議，徹底斷絕伊朗發展核武的可能，換取對解除伊朗的經貿制裁與武器禁運。
但是和平的曙光沒有延續，遜尼教派與什葉派的戰爭在中東全面開戰，爆發30年來最大的衝突，各國都拚命賣油來籌措暴增的軍費。伊朗背後有俄羅斯與中國，沙烏地則有美歐的支持，元月衝突爆發，不只敘利亞、葉門、伊拉克加入戰局，連土耳其與以色列都進場梭哈，各個小國都想把美歐中俄等大國捲入，後果不堪設想。
與台灣距離較近的南北韓情勢，也是同樣小鬼綁架大國、大國束手無策的衝突模式。大陸與美國雖然同聲譴責金正恩的挑釁行為，卻沒有如何懲處金正恩的準備，大陸拉緊南韓朴槿惠，主要就是為了金正恩政權垮台預做準備，但是美國拉著日本與南韓和解，藉著慰安婦事件又把傾中的朴槿惠拉回到美日陣營。美國樂見金正恩倒台，在氫彈試爆後重提經濟制裁的議題，中國則因為擔憂北韓經濟崩潰，拖垮已經疲弱的中國東北，結果朝鮮半島的情勢實際上也跟中東一樣，大國沒有具體共識，一步一步走向全面衝突的臨界點。
2016年將是國際地緣政治變動劇烈的一年，令人擔憂的是，不論美國、中國、德國、法國或是俄羅斯，都各自陷入嚴峻的政治或是經濟困境，從東北亞、南海、中東一直到中南美，到處都存在引爆點，到處都有已經陷入經濟衰退的小國家，無所忌憚地採取挑釁行為，國際油價沒有支撐地跌破歷史新低，是經濟與政治動亂的病徵；動盪到讓投資人昏頭轉向的股市，一時三刻不可能平靜下來，2015年已經外強中乾的全球金融市場，面對基本面反轉向下，又遭逢難以預測的地緣政治衝突，勢必還有一番苦頭要吃。
]]>然而，如果將國內青年低薪起薪的現象，是「馬政府」或「王主委」之責任，也是不盡公平。歸咎其原因，此乃1990年代中期之後，在知識經濟的興起擴散及電子資通產業之蓬勃發展下，大幅提高廠商的經營效率，卻又同時衝擊勞動市場之就業型態，其結果除讓部分的族群被迫面對產業結構調整所衍生的失業危機外，相對也會因個人職場能力的不同而擴大薪資所得之差異，使得部分青年因競爭條件較弱而難以取得較佳薪資，久而久之陷入青年貧窮現象。
無庸置疑，政府未能未雨綢繆推動下一世代國際性或先導型競爭產業，更是責無旁貸。亦即多年以來，政府在產業政策調整上，似乎未能落實因應產業發展趨勢，加速推動以加工製造為主的傳統產業升級轉型，同時扶植新興產業發展，讓促進台灣經濟成長憑藉的基礎逐漸受到侵蝕。
亦即過去20年以來，台灣政治領域在開放下，歷經政黨的輪替、國會之改革更加自由民主化，相對經濟層面卻是在意識形態糾葛下，面對中國大陸經濟崛起的威脅、區域經濟整合之挑戰陷入困境孤立化，不僅造成代工模式轉型遲緩、高端產業不斷出走，而且導致民間投資意願低迷、高薪就業機會減少，這些內外因素夾擊之下，使得國內青年薪資起薪成長不易。
換句話說，1990年代中期之後，因「執政失能」或「行政怠惰」，而導致台灣產業創新轉型落後，是造成近年青年持續低薪的關鍵，否則朝野政黨不需僅為「22K」或「25K」的是否正確淪為爭執辯論不休之地步。此外，青年起薪因產業型態、工作地區、專業領域、職務內容、給與制度等不同，而有所差異，起薪超過「25K」的榮幸與不及「22K」之屈辱，對於青年而言，其實難以比較其所存在的意義。
面對總統大選投票日期接近，很遺憾地，朝野政黨迄今尚未提出較全方位、前瞻性的促進台灣產業升級治國大綱，尤其因應中國大陸一帶一路戰略、美國重回亞洲戰略、TPP完成簽署、RCEP加速談判、日本與新興經濟體的產業合作布局、南韓與各大經濟體之FTA生效實施等國際經濟環境急劇變化之下，過去所提出的產業發展思維，恐將無法讓台灣迎接未來全球自由貿易競爭發展之挑戰。誠如最近產業各界心急氣壞對未來國家領導人的喊話之中可以看出，其對台灣未來產業升級的憂慮。
很顯然地，青年低薪就業議題所涉及之層面頗為廣泛，如果持續不斷惡化，其在社會族群上所形成的兩極化差異性現象，對於未來台灣整體經濟發展極為不利，甚至成為政府包袱。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南韓近年也是面對與台灣類似的青年就業不易與薪資偏低困境，特別將改革勞動市場，增加青年就業與提高薪資列為四大改革之首要政策。
在此同時，我們所以不厭其煩陳述解讀目前青年就業不易與貧窮所存在的事實，乃是期待朝野政黨總統候選人與其辯論青年低薪就業議題，不如重視台灣產業升級所面對的困境，並且研擬標本兼治政策，藉以提高企業在台投資意願，進而創造更多高薪就業機會，以防止青年陷入貧窮之暈染。唯有如此，近年以來已危及台灣經濟發展的青年低薪就業現象，始可迎刃而解。
]]>美國經濟既然早已歩上創新驅動，成長穩定，其經濟問題的核心遂是景氣循環、是避免大起大落（如1929經濟大恐慌、2000年網路泡沫、2008金融海嘯）的波動式衝擊。但是台灣當前的經濟問題卻是轉型，不是景氣，思考模式與美國截然不同。打個比方：某甲沒有宿疾，需要擔心的問題是日常感冒、營養均衡之類的作息照料。某乙因重病而多重器官衰竭，迫切需要把病給治好。如果某乙大病不醫不治，卻整天學某甲擔心感冒、服用維生素，那麼恐怕是該去好好檢查腦波，看看是否思考短路。
景氣起伏時通常受害者是經濟弱勢者，因此最低工資、失業率對美國都是重要的問題。然而台灣的失業率相對於國外一直是低的；我們確實15年薪資凍漲，但那是肇因於產業外移、轉型不順，整體的勞動生產力起不來。要解決這個問題，關鍵當然在產業轉型、開創新產業動能，而不是去調整最低工資。如果認為產業轉型的問題都能靠簡單的「加薪」法案解決，那麼此人更該去做全身斷層掃瞄。
美國是大國，常常自比為「世界」，國內運動冠軍就自稱是世界冠軍。相對而言，大國比較不需要考量「國外」的吸引力。此外，創新驅動經濟就是靠領先營運模式而開創商機，大國國內市場往往就足夠支撐新營運模式。因此，美國調整工資比較不需要擔心產業外移，也比較不害怕產業動能流失，因為他們國內就夠大夠主流。但是台灣不然：一則我們還有不少產業在拚成本、二則「外移」一直都是不少台灣企業的選項、三則台灣市場小，難以發展新營運模式，不得不關注國外磁吸。台灣若是民粹式的、喊價式的壓迫企業調薪，後遺症遠比美國來得大。
美國聯名的600多位經濟學者與我熟識的不少。我問其中一兩位他們的主要關切點，答案都是「公平」。美國的貧富差距遠比台灣嚴重，跨代財富流動極差、CEO與一般勞工薪資比動輒上百倍。那些靠最低工資渡日的，也是在不景氣時受傷最重的一群。這一大群聯名致函的經濟學者絕大多數是比較「左」的；他們關注的是分配議題，而不是成長問題。更何況如前所述，美國的成長問題也不太需要擔心。在台灣，左派右派從來不是對立的焦點，而當前迫在眉睫的經濟轉型課題，更是與分配問題互相平行。硬要把台灣問題與美國學者的意見牽拖，挾洋自重，那應該去精神科掛急診。
真的要援引美國經濟諾貝爾獎得主的意見，也不能只挑自己喜歡的談。2015年，諾貝爾獎大尾Joseph Stiglitz明白反對Obama的TPP規劃，批評用詞極重，說總統大人犯了嚴重錯誤。媒體甚至說Stiglitz打了Obama一耳光。既然美國諾貝爾獎開駡了，怎麼樣，台灣是不是也該反對加入TPP啊？去年，也有好幾位美國經濟諾貝爾獎聯名寫信給總統，反對國會預算平衡法案，而且聯名者與「調整基本工資」論者名單差不多。怎麼樣，台灣連年赤字預算，是不是也要挾洋自重，反對預算平衡，繼續舉債破表啊？
有時候，我對台灣少數自認是財經專業卻不讀書的人，真的感到遺憾。他們唸過的總體經濟經濟學文獻，大都是1990年之前的，所以渾然不知1990年後創新經濟的理論與意涵。老美教科書通篇景氣循環，他們在台灣也就跟著談景氣循環、短期預測、燈號轉變。他們自己不用功，卻喜歡用一知半解的道聽塗說，向政治人物妖言惑眾、向記者與媒體招搖撞騙。他們的學問是最不堪的，卻是最喜歡涉入公共事務的，成為「無知誤事」的典型。他們內心非常清楚自己的淺薄與卑微，卻永遠站在人群前排，用自大語言遮掩其自卑。
台灣需要能解決問題的人。但是需要做腦波檢查、膝蓋檢查、精神檢查、斷層掃描的，絕對沒有解決問題的能耐。
]]>去年最後一個交易日，美國股市重挫收盤，俄羅斯的匯率創下歷史新低，巴西、南非股匯雙跌；今年第一個交易日，亞洲股市全面重挫，上海、深圳出現7％的暴跌走勢。種種跡象顯示，國際金融市場動盪並沒有因為進入2016年的新年度而稍歇，如果情勢繼續惡化，金融海嘯之後再一次的嚴苛考驗將極有可能出現。
金融市場威脅的震央來自石油，重災區則在中東各國與俄羅斯。普丁政權看似大權在握，但是俄羅斯在他掌權十六年之後，對於石油財政的倚賴度達到史無前例的高點。從2014年3月兼併克里米亞至今，將近兩年的時間，普丁幾乎把過去十五年累積的石油儲蓄都消耗殆盡了，俄羅斯的外資餘額，從2014年第二季的7,320億美元，狂降至去年第三季的5,216億美元，外資銀行在兩年之內抽走超過兩千億美元的資金。普丁十五年來累積的石油儲備，今年即將花光，外匯存底比外債還少兩千億美元，政府預算赤字超過新台幣一兆三千億元，金融與財政明顯都已經捉襟見肘。
俄羅斯承受一年半的金融制裁，通貨膨脹高達13％，國民支出劇減10％，零售銷售額年減13％，GDP衰退3.5％。這些都是政府的官方統計，實際上，俄羅斯新年傳統家庭聚餐桌上，必須要有一道「新年沙拉」（Salad Olivier），這道有多樣珍貴食材與民生必需品的綜合沙拉盤，在俄羅斯常被當作物價漲跌與經濟榮枯的庶民指標，今年「新年沙拉」售價飆漲35％，但是人民收入不增反減，還有超過兩百萬人跌入貧窮線下。
俄羅斯因為油價重挫而導致金融崩潰。油價重挫造成美元流動的強烈緊縮，過往出售一桶石油可收入一百美元，如今剩下四十美元，國際美元的緊縮壓力，遠遠超過FED的升息，如此緊縮已經持續一年半。普丁為了維持政府龐大的支出，不斷超產石油，正是OPEC無法減產的原因之一；中東各產油國也面臨財政壓力，即使在油價重挫六成之後，仍然必須飲鴆止渴，超產求現金。俄羅斯、中東產油國，以及已經崩盤的巴西、匯率劇貶四成的阿根廷，還有諸多財政困窘的新興市場國家，2016年都將面臨到最終的審判日，如果國際油價無法回升，全球金融市場非常可能會出現難以想像的震盪。
但是，政權交替的台灣政黨與政治領袖，卻都忙於內部權力安排；新政府尚未就任、沒有實質掌政權力，舊政府即將下課，進入看守狀態。我們當然期盼國際情勢能夠繼續維穩，然而台灣只是汪洋大海中的一艘小船，國際經濟一旦發生波動，對台灣將帶來劇烈的震盪，我們的政黨領袖們，要如何因應？
蔡英文、朱立倫、宋楚瑜三位候選人，都在元月三日的電視辯論中強調「團結」，民調最高的蔡英文還提出當選後立刻啟動朝野協商機制。我們認為，馬英九總統與毛治國院長在大選之後，應該主動組成包含新舊政府成員的「金融穩定小組」，如果市場風平浪靜，則萬民稱幸，小組可以不必運作；萬一真有劇烈的變動，危機因應小組應整合政府資源，針對台灣的金融與經濟穩定，推出預防性的措施。
開年第一個交易日，台北股市就受到國際金融衝擊而大跌，而金管會主委曾銘宗卻因為選舉而請假兩周。曾主委對於金融安定的工作，當然並不會因為請假而空窗，但是新舊政府交接過程，必然存在太多的空窗漏洞。面對動盪越來越劇烈的國際金融情勢，任何負責任的主政者都不能掉以輕心，必須做好最壞的準備，籌組一個跨黨派、跨新舊政府，包含中央銀行、經濟部、金管會以及金融業者的預防性「金融穩定小組」，在政權交替期間，極力維持台灣的安定。
]]>政府力量有時而窮
頂新案之發展，除了法院的一審判決涉及現有法令是否週全與檢方舉證是否不足之爭議，還暴露國內諸多問題，值得國人冷靜省思。首先是如何維護食品安全問題。政府對食安之維護當然責無旁貸，但以政府人力與財源之有限，待處理與支出之事務又多，縱使政府可雷厲風行地整頓食安問題於一時，欲求其長期持續投入大量資源為食安把關，恐難寄以厚望。
此外，在請求分工與全球運籌之現今經濟社會，任何食品所用原材料及所含成分，極可能都有一份漫長的海內外加工生產履歷，冀求政府來逐項追蹤檢查，確保其品質與安全性，恐怕也是一種苛求。
內部員工自律有助食安
維護食安除了仰賴政府把關，或可輔以食品業者內部員工之「自律」。頂新案爆發後，輿論多有指責頂新一些員工何以知情不報，甚至認為這些知情員工為「幫兇」或「共犯」者。誠然，參與原材料採購及生產製程之員工，掌握較多食安之資訊；政府若可藉由制度之合理、週全設計，讓對食安存疑或對黑心食品知情之員工能夠放心、願意舉報，對防止黑心食品之出現必然有相當大的幫助。
價廉並非王道
另從消費者角度檢討，食安問題之所以層出不窮，相當程度也與諸多國人長期要求所有商品必須「價廉」、「物超所值」有關。正常情形之下，生產品質好的商品是需要成本的，故「價廉」通常即難以「物美」。為了迎合消費者價廉之要求，食品生產者只能從降低成本著手，其可能的結果之一，就是食品的品質與安全成為祭品了。
國人追求價廉，在國內亦衍生另一不太正常的現象。近幾年時見媒體對擬提高售價的店家或商品，不論其原因為何，一律大加撻伐，迫使其撤銷漲價之議。
在市場經濟下，品質或服務較佳者，要求較高之售價；或是成本上揚者，欲反映成本漲價，都是極正常的現象。其高售價或漲價必然得經歷市場競爭，尤其是消費者是否接受之考驗，旁人實無必要肆意予以指責批評。一味要求價廉，或不允許漲價，不僅將使商品品質難以提升，甚至反向下跌，食安問題就是一例。
往較高之層面看，台灣講求價廉，亦導致以代工為主的國內製造業陷入當前的發展困境。不少專家指出，台灣的製造業者長期採取成本節約（cost down），也就是價廉的發展策略，雖然成功維護了其國際競爭力，但其毛利率微薄，台灣社會也付出了薪資水準難以提升等代價。專家普遍認為，台灣業界目前所迫切需要者，並不在進一步的降低成本，而是藉由研發、創新升級，以及加強行銷等作為，以提高附加價值率或帶動需求之擴張。這些論述或主張，與上述價廉與食安問題二者之關聯性可謂異曲而同工。
滅頂宜適可而止
至於正在如火如荼進行中的「滅頂」運動，其傷害圈除了原擬懲罰的頂新黑心油品案之首謀與知情共犯或幫兇外，還擴及了眾多完全不知情的頂新集團員工、股權投資大眾，以及未涉及食安問題的頂新集團其他商品與生產供應商（包括酪農）等。
這些無辜者無端牽連受害，是否公平、妥當？又此運動感覺上有如古代皇帝對犯重罪之臣民常施以「誅殺九族」之處罰，手段是否太過、誅連是否過廣？亦值得滅頂運動支持者冷靜深思。
]]>胡勝正表示，民間投資既無法吸收這筆龐大的超額儲蓄，那就應該由政府運用，進行基礎建設，待基礎建設完備了，又可吸引民間投資，這樣台灣經濟才能及時轉型。
例如要吸引觀光客、陸機中轉，那就得加強桃園中正機場的建設，又如要發展生產力4.0，那就得做好生產力4.0的基礎建設才行，胡勝正說：「政府因為財政困難，讓這些基礎建設慢慢來，這會延宕台灣經濟下一波的轉型。」
但政府如何運用這筆超額儲蓄？胡勝正說，這要有「創新的財政思維」，藉由特別預算來舉債，以舉債來運用這龐大的超額儲蓄。
胡勝正說，我國債務壓力主要來自退休年金的潛藏債務，若能透過年金改革解決這個問題，其實還有空間可以舉債，我們各級政府債務占GDP比率相對各國是低的。
另參 胡勝正：今年經濟外冰內冷
中研院院士胡勝正表示，受到出口持續兩位數衰退，投資及消費轉弱的影響，當前台灣經濟已由數月前「外冷內溫」降溫為「外冰內冷」，今年經濟成長雖仍是正數、但恐難保一。
主計總處周五將召開「第4季國民所得統計評審會議」，修正今年的經濟成長預測。依主計總處20天前公布的Q3概估顯示，Q3沒有外界估的這麼壞，中經院10月中旬估-2.11％，而概估僅-1.01％。主計總處指出，只要Q4能成長0.88％，今年經濟成長仍可以保一。
胡勝正表示，雖然Q3經濟成長比外界預測的略好，但由於近幾個月出口都是兩位數衰退，加上日前財長張盛和透露11月出口仍將續呈兩位數負成長，加以民間投資停滯、消費信心下滑，因此Q4經濟成長也很難有好的表現。
依主計總處估，Q4經濟成長0.88％，全年即可保一，難道Q4達不到0.88％？胡勝正說，依目前台灣出口、投資及消費研判，確實有點困難。此外，巴黎恐怖攻擊，也為Q4投下變數，目前正值美、歐耶誕節消費旺季，若大家不敢旅遊、不敢外出消費，Q4全球景氣一定會受衝擊，屆時台灣的出口也會受波及。
國發會指出，環球透視、台經院11月最新預測，已分別將台灣Q4經濟成長率降至0.5％、0.25％，全年也分別下修至0.9％、0.83％。
胡勝正說，先前台灣景氣被形容成「外冷內溫」，但隨著出口持續衰退，當前景氣已趨向「外冰內冷」，但他表示，今年Q4應該就是景氣谷底，明年首季可望谷底翻升。
中時電子報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1123000046-260202
]]>但長期而言，低薪問題仍將繼續困擾台灣。這其實是一個經濟與人才政策長期交錯的結果，解方也必須有全局的思考。首先，薪水高低與短期經濟走向無關。今年以來，確實看到一些特別的經濟現象，油價大幅下跌、出口連十黑、無薪假大幅增加、失業率卻創新低，直覺都不是好消息，而且相互矛盾。統計數字的背後，其實有很多容易被忽略或被誤導的事實。以無薪假來說，今年6月時16家，約230人，到10月時增為33家1218人，但到11月時大幅增加到50家5437人。很多人一看到這個趨勢，都覺得不得了，加上出口連十黑，今年經濟成長率保1%都有困難，因此大家普遍都認為無薪假嚴重。其實單單一個面板大廠華映，11月實施無薪假人數達到2515人，才造成了無薪假人數大幅增加。對比2008年金融海嘯時，全台有900多家，23萬人放無薪假，那才是嚴重。
另外，主計總處最近公布的10月失業率為3.9%，失業人數為45.5萬人，較9月增加1000人，微升0.01個百分點，10月失業率是近15年同月最低水準。因為企業業務緊縮或歇業，季節性或臨時性工作結束導致失業者增加，初次尋職失業者與因對原有工作不滿意而失業者，反而減少1000人。因此正確解讀這些勞動市場數據與經濟狀況，才能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
今年的經濟逆境，看似與紅色供應鏈崛起造成出口十連黑關聯甚大。但出口衰退一方面是受國際景氣影響，另一面也是受油價走跌及新台幣貶值的影響，以致出口物價跌幅創近6年最大。出口衰退受價的影響遠高於量，以出口數量而言，今年1到7月仍有0.3%的成長。
利潤是最重要的企業經營結果。今年上市櫃公司營收雖然下滑，但獲利仍衝高。金管會最近公布的上市櫃前3季獲利狀況，累計1557家上市櫃公司前3季營收為20兆6097億元，年減0.08%，但稅前盈餘達1兆5101億元，年增率6.52%，創近年同期新高。這表示經濟雖在逆境，台灣企業運作仍然相當健全，問題是如何讓員工有更高的薪水，整個社會能夠雨露均霑？
可以說，台灣製造業實力仍然強勁，但整體感覺經濟不好、薪資趕不上物價上漲，關鍵在服務業不進步。
目前服務業產值占總體GDP的7成，就業人口占6成。但服務業規模小，自己又殺價競爭，需要的人力多是服務生、行政人員、會計與總機等中低階就業人力。服務業創業，就是到夜市賣雞排，開設早餐店、咖啡屋；年輕人最大的願望就是當個連鎖便利店的店長。
小型服務業盛行殺價競爭，證券公司手續費打折、減半；律師、會計師服務費用也盡量以優惠價格吸引客人；教授、研究人員、官方受政府統一性薪水限制，沒有爭取頂尖人才彈性空間，造成具國際競爭力人才流失。服務業走不出去，沒有國際行情，加上大學學歷貶值，許多青年學子畢業後多數不願意投入製造業，寧願投入服務業，在就業市場供給大於需求的情況下，薪水自然漲不起來。這些當然非常不利薪水調升，導致台灣長久的低薪現象。
兩大黨及所有候選人應深切了解台灣的問題所在，利用租稅機制或獎勵手段讓企業界勇於、樂於大規模調薪。要破除定錨效應及國內自己形成的比價行為，就要讓台灣跟世界緊密接軌，利用海外市場來發揮規模經濟、創造差異化服務。唯有透過服務業國際化、特色化與巨型化，才能突破國內市場狹小的限制，亦讓台灣年輕人也可以搭上國際化潮流，提升競爭優勢，才能讓台灣薪資與國際接軌。
]]>市場對於聯準會、央行政策性決議的疑慮，聯準會主席葉倫、央行總裁彭淮南都不會直接給答案！解讀聯準會的會後聲明，及我央行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的新聞稿，是適合的分析方法之一。
以此次美聯準會的會後聲明中，聯準會第一次明文的將「逐漸（gradual）」一詞定調為升息速度，這暗示著可預見的未來升息速度將相當緩慢。過去20年期間，除了這次，聯準會還經歷三次升息週期，主要是前主席葛林斯班任內期間，當時他經常使用「measured pace」（適度的增長）形容升息速度，結果多是出現階梯式的上揚。此次會後說明的另一段：「未來升息速度將採「依循數據操作（data dependent）」的方式，亦即數據不如預期時，聯準會也可放慢升息速度」，這些均讓市場對於未來利率的可能走勢，有所盤算。
同時，聯準會也發布關於與會官員對於未來聯邦資金利率預測的點陣圖顯示，葉倫並在記者會上回答對未來物價的預測，她有信心於物價有內生向上的力量，靠近2％的通膨率目標。
美國聯準會透過這些字詞，向市場傳遞”訊號”，讓市場有所理解並及早準備未來。回頭來看我國央行會議決議的會後資料，雖然附件有許多補充資料，央行長期搜集各市場走勢及統計數據等，但真正能代表央行理事會上的「一致決議」，是在會後新聞稿中，可惜的是，外界市場能從中領悟的”訊號”，實在相當不足。
針對我央行會後新聞稿，和過去幾季的新聞稿比較起來，在匯率部份，央行新增「惟各國總體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導致國際金融市場動盪不安，國內匯市波動隨之加劇，不利經濟與金融穩定」。我的解讀，央行此次降息的真正關鍵，是「不希望新台幣和各貿易對手國陷入太多的劣勢」！換句話說，新台幣匯率自今年9月以來走勢，讓央行覺得不對勁，需要進一步採取行動。
分析央行第三季理事會宣布降息的9月24日，當時新台幣兌1美元匯率為33.129，此次第四季會議（12月17日）台幣收盤為33.035，這段期間國際經濟景氣有趨緩跡象，台灣出口表現到現在還在雙位數衰退。觀察同期的韓元匯率，雖然也有走升跡象，人民幣卻是大幅走貶，台幣在此波貨幣戰爭中，處於極為不利的價格劣勢。由此可看出，央行認定，現階段中國大陸才是影響台灣貿易競爭力的關鍵，需要進一步透過影響層面較大、成本卻較低的降息半碼，來擴大干預台幣匯率。
這些個人解讀，其實央行已「分散」在會後新聞稿裡，只是推論結果仍要更多的佐證，期待央行可以參考美國聯準會，在說明上有更多的形容說詞，讓市場可以有靶可尋。
]]>另參中國時報 彭開4帖藥 拚區域經濟整合
]]>實際上，公共建設因投資金額龐大、報酬率偏低、承擔長期風險及成本回收緩慢等財務特性，影響民間參與意願。為提供民間機構參與投資風險之合理溢酬，政府有必要建立誘因機制，合理化計畫收益以提升民間參與投資的意願。
保險產業參與公共建設著眼於收益率，以具穩定現金流量為優先，如高速公路、捷運等。藉由民間投資興建公共建設，引進企業經營理念，改善公共服務品質，已成為國際趨勢。而為減輕政府財政負擔，政府已將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列為重要施政方向，具民間參與空間者，政府不再編列預算，優先以民間參與方式辦理。
而為健全民間參與公共建設，2000年所公布的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促參法），擴大民間參與範圍，以公益性為主之交通運輸、文教、社會勞工福利設施，及商業性強之重大觀光遊憩、工商設施等公共建設，並放寬土地、籌資等法令，提供融資優惠、租稅減免等誘因。促參法立法與推動，就是以「為民興利」角度，開放民間參與開發國家資源。
針對保險業而言，依保險法143條規範，除符合條件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向外借款者外，保險業不得向外借款、為保證人或以其財產提供為他人債務之擔保。而依國際會計準則IAS 23公報對於借款成本規定，企業針對直接可歸屬於取得、建造、或生產符合要件之資產之借款成本，應予以資本化為該資產成本。原因為建造期間尚無收入，其各項投入屬建設成本，即為達到可使用狀態之支出，俟完工後有業務收入時，該建物或設備再分年攤提費用，符合收入與費用配合原則。
壽險業以保險資金持有投資性不動產，依保險法規定將部分收取之保費提存責任準備金，利息成分是否可資本化做為投資性不動產成本，目前未有規定。實務上保險業可運用資金主要來自所發行的保單。反觀一般行業需特別舉債，惟其各種可運用資金尚需按期給付孳息且最終需返還。
因此將資本化之成本限於舉債成本，未反映保險業進行類似資產建造之成本，造成金融保險業與一般行業財務缺乏可比較性，影響保險業投入公共建設之意願。保險業於公共建設建造期間之資金成本，就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而言，尚無資本化處理，但基於監理會計之政策考量，可於認許資產與認許權益訂定相關規範承認資本化金額。
同時依主管機關規定，保險業於商品訂價時，應注意檢測各項利潤指標，關於利潤測試時所使用主管機關指定之利率，係依各公司近三年投資報酬率平均值訂定，監理目的在於避免經營不佳的保險公司大量發行虧損之保單。
由於公共建設投入建置時間長且回收較慢的特性，對於經營績效良好之保險公司，若因配合政府政策投入公共建設而降低投報率時，將造成商品無法通過利潤測試而影響商品業務之訂價與推展。
因此，為鼓勵保險業資金投入公共建設，促進民間經濟發展及減輕政府財政壓力，可考量產業特性建立誘因政策，如公共建設建造期間之資金成本的資本化，與商品利潤測試得排除建造期之公共建設，以提升保險業參與公共建設之意願，落實公私夥伴的雙贏思維。
(作者為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教授)
]]>可是拿Sunstein或Sandel與Ronald Dworkin或John Rawls 的著述相比，我喜歡後兩人多得多。聽說Cass Sunstein文章被引用次數是Dworkin的兩倍。但是我不認為跨領域之間這引用次數有什麼指標意義。Sunstein著作大量引用經濟學裡行為學派的方法，也常與經濟學家合寫文章。由於經濟學文章在社會科學之間引用較廣，且經濟學文章的論文索引置於文章末尾的傳統，也較法學索引置於各頁備註的方式容易計算引用，故法律經濟文章引用次數較傳統法哲學為多，並不稀奇。
我喜歡Rawls 與Dworkin的著作，主要是因為他們的架構宏大、思考完整、論述堪稱圓融一貫。他們勇敢面對大問題、挑戰既有理論、再提出堪稱coherent的圓滿架構。此外，當他們思考理論架構的時候，通常對問題有一種發自內心的人文關懷。讀他們的文章很自然地就會被他們的人文關懷所感染，而由此而得到的體驗，其實更為深刻。即使讀後許久，重拾再閱心中都還有感動。這就是他們學術貢獻偉大之處。
在科學方法論的感染下，現在許多社會學科甚至人文學門的研究，都走向輕薄短小的岔路。他們的著作有一些像Sunstein所描述的「司法極簡主義」：處理的問題不要大、分析的層次不要深、涵蓋的範圍不要廣。這樣的極簡主義，敵人比較少、評審比較不會有負面意見、發表的文章數也會比較多，容易升等，也容易得到學術勳章。某日午餐時我向Sunstein開玩笑說，這是一種「學術極簡主意」，是科學方法論影響下的病態產物。
行為經濟學家用實驗方法、賽局分析、資訊瀑流(information cascade)理論，驗證若干人類「不理性」的行為模式，進而論證政府有時應該用更積極、更干預的方法，去引導不理性的人，讓結果更為有效率。說實話，我並不完全同意這樣的論述，也認為如此的推論失之「極簡」。我認為，學術研究是一個極盡馳騁、絞盡腦汁的「過程」。有的人可能研究出重要結果，有的人只能寫餖飣雜文。做研究不該有什麼極簡主義；最後的研究結果流於淺窄，是研究者不得不消極接受的結果，怎麼說也不該成為積極的「一種思想、一種信仰、一種力量」。
我也認為，政治哲學與法哲學都是幫助我們圓融理解社會的知識架構。司法判決的理論或哲學構思，很像是一個研究的過程，也是極盡馳騁、憚精竭慮。他們最終也許在客觀限制下只能屈居淺窄，但是在事前，我不希望他們極簡，更不希望他們在「留給民主體制或政治智慧解決」的虛幻期待下，被鼓勵走上淺、窄的思辨陷阱。
如果一定要為淺而窄的最高法院判決論述找理論基礎，我認為John Rawls 的重疊共識(overlapping consensus)似乎更為貼切。司法判決論述之寬窄深淺，其實是決定於不同意見者之間理念重疊的程度。只要重疊的部分能解決爭議，那就沒有必要去牽拖太深太廣卻沒有共識的部分。在我看來，重疊共識是一種有效率的思辨方式，而不是因為我們更信任司法之外的其他民主環節。
我當然不是因為司法極簡主義與學術極簡主意幾個字的字面演繹，而在此探討Sunstein教授的論點。以下我就Sunstein教授一二推論，做一些討論。關於動物權利保障的論述，Sunstein教授認為，動物不應該承受不必要的痛苦；這個觀點大部分人應該都會同意。但是什麼叫做「痛苦」？這是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我們反對宮刑，因為它永遠剝奪了人的生命繁衍權利與性生活。在歐美，極高比例的寵物是閹割的。當我們對這麼高比例寵物實施閹割，剝奪了他們繁衍的權利與性生活愉悅時，這樣的系統性剝奪權利，算不算是另一種形式的加諸痛苦？這樣算不算侵犯他們的權利？對高比例被閹割的貓狗討論該不該讓他們「痛苦」，我總覺得有點本末錯置。
此外，Sunstein教授似乎也忽略了人類與動物共同演化的歷史。什麼時候動物開始被人蓄養？什麼時候「動物」開始變成人的「寵物」？有科學家說：狗向人類放棄了他們自由的權利，以換取人類穩定提供的食物，或是換得穩定的生存權。這樣算不算是狗狗事前對人類簽署了「自由讓渡同意書」？如果可以這樣想像，那麼從演化上看，「權利讓渡同意書」的內容大概是什麼呢？事後，狗狗能不能要求修改呢？如果不能修改，怎樣才算是人類毀約呢？
總之，要深刻認識動物權，一定要先了解動物與竉物的演化歷史。這些歷史不但Jared Diamond的《槍炮、病菌與鋼鐵》有極佳論述，也是當今考古人類學家判定遺址演化階段的重要參考。但是Sunstein教授沒有太多探討，就進入「訴訟代理人」的現代觀念。這樣，似乎是容易進入快速寫作、極簡研究的陷阱。
另外一個我想要探討的Sunstein 著作，就是他的暢銷書《推力》。我在幫該書寫導讀時就指出，作者所謂的「推」，是指經由某位資訊優勢者的提醒，而讓人們做出對自己更有利的選擇。但是，作者雖然臚列了許多輕推情境的條件與原則（例如要留給人們相當的選擇空間），卻始終沒有交待「輕推」這個動作的主詞是誰、受詞又是誰？誰能決定自己是資訊優勢者、自己看得比別人清楚、自己可以決定自助餐菜色的排列、自己是智識優勢者、自己能推別人而不是被別人推的人？
在《推力》一書兩位作者所舉的例子中，資訊優勢與理想的選擇方向都非常清楚，此時往哪個方向推，所有人都沒有異議，故輕推一把爭議不大。但是在現實社會中，有時候資訊優勢並不清楚；往東輕推最後會跑到花蓮、往西輕推最後落點在澎湖，那麼輕推的人幾乎就有主宰結論的生殺權，聽起來有些恐怖。
我比較能夠接受的輕推，是一種觀念、一種提醒，而不是一種政策主張或政治哲學。讀者若能從這個角度切入閱讀，當然就能避開前述的「操控」陷阱。導讀（按：《推力》一書）最後，我說「有了這樣的心理準備，這就是一本很值得參考的書」，也是一種學術極簡主義式的評論吧！司法與政治之間，我不知道何者更值得信任；但是導讀者與讀者之間，當然更應信任讀者。
]]>面對經濟不景氣，透過QE政府舉債，可以支應擴張性財政政策，其效果則有不同解讀，關鍵在於政府支出能發揮多大乘數效果。凱因斯學派認為政府支出乘數大於1（約在1.5）；新古典經濟學派則認為政府支出乘數小於1（約在0.5）。 哈佛大學教授貝羅（Robert J. Barro）認為，政府支出增加，部分替代了民間消費與投資，故其乘數效果自然不會大。然若政府能夠有效率的從事公共建設、教育投資、科技發展等，短期擴大有效需求，經由乘數效果促進景氣復甦，長期有助於提高國家生產力，進而增加稅收、健全財政，可謂一舉兩得。反之，若是政府效能不彰，無法將錢用在刀口上，還不如採取撙節政策為當。何況，持續的量化寬鬆，不斷的發鈔、舉債、赤字融通，極可能造成失控的通貨膨脹，將嚴重影響經濟穩定與社會安定。
財政撙節主要針對收支長期不平衡的慢性病而發，寄望縮減赤字缺口，降低政府債務，更應朝縮減無效率的支出著手，以免傷害全民福祉。史塔克勒（David Stuckler）及巴蘇（Sanjay Basu）在《失控的撙節》（The Body Economic: Why Austerity Kills）一書中指出，政府大幅縮減社會福利經費，包括住宅補貼、食物補貼、失業救濟、老人年金、健康保險等，犧牲國民健康，降低國民生活品質，成為一種失控的撙節。哲學家羅斯（John Rawls）在《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中指出，正義準則在於追求最弱勢者之最大幸福（Maximin criterion）。若是財政撙節對象選擇弱勢團體，顯然有違正義原則。
因此，政府若要推動財政撙節政策，其內容與項目必須慎重評估，選擇具效益且公平的項目推動。與人民福祉息息相關的支出，實在不應該隨意刪減，例如救濟窮人、醫療照顧、國民教育、基礎建設等，不應成為為撙節對象，而是應該徹底檢討績效不彰或浪費的支出項目加以節流。若是政府沒有能力分辨哪些支出應該節流，造成撙節無效及非正義現象，就是典型的政府無能或失靈。
總之，經濟病症診斷、政策工具搭配、執行效果檢視、成本效益評估，均必須慎重為之。其實，政府平時要開源節流、量入為出，遵守財政紀律，追求財政平衡，顧好財政體質，不要有嚴重的財政慢性病；一旦遇到經濟不景氣，需要掛急診時，才有舉債空間，擴大政府支出，突破「節儉矛盾」，以期振興經濟。若是平時就已赤字累累、債台高築，經濟衰退時又缺乏舉債空間，財政與經濟之病交相發作，顧此失彼，問題就難以解決。台灣當前情況似已陷入此種困境，爭大位者可有良策？
]]>主計總處所公布的分配面GDP，包括受僱人員報酬、營業盈餘、固定資本消耗及間接稅淨額這四項，2014年這四者所佔的比重依序是43.86％、34.62％、16.03％及5.48％，二十年來受僱人員報酬比重明顯下滑，固定資本消耗、營業盈餘比重則明顯升高。
依主計總處甫公布的數據，1989～1995年受僱人員報酬占GDP比重年年都逾50％，同期間營業盈餘占GDP比重平均僅29.8％，受僱人員報酬分享了逾半的GDP。好景不常，隨著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WTO/GATT）烏拉圭回合協定生效，全球關稅大幅調降推進了貿易自由化，貿易自由化帶動了全球化生產，全球化生產又催化了工資均等化，台灣置身於全球化，海外投資絡繹於途，是以近二十年我國受僱人員報酬占GDP比重逐漸下滑，至去年已降至43.86％，而營業盈餘則逐年走高，去年達34.62％。
自1995年以來全世界都處於自由化、全球化的環境，台灣面對工資均等化的壓力，其他國家也是，惟他們受僱人員報酬占比雖也下滑，卻沒有像我們降得如此厲害。例如日本受僱人員報酬占GDP比重於1995～2013年僅由53.5％降至51.4％；而韓國於1995～2014年也僅由47.6％降至44.6％。
日、韓受僱人員報酬占GDP比重二十年來只降了二、三個百分點，我們卻降了七個百分點，這說明同樣受到自由貿易、全球化生產的影響，人家的工資成長率雖然放緩，但卻不像台灣放緩的這麼嚴重，這正是台灣產業附加值率不如人所致。
更值得注意的是，台灣社會受僱人員所分享的GDP降低了，而受僱人員占就業人數的比重，卻由1995年的69.2％升至2014年的78.9％。這意味著台灣社會「分餅的人」愈來愈多，但「可分的餅」愈來愈小，平均每位受僱者所分到的報酬份額，二十年的降幅更甚於七個百分點，台灣社會實質薪資倒退十六年，實非偶然。
近二十年台灣經濟並非沒有成長，實質GDP由1995年新台幣6.88兆元倍增至去年15.5兆元，除以年中人口數，得出人均實質GDP由32.3萬元倍增至66.3萬元，惟同期間的實質薪資（月薪）卻僅由42,266元升至45,494元。二十年間薪資增幅遠遠不及實質GDP的增幅，顯見近年實質薪資的倒退，並非成長的問題，而是分配的問題。不是經濟沒有成長，而是成長的果實愈來愈多是分配給大股東，分配給受僱勞工的比重愈來愈少，這份GDP分配面統計所反映的正是這件事。
亞洲各國同我們一樣面臨自由化、全球化的問題，也面臨工資均等化的尷尬處境，但人家工資均等化的情況，並沒有像我們這麼嚴重。我們同樣觀察1995年～2014年這二十年間非農部門平均每月薪資的變化，台灣由1,337美元微升至1,557美元，韓國由1,584美元倍增至3,029美元，香港由1,204美元升至1,836美元，新加坡升幅更驚人，由1,565美元升至3,730美元。
綜合上述可知，全球化、自由化所帶來的要素價格均等化（工資均等化），雖讓亞洲四小龍工資水準受影響，但仍以台灣所受衝擊最大，尤以實質薪資倒退十六年，更是其他國家聞所未聞。自由化或許有利於經濟成長，但二十年來卻讓台灣所得分配、財富分配更加不均。
政府目前正積極推動參與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第二輪談判，希望透過參與區域經濟整合、進一步自由化來提升競爭力，然而由過去二十年的經驗可以明白，自由化或許有助於出口，但將使得內需產業、中小企業及農業面臨競爭的壓力。雖然自由化並沒有意圖讓貧富差距擴大，但自由化過程中所引發的產業結構調整、僱用型態改變，若不善加因應，則貧富差距擴大是必然的宿命，過去如此，未來亦然。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蒂格里茲曾說過：「自由化未必能帶來更快的成長或更多的投資…，而且單靠經濟成長也不見得能改善所有人民的生活。」長期以來，執政者一直寄望藉由加入世貿組織，參與經濟整合來提升經濟成長，更期待把二、三十年的經濟發展難題，在一次自由化的過程中全然解決，這顯然是對自由化的迷思。證諸歷史，一個沒有策略的自由化，既難以帶動成長，更將帶來貧富差距的擴大，實非全民之福。由新公佈GDP分配面統計二十年來的變化，我們應該可以得到一些啟示才是。
]]>大陸IC產業發展的強烈企圖是兩岸產業競合的新議題，也是台灣產業的嚴峻挑戰。近年來，物聯網、大數據、智能化、工業4.0等自動化、智能化、分散式經濟「因地制宜」經營模式的興起，更會加速產品多元化、客製化等產業重組的趨勢。紫光集團企圖大幅投資台灣封測廠的策略，除了展現了大陸業者的強烈企圖心，更是順應全球的產業趨勢，冀望以一條龍垂直整合市場。
雖然紫光的大動作對台灣IC產業是重大威脅，但在全球以多元化產品為依歸的產業生態裡，台灣勢必難以全面阻擋此趨勢。我們不該以閉關鎖國的心態來面對這個全球趨勢，而應把此轉折視為產業轉型的契機，積極發展另類優勢。
筆者認為，台灣應在既有的產業基礎下，積極發展以知識服務為基礎的「生產性服務業」，以IC產品設計服務、設備服務及融資、技術中介及研發服務、商務應用及市場開發、製程設計服務等項目，發揮台灣在IC產業的知識優勢，融入大陸市場，從以「為人作嫁」的產業代工模式，轉型為知識服務業。
再者，台灣產業結合大陸多元化產品市場的經營，能有效提升客製化能力，這也是台灣產業界能在全球版圖「劃地稱王」的最佳策略。台灣科技業與其憂心大陸產業的威脅，不如將此壓力轉變為正面思考能量，例如和大陸投資方洽談交換條件，要求適度參與大陸投資方的經營，以提升自主發展客製化產品的能力，實現台灣IC產業經營模式的二度創新。
（作者為國立交通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