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工商時報報導，塞勒在行為經濟學領域的研究，結合了經濟學與心理學，探討影響經濟和金融市場裏的個人或群體做決策的心理和社會因素。瑞典皇家科學院在頌辭中指出：「塞勒讓經濟學更有人性」，讚揚他是整合經濟學與心理學「先驅」。

瑞典皇家科學院表示：「藉由探究有限理性、社會喜好和缺乏自我控制，塞勒研究顯示這些人類特質有系統影響個人決策和市場。」

現任芝加哥大學教授的塞勒，在視訊會議向諾貝爾委員會表示，他很高興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殊榮。

塞勒曾經在2015年的電影《大賣空》（The Big Short）客串演出，該部電影描述信貸和房市泡沫最終引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

塞勒提出知名的「推力」（nudge）經濟學的概念，講述無需透過強制性手段，人類便能被巧妙的引導至有利的行為。塞勒為《推力》一書的作者之一。

塞勒授課研究亦以芝大布斯商學院為應用平台，目前台灣有兩位中研院士刁錦寰、蔡瑞胸都在同一個商學院任教。

塞勒向來指導MBA學生探討決策背後的行為因素。台灣有許多人到芝大進修MBA課程，在塞勒專書《推力》於2009年由時報出版發行時，芝加哥大學校友會就曾邀請他來台灣訪問。曾修過芝大商學院GSB學程、前財政部長劉憶如表示，包括塞勒在內，該院計有8位教授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多數是能應用到市場的經濟學理論。

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王道一的博士後指導教授Colin F. Camerer，是塞勒的學生，王道一和Camerer至今一直有合作發表論文，他在台大推動的實驗經濟學、神經經濟學已在台灣經濟學界作出口碑。

此外，世新大學財金系向來是國內財務行為學的研究大本營，該系副教授郭迺鋒表示，諾貝爾獎委員會已第三次選出行為經濟學研究學者，大有希望經濟學應回到本質，從人類行為觀察環境時事，幫助人們完成幸福、健康、財富。

賽勒的行為經濟學以心理帳戶與推一把最為人所悉。

根據經濟學人報導，塞勒那橫跨40年的職涯十分多產，研究主題亦相當多樣，觸及資產價格、個人存款、不動產犯罪等各種主題。

舉例而言，塞勒發展了心理帳戶理論，解釋人類如何在進行財務決策之時，只看個別決策的影響，而非其總體效應（事實上，他正是行為財務這門子學科的創造者之一）。

塞勒最知名之處，或許就是他是「推一把」（nudging）的先驅者──將行為學洞見作為公共政策工具。推一把並非新概念，企業也一直在利用行為科學形塑顧客的行為，但在過去，政府只會在少數情況下利用心理學。

塞勒和哈佛大學法律學者桑斯坦（Cass Sunstein）於2008年共同撰寫《推力》（Nudge，中文書名：推出你的影響力：每個人都可以影響別人、改善決策，做人生的選擇設計師）之後，情況即開始改變。這本書攻擊經濟模型的理性決策假設，並展現改變脈胳如何推人類一把、促使人類做出更好的決策。

賽勒經濟學強調心靈會計學會影響財務分配。

根據聯合報報導，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塞勒專攻「行為經濟學」中的「行為金融」領域，他的學術貢獻在於「將人類心理層面的實際假設，融入經濟決策分析之中。他藉由探討人們有限度的理性、社會偏好及缺乏自我控制的所產生的後果，證明這些人類特徵如何系統性地影響個人決策，及造成的市場結果」。

塞勒的理論可以從以下三個層面來探討，首先是有限度的理性，也就是人類的理性有其限度，他發展出一套「心靈會計學（mental accounting）」，強調人們在心中設立了多個不同的帳戶，例如房貸、度假、退休等，來簡化財務決策；人們聚焦於如何縮小個別決策所可能產生的衝擊，而非著眼於整體影響。

塞勒也證明如何用「損失意識」，解釋人們為何在擁有某種東西時，會比他們在未擁有之前，更看重這件物品的價值，並稱此為「稟賦效應（endowment effect）」。

第二個層面是社會偏好。塞勒針對「公平」所提出的理論與實驗研究也深具影響，他證明消費者對「公平」的關切，可能會阻止廠商在需求旺季時提高售價，卻無法在成本上升時阻止廠商抬價。他也與同僚設計出一套「獨裁者賽局（dictator game）」實驗工具，用來衡量不同人群的「公平」態度。

第三則是缺乏自我控制。塞勒進一步證明人們通常無法實踐「新年計畫」，他運用一套「規畫者─執行者模型（planner-doer model）」，說明如何分析人類的自我控制問題；這套模型與當前心理學者及神經學者所用的架構類似，用來描述長期規畫與短期行為之間的內部矛盾。

塞勒認為，人們會屈從於短期的誘惑，正是使「儲蓄防老」計畫或選擇健康生活方式經常會失敗的重要原因。在實際應用方面，他也證明採取「助推（nudging）」措施，可能有助於增強人們在儲蓄退休年金及其他方面的自我控制能力。

賽勒的經濟理論也多影響英美政策。

根據經濟日報報導，台大經濟系教授林明仁表示，塞勒曾在2009年為其新書《推力》來台，且他的行為經濟理論對政府決策、政策設計有很大貢獻。

林明仁表示，《推力》這本書由塞勒及芝加哥大學法學院及政治學系教授凱斯．桑思坦（Cass R. Sunstein）合著，後者更出任歐巴馬政府的白宮資訊及管制事務辦公室主任，歐巴馬競選、施政，都運用了塞勒的理論，可說是歐巴馬總統的財經顧問，英國政府更運用行為經濟學理論去設計政策。塞勒的貢獻不只是在經濟學，更影響政策決策，因此塞勒得獎並不意外。

經濟學家楊家彥指出，塞勒認為人的心理是複雜的，行為也會受到社會道德與規範約束，他將心理學、社會學引進到經濟學模型，使經濟學研究更活潑。

參考來源:中國時報、經濟學人、經濟日報、聯合報

根據工商時報報導，基於貿易、投資、消費者信心增強，IMF在這份甫出爐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將今明年全球經濟成長率，由7月預測的3.5％、3.6％，上調到3.6％、3.7％，與去年3.2％成長率相比明顯增速。

歐元區、日本、中國、歐洲新興市場、俄羅斯等國家或地區，皆獲IMF調高經濟展望。

歐元區今明年成長率預測，雙雙由7月估值調升0.2個百分點，各自來到2.1％、1.9％。歐元區展望看佳，歸功於金融環境寬鬆及政治風險降低，提振了出口與內需，但值得注意的是，該預測報告是在西班牙加泰隆尼亞獨立公投騷亂前完成。

IMF以北京當局將維持財政擴張政策為由，將中國今明年成長預測，從7月估值皆調升0.1個百分點，分別達6.8％、6.5％。

全球最大經濟體美國今年成長率預估，由7月的2.1％微調到2.2％，明年估值從7月的2.1％調高至2.3％。IMF雖一改7月報告大砍美國經濟預測的做法微幅上修，仍對川普政府遲遲未落實稅改及其他刺激政策持保留態度。

IMF並警告，長期來看美國經濟的成長幅度，會因產能擴張停滯與人口結構改變而變得有限，成長率恐怕縮減到僅剩1.8％，遠低於川普總統喊出的3％目標。

英國經濟前景也被IMF看衰，今明年的成長率預測與7月持平，維持在1.7％、1.5％。

而台灣經濟成長率在IMF預測下也由4月份預估的1.7％上修至2.0％，明年成長率預測維持1.9％不變。國發會則回應，IMF的預測是給台灣新的警惕，產業若能順利轉型調好結構，2022年應見到成效，突破IMF的預期。

根據中央社報導，觀察亞洲四小龍中，IMF預測南韓今、明兩年的經濟成長率都是3.0%，到2022年為2.9%。香港今、明兩年的經濟成長率則分別為3.5%、2.7%，到2022年為3.3%。新加坡今、明兩年的估值分別是2.5%與2.6%，到2022年為2.6%。

經濟部官員表示，受全球景氣回升影響，主計總處8月中旬上修今年全年經濟成長率預測為2.11%，IMF對台灣的預估，仍有機會上調。

他指出，前瞻基礎建設計畫預算通過，政府投資增加可望帶動民間投資意願；加上新內閣上任後力拚經濟，致力解決五缺問題以增加對台投資誘因，都有助國內經濟穩健成長。

國家發展委員會副主委邱俊榮表示，近幾年台灣經濟成長率都比全球平均偏低，IMF上調今年預估值0.3個百分點，也是因為下半年國際整體經濟普遍變好，帶動台灣出口轉佳、且比預期好一點，而有些上修。

他說明，國際景氣轉好，僅對出口項目影響較大，目前台灣整體經濟動能還沒發揮，從產業面來看，投資環境面臨的五缺問題嚴重。

值得注意的是，經濟部官員指出，全球矚目的iPhone新機表現不如預期，可能連帶影響相關供應鏈表現，恐為今年第四季經濟成長力道的隱憂，後續仍有待觀察。

邱俊榮說，台灣目前經濟結構仍穩固，但IMF最新的預測是給台灣新的警惕，台灣產業升級必須加緊腳步；如果確保近年產業政策施行順利，積極運作、等待發酵，2022年應該可以看到成效，突破IMF的預期。

邱俊榮指出，國民所得要提高，還是跟產業提升附加價值有關，目前台灣經濟面臨瓶頸為產業結構尚未順利轉型，但轉型過程艱鉅，要從使資源從硬體製造重新分配到軟體開發，必須從產業提升下手，加強研發支出跟創新發展，「改善空間還很大」。

他解釋，政府推行5加2產業主導新興方向，也利用產創基金鼓勵傳統產業轉型，藉由硬體的競爭優勢，強化數位轉型驅動力；只要產業結構調整的好，面對邁入國家轉型時期「不足為懼」。

邱俊榮呼籲，目前產業政策方向正確，但仍要時間落實，為避免重回過去著重生產要素為主的產業結構，盼產業界配合，在執行面密切合作。

參考來源:工商時報、中央社

民主陷入衰退之中。在從上世紀70年代到本世紀初席捲全球之後，民主正在退潮。同樣退潮的還有對自由全球經濟的信念。兩者之間有聯繫嗎？答案是肯定的。民主和資本主義是一對夫妻，雖然他們經常磕磕碰碰。如今，這段關係正在經歷困難時期。

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提出了“民主倒退”的觀點。墨爾本大學(University of Melbourne)的羅伯特•福阿(Roberto Foa)和哈佛大學(Harvard)的雅恰•蒙特(Yascha Mounk)宣稱“民主斷裂”(the democratic disconnect)，指出在美國和歐洲民主信念下降這個令人沮喪的現象。“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其最新的年度報告中指出，“2016年總計有67個國家的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出現凈下降，有36個國家出現增長。這標誌着連續第11年凈下降國家數量超過增長國家數量。”

與此同時，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當選為美國總統表明了民眾中間對自由貿易的敵意。在後危機時代，無論左翼還是右翼都對華爾街和全球金融自由流動抱有濃濃的敵意。反對人員流動也很常見。

“系統性和平中心”(Center for Systemic Peace)的“政體第四代指數”(Polity IV)數據庫為1800年以來的民主進展提供了彌足珍貴的視角。從1800年到2016年，被評為“民主的”政體的數量，從22個中沒有一個，上升至167個裡有97個。實際上，在1800年，幾乎所有的國家都是威權體制。接着民主政體數量在19世紀下半葉上升，在一戰結束時大幅增長，在上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初急劇下降，在二戰結束時再次飆升，隨後一直穩步上升直至1988年，並在上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初出現爆炸式增長。威權政體數量在1977年達到89個的峰值。隨後，隨着蘇聯解體以及獨裁體制的失敗日益明顯而大幅下降。遺憾的是，自1990年以來，大約50個國家成為“半民主狀態國家”(anocracies)，也就是說處於政治混亂狀態。

名義上的主權國家的數量大幅增加，尤其是自1945年以來。因此聚焦於世界上民主政體的比例是可取做法，同時也有可能將該比例與世界貿易與產值的比率聯繫起來（並非巧合的是，其他衡量全球化程度的指標——人員和資本流動——與貿易密切相關）。

這種相關性雖然遠非完美，但相當密切。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是全球化和民主化的時期。反過來，上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是去全球化和去民主化時期。上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是全球化和民主化基本穩定的時期（高收入國家的經濟開放被大多數新獨立國家的閉關自守抵消）。全球化在上世紀70年代再度興起，接着是民主化浪潮。除了全球化以外，另一個有力的民主化的首要指標是民主國家在世界大戰和冷戰中的勝利。民主政體數量在民主國家勝利後都大幅飆升。

簡言之，歸根結底，工業革命導致了從威權體制轉向民主體制的政治革命。此外，全球化階段一直與民主擴張相關，同樣，去全球化階段與民主退潮相關。

這並不令人意外。正如哈佛的本傑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論稱的，經濟繁榮時期民主漲潮，反之亦然。自1820年以來，全球實際人均收入增長了13倍，高收入國家的收入甚至增長的更多。隨着經濟發展，人們需要教育。此類改變以及工業化戰爭的大規模動員，強化了對政治包容的需要。

反過來說，上世紀30年代的金融危機摧毀了當時的全球化，2008年金融危機損害了今天的全球化，導致了貧窮、不安全感和憤怒。此類情緒不利於健康民主體制所必需的信任。最起碼，民主體制需要人們相信，贏家不會利用他們暫時獲得的權力打擊輸家。如果信任消失，政治就會變得具有毒性。

這種聯繫不僅僅是經驗之談。民主和資本主義依賴於平等的理想：所有人參與政治決策並在市場上各盡所能。在不太久以前，這些自由還具有革命性的意義。

然而，二者也存在深層次的衝突。民主政治取決於團結；資本家們不關心國籍。民主是國內事務，而資本主義本質上是全球性的。民主政治建立在公民平等基礎之上，資本主義很少關心財富的分配。民主體制說所有公民都有權發聲；資本主義讓富人有最大的發言權。選民渴望一定的經濟安全；資本主義往往會興衰交替。

國家民主和全球資本主義之間的緊張關係可能是破壞性的，就像上世紀30年代證明的那樣。然而歷史也表明，這兩個體系的確同行相伴，儘管並不和諧。

這不是說所有市場經濟國家都是民主體制，也不是說所有市場經濟必定是全球化的。這裡是說，穩定的民主體制也擁有至少相當開放的市場經濟。就管理複雜社會的事務來說，還沒有哪一種其他方式被證明是可行的。現在的目標必須是管理資本主義從而讓它能夠支持民主，以及管理民主從而能夠讓全球資本主義更好地服務於所有人。現在，我們把這段婚姻搞得一團糟，我們必須做得更好。

Diamond begins by assessing the "third wave" of global democratization that began in 1974. With a wealth of quantitative data and case illustrations, he shows that the third wave has come to an end, leaving a growing gap between the electoral form and the liberal substance of democracy. This underscores the hollow, fragile state of many democracies and the imperative of concolidation. He then defines the concept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and identifies the conditions that foster it. These include strong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ppropriate institutional designs, decentralization of power, a vibrant civil society, and improved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erformance.

If new and troubled democracies are to be consolidated, Diamond argues, they must become more deeply democratic―more liberal, accountable, and responsive to their citizens. Drawing on extensive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in developing and postcommunist states, he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freedom, transparency, and the rule of law for generating the broad legitimacy that is the essence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The book concludes with a hopeful view of the prospects for a fourth wave of global democratization.

作者簡介

賴瑞．戴蒙　Larry Diamond

賴瑞．戴蒙教授為外交政策、國際援助及民主發展領域的著名學者、顧問和作家。現任史丹佛大學民主發展與法治中心主任、胡佛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自《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在1990年創立以來，他就擔任共同主編。目前定居於加州史丹佛。

著有《虛擲勝利成果：美國占領伊拉克卻搞砸了促進民主的任務》（Squandered Victory：The American Occupation and the Bungled Effort to Bring Democracy to Iraq）

根據工商時報報導，Fed準備縮減資產負債表的計畫已預告好幾個月，此次會議終於敲定，從10月開始透過債券到期不再投資的方式進行縮表，一開始每月縮減幅度為100億美元，接著採逐季增加100億美元進行縮表，到明年第4季每月縮表幅度來到上限的500億美元。

2008年金融危機後，為了壓低借貸利率與刺激經濟成長，Fed推出購買債券資產的QE特別刺激方案，使得資產負債表快速擴張，到2014年停止購債後資產負債表已膨脹至4.5兆美元。

對於啟動縮表計畫，Fed主席葉倫在會後記者會上表示：「資產負債表本來就不是正常時期一項積極的貨幣政策。」

Fed會後聲明同時重申今年底前再升息1次的預測，以反應美國經濟持續走強的現狀，葉倫進一步說明指出：「決策理事會想要傳達的基本訊息是美國經濟表現一直都不錯，由於經濟基本面持續好轉，美國民眾應該也覺得Fed推動貨幣政策正常化相當合理。」

自2015年底展開緊縮銀根以來，Fed總共已4度升息，最近1次是今年6月，基準利率來到1％到1.25％之間。

Fed今年表定還有2次例會，分別是10月底與12月中，以12月升息的可能性最高，據利率期貨盤的最新報價顯示，市場認為12月升息的機率急升至7成，高於決策公布前的5成7。

Fed雖維持今年底前再升息1碼、明年全年升息3碼的預測，但2019年升息幅度預測由3碼降為2碼，2020年全年估計也僅再升1碼。

長期基準利率目標調降主要是反應通膨偏弱，Fed偏好的通膨指標扣除食品與能源的核心通膨年增率今年7月僅1.4％，不但低於年初的1.9％，也較2％的通膨目標有一大段差距。

美國縮表  我國擬對策

對於美國聯準會（Fed）將於10月開始縮減資產負債表，昨（21）日院會中也針對此事進行分析。

根據工商時報報導，行政院副院長施俊吉昨（21）日在院會中分析，若Fed資產要回到金融海嘯前約1兆美元的水準，仍需好幾十年，預估Fed縮表速度還會比預期更快，如此一來，未來美元將走強，新台幣將相對呈貶值趨勢。

此外，10月美國財政部將公布外匯政策報告，國發會副主委邱俊榮認為，由於上半年我國被列觀察名單因素（例外匯存底增加快速、政府干預匯率等）已有改善，10月再列入觀察名單可能性將下降。

邱也認為，下半年新台幣走勢不會再像上半年強勢，Fed縮表將影響新台幣走向，長期走貶趨勢應是確立，短期會受國際因素影響，但像上半年走強趨勢應不再持續。

施俊吉昨在院會中提醒財經內閣，美國縮表問題對金融市場的影響值得注意。國發會副主委邱俊榮轉述說，施以簡單方式推估，金融海嘯期間，美國聯準會資產由1兆美元升至4.5兆美元，若每個月縮表以50億美元規模計算，要好幾十年才可望回歸原先水準，因此施研判縮表速度應會更快。

邱俊榮說，若縮表加速，預估美元會更為強勁，台幣貶值機率大增，將有利出口，但不利進口內需，金融層面的影響則比較不容易判斷，因為金融會有很多短期因素決定，且根據Fed近期消息，並沒有要升息，預估未來升息的速度也不會那麼快，今明年約2～3次，未來縮表比升息重要，若聯準會的縮表是相對穩定且可預期的，對全球金融市場波動就不大。

至於上半年台幣走強，邱俊榮認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回台資本增加，避險、避稅資金來台大幅提升，上半年升幅至少6～7％，目前看來已比較緩和，影響台幣未來動向還是要放眼國際金融情勢而定，地緣政治上雖有北韓演習問題，不過目前看來影響不大。Fed縮表對台幣長期走貶態勢較為確立；而人民幣前一陣子走強，不過長期看來人民幣走貶趨勢較高。

針對未來美元將走強、台幣貶值，賴揆認為，對我國外銷來講是好的，但對內需仍是挑戰。

參考資料:工商時報

OECD維持今年全球經濟成長3.6％的預測不變，明年成長率則調升0.1個百分點至3.7％。雖然今年成長率高於去年的3.1％，但仍低於歷來的正常水準。

至於各地區的今年成長率，OECD把歐元區的預測值調升0.3個百分點至2.1％，加拿大調升0.4個百分點至3.2％，日本調升0.2個百分點至1.6％。

OECD表示經濟增長態勢幾乎是各國同步出現，因為投資、就業和貿易全都在成長當中。

儘管如此，OECD警告全球經濟中期發展，尚未穩固呈現強勁和持續性。因企業投資和貿易等回升情況仍疲弱，不足以支撐生產力的健康成長。尤其薪資增幅一直令人失望，讓通膨維持低檔。

OECD認為新興市場必須做出深層的改革才能確保其經濟未來能強勁成長，與此同時部份著眼財政穩定的國家，仍需要貨幣政策來提供支撐。

OECD維持美國今明兩年經濟成長率在2.1％和2.4％不變，英國今明兩年也維持在1.6％和1％不變。

對於新興市場的預測值，OECD把大陸今年成長率調升0.2個百分點至6.8％，明年則維持在6.6％不變。印度今年調降0.6個百分點至6.7％，明年調降0.5個百分點至7.2％調降原因是印度實施貨物與服務稅的衝擊。

而報告中對於各國貨幣政策的觀察又是如何?

根據經濟日報報導，OECD認為，Fed應該堅持逐步升息的政策，並儘快啟動縮減4.5兆美元資產負債表的計畫；利率升1碼或2碼對企業界工廠設備技術的投資決策影響不大，卻可去掉金融市場一點「虛火」，抑制過度多頭的氣氛。OECD還說，歐洲央行（ECB）在結束負利率政策前，應該持續縮減購債規模，但曼恩提醒ECB刺激措施開始撤場時，需要留意別傷害歐元區銀行體系。如今歐洲各國經濟都加速成長，但銀行體系仍存在許多問題。

參考資料:工商時報、經濟日報

賴瑩綺／綜合報導

來源:工商時報(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913000107-260203)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12）日出席「1+6」圓桌對話會時信心喊話，表示中國經濟今年會保持上半年增長6.9％的走勢，並會持續提高增長的質量和效益。同時，他強調，中國將繼續保持財政及貨幣的穩健政策，絕不會以貨幣競爭性貶值來刺激出口。

香港信報報導，「1+6」圓桌對話昨於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舉行，除李克強外，包括世界銀行行長金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IMF）拉加德、世界貿易組織（WTO）總幹事阿澤維多、國際勞工組織總幹事萊德、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秘書長古里亞，及金融穩定理事會主席卡尼與會。

各方以「構建開放、活力、包容的世界經濟」為主題，共同深入探討「全球經濟形勢與經濟全球化的未來」及「推動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兩個議題。

針對中國經濟展望，李克強稱，與會者都認同中國經濟會保持近年持續穩定向好的趨勢，繼續保持中高速增長。事實上，包括IMF在內，穆迪、摩根大通、花旗銀行等國際機構近期皆有不同程度上調中國經濟成長預期。而中國官方預測今年GDP增幅為6.5％左右。

李克強指出，中國經濟結構轉型成效不斷顯現，消費的貢獻提高，已經由過度依賴投資出口轉向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中國經濟的可持續性進一步增強。他強調，中國經濟韌性強、潛力大、活力強，絕不會以貨幣競爭性貶值以刺激出口，而且開放大門會愈來愈大。

李克強表示，為推動轉型升級，中國政府會穩定宏觀政策，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他稱，今年上半年以來，槓桿率已經穩住，並有所下降，會持續推進結構改善。

李克強並稱，中國債務總體可控，金融總體健康穩定，但仍有風險點，中國政府會高度重視，逐步解決。

IMF總裁拉加德：美政策不確定性 成全球經濟風險

吳孟翰／綜合報導

來源:工商時報(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913000109-260203)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在昨（12）日的北京「1+6」圓桌對話會上的發言中指出，全球經濟正在復甦，但美國對其政策的長期不確定性是個風險因素。

環球時報報導，拉加德表示，儘管全球經濟正在復甦，但仍然非常容易受到政策不確定性和貿易保護主義威脅。她解釋稱，世界經濟接近回到金融危機前的全球平均成長率，投資對恢復成長的貢獻顯著，但美國對其政策的長期不確定性將是個風險因素。

拉加德主張採行多邊主義，並呼籲所有經濟體採取財政、貨幣和結構性改革。

世界銀行行長金墉也表示，目前全球經濟從整體上正處於一個成長走強的時期，但卻還不是沾沾自喜的時候。金墉表示，主要經濟體的貿易保護主義升級，可能顛覆全球貿易回暖，可能產生嚴重後果，尤其是對於依靠貿易推動增長與發展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

拉加德還稱，2017年第2季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成長率為6.9％，相較去年同期的6.7％，明確顯示了全球成長動力增加，以及中國政府採取了適當政策。但她同時提出警告，信貸密集成長，已對中國經濟構成中期風險，她鼓勵中國繼續推行穩健成長的結構改革。

對此，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表示，北京意識到經濟面臨的風險，並相信能夠成功解決這個問題。他還強調，應對當前挑戰和困難的最佳途徑是通過推動自由市場。

根據香港01報導，習近平在會上發表題為《深化金磚夥伴關係　開闢更加光明未來》的講話。習近平指出，金磚合作契合五國發展需要，順應歷史發展大勢。儘管五國國情不同，但對夥伴關係，對繁榮發展追求是共同的。所以能夠超越差異與分歧，努力實現互利共贏。當前世界格局深刻複雜變化，金磚合作顯得更加重要。習近平指，人民希望我們攜手促進發展，國際社會期待我們維護世界和平，應該全面深化金磚夥伴關係，開啟第二個金色10年。而其他四國領導人祖馬、特梅爾、普京及莫迪也發表講話，各國領導人積極評價廈門會晤，一致同意落實好會晤達成的各項成果，推動金磚合作不斷向前發現。與會領導人表示，將支持南非做好明年金磚國家主席國工作。另會晤發表《金磚國家領導人廈門宣言》。

而這場會議之後，帶來合種成果?

根據英國BBC中文網的觀察，三天會議後，中國宣佈在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投入五億美元, 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應對饑荒、難民、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等議題。另外，中國設立首期八千萬美元的經濟和科技合作計劃，並向新開發銀行捐贈四百萬美元。

對比「一帶一路」計劃及金磚國家合作項目，中國投入的資金差距不少。

就以2015年成立的新開發銀行為例，創始基金為500億美元，由五國均分。"一帶一路"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法定資本是1000億美元。根據新華社報道，中方認繳額近300億美元。

英國BBC中文網訪問到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學院主任蘇利文(Jonathan Sullivan)認為，"一帶一路"與金磚國家合作機制不一樣。"這是首個由中國領導的全球計劃、願景。'一帶一路'的野心與重要性令金磚失色。"不過，這並不代表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對中國不再重要。蘇利文說: "無論是言辭上及實際上，中國一直是發展中國家的支持者……中國強調自己發展中國家的狀態，所以金磚對中國來說是有用的媒介。""中國一直偏好多邊主義，尤其是在中國擁有最大的聲音的組織中。"蘇利文認為，中國崛起，有與美國鼎足而立之勢，而金磚國家等多邊組織有助模糊化這個趨勢。"雖然中國對美國衰退的論述感到興奮，北京沒有人會希望與美國發生如冷戰般的衝突。所以中國繼續堅持多邊主義，是有用的。"

至於在會前令人注目的中印衝突，在會後也產生變化。

根據英國BBC中文網報導，五國領導人在《廈門宣言》中提及恐怖主義，並首次點名多個在巴基斯坦的恐怖組織"虔誠軍"、 "穆罕默德軍"、 "巴基斯坦塔利班運動"等等。印度媒體形容為印度外交的勝利——尤其是中國與印度宿敵巴基斯坦關係密切。四川西華師範大學印度研究中心主任龍興春對BBC中文說，名單把地區的主要恐怖組織都羅列進去，是妥協達成的結果。他認為這對緩和中印關係有一定作用，不過中國卻不可能完全滿足印度的需求。"金磚國家而言，以前的議程當中沒有反恐這一項。巴西、南非那麼遠，跟印度、中國在反恐上沒有面對共同、相似的威脅。""這個議題是印度一直在推的，這的確是體現了印度外交上的一個勝利。""印度的目標可能是想把巴基斯坦列為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這點是做不到的。"他指出，針對中國的東突也在名單上，是各方合作的結果。在洞郎對峙後，與習近平首次會面的印度總理莫迪說，印度與中國不應視對方為對手，合作該是兩國關係主要特徵。習近平則指，健康穩定的中印關係符合兩國人民根本利益。

參考來源:香港01、英國BBC中文網

其中，日本經濟産業相世耕弘成在記者會上表示：「由於論點已經明確，分歧和共識也變得清晰」。顯示出各國在貿易自由化水平等方面的主張依然存在巨大分歧。談判各國原計劃在東盟成立50週年的2017年內達成共識，但目前似乎很難實現。

此外，世耕還提到了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他指出「保護主義潮流正變得顯著」，並就RCEP談判的意義強調稱，「通過日本的領導能力向世界傳達了自由貿易至關重要的信息」。

據悉日本企業已著手拉近與東協合作，引進AI、物聯網與機器人等技術以提高當地企業生產力。例如日立先端科技公司最快今秋將在泰國廠展開技術試驗，將安裝感測器與相機讓製造員工加速判斷產品並依客戶需求出貨。汽車零件商電創（Denso）也將在泰國公司營運的工廠引入配備AI的機器人與自動化產線。

日本也希望協助東協地區改善貿易的基礎建設，例如幫助東協的海關引進電子系統，加速報關程序，以處理與日俱增的貨運量。

包括臨時會議在內，此次是第8次舉行RCEP部長級會議。日本和澳大利亞等國要求實現高水平的貿易自由化，中國和印度則顯示出優先保護本國産業的意向，雙方的分歧比較大。

談判各國10月將在韓國舉行事務級別磋商，屆時將對此次敲定的項目進行深入討論。此外，日本還計劃參加11月舉行的東盟首腦會議。

參考資料:日經中文網、經濟日報

中共第19次全國代表大會（十九大）時程終於明朗。根據新華社報導，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昨（8月31日）建議10月18日舉行。

一般而言，中共黨代表大會歷時約7天，而黨代會的其中一項重要議程是選舉，決定新一屆中共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和中紀委委員。緊接大會閉幕之後，還有一項重要工作，即新一屆中央委員會立即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產生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和中共總書記。

新華社昨日報導，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建議中共第19次全國代表大會10月18日在北京召開。會議強調，中共第19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關鍵時期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大會將選舉產生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會議指出，目前大會各項籌備工作進展順利。

備受外界關注的，還是十九大會議焦點。稍早外界一直議論的包括年屆69歲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王岐山，是否會否打破「七上八下」（年屆68歲不再連任常委的慣例）而留任政治局常委之外，還有被視為政治新星的前中央政治局委員、前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落馬後，中共隔代接班安排的慣例，是存是廢。

以及另一名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能否躋身政治局常委，以上均是觀察接班制度變化的風向標。

另根據過去幾屆中共全國黨代表大會的會期安排來看，多半是在9月至11月間召開，歷時7天。而今年會期之所以早於外界預期，部份分析是因為11月舉行APEC領袖會議之故。

今年APEC會議將於11月6日至11日在越南峴港市舉行，其中領袖峰會預計在10日、11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屆時會前往參加。外界還預期，APEC領袖會議之後，美國總統川普可望飛往中國大陸進行國是訪問，這也將是川普上任後首度訪問大陸。

中印對峙僵局落幕，為「2017金磚國家峰會」營造正面氣氛。本屆峰會不只是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共19大召開前最重要一次外交活動，金磚五國（中國、俄國、印度、巴西及南非）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高達50％，更牽動未來世界經濟情勢。

金磚峰會9月3日即將在福建廈門登場，儘管此前中印雙方在洞朗地區僵持不下，一度讓本屆會議埋下諸多變數，但隨著印度撤軍，局勢撥雲見日後，也讓會議焦點從中印衝突，再度回歸金磚五國合作的主旋律。

金磚峰會2009年舉辦以來，今年已邁入第9屆。這是繼2011年三亞峰會後，大陸再次主辦會議，加上中共19大也將登場，該會議不只是大陸下半年重點主場外交，更成19大召開前，「習式外交」不可忽視的重要收官之作。

對習近平來說，金磚會議若能風光舉辦，對外可以大幅提升大陸國際形象及影響力，對內能在19大召開前，進一步為其個人領袖魅力加分，一舉數得。

而金磚會議不只影響大陸政經戰略布局，更扮演帶動世界經濟復甦的火車頭。大陸商務部資料顯示，金磚五國經濟占全球經濟比重，從10年前的12％上升到23％；占國際貿易比重從11％上升到16％；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則高達5成。

金磚國家在推動全球治理機制改革的角色也愈發重要。中國社科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研究員李建民指出，回顧十年發展，金磚國家在全球治理中作用和地位不斷提高，如今更要從全球治理參與者邁向引領者角色轉變。

此外，李建民認為，金磚合作與「一帶一路」倡議亦有很多互通之處，金磚國家可通過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分享發展紅利，二者也可相互促進和有機銜接。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今年7月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也顯示，今、明兩年年全球經濟成長率分別為3.5%、和3.6%，都比2016年的3.2%好。IMF並在報告中提及，「最新數據顯示，全球經濟發生了十年來規模最大的同步好轉。」

過去50年，OECD追蹤的所有國家，很少出現同步增長的情況。過去十年裡出現過一次，另一次出現在1973年石油危機爆發前的幾年。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經濟邁向好景之際，卻因為對全球貿易和金融的質疑聲浪日增，在美國、歐爭等國家卻掀起民族主義運動。

統計資料顯示，今年上半年，美國出口比去年同期增長近6%，創下2013年年底以來表現最好的兩個季度，超過過去10年的平均水平。

歐元區經濟體長期處於困境，也終於出現了好轉的跡象。歐元區今年第一季的經濟成長超過美國，且延續到第二季。經濟信心達到10年來最高水平，失業率則下降至9.1%，是八年來最低點。包括德國、荷蘭、西班牙、法國和葡萄牙都呈現穩定增長。就連希臘今年經濟成長也可望達到1%，是10年來表現最好的一年。希臘從2014年起就被全球債市排除在外，上個月終於重返全球債市。

日本經濟在截至6月底的三個月折合成年率增長4%，是首相安倍晉三任內連續增長的第六個季度。

各項指標顯示，金融危機造成的影響，終於在各經濟體慢慢消退。美國家庭已經不再減少借貸，恢復正常消費模式。雖然美國聯準會已開始逐步上調目標利率，但和通脹率相比，絕大多數國家的利率仍然很低。

2014年全球大宗商品的泡沫開始破滅，近期形勢好轉也進一步提振全球經濟。在此之前，因新的能源供應（如美國頁岩油氣）再加上全球經濟疲軟，造成能源價格大跌。現在價格已經回升，投資也在升溫。

全球經濟榮景不僅提振美國股市，其他國家或地區的股市也大幅上漲，例如土耳其、香港、阿根廷、希臘和波蘭等股市指數今年均上漲都超過兩成，漲幅甚至高達美國道瓊斯指數的兩倍。

這篇報導也提醒，如果各國經濟同步增長演變成過熱，可能讓眼下的局面瓦解。過去經驗顯示，全球股市和房地產飆漲，可能造成金融市場動盪，進而影響經濟發展。另外，如果各國過快退出貨幣刺激措施，也可能導致經濟增長脫軌。

美國聯準會主席葉倫(Janet Yellen)、和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Mario Draghi)，周五都將在傑克遜霍爾舉行的全球央行年會上發表談話，他們可能提到全球經濟形勢，以證明退出刺激政策的合理性。不過總體來看，目前全球通貨膨脹水平依然偏低，主要央行可以速度緩慢、從容地縮減刺激政策。

資料來源:亞洲華爾街日報、工商時報

世界經濟發生了什麼？這裡的7張圖表提供了一些答案。它們揭示出世界正在發生重大變化。

最近幾十年最重要的變化是高收入國家在全球經濟活動中的權重日益下降。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大分化”——就在那個時候，如今的高收入經濟體的財富和力量發生飛躍，超過了其他國家——明顯迅速逆轉。曾經的“分化”已停滯，現在我們看到的是“大趨同”。然而，這種趨同也是有限的趨同。這種改變全都與亞洲（以及最重要的是中國）的崛起有關。

最能體現中國的進步的東西，莫過於其龐大的儲蓄。中國之所以積累起如此龐大的儲蓄，部分原因是中國經濟規模已變得如此龐大，還有部分原因是中國家庭和企業儲蓄如此多。中國的資本、資本市場和金融機構在21世紀的世界經濟中的影響力，可能和美國的資本、資本市場和金融機構在20世紀的世界經濟中的影響力一樣。

新興和發展中國家不僅在世界產值中的權重日益上升，在世界人口中的權重也日益上升。高收入國家的權重明顯下降。到2050年，聯合國預計，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在全球人口中的比例，將幾乎和所有高收入國家在1950年的比例一樣高。這種最貧窮國家的人口在世界人口的比例上升帶來的挑戰，是顯而易見的。

經濟趨同和人口比例變化是這幅經濟全景圖的核心元素。第三個是技術改變。數據處理與通信的匯聚為我們帶來了互聯網，這是當今時代最重要的技術。半導體相對成本暴跌支持了這場技術革命。有趣、而且令人擔憂的是，如今這種革命似乎放慢了腳步。

美國自19世紀末以來推動全球技術前沿不斷擴張。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社會科學教授羅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表示，美國經濟眼下並未達到其在1920年至1970年實現的卓越生產率。他還表明，1994年到2014年生產率突然大幅增長——往往歸功於互聯網——但隨後一段時期的生產率卻極為低下。測量誤差似乎至多只能對這種令人不安的放緩的一小部分做出解釋。另外一個片面的解釋是自金融危機以來投資低迷。

世界經濟並非在去全球化。但是貿易以及跨境金融資產和負債相對於全球產出的快速增長，都陷入了停滯。就金融來說，合理的解釋是避險情緒和去監管化。就貿易來說，貿易自由化的上一個重大事件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早在2001年就發生了的事情。跨境供應鏈整合提供的許多機遇如今也已經消耗耗盡。

相對經濟實力快速改變以及人口相對規模發生重大變化，塑造了我們的世界。與此同時，增長動力來源——新技術、生產率增長以及全球化——也放緩至令人擔憂的水平。一個後果是許多高收入國家的實際收入增長停滯——金融危機極大地強化了這一後果。

各個高收入經濟體的民粹主義壓力日益增加，這讓管理這些變化更為困難。最為重要的事態包括自金融危機以來實際收入陷入停滯或者下降。在2005年到2014年期間，許多高收入國家高達三分之二人口的實際收入似乎停滯或者下降。難怪有這麼多的選民脾氣暴躁。他們不習慣這種狀況，也不希望習慣。

重大轉變——衡量變化的7個指標

產值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計，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從1990年到2022年，高收入國家佔世界產值的份額從64%下降至區區39%的水平。引人注目的是，新興和發展中國家份額的上升完全是亞洲新興和發展中國家貢獻的：因此，預計同期亞洲新興和發展中國家佔世界產值的份額將從12%升至39%。

預計到2022年，亞洲新興和發展中國家佔世界產值的比例將與高收入國家相同。中國的崛起是這種相對經濟實力重大轉變的主要原因，儘管印度崛起也同樣重要。到2022年，中國佔世界產值的份額預計將從1990年的4%升至21%。預計印度的份額將從4%升至10%。

儲蓄

按照市場匯率計算，中國的儲蓄總額幾乎是美國和歐盟的總和。中國儲蓄了幾乎一半的國民收入。這種異常高的儲蓄率可能下降，但這種下降將是漸進的，因為中國家庭可能會保持節儉，企業利潤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份額可能持續高企。

人口

從1950年到2015年，當前高收入國家的人口佔世界人口的比例從27%大幅下降至15%。甚至中國人口的比例也從1950年的22%下降至2015年的19%。預計印度到2025年將成為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聯合國預計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人口到2050年將佔到全球人口的22%。

技術

半導體價格暴跌是通信和數據處理革命背後的推動因素。按照這種方式衡量，信息處理的相對價格自1970年以來下跌了近96%。這種對數尺度上的下斜表明了相對價格下降的速度——2010年後降速顯著放緩。

生產率

經濟學家羅伯特•戈登稱，自1970年以來，美國再沒有能趕上1920年至1970年間的生產率表現——如“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增速所示。全要素生產率衡量的是單位投入的產出的增長（又稱為技術進步率——譯者注）。他還展示了1994年至2014年間美國生產率又出現爆髮式增長，但隨後進入了一個生產率增長極慢的時期。

全球化

貿易以及金融資產和負債相對於全球產值的快速增長，在金融危機之後停滯。保護主義可能是部分原因，但似乎不是主導因素。許多貿易機會耗盡、自由化步伐放緩以及投資低迷似乎解釋了這种放緩。

收入

麥肯錫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在2016年7月發表的一份分析報告顯示，在2005年到2014年間，25個高收入國家中大約三分之二的人口來自薪資和資本的實際收入停滯或者下降。意大利人和美國人的此類收入停滯尤其普遍。

全球主要國家的中央銀行總裁將在8月24日起，在美國懷俄明州的傑克森洞（Jackson Hole Resort）舉行央行總裁高峰年會，今年大家高度關注的是美國與歐洲央行是否會結束量化寬鬆，聯手訂定央行資產負債表縮表的退出計畫。

2014年的8月，歐洲央行總裁德拉吉選擇在傑克森洞的央行總裁會議，宣布推出金額龐大的債券購買計畫，目的是要對不斷下沉的歐洲經濟提供必要的活水，三年後的今天，美國經濟明顯復甦，失業率較高峰時期已經腰斬，來到經濟學家認定的充分就業水準；剛剛公布的歐元區19個國家第二季國內生產毛額（GDP）季增0.6％，歐洲統計局也將全年的GDP年增率提高至2.2％。歐洲的失業率也創下2009年以來最低的紀錄，溫和復甦的趨勢已經確立。

同時，全球第三大經濟體日本在8月中旬公布今年4至6月的第二季GDP，創下季增1％、季增年率高達4％的優異成績，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從2012年底上任後，推動安倍三支箭的經濟改革已經進入第五年，終於在2017年看到了成績，日本經濟復甦不靠匯率貶值，日圓兌美元匯價今年持平，出口並沒有對GDP產生特別的貢獻，季增年率高達4％的GDP都來自民間投資與消費增長，是多年來極為罕見、難得的健康訊息。

因此，今年全球投資人對傑克森洞會議的關注焦點，就在經濟復甦趨勢確認之後，美國聯準會主席葉倫、歐洲中央銀行總裁德拉吉、以及日本銀行總裁黑田東彥等人，是否會在會議中達成共識，有秩序地聯手停止量化寬鬆的債券購買計畫，而市場更高度關注，央行將市場利率從超常規的零利率引導回升，讓利率水準重新發揮正常作用的過程，是否能夠避免刺激高度敏感的金融市場，維持經濟穩健復甦的動能。

經濟復甦的訊號雖然已經明確，但是如何退出量化寬鬆政策，卻是從未有過的挑戰。持續多年的量化寬鬆政策的確是人類經濟史上僅見的政策，德拉吉領導的歐洲央行購債規模累計已經高達2兆3千億歐元，美國聯準會的資產負債表高達4兆5千億美元。美國、歐洲、日本、英國、加計瑞士與瑞典的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總計高達15兆美元，是2008年金融海嘯之前的四倍。

令人訝異的是，在投入如此巨大的寬鬆資金後，全世界的物價水準竟然水波不興，幾乎所有國家訂定的通貨膨脹目標都無法達成，物價水準長期在1％甚至更低，量化寬鬆印發的巨額資金，幾乎都灌注在股票債券等金融資產，並且推高房地產價格造成貧富不均的社會問題，卻無法掃除通貨緊縮的陰影。甚至由於金融資產價格不斷上揚，反而讓中央銀行退出量化寬鬆的行動，產生走鋼索般的挑戰，生怕刺激到敏感的金融市場，讓長達十年救市的政策功虧一簣。

因此，預計在8月25日發表貨幣政策演說的葉倫與德拉吉，會如何指引縮減負債表與減少購債行動，就成為眾人高度關注的焦點。葉倫在6月曾經對外宣示聯準會將會在「相對近期」（Relatively soon）的時程表開始縮減資產負債表，意味著聯準會對於債券持有到期後，將以不再繼續購買新債的方式收回資金。由於葉倫一向發言謹慎，因此市場關注她的措辭是否會從「相對近期」向前一步到「近期」（Soon），若是，則9月再次升息、年底啟動縮表的市場預期將會獲得確認。

但是，不論是美國聯準會或是歐洲央行，對於已經被視為必然的退出量化寬鬆政策，卻仍然極為謹慎。

歐洲央行的確有條件縮減購債規模，敏感的市場卻率先讓歐元兌美元匯率大幅度升值，今年升值幅度已達13％，也引發德國股市在過去兩個月內下跌7％。面臨歐元升值的壓力，市場預期德拉吉不會踩油門，退出量化寬鬆的速度，應該會在美國聯準會之後，避免更強的匯率升值壓力。因此在傑克森洞的演說，德拉吉不會明確提出減少購債的目標，比較可能強調歐元區的經濟復甦為政策優先目標。

美國聯準會從去年12月開始升息，但是股票市場卻依舊大幅上揚，原本預計9月再度升息，但是最近美國遇到北韓核彈威脅、以及川普的白宮內閣爆發辭職風暴，股票市場也數度出現5月以來單日最大跌幅，政治風險升高是否會延遲聯準會的縮表進程，也可以從葉倫的演說中探出端倪。

央行總裁們的態度，或許可以從這次傑克森洞高峰會議的主題：「護持活躍的全球經濟」（Fostering a Dynamic Global Economy）看得出來，謹慎，謹慎，再謹慎，是全球央行總裁面對貨幣政策轉向共同的態度，「經濟穩健復甦」才是最高優先的政策目標。

對於回歸香港20周年，國人除了注意到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任何危害國家主權、挑戰中央與香港基本法，利用香港對陸滲透破壞，都是對底線的觸碰，絕對不能允許。」之外，對於習近平見證香港、澳門、發改委和廣東省簽署的《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並未予以太多的關注。

事實上，由於大陸已經確立了到2020年將完成「粵港澳大灣區」成為世界級城市群的框架，到2030年位居全球灣區榜首，成為全球先進製造業中心、重要創新中心、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等戰略目標，其未來發展對於台灣和大陸、香港三地之間的產業競合效應，是政府和產業不能忽視的課題。

由於涵蓋廣東省的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等九個城市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區的「大灣區」面積和人口僅佔大陸全國的5.85％和4.85％，但2016年GDP達1.4兆美元，卻佔全國的12.5％，顯示該區域是支撐中國經濟最重要的區域之一。

就大陸推動大灣區的國家戰略目標觀察，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提出了優化經濟發展空間的戰略目標，重點實施「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等國家級區域發展新戰略。如今，大灣區的建設規劃除象徵著京津冀戰略（華北）、長江經濟帶戰略（華東）和粵港澳經濟體協同發展（華南）的三大國家級區域經濟戰略格局之外，面對中國GDP成長速度減緩的新常態，「大灣區」尤其具有推進珠三角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加快培育發展新產業，以形成中國經濟新動能的意義。

特別是對「一帶一路」戰略而言，「大灣區」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而被視為「戰略樞紐」，除了可牽動廣西、湖南、江西等地的產業梯度轉移與東協的連結之外，香港作為航運與貿易中心、離岸人民幣中心以及國際金融中心等功能將支撐「一帶一路」，有助其擴大對外開放戰略目標的實現。

對台灣而言，由於珠三角是台商主要投資地區也面對轉型升級壓力，而深圳近來科技和產業創新加速發展，「大灣區」的未來發展在下列四方面對台灣產業發展可能產生的競合效應，值得關注。

第一，對大陸台商而言，由於「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是「大灣區」的優先推動的重點，全長55公里連接香港、珠海、澳門的港珠澳大橋預計2017年底前通車，連結廣州、深圳和香港的高鐵預計將於2018年第3季通車，屆時從香港至珠海的陸路通行時間將由3小時變成半小時，從香港到廣州也只要30分鐘，除將形成「一小時生活圈」之外，由於交通運輸網路的無縫接軌與高效流通，將有利於該區域對外貿易、鐵路、公路和航空物流業發展，同時有助於珠三角產業進一步向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升級，其對正處於轉型升級壓力的珠三角台商而言，「大灣區」的發展將同時帶來投資機會和挑戰。

第二，由於深圳近年來轉型升級成功，在科技創新和新創事業上加速發展，已經吸引世界500強在深圳設立總部，如美國蘋果公司華南運營中心、美國微軟公司物聯網實驗室等，未來結合香港國際金融業和創投基金的投入，很有潛力發展新一代資訊技術、生物技術、高端裝備、新材料、節能環保、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新興產業集群，並使深圳成為帶動粵港澳產業升級的創新中心。其未來與台灣「五加二創新產業」（綠能、亞洲‧矽谷、生技醫藥、國防、智慧機械、新農業、循環經濟）和數位經濟、半導體產業等衍生的競爭關係，以及是否吸引台灣業者前往投資，都值得政府重視。

第三，就台港的競合而言，香港政府為推動經濟轉型，決心發展創新及科技，將投入超過180億港元用於增加科研基礎設施、資助大學進行中游科研及將研究成果商品化、推動「再工業化」等。同時，將在落馬洲河套地區發展「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建立由頂尖企業、科研機構及高等院校參與的科研合作基地，園內的重點科研合作基地將配合深圳方面的產業優勢，有助推動科研成果商品化及產業化，其未來對台灣產業的影響，以及台港之間是否能在「再工業化」、創新創業和培育科研人才等方面有合作的空間，以做為台港經貿合作的新領域，政府應該有所評估。

最後，由於香港自2014年開始就與東協正式啟動FTA談判，至2016年中，香港與東協已經就FTA原則、通關手續簡化、檢疫標準統一、撤銷技術相關貿易壁壘、增強經濟學術合作等方面，達成「共識」。未來「香港－東協FTA」對台灣新南向政策的影響如何？以及香港在中國積極推動的「一帶一路」倡議中作為超級聯繫人，未來台商是否有和港商合作進軍東協和印度市場之空間和可行模式，政府也應該有所評估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