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媒體報導，為了強化資安，行政院在推動新一波的組織改造時，決定新設數位發展部，並在數位發展部下設資安專責機構「資安署」，同時納入既有的行政院幕僚單位資安處和委外由資策會營運的技術服務中心。

因應行政院組織法修正案在2010年經立法院三讀通過，明訂行政院轄下三十七個部會整併為二十九個，所以，行政院要新設立數位發展部，則將科技部改回前身國科會，預計將以委員會型態運作。

數位發展部負責通訊和傳播產業、資訊通訊安全、網路基礎建設與個資保護等內容，加上資安即國安2.0以及資安核心戰略產業的定位，數位發展部的職掌同時囊括資安的同時，成立三級機關資安署，則成為勢在必行的推動方向。

數位發展部預計整合現有其他部會的部分職掌，包括：NCC（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負責的通訊傳播產業與輔導業務；交通部郵電司、國發會資管處、經濟部工業局電資及知識服務兩組部分業務，以及經濟部工業局技術處等工作職掌：而NCC仍保留其他獨立監理的業務職掌，並維持獨立機關特性。

資安處可以行政院秘書長名義發函要求配合，資安署難以要求部會配合

面對行政院將在數位發展部下設三級機關的資安署，不具名的資安專家表示，這個作法看似將原先只是行政院資安幕僚單位的資安處升格成資安署，但在實務作業來看，現在的資安處因為是行政院的幕僚機關，所有對政府資安要求，都可以以行政院秘書長的名義函請各個部會配合相關的資安事宜與規範，但當資安處變成三級機關的資安署後，如何以三級機關的名義，發函各部會配合資安署的資安要求與規範呢？更何況，已經行資有年的行政院資安稽核，未來如果由三級機關資安署主辦，其他機關部會的配合度為何，存有很大的疑慮。

同樣的情況，該名資安專家也說，現階段已經有現成的案例可以看到資安處升格為資安署的窒礙難行之處，就像三級機關的健保局一樣，什麼決策都必須先看上級單位衛福部的臉色，更遑論其他部會了。

資安署兼具政策制定與業務執行功能，不應走回頭路成立資安行政法人

不過，曾經擔任技服中心主任多年、現已擔任第一銀行資訊管理中心副總經理劉培文表示，「局」本來就是要依「部」擬定的政策據以執行；「署」則是可能業務性質及職掌與本部不同，因此同時兼具政策制定與業務執行功能。

他認為，拿健保局與衛福部的關係來比擬並不正確，畢竟，政府預計成立「資安署」，那就代表有執行的能量，甚至可以根據需要成立分署。他說：「有了資安署，就不需要走回頭路，再成立資安行政法人吧！」

于國欽／台北報導

來源:工商時報(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1108000048-260202)

行政院主計總處昨（7）日首度發布「薪資中位數報告」指出，去年我國每月薪資（含經常性及非經常性）中位數40,853元，占薪資平均數48,490元比率為84.25％，創近7年新低，顯示我國受薪階級向低薪集中的情形，有逐年擴大趨勢，值得密切注意。

主計總處發布薪資中位數報告，目的是為了解國人薪資實況，主計總處表示，平均數易受極端值（高薪資者）的影響而偏高，難以貼近民眾感受。

所謂薪資中位數，以去年為例，將738萬名受僱者薪資依高低排序後，排名居最中間者即薪資中位數，中位數較貼近民眾的感受。

主計總處指出，以薪資為橫座標，以人數為縱座標所繪得的分布圖，近年已呈現高峰在左、尾巴在右的「右偏」型態，反映低薪人數愈來愈多，國人有向低薪集中趨勢，以致薪資中位數明顯低於平均數，去年薪資中位數40,853元，遠低於平均數48,490元。

國勢普查處副處長潘寧馨表示，由受僱員工薪資中位數占平均數的比率觀察，2009年為85.71％，此後逐年遞減，至2015年降至84.25％新低，顯示薪資分布向低薪集中的趨勢，正漸擴大。

潘寧馨表示，受僱人員薪資分布之所以出現向低薪集中，主因近年企業敘薪採「績效制」者愈來愈多，加以派遣人力、臨時雇用等「非典型受僱者」逐年成長，使得薪資分布向低薪集中的現象更為明顯，因而出現「右偏」現象，這一現象值得密切關注。

其他國家是否也如此？主計總處官員表示，美國薪資中位數占平均數比率是74.90％、日本86.66％、澳洲84.10％，各國薪資分布普遍都有「右偏」現象，尤其美國右偏幅度更大，顯示其高、低薪差距更為嚴重。

主計總處表示，綜合各國統計可以發現，除了薪資，房價、財富的分布也都有「右偏」的情況，這反映所得、薪資、財富平均數愈來愈難以貼近民眾感受，有必要編製中位數，主計總處未來將定期於每年3月公布最新的薪資中位數報告。

369萬受僱者 月薪低於33K

于國欽／台北報導

來源:工商時報(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1108000050-260202)

主計總處昨（7）日公布薪資中位數報告指出，去年我國「經常性薪資」中位數33,434元，顯示半數受僱者（約369萬人）月薪低於33,434元。其中， 5成藍領勞工月薪，甚至不到3萬元。

我國去年企業僱用人數約738萬人，主計總處以統計方法推計其薪資分布情況，結果發現每月薪資（含經常性及非經常性薪資）中位數為40,853元，經常性薪資中位數為33,434元。主計總處官員說，經常性薪資不含加班費、年終獎金等，比較接近一般人所說的「月薪」概念。

國勢普查處副處長潘寧馨說，中位數33,434元，這代表5成受僱者月薪低於33,434元，國人薪資近年成長確實有趨緩現象，根據昨日公布資料，近7年我國經常性薪資中位數平均年增率也僅1.2％。

依主計總處調查，去年我國受僱人數達738萬人，所謂半數勞工月薪低於33,434元，也就是有369萬人月薪不到33,434元，低薪人口極為可觀。

主計總處表示，從職員（白領，監督與專技人員）、工員（藍領，非監督專技人員）角度觀察，以去年而言，職員經常性薪資中位數仍有43,864元，但工員則僅29,255元，換言之，這代表半數藍領勞工月薪還不到3萬元。

我國月薪不到3萬元的勞工有多少人？主計總處官員表示，去年738萬名受僱者，職員273萬人、工員465萬人，職員裡有多少人月薪低於3萬元尚無統計，但工員裡就有232萬人（465萬人的一半）低於3萬元。

蘇揆昨日上午在立法院接受質詢時坦言，最早編列600億元紓困特別預算時，當時只有中國大陸有疫情，歐美國家還沒那麼嚴重，目前疫情已擴大到歐美等國家地區，政府會隨疫情變化再擴大投入預算。對於紓困融資，他也強調政府不會雨天收傘。

到了下午蘇揆再度於立法院答詢國民黨立委曾銘宗、李德維等委員時，他更加明確指出，台灣整個紓困規模大概會到1兆元，在公共支出方面，他也早就要求要加大、加碼、加速。

蘇揆強調，有人會說哪國規模怎樣，但各國情況不盡相同，國家大小也不一樣，如美國沒整體社會保險，是商業保險，而台灣則有全民健保等保險。

行政院發言人Kolas Yotaka（谷辣斯・尤達卡）說明，這1兆元占我國GDP比重約5%。原本紓困規模，包括特別預算600億元、蔡總統指示的移緩濟急與各部會基金400億元，以及中央銀行可融額度2,000億元。

現在新增項目則包括：擬修法追加特別預算1,000億元，移緩濟急與各部會基金新增1,000億元；在中央銀行之外，新增郵政儲金與公股行庫整體可再融額度5,000億元。

Kolas表示，研擬追加的1,000億元特別預算，行政院已討論一段時間，並非突然拋出，將透過提出修正特別條例，送立法院三讀通過後，再來編列、提出新特別預算，並經立法院同意後執行。

Kolas說明，當初提出特別條例草案時，全球疫情、對股匯市與各大經濟體的狀況與衝擊，都與現在不一樣，因此政府要再超前部署，加強對經濟、產業的協助，包含首波受創最重的餐飲、航空、運輸、觀旅住宿等，以及後續受到衝擊的各大產業，都會是這波紓困的重點。

另外經濟部長沈榮津則表示，除了振興抵用券，規畫再推出消費折扣券，折扣幅度會比振興抵用券多，消費最多可折扣百分之廿五，預計四月上路。

來源：經濟日報、聯合報、中國時報

立法院今下午完成審查學校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食品衛生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後，開始處理行政命令審查，經朝野代表發言完畢後，開始表決。在野黨團雖提出不予以備查，或廢止等修正動議，但民進黨團均提出修正動議同意准予備查九項行政命令，並以人數優勢表決通過。

針對幾個月來的美豬議題，總統蔡英文也在表決通過後透過臉書發文，表示不同意近日來對執政黨在此議題上前後不一的批評，她強調當時的抗爭是由於民眾質疑萊劑容許值並沒有國際標準可遵循，以及豬農憂慮進口衝擊的問題。但隨著2012年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CODEX）公布的萊劑容許值標準，美牛才順勢進口；而今年宣示投入養豬產業百億基金，加上口蹄疫拔針，美豬入台才成為選項。

面對爭議蔡英文總統再次強調開放市場的政策是未來台灣走向國際的重要起點，「對我來說，貿易就是有來有往，任何協議，都不會只合一方的意。」同時感謝行政院長蘇貞昌和團隊的努力，承諾將清楚標示、嚴格把關讓民眾安心。

來源:聯合報/yahoo

三周前，蘋果在原本的財測中，已考慮到中國大陸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不利後果，但沒想到情況比原本預期更糟。蘋果並未提出更新的數字，僅表示無法實現原來的營收目標，可見蘋果根本無法量化影響的程度，受相關不確定性影響，蘋果和全球蘋概股18日股價普遍修正，反映此事的嚴重性，全球股市也難倖免。

蘋果無預警調降營運目標，引起全球市場關注，也開始研究此事「到底會引起多大的風暴」，同時更深入研究蘋果協力廠中國大陸工廠運作的情況。

華爾街日報引述知情人士報導，鴻海希望在大陸2月底以前能復工50%，3月中復工80%。金融時報（FT）引述知情人士報導，負責監督新iPhone生產的幹部，要晚兩周以上才會回到大陸。而中國境內的管制措施已導致各階層的員工都難以復工。

彭博行業研究（BI）分析師巴特勒說，蘋果提出營收示警，「可見衝擊會延伸到第2季以後，我們相信在新病例開始消退後，零售量流量至少要花一個月才會回升。」

Wedbush證券分析師艾夫斯說：「這意外消息確認了華爾街擔心疫情掀起全球需求漣漪效益，正大幅衝擊iPhone來自中國和富士康。」

長期追蹤蘋果的分析師孟斯特說：「在中國大陸經營有如雙面刃，蘋果是唯一在中國大陸曝險極高的美國大型科技公司，他們既在這十年嘗到勝果，如今也勢必經歷苦難。」

RegentAtlantic Capital合夥人凱普林接受彭博電視訪問時說：「目前為止我相信大部分所見的是消費延遲，若情勢演變為需求受創，那對經濟的影響就大了。 」

Alexis Investment Partnerst總裁布朗尼說：「這將是重大考驗，很顯然，蘋果是主要指數中權重很大的個股，也是投資人青睞的股票。若市場認同中斷只是一時的，反而形成逢低買進的機會。」

彭博：台積…下個觀察指標

彭博專欄作家高燦鳴（Tim Culpan）指出，接下來最該密切關注的，是身處全球科技供應鏈軸心的台積電。

蘋果是台積電最大客戶，台積電1月16日發布本季財測時，市場還沒注意到這個如今讓全球全面緊盯的新冠肺炎疫情。接下來，受疫情影響，蘋果關閉了中國大陸的門市，鴻海在內的下游組裝業者在年假過後無法如常復工。

顯示卡製造商輝達（Nvidia）是台積電另一大客戶。本月13日，輝達以疫情為由，下修財測1億美元，大約是本季預估營收的3%左右，只不過這是總計而非單季的數字。阿里巴巴也預估核心事業營收看跌，阿里巴巴雖非台積電的直接客戶，但至少部分減少的銷量會是電子產品，也會採用台積電的晶片。

華為在內的大陸企業去年占台積電營收約20%，這麼多大陸企業無法照常復工，需求和生產都受排擠，這些客戶不太可能不受影響。無論從哪方面來看，全球科技業景氣減速終究回到原點：台積電。高燦鳴暗示，台積電也不無可能調降財測。

三星深耕越南 躲過疫情

反觀長年在越南布局的三星電子，所受衝擊相對有限，也讓GIS-KY、雙鴻等台灣三星手機供應鏈找到避風港。

三星智慧手機目前有半數在越南生產，在新冠肺炎重創蘋果與其他公司在中國大陸的營運之際，三星在越南的生產受影響有限。科技市調機構集邦科技日前分別將華為和蘋果第1季手機產量預估調降15％及10%，三星的產量預測僅下調3％。

來源：經濟日報

1977年11月26日那期的經濟學人創了這個詞。指荷蘭在第一次能源危機時，因參與北海油田的䦕發獲得大量的天然氣，加上鹿特丹是當時全球最大的煉油港，發了一筆能源財。但這筆意外之財卻也帶來一連串的不幸。

首先是，荷蘭大量油氣出口所帶來的順差讓荷蘭盾（guilder）升值了六分之一，馬上傷及其他商品與勞務的出口。而能源出口充裕了稅收，也讓政府支出大增，推升了物價。加上能源產業工資上揚，一般工資水準也跟著上漲，對非能源產業更是雪上加霜。這就是荷蘭病。

此文一出，馬上有人指出，在荷蘭發生的現象過去不乏先例。十九、廿世紀之交牙買加發現了豐富鋁礬土，委內瑞拉找到了石油，甚至一戰前澳洲農牧產品的出口，都造成同樣的意外現象。1985年9月的廣場協議之於日本，隔年之後的台灣應該是最後，也是最近一個得此病的經濟體。

台灣獨特的荷蘭病

1980年台灣的對外貿易還有小量的逆差，出口與進口占ＧＤＰ比重分別為52.6%、53.8%。但後幾年，國際油價在大漲之後下跌，加上台灣在70年代後半開始大力發展鋼鐵、石化及機電零組件，所謂的第二次進口替代產業，使得進口ＧＤＰ占比一路降到1986年的37.4%；同期間，出口占比則因為全球景氣的復甦而逐年提升，到了1986年為56.7%，順差ＧＤＰ占比高達19.3%，創下了非產油國的紀錄。台灣當時仍屬開發中經濟體，資源不豐，處處需要投資，但每年卻有大量超額儲蓄，給有錢國家使用，不對，也不該。

於是，新台幤對美元匯率從1985年9月的40:1，1987年底升到30:1，隔年再升到28:1，1989年底到了25.5:1。台灣的病情如下：台灣製造業的出口，以美元表示的平均生產一個單位產品，像一噸的鋼，一輛腳踏車，從1985到1988年，3年內上升了45%，超過日本同期間的33%，勇冠全球。

台灣產業的調整

一、疫情期間新台幣跟工資都變貴了，製造業每天喊缺工。實情是，以所付的工資現找不到人。結果是，在此之前政府努力推動過，但未見成效的生產自動化，業界開始認真落實。

二、過去一直被認為台灣出口產品的品質不夠好，現在有了明顯提升。最好的例子是，台灣出口腳踏車的材質與設計年年改變，售價拉高。

三、產業結構開始快速轉型，ＩＴ產業順勢而起，科技產業，資本密集產業成了製造業的骨幹。

四、台灣工資貴，找不到人，但環視周遭，先是東南亞國家，接著中國大陸，有用不完的人力，簡直是台灣傳統產業的天堂。台灣這波對外投資來得既快又猛。他們很多是中小企業，而且都在默默中進行，因為怕被誤解為資金外逃，被指責為造成本地產業空洞化。殊不知正是他們將不再有競爭力的勞力密集產業外移，徹底改變了台灣的出口與產業結構，促成了台灣的產業升級。

結語

台灣在得病後十年，ＩＭＦ（一九九七）將台灣從開發中經濟提升到新興（Newly）已工業化經濟。台灣現在該有勇氣再接受一次同樣的挑戰。

（作者為東吳大學講座教授）

紓困預算：

紓困預算是在已經堆高的債務基礎上加債。去年底各國中央及地方政府債務占ＧＤＰ比重可分成三類：台灣、中國大陸與德國分別為卅三％、五十六％與五十九％，屬偏低者；美、法、英分別為一○六％、九十九％與九十％，屬中等；日本是二三八％，明顯偏高。這些數字還不包括後續可能增發的公債以及已有的民間公司債。像中國大陸二○一六年公司債ＧＤＰ占比就高達一六六％。政府在疫後償債時必然「與民爭債」，產生排擠效果。

此次各國紓困措施在規模、立法速度及執行便捷度上，也是前所未見，包括提供失業者或受創企業救助、展延貸款，或直接發放現金。目前各國紓困支出規模占ＧＤＰ的比重，中國大陸與台灣的四點七％與五點五％最低；美國的九點八％次之；法、英、日接近廿％又次之；德國的卅點五％最高。各國如何彌補疫後的財政缺口，加上這段期間的稅損，是一大挑戰。

金融情勢：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在金融海嘯後，全球跟隨美國，瀰漫一片數量寬鬆。過去十年，美國、歐元區、日本、台灣到中國大陸，各地M2新增數量占ＧＤＰ的比率都介於廿到廿九％之間。在物價平穩下，新增的貨幣確實壓低了利率，但卻沒有等比例促進消費與投資，而是流向股市與房市。可惜前者對ＧＤＰ的貢獻只有證所稅或證交稅，後者則要造成房租上漲才行。更重要的是，這新增貨幣會因為去全球化，提供通膨最好環境。

在金融面，各國對中、小、微企業及特定產業都提供了各種融資協助。美國的聯準會甚至直接購入ＥＴＦ、公債、公司債，甚至垃圾級的公司債。這些工具等於在金融市場埋下了未爆彈。

財政赤字與利率的困境：

政府償債不外三種方法。

一、發新債還舊債。但這無法降低債務水準，而且希望利率愈低愈好，以減少發債成本。

二、增加稅收。方法不外從提高稅率、擴大稅基或課新稅。但提高稅率不利成長與稅基擴大，而課新稅也不利成長。至於透過政策鬆綁來剌激經濟，在後全球化時期已是緣木求魚。

三、通膨。可稀釋債務，由全民吸收，但一旦發生，利率必然走高，不利發新債，更不利股市與房市。

美國二戰後的經驗：

在二戰期間，美國政府大量舉債。一九四○年美國政府債務只有四三○億美元，一九四五年增加到二五九○億美元，增加了五倍。但同期間，政府債務占名目ＧＤＰ的比率只從四十二％增加到一一四％，增幅一點七倍，因為分母名目ＧＤＰ增加了一點二二倍，其中實質ＧＤＰ成長了七十五％，但通膨也貢獻了四成。一九五○戰後第五年，美國債務水準幾乎不變，但ＧＤＰ占比卻少了廿五個百分點，原因完全來自通膨，因為同期間美國的實質ＧＤＰ負成長一點七％。

完美風暴：

新冠疫情給了全球化致命的一擊。過去常說，經濟預測就像天氣預報，向來不準，但天氣預報愈來愈準。如果說氣象上有所謂完美風暴，現在是關心會不會有完美的經濟風暴。

（作者為東吳大學講座教授）

I· 台灣的經濟發展是如何走向開放之路

大家很難想像，台灣戰後的農業與工業產值分別只有戰前的6成或5成不到，一直要到1952年左右才回到從前的水準。在整個1950年代，台灣的貿易赤字很大，出口產品中糖跟米就占了了8成。台灣無法依靠農產品的出口來彌補龐大的貿易赤字。那台灣經濟是如何在這麼艱困的環境下一步步走向開放？這裡必須提到一個很重要的推手，就是美國的經濟援助。

美援對台灣經濟有兩個的影響，一個是實體面，另一個是制度面。當時全球接受美援的國家很多，但後來經濟上的表現都不如台灣。關鍵因素不在美援的實體面，而是美援對制度面的影響。

回顧1950年代，台灣的工業部門以國營事業為主幹。當時主導美援的在台美國國際開發總署（US Ag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AID）卻大力主張利用美援來協助民營企業的發展。更重要的是，1958年因為台灣對美元的運用非常成功，美國準備停止經援，乃對台灣政府提出了8點建議，這8點建議事實上就是後來政府19點財經改革計畫的藍本。包括了外匯與金融改革，稅制改革，推動國營事業民營化，成立資本市場等。在這之後的兩年中，政府逐步建立單一匯率制度，並讓新台幣貶值。為了修正幾近苛徵的重稅以及釋出農地供工業使用，1960年頒布了「獎投條例」。1965年成立亞洲第一個加工出口區。這一連串的措施吸引了大量的僑、外資，也鼓動了本地的投資。 但最重要的是，這些投資大部份都集中在出口，並澈底將台灣從一個封閉型經濟轉變成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

台灣在這一段為期25年的發展期間，締造了兩個世界紀錄。 （1）台灣是第一個開發中國家成功利用貿易當做推動經濟成長的引擎，而且在時間上約早了韓國5年。（2）台灣在這段經濟快速成長期間，所得分配愈趨平均，跳過了開發中國家普遍遭遇到的顧志耐陷井（Kuznets Trap）, 而且物價平穩。台灣到了70年代已經有好多出口產品位居世界前矛，像鞋、帽、成衣、玩具、腳踏車輪胎，甚至縫衣機等。另一個不太被提到的是，台灣為了因應本身龐大下游加工業的需求，在這段期間的後期，也發展了鋼鐵、石化原料以及電子、機械零組件工業，所謂的第二次進口替代產業，或是今天很夯的紅色供應鍊。

II· 台灣如何突破中所得國家經濟發展的困境

80年代中以後台灣經濟又面臨一次鉅變。台灣當時的人均所得已經到了3千美元，達到中所得國家的門檻。台灣要如何繼續向前走，擺脫廉價代工的生產型態，迎接高工資時代的來臨，突破所謂中所得國家經濟發展的困境，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另一個問題是，台灣當時每年都出現龐大的貿易順差，最高的時候（1985年）可以占到GDP的20％，而且都來自跟美國的貿易。可想而知台灣會受到多大來自美國的壓力。

果然，新台幣匯率從1985年底的40塊比1塊美元開始穩定持續升值。最高的時侯升到24比1塊錢美金，升值幅度超過了60％，居全球第二，僅次於日本。同一時間新台幣工資每年漲幅都超過2位數。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的出口產業勢必無法再依靠由廉價勞工所生產的產品。結果這些產業開始大量外移，而新的出口產品出現了，就是各種石化原料，機械、電子零組件，以及機器設備等。再經過了十年，到了2000年，原料、零件與機械兩大類產品的出口占了台灣總出口的8成，徹底翻轉了台灣的出口結構。這裡還催生了一個新興的IT產業。

III． IT產業發展的基石

2004年4月美國商業週刊的封面報導了台灣的IT產業“Why Taiwan Matters？”很多國家都想發展IT產業，但少見成功。台灣的IT產業是如何發展起來的？

發展IT產業必須有二個條件：充沛的科技人才與龐大的資金。台灣從60年代開始有大量的學生留學海外，其中有4到5成是理工科系專業。這些海外留學生到了80年代陸續歸國，他們學有專精，又有實務經驗，成了發展IT產業不可或缺的基礎人力。

IT產業是一個燒錢的行業，錢從那裡來？台灣資本市場在1990年代市值增加了4.4倍。但同期間，台灣IT產業的市值占比卻從1990年微不足道的2.7％增加到1999的54.2%。換言之，這段期間台灣股市所增加的市值有7成是到了資訊業。IT產業的市值占率到現在都還維持在50％以上。

這裡我們學到一件事，發展產業不是靠口號，也不一定是要靠政策大力的扶植，而是順應市場力量，有足夠的人跟錢。政府能做的是培養專業的人才，而且不一定要自己培養，以及創造一個願意承受風險的資本市場。

IV·產業政策與產業發展

現在我們可以談最後一個問題，產業政策與產業發展的關係。在經濟發展的初期，普遍缺乏資金，市場又封閉，產品是否有競爭力好像不是那麼重要，因為資金投到那裡都會成功。其實並不盡然，因為台灣的國內市場有限，這種封閉 、內向型（inward looking）型的發展非常沒效率，是浪費資源。台灣的產業發展不走當時時髦的重視重工業，輕視輕工業的路線，反而是走務實、發展輕工業，而且以出口為主的路線，獲得很大的成就。

台灣到了80年代中，當以出口輕工業產品的產業發展型態走到盡頭時，也同樣是在外部壓力下，讓新台幣大幅升值，結果促成了產業快速的蛻變與升級。同樣重要的是，得力於早期開放的留學政策以及膨勃發展的國內資本市場，孕育出全球矚目的IT產業。得一提的是，在IT產業中沒有一家是國營企業。

V. 結語

當經濟發展到了一個資金不再缺乏，技術可以自己開發或自國外引進的階段，發展產業靠的是企業家，而政府只在於提供一個良好，富競爭，又開放的經營環境。我想強調的是，政府的職責在塑造開放的環境，而企業家則要勇於面對競爭。

產業發展就像登山，切忌獨行，獨占。兩岸同業、夥伴可多相互切磋，因為，他山之石可以為錯，可以攻玉。

昨天政院發布訊息指出，薛琦是蕭萬長前副總統擔任經建會主委期間，所延攬的經建會副主委；六十六歲的薛琦，證交所董座任期原將於今年六月到期，財政部前部長李述德接掌證交所呼聲最高；薛琦轉任政委，李述德不無可能提前接證交所董座。

政院表示，薛琦是美國Case Western Reserve大學博士，學術及實務經驗俱豐，曾任台大經濟系主任、中央大學管理學院院長，並曾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與優等獎助；實務方面，薛琦曾任台灣金融研訓院長、經建會副主委、ＡＰＥＣ經濟委員會副主席等職。

政院指出，薛琦負責推動亞太營運中心，是推動台灣貿易自由化與國際化的重要推手；除了經濟長才，更是國際談判專家，曾於一九九四至九九年間擔任我國加入ＷＴＯ服務業貿易談判的主談人，是目前檯面上少見富有實務經驗的貿易談判專家。

國內證券界亦普遍肯定薛琦任內對台灣股市的貢獻。在證交所同仁眼中，薛琦是「對目標訂定清楚、要求嚴謹，但非公務時間卻又頗具親和力的上司」。在國內證券界者眼中，薛琦2008年接掌證交所，這5年來，台灣股市最大的特點是，台股確實較以往更加國際化。

薛琦接任證交所董事長以來，打開台商回台上市大門，包括推動台灣存託憑證（TDR）第二上市曾掀起熱潮，也讓台商海外企業回台掛牌。儘管初上路時監理、交易機制都被批評，也有待磨合，總算踏出開放的第一步。薛琦常主動率證交所遠赴海內外招商，風塵僕僕不斷舉辦法人說明會。連隨團主管說，薛琦體力如年輕人，他親自到國外與海外公司負責人洽談，成為台商回台上市的發酵劑。

政院表示，薛琦具有宏觀視野與國際觀，對於國內經濟事務、國際政治經濟情勢都有深入掌握。

薛琦表示，接任新職後，最大希望就是要再度和過去一起共事過的夥伴打拚，重新找回、建立台灣的經濟活力。

但他最關心的，應是讓台灣資本市場國際化，他心中也還有打造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的夢想。他有著自由派經濟學者的個性，主張開放、國際化是他的基調，有時卻會衝撞既有法規，常引起主管機關「關切」。未來他出任財經政委後，他的理念將更能有所發揮。

薛琦的財經觀點：(聯合報記者鄒秀明整理)

經濟示範區：是推進自由化的方法之一，但自由化是一種價值取向，核心是面對開放與鬆綁。

競爭力：一定要在充分競爭的市場中較勁，這要靠市場的「自由開放」。

「有感」經濟：感受有好也有壞，通常好的感受往往一晃就過；但壞的感受卻會銘記在心。

台灣如何擺脫經濟困境：不只是鬆綁外來資金的限制，鬆綁對自己的限制更是重中之重的事。

首先，為防止新冠肺炎的傳染、擴大，就必須減少人和人之間的接觸。於是，人的移動緩慢下來不利生產，接著是停業與失業。再來，面對面的活動受到限制將減少服務業的需求，也同樣導致歇業與失業。全球各國許多政府在撒錢，金額不一，可救助失業者並維持其最低消費。我們政府在二○○九金融海嘯期間也發過每人三千五百元的消費券。性質雷同，但擬議中的折扣券恐係首創。

折扣券矛盾與歧視

折扣券就像百貨公司周年慶時的打折，或超市在周末促銷商品的折扣廣告，目的都是為了降價促銷，改變自家公司與其他公司出售類似產品的相對價格。但政府發行折扣券的性質有點不同。首先，折扣券不是全面適用，可惜只限於某類消費，或因只能用手機掃描，因而排除了他類業者。這形成了對無法適用者的歧視，是否是當初制定政策的原意？

視消費者有無需求

更嚴重的問題是，折扣券由政府先訂出折扣率，譬如購買支出的百分之廿五，這部分由政府出錢，鼓勵民間消費，但消費者仍要出百分之七十五。

政府的想法可能是，我出百分之廿五，民間還要出百分之七十五。於是，如果政府每人給二千五百元折扣券，認為可以促成民間每人七千五百元的支出，整體消費會增加一萬元，是政府支出的四倍，效果顯著。但問題是：

一、這效果的前提是，民間本來就有這項需求支出，而且價格彈性滿大。但是事實並非如此，譬如對一個已經處於無薪假的員工，即使領了政府補助，仍想把補助留著準備繳小孩的學費，自無法領受政府鼓勵消費的美意。二、如果政府的想法正確，百分之廿五的折扣券可以創造四倍的消費。那何不將折扣率降低到百分之十，可創造十倍的消費，豈不更好。

預算限制不能忽略

折扣券的比率太小，誘發消費效果不大；比率太大，又像消費券，增加政府支出，而且少了所謂的乘數效果。那它的真正效果有多大？如果折扣券適用的範圍很大，等同適用消費項目商品的減價。

假設政府一樣發每人二千五百元折扣券，對每個人形同在這二千五百元適用範圍內的消費品降價百分之廿五，也就是消費者可用七千五百元買到一萬元的商品與勞務，等同因部分消費項目降價，產生實質所得增加。這部分增加所得所創造的額外支出，經濟學稱之為邊際消費傾向，真的是微乎其微。

另一個理由是，消費者因為總預算有限，所有被消費券折扣所吸引的額外消費支出必須靠削減其他消費來填補。這是經濟學預算限制告訴我們的事實。

最後，如果折扣券實驗成功了，我們又可多了一項抗疫援外項目。

（作者 薛琦）

有人說，一百個經濟學家有一○一個意見，表示經濟學家意見真多，還多不一樣。另有一說，兩個經濟學家就有三個意見，因為其中有一位昨天跟今天的意見又不同。振興三倍券（簡稱三倍券）鐵定有一○二個意見。

●三倍肯定是錯了

三倍券是每個人，包括未成年、嬰兒，都可以先拿一千塊現金換三千塊振興券。以一換三，所以叫三倍券。可是其中的一千塊明明是我口袋中拿出來的，沒有人規定一定是要從我消費預算中擠出來的。我增加的所得或購買力很清楚只有二千塊，何來三倍的振興效果？稱為二倍券還比較貼切。

●乘數效果

但也不要小看二倍券，它誘發的乘數（倍數）效果還是有的，但要看怎麼發。經濟學乘數效果是這樣發生的。在前世紀有位偉大的經濟學家凱恩斯對經濟學有一個重大的貢獻，就是提出了消費理論。他認為，人們通常會把所得中某一個穩定的比例用於消費，叫消費傾向，譬如百分之七十，剩下的就是儲蓄。不要小看這簡單的一小步，它卻是經濟學發展上的一大步，因為它催生了總體經濟學。

一個有趣的事情發生了。每個國家每個產業每年生產的東西，扣掉提供給別的產業當作原料、零件投入用的部分，就是國民生產毛額，最後一定都被民間或政府消費掉了，或成為投資（包括存貨的變動）。現在政府透過以一換三，將六百億的振興券交到消費者手中，消費者現在增加了四百億帶有限制性的購買力或擬似所得，因為它不是貨幣，不是什麼地方都可以用，像繳學費、罰款。根據凱恩斯的說法，消費者會把四百億中的百分之七十－二百八十億花費掉，剩下一百廿億留下來儲蓄。但是有人會拿到前面花費的二百八十億，成為他們的所得，所以他們會把這部分新增所得中的百分之七十也花掉。同理類推，最後會創造出四百億乘三點三倍的乘數效果。

●乘數真有那麼大嗎？

三倍券的三倍不是以一換三的三倍，是消費支出乘數的三點三倍。這乘數要如何增大？乘數是決定於消費傾向，當然所得愈低消費者的消費傾向愈高，所以應該多發，給四倍、五倍券都不為過。反之高所得者鐵定不會因此多消費。建議這些人不要換，或換了後捐出來，幫助政府做所得重分配，也許是功德一件。再就是，嚴格說來，乘數效果要完全實現，需要一次又一次接續的消費，且愈到後端效果愈小。但重點是，從第二輪開始，消費者拿到的已是現金，所有對振興券的消費限制都不再有用。

●折扣券不如消費券，消費券不如現金

經濟部第一版的折扣券已經改進到振興三倍券，只是三倍券還要老百姓先掏一千塊，或先給低所得者一千塊再換券，都不如直接發消費券。只是消費券也有一個迷思，好像消費券都一定會被用掉，而且是用在消費。事實並非如此。除非凱恩斯是錯了，不然發消費券新增的所得中仍有一部分會被存下來，或即使消費券全部被用掉，但其中一部分還是會被用在原來就要準備購買的消費品上。

振興券有負面表列的限制，看似合理。但是，難道消費還該有雅俗之分？即使有，也是少數，或特例。何況真正重要的乘數效果，到了第二輪也無法限制用到哪了。一個政策聚焦解決一個問題，目標明確，才方便可行。一箭一鵰已是神準，要雙鵰就要等到兩鵰爭食。聰明的獵人非不能也，乃不等也。

（作者為東吳大學講座教授）

美中貿易戰已正式開打，硝煙四起。雙方陣式看似已排開，但雙方是否有隱而未現的重武器？最後的決戰場在哪裡？

美中貿易戰在川普競選總統時就埋下了伏筆，正式啟動是3月23日美國開始對鋼、鋁進口分別加課25%及10%關稅，接著4月3日宣布將對1000多項，500億美元（下同）自中國進口商品加徵25%關稅，其中340億產品已在7月6日實施，中方同日採等額商品報復。4月16日美國禁止出口手機零件給中興通訊，在中興同意繳納罰款及遵守後續改善措施後暫緩實施。7月10日美國宣布將擴大加稅範圍到2000億，中方表示「震驚」與「嚴正抗議」，並「不得不做出必要反制」。

進出口貿易分貨品、服務業貿易與所得支付三大類。一般生活中最容易接觸到的是進口商品，尤其是看到「中國製造」四個字時，這是貨貿。至於大家在家裡看Netflix、出國旅遊、到花旗銀行存匯款、欣賞太陽劇團時，我們其實是在享受人不出戶，或出國，或在國內享受外商，或外人提供的服務，這就是服貿。服貿中的第三項，也是最重要的一項是外商在當地透過直接投資設立據點，提供服務，產生利潤，或投資證券賺了錢，這就是所得支付。目前美中的貿易戰還只是停留在貨貿的層次。

去年美國商品進口2兆3619億，出口1兆5507億，赤字8112億。這個頗嚇人的數字中，中國貢獻了46%，當然成了造成美國貿易赤字的最大罪魁禍首。繼續看下去，美國在服貿進、出口各為5381億與7809億，享有2428億的順差。同年美國的投資所得收入9202億，支出6888億，順差2314億。一般國際貿易收支平衡帳中的經常帳就包括了這三個部分。美國就只看了對他不利的部分，不看對他有利的部分，而這部分就是別人可施力的地方。

美國貨貿也有強項，像資本財（飛機）、工業原料、零件與汽車。去年美國農產品、食品、飲料的出口也有1329億，占總出口的8.9%，幾與汽車出口1576億相當。在服務業，美國最大的淨出口項目與金額分別是智財權的795億，金融服務784億，旅遊（包括教育，即外國留學生）685億，以及其他商業服務（研發、專業及諮詢服務等）497億。這四個項目中，若以出口占進口的倍數來顯示在國際貿易中競爭的強度，美國競爭力最強的是金融服務業與智財權的3.8倍與2.6倍。美國真正想要的已不言而喻。

在4月3日美國宣布擬對中加課關稅後一周，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博鰲論壇開幕式很針對性地宣布，將在四個市場加大開放面向或改善措施，分別是：1、大幅放寬市場准入，尤其是在金融服務業的外資持股與設立限制；在製造業則特別提到汽車、船舶與飛機的外資限制。2、將在明年上半年修訂外資投資負面清單及落實前國民待遇。3、重新組建知識產權局，保障外資在華知識產權。4、擴大進口，降低汽車關稅，加入政府採購協定，希望已開發國家放寬對中國高技術產品出口管制。這些開放措施除最後一項的希望外，幾乎全是說給美國聽的。

在習宣布四大措施隔日，人行行長易綱依三大原則，公布了12項金融開放政策。舉其要者包括：取消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外資持股比例限制；證券公司等資本市場機構放寬外資持股至51%，2021年後不再限制，提供合資券商國民待遇；大幅擴大外銀業務範圍等。開放時程落在本月底。

6月28日大陸發改委與商務部發布外商淮入及自貿區外商淮入措施，即外人投資負面清單，大幅縮減清單項目，也預定本月底實施。

一個有趣而且非常重要的事情是，習主席在博鰲宣布隔日，《人民日報》評論，習主席的四大措施「唯不適用違反世界貿易規範、對別國發動貿易戰的國家。」

川普舞劍志在何方？貨貿戰是一個雙輸、全輸的結果。美國付出的代價不會比中方小，尤其在國內，甚至國際政治上。服貿與對外投資是美國的強項，已帶給美國龐大的利益，中方也已相應做出明確的回應。我們無法想像，在中國大陸此波前所未見的開放措施中，如果美國被排除在外，其後果會是如何。騎虎難下，終是得下。只是如何下，下得漂亮，這是騎虎人自己要想的事。

薛瑞福去年十二月底卸下國防部職務，現擔任美國華府智庫「二○四九計畫研究所」主席；薛瑞福卸任後，首次海外訪問選擇台灣，將在台停留至廿一日。薛瑞福昨拜會國防安全研究院，並就「台美關係：強化印太區域安全」發表公開演講。

對於解放軍近期密集以機艦擾台，軍機更越過海峽中線，薛瑞福昨在演講中說，再次看到來自中國「非常挑釁的活動」，戰機和轟炸機繞飛台灣、進行威脅性演習。不論這是中國充滿信心的武力展示，或是出於充滿不安全感和不確定性的行為，在對台政策（試圖產生吸引力的一國兩制）已然失敗後，「他們似乎還是沒什麼想像力，也沒興趣改變他們的劇本和招數」。

薛瑞福認為，未來可能會看到重複事件繼續發生。中國對台灣和區域其他地方的侵略姿態，正是美國發展印太戰略的決定性因素之一，也影響台灣融入印太戰略、美台夥伴關係持續向前發展。

薛瑞福對奠基於「台灣關係法」的美台夥伴關係持續發展深具信心，強調美國協助台灣建構自衛能力的承諾，也明確列出他認為現階段美台關係的六項重要內容︰一是支持美台重啟ＴＩＦＡ談判，因經貿問題也是安全問題；二是支持台灣國際參與，協助台灣應對中國阻撓等挑戰；三是同時開創台灣在國際社群中的發聲空間，例如「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ＧＣＴＦ）等，「台灣參與對所有人都有利」。

台灣是美國印太戰略的核心

其他三項則是國防領域，薛瑞福提出，應尋找更開創的方法強化人員培訓，例如美台有許多共通的操作平台，因此存在許多潛在合作空間；應強化基層間的交流，以提升應變突發事件的能力；美台情報和資訊共享意外地落後，應更即時與強化交流。

薛瑞福最後強調，台灣從前是、現在依然是美國印太戰略的核心，台灣與美國共享價值，是能理解、感受並堅信共同原則的夥伴，而當台灣自身不斷努力與其他享有共同願景的國家建立關係，「我認為美國也可以成為這之間的橋樑，例如日本和澳洲，甚至東南亞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