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危機以來的幾年裡，這些擔憂不斷加劇。倫敦金融城與布魯塞爾方面發生了沖突，後者不僅希望在歐盟範圍內徵收金融交易稅，而且還想要限制銀行家薪酬。倫敦金融城還擔心，與銀行業聯盟相伴隨的監管變化可能最終證明是一個用繁文縟節束縛倫敦的計謀，侵蝕其作為金融中心的競爭力。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就英國歐盟成員國身份的重新談判，一直尋求建立“保護措施”防範這種感知到的威脅。

然而，在英國退出歐盟的可能性上升之際，沒有幾家大型金融機構願意交出這塊額外的業務。它們寧願看到英國留下來捍衛自己的利益而不是退出歐盟。

它們這麽想是正確的。盡管聲譽受創，但倫敦金融城依然是少數幾個英國充當無可辯駁的全球領軍者的領域之一。在金融服務貿易（包括與歐盟的金融服務貿易）中，英國處於巨額盈餘。近四分之一的英國金融服務業務涉及單一市場，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以之為基礎，上面是更多種類的專業服務。若將這些活動去除一部分，整個英國的繁榮都會受到重大影響。

主張英國退歐的人士喜歡宣稱，這種情況將不會發生。他們辯稱，無論我們是否退出歐盟，我們都可以繼續穩定地與歐盟開展貿易。何況，歐盟以外市場正以高得多的速度增長。但如果沒有歐盟成員國身份提供的“通關”特權，經濟活動將會漂到英吉利海峽對面。非歐盟企業將不再能夠將歐洲業務總部設在倫敦，也不再能夠在整個單一市場自由貿易。而隨著這些企業在巴黎或者法蘭克福開設辦公室，它們倫敦部門的規模和影響力將會縮小。

有人認為，不用成為歐盟成員國也能保留進入單一市場的權利，這顯然是荒謬的。像挪威那樣留在更廣泛的歐洲經濟區(European Economic Area)內，你仍得承擔成本並遵守規則，卻對它們沒有任何影響力。瑞士模式的雙邊協議不會帶上一本護照。

此外，在歐盟之外不存在一個監管天堂來抵消退出歐盟對英國商業的侵蝕。倫敦作為金融中心的優勢從來不在於繁榮期間的輕度監管。而自金融危機以來，英國一直正確地處於收緊規則的前沿，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實踐中。

倫敦金融城的觀察人士擔憂新的歐洲監管框架，這當然是合理的。卡梅倫的保護措施絕非自動防故障裝置，英國的利益必須得到主動捍衛。

一些歐盟成員國對金融的厭惡可能導致未來出台更繁瑣的規則，或者以格外傷害倫敦的方式解讀監管規則。歐洲央行(ECB)把所有以歐元計價的清算都集中到歐元區的企圖或許被挫敗了一次。但此類挑戰將會重現。

解決這種挑戰的方式不是退歐。退歐將讓英國在受到排擠時沒有可用的防禦措施。不，若要想讓倫敦金融城蓬勃發展，英國有必要留在歐盟，締結聯盟並捍衛這個寶貴的地盤。

當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伯格表示，盟軍正面對「幾十年來最富挑戰性的安全環境」時，他所指的主要是來自「更進取的新俄羅斯」。

「美國仍在做他們一直在做的事情，那就是在財政上幫助那些沒有凖備好的歐洲國家建立適當的防衛」，在兩年前卸任的前北約第二號人物希雷夫將軍認為。「但更進一步的是，美國認識到歐洲在戰略上對美國極為重要，而面對普京造成的非常真確的威脅，美軍兩年前從歐洲撤走重型武器的做法顯然做過了頭。」

事實上，根據美國五角大樓公布的最新預算，在改善歐洲防衛凖備能力上的開支從原來的7.89億美元一下子增至34億美元。

這的確是一個不小的數目，但與美國整體國防預算相比則不算什麼。

現在美國計劃在東歐地區部署大約250輛裝甲車（其中包括大約50輛坦克），以備波羅的海國家或波蘭爆發任何武裝衝突。

不過，50輛坦克只等於冷戰時期美軍駐守在歐洲地區坦克總數的1%左右。而在2013-14年，美軍部署在歐洲地區的坦克數量更是零。

美軍新的軍力部署以及北約滾動軍事演習的計劃，將為波羅的海國家領袖們帶來一些保證，而這些領袖們擔心，俄羅斯可能會試圖製造不穩定。

歐洲軍事開支

公平地說，美國在歐洲的軍事再投資與其許多歐洲盟國的做法大相徑庭。這些歐洲國家至今仍沒有履行承諾，把國防預算增至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

歐洲國家在本身國防上缺乏行動也使美國感到惱火，並導致時任美國國防部長蓋茨在2011年發出警告說：「如果一些國家不願奉獻必要的資源或者作出必要的改變，從而成為本身防務上認真和有能力的伙伴，美國國會和大部分美國公眾就會對向這些國家不斷增加經費越來越不感興趣或失去耐性。」

自從美國在2014年承諾增加在歐洲的防務開支，多個來自東歐的北約成員也宣佈，增加本身的軍費。至於一直受到不少盟國批評的德國也表示，將在2016至2019年期間增加90億歐元的國防預算。

不過，英國皇家國際戰略研究所本月發表的年度軍事報告指出，「雖然這些額外的經費會讓歐洲各國的國防部門鬆了一口氣，但不要過度渲染這些經費增加的意義。」

雖然蓋茨在2011年發出警告，但實際上，北約的情況大致不變。

歐洲國家不願花太多的錢在防務上。而且，無論美國如何抱怨，它最終仍會履行其對全球防衛的承諾。

相比之下，俄羅斯和中國的國防開支可能要比美國少得多，但他們的國防預算也在迅速增長中，購買的東西更多，而軍力主要集中在周邊地區。

中東地區的情況也是一樣。奧巴馬政府也在試圖改變之前在伊拉克的撤出行動。例如，美國將花費18億美元購買4.5萬枚炸彈及巡航導彈進行更新換代，並呼籲其盟國也採取相應行動。

美國現任國防部長卡特上周提到，美國盟友加強打擊伊斯蘭國組織上的「絕佳良機」。

不過，美國也面對其盟友的批評，其中包括土耳其和法國。這些國家批評美國向俄羅斯退讓，而且過去一年半來在應對敘利亞的行動上缺乏實質效力。

當卡特表示，爭奪伊拉克城市摩蘇爾（2014年夏季落入伊斯蘭國組織的手中）的戰鬥正在進行中，美國情報官員則表示，他們預計今年內不會重新奪回該城市。

而真實的情況是，美國新公布的國防預算也延續了奧巴馬時代的一個長期現象，那就是國防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持續下滑。

根據官方的新聞稿件，所謂的「供給側改革」，包括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等五大任務。在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國際經濟（比如歐元區）持續低迷，人民幣匯率與中國股市持續波動，以及利益集團公開阻撓經濟改革的背景下，習近平的此番論述引發了不少中國經濟問題專家的討論。

這一次真的不同嗎？

官方尚沒有公布具體的實施計劃，也並不是所有人都認為這一想法具有新意，且容易實施。一些評論認為，有關中國經濟調結構和去產能的論述在過去幾年已經被多次提及，此番再提則說明這些努力已經失敗。英國《經濟學人》雜誌評論調侃稱：「習近平的『供給側改革』最終會被證明，中國是世界上最能供給標語的國家。」

「（但）這次可能會有所不同，」 倫敦皇家國際關係研究院（Chatham House）研究員米凱爾-麥登（Michal Meidan）對BBC記者說，「習近平是個十分強勢的領導人，他在過去幾年也已經證明，只要他想做，就能夠動用資源促成改革，比如向來艱難的油氣價格改革等。」

麥登表示，所謂的「供給側改革」在具體的內容上（比如去庫存、減產能等）並沒有太多的新意，許多已經在過去幾年中國政府的公報中提及過（比如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而他現在專門提出「供給側」的問題，「則說明這些問題必須解決，從而保證中國經濟長遠的發展。」

「若有效執行，這些行動可能去除中國經濟中的問題，」前世界銀行中國部門主管，現任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的尼古拉斯·霍普（Nicholas Hope）對BBC記者說。但在他看來，這些「老生常談」的話題仍然沒有涉及問題的根本：金融和資本市場。

「我認為，（這些計劃）並沒有足夠強調金融改革，以及允許金融與資本市場發展出配置資源的能力。」換而言之，「供給側」改革的根本還是讓市場發揮更大的作用，而目前中國經濟中的資源配置仍然由官方所主導，其中邏輯自相矛盾。

「市場沒有發揮更大作用」

目前中國經濟評論人士的一個共識是，若中國政府真要下決心轉型經濟結構，則必須讓一些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破產。但目前來看這似乎並不現實。在去年年底的經濟工作會議上，中國經濟決策者提出「要盡可能多兼併重組、少破產清算，做好職工安置工作。」

中國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宏觀研究室主任牛犁本月對中國媒體解釋說，這是為了「避免經濟下行壓力中帶來更多的社會動蕩，付出更高的代價和成本。」

但在斯坦福大學的霍普看來，這種做法根本不能解決問題。「將失敗的企業和健康的企業兼併，最終可能降低後者的效率，」他說。

霍普也看到了中國決策者政策願景和操作實際中的矛盾。他認為，理論上「供給側改革」確實能夠解決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問題，但實際操作可能並不容易。「（比如）地方政府可能阻撓那些要關閉地方工廠，裁員和那些增加財政負擔的舉動。」

他說，過去類似的舉措（比如關閉鋼廠，電站等）雖推行過多年，但從未完全有效實施。他還認為，地方法院在協助銀行收集破產企業抵押方面也幾乎無為。因此，長久以來雖然中國決策者一再說要改革國企，但實際行動步伐卻甚微。

倫敦皇家國際關係研究院的研究員麥登也有相同的觀察。她說，過去半年以來，決策者對於國企改革的論述十分模糊。她說，一些傳言說政府要讓國企數量減少至40至60家，但目前卻毫無蹤影。「（清楚的是，）我們現在還沒有看到市場發揮更大作用的信號。」

在2016年1月4日至2月15日期間，標準普爾500指數(Standard & Poor’s 500)下跌7.5%，而其銀行股指數下跌16.1%。同一時期，富時Eurofirst 300指數(FTSE Eurofirst 300)下跌9.5%，而其銀行股指數下跌19.5%。

歐洲股市的跌幅稍大於美國股市，但是歐洲銀行業的表現同樣遜於美國銀行業。相對於整個美國股市，美國銀行股指數下跌9.1%，而歐洲銀行股相對歐洲股市跌幅為11%——所以後者的跌幅只是略大一點。（見圖表）

如果從更長期看，歐洲銀行股的慘淡表現會越發明顯。銀行股未能從2007-09年金融危機時的巨大跌幅中恢復。2015年2月15日，標普500指數比2007年7月2日高23%，但是美國銀行股指數仍比那時低51%；富時Eurofirst指數比2007年時的水平低21%，反映出歐洲糟糕的復蘇情況，但是其銀行股指數比那時低71%。對歐洲而言，銀行股再下跌40%就回到2009年的谷底了。

那麽怎樣解釋眼下的情況？簡短的回答總是一樣的：誰知道呢？市場先生受制於巨大的情緒波動。不過，有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特別是在美國股市）是，經周期因素調整後的“席勒市盈率”(Robert Shiller’s price-earnings ratio，又稱Shiller P/E)，只有在1929年和2000年股市泡沫達到巔峰時，才大幅高於現在的水平。投資者或許只是意識到了銀行股的下行風險大於上行的可能性。

看似合理的擔憂也可能引發這樣的認識。這類擔憂從不缺乏。人們可能會擔心美國經濟放緩，後者部分由美元走強、企業利潤減少以及美聯儲錯誤地承諾收緊銀根造成。人們可能擔心大宗商品價格暴跌——對大宗商品出口國造成經濟和財政壓力、對大宗商品生產國造成金融壓力——帶來的短期傷害。人們可能擔心主權財富基金不得不變賣資產以向財政吃緊的政府（特別是石油出口國）提供資金。人們可能擔心中國經濟大幅放緩以及中國政府的政策不起作用。人們可能擔心歐元區爆發新危機。人們可能擔心地緣政治風險，其中包括俄羅斯和北約(Nato)爆發戰爭的威脅、歐盟解體以及下一任美國總統將會是強硬的民粹主義者的可能。

更重要的是，慢性需求缺乏綜合徵正在惡化，中國經濟放緩可謂雪上加霜。可以認為不太可能發生金融危機，但之前市場中的欣喜情緒已經消失。一種可能的回答是，對中國的欣喜之情已經結束。然而，更好的答案是高收入經濟體尚未從金融危機以及隨後的歐元區危機中恢復過來，正如超低利率所表明的那樣。

這一系列的擔憂——特別是眼下的通縮壓力——向銀行的困境投射了一道強光。銀行在經濟的基礎上有很高的杠桿。如果經濟病了，銀行可能會病得更重。更糟糕的是，銀行病得越重，經濟也會病得越重。如今，對銀行的擔憂不僅表現在它們的股價上，還極大地表現在應急可轉債(contingent convertible bonds)的價格上。這些債券都是混合型證券：行情好時是債券，但是當銀行的普通權益相對於銀行資產負債表過小時，可以轉化為權益。許多銀行應急可轉債的價格崩盤，既可以被視為它們在發揮作用、轉化為權益的證據，也可能預示著死亡漩渦的開始，在這樣的漩渦里，壓力信號在更大範圍上使脆弱的銀行資金枯竭（見圖表）。

 

 

在所有被大肆吹噓的再監管措施落實後，銀行為什麽還會如此脆弱呢？其中一個答案是，它們仍然高度杠桿化。如果人們忽視風險權重這種消失把戲，很多大型銀行真正的杠桿仍然高於20比1。另一個答案是，銀行幾乎對一切資產都存在敞口。糟糕的市場環境破壞了銀行經紀和財富管理業務的收益。

通縮風險增加了存款準備金實行負利率的可能性。這對銀行的影響尚不確定，但是同樣令人擔憂。至少同樣重要的是，隨著較長期債券收益率驟降（見圖表），收益率曲線趨平。平坦的收益率曲線不利於銀行盈利，因為銀行的業務是短借長貸。大宗商品價格下滑也引發了市場對借款人償債能力的擔憂。更重要的問題是對困境中銀行的處置新規。新規讓債權人面臨強制轉股的威脅。對於股東來說，這將意味著股權稀釋。對於債權人來說，這可能意味著意料之外的損失。

 

 

全球經濟並不一定會陷入危機，它可能只是在走向放緩——但是風險無處不在。此外，這類風險一定會影響銀行，特別是歐洲的銀行——歐洲經濟非常依賴銀行。然後，被削弱的銀行會損害經濟。

政策制定者必須對這些下行風險保持警惕，盡一切可能避免雪上加霜。有一點仍很明確：銀行仍然是全球經濟鏈條中的薄弱環節。人們擔心這些高杠桿、極為復雜而且不透明的龐然大物的健康。他們的擔憂無疑是正確的。

為應對全球危機帶來的影響、維持經濟增長，中國政府在2008年推出“4萬億”元人民幣的一攬子刺激措施。自此，政府、企業和家庭紛紛舉債，將中國債務總量從2007年的7.4萬億元推升近三倍，達到2014年的28萬億元左右。同期，債務/GDP之比從158%躍升至282%。如果刨除金融機構借貸，則債務與GDP比率從134%升至217%。雖然中國人均GDP僅是美國的20%，但債務總水平已經與美國並駕齊驅。

中國居高不下且仍在持續上升的債務，使投資者對中國經濟發展前景及市場表示憂慮。很多國際投資人認為超高的債務會拖慢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甚至會有可能迫使中國政府大幅貶值人民幣，以維持經濟增長。境外上市的中國股票因此而相對於全球發達及新興市場出現大幅折價，無論市盈率還是市凈率都是如此，甚至低於金融危機期間的低谷。

中國中央及地方政府、企業以及家庭在危機之後的杠桿水平都有所上升。政府債務占GDP的比例從2007年的42%上升至2014年的55%左右，家庭負債率從20%升至約38%。非金融企業的債務與GDP之比更是從72%扶搖直上至125%，成為中國債務快速上升的主要推手，並且為全球最高。金融機構的杠桿率也從24%上升至65%，但是由於金融行業是借貸的主要渠道，因此我們把重點放在實體經濟部門，即政府、非金融企業以及家庭。據咨詢公司麥肯錫(McKinsey)統計，截至2014年第二季度，這三者的債務合計占到GDP的220%左右。

我們認為中國債務風險短期內可控，不會給整個經濟帶來系統性風險。原因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中國擁有3.5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為世界最高，而且仍是主要凈債權國。由於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下跌等原因，中國每月的貿易順差仍達600億美元左右。作為債權國並持續維持較高貿易順差，在關鍵時刻中國不存在外部催還借款的壓力。

其次，中國債務絕大部分由國內投資者持有，因此不會出現外資突然撤資導致貨幣急劇貶值的情況。這使決策者有足夠的空間來支持經濟增長、避免系統性風險。中國的實體經濟債務與GDP之比約為200%，僅是日本400%的一半，低於希臘和西班牙的300%，也低於美國和韓國的230%。

第三，政府在海內外上市公司中仍持有超過50%的股份，當前這些股份市值高達5萬億美元，約相當於GDP的一半。此外，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大型非上市公司中亦有控制權。政府持有大量企業的股份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是一個明顯的特例。這些特殊情況使中國政府有更多的資源應付債務問題。

未來幾年中國的整體債務水平可能還會上升。不同部門間持有債務的結構尚有優化空間。中國家庭債務與GDP之比為38%，遠低於美國、韓國等發達經濟體的80%，甚至低於像馬來西亞和泰國等發展中國家約76%的水平。因此，我們認為家庭杠桿率仍有上升空間。中國政府債務（包括中央與地方政府）與GDP之比約為55%，比例相對較低，也有上升的空間。

鑒於債台高築通常會拖累整體經濟增長，威脅金融穩定，因此中國非常需要穩定債務水平，並推行疏導，控制風險的實質性改革，特別在政府和企業層面。

一方面，中國政府應通過採取審慎的宏觀法規，以及推出更透明、更有效率的債務重組方案來解決高杠桿問題。中央政府已要求地方政府徹底披露通過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券發行、非正式融資管道（例如信托等）累積的債務，並給予他們債務置換額度。此外，未來進一步的債券發行還需獲得中央和地方政府批準，發行額度上限則與地方政府收入掛鉤。

另一方面，企業債務比率之高在全球排名前列，尤其是其中大部分的負債來自於國有企業，使問題更加復雜。我們認為這是中國經濟民營化及市場化未完成的歷史遺留問題。我們的研究表明，上市企業中，國企的平均債務水平比私營企業的負債率高出10%。鑒於社會上普遍的私營企業借款難的情況，可以想象，非上市國有企業的負債率更加高。國家持股加強了企業對償債能力的隱形保障，但卻造成道德風險，導致國企的債務問題日益嚴重，並推高中國企業總體的負債水平。中國必須進行更加徹底的市場化和民營化，從根本上防止道德風險，讓企業杠桿下降至可持續的水平。政府應堅決支持資不抵債的企業宣佈破產，並拒絕兜底。債務持有者只有經歷了債權遭受損失的慘痛記憶，才會對借款人的償債能力進行更加審慎的風險評估，對風險理性定價。雖然這會給整個系統帶來一些短暫的痛苦，但無疑有助於逐步化解信貸風險，建立一個長期健康的借貸市場。

中國應對高杠桿問題，是一場剛剛開始的戰爭，決策層應及早採取果斷措施，避免問題變得不可控而將來不得不付出更大的代價。

人民幣將從2016年10月起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納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這意味著人民幣將作為國際性貨幣獲得認可。

中國開始意識到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性還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後。中國人民銀行的李波指出，當時美元等大幅波動導致國際貿易萎縮，中國進出口企業採用人民幣結算的必要性大大提高。暗示啟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背景在於基礎貨幣美元的不穩定。

作為國際化的具體措施，2009年起在上海等地試行了國際貿易採用人民幣結算。2011年解禁了中國國內機構的人民幣對海外投資、以及銀行按人民幣結算的海外融資業務。並在香港建設人民幣離岸市場，邁上了走向國際化之路。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SDR貨幣籃子構成貨幣必須是「可自由利用的貨幣」，提出了外匯交易、用作儲備貨幣等必要條件。還有人指出，此次又加上了在貿易金融和國際結算中的利用等新條件，表明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將人民幣納入SDR。

在被納入到SDR貨幣籃子後，各國央行就有可能將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而增加持有量。關於基礎貨幣，英國匯豐銀行（HSBC）的屈宏斌指出，這並不意味著人民幣將取代美元成為主導儲備貨幣，而是人民幣將為建立多儲備貨幣的國際金融體系做出貢獻，在這其中，美元、歐元和人民幣各得其所、各盡其用。

另一方面，中國將被迫推行資本交易的自由化。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學家塔米姆·巴尤米（Tamim Bayoumi）推算「如果實現資本交易自由化，將會有相當於國內生産總值（GDP）11～18％的資金流失」。能否在不引發混亂的情況下實現自由化，這對中國金融部門來説將是一個嚴峻的考驗。

比肩美元的貿易貨幣

人民幣已經確立了作為貿易貨幣的地位。從各結算貨幣在貿易融資中所佔比重來看，人民幣達到9.1%（2015年8月，SWIFT統計），超過歐元（6.1%）成為僅次於美元的第二大貨幣。而日元僅佔1.8%。

在與中國貿易較多的亞洲，人民幣已成為比肩美元的貿易貨幣。在中國內地與香港間基於人民幣的貿易融資所佔比重達到53.9%，在中國與新加坡之間則是28.5%。

國際清算銀行（BIS）的陳樹（音譯）指出，隨著人民幣的國際化，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正透過金融渠道不斷增強。其背景正是中國在全球貿易中所佔的份量。中國擁有巨大人口規模，除了是一大進口國外，還作為生産基地而成為巨大出口國。貿易量方面正與德國爭奪世界第一。

中國人民銀行（央行）與貿易對象國的中央銀行簽訂貨幣互換協議也起到很大作用。中國依靠與歐美勢力影響較弱的國家和資源出口國建立穩固關係，形成了可向對象國供應人民幣的體制。

一方面，一直通過政府與民間聯手支持著人民幣國際化的正是英國。倫敦建立了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英國銀行也在加強人民幣業務。中國央行2013年就與英格蘭銀行簽署了貨幣互換協議。英國希望發揮曾今長期統治香港的優勢，通過接納人民幣交易來激活倫敦市場。

2015年12月10日，在英國財政部、香港金融管理局呼籲下召開的香港-倫敦人民幣論壇指出，納入SDR貨幣籃子提高了人民幣作為貿易貨幣的公信力，將會進一步提升國際化水平。

http://zh.cn.nikkei.com/columnviewpoint/column/17680-20160217.html

日本內閣府表示，在根據物價調整之後，這個亞洲第二大經濟體在第四季度的年化增長率為-1.4%。從消費、房產投資到出口，大部分產業的表現都惡化了。

日本國內生產總值已在最近三季里第二度負增長，幅度也較私營部門大多數的經濟師預測的更大。彭博社(Bloomberg)早先徵詢的經濟師估計的萎縮幅度，平均落在0.8%。

全球經濟局勢不佳，連帶拖累了金融市場。在這一背景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過去三年來為振興日本經濟增長、終結二十年來的通貨緊縮所做的努力，可能會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

讓日元走弱是安倍振興經濟方案里的重要手段，不過這個手段的效果近來開始顯現疲態。自安倍於2012年底入主內閣一直到去年年終為止，在日本央行執行強力措施來進行貨幣刺激的情況下，日元對美元的匯率在此期間下跌了40%左右。

日元貶值讓日本汽車生產商等收益主要來自海外的大企業受惠，並使得國內股市大漲。這也小幅推升了國內消費物價，而它是名為「安倍經濟學」的這一計劃的另一個核心目標。

然而自去年年底以來，全球投資人紛紛逃向安全資產，反轉了日元的走勢。股市猛跌，通貨膨脹幅度也幾乎歸零。日經225平均指數在上周下跌了12%，是自2008年金融危機的谷底以來，日本股市最差的單周表現。

為因應情勢，央行日本銀行(Bank of Japan)在上月宣布，將採取非常措施，把基準利率調為負值。此舉使得日本加入了也在為通縮苦苦掙扎的部分歐洲國家之列。

在本周一的股市早盤，儘管經濟數據慘淡，日經指數仍上漲了逾5%。這可能反映出，在亞洲其他股市於上周五收市之後，日元承受的壓力稍有緩解。

今年夏天，安倍領導的聯合政府將要面臨國會上院改選一役。分析人士與顧問表示，安倍一直以來都指望民眾對他的經濟政策的支持能維繫他的聯合政府在上院中的多數席次。如今看來，這個策略沒那麼可靠了，即便反對黨組成的聯盟力量孱弱，能否善用選民的反水來增添優勢尚在未定之天。

日本政府周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5年全年，日本經濟勉強增長了0.4%。

不過日本的GDP常在公布後又大幅修正。上述增長率如此微小，也意味着未來修正數據時，經濟增長的成績很容易就會變成萎縮。以上季度數據為例，日本政府起初表示該國經濟已連續兩季度萎縮，因而處於衰退狀態，不過政府又在幾周後宣布，整體走勢其實是增長的。

即便如此，政府周一發佈的數據所顯示的經濟衰退發生時，最近金融市場的動蕩才剛剛開始。分析人士表示，如果市場繼續波動的話，日本這回可能真的要陷入經濟衰退了。

然而，學界對中國外匯儲備的急劇減少，似乎並不太擔憂。一種普遍的觀點是：中國並不存在外匯儲備損失問題。外匯儲備減少只不過是“藏匯於民”。原來由外管局持有的美元資產變成了居民持有的美元存款，有什麽可擔憂的呢？

確實，中國央行賣出外匯儲備時，會獲得人民幣。在中國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上，資產（外匯儲備）和負債（基礎貨幣）將同時減少。在正常情況下，即人民幣沒有較強升值或貶值壓力的情況下，如果中國普通民眾向中國央行賣出人民幣換取美元，只是美元的持有者從央行變為民眾而已，外匯儲備沒有流失。因為在這個過程中居民被視為是唯一的參與者，所以國民財富沒有任何損失。

當人民幣處於升值過程中，私營部門不願持有它們賺取的美元，因此會把美元賣給央行。現在，人民幣正進入貶值過程，市場參與者開始向央行賣出人民幣，換取美元。當人民幣充分貶值後，市場參與者將買回它們賣給央行的人民幣。由於存在匯率套利空間（姑且不談套息交易），那些先將美元賣給央行、現在又將人民幣賣給央行的人將獲得巨大利潤（如果他們賭對了的話），而央行和公眾則蒙受損失——這是假設央行代替公眾持有資產。但是，在正常情況下，當所有市場參與者都是居民的時候，外匯儲備減少僅涉及收入和匯率風險的重新分配——對某些群體有利，對公眾不利。當然，這個問題的根本原因是匯率缺乏彈性。

目前，中國的資本外流包含套息交易平倉、資本外逃（有些和貶值預期有關，但很多都不是。這部分無論如何都會外逃）、投機資金做空人民幣、家庭和企業（利用5萬美元購匯額度）的資產多元化，以及外企將投資收入匯回本國。

對於各資金外流渠道在外儲減少中起多大作用，以及非居民市場參與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很難進行量化評估。當然，上述的引起外匯儲備減少的活動並非都會導致中國國民財富損失。比如，外企將投資收入匯回本國以及中國家庭持有更多美元存款不應被視為導致中國國民財富損失。

但在我看來，某些活動引起的外匯儲備減少應被認為造成了中國的財富損失。比如資本外逃和做空導致的外儲減少就造成了中國財富損失。做空活動一度在香港相當活躍。中國央行甚至乾預離岸市場，賣出美元買入人民幣，以懲罰投機者。然而，一些活動引起的外匯儲備減少（如果只有居民參與）基本上只涉及收入重新分配，或許還有資源錯配。比如，套息交易（加上套匯）就是很好的例子。但是，如果說非居民參與者在套息交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套息交易平倉引起的外匯儲備減少應被認為造成了中國的財富損失，因為它們帶出境的美元多於它們帶進來的。

政府必須在保存外匯儲備和人民幣匯率穩定之間做出選擇。到目前為止，政府的選擇是匯率穩定。兩害取其輕，停止乾預外匯市場，讓人民幣一次性貶值應該是一種更好的選擇。如果停止乾預，當塵埃落定時，中國將依然有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到那時，有如此巨大的外匯儲備在手，中國還怕有什麽困難無法解決呢？

自從奧巴馬政府於2011年開始將關注重點「轉向亞洲」以來，美國一直在東南亞與中國直接競爭經濟實力，以及常常伴隨這種實力的政治影響力和安全部署。

「也許有一個比『冷戰』更好的說法，但那裡有很多經濟競爭，」通用電氣的退休高管斯圖爾特·迪恩(Stuart Dean)說，他曾在東南亞工作了24年。「就好像是一個商業的奧運會。」

似乎是為了強調這次峰會的潛在目標，會議將在加利福尼亞州蘭喬米拉奇(Rancho Mirage)的「陽光之鄉」(Sunnylands)莊園舉行，三年前，奧巴馬曾在那裡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

奧巴馬將在與東南亞國家聯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簡稱東盟）10個成員國領導人的會議上進行交流，這些東盟領導人代表着一個擁有6.2億人口、約2.4萬億美元的聯合經濟體，其經濟規模在亞洲僅次於中國和日本，位於第三位。

東盟國家的地理位置橫跨世界上最繁忙、最重要的戰略運輸航道，該地區是美國政府注意力向亞洲調整的重要部分。

雖然這些領導人肯定會討論區域安全問題，包括南中國海的主權爭端、朝鮮的核計劃，以及反恐，但是，他們也將花相同的時間討論經濟問題，包括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旨在促進進一步發展和融合的政策，以及找到通過創新和創業來鼓勵更多貿易和投資的途徑。

美國官員周三在華盛頓向記者吹風時沒有提供更多的細節，稱此次會議不會按照嚴格的腳本進行。

「這次會議沒有一個經過辛苦談判、按照羅馬數字嚴格排列出來的議程，」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丹尼爾·R·羅素(Daniel R. Russel)說。「這是一次領導人之間的自由討論。」

雖然官員表示這不是一次「反對中國」的聚會，但分析人士認為，華盛頓顯然試圖通過投資來對東南亞施加其領導力。

「中國在南海的行動已經損害了其和平崛起的自我描述，增長了人們對中國在該地區的經濟和地緣政治意圖的新懷疑，」總部設在華盛頓的斯考克羅夫特集團(Scowcroft Group)合伙人兼中國問題專家凱文·G·尼勒爾(Kevin G. Nealer)說。「美國在該地區與其關係最糟國家的關係，也要比中國在該地區的最好關係更健康、更有效，美國對該地區的深層和穩定投資，已經在東盟創造了合作的習慣和共同的目標，而這單靠貿易是做不到的。」

2009年以來，中國一直是東盟最大的貿易夥伴，據東盟的貿易數據，雙向貿易額在2014年已超過3660億美元。美國去年與東盟的貿易額位居第四，在歐盟和日本之後。去年，東南亞也是美國的第四大出口市場。

但是，美國的戰略一直集中在直接投資上，美國在這方面遠遠領先於中國。據東盟的數據，美國公司在2012至2014年間對東南亞的投資達323億美元，而同一時期的中國投資是213億美元。

據美國經濟分析局稱，從2000年到2014年，美國在東南亞的投資達2260億美元，超過美國在中國、日本和印度的投資總額。

分析人士表示，美國的目標是，在保持其投資主導地位的同時，爭取在貿易上領先，而跨太平洋夥伴關係是這一努力的主要手段。東盟的10個成員國中已有四個加入了該協議，另外三個成員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和泰國，或已宣布打算加入，或表示正在考慮加入。

美國東盟商務理事會總裁兼首席執行官亞歷山大·C·費爾德曼(Alexander C. Feldman)表示，峰會標誌着美國在該地區的經濟戰略的頂點，而該戰略在奧巴馬就任總統的第一周就開始了。

2009年初，希拉里·克林頓擔任國務卿後的第一次出國訪問去的就是印度尼西亞，印尼是G20成員，也是東南亞最大的經濟體、東盟的非正式領袖。

「我認為，奧巴馬政府的戰略是長期性的，該戰略體現了對亞洲的整體考慮，認識到東盟是亞洲的一個關鍵部分，而這往往沒有得到以前歷屆政府的足夠重視，」費爾德曼說。「自從奧巴馬組閣的第一天起，他們就在重視這個地區，他們認識到那裡才是爭奪亞洲未來的真正戰場。」

該地區與中國的貿易歷來強勁。東南亞一直是中國獲得原材料和大宗商品的巨大來源，為滿足中國的經濟引擎以及不斷增長的消費階層的胃口，東南亞向中國提供各種商品，比如來自印尼和馬來西亞的礦產和棕櫚油，還有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泰國的電子元件，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東南亞問題專家默里·希伯特(Murray Hiebert)說。

「中國也是為該地區提供大量援助的國家，特別是在基礎設施項目上，而美國公司在這方面的競爭上面臨困難，因為東南亞各國政府沒有多少能讓美國銀行願意投資的有利可圖的項目，」他說。

儘管如此，中國作為貿易夥伴的可靠性也正在減弱。雖然東盟2014年的出口總額中有近12％賣給了中國，在東盟所有出口國中占最高的比例，但隨着大宗商品價格的下跌，東盟去年對中國的出口額開始下滑，預計今年由於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出口額將進一步降低。

經濟學家認為，東盟地區包括印度尼西亞在內的主要經濟體將會感受到中國經濟放緩的痛苦。印尼存款保險公司雅加達專員、經濟學家蒂斯特莉·達瑪艷蒂(Destry Damayanti)說，「印尼對中國經濟的敏感度非常大，東盟也一樣。」

美國是否能從中國的經濟衰退中獲利，從而增加其在該地區的貿易，仍有待觀察。

但美國在直接投資上的優勢可能為其帶來更大的長期利益，退休的通用電氣高管迪恩說。

「我們的業務進展和最大的交易都是由投資驅動的，」他說。「投資保證了我們的長期存在，建立了長期的合作關係，使我們在每個我們投資的國家成為一家當地公司。」

「貿易是短期行為，能比投資更快地消失，由於靠近東盟，中國在貿易上將永遠具有競爭優勢。」

新年伊始，大地回春。即將上任的蔡政府要如何處理攸關台灣存亡榮枯的兩岸關係，最受國人關切，其中有兩大關鍵課題。

第一就是兩岸定位。定位本來就是所有「關係」的起點。三十七年前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後，雙方定位馬上出了問題。當時的台美關係也是千絲萬縷，縱橫交錯。既然美國不再能以主權國家對待中華民國，那麼未來雙邊關係要如何重新定位，政府與民間關係要如何處理？當時華府與台北已不可能像過去直接談判並簽署協議，只好趕緊促請美國國會訂定國內法，以片面確立台美關係的「非官方性質」，並規範未來雙邊問題的處理原則。「臺灣關係法」就這樣在斷交後的四個月內誕生，成為日後台美關係的基石。如果定位問題沒有這樣迅速解決，我們很難想像斷交後的台美關係會陷入什麼樣的失序狀態。

二十八年前李登輝總統就任後，兩岸關係也面臨轉折。有意化干戈為玉帛的兩岸雙方不得不面對「你是誰」、「我是誰」的基本定位問題。李在第五年採用「一中各表」，算是找到了「求同存異」中「同」的核心，兩岸關係才續有進展。

蔡英文政府現在必須重新面對這個根本課題。幾十年前兩岸爭的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定位。現在則是「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與「台灣（與大陸都）是中國的一部分」之爭。如空談「求同存異」，卻不去尋找或找不到雙方「同」之所在，恐怕很難坐下來對話，並處理其他問題。以目前兩岸關係交織之密，牽涉人數之多、得失之重大，我們同樣很難想像它如陷入失序會是什麼樣的狀態。

新政府第二個課題就是如何拿捏兩岸關係中「機會」與「威脅」的比例。冷戰結束後，中國大陸對台灣一直既是「機會」，也是「威脅」。但每時期兩者會呈現不同的比例。

李總統前半期，兩岸開始對話與交流，威脅大幅降低，機會大量湧現。一九九五年李總統訪問母校及中共試射飛彈後情勢翻轉，機會開始減少，威脅增加。

陳水扁總統八年，兩岸GDP對比從一比四惡化成一比八。軍力對比也在他第二任首次失衡，使台灣安全亮起紅燈。但同時經貿投資與文化交流卻比以前更加熱絡。換句話說，威脅大，機會也大。

馬英九總統第一任大體落實了他競選期間提出的「機會極大化、威脅極小化」的理念。政治上，「九二共識」在北京的「一中」與台北的「一中各表」間搭起了橋梁，使兩岸恢復對話、溝通順暢。此外經濟文化機會擴增，軍事威脅降低，台灣的國際參與加大。由於台海居然在波濤洶湧的東亞海域成為唯一風平浪靜的地帶，至今仍贏得美國及國際社會的讚譽。

但馬的兩岸和解政策雖然一鼓作氣，終究再衰三竭。一方面是因為台灣經濟的長年低迷，對比大陸實力的快速崛起，使台灣民眾慢慢產生「越靠近越怕受傷害」的心理。另一方面在野的民進黨集中全力、全方位地強調「威脅」，反對「機會」；而馬政府相關部會與國民黨竟也經常避談「機會」，尤其鮮少闡釋整體台灣都可獲益的和平紅利、政治紅利、及國際紅利，反而只集中在經濟紅利，甚至更縮小成「讓利」。其淨結果就是國內民眾信心與支持的喪失。

平心而論，馬的大陸政策固然有值得檢討之處，但蔡主席訴求「維持現狀」，就等於默認她了解大多數國人其實非常珍惜馬八年辛苦營造的兩岸和平安定現狀。她刻意模糊「現狀」的定義，因為她知道「現狀」的內涵除了威脅，還有很多她不便提的機會。

現在的課題是，過去八年甚至十六年始終獨沽「威脅」一味的民進黨是不是在執政後要繼續突出「威脅」，忽視「機會」？如果是，「威脅」會變得更大還是更小？如果不繼續，那麼要加進多少「機會」？這「機會」是經濟紅利，還是馬時期的和平紅利、政治紅利、與國際紅利？

這兩大課題蔡政府都無以迴避。「威脅」與「機會」的再評估屬於新政府的內部功課，當無疑義。定位問題雖須兩岸交涉，但它的起點卻在民進黨內部。兩岸關係若要在五二○後繼續和平發展，新政府與執政黨不僅責任重大，而且時不我予。

兩國首腦通話後，新華社稿中不敢提北韓，僅以互祝農曆新年問候作為通話理由，最後才不痛不癢的提到，半島不能有核，也不能生戰生亂，中方願就半島問題繼續同韓方保持溝通和協調。

朴槿惠非常失望，不再期待中國能夠扮演任何角色，為了外交表態，南韓總理已考慮不參加博鰲論壇。

其實雙方通不上電話，韓方就瞭解中方立場已經改變，從偏向首爾，回到南北韓各打五十大板；北韓試射衛星後，北京外交部副部長劉振民七日緊急約見朝鮮駐華大使池在龍，就朝鮮利用彈道導彈技術發射衛星，表明立場。但是同一天，由同一位官員劉振民緊急約見韓國駐華大使金章洙，就韓美商討部署高空區域防禦系統（THAAD，薩德系統）問題，表明嚴正反對立場。

中方素來反對韓國部署薩德系統，認為在韓國部署Ｘ波段雷達，可看到中國戰略導彈釋放誘餌的過程，提高美國反飛彈系統能力，抵銷大陸對美國核威懾的能力。

現在韓國在戰略安全上與美國進一步合作，就會逼得北京考慮改變過去朝鮮半島無核化的立場，在新形勢下，北京將會接受朝鮮擁有核武的事實，新政策目標改為：鼓勵它重返《核不擴散條約》，承諾不擴散核武器。

既然北京立場改變，習近平不接來自青瓦台的電話，自然可以理解，他與朴槿惠的私交再好，這個時候能夠說什麼？

首先，美國前財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警告，由於全球需求不足，世界存在“長期性增長停滯”的危險。他還將已持續數十年的全球化趨勢放在上世紀30年代末興起的一種理論之下來闡述。薩默斯擔心，新興市場將面臨全球需求低迷、資本流出、投資前景變差以及匯率貶值。在缺乏新需求的情況下，新興市場將拖累發達國家，這反過來將進一步抑制發展中國家的增長。

根據這種理論，作為世界經濟中越來越重要的增長來源，中國正面臨艱難轉型，即從以重工業為主的經濟，轉變為以服務業為重心的經濟。在全球經濟狀況不佳的情況下，政策制定者將通過貨幣貶值，以吸引有限的需求，這將引發其他國家採取保護主義的對抗措施。解決辦法是大規模政府支出，特別是在基礎設施領域，通過以極低利率借款融資。

在肯尼思•羅格夫(Kenneth Rogoff)看來，全球經濟正處於債務“超級周期”的較晚期階段。他提供了第二種視角。羅格夫教授所教的歷史課表明，隨著金融過度行為(financial excess)所造成的負擔逐漸減輕，增長將復蘇，不過會相當緩慢。系統性市場危機——一股全球性風暴，包括美國和其他地區的住房市場崩盤、歐元區債務危機，以及中國和新興市場的金融動盪——已經懲罰了全球經濟，並判了很長的緩刑期。

如果羅格夫教授的觀點是正確的，那麽薩默斯提出的大規模政府支出只會拖延這種債務頑疾。相反，羅格夫教授會著眼於減輕債務人的困境，具體做法包括將利率保持在低位或者負值，並重組債務，同時為生產性投資創造條件。他也看到了基礎設施投資的好處，不過他對浪費性政府項目感到擔心。

第三個增長方案是將政策重點重新放在提高生產率和增長潛力，特別是在私營部門。諾貝爾(Nobel)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 Spence)和前美聯儲理事凱文•瓦爾許(Kevin Warsh)等供應學派擔心，非常規政策會扭曲私營部門對投資、利潤、稅收、估值和未來政府行為的預期。他們強調，會推動私人資本投資（從而推動薪資和利潤的增長）的需求是預期的未來需求。相比之下，旨在促進短期需求的政策實際上在未來可能會抑制企業信心；它們可能會依賴合並、收購和股票回購，而非長期巨額投資。

同樣，其他人呼籲通過稅收和監管政策鼓勵私營部門投資和就業。此外，開放貿易政策、旨在提高勞動參與率的鼓勵政策（包括針對女性和殘疾人）、合法移民以及更有效的教育和培訓可能也會提高潛在經濟增速。創建鼓勵科技進步的科學、教育和創業環境將創造機會。問題是，事實證明，這種結構性增長改革在政治上很難實施。在民粹主義者和本土主義者的崛起使政治領導人受到震撼的情況下，依賴政府支出或央行會更加容易。

2016年最重要的問題是，各國是否會勇敢地推行關鍵結構性改革。對於中國和很多其他新興市場而言，這些改革是應對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之舉。日本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需要射出他的“第三隻箭”，包括引入競爭、加強公司治理以及鼓勵更多女性就業。對於歐元區而言，勞動力市場靈活性、工作和投資激勵以及更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至關重要。對於美國而言，問題是公眾是否會選出將攜手重燃私營部門活力的總統和國會。

如果在2016年沒有出現從貨幣政策向增長政策的轉變，那麽薩默斯和羅格夫所設想的未來成真的可能性更大：增長乏力；匯率沖突；以及民粹政治和分配鬥爭——由於舉步維艱的經濟停滯不前，還可能不時爆發小規模危機。政治領導人要麽現在努力塑造本國的命運，要麽等著十年經濟試驗的秋後算賬。

本文作者曾任世界銀行(World Bank)行長和美國貿易代表

對貨幣政策進行投票的9位政策委員中，白井早由裏、石田浩二、佐藤鍵裕和木內登英錶示反對。與2014年10月決定追加實施貨幣寬鬆時一樣，都是5票贊成4票反對勉強通過。日本央行發佈聲明稱，作為「負利率的量化和質化貨幣寬鬆政策」、包括量化、質化和利率這3點「在必要情況下，討論追加實施貨幣寬鬆」。暗示可能進一步出台追加貨幣寬鬆政策。

關於此次實行的負利率機制，民間銀行之前存入日本央行的活期存款將繼續適用當前0.1%的利率。新增加的活期存款則將適用負利率。因為如果活期存款整體利率下調，可能對銀行受益産生很大影響。

旨在每年增加80萬億日元基礎貨幣而實施的大量購買資産舉措將繼續實施。今後將繼續以每年80萬億日元的規模增持國債、以每年3萬億日元的規模增持上市投資信託（EFT）。

日本央行在會議上還匯總了經濟物價展望，將2016年度剔除生鮮食品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上漲率預期從此前的1.4%下調至0.8%，將物價上漲2%的政策目標達成時間從之前的「2016年下半年」延後至「2017年上半年」。

在金融市場上，進入2016年以來，日經平均指數一度下跌將近3000點，日元匯率也一度升值至1美元兌115日元左右，市場持續不穩定。日本央行認為，金融市場陷入混亂是因為市場對全球經濟前景抱有強烈擔憂。1月21日，歐洲中央銀行（ECB）暗示將實施追加貨幣寬鬆。因此，日本央行決定與歐洲央行保持統一步調，強化貨幣寬鬆政策。

受海外不穩定因素增加影響，日本企業對風險的態度愈發謹慎，這很可能對新年度企業的定價政策和春季的勞資談判造成消極影響。如果企業推遲設備投資，經濟復甦將被延後，日本更加難以擺脫通貨緊縮。日銀行長黑田東彥表示，如果物價基調變得不穩定，將「通過追加寬鬆等一切措施來應對」。

日本央行的會議決定要點：

■實行「負利率的量化和質化貨幣寬鬆」
■民間金融機構存入日本央行的存款準備金利率下調至-0.1%，如有必要將進一步下調
■對經常帳戶採用三層體系，分別適用於正利率、零利率和負利率
■維持每年增加80萬億日元基礎貨幣的金融市場調節方針
■維持上市投資信託和房地産投資信託等資産的購買額

另參 「負利率是日本央行的一帖猛藥」

http://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economic-policy/18078-20160129.html

到目前為止，美國一直試圖推遲世界金融體系的重大變革。20國集團在2010年達成協議，給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內的新興經濟體更多權力，但該協議一直受到美國國會的阻力。美國人很難接受他們需要很快和中國分享權力。然而，也讓許多人驚訝的是，有關全球金融體系的下一階段已經舉行了一些談判，一系列會議也討論了“一個新的全球金融秩序”下的中國的作用。2014年在中國最負盛名的年度會議中國國際金融論壇（IFF）上，歐洲央行（ECB）的前行長特裡謝告訴與會者；“不僅在發達經濟體內部，也和所有的新興經濟體如中國討論了新規則”。央行行長們口中的“游戲新規則”就是金融洗牌。

因此，央行們正在悄悄地做著改變世界金融體系的準備工作。這就像1944年；那一年在佈雷頓森林會議上，凱恩斯先生介紹了英國關於一個新的超國家貨幣的“班柯計劃”。希望戰後套現的美國則提出了一種新的系統，以美元為中心接替原先的金本位標準。參會的44個國家在美國承諾美元可隨時兌換成黃金的條件下接受了美國的提案。對於美國這是個真正的勝利。所有國家現在需要用美元來支付石油和其他商品，而美國只需要印刷錢就行了。美國夢已經成為現實；這是美國經濟霸權的開始。

在60年代，美國就開始印刷越來越多的美元來資助越南戰爭。許多國家開始擔心美元的未來價值，並決定開始用美元兌換黃金。1969年美國無法再將黃金價格保持在35美金的價位，這是因為法國決定離開“倫敦金池”而拋出了持有的黃金（倫敦金池是西方幫助美國的央行財團）。

法國也開始要求將300億美元儲備順差兌換為黃金。它甚至派出法國海軍到曼哈頓，把存放在華爾街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金條運送回法國。其他許多歐洲國家緊隨其後。在短短幾年內，德國的黃金儲備從零增加到3500公噸，意大利從剛剛超過220公噸增至2500公噸，法國從近600公噸增至3100公噸，荷蘭從300公噸增至近1700公噸。

其結果是，美國失去了一半的黃金儲備。在1971年，由於怕失去所有黃金，當時的尼克鬆總統決定打破美元兌換黃金的承諾，將美元和黃金脫鉤。44年過去了，中國和許多其他國家仍然在等待回歸一個可靠的美元和穩定的貨幣體系。

除了要建立美元的繼任人，債務也需重組。當前系統中有總共250萬億美元的債務，其中約50個萬億是在信貸危機開始後生出的。通過目前的零利率（ZIRP）政策，世界現在似乎陷入了更多通縮，更多量化寬松，更低收益率導致更多通縮的惡性循環。在一些債券市場上央行是唯一留下來的買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學家羅格夫和萊因哈特的一份報告發表在2013年的聖誕節前夕，因此沒有引起太多的宣傳；這份報告中清楚指出了發達經濟體重組債務的必要性。我們需要找到日本（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50％！）、美國（18個萬億美元）和歐盟的龐大公共債務的解決方案。

擁有3.5萬億財政儲備的中國，在習近平擔任中共主席之後，明顯增加了促使改革的壓力。我們已經看到了一系列經濟舉措，像亞投行（AIIB）的創建。這清楚地表明，中國非常重視以美元為中心的機構的改革，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里，最重要的決定需要85％的特別多數選票，而美國的選票超過16%，相當實際上持有否決權。對此難怪中國頗感不安，在美國的操縱下，只有中國5%人口的法國擁有的投票權超過了中國。

另一個同意中國在貨幣體系下一階段起更深刻作用的行內人士是著名投資人喬治·索羅斯。他日前曾說：“我們現在的系統已經不行了，只有我們還沒有完全認識到這一點。所以我們需要創建一個新的系統，現在正是時候……我們需要一個新的世界秩序，而中國需要成為創建進程的一部分。”在佈雷頓森林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他解釋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現在已經“失去了他們的壟斷地位”。他指的是亞投行初建的巨大成功，吸引了57個國家作為創始成員。英國決定加入亞投行後，美國財政部前部長拉里·薩默斯先生寫到：“2015年3月將成為一個美國失去了全球經濟體系大佬角色的歷史時刻。我想不出在佈雷頓森林後，還有什麽其他事件可與此相比：中國通過努力建立起一個重要的新機構，而美國未能說服他的數十位傳統盟友不加人這個機構，英國首當其沖。”

為了進一步增加壓力，中國決定利用西方對俄羅斯的製裁，並與俄羅斯總統普京簽署了多項長期協議。美國很不樂意地看到，這兩個國家也積極增加他們的黃金儲備，並停止投資於美國國債，甚至開始拋出其中一部分。

因此，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第一次在全球重大機構的開始階段不坐在駕駛座位。在中國獲取更多國際地位時，這一切都可以在未來十年給我們的金融體系帶來重大改變。不過不用擔心，中國與俄羅斯不同，走的仍然是合作之路，而不是對抗。對此，習近平主席在對美國和英國的國事訪問中對此屢次指出。

目前的中國領導人非常明白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避免（貨幣）不穩定性。1940年代，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成功是因為它發生在一個動盪和惡性通脹的時期。中國希望在2049慶祝革命成功的100歲周年；在向這個目標邁向的過程中，中國非常樂意和美國分享世界的領導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