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主計總處調查，10月製造業就業人數比上年同月少3.1萬人，批發及零售業也少1.6萬，不過營建工程與不動產服務業分別較上年同月增5,000人、1,000人，住宿餐飲業也增3,000人，這顯示有些行業仍受疫情影響，有些已不受疫情影響了。
在人口成長的年代，除非有特殊情況，否則就業人數理應自然成長，10月就業人數1,151萬人，比上年同月減7,000人，為2010年以來首次衰退，這個數字同樣反映疫情對就業的影響依然存在。
陳惠欣表示，觀察近期經季節調整後的數據會發現，有些指標已改善（失業率、失業人數較上月減少），有些指標仍未好轉（勞參率、就業人數較上月持平），目前勞動市場情勢可說是「尚屬穩定」。
展望未來，到年底前，失業率可望繼續下降，陳惠欣說，過去五年除了104年在11、12月失業率降得較少，平均降幅約在0.09～0.16個百分點。
]]>新政府八年推動二十萬戶社會住宅的政策尚未正式啟動，台北市的公宅規劃卻已經鬧得沸沸揚揚，據說有偏激團體留言嗆聲：「那些中南部的窮鬼憑甚麼拉低我們這兒的地價！沒那個本事在台北買房子就滾回去南部，別賴在台北佔我們的便宜。」
姑且先不談這樣的言論如何偏頗、歧視，單就移居者的勞動力對台灣經濟所做的貢獻來看，就足夠讓嗆聲者汗顏。試想，若不是有這些飽受剝削的勞動力維持城市的運作，台北的繁榮與房價如何能支撐得起來？事實上香港的公屋制度正是明顯的證例，許多人誤以為殖民或特區政府佛心來著的公屋制度，其實只是為了安置社會運作所必須的勞動力不得不採取的措施。因此，這些偏頗歧視言論不論出自誰的口中，都應該受到嚴厲地譴責。
然而，譴責偏頗歧視言論的同時，卻也提醒了我們應有所反思，在配套措施尚未就位的情況下，於台北大量興建社會住宅，真的對嗎？前述香港的例子正可作為我們的借鏡。
由於歷史與位置的特殊條件，香港可以化身為黑洞，不顧一切的吸引金融與不動產投資，再搭配興建外觀新穎宏偉實質如同鳥籠的大規模公屋，用以安置社會運作所必須的勞動力，作為其都市持續發展的手段，至於所產生的外部性問題就丟給中國內地鄉村來承擔。但，台北可以嗎？
支持應該興建大量社會住宅的人認為，依目前社會發展的現實狀況，北部地區有強烈的居住需求，大量的社會住宅是為了實現必要的居住正義，換言之，這樣的目的與香港公屋設計用來安置社會運作所必須之勞動力，目的完全不同。然而癥結其實在於，若沒有相應的配套措施，透過土地稅制修正來減少低持有成本的土地壟斷及囤積炒作，透過政策引導北、中、南、東各區域產業、人口、公共設施的均衡發展，讓抑制炒作與均衡發展逐步落實，來緩解「住宅商品化」的嚴重現象，大量興建社會住宅的結果，只會鼓勵人才與勞動力持續往台北移動，直接影響是加劇區域間的不均衡，間接影響是北部都會區中的土地稀少性進一步帶動土地壟斷及囤積炒作，最後，與香港的結果幾乎完全相同，社宅繼續蓋，房價創新高；唯一不同的是，其產生的外部性問題就丟給中南部來承擔了。這樣的結果，到底實現了誰的公平正義？
]]>近期外界對於香港是否能維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有諸多討論，央行今天於臉書發文指出，香港能成為金融中心有其背景與優勢。
第一，香港擁有廣大的經濟腹地，為中國重要的轉口貿易港，物流集散易於金融服務業的發展；香港除了是外資企業籌資或投資中國的跳板，更是中資企業對外籌資的主要基地。
第二，香港採行英美法系，與倫敦與紐約擁有相同法律邏輯，且英美法系較大陸法系更能賦予金融業發展所需的較大彈性。
第三，全球金融市場多為24小時運作，而英文為香港的官方語言，又有位於亞洲的時區優勢，便於串起與倫敦及紐約的24小時金融交易。
第四，匯率穩定是香港能成為金融中心的重要因素。
不過央行指出，紐約、倫敦、香港及新加坡雖然頂著國際金融中心的光環，但這類型的經濟模式更容易受到金融危機衝擊，並產生明顯的外溢效果；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紐約與倫敦失業率攀至史上高點，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讓香港與新加坡景氣陷入嚴重衰退。
央行表示，為了避免重蹈覆轍，四大城市所在地的金融主管機關於危機後皆重新審視金融業管理規範，防止系統性風險再次發生，以確保當地金融穩定運作。
對於台灣是否可能取代香港目前的金融中心地位，行政院長蘇貞昌日前於立法院備詢時表示，台灣一直想成為區域的金融中心，但確實條件還不是那麼好。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在主持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閉幕會時指出，國家安全、社會穩定、法治秩序是香港發展的前提，這次立法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施行後，將堅決有效維護國家安全，推動「一國兩制」事業沿著正確方向前進，有力維護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法治秩序，防範和遏制外來干涉，保障香港根本利益、長遠利益和當前利益，也必將為香港創造更加安全、穩定、和諧、便利的社會環境，更好地發展香港經濟、改善香港民生，充分展現「一國兩制」的制度優越性。
充分體現國家意志兼顧兩地法律差異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共分6章66條，分別為總則、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和機構、罪行和處罰，案件管轄、法律適用和程序、中央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機構及附則。這是一部兼具實體法、程序法和組織法內容的綜合性法律。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港澳研究室主任張建認為，這部法律在起草過程中，注意把握、遵循和體現了堅定制度自信、堅持問題導向、突出責任主體、統籌制度安排、兼顧兩地差異等原則，著力處理好本法與國家有關法律、香港特別行政區本地法律的銜接、兼容和互補關係，充分體現中央對「一國兩制」的尊重，充分展現中央在維護國家安全上的決心和信心。
該法對中央和特區在維護國家安全事務上的責任和權限做了十分清晰的劃分：中央人民政府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國家安全事務負有根本責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負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應當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
對此，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黎沛文分析認為，維護國家安全歷來是中央事權，而「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也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責任主體。雖然中央已通過基本法第23條授權其自行制定國家安全法律，履行相關憲制責任，但這並不否定中央對香港國家安全事務仍擔負著最大和最終責任，同時也不影響中央在必要時，根據實際情況和需要主動建立健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此次涉港國家安全立法有利於督促和指導香港盡快落實基本法第23條，促成香港自身國家安全法治保障體系的進一步建構和完善。未來，香港將被納入國家整體的國家安全體系當中，香港自身與國家主體之間的國家安全法治保障體系的聯動關係將得到進一步加強。
維護中央全面管治權保障香港高度自治權
令在必信，法在必行。設立專門法律機構是保障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落地生效的最關鍵的支撐因素。該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事務，承擔維護國家安全的主要責任，並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監督和問責。同時，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公署。
設立兩個機構，體現了「一國兩制」的內在邏輯與合力機制，結合中央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更彰顯中央全面管治權作用於香港的理性而智慧的法治方式。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田飛龍表示，駐港國家安全公署體現了全國人大決定中提交的中央駐港機構的角色，體現了國家安全屬於中央事權的憲制屬性，體現了中央對國家安全制度建設與執行機制的落實責任。香港本地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既是全國人大決定中關於香港特區政府履行維護國家安全憲制性責任的直接體現，也有助於香港地方整合有關本地執法力量而形成對中央駐港機構的有力配合與支撐。
值得注意的是，該法規定，除特定情形外，香港特別行政區對該法規定的犯罪案件行使管轄權，負責其立案偵查、檢控、審判和刑罰的執行等訴訟程序事宜。與此同時，駐港國家安全公署和國家有關機關在特定情形下對極少數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行使管轄權。
這既能滿足從國家層面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制需要，又能極大保護香港高度自治和司法獨立。在田飛龍看來，這實質上是把涉港國安立法在管轄上分為一般管轄和特殊管轄。一般管轄將涵蓋大部分案件，授權特首領導的維護國安委員會、律政司和警隊等香港本地機構負責。而特殊管轄則是指，當案件已超出香港本地執法能力、對香港本地法治和社會秩序造成過大衝擊，或是在情報收集、案件偵破和審判上遇到前所未有的超強壓力，此時將必須由中央承擔管轄責任。
切實尊重和保障人權確保香港長治久安
針對一些人權保障與國家安全關係上存在的相關疑慮，該法明確作出回應，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應遵循法治原則，應當尊重和保障人權，依法保護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的言論、新聞、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等自由在內的權利和自由。
該法律堅持人權保障原則、法治原則，將使香港特區居民權利和自由得到更好保障。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韓大元表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是保障人權的基礎。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盡快「落地」，將有助於盡快恢復香港的法治秩序，從而更好地保障香港居民的權利和自由。
為了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惡行，盡快恢復香港法治社會秩序，維護香港長治久安，該法對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等四類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的具體構成和相應的刑事責任，作出了明確規定。
香港修例風波以來，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已成為最嚴重的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和活動。韓大元分析道，這次法律明確規定這四類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和處罰，目的是實現對犯罪行為的精準打擊，對亂港勢力產生法律威懾力，同時，法律規定越細緻，越可以消除人們不必要的擔心。
整體而言，韓大元認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展現了中央維護國家安全與堅持「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心，將填補法制漏洞，築牢國家安全底線，對有關犯罪行為起到震懾、預防及遏製作用，將有助香港社會早日變亂為治，恢復秩序，走上繁榮穩定的發展正軌。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全文連結：link.mingpao.com/64139.htm
]]>「問責官員」是香港政府裏一類較高級別的官員群體，與公務員有所區別。香港從2002年開始推行主要官員問責制改革，將所有司長和局長職級由公務員職位改為以合約方式聘任，並須為過失負責任。此次被撤換的職位一共有5個，其中只有原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獲得平調，這5人的任期均未屆滿。
中國國務院稱，「根據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提名和建議」作出任命。香港行政長官特首林鄭月娥稱，感謝離任官員的貢獻，形容今次換班是「向前看」，主要考慮是帶領香港走出經濟困境。她說，新任局長在極不容易的時候加入問責團隊迎難以上，她表示敬佩。
根據香港民研4月初的民調顯示，各司局長中民望最低的，依次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政務司司長張建宗，他們全部都沒有被撤換，反映今次人事調動的考量並非以民望為主，預期整體不會對港府民望有顯著影響。
香港政界及媒體分析認為，今次被調走的人主要是被視為不夠強硬，在反修例風波中，並非最能替政府「打仗」的人，同時可能是部分人要為建制派在去年區議會選舉大敗而負責。
中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認為，主要應付修例工作的官員沒有被調走，是中央不希望給予外界覺得修例是錯誤，或是示威者示弱。
外界最關注的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人事變動。被平調的聶德權，近期捲入中聯辦地位問題的風波，而要道歉。中聯辦近日高調評論香港立法會內務委員會遭民主派議員拉布的事件。民主派認為，中聯辦違反《基本法》22條，條文列明，「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
但中聯辦其後反駁，稱中聯辦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機構，有權力、有責任就「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正確實施等行使監督權。
香港政府在4月18日發出新聞稿，稱中聯辦是《基本法》22條下設立的機構之一，但之後多次修改和發出另外的新聞稿澄清，指中聯辦並非「中央人民政府所屬部門」，而是「獲中央授權專責處理香港事務」，「有權力和責任代表中央政府」。
聶德權和特首林鄭月娥先後就造成混亂道歉。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周三在記者會上表示，官員調動與兩辦言論及新聞稿事件無關，不過，部分政界人士質疑，聶德權被調去重要性較低的的公務員事務局，是變相被警誡。
香港民主派活動人士羅冠聰批評說，「香港政府只向中聯辦問責，高官民望幾低都無事，但中聯辦一不喜歡，就人頭落地。其實聶德權只是說過去二十年特區政府的口吻，可謂溫和至極，但在最新極左政治形勢下，都已經變得大逆不道。」
香港民主黨主席胡志偉則認為，聶德權被換走是與去年建制派在區議會選舉失利有關，反映當局要為建制派找「代罪羔羊」，而聶德權作為掌管選舉的人，自然會被「祭旗」。
網媒《香港01》分析說，聶德權平調並非就《基本法》22條爭議問責，而是被委以重任，文章指出，去年香港示威中，公務員也有發起集會，一些前公務員主事官員亦頻頻發聲批評香港政府的做法，北京可能是希望整頓公務員系統內的「不理想情況」。聶德權是政府公務員體系出身，被視為林鄭月娥的愛將，外界一直猜測他事業有望再上一層樓，出任政務司司長。
他周三（22日）在記者會上表示，他未來會繼續致力維護堅守法治及政治中立等公務員團隊的核心價值。
香港入境處處長曾國衛接替聶德權出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是首位紀律部隊首長擔任這個職位。曾國衛近日曾先後赴中國湖北和日本橫濱，處理受疫情影響的香港人回家。他今年3月接受《紫荊》雜誌講述多次接載港人的行動，形容「沒有國家的支持，我們根本不可能完成這樣一個艱巨的任務」。在訪問中，他於辦公室擺放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肖像，櫃上放了一張與習近平握手的合照。
曾國衛周三在記者會上表示，新任命對他是全部挑戰，但他過去多年在政府的行政管理經驗，加上過去與不同內地部委合作及相處，可以勝任工作，未來會確保選舉公開、公平、誠實進行，加強推廣憲法和《基本法》，以及加強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工作。
香港建制派立法會議員田北辰認為，曾國衛在入境處工作多年，與大陸亦有聯繫，加上他「情商高」，適合處理《國歌法》等具爭議的議題。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楊岳橋對BBC分析表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主要負責處理選舉，政制改革、人權保障、內地事務等事宜，曾國衛過去工作與政制無關，出現「武官」代替「文官」的情況，反映其任命背後，中央的信任和忠誠度，比能力和履歷更為重要。
曾國衛擔任入境處處長期間，曾拒絶多名記者、學者、社運人士和政治人物入境香港，包括英國《金融時報》亞洲編輯馬凱、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兼香港監察創辦人羅哲斯、台灣閃靈樂隊主音林昶佐、八九民運領袖封松德和周鋒鎖等。
楊岳橋擔心曾國衛會在未來立法會選舉，做法好像擔任入境處時般狠，而出現大規模的DQ事件（被取消參選或議員資格）。
香港時事評論員劉銳紹對BBC中文分析說，入境處在香港體制只是一個「處」，而非更重要的「局」，但在中國體系內，則屬於重要警政法系統，掌握很多人的個人資料，所以一直備受重視，入境處過往的高官很多在離任後也繼續在建制內發展，「這是北京管治的手段，讓人在位的時候，要思考以後的出路，所以他們一定聽話的」。
林鄭月娥稱，留意到坊間「文官、武官」的說法，她強調沒有分別，例如多屆海關關長大多政務官出身，而常務秘書長大部分是政務體系。她說沒有中央不滿政務官的情況，自己是用人惟才，歡迎更多資深政務官員加入問責團隊。
]]>顧立雄表示，國安會110年度5大工作重點，分別是加速不對稱戰力、強化後備制度改革及改善部隊管理制度；捍衛國家主權，促進邦交及實質關係推動國際參與，維護區域安全穩定；掌握兩岸內外部情勢變化，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現狀；提升國土安全體制能量與韌性，有效因應天然災害與人為恐攻等之威脅；強化資安即國安戰略2.0戰略，主動防禦超前部署，落實堅韌安全之智慧國家。
顧立雄說，資安威脅情勢日趨增高，攻擊型態升級變遷，國安會在總統打造「六大核心戰略產業」戰略指導下，讓台灣成為未來全球經濟的關鍵力量。
其中，資安為貫穿各領域的重點關鍵。顧立雄表示，未來將著重三大工作重點，分別是強化國家級資安聯防體系與資安團隊；在公私與國際夥伴的協力下，建立以「數據驅動」為核心的主動防禦體系與機制；提升台灣資安自主能力與量能，推動產業落實資安，驅動資安產業。
他表示，達到「早期預警、緊急應變、持續維運」的目標，成為世界信賴的資安系統及產業鏈，以維護我國領域內網際空間、實體空間及關鍵資訊基礎設施的安全。
]]>倪浩倫／台北報導
來源:中國時報(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519000471-260114)
我國高齡化程度嚴重，65歲以上長者已逾總人口13％，預估8年內成為逾20％的超高齡社會，老化速度全球第一；面對這個「每4人便有1名老人」的社會，打造友善高齡城市勢在必行。專家指，全民一定要提早對「老」有所認知，並透過產業化，將老化轉為商機，創造年輕人、長者雙贏局面。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昨日舉辦「高齡社會的未來－打造友善高齡城市」座談會，探討高齡社會的因應措施。有12年照顧失智雙親經驗的元智大學老人福祉科技研究中心顧問伊佳奇說，多數國人在自己老之前，不知什麼是老，常使自己和家人不知所措，政府應該要讓「老」這個觀念，更早、更普及宣導給國人。
經濟評論者馬凱指出，長輩要有「自己不能老、否則會拖累家人」的觀念來警惕自己；像國外很多70、80歲還在健身、跳水的長者，身體仍像一尾活龍，根本沒把自己當老人，若國人都有這觀念和行動力，我們便不用太擔心高齡化問題。
前衛福部國健署長邱淑媞認為，面對高齡化，此刻可化危機為轉機，像是專為長者規劃的旅遊路線，吸引國內外高齡旅客，或透過發展智慧輔具，不僅能減少照顧人力、讓年輕人也能藉研發輔具創業維生，創造多贏局面。
國發會副主委曾旭正說，此次的前瞻計畫將「高齡」納入考量，例如支持地方多開發中型市鎮、連接更周邊的鄉鎮，以此來照顧偏遠地區的長者。
台北市副市長鄧家基說，北市無論是老化速度、青壯人口扶養比都相當嚴重。北市有包括長照ABC、共餐、社區訪視，甚至是石頭湯、市聯醫投入社區醫療等創新服務；但他坦言，北市一年長照預算僅約6.9億元，市府也在尋求各種作為，將有限的資源放到刀口上。
張欣蓉/報導
來源:工商時報(https://ctee.com.tw/News/ViewCateNews.aspx?newsid=149787&cateid=xfsh)
迎接即將來臨的銀髮浪潮，如何有效提高國人對於高齡社會的認識，今（18）日由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舉辦高齡社會的未來-打造友善高齡城市座談會，邀請專家暢談高齡社會的未來發展。
座談會期待藉由討論人口老化議題，探討出台灣的高齡問題，除了從「敬老、親老、無礙、暢行、安居、連通、康健及不老」等八大面向來檢視現有老年人的生活環境外，也期待能進一步的勾勒出高齡化社會未來的應對綱領及藍圖。
國發會副主委曾旭正今表示：「身為養老一輩的最後一個世代，以及恐被子女棄養的第一代」，台灣如何面對即將來臨的銀髮社會問題，期許能用以下幾點，使國人提高及重視高齡社會的議題。
首先是應有效提高國人對於高齡社會的認識，我國已邁入高齡化社會，但國人對於「老」的知識與觀念普遍不足，期待由地方鄉鎮及媒體首先推動，提升國人對於高齡化議題的參與度。
同時，藉由鄉鎮市政府與大學簽署長期合作，期待將高齡化議題從個人提升為社區任務的一部分，如從日常生活層面的公共設施與物質建設，建立對高齡長者友善的生活環境。最後認為不應單以扶養比重來推斷高齡化問題，更應該以年長者經濟支持比重，增加國人對於高齡化社會的樂觀程度，期許從生活一步步做起，打造友善高齡城市。
根據內政部至2017年2月底的統計，老年（65歲以上）人口首次較幼年（0-14歲）人口為多，預估2017年成為高齡社會(老年人口超過14%)，2026年將進入超高齡社會(老年人口超過20%)。據國發會2016年人口推估報告，推估2061年老年人口相較2016年增加約404.4萬人；幼年人口相較2016年減少138.7萬人；勞動人口將較2016年減少約781.3萬人。從數據可看出，我國高齡化、少子化的問題急需得到正視。
由於我國面臨少子化的危機，青壯年口也未對於老年的照護作好身心準備，因而老年照護的問題成為政府與公共政策的重點。高齡化社會的議題需要以全方位的整合來看待，不僅是照護層面，更在於打造一個高齡長者可安適生活的宜居環境。
最後，本次座談將利用先前的高齡化社會的討論基礎上持續深化觀念與論述。以高齡社會為軸心，從個人照護的有感體驗出發，期待能分別從衛政、財政、經濟與社會、法律與社會文化等層面來建構高齡社會的未來藍圖。
注：圖說：今（18）日由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舉辦高齡社會的未來-打造友善高齡城市座談會現場。(張欣蓉攝)
]]>倪浩倫／台北報導
來源:中國時報(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519000471-260114)
我國高齡化程度嚴重，65歲以上長者已逾總人口13％，預估8年內成為逾20％的超高齡社會，老化速度全球第一；面對這個「每4人便有1名老人」的社會，打造友善高齡城市勢在必行。專家指，全民一定要提早對「老」有所認知，並透過產業化，將老化轉為商機，創造年輕人、長者雙贏局面。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昨日舉辦「高齡社會的未來－打造友善高齡城市」座談會，探討高齡社會的因應措施。有12年照顧失智雙親經驗的元智大學老人福祉科技研究中心顧問伊佳奇說，多數國人在自己老之前，不知什麼是老，常使自己和家人不知所措，政府應該要讓「老」這個觀念，更早、更普及宣導給國人。
經濟評論者馬凱指出，長輩要有「自己不能老、否則會拖累家人」的觀念來警惕自己；像國外很多70、80歲還在健身、跳水的長者，身體仍像一尾活龍，根本沒把自己當老人，若國人都有這觀念和行動力，我們便不用太擔心高齡化問題。
前衛福部國健署長邱淑媞認為，面對高齡化，此刻可化危機為轉機，像是專為長者規劃的旅遊路線，吸引國內外高齡旅客，或透過發展智慧輔具，不僅能減少照顧人力、讓年輕人也能藉研發輔具創業維生，創造多贏局面。
國發會副主委曾旭正說，此次的前瞻計畫將「高齡」納入考量，例如支持地方多開發中型市鎮、連接更周邊的鄉鎮，以此來照顧偏遠地區的長者。
台北市副市長鄧家基說，北市無論是老化速度、青壯人口扶養比都相當嚴重。北市有包括長照ABC、共餐、社區訪視，甚至是石頭湯、市聯醫投入社區醫療等創新服務；但他坦言，北市一年長照預算僅約6.9億元，市府也在尋求各種作為，將有限的資源放到刀口上。
張欣蓉/報導
來源:工商時報(https://ctee.com.tw/News/ViewCateNews.aspx?newsid=149787&cateid=xfsh)
迎接即將來臨的銀髮浪潮，如何有效提高國人對於高齡社會的認識，今（18）日由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舉辦高齡社會的未來-打造友善高齡城市座談會，邀請專家暢談高齡社會的未來發展。
座談會期待藉由討論人口老化議題，探討出台灣的高齡問題，除了從「敬老、親老、無礙、暢行、安居、連通、康健及不老」等八大面向來檢視現有老年人的生活環境外，也期待能進一步的勾勒出高齡化社會未來的應對綱領及藍圖。
國發會副主委曾旭正今表示：「身為養老一輩的最後一個世代，以及恐被子女棄養的第一代」，台灣如何面對即將來臨的銀髮社會問題，期許能用以下幾點，使國人提高及重視高齡社會的議題。
首先是應有效提高國人對於高齡社會的認識，我國已邁入高齡化社會，但國人對於「老」的知識與觀念普遍不足，期待由地方鄉鎮及媒體首先推動，提升國人對於高齡化議題的參與度。
同時，藉由鄉鎮市政府與大學簽署長期合作，期待將高齡化議題從個人提升為社區任務的一部分，如從日常生活層面的公共設施與物質建設，建立對高齡長者友善的生活環境。最後認為不應單以扶養比重來推斷高齡化問題，更應該以年長者經濟支持比重，增加國人對於高齡化社會的樂觀程度，期許從生活一步步做起，打造友善高齡城市。
根據內政部至2017年2月底的統計，老年（65歲以上）人口首次較幼年（0-14歲）人口為多，預估2017年成為高齡社會(老年人口超過14%)，2026年將進入超高齡社會(老年人口超過20%)。據國發會2016年人口推估報告，推估2061年老年人口相較2016年增加約404.4萬人；幼年人口相較2016年減少138.7萬人；勞動人口將較2016年減少約781.3萬人。從數據可看出，我國高齡化、少子化的問題急需得到正視。
由於我國面臨少子化的危機，青壯年口也未對於老年的照護作好身心準備，因而老年照護的問題成為政府與公共政策的重點。高齡化社會的議題需要以全方位的整合來看待，不僅是照護層面，更在於打造一個高齡長者可安適生活的宜居環境。
最後，本次座談將利用先前的高齡化社會的討論基礎上持續深化觀念與論述。以高齡社會為軸心，從個人照護的有感體驗出發，期待能分別從衛政、財政、經濟與社會、法律與社會文化等層面來建構高齡社會的未來藍圖。
注：圖說：今（18）日由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舉辦高齡社會的未來-打造友善高齡城市座談會現場。(張欣蓉攝)
]]>現場青年參與者與講師多有互動，青年對於工作機會、環境變化仍然多有焦慮，李瑞華老師勉勵青年看到社會不公義的狀態可進行衝撞，但需要承擔代價的試煉，並有能力挑戰。更要拋下無助的心態，以正面積極的態度思考並建設自己的未來，做好自己能把握的事。
與會者多有收穫，大家共同度過一個迷茫到溫馨的下午。
]]>現場青年參與者與講師多有互動，青年對於工作機會、環境變化仍然多有焦慮，李瑞華老師勉勵青年看到社會不公義的狀態可進行衝撞，但需要承擔代價的試煉，並有能力挑戰。更要拋下無助的心態，以正面積極的態度思考並建設自己的未來，做好自己能把握的事。
與會者多有收穫，大家共同度過一個迷茫到溫馨的下午。
]]>然而，如果將國內青年低薪起薪的現象，是「馬政府」或「王主委」之責任，也是不盡公平。歸咎其原因，此乃1990年代中期之後，在知識經濟的興起擴散及電子資通產業之蓬勃發展下，大幅提高廠商的經營效率，卻又同時衝擊勞動市場之就業型態，其結果除讓部分的族群被迫面對產業結構調整所衍生的失業危機外，相對也會因個人職場能力的不同而擴大薪資所得之差異，使得部分青年因競爭條件較弱而難以取得較佳薪資，久而久之陷入青年貧窮現象。
無庸置疑，政府未能未雨綢繆推動下一世代國際性或先導型競爭產業，更是責無旁貸。亦即多年以來，政府在產業政策調整上，似乎未能落實因應產業發展趨勢，加速推動以加工製造為主的傳統產業升級轉型，同時扶植新興產業發展，讓促進台灣經濟成長憑藉的基礎逐漸受到侵蝕。
亦即過去20年以來，台灣政治領域在開放下，歷經政黨的輪替、國會之改革更加自由民主化，相對經濟層面卻是在意識形態糾葛下，面對中國大陸經濟崛起的威脅、區域經濟整合之挑戰陷入困境孤立化，不僅造成代工模式轉型遲緩、高端產業不斷出走，而且導致民間投資意願低迷、高薪就業機會減少，這些內外因素夾擊之下，使得國內青年薪資起薪成長不易。
換句話說，1990年代中期之後，因「執政失能」或「行政怠惰」，而導致台灣產業創新轉型落後，是造成近年青年持續低薪的關鍵，否則朝野政黨不需僅為「22K」或「25K」的是否正確淪為爭執辯論不休之地步。此外，青年起薪因產業型態、工作地區、專業領域、職務內容、給與制度等不同，而有所差異，起薪超過「25K」的榮幸與不及「22K」之屈辱，對於青年而言，其實難以比較其所存在的意義。
面對總統大選投票日期接近，很遺憾地，朝野政黨迄今尚未提出較全方位、前瞻性的促進台灣產業升級治國大綱，尤其因應中國大陸一帶一路戰略、美國重回亞洲戰略、TPP完成簽署、RCEP加速談判、日本與新興經濟體的產業合作布局、南韓與各大經濟體之FTA生效實施等國際經濟環境急劇變化之下，過去所提出的產業發展思維，恐將無法讓台灣迎接未來全球自由貿易競爭發展之挑戰。誠如最近產業各界心急氣壞對未來國家領導人的喊話之中可以看出，其對台灣未來產業升級的憂慮。
很顯然地，青年低薪就業議題所涉及之層面頗為廣泛，如果持續不斷惡化，其在社會族群上所形成的兩極化差異性現象，對於未來台灣整體經濟發展極為不利，甚至成為政府包袱。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南韓近年也是面對與台灣類似的青年就業不易與薪資偏低困境，特別將改革勞動市場，增加青年就業與提高薪資列為四大改革之首要政策。
在此同時，我們所以不厭其煩陳述解讀目前青年就業不易與貧窮所存在的事實，乃是期待朝野政黨總統候選人與其辯論青年低薪就業議題，不如重視台灣產業升級所面對的困境，並且研擬標本兼治政策，藉以提高企業在台投資意願，進而創造更多高薪就業機會，以防止青年陷入貧窮之暈染。唯有如此，近年以來已危及台灣經濟發展的青年低薪就業現象，始可迎刃而解。
]]>這一代父母更用心養孩子，擁有更親近的親子關係，為何無法養出更幸福的下一代？兒童福利聯盟二○一九年「兒童福祉調查報告」發現，孩子愈來愈不快樂，二○一九年的生活滿意度為七四點六分，比往年都低。
孩子問題 忙碌家長只求速解
權威型父母的確變少，「但積極介入演變成另一種權威和控制。」兒盟政策中心主任李宏文觀察，經濟壓力增加、工時長、不友善家庭的職場環境，讓家長更忙碌。當孩子遇到問題，家長沒耐心等待，只想尋求快速解決方法。偏偏這一代孩子面對的問題比過去複雜許多。曾任高中輔導主任的諮商心理師陳志恆說，網路社群讓孩子必須提早面對人際關係，同儕壓力比過去複雜。大一點的孩子要面對薪資停滯、全球化競爭，他們很早就知道念什麼科系都無法確保人生的幸福快樂。這些問題需要父母花更長時間陪伴。
爸媽懂紓壓 孩子也才學得到
期待孩子快樂的前提是快樂的父母。建國中學輔導主任姚予婷提醒，家人快不快樂、爸媽喜不喜歡自己的工作，都影響孩子情緒與價值，「雙薪家庭不要都只有工作，家長的世界裡也不要都只有孩子。爸媽懂得紓壓，孩子也才學得到。」
「父母要承認，有些東西已超過自己能處理的範圍。」董氏基金會心理衛生中心主任葉雅馨強調，面對願意傾訴的青少年，父母不用急著給建議，可以坦誠：「這問題很棘手，我願意跟你一起想辦法。」孩子期待的不是超人，而是「跟我站在一起」的父母。
]]>張忠謀在去年11月台積電運動會上亮相，並提到台積電在平和時期作為全球供應鏈的一環就好，但在亂世之下，將成為兵家必爭之地。去年6月，台積電董事長劉德音曾提到，台積電赴美設廠還不是時候，因為美國成本太高。
不過，就在陸美科技戰加劇，川普政府對華為禁令緊縮之下，台積電終於在今年5月15日宣布，有意赴美國亞利桑那州興建且營運一座先進晶圓廠，將用以生產5奈米製程，將於2021年動工，於2024年開始量產，2021年至2029年投入約120億美元資本支出。
也在同一日，美國商務部宣布再度緊縮華為禁令，要所有企業供貨含有美國技術半導體產品以及相關技術給華為，都要經過美國政府審查並通過，寬限期120天，等同華為旗下海思半導體無法繼續委由台積電晶圓代工生產。
不過，台積電6月合併營收年增28%，讓台積電Q2財報達標，獲利季增3.3％再創高、每股盈餘4.66元，外界預期主要是受惠於華為提前拉貨。但隨著寬限期逐步逼近，台積電7月16日法說會正式宣布，並未提交對華為的出貨許可申請，並在9月14日後不再供貨華為，但若美國政府願意調整政策，一般品仍有機會出貨。
除了陸美之外，據《讀賣新聞》日前報導，由於先進製程已經成為國安問題，日本政府預計在未來幾年推出數十億美元的半導體發展專案，吸引包括台積電、英特爾等海外半導體廠商與日企合作，但是遭到台積電澄清，目前並無赴日設廠計畫。
回到張忠謀所警示的「台積電將成兵家必爭之地」這句話，目前連美國處理大廠英特爾也打算將晶圓代工業務外包，台積電有望吃下訂單，台積電的先進製程技術已經被全球認可，不過，只要陸美關係持續惡化，任何企業想在兩強夾縫中求生存，台積電在大陸有南京、上海兩廠區，但與美方靠攏的態勢較為明顯，陸企是否將更多訂單轉向給大陸晶圓代工龍頭中芯國際，有待市場觀察。
來源：中時、聯合
]]>陸客中轉是指讓大陸居民從大陸搭飛機到台灣的機場停留，再轉機前往兩岸以外的其他地方，航空及觀光等業者認為將能夠為台灣帶來很大的經濟效益。簡單的說，這就是20年前「亞太營運中心」計畫中的轉運中心構想，但當年亞太營運中心因兩岸關係陷入僵局，缺了大陸這塊拼圖而告失敗。
經過20多年時移境遷，大陸已快速蓋出一個比一個大、一個比一個更現代化的機場，多家航空公司經過多年激烈的商業競爭與汰弱留強，機隊規模與經營體質早已名列世界前茅。台灣現在想再搞陸客中轉，吸引大陸民眾來台轉機，坦白說，縱然不能說完全無效益，但最佳時機已過、商機已減少。
更何況從某個角度言，此時要對岸配合陸客中轉，等於要求割肉給台灣。而台灣內部對所謂「海峽中線」，或者說是「優化航路」議題歧見仍深，空軍堅持不讓步，國安部門也有疑慮，綠營人士更期期以為不可，政府既然沒有妥協的空間，又豈忍要求大陸割肉讓利。
不過，從陸客中轉案例，回想過去20多年兩岸的經貿往來，不是就有許多曾經存在的巨大商機，被無謂的政治考量給扼殺嗎？從李登輝時代的戒急用忍，到阿扁的「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再到「積極管理，有效開放」，即使到了被綠營批為「傾中」的馬政府，還是處處設限。更讓人感嘆的是，至今台灣仍一再重演此一情況。
李登輝的戒急用忍，卡住所有想去大陸投資的大型企業與大型投資案，台塑不能去投資輕油裂解廠、大型石化廠，裕隆也不得去大陸蓋汽車廠，結果是大陸的石化產業被全球幾大廠商占住，大陸汽車工業抬頭，台塑、裕隆再無機會，頂多去「參股」。台灣視若珍寶的晶圓代工，台積電一直被卡住，在大陸成立「友好企業」和艦的聯電則在扁執政時遭「司法追殺」；當政府迫於時勢終於開放投資八吋廠時，大陸已培養出自己的中芯國際晶圓代工廠，反過來與台灣競爭。在大陸面板產業仍為荒漠時，對岸虛位以待友達前往投資，但馬政府三卡四卡，當終於開放時，大陸本土面板廠羽翼已豐，韓廠也插旗成功。
由過去的教訓可以看出，台灣該作的不是把自己尚有優勢的產業綁住，限制其赴大陸投資，反而應該盡快開放及推動台灣具有優勢的產業赴大陸投資，先行搶占市場；而不是三拖四延，待對岸產業已成氣候、甚至占光市場後才開放。從這個角度看，台灣現階段尚有優勢的產業，大概就是服務業、金融業。遺憾的是這次政府不卡，卻換在野黨與民間卡。兩岸服貿協議完成簽署，在野黨要逐條審查，最後再來一個「太陽花學運」，讓服貿無法上路。
服貿卡關這段時間，我們看到的是原來台灣拿到的服貿條件，香港也取得了，接著是中韓FTA完成，韓國也拿到了，台灣原來該有的先機與商機，全沒了。因為服貿卡住，這兩年兩岸金融監理機關的會議「金銀會」也算是白開了，因為無法有任何進一步的開放互惠措施；所以我們就看到兩年前中國工商銀行參股台灣永豐金控20%股權、投資200億的案子，日前宣布「難以執行」而告終，許多兩岸金融合作、參股的案子全部原地踏步；更早前的中國移動參股遠傳電信也在延宕多年後結束。
兩岸經濟合作的停滯甚至倒退，在過去兩岸經濟體規模差距沒那麼大、台灣產業競爭力領先幅度明顯時，可能各傷五分；但產業領先幅度縮小，總體經濟規模差距卻高達20倍的今日，台灣受的傷絕對遠大於對岸，甚至對岸可能毫髮無傷，因為它可以從全球其他國家取得資源。
我們曾經錯失許多機會，未來是該記取教訓，別重蹈覆轍了。而政府在設定兩岸經濟合作協商與談判議題時，也必須接受兩岸經濟強弱變化的現實，先理解兩岸各自的優勢與劣勢，再找出互補、互惠、互利的議題，才是正道。
]]>為廣泛聽取社會各界意見，工信部將籌建申請材料予以公示，截止日期為2021年2月27日。根據籌建申請書顯示，「全國集成電路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將負責大陸集成電路專業領域內標準化的技術歸口工作，制修訂的標準是國際性質的。
「全國集成電路標準化技術委員會」秘書處計畫設在中國電子技術標準化研究院，該研究院是工信部直屬事業單位，是大陸從事電子信息技術領域標準化的基礎性、綜合性研究機構。
該委員會的成立目標是建構一個明確的集成電路標準體系框架，業務範圍包括在設計、研製、生產和應用中涉及的大陸國家標準、行業標準，為其他專業標準化委員會和技術組織制定相應的產品/行業相關的集成電路標準提供標準支持。
《經濟觀察報》引述一名業內人士看法指出，委員會一方面是管理維護集成電路產業相關的標準體系，另外一方面是組織大陸國內力量深度參與國際標準化工作。
籌建申請書指出，集成電路作為信息產業的基礎和核心，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是支撐經濟社會發展和保障國家安全的戰略性、基礎性和先導性產業。建立一個自主創新能力不斷提高、產業規模不斷擴大的集成電路產業體系，對促進新興產業快速發展、支撐國家信息化建設，促進國民經濟和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籌建申請書顯示，該委員會委員將來自大陸集成電路設計、製造、封裝、測試、材料、設備、應用等主要單位，不少於50人，設置主任委員和秘書長各1名，副主任委員4名，副秘書長2-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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