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來源:華爾街日報、工商時報

論壇貴賓包括大陸知名經濟學者胡祖六、台北富邦銀行董事長陳聖德、東吳大學講座教授許嘉棟，由東吳大學講座教授薛琦主持。

金融海嘯爆發10年以來，雖然各項經濟指標陸續好轉，但也浮現出債務高漲、過度槓桿化的全球銀行系統等問題。展望未來，主要國家央行正審慎啟動升息循環、全球貿易保護主義興起、地緣政治風險加深，這些都可能造成國際間資金流動，影響新興國家利率和匯率，稍一不慎，可能引發一波新的金融風暴。台灣是小型經濟體，受國際政經情勢變動影響極大。本次論壇中，學者專家將深入剖析國際大環境的變化、對台灣的影響、以及台灣的因應策略，提供各界參考。

論壇將於2018年1月18日(周四)13：30—17：00，在台北市羅斯福路4段1號，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3樓梁國樹國際會議廳舉行。

如果中國大陸會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則其主要來自於整體債務大量違約的衝擊！當然今年形成的機率小，但是在未來五年此風險卻不容忽視！為了判斷系統性風險是否形成，必要先瞭解其形成路徑，以及觀察重點。

去年五月和九月，國際評等機構穆迪和標準普爾分別調降大陸的信用評等。接著十月，人民銀行周小川行長在中共「十九大」期間，表達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擔心，隨後更發文，以嚴厲的措辭警告過度負債和投機性風險，政府須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大陸整體債務有多大？根據國際貨幣基金（ＩＭＦ）資料，大陸非金融部門（政府、企業、家庭）境內債務占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比重，從二○一二年之一七八．九％，增加到二○一六年二三六．四％，此一比重在世界各國已經屬於非常高的水平；而且二○一七年預計為二五一％，二○二○更提高至二九六．七％，可見大陸未來五年的整體債務不僅增加，而且增加速度更高於ＧＤＰ的成長。

ＩＭＦ提出大陸金融體系存在三個重要且相互關聯的問題：第一是大陸政府將施政重點放在經濟增長和就業，儘管經濟增長已放緩，但貸款債務仍持續迅速擴張。債務主要由企業（其中一些企業可能前景不佳，或殭屍企業）和地方政府持有，而家戶部門持有的債務比例也不斷上升。

其次，銀行對一些產業（例如建築業和房地產）與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貸款規定趨嚴，促使這些高風險借款人透過監管較鬆的金融產品籌措資金；而銀行也向追求較高收益率的客戶，提供越來越複雜的理財商品，形成影子金融體系。根據ＩＭＦ估計，這些各式各樣的理財或資產管理商品規模，已占ＧＤＰ的四十％。

再者，對於理財商品的損失，銀行在維護聲譽或政府壓力下，會對客戶提供補償。但上述使客戶低估風險，導致投資錯誤配置到效益不佳的經濟活動。

但是，大陸境內有許多評論認為系統性金融風險並非立即性。大陸的國內儲蓄率相當高，在二○一六年達到ＧＤＰ的四十五．九％；而且，大陸政府依靠銀行放款為擴張性財政政策提供資金，造成銀行放貸增速大幅攀升，使債務占ＧＤＰ比率一再創下新高，但這些資金通常由存款戶提供。同時，中國的經常帳長期處於盈餘狀態，近廿年來一直是世界其他國家的淨債權國。考慮到以上這些情況，債務危機在中國大陸發生的可能性很低。

大陸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形成路徑為何？觀察重點為何？大陸為了不讓經濟成長減緩太大，債務整體水平並不會下降，因此系統性金融風險形成之觀察重點，首先是一些財務狀況不佳的企業會先發生債務違約，而且銀行逾期放款也會增加，當然形成初期並不能稱為系統性風險，而稱為債務壓力期。

其次，當經濟成長率連續大幅下降，債務違約更是明顯、銀行逾期放款將會急增，已至系統風險萌芽期。當然如果大陸經濟發展仍有支撐，系統風險就不至於冒出。再者，若此時通貨膨漲率上升，驅動利率飆升，債務違約明顯加速，銀行資本嚴重不足，在直接、間接、影子與網路金融的連動相互牽連下，可謂系統性金融風險竄動蔓延期。

只是大陸外債很小、銀行大多直間接為中央或地方政府控制，而政府又可持續債作股，以及對存款戶剛性支付，如果上述系統性風險形成，可算是本土型金融風暴。

韋伯投書英國金融時報指出，投資人處於不確定時期，應比風險時期更重視資產多元化，正確投資建議及決策也比以往更重要。

韋伯表示，目前政治風險仍然偏高，民粹主義浪潮又告翻升。德國選後聯合內閣難產，政治面臨真空期風險。即將來臨的義大利選舉，以及英、歐「脫歐」談判，也是緊張與不確定的來源。其他地區也不乏政治紛擾，而且貿易爭議與保護主義都可能為全球經濟復甦帶來風險。

西方工業國家政治不確定性的來源並不難找。經濟展望大幅下降，就業缺乏保障，實質工資停滯，年金制度難以為繼，特別是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催生出民眾普遍不滿意、不正義的意識。

韋伯說，最近歐洲景氣回升，雖能緩解短期性的憂慮，但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何況經濟雖然成長，失業率也下降，但工資升幅仍欲振乏力。國際貨幣基金最新數據顯示，儘管先進經濟體平均失業率降到百分之六以下，但薪資年增率僅略高於百分之二。景氣雖見好轉，但許多人並未感受到情況改善。

各國央行超寬鬆貨幣政策即將終結，也是另一項不確定，市場可能掉以輕心。之前實施量化寬鬆政策（QE）時傳輸機制如何運作？迄今仍不清楚；未來QE縮減、終結且逆轉時會帶來何種衝擊？同樣一無所知。

韋伯指出，現在不僅須面對風險，還要因應不確定。風險是指「知道情況，卻不知道結果」，不確定是「既不知道情況，也不知結果」。今天金融市場的低波動現象既屬自欺欺人，也低估潛在風險，或不確定性。

參考來源:聯合報、金融時報

文/史賓塞(Michael Spence)、卡爾尼歐-坦包爾(Karen Karniol-Tambour)   編譯/任中原

全球多數經濟體都呈現正向趨勢：失業下降，產出缺口縮小，經濟成長上升，且主要國家通膨仍低於央行目標。但另一方面，生產力成長仍偏低，貧富差距擴大，低教育程度的勞工難以找到有吸引力的就業機會。

決定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的首要因素，仍在於生產力提升，這也是締造包容性成長的要件。然而生產力卻不可能自行提升。現行經濟政策中有多項重大缺漏，使生產力全面上升及包容性經濟成長難以達成。

第一，多數經濟體的勞工技術與能力提升速度，似乎跟不上勞動市場結構的轉型速度。各國政府既不願或無法積極推動教育與職訓，也無意進行所得重分配。美國等國家的低所得家庭根本無力自我投資，以適應就業情勢的迅速變化。

第二，多數就業市場都存在嚴重的資訊落差，亟需填補。勞工雖了解變局正在進行，卻不知該如何提升技術，也無法依據具體資料做選擇，政府、教育機構及企業界完全沒有提供適當的指引。

第三，廠商與個人普遍向機會多、成本低、容易找到勞工、且生活品質高的領域集中。要創造如此有活力、有競爭力的條件，環境因素與基礎設施至為重要。目前贊成基礎建設投資的多數人士都是基於負面思考，例如橋樑崩塌、公路壅塞、二流機場等。但政府不應只重視改善既有設施，還須重視能為民間投資與創新帶來嶄新機會的基建投資。

第四，政府出資推動科學、科技及生物醫藥研究，對長期推動創新非常重要。基礎研究能為公共知識做出貢獻，為民間創新開啟新領域，且能為在地經濟產生外溢效應。

但是，多數已開發國家現行政策架構都未考慮到這四點。例如，美國減稅政策雖可望提高民間投資，在縮小貧富差距、振興人力資源、改善基礎設施及強化科研知識等領域卻少有建樹。換言之，減稅計畫完全忽略未來經濟平衡且永續成長的要件，未從供給及需求面支持經濟與社會生產力成長。

新年伊始，我們希望各國政府能更加重視人力資源、基礎設施與科學研究，以提升生產力，從而締造更高、更包容且更能永續的經濟成長。

而IMF首席經濟學者歐布斯菲德(Maurice Obstfeld)認為強化經濟韌性會是2018年的大挑戰。

文/歐布斯菲德(Maurice Obstfeld) 編譯/任中原

2017年全球經濟尾勁十足，大部分國家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率持續增加，是2010年來最廣泛的景氣上升循環。從歐洲到亞洲乃至美、加，成長預估都已上調；巴西、俄羅斯等一度衰退的新興經濟體也恢復成長。占全球三分之二人口的國家，都展現快速復甦的好景。展望2018年，許多國家的財金官員都能鬆一口氣。

經濟表現為何好轉？各國消費者及企業信心指標雖明顯上升，投資也已改善，但景氣好轉不能完全完全歸功於偶然或「野獸精神」，基本面因素也發揮作用，尤其是總體經濟政策。

主要國家貨幣政策仍然寬鬆。美國聯準會（Fed）雖持續漸進式升息，但作法相當審慎。歐洲央行（ECB）開始縮減購債規模，但仍暗示目前距離升息還遠得很。因此金融情勢持續寬鬆，帶動全球借貸金額與資產價格上升。

儘管政策寬鬆，且產出缺口持續萎縮或消失，通膨仍偏低。一些人則視目前高成長、低通膨為「甜蜜點」，實屬經濟的最佳狀態。

然而許多國家的長期展望並不令人振奮。勞工高齡化，生產力成長減緩，加上負債偏重，都使前景黯淡。先進國家的生產力若未意外勁升，經濟只能維持溫和成長：隨著貨幣政策與金融情勢趨緊，加上政府負債沈重，年金與醫療支出增加，也必須整頓財政，經濟成長勢必減緩，工資也更難加速上升，尤其是非技術性勞工。於是貧富差距更加擴大，民眾益發憤怒。許多新興市場及低所得國家也將面臨經濟逆風。

因此全球財經決策官員將面臨兩大挑戰。第一，能否採取行動以提升長期產出水準？第二，能否強化經濟韌性與包容性，使當前的經濟升勢不致驟然減速，甚至陷入新的危機？

要改善長期成長展望及公平性，關鍵在於加強人力投資。教育投資能提升勞工的生產力，及因應貿易與科技等結構性轉型的能力。

再者，藉由學徒計畫，可以減少青年失業所造成的資源浪費，就業諮詢與再訓練也可以延長工作年限。若無法奏效，由於就業展望不佳，且貧富不均，將使選民對國際多邊主義及國內的審慎經濟政策益發反彈，造成政治與社會不穩定。

除了上述方法，各國也須擴大財政支出。為避免使公共負債加重，政府須改革稅制，增加稅收，並避免阻礙經濟成長。稅制在設計上應提高包容性，並促進勞動參與。若能防堵大企業與有錢人的避稅管道，將使公民對稅制的公平性更有信心。

要強化經濟韌性，也須提振信心。由於美國對金融海嘯已逐漸淡忘，金融穩定的威脅因而升高。金融海嘯後許多國家都改善宏觀審慎架構，包括提銀行業的資本與流動性。然而由於貨幣政策長期寬鬆，使投資追逐殖利率，且全球負債不斷累積；一旦利率上升，一些負債者終將出問題。

國際貨幣基金（IMF）等機構的研究顯示，擴大舉債在短期間雖能使經濟加速成長，但終將以悲劇收場。一些國家必須抑制信貸過度成長，並減少或取消對發債的補助；另一些國家則須解決金融海嘯所留下的壞帳。各國應加強金融監理及國際法規合作，以免競相鬆綁宏觀審慎政策。

由於最近全球經濟全面回升，因此處理多邊性優先要務的時機也已成熟，最急迫的課題可能是減緩長期氣候變遷的速度。本世紀內低所得國家在面對氣溫升高時相當脆弱，先進國家同樣脆弱，更多國家政局不穩，及溫暖地區民眾大量移入。先進國家若能支持更積極的減碳目標，並援助低所得國家進行調適，實屬利人利己。

目前經濟的甜蜜點，可能會使決策官員對安全產生幻想。眼前的好景很可能相當短暫，而推動景氣上升的力量可能持續不了多少。為使經濟復甦能更持久，決策當局應掌握眼下的良機，來推動改革，否則復甦的前景很可能比我們想像的更短。

參考來源:經濟日報、Project Syndicate

最新訊號是美國去年12月供給管理協會（ISM）製造業指數，顯示景氣迅速擴張，其中訂單及生產指標的年增率都達到2004年來最高峰，價格指標也由65.5上升到69；專家預測3月美國通膨率將挑戰2%。

不只美國，全球製造業都出現供給益發吃緊的信號，可能促使廠商提高售價。開年來中國、德國、法國、加拿大及美國公布的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都顯示供給更加吃緊。歐元區去年12月製造業與服務業綜合PMI更升至2011年初以來最高。

另一值得關注的趨勢是，是近月來石油、銅、棉花等多種商品價格大漲，使美國原料商品的實質價格超過長期平均水準。

CPI已出現加速上升的早期跡象。德國12月CPI達1.7%，超出預估，且約66%已開發國家核心通膨率的六個月移動均值都上升。

低通膨是過去幾年來多頭市場的重要推力之一，且投資人尚未對物價可能加速上升做準備；一旦投資人更擔憂通膨，將推升「時間溢價」，使債券下跌；初期雖對股市有利，但最終將顛覆多頭走勢。

傑富瑞集團指出，工資正加速上升，商品價格也上漲，企業並加速資本支出，都為2018年通膨上升創造條件。

市場專家雖預期，即使通膨短期只是溫和上升，也將對投資人信心及市場樂觀氣氛造成重大衝擊。經濟學家指出，通膨率是2018年市場的重大風險之一，特別要關注通膨的升速。

資料來源：經濟日報

不過從上月決策會議後，美國稅改拍板定案，不僅令Fed致力於讓經濟維持平穩的努力更趨複雜，也導致今年升息進程是否有變成為外界關注焦點。

自2015年底以來，Fed已5次調升利率，最近一次就是去年12月，也讓聯邦基金利率來到1.25％到1.5％之間。Fed還預測，今年全年將3次升息，明年2次。

受會議紀錄釋出鷹派論調的影響，市場雖預期Fed在本月30到31日的決策會議將維持利率不動，但3月升息的可能性非常高，紀錄公布前聯邦基金期貨合約顯示Fed在今年3月會議升息的機率差不多62％，紀錄公布後急拉至近73％。

在稅改尚未通過前，Fed內部政策辯論主要集中在兩大議題。一是儘管去年美國經濟強勁增長，失業率也持續下滑，但通膨卻始終在2％之下。

部分官員表示，通膨維持低檔的時間將比預期長，但也有官員認為通膨疲弱只是暫時性因素。他們看好在就業市場持續增強下，最終將促使通膨攀升。

Fed辯論的議題還包括寬鬆的金融環境是否將推升通膨，並進而加快今年升息腳步。去年美股屢創新高、長期公債殖利率走跌，美元也趨於疲弱。Fed指出，如果金融環境持續寬鬆，恐迫使Fed必須對升息採取更積極行動。

此外，稅改對經濟造成的影響，也成為Fed貨幣政策考量的另一因素。官員雖在上次會議就稅改帶來的具體影響，表示仍需觀察，不過他們大致看好減稅將刺激消費支出與投資，這也促使Fed在當時將美國2018年經濟成長估值從2.1％調升至2.5％。

資料來源：工商時報

美國稅改對我國總體經濟影響有正面效益！行政院長賴清德昨（4）日表示，台灣可望受惠於美國民間消費及經濟成長升溫，提振我國出口，但美國稅改可能增加企業在美投資誘因，政府必須優化投資環境、儘速洽簽台美租稅協定等五大策略因應。

賴揆表示，應積極推動洽簽台美租稅協定，強化台美供應鏈之鏈結，創造未來更多的貿易機會及促進台美雙邊投資貿易發展，因應美國對跨國企業課稅原則大幅度變化，並解決雙方人員、資本、商品與勞務移動面臨雙重課稅障礙之難題。

美國稅改可能對台商海外布局帶來影響，賴揆指示，經濟部應關注後續發展，並協助台商因應、掌握商機及促進台美合作。

政府各部門首長也紛紛對美國稅改做出回應。

經濟部次長龔明鑫表示，美稅改可能造成美國財政負擔，就算有資金流入美國，是否投資實質產業、增加就業，都值得觀察；

對於各方憂心可能導致我商跑到美國投資，而影響台灣民間投資動能，國發會主委陳美伶則表示，影響沒有那麼大。 國發會昨在行政院會報告「美國稅改對我國之影響及因應策略」。賴揆指出，台灣雖可望受惠於美國民間消費及經濟成長升溫，提振我國出口，但美國稅改可能增加企業在美投資誘因，政府相關部門應持續優化國內投資環境，審慎因應對台產生各項影響。此外，國發會根據世界銀行與PwC全球聯盟組織合作發布的繳納稅款資料指出，2016年台灣「企業租稅負擔占利潤比率」為34.3％，不僅低於美國的43.8％，更遠低於大陸的67.3％。 

國發會經濟發展處長吳明蕙表示，由此可知川普的降稅對大陸將帶來較大的磁吸效應，但對台灣的影響並沒有那麼大，對大陸企業影響較大。並且企業進行投資前，除考量稅率高低，也會考量生產資源的供應、人力的熟練度、是否接近市場等因素，川普的降稅方案能否一舉改變大陸在全球供應鏈的角色，仍待觀察。 

財政部次長吳自心指出，我國上個月才與捷克簽署協定，新南向等重點國家也在積極協商中。

政府金融相關部門也對美國稅改做出回應。

中央銀行副總裁嚴宗大昨在院會後記者會也表示，美國稅改短期有助帶動美國經濟成長，但長期而言成長幅度有限。而在穩定金融方面，嚴宗大說，因新台幣升值致外資流進台灣股市現象，亞洲各國都有，亞洲貨幣都持續升值，是否影響我國出口競爭力，關鍵在於外國對於產品需求價格，央行將持續關注相關的情勢發展。 

嚴宗大分析，美國稅改短期可帶動其國內經濟成長，但長期對美國經濟成長幅度有限，還是有進口需求，「美國進口帶動我國出口」原則下，相信對台灣經濟成長將有貢獻。

金管會則公布，我國金融業對美直接曝險額近新台幣6.99 兆元，另壽險業投資的美元資產則達13.04兆元，若美國企業海外盈餘大量匯回，美元可望升值，壽險業匯損壓力可減輕，中長期美國公 債利率可能上升，投資利得則可隨之增加。 

金管會主委顧立雄已公開表示，美國稅改其中一大部分是要吸引美國企業海外利得能匯回美國，這部分的資金與投資各國資本市場的外資，不是同一套錢，未必會影響各國資本市場。 

證期局副局長張振山指出，去年外資淨匯入金額有86.82億美元 (約新台幣2,702億元)，累計外資淨匯入金額到去年底還有2,080, 55億美元，外資仍是持續匯入台股，並未見大幅撤出。 

金管會也會持續推動多層次市場多元上市條件、優質多樣化標的、 友善交易環境及多元投資管道，亦會放寬上市櫃獲利要求等，讓更多 優質企業在台掛牌，也會積極招商引資，讓更多資金投入台股。 

國內券商及期貨商對美直接曝險金額新台幣905.89億元，投信基金投資美國新台幣2,346億元。至於國銀部分，銀行局副局長莊琇媛表 示，本國銀行至去年11月底對美直接曝險額為新台幣1兆913億元，其 中授信4,242億元，投資則為6,671億元，目前「一切都在可控範圍內 」。 

保險局副局長蔡麗玲指出，到去年11月底，保險業對美國直接曝險金額為新台幣5.57兆元，主要是投資，而保險業持有的美元資產(即 投資其他國家也用美元計價)則達新台幣13.035兆元。 

在美元資產部位，若美國降稅、資金回流，分析美元短期內可望升 值，則保險業匯兌壓力即會減輕。保險局也表示，減稅可能造成美國 財政赤字擴大，投資人會要求更高的風險貼水，屆時美國公債發行利 率將提高，投資獲利會提高，但國家風險也可能會升高，因此中長期仍需觀察。

學者也針對美國稅改對台灣影響提出看法與分析。

經濟學者則分析，短期美商匯回美元獲利，可望推升美元走強，部分抵銷近日挺升的新台幣匯率，緩解台灣出口廠商及保險業的潛在匯損壓力。台經院景氣預測中心主任孫明德表示，考量降稅後續可能出現的財政後遺症，他不期待財稅政策對於景氣振興的效果。 

孫明德表示，美國降稅磁吸的對象有美商、有外商，相對美國的降 稅，台灣稅改則是調升企業稅自17％至20％，處於全球供應鏈一員的 台商，不會為3個百分點的稅率，把生產線從遠地搬到美國，尤其企 業投資設廠要考量的因素很多，美國的高工資、強勢工會，是台灣企 業無法接受的生產附加成本。 

國立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教授單驥就中長期進行分析指出，美 國稅改上路後，為防止稅基流失、國家財政失衡，川普肯定會注入更 大的國家資源，磁吸全球產業供應鏈落地美國製造，如近期蔡政府還 組團赴美參與的「投資美國」活動，會與稅改政策產生更大的綜效， 「無論美國怎麼做，長期影響都會排擠到台灣的市場，絕不可以掉以 輕心」。 

單驥指出，企業發展看的是長期規劃 ，美國稅改帶來的美國投資環境新氣象，會對台灣資金、曾想投資台 灣的外商，甚至台商原本順應「新南向政策」而考量南向投資的部位 都會因此受到牽動，廠商重新全面思考國際佈局，美國的市場、技術 、資金源必定是勝出於其他國家，台灣面臨的是多重衝擊。

資料來源:工商時報

我們已經來到了西方主導的全球化經濟時代和冷戰後「單極時刻」地緣政治時代的終點。這正是我一年前說過的。問題在於，這個世界將經歷美國打造的二戰後自由秩序的瓦解，從而進入去全球化和衝突時代，還是走向一個合作復興的時代。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擔任美國總統一年後，我們應該回顧這一問題。簡單地說，瓦解的可能性甚至更大。

過去一年的經歷突顯了特朗普總統任期的特性。他每天的所作所為都與世界對美國總統行為和態度的預期格格不入。但是，為個人利益利用職權、漠視真相以及攻擊一個法治國家的制度，都是人們早該預料到的。只有參與者認可其他參與者的合法性時，自由民主制度才會存續。一位號召手下官員起訴昔日反對者的領導人是一名準獨裁者，而非民主主義者。

特性是一回事；行動又是另一回事。到目前為止，特朗普的主政方式主要還是一名傳統的共和黨「富豪民粹主義者」——一邊向富豪輸送政策，一邊向憤怒的基礎選民發表迎合言論。然而，在他對美國的聯盟體系一貫唯利是圖的態度以及狹隘的重商主義貿易論中，他的特性還有待觀察。

特朗普擔任總統削弱了自由民主（建立在中立法治之上的民主）大業。在東歐的前共產主義國家，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治下俄羅斯「全民公決式獨裁」（被委婉地稱為「非自由民主」）風格吸引了崇拜者，鼓勵着效仿者。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在圍繞總統權力的公投中以微弱優勢獲勝，使土耳其朝着這一方向更進一步。

然而，2016年的英國脫歐公投迄今並未在歐盟內部吸引效仿者。在法國，埃馬紐埃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遏制了民粹主義和排外浪潮。但德國大選削弱了該國呼應馬克龍的能力，而即將到來的意大利大選可能會證明不僅對意大利、而且對整個歐元區都具有破壞性。

可以說，2017年最重要的政治發展發生在中國。在那裡，習近平顯然已確立了其對共產黨至高無上的地位，並鞏固了黨對國家、國家對人民的最高權威。他已成為全世界政治強人中最強的那一個——一個正在崛起的超級大國的領導人。

2017年，獨裁政權還在崛起。「民主衰退」仍在繼續。

與此同時，全球合作又發生了什麼？在這方面，我們也目睹了意義重大的變化。其中之一，是特朗普決定退出美國盟友們（尤其是日本）投入了大量精力打造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並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另一變化是特朗普政府決定退出《巴黎氣候協定》。

另一面我們看到了習近平為扛起全球化大旗頻頻發聲。總體而言，反對合作的勢力和反對民主的勢力去年都得到了加強。當世界的領導國家出現一位將衝突視為常態的總統時，出現這種局面不足為奇。

這些形勢發展必須放在更長期的趨勢下審視。最重要的是，如今高收入國家雖然仍非常強大，但地位正處於相對衰落之中。與美國相比，中國的軍費開支正急劇攀升，儘管仍僅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自本世紀開端以來，高收入國家在世界產出中的份額按市場價格算下降了約20個百分點，在世界商品貿易中所佔份額下降了17個百分點（見圖表）。

如下是上述形勢發展的影響：

首先，這些政治發展造成了西方作為一個意識形態一致實體的分裂。高收入國家之間的緊密合作過去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國意志和權力的產物。這一權力的中心如今卻在拋棄支撐這一理念的價值觀和利益觀念。這幾乎會改變一切。

其次，現代西方民主和自由全球市場的理想已經喪失了威望和吸引力——不僅在新興和發展中國家，高收入國家自身也是如此。雖然目前還沒有其他替代性經濟體系佔據上風，但仇外的民粹主義者和威權主義者（往往是同一類人）的吸引力已經上升。

第三，管理世界經濟、全球公域（特別是氣候）和安全問題需要高收入國家與新興國家（尤其是中國）之間的合作。領先的高收入國家作主導的舊時代已經結束。但在如此迥異的國家之間尋求合作極為困難。

最後，正如哈佛大學(Harvard)的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在《註定一戰》(Destined for War)中所言，美中之間的的確確存在爆發衝突的風險。樂觀主義者會（合理地）辯稱，經濟相互依賴與核武器使戰爭行為變得十分愚蠢。悲觀主義者將回應說，人類擁有在犯錯中走向災難的巨大能力。或許，特朗普身邊的將軍們將無法控制他不亂作為。或許，他們甚至會對朝鮮發動毀滅性戰爭。

如果說2017年突出了種種地緣政治壓力，那它同時也見證了全球經濟的健康復蘇。這些事件之間有什麼關聯？那將是我下周專欄的主題。

在已開發國家，2017年留給人的記憶可能是一段對照鮮明的時期。許多經濟體經歷成長加速，但也遭遇政治分裂、兩極化和衝突，國內外皆然。長期而言，經濟表現不太可能自外於政治與社會離心力的拉扯。但目前為止，各地的市場和經濟體對政治動盪處變不驚，短期內爆發重大衝擊的風險似乎相對輕微。

英國是一大例外，面臨脫離歐盟的複雜過程。德國總理梅克爾政治地位嚴重減弱，正疲於籌組聯合政府。這些發展對英國或歐洲其他地區都不是好事。歐洲亟需德、法兩國協力改造歐盟。

備受關注的一個潛在震撼與貨幣緊縮有關。鑒於已開發世界的經濟表現已改善，逐步撤回激進的寬鬆貨幣政策，似乎不會對資產價格造成重大打擊或震撼。各項經濟基本面向上提升到可支撐市場價位的時機，或許已然在望。

在亞洲，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地位比以往更穩固，意味對失衡的有效管理以及進一步倚重由消費與創新驅動成長，是可以預期的。印度的成長和改革動能看來也繼續上軌道。隨著這些經濟體擴張，亞洲全區和其他地區的經濟成長可期。

提到科技，特別是數位科技，未來數年仍可能是中、美主導局面。兩大國持續投資基礎研究，待創新技術商業化即收割豐碩成果。這兩國也是主要經濟與社會互動平台的大本營。這些平台不僅本身具有可觀的獲利潛力，也產生眾多周邊新商機，例如廣告、物流和金融。欠缺這類平台的經濟體，像是歐盟，正陷入劣勢。

在行動線上支付系統方面，中國居於領先。隨著該國許多人口已略過支票和信用卡，直接從現金轉向行動線上支付，中國的支付系統強而有力。從支付寶在「光棍節」每秒處理多達25.6萬筆付款，可見其雲端運算架構的強大。

未來數年，已開發和開發中經濟體也須努力朝更具包容性的成長模式轉型。我預期各國中央政府在這方面退居次位，將讓企業、地方政府、工會、以及教育和非營利機構主導此過程，特別是在政治分裂與反體制衝擊最激烈的地區。

這些分裂可能加劇。自動化會持續、甚至加速需求面的轉變，受影響的領域從製造業和物流到醫療和法律都無法倖免，而供應面的反應將緩不濟急。因此，即使勞工在結構轉型過程中獲得更強的支援（如所得援助和再訓練），勞動市場錯配情況仍可能擴大、加深不平等並進一步惡化政治與社會對立。

不過，仍有審慎樂觀的理由。已開發和新興經濟體已形成廣泛共識，對維持相對開放的全球經濟樂觀其成。

明顯例外是美國，但美國總統川普的政府是否真正想要撤出國際合作，還是故作姿態以便在重談協議時爭取對美方更有利的條件，此刻還不明。可確定的是，至少就目前而論，倚賴美國在演進中的全球規則體系中擔任主要發起者和設計者，是不可靠的。在緩和氣候變遷方面，情況也類似。

這一切顯示全球經濟未來將遭遇嚴峻挑戰。潛伏在背景的是堆積如山的債務，升高系統在重大衝擊來襲時的脆弱性。但短期而言，基本情況似乎是維持現狀。經濟勢力和影響力將繼續從西方轉向東方，而就業、所得、政治和社會兩極化的型態不會突然轉變。

參考來源:經濟日報、Project Syndicate

根據工商時報報導，眾院排定周三早上就該稅改案重新表決，料將輕鬆過關。國會表決通過後，稅改案只需再送交川普簽署就可完成立法程序，川普何時簽字尚不明朗，但川普日前已喊話希望在耶誕節前簽核。白宮發言人向媒體表示，川普將於美東時間20日下午2點舉行記者會。

根據國會通過的稅改，企業部份所得稅率將從現行35％，永久調降至21％，海外獲利匯回則僅需繳15.5％的稅金。

個人部份，除了調高所得起徵點與扣除額之外，所得級距稅率也全面調降。其中俗稱富人稅的最高稅率由39.6％調降至37％，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個人減稅措施有訂定落日條款，將在2026年到期。整體來說，企業與富裕家庭享有較大幅度的減稅福利，中低所得家庭的減稅幅度較小。

此次減稅規模約1.5兆美元，雖然不是川普聲稱的美國史上之最，但根據美國財政部的研究報告，是1981年雷根政府以來規模最大的減稅方案。

不過，此次稅改不單涉及減稅，最重要的是從企業稅賦與國際稅制角度進行通盤改革，稅制翻修的幅度為1986年以來最大。

眾院原本周二就先行就共和黨版的稅改案進行表決，並以227對203票通過法案，但後來參院發現法案中有關教育儲蓄帳戶、在家自學與私立學校捐款等3項條款違反規定，因此在刪除相關條款後必需重新表決。

此次稅改，許多人同時憂心將引起中美雙方貿易戰。

美國國會通過稅改案後，中美雙方的貿易戰可能緊隨到來。稍早美國商務部部長羅斯（Wilbur Ross）表示，川普政府優先處理稅改通過事宜，再做出關於鋼鐵、鋁關稅的決定。由於中國在鋼鐵、鋁生產上有全球主導地位，美國的關稅決定很可能引爆兩國貿易戰的戰火。

華爾街見聞昨（20）日報導，本周二美國參議院投票通過之後，稅改案僅剩眾議院再次表決，今天下午可望通過。據羅斯在9月時的說法，做出鋼鐵、鋁關稅決定很可能是川普政府的下一步動作。有知情者指出，美國商務部已經完成一項關於進口鋼鐵和鋁的調查，其推薦川普採取措施的建議正在接受其他機構的評估。

今年4月，美國商務部啟動關於進口鋼鐵和鋁的調查，並罕見動用「1962年貿易擴展法」第232條款，若商務部經調查認定進口對國家造成威脅，該條款賦予美國總統權力，決定採取如徵收關稅、實行配額制等限制進口措施。

雖然美國的調查是針對產品而非中國，但鑑於中國具有全球最大鋼鐵生產國、美國的次大鋁進口來源國的地位，川普政府的關稅決定對中美貿易關係有直接影響。

同時，美國商務部也於周二公布聚酯短纖調查的初裁結果，認定自中國大陸、台灣等地進口的聚酯短纖產品存在傾銷行為。大陸產品傾銷幅度為63.26％至181.46％，台灣產品傾銷幅度為0％至48.86％。

今年以來，美國已經對中國啟動多起「雙反」調查、制裁，近期諸多事件也讓人聯想兩大國的貿易戰是否即將到來。11月底，美國商務部在未有企業要求下，罕見主動宣布對中國出口的合金鋁片展開「雙反」調查。同樣在上個月底，美國政府更公開拒絕承認中國具有市場經濟地位。12月6日，美國商務部初步裁定，將向原產自中國的越南鋼鐵產品加徵高額關稅。

我國經濟部對於美國稅改也進行評估衝擊的工作。

根據工商時報報導，針對美國歷史性稅改，經濟部昨（20）日表示，美國大幅降稅希望吸引投資，經濟部初步判斷，大型台灣企業和在台美商等外商較有可能重新思考赴美布局投資，經部會先評估可能影響，掌握較可能赴美企業，再進一步研擬因應策略。

國發會：加速優化投資環境

而國發會副主委高仙桂也表示，美國國會所通過的稅改法案，是川普政府「美國優先」政策工具之一，對各國都將產生磁吸效應，我國正以「加速投資台灣平台」優化投資環境，可望將衝擊降至最低。

經濟部分析指出，中小型企業赴美機會較小，大型企業可能因全球產業布局考量，將供應鏈遷往美國。初步評估，使用美國原物料、屬於美國企業上下游供應鏈一環企業，及業務主要依賴美國內需市場三種樣態的大型企業最有可能赴美。

經濟部指出，企業是否赴美牽涉到的層面廣泛，經濟部會針對高潛在赴美企業進行盤點。

高仙桂則表示，川普政府一面透過反傾銷等措施對抗不公平貿易，一面又藉由稅改吸引製造業回美國，簡而言之，前者是棒子，後者是葫蘿蔔，目的就是要讓製造業回美國，以為美國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並提高薪資。

高仙桂分析，自2009年全球金融海嘯之後，工業國家普遍在反省低薪一事，最終他們認為過去十多年製造業大量移至海外是重要原因，因此川普上台後一直鼓勵製造業回流，此次美國降稅法案對各國都會產生磁吸效應，但預料對大陸的影響最大。

至於我國是否會受波及？高仙桂表示，早自1987年新台幣大幅升值及大陸改革開放，我國製造業即陸續赴海外布局設廠，此次美國降稅，如果只是台商海外布局的移轉，對我們的影響並不大。不過，我們也必須提防，美國經此稅改，投資環境改善，生產成本降低，最後也可能吸引台灣的製造業移至美國。

高仙桂強調，政府正積極召開加速投資台灣專案會議，解決企業所面臨的「五缺」，藉由優化台灣的投資環境，應可以將這一波的衝擊降至最低。

參考來源:中國時報、工商時報、綜合外電

亞洲各國政府2018年將持續對財政赤字及負債擴張高度警戒，仍將把財政可信度的順位排在刺激經濟前面，中國及日本都小心翼翼地控制政府支出，印度及澳洲政府也聚焦於約束預算赤字，只有菲律賓及南韓還有擴張空間。

澳洲政府已保證於2021年恢復預算盈餘，因此大力緊縮中央政府支出。

印度2019年才有大選，預料政府2018年將繼續整頓財政。消費稅（GST）改革對稅收的影響相當複雜，要到明年2月公布新年度預算時財政情況時才較明朗。經濟學者認為政府2018年度不會擴大舉債。

中國只會採取「針對性」的財政擴張措施，支撐經濟成長。預估2018年中國財政赤字占GDP比率仍將維持3%，但中央及地方政府在財政支出上仍保留一些擴張空間。日本政府2018年度財政擴張的規模有限，不太可能藉此提振經濟成長。

南韓國會已通過2018年預算，財政支出比2017年擴張達7%，是金融海嘯以來之最，但政府也預估收入將增加8%；若收入成長未達目標，支出擴張幅度也可能縮水。

菲律賓總統杜特蒂計劃編列空前規模預算，以挹注基建支出。國會將通過增稅案，使預算赤字不致超標，同時能增加支出。

印尼聚焦於稅改及防堵逃漏稅，馬來西亞雖遇大選年，仍將預算赤字比率從3%壓到2.8%。

根據Fed的聲明，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本月份會議以來收到的訊息顯示，勞動市場不斷增強，經濟活動持續穩步上升，就業情況穩健，且失業率進一步下降；預測未來利率落點的點狀圖（dot plot）則顯示，Fed預計將在2018年升息3次，並於2019年升息2次。下次會議將在明年1月30日至31日舉行。即將於明年二月卸任的聯準會主席葉倫在會後記者會上表示，Fed將密切監控通膨數據，並在必要時改變政策方向，以實現通膨的2%目標。她也指出Fed形容勞動市場的變化，「隨著時間推移，我們預計就業市場將放緩」。

關於美國稅改問題，葉倫表示，美國政府調降企業和個人稅率的法案，對GDP是利多，她的同事大多已在預測時把財政刺激前景納入考量。不過，葉倫也表示，目前還不清楚稅制改革對總體經濟的影響有多大，也還不清楚改革何時會產生影響。

葉倫說：「我的同事和我想法和大多數經濟學家普遍的預期一樣，認為美國政府可能頒布的稅改可望在未來幾年溫和推升GDP成長率。」

對聯邦預算赤字，葉倫表示她仍感到擔憂，就算不考慮減稅產生的額外影響，隨著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人年紀增長，預算赤字也將增加。這是她長期以來一直提及的問題，美國的債務情況原來就是一大問題，現在情況進一步惡化，她對此深感憂慮。

葉倫擔心，一旦未來經濟下行，赤字增加有可能制約財政政策制定者強力應變的能力。

比特幣從今天初不斷飆漲，來到1萬7千美金、直逼2萬大關，喊空喊多的人都有，中國、韓國嚴控打擊炒作。對此現象，葉倫表示今年價格暴漲17倍比特幣是「高度投機性資產」。

葉倫指出，目前比特幣在支付系統扮演的角色微不足道，比特幣不是價值穩定來源，也未具備成為法定貨幣的條件，比特幣是高度投機性資產。

葉倫說，若比特幣價格下跌，有些人可能會損失大量的資金，「但我不認為那會造成全面的金融穩定風險。」

除了對比特幣潑冷水之外，許多投資人更關心的是美股未來是否會再續漲？對於今年漲了19%的美股，葉倫表是「沒有什麼紅色訊號在閃爍，甚至連橙色都沒有」，葉倫不認為美股已漲過頭。

Fed這次決議將聯邦資金利率目標區間調升1碼，達到1.25%至1.5%。葉倫表示，這項調整凸顯FOMC（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預期勞動市場將維持強勁，美國將持續創造就業，勞工擁有許多機會，薪資則持續上漲。葉倫並指出，美國通膨疲軟反映暫時性因素，官員仍預期Fed有理由以漸進方式升息。

資料來源：中國時報、綜合外電報導

聯合國最新報告指出，今年以來影響經濟增長的負面因素有所消退，預估今年至2019年，全球經濟增長可穩定在3％。反觀，台灣經濟成長速度雖有所加快，但聯合國預估今、明兩年台灣GDP增長分別為2.2％和2.4％，仍低於世界均值。

新華社報導，聯合國官網11日公布最新的「2018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報告指出，由於與危機相關的脆弱因素和近期引發動盪的負面影響有所消退，2017年全球經濟成長率料可達到3％，這也是自2011年以來的最快增長。

報告稱，2017年全球約三分之二國家的GDP增速均高於2016年，並預計2018年和2019年的全球經濟成長也可穩定在3％左右。

從全球範圍來看，東亞和南亞仍是全球最具經濟活力的地區，對今年全球增長的貢獻高達近一半，僅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就約占了三分之一。其中，阿根廷、巴西、奈及利亞和俄羅斯等陸續走出經濟衰退，也對全球經濟增長率的提高有所貢獻。

在台灣方面，報告指出，隨著全球景氣回暖，台灣經濟成長前景也逐漸加強。尤其全球對電子產品需求回升的情況下，推動台灣的電子產品出口出現強勁反彈。

報告中並指出，台灣在2016年經歷1.5％的低迷GDP成長之後，今年隨著半導體和消費電子產品的出貨量呈現雙位數增長，預估2017年台灣的GDP成長率將可上升至2.2％，2018年更可望將進一步上升至2.4％。

對於明年台灣經濟成長率的預估值，聯合國顯然較我國官方更加樂觀。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日前預估，台灣今年GDP成長率為2.58％，明年略微下降至2.29％。

以下附上聯合國2018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全文

全球宏觀經濟發展展望

隨著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消退，政策制定者有更大的空間來解決阻礙可持續發展的更長期問題。

在過去十年裡，不時出現各種廣泛的經濟危機和負面衝擊，首先是2008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隨後是2010至2012年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及2014至2016年的全球商品價格調整。 隨著這些危機以及伴隨而來的持續阻力消退，世界經濟有所上揚，為調整政策以解決阻礙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社會和環境進步的長期問題提供了更大的空間。

2017年，全球經濟增長估計已達3.0%，與2016年2.4%的增長相比顯著加快，為2011年以來的最高全球增長率。 在各類國家中，勞動力市場的各項指標繼續改善，世界上約三分之二的國家2017年經濟增長強於上年。 在全球範圍內，2018年和2019年的增長預計穩定在3.0%。

經濟活動趨強之勢在各國和各區域分佈不均

世界總產值增長最近加快，主要是因為一些發達經濟體的增長更穩健，而東亞和南亞仍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區域。 隨著阿根廷、巴西、尼日利亞和俄羅斯聯邦擺脫衰退，這些經濟體出現了周期性改善，也約佔2016年到2017年全球增長率上漲的三分之一。 但近期各國和各區域的經濟收益分佈仍然不均，世界許多地區尚未恢復健康的增長速度。 許多商品出口國的經濟前景仍然充滿挑戰，凸顯出過度依賴少數自然資源的國家容易出現繁榮與蕭條交替循環。 而且，世界經濟的長期潛力由於全球金融危機後的投資疲軟和生產率增長低速時期延長而受到損害。

投資條件有所改善，但政策不確定性升高和債務上升，可能阻礙投資廣泛回暖。

由於金融波動較小，銀行業脆弱性降低，一些商品部門復甦而且全球宏觀經濟前景更穩固，投資條件普遍改善。 融資成本仍然普遍很低，許多新興市場的息差收窄，反映風險溢價下降。 這一情況幫助了向新興市場的資本流動增加，包括跨界借貸的增加及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的信貸增長更旺。

條件的改善幫助一些較大經濟體的生產性投資適度復甦。 2017年，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大約佔全球經濟活動加速的60%。 這一改善與非常低的起點相關，之前兩年投資增長異常疲軟，而且全球投資總額長期不振。 由於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程度升高，主要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調整的影響相當不確定，以及債務增加和長期金融脆弱性積累，支持更強勁的生產率增長和加速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所需的投資活動的更廣泛反彈可能會受阻。

如果保護主義傾向增強，世界貿易的回升可能會遭受挫折

2017年全球貿易出現回升。 2017年前8個月，世界商品貿易的增長達到危機後時期的最快速度。 回升的主要原因是東亞的進口需求增強，因為該區域的內需上揚，得到寬鬆政策措施的支撐。 由於企業回應不斷改善的投資條件，幾個主要發達經濟體的資本貨物進口回升。

最近主要貿易關係的調整，如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決定退出歐洲聯盟及美利堅合眾國決定就《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重新進行談判並重新評估其他現有貿易協定的條款，引起對貿易壁壘和爭端可能升級的擔憂。 如果其他國家採取報復措施，這些情況的程度會增大。 考慮到貿易、投資和生產率增長之間相輔相成的關係，限制越來越多的貿易環境可能會妨礙中期增長前景。 在這方面，各項政策應側重於維護和振興多邊貿易合作，強調服務貿易可能帶來的惠益。

可持續發展的進展

人均收入增長乏力，對若干區域的可持續發展目標造成挫折

全球經濟復甦步伐不平衡，繼續令人擔憂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前景。 由於2016年四大發展中區域平均收入下滑，許多國家最近甚至遭遇挫折。

預計2017年至2019年期間，非洲中部、南部和西部地區以及西亞、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國內總產值)會進一步受挫或增長微乎其微。 這些區域總共有2.75億人生活在極端貧困之中。 這突出說明必須解決一些阻礙可持續發展取得更快進展的長期結構性問題，並確保消除貧窮和為所有人創造體面就業的目標不會更加遙不可及。 如果不解決這些問題，到2030年非洲可能會有四分之一的人口陷入赤貧。

支持最不發達國家的增長既需要財政資源，也需要在解決體制缺陷和安全問題上取得進展

預計只有極少數最不發達國家會在近期內達到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國內總產值增長“至少7%”的具體目標。實現這一目標將需要在許多最不發達國家進行更高多的投資。可以通過國內和國際、公共和私人資金來源的各種組合來調集必要的財政資源。 然而，體制缺陷、基本的基礎設施不足、極度受到與天氣有關的衝擊和自然災害影響，以及與安全和政治不確定性有關的挑戰，妨礙了許多最不發達國家取得更快的進展。這些障礙必須消除，以確保將可用資金有效地用於生產性投資。

由於經濟增長加速，就更需要考慮與環境可持續性的聯繫

經濟增長加速也帶來環境成本。 與天氣有關的打擊的頻率繼續增加，突顯出迫切需要建立抵禦氣候變化的複原力和遏制環境退化速度。 雖然全球能源所致碳排放量在2013年至2016年之間持平，但恢復到更強勁的國內總產值增長很可能造成更高的排放量。

國際航運和航空排放不屬於《巴黎協定》的範圍，但過去25年這兩個部門的排放量比公路運輸的排放量增長得更快，並且自2013年以來持續上升。 雖然在航運業和航空業加強了防治空氣污染的措施，但不清楚目前的政策是否足以將排放量降低到符合《巴黎協定》目標的水平。

向可持續能源的轉型依然緩慢

向可持續能源的轉型正以漸進的步伐推進。 可再生能源佔所有最近安裝的發電能力的一半以上，但仍然只提供全球發電量的大約11%。 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資國，2017年的可再生能源投資將得到澳大利亞、中國、德國、墨西哥、聯合王國和美國的大規模風能項目的支持。 當今許多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的能源供應繼續嚴重短缺，故在通過今天明智的政策和投資而為未來有利於環境的可持續增長奠定基礎方面，存在巨大的潛力。

不確定性和風險

經濟前景仍然易受貿易政策變化、全球金融狀況突然惡化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不斷加劇的影響

雖然全球金融危機所致許多脆弱性的陰影已有所緩解，但一些不確定性和風險仍然如影隨形。 政策不確定性的升高繼續籠罩著世界貿易、發展援助、移民和氣候目標的前景，並可能延遲更廣泛的全球投資和生產率的回升。 不斷升級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可能會加劇走向更多單方面和孤立主義政策的趨勢。 全球充足的清償能力和較低的借貸成本長期存在，促使全球債務水平進一步升高，金融失衡加劇。 它還與當前資產價格居高有關係，這意味著風險定價不足。

許多發展中經濟體，尤其是資本市場更為開放的發展中經濟體，依然容易受到風險規避激增、全球資金流動條件無序收緊和突然撤資的影響。 發達經濟體的貨幣政策正常化可能會引發這種激增。 經濟發達國家的中央銀行目前正在基本上前所未知的領域運作，沒有任何歷史先例作為指導。 這使得金融市場的任何調整都比之前復甦時難以預料，並增大了與政策失誤相關的風險。

政策挑戰和前進道路

各主要經濟體的同步復甦、金融市場狀況穩定以及沒有重大的負面衝擊，為政策調整提供了機會

雖然若干風險和不確定因素依然存在，但在當前經濟環境中脫穎而出的是各主要經濟體之間的經濟周期走向一致，金融市場狀況穩定，商品價格錯位等負面衝擊不復存在。

隨著全球經濟實現更廣泛穩定的條件改善，對消除經濟危機影響和實現短期宏觀經濟穩定的政策行動的偏重有所緩解。 加之投資條件改善，為調整政策以解決如下更長期的問題創造了更大空間：加強經濟增長的環境質量，使其更具包容性，以及解決阻礙發展的體制缺陷。

調整政策以應對這些挑戰並最大限度地實現發展目標之間的共同利益，可以帶來更強勁的投資，創造更多的就業和實現更可持續的中期經濟增長。 諸如教育、擴大獲得保健的機會、建立抵御氣候變化的能力、改進機構質量、建設金融和數字包容等領域的短期投資，都將有助於短期經濟增長和創造就業。 它還將加速實現社會和環境目標，並擴大可持續增長的長期潛力。

政策調整應包括四個具體領域：增加經濟多樣化、減少不平等、加強金融結構和解決體制缺陷

政策制定者應該利用當前的宏觀經濟背景來注重四個具體領域。 首先，高度依賴少數基本商品的國家對經濟多樣化的長期需求怎樣強調都不為過。 與近期商品價格調整相關的沉重經濟成本證明了這一點。

抑制和糾正不平等的擴大，對於確保未來均衡和可持續的增長也是至關重要的。 這就需要將提高最貧困者的生活水平的短期政策與消除機會不平等的長期政策綜合在一起，如投資於兒童早期發展、擴大醫療保健和教育機會以及投資於農村道路和電氣化。

第三個關鍵領域是重新使全球金融架構與《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和《亞的斯亞貝巴行動議程》接軌。 這就要求建立一個新的可持續金融框架，並逐步從目前短期利潤的側重點轉向以履行社會和環境責任的方式創造長期價值的目標。 宏觀審慎政策與貨幣、財政和外匯政策良好協調，可以通過促進金融穩定和遏制金融風險的增加而支持這些目標。

最後，治理不力和政治不穩定仍然是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根本障礙。 同時，全球經濟的更強勁增長本身對於幫助這些受衝突局勢影響的國家所起的作用很小，這些國家在取得可持續發展的實際進展方面餘地不大。 政策優先事項必須包括加倍努力，幫助預防和解決衝突，並解決成為許多這種障礙的基礎的體制缺陷。

來源:工商時報、聯合國網站

美國聯邦參議院共和黨議員一致團結，在12月2日深夜通過《減稅與促進就業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 TCJA），讓川普總統的稅改法案來到了最終達陣的關卡，隨後參議院與眾議院將組成聯席委員會議，拉齊兩院分別通過的稅改法案的差異之後，再送川普總統簽署，如果沒有意外，川普總統即將擔綱演出聖誕老公公，送給美國企業與納稅人一個極為豐厚的大禮包。

這個大禮是美國31年來規模最大的稅制改革，法案厚達5百頁，涉及近兩億納稅人的荷包，更將對美國的產業發展帶來難以估計的影響。最重要的條文當然是將企業稅率從35％降為20％，個人綜合所得稅的標準扣除額大幅調高一倍，美國企業留滯海外的獲利，將可以在繳交14％所得稅後全數匯回，而遺贈稅的免稅額大幅調高至1千1百萬美元才起徵，同時，參議院的法案更廢除歐巴馬健保法案中原定的欠繳罰則。白宮經濟顧問估計，現有參眾兩院的法案雖然略有差異，但是未來十年，美國企業與個人累計將獲得1兆4千多億美元的減稅優惠。

川普與共和黨撒錢不手軟的減稅，將會對全球的經濟帶來非常顯著的衝擊，特別是在全球化的經濟結構下，高稅率的國家將受到龐大的降稅壓力，對原本無意降稅的國家，是個難以應付的挑戰，特別是對美國最重要的投資與貿易夥伴中國，非常不喜歡川普的減稅方案；其次，川普降稅必須要成功刺激經濟成長，否則原本已經債台高築、累計債務超過20兆美元的美國聯邦財政，將會走上惡化的不歸路，帶給全球利率與匯率劇烈的挑戰。

第三，川普稅改方案夾帶了關於能源產業的重大改變，複雜的條文中包含了對於石油開採的鼓勵、開放阿拉斯加北極國家野生保護區（Arctic National Wildlife Refuge）的石油開採、減少太陽能、風電等再生能源的補貼，這些符合川普一貫主張，打造美國為能源輸出大國、背離巴黎氣候協定，勢必對全球能源市場帶來新一波的震撼。

值得台灣注意的是，美國企業所得稅調降至20％後，與台灣正在進行的所得稅制改革的企業所得稅率一致，台灣個人所得稅率最高級距由45％調降至40％，也與未來的美國個人所得最高稅率接近，加上台灣即將在2019年實施OECD規範的《共同報稅準則》（CSR），稅改後的美國與台灣主要稅制將日益趨近，國家之間的差距逐漸彌平，這是租稅全球化的一個重要趨勢，前任行政院長林全下台前擬定的稅改方案，堪稱符合國際趨勢、前瞻性的布局。

不過，大陸對於川普的減稅方案卻抱持高度的戒心，官方媒體幾個月來不斷以質疑的語氣來評論，擔憂受到的衝擊之一是進一步對人民幣的匯率帶來貶值的壓力、美國企業駐留海外的資金回流，中國將會首當其衝；還有，川普減稅法案在知識財產權上有許多優惠的安排，吸引美國大企業更傾向回國申請知識產權，不利中國科技創新；最後，移民法規配合稅改修改，對於高科技創新人才的吸引力更大，也會迫使大陸以更大的優惠來爭取人才。

大陸面對美國降稅最大的衝擊還是來自於所得稅率，如果美國企業所得稅率降至20％，電價、健保費用都比中國低，將會帶給大陸較大的降稅壓力，對於支出不斷增長的政府財政帶來新一波的衝擊，也不利於一帶一路等重大國家戰略的推動，今年鴻海郭台銘赴美投資、玻璃大王曹德旺宣稱美國製造成本遠低於大陸，都是美國與大陸爭搶重大投資的重大訊號，美國降稅對於大陸的民間投資、政府財政的衝擊，是習近平十九大之後嶄新的課題。

根據本報的報導，11月川普訪問北京雖然氣氛熱絡，習近平也釋出2,535億美元的重大對美投資與採購承諾，但是中美全面經濟對話卻陷入「停滯」狀態，美國近日對中方發起進口普通合金鋁板補貼與反傾銷的「雙反」調查；白宮宣布正式拒絕大陸在WTO提出其具有「市場經濟地位」的要求；甫於德國柏林舉行的鋼鐵產能過剩全球論壇（Global Forum on Steel Excess Capacity）上，美國及其他國家將矛頭指向中國，指控中國是造成全球鋼鐵供應過剩的元兇，中美在貿易問題互動的氛圍急轉直下，川普的稅改可能對中美關係惡化帶來雪上加霜的效應。

還有一個台灣電動車供應鏈必須注意的警訊，參議院通過的法案為了幫助傳統石油業者，取消現有對電動汽車每輛7,500美元的租稅補貼，如果最後沒有在參眾兩院聯席委員會議中復活，對於正在起步中的電動車產業，將帶來強大的負面打擊。

川普發送大禮包式的減稅方案，是共和黨政府的一場政治豪賭，白宮雖然宣稱降稅之後，明後年的經濟成長率將會提高到3％至5％，但是智庫租稅政策中心（Tax Policy Center, TPC）的估算模型卻沒有那麼樂觀，TPC過去幾個月的報告，都堅持降稅對於明年的經濟成長只有0.7％的效應，而且隨後逐年遞減。如果降稅無法帶來實質的經濟成長，卻留下龐大的財政黑洞、以及動盪的利率與匯率，那就是大家所不樂見的悲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