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國首腦通話後，新華社稿中不敢提北韓，僅以互祝農曆新年問候作為通話理由，最後才不痛不癢的提到，半島不能有核，也不能生戰生亂，中方願就半島問題繼續同韓方保持溝通和協調。
朴槿惠非常失望，不再期待中國能夠扮演任何角色，為了外交表態，南韓總理已考慮不參加博鰲論壇。
其實雙方通不上電話，韓方就瞭解中方立場已經改變，從偏向首爾，回到南北韓各打五十大板；北韓試射衛星後，北京外交部副部長劉振民七日緊急約見朝鮮駐華大使池在龍，就朝鮮利用彈道導彈技術發射衛星，表明立場。但是同一天，由同一位官員劉振民緊急約見韓國駐華大使金章洙，就韓美商討部署高空區域防禦系統（THAAD，薩德系統）問題，表明嚴正反對立場。
中方素來反對韓國部署薩德系統，認為在韓國部署Ｘ波段雷達，可看到中國戰略導彈釋放誘餌的過程，提高美國反飛彈系統能力，抵銷大陸對美國核威懾的能力。
現在韓國在戰略安全上與美國進一步合作，就會逼得北京考慮改變過去朝鮮半島無核化的立場，在新形勢下，北京將會接受朝鮮擁有核武的事實，新政策目標改為：鼓勵它重返《核不擴散條約》，承諾不擴散核武器。
既然北京立場改變，習近平不接來自青瓦台的電話，自然可以理解，他與朴槿惠的私交再好，這個時候能夠說什麼？
]]>首先，美國前財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警告，由於全球需求不足，世界存在“長期性增長停滯”的危險。他還將已持續數十年的全球化趨勢放在上世紀30年代末興起的一種理論之下來闡述。薩默斯擔心，新興市場將面臨全球需求低迷、資本流出、投資前景變差以及匯率貶值。在缺乏新需求的情況下，新興市場將拖累發達國家，這反過來將進一步抑制發展中國家的增長。
根據這種理論，作為世界經濟中越來越重要的增長來源，中國正面臨艱難轉型，即從以重工業為主的經濟，轉變為以服務業為重心的經濟。在全球經濟狀況不佳的情況下，政策制定者將通過貨幣貶值，以吸引有限的需求，這將引發其他國家採取保護主義的對抗措施。解決辦法是大規模政府支出，特別是在基礎設施領域，通過以極低利率借款融資。
在肯尼思•羅格夫(Kenneth Rogoff)看來，全球經濟正處於債務“超級周期”的較晚期階段。他提供了第二種視角。羅格夫教授所教的歷史課表明，隨著金融過度行為(financial excess)所造成的負擔逐漸減輕，增長將復蘇，不過會相當緩慢。系統性市場危機——一股全球性風暴，包括美國和其他地區的住房市場崩盤、歐元區債務危機，以及中國和新興市場的金融動盪——已經懲罰了全球經濟，並判了很長的緩刑期。
如果羅格夫教授的觀點是正確的，那麽薩默斯提出的大規模政府支出只會拖延這種債務頑疾。相反，羅格夫教授會著眼於減輕債務人的困境，具體做法包括將利率保持在低位或者負值，並重組債務，同時為生產性投資創造條件。他也看到了基礎設施投資的好處，不過他對浪費性政府項目感到擔心。
第三個增長方案是將政策重點重新放在提高生產率和增長潛力，特別是在私營部門。諾貝爾(Nobel)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 Spence)和前美聯儲理事凱文•瓦爾許(Kevin Warsh)等供應學派擔心，非常規政策會扭曲私營部門對投資、利潤、稅收、估值和未來政府行為的預期。他們強調，會推動私人資本投資（從而推動薪資和利潤的增長）的需求是預期的未來需求。相比之下，旨在促進短期需求的政策實際上在未來可能會抑制企業信心；它們可能會依賴合並、收購和股票回購，而非長期巨額投資。
同樣，其他人呼籲通過稅收和監管政策鼓勵私營部門投資和就業。此外，開放貿易政策、旨在提高勞動參與率的鼓勵政策（包括針對女性和殘疾人）、合法移民以及更有效的教育和培訓可能也會提高潛在經濟增速。創建鼓勵科技進步的科學、教育和創業環境將創造機會。問題是，事實證明，這種結構性增長改革在政治上很難實施。在民粹主義者和本土主義者的崛起使政治領導人受到震撼的情況下，依賴政府支出或央行會更加容易。
2016年最重要的問題是，各國是否會勇敢地推行關鍵結構性改革。對於中國和很多其他新興市場而言，這些改革是應對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之舉。日本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需要射出他的“第三隻箭”，包括引入競爭、加強公司治理以及鼓勵更多女性就業。對於歐元區而言，勞動力市場靈活性、工作和投資激勵以及更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至關重要。對於美國而言，問題是公眾是否會選出將攜手重燃私營部門活力的總統和國會。
如果在2016年沒有出現從貨幣政策向增長政策的轉變，那麽薩默斯和羅格夫所設想的未來成真的可能性更大：增長乏力；匯率沖突；以及民粹政治和分配鬥爭——由於舉步維艱的經濟停滯不前，還可能不時爆發小規模危機。政治領導人要麽現在努力塑造本國的命運，要麽等著十年經濟試驗的秋後算賬。
本文作者曾任世界銀行(World Bank)行長和美國貿易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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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貨幣政策進行投票的9位政策委員中，白井早由裏、石田浩二、佐藤鍵裕和木內登英錶示反對。與2014年10月決定追加實施貨幣寬鬆時一樣，都是5票贊成4票反對勉強通過。日本央行發佈聲明稱，作為「負利率的量化和質化貨幣寬鬆政策」、包括量化、質化和利率這3點「在必要情況下，討論追加實施貨幣寬鬆」。暗示可能進一步出台追加貨幣寬鬆政策。
關於此次實行的負利率機制，民間銀行之前存入日本央行的活期存款將繼續適用當前0.1%的利率。新增加的活期存款則將適用負利率。因為如果活期存款整體利率下調，可能對銀行受益産生很大影響。
旨在每年增加80萬億日元基礎貨幣而實施的大量購買資産舉措將繼續實施。今後將繼續以每年80萬億日元的規模增持國債、以每年3萬億日元的規模增持上市投資信託（EFT）。
日本央行在會議上還匯總了經濟物價展望，將2016年度剔除生鮮食品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上漲率預期從此前的1.4%下調至0.8%，將物價上漲2%的政策目標達成時間從之前的「2016年下半年」延後至「2017年上半年」。
在金融市場上，進入2016年以來，日經平均指數一度下跌將近3000點，日元匯率也一度升值至1美元兌115日元左右，市場持續不穩定。日本央行認為，金融市場陷入混亂是因為市場對全球經濟前景抱有強烈擔憂。1月21日，歐洲中央銀行（ECB）暗示將實施追加貨幣寬鬆。因此，日本央行決定與歐洲央行保持統一步調，強化貨幣寬鬆政策。
受海外不穩定因素增加影響，日本企業對風險的態度愈發謹慎，這很可能對新年度企業的定價政策和春季的勞資談判造成消極影響。如果企業推遲設備投資，經濟復甦將被延後，日本更加難以擺脫通貨緊縮。日銀行長黑田東彥表示，如果物價基調變得不穩定，將「通過追加寬鬆等一切措施來應對」。
日本央行的會議決定要點：
■實行「負利率的量化和質化貨幣寬鬆」
■民間金融機構存入日本央行的存款準備金利率下調至-0.1%，如有必要將進一步下調
■對經常帳戶採用三層體系，分別適用於正利率、零利率和負利率
■維持每年增加80萬億日元基礎貨幣的金融市場調節方針
■維持上市投資信託和房地産投資信託等資産的購買額
另參 「負利率是日本央行的一帖猛藥」
http://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economic-policy/18078-201601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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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為止，美國一直試圖推遲世界金融體系的重大變革。20國集團在2010年達成協議，給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內的新興經濟體更多權力，但該協議一直受到美國國會的阻力。美國人很難接受他們需要很快和中國分享權力。然而，也讓許多人驚訝的是，有關全球金融體系的下一階段已經舉行了一些談判，一系列會議也討論了“一個新的全球金融秩序”下的中國的作用。2014年在中國最負盛名的年度會議中國國際金融論壇（IFF）上，歐洲央行（ECB）的前行長特裡謝告訴與會者；“不僅在發達經濟體內部，也和所有的新興經濟體如中國討論了新規則”。央行行長們口中的“游戲新規則”就是金融洗牌。
因此，央行們正在悄悄地做著改變世界金融體系的準備工作。這就像1944年；那一年在佈雷頓森林會議上，凱恩斯先生介紹了英國關於一個新的超國家貨幣的“班柯計劃”。希望戰後套現的美國則提出了一種新的系統，以美元為中心接替原先的金本位標準。參會的44個國家在美國承諾美元可隨時兌換成黃金的條件下接受了美國的提案。對於美國這是個真正的勝利。所有國家現在需要用美元來支付石油和其他商品，而美國只需要印刷錢就行了。美國夢已經成為現實；這是美國經濟霸權的開始。
在60年代，美國就開始印刷越來越多的美元來資助越南戰爭。許多國家開始擔心美元的未來價值，並決定開始用美元兌換黃金。1969年美國無法再將黃金價格保持在35美金的價位，這是因為法國決定離開“倫敦金池”而拋出了持有的黃金（倫敦金池是西方幫助美國的央行財團）。
法國也開始要求將300億美元儲備順差兌換為黃金。它甚至派出法國海軍到曼哈頓，把存放在華爾街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金條運送回法國。其他許多歐洲國家緊隨其後。在短短幾年內，德國的黃金儲備從零增加到3500公噸，意大利從剛剛超過220公噸增至2500公噸，法國從近600公噸增至3100公噸，荷蘭從300公噸增至近1700公噸。
其結果是，美國失去了一半的黃金儲備。在1971年，由於怕失去所有黃金，當時的尼克鬆總統決定打破美元兌換黃金的承諾，將美元和黃金脫鉤。44年過去了，中國和許多其他國家仍然在等待回歸一個可靠的美元和穩定的貨幣體系。
除了要建立美元的繼任人，債務也需重組。當前系統中有總共250萬億美元的債務，其中約50個萬億是在信貸危機開始後生出的。通過目前的零利率（ZIRP）政策，世界現在似乎陷入了更多通縮，更多量化寬松，更低收益率導致更多通縮的惡性循環。在一些債券市場上央行是唯一留下來的買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學家羅格夫和萊因哈特的一份報告發表在2013年的聖誕節前夕，因此沒有引起太多的宣傳；這份報告中清楚指出了發達經濟體重組債務的必要性。我們需要找到日本（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50％！）、美國（18個萬億美元）和歐盟的龐大公共債務的解決方案。
擁有3.5萬億財政儲備的中國，在習近平擔任中共主席之後，明顯增加了促使改革的壓力。我們已經看到了一系列經濟舉措，像亞投行（AIIB）的創建。這清楚地表明，中國非常重視以美元為中心的機構的改革，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里，最重要的決定需要85％的特別多數選票，而美國的選票超過16%，相當實際上持有否決權。對此難怪中國頗感不安，在美國的操縱下，只有中國5%人口的法國擁有的投票權超過了中國。
另一個同意中國在貨幣體系下一階段起更深刻作用的行內人士是著名投資人喬治·索羅斯。他日前曾說：“我們現在的系統已經不行了，只有我們還沒有完全認識到這一點。所以我們需要創建一個新的系統，現在正是時候……我們需要一個新的世界秩序，而中國需要成為創建進程的一部分。”在佈雷頓森林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他解釋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現在已經“失去了他們的壟斷地位”。他指的是亞投行初建的巨大成功，吸引了57個國家作為創始成員。英國決定加入亞投行後，美國財政部前部長拉里·薩默斯先生寫到：“2015年3月將成為一個美國失去了全球經濟體系大佬角色的歷史時刻。我想不出在佈雷頓森林後，還有什麽其他事件可與此相比：中國通過努力建立起一個重要的新機構，而美國未能說服他的數十位傳統盟友不加人這個機構，英國首當其沖。”
為了進一步增加壓力，中國決定利用西方對俄羅斯的製裁，並與俄羅斯總統普京簽署了多項長期協議。美國很不樂意地看到，這兩個國家也積極增加他們的黃金儲備，並停止投資於美國國債，甚至開始拋出其中一部分。
因此，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第一次在全球重大機構的開始階段不坐在駕駛座位。在中國獲取更多國際地位時，這一切都可以在未來十年給我們的金融體系帶來重大改變。不過不用擔心，中國與俄羅斯不同，走的仍然是合作之路，而不是對抗。對此，習近平主席在對美國和英國的國事訪問中對此屢次指出。
目前的中國領導人非常明白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避免（貨幣）不穩定性。1940年代，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成功是因為它發生在一個動盪和惡性通脹的時期。中國希望在2049慶祝革命成功的100歲周年；在向這個目標邁向的過程中，中國非常樂意和美國分享世界的領導角色。
]]>不過，北京的研究機構有兩項新研究表明，雖然中國民眾依然安於現狀——儘管並不總是十分滿意——但習近平卻面臨著不滿情緒帶來的一股持續暗流：收入、教育機會和醫療保健等領域的不平等。在經濟繼續疲軟的情況下，這種社會壓力可能會帶來麻煩。
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的2015年度報告稱：「將來，中國社會將面臨一系列嚴峻的挑戰。」該報告由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撰寫。
「在我們國家財富總額迅速增長的同時，中國社會的不平衡日益突出，」報告中寫道。「這不僅是體現在收入和財富兩極化上，在教育、衛生和其他社會保障領域也能清楚地觀察到不平等。」
習近平和總理李克強一直表示，當務之急是克服這些社會不平衡。但這份報告提醒人們，還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完成。報告根據一項年度調查的結果撰寫，涵蓋了逾3.5萬名成人和1.3個家庭。
「這些問題需要得到有效的解決，」文中提到。「否則，它們很可能會威脅到社會穩定，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瓶頸。」
這項研究引起了不少反響。有新聞報道引用它的結論：中國收入最高的1%家庭擁有全國三分之一的國內財富，而收入最低的四分之一家庭只有1%。其實這一發現已在去年的研究中體現了，而今年報告的重點是獲得住房、教育和醫療服務的機會。
研究表明，家庭背景在決定人的教育水平中起到巨大作用，特別是父母的教育程度，這是所有社會共有的。但在中國，政治特權也是重要因素。父親是否為共產黨員——政府官員幾乎必須是黨員——是你教育程度的一個決定性因素。研究發現，甚至對於在鄧小平以市場為本的政策下於1980年以後出生的中國人而言，情況也是如此。
「父親是黨員也對個人的教育年限有明顯的正面影響，」研究報告稱。（研究發現，母親是否擁有黨員身份沒有明顯影響。）
研究還發現，雖然對女生的歧視有所減弱，但這仍然是影響她們接受教育機會的重要因素。平均而言，男生上學年限比女孩多一年半。
對很多中國人來說，特別是農村和小城鎮居民，醫療機會不平等也一直是滋生不滿情緒的一個原因。這些地區的醫療保險覆蓋面較窄，醫生和醫院也較少。
這項調查發現，中國政府在擴展醫療保險方面的努力起到了一定作用。越來越多的農村居民享受到了一些醫保，但通常不及許多城市居民享有的政策優厚。而且，女性比男性獲益少。
「女性、農村居民和低收入群體享有的醫療補貼較少，自付比例較高，」文中指出。
組成中國中產階級的專業人士、管理人員、白領員工和業主既承載了國家領導人的希望，也代表了他們的焦慮。如果這群人的規模、收入和滿意度增加，中產階級可以持續成為共產黨統治的穩定支柱。但是，倘若這群較為富裕的受過教育的城市階層變得不滿，那麼黨對權力的掌控便可能會削弱。
北京大學的研究說明，就目前而言，中國大多數中產階級似乎在大多數情況下安於現狀。就算考慮到很多中國人可能不願意批評政府，儘管是在調查里，也沒有依據表明較富裕的城市居民有意挑戰黨的統治。
研究發現，自認為屬於社會「中上階層」的應答者當中，60%對當地政府的表現持正面看法。相比之下，自認為屬於最底層級的人當中，這一數據則為48%。
「比起工薪階級，特別是國有部門的員工，中國中產階級對於貧富差距、官員可信度和政府表現的評價更為正面，」文中指出。「中產階層有望成為社會穩定力量。」
但這也有可能發生變化。中國社會科學院發佈的覆蓋逾3000人的另一項調查發現，中國中產階級要比社會其他成員更積極地參與政治事務。
此項調查自2014年底開始進行了12個月，結果發表在社科院的2016年《社會藍皮書》上。調查發現，北京、上海和廣州的中產階級應答者當中，42.%的人表示，會與身邊人討論政治。只有27.7%的非中產階級成員做出同樣表示。
]]>余永定還表示，由於前期股市、匯市政策失誤削弱市場信心，近期人民幣貶值壓力仍較大。現在需要討論的並非人民幣貶值的利弊，而是如何避免人民幣貶值導致市場恐慌，盡量減少人民幣貶值的負面影響。
據報導，余永定昨日於深圳一場會議中表示，中國目前處於通貨緊縮的惡性循環，需要儘快證明經濟趨穩。他認為，中國政府應採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及寬鬆的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但他也提醒，應比2008年金融風暴時所採取的「4萬億（兆）」刺激措施更加謹慎。
余永定建議，中國政府應推出與2008年4兆元人民幣規模差不多的新刺激措施，該政策仍以公共基礎建設投資為主。政策目的是提振市場信心，同時提高匯率靈活度並加強資本管制。目前中國外匯存底下降太快，市場對此的擔憂及反應會衝擊經濟。
在匯率政策方面，余永定認為，目前人行採取的固定匯率制度有很多缺陷，應該放棄，盡可能增加匯率的靈活性，讓人民幣匯率釘住寬幅波動的一籃子貨幣。他也強調，在改革完成之前，絕對不能放棄資本管制。
中國證券公司華創債券的屈慶團隊也評論，過去當股市下跌，避險情緒尚可支撐債券市場；但近期中國「股匯雙殺」，債券市場也表現較弱，核心問題仍在於匯率。由於貨幣政策改變，市場對人民幣貶值壓力下、人行是否能及時對沖流動性缺口，抱持懷持態度。
該團隊指出，人民幣匯率波動引發資金不穩定的市場預期，已經影響到債券市場的交易熱情，而且春節前跨節資金大規模投放，意味著節後資金到期引發的流動性壓力不容小覷，該團隊預估，短期內債券市場仍將呈現弱勢。
該團隊分析，本月以來在人行大力干預匯率的情況下，中國外匯存底有更大的下降壓力。儘管市場認為人行干預匯率並釋放流動性可抵消人民幣貶值的不良影響，但外匯存底下降過快會使人行對寬鬆有所顧慮，這也可能是近期人行未調降存準率的原因之一。
]]>但是，隨着中國經濟的放緩，中國對非洲大宗商品曾經看似得不到滿足的胃口在消失，而許多非洲國家的經濟也開始下滑，速度頗快。
自今年初起，整個非洲大陸的經濟前景開始變得嚴峻，特別是在非洲的兩個最大經濟體，尼日利亞和南非。隨着非洲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宣布，該國2015年從非洲的進口額暴跌了近40％，尼日利亞和南非的貨幣本月跌到創紀錄的低點。
「需求消失時，我們能看到是什麼在驅動非洲的經濟增長，」總部設在約翰內斯堡的經濟研究機構布倫舍斯特基金會(Brenthurst Foundation)的格雷格·米爾斯(Greg Mills)說。「好吧，現在需求消失了，前景可真不怎麼樣。」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在最近幾個月里多次降低對非洲經濟發展前景的預期。信用評級機構也降低了他們對安哥拉、加納、莫桑比克和贊比亞等大宗商品出口國的預期或信用級別，而這些國家一直是國際投資者的寵兒，直到一年多以前。
許多經濟學家對非洲大陸發展程度最高、最多樣化的經濟體南非的預測是，該國經濟今年會陷入衰退，儘管南非政府對這一預測持有爭議。作為向中國出口鐵礦石最多的非洲國家，南非正在遭受礦業、製造業，及農業等領域的低迷。
與許多大宗商品出口國的貨幣一樣，隨着全球原材料價格下跌，加上政府的政策不力，南非蘭特的匯率在最近幾個月里大幅下跌。南非通常向外出口農產品，但這個國家正在經歷這代人所見過的最嚴重的旱災，需要進口該國的主食玉米，疲軟的蘭特加深了這個過程的痛苦。
食品價格的上漲可能為該國總統雅各布·祖馬(Jacob Zuma)的政府帶來挑戰。隨着收入不平等的持續擴大，公眾的憤怒持續上升，這些都擺在祖瑪面前。他所在的政黨非洲人國民大會，預計在今年的市政選舉中面臨嚴峻考驗。
非洲最大的經濟體及石油生產國尼日利亞，對原油價格的崩潰感到震驚而困惑，同時，總統穆罕穆杜·布哈里(Muhammadu Buhari)試圖應對長期在該國製造恐怖的博科哈拉姆（Boko Haram，舊譯「博科聖地」），一個伊斯蘭極端組織。在南非政府的收入中，80％來自石油出口，政府還可能缺乏資源來平息尼日爾三角洲地區可能出現的動蕩，那裡是該國的石油產地。
尼日利亞央行為了保護正在縮水的外匯儲備，對美元結匯加以限制，但隨後，尼日利亞貨幣奈拉在本月貶值到創紀錄的低點。在尼日利亞的黑市上，匯率已跌至300奈拉兌1美元，上月初的匯率是240奈拉左右。
貨幣走低將讓尼日利亞及非洲許多其他國家的政府更難償還中國為建設大型基礎設施項目提供的貸款。奈拉的暴跌及中國經濟的低迷也影響到大大小小的私有企業。
尼日利亞拉各斯的商人海辟內斯·阿旺奈格貝(Happiness Awonegbe)經營從中國進口紙張、輪胎和其他商品的公司，他說，對美元結匯的限制已經讓他向中國供應商下訂單變得困難。而當他能夠下訂單時，他的中國供應商現在需要50天才能供貨，以前是30天，顯然是因為中國廠家削減了員工，阿旺奈格貝說。
「我們極大地感受到外溢效應，」阿旺奈格貝說，他的公司有50名僱員。「中國發生的事情在影響尼日利亞。」
這些經濟體的下滑凸顯出，對於發生在中國的變化，非洲大陸的承受能力正在減弱，人們也不大再提「非洲崛起」這個一度令人興奮的話題，那曾是非洲大陸前途的象徵。不斷增長的消費需求以及新興的中產階級，雖然是許多非洲國家的現實存在，但還不足以彌補非洲大陸經濟增長主要驅動力的減少，這種驅動力仍是大宗商品。
不過，專家們也看到了地圖中的亮點。此前迅速增長的大宗商品出口國，比如安哥拉和贊比亞，成為了中國經濟放緩中受災最嚴重的地區，但其他一些國家則顯示了更大的彈性。
「『非洲崛起』的說法雖不正確，不過與其截然相反的說法『非洲不再崛起』也同樣不正確，」南非標準銀行(Standard Bank)的高級政治經濟師西蒙·弗里曼特爾(Simon Freemantle)說。「實際情況顯然處於兩者之間。」
「在非洲大陸，參差不齊的情況會變得遠遠更加嚴重，」弗里曼特爾說。「決定各國差異的主要因素，是他們在繁榮時期是否審慎行事。是否進行了宏觀改革？是否有所儲備？」
弗里曼特爾說，肯雅、埃塞俄比亞等東非國家不得不推進經濟的多樣化，部分原因就是他們缺乏大宗商品資源，這些國家很可能會繼續保持強勁。
連依然依賴石油的尼日利亞，過去十年也在其他領域取得了進展。中產階層的崛起帶來了西式購物中心的出現。蓬勃發展的娛樂業推動該國超越南非，成為2014年非洲大陸最大的經濟體。
不過，專家說，大多數國家沒有利用繁榮期進行長遠的經濟改革。既沒有消除持續增長面臨的一些巨大障礙——比如非洲各地嚴重缺電——並也沒有刺激那些可以創造就業機會的行業發展。在南非，電力的長期短缺已制約了經濟發展，失業率徘徊在25%左右。
贊比亞的經濟依賴於銅出口，中國的需求減弱和銅價下跌給該國造成了衝擊。最近幾個月，一些礦山被關停，數以千計的就業崗位被削減。
批評人士說，贊比亞本來可以好好利用繁榮期，在和中國的公司談判中獲取更有利的條件，比如確保技術轉讓，要求基礎設施項目提供就業崗位等。但贊比亞把銅礦收入用來增加公務員的工資，沒有在旅遊業、農業等有增長潛力的行業上進行投資。
贊比亞前財政部長伊迪絲·那瓦克(Edith Nawakwi)現在是反對黨領袖，她表示，大型基礎設施項目經常錯失良機，沒能帶動經濟發展。那瓦克說，非洲領導人本應要求中國修建那種可以進一步推動區域一體化、商業和貿易的基礎設施。
「我們需要改變與中國打交道的方式，」那瓦克說。「中國給你什麼，取決於你跟它要什麼。」
上個月，在大多數非洲領導人參加的峰會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承諾提供600億美元，援助非洲發展，還承諾支持非洲「實現發展和繁榮」。
非洲聯盟主席、津巴布韋總統羅伯特·穆加貝(Robert Mugabe)稱讚中國是一支可以制衡西方列強的力量。峰會上很多代表都表示，中國對待非洲人很平等，與西方不同。
但是，隨着中國經濟下行給非洲造成衝擊，以及貿易不平衡的加劇——去年中國對非洲出口額為1020億美元，進口額為670億美元——懷疑的聲音也與日俱增。
「中國與非洲的關係不再浪漫——與浪漫相距甚遠，」津巴布韋政治分析人士、商人伊波·曼達扎(Ibbo Mandaza)說。「對他們來說，這就是純粹的經濟往來。」
]]>與此同時，在沙特阿拉伯與伊朗糾紛持續之時，西方國家於上周末宣佈解除對伊朗長期實施的大部分制裁，讓德黑蘭重返國際社會。分析人士認為，這一變化將不僅影響其國內經濟與社會，更將影響區域以及國際地緣政治格局。
「利弊交織」
評論人士多將習近平此次中東訪問的焦點放在伊朗之行上。兩國雖不成盟國，但在伊朗受到西方社會孤立的多年，中國一直與其往來。也因此，中國亦曾受到制裁影響。比如，中國的昆崙銀行就曾因經手伊朗的資金而被制裁。
制裁的解除，讓中國能夠更加中性地與伊朗打交道。可以肯定的是，兩國未來的貿易往來會更加頻繁，「但制裁解除對中國最多是利弊交織，」倫敦皇家國際關係研究院（Chatham House）研究員米歇爾-麥登對BBC記者說。
過去十年，中國成了伊朗最大的石油出口國。2014年，兩國貿易額達520億美元。目前，中國幾乎一半的石油進口來自波斯灣。然而，隨著伊朗開始「向西看」，並重回國際市場，「中國需要與其他國家競爭，方能在伊朗獲得生意以及影響力，」 麥登表示。
不過，常駐以色列特拉維夫的Clarity Capital分析師巧曙明（Sam Chester）認為，競爭雖然是不可避免的，但與此同時，制裁的解除也讓中國企業能夠更加自由地擴張。「制裁的解除也不意味著西方的公司頃刻間紛至沓來，並將中國的利益推到一邊，」他對BBC記者說：「即便有初期的『友好協議』，但德黑蘭與西方仍然在許多問題上有摩擦。」
「一帶一路」
從中國官方學者的分析來看，習近平的此次中東三國之行多與「一帶一路」項目有關。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周末在《光明網》上發表的文章稱，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將成為中東國家新的希望。文章還說，在目前敏感時期，「一帶一路」體現了中國與中東「實現共同發展的誠意」。
倫敦皇家國際關係研究院的麥登認為，中國目前熱衷推行的「一帶一路」都適用於這三個國家，尤其是伊朗，是其中關鍵的一站。「這一項目對尋求金融和外交支持的中國基建、電信和消費品公司來說也是極為有用的框架。因此，這次訪問隨行的商業代表團數量也會是相當可觀。」
但巧曙明卻認為，相比中國同時成立的亞投行和金磚開發銀行，「一帶一路」並不算大規模，可行性也不強。他說，雖然這可以在習近平與中東領導人會面時成為公關談資，但最終能夠起到的具體效果將微乎其微。
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的此次出訪行程頗有講究。他將在仍陷入糾紛的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各停留一天，而在埃及待上三天。在麥登看來，這表明中國並不希望在複雜的中東問題上「站隊」，北京希望強調其更願意支持中立的國家。
中國扮演更大角色？
這種安排也必將引來人們對中國在中東角色的討論。很顯然，習近平上台後，中國希望在外交上有一番建樹，但不同國家對中國在中東扮演的角色有不同的看法。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助理研究員、中東問題專家金良祥本周對中國媒體表示，中國在中東「一直發揮低調和積極的作用。」
而在中東涉入頗深的美國卻將這種「韜光養晦」看作為「搭便車」。美國總統奧巴馬去年在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就曾這樣評論中國的角色：「他們搭了30年的便車了，且一直沒有什麼問題。」
在中東地區，伊朗駐華大使哈吉（Ali Asghar Khaji）則在習近平行前呼籲中國加強在中東地區的投入，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他說，考慮到中東問題將影響地區和全球，「我們歡迎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為區域問題提出解決之道。」
在倫敦皇家國際關係研究院的麥登看來，中國並不會希望在中東政治上捲入太深。「也正是因此，習近平才既去沙特，又去伊朗，試圖保持平衡。」她說，一些觀察家猜測習近平會介入沙特與伊朗調停，但她認為，中國除了呼籲兩國保持冷靜，不大可能會有其他的舉動。
以色列的巧曙明在採訪中也表達了相同的看法。他對BBC記者說，中國在中東的戰略聚焦在商業利益，而非政治糾葛與安全衝突。但他表示，由於地區局勢複雜不穩且中國投資日益增多，今後我們或許會看到中國派遣安全人員前往伊拉克等地保障中國的投資利益，與中國在蘇丹的做法類似。
而在目前國際油價不斷走低，且供給遠大於需求的情況下，中國在中東的介入程度或許會更加有限，不會超越保護其海外投資利益的範疇。「中國的目光還仍然主要停留在臨近的區域，比如亞太地區和中亞地區，」 倫敦皇家國際關係研究院的麥登說。
]]>應對這一轉型的困難，已經在毀壞中國政策制定者的聲譽了。當年在日本，當局的聲譽毀於它在應對上世紀80年代“泡沫經濟”破裂過程中所犯的錯誤。如今在中國，當局的聲譽毀於它對外匯市場和股市的不當應對。與此類似的，是2007年和2008年金融危機毀了西方金融人士和政策制定者的聲譽。在信貸激增的時代，每個人看起來似乎都是天才。
觀察人士正在呼籲中國當局提高透明度——這一點可以理解，也合情合理。考慮到他們的政治體制是“領導說了算”，這一點將很難實現，不過這其實是擺在第二位的事。擺在第一位的事情是，目前仍不清楚是否要實現向更平衡經濟的轉型，以及這一轉型如何實現。
部分人又一次把註意力集中在了從製造業向服務業的轉型上。這方面的進展看起來確實相當不錯：根據中國官方數據，2015年頭三個季度工業年化增長率只有6%，而服務業則增長了8.4%。然而，這種錶面上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來自金融服務業收入的增長。正如西方在金融危機前的情況一樣，這既可以說體現了經濟在向更平衡的“新常態”轉型，也可以說反映了信貸的增長。
經濟模式轉變的根本性指標，應該是儲蓄與投資的下滑以及消費的增長。這種轉型之所以必要，不僅僅是因為許多投資是浪費，還因為投資和債務的爆發式增長有關。如今，中國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遠高於東亞其他高增長經濟體的歷史最高水平。此外，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數據，中國的整體負債率極高，而且集中於非金融類公司。中國的整體負債率超過了多個發達國家，比如美國。
為應對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國推動以債務為資金來源的投資大舉增加，以彌補外部需求的疲軟。然而，中國經濟最根本的增速卻在放緩。結果是，自2000年代初以來，中國的“增量資本產出率”（讓產出增加一個單位所需的投資）已大致翻了一番。中國的整體資本產出比也很高，而且還在不斷攀升。以邊際效益計算，這些投資很大部分可能都是虧損的。如果是這樣的話，與這些投資相聯系的債務也將是不安全的。然而，如果把浪費性的投資砍掉，中國經濟會陷入衰退。
中國需要的，是對經濟結構的審慎調整，讓信貸助推的投資占GDP的比重下降，消費占GDP的比重上升。這種情況正在發生麽？答案是否定的，或者至少可以說發生得太慢了。投資所占比重略微有所下降，而負債率仍在爆發式增長：2007年底債務與GDP之比為157%，2013年底該比例為250%，而2015年第二季度末該比例則為290%。
此外，2013年（有數據可查的最近年份）中國家庭可支配收入與GDP之比只有61%。這比2008年59%的低點稍高一點，卻比2000年的水平低了5個百分點。中國居民還把大約三分之一的可支配收入存了起來。這一點能夠解釋為何消費只占GDP的約40%。而且，收入向居民手中轉移的過程也發生得極為緩慢，而這一過程又是決定性提高消費占GDP比重所必須的。
簡單地說，需求繼續依賴於浪費性的、債務驅動的投資的增長，而消除這種依賴所需要的經濟結構轉型並沒有發生。
還有其他的辦法麽？答案是肯定的。首先一個辦法是讓投資減少，用提高經常項目順差來彌補投資的減少。本幣走弱會有助於實現這個目標。考慮到中國人將資金帶出中國的強烈願望（反映在中國外匯儲備的下滑中），一旦實施美國呼籲中國實施的浮動匯率制，就很可能出現人民幣走弱。不過，如果中國的順差占GDP比重達到比方說10%，將肯定是全球遠遠無法承受的。
第二種可能性是維持比現在大得多的財政赤字。這樣做或許可以將消費能力轉移到中國居民手中，或許還可以把不斷攀升的負債從中國經濟其他部門轉移到政府頭上。
現實情況是，中國經濟並沒有在向消費拉動型經濟模式轉變。事實上，考慮到居民收入與GDP的比例之低，中國經濟不可能是消費拉動型，而是依然嚴重依賴於以債務為資金來源的投資。中國當局面臨一個兩難境地：要麽繼續推動浪費型增長，要麽推動根本性改革——這種改革在短期內可能造成不穩定，長期內卻會結出豐碩成果。
不論中國嘴上怎麽說，到目前為止它選擇的道路還是前一條。然而，這條道路也可能帶來令人失望的經濟增速、飆升的債務、甚至一場金融動盪。短期內，中國的政策制定者是不太可能重建聲譽了。
另參 中國經濟：增速v絕對增量
]]>根據ILO預估，今年世界失業人口總數將由去年的1.97億人，再增加200萬人，但由於世界總人口數同時成長，世界失業率維持在5.8％，與前兩年相同，顯示全球就業市場尚無法從金融危機中復甦。
世界失業率曾於2009年時攀至6.2％的高峰，因當時的金融危機導致數百萬人失業，而2007年時的世界失業率為5.5％。
ILO進一步指出，一旦巴西、俄國與南非的失業率大幅攀高，將出現收入成長停滯、銀行手續費收入銳減、人口遷徙等連鎖效應，對本國及鄰近國家的經濟造成衝擊。
中國失業率今年的估值為4.7％，高出去年的4.6％。
至於失業率全球最低的國家日本，ILO估計該國今年失業率將由去年的3.3％，降至3.2％。
美國失業率則由去年的5.3％，降至今年的4.9％。
曾陷入金融危機與債務危機的歐盟區，儘管整體顯露好轉，今年失業率將由9.4％，降至9.2％，但英國與德國以外的國家，2017年的失業率仍將高於金融危機前。
ILO指出，近期歐盟失業率之所以好轉，主要是受惠於弱勢就業率（Vulnerable Employment），暗示兼職人員與臨時工數量較以往大幅增加。
ILO秘書長萊德（Guy Ryder）認為，許多人屈就於低薪工作，不僅開發中國家是如此，已開發國家中弱勢就業的現象也越來越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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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保安稱，2016中國可能面臨和2015年類似的經濟形勢。去產能、去杠桿等結構調整政策可能導致工業經濟繼續下滑。
分季度看，中國的經濟增速分別為，一季度同比增長7.0%，二季度增長7.0%，三季度增長6.9%，四季度增長6.8%。
分產業看，第一產業比上年增長3.9%；第二產業增長6.0%；第三產業增長8.3%。
中國進出口出現明顯下滑，全年進出口總額245849億元，比上年下降7.0%。其中，出口141357億元，下降1.8%；進口104492億元，下降13.2%。但中國仍然保持了高達36865億元的貿易順差。。
王保安透露，2015年中國居民消費價格（CPI）比上年上漲1.4%。全年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比上年下降5.2%。全年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比上年下降6.1%。
中國總理李克強在2015年中國「兩會」上宣佈的中國經濟增速目標是7%左右，官方最終公布的經濟增速低於目標，三季度以後，增速指標持續「破七」。
中國服務產業2015年8.3%的增速增速高於2014年的7.8%。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達到創紀錄的66.4%。王保安稱，與服務業相關的稅收佔到了中國稅收總量的54.8%，服務業稅收增量更是佔到了增量總數的八成。
澳新銀行（ANZ）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劉利剛堅持認為，中國經濟增速2016年將進一步下降至6.4%，並在2017年中觸及6%的最低點，此後會逐漸反彈。出於通縮風險和資本外流風險的考慮，中國將在今年進一步降低存款凖備金率。
另參日經中文網「中國GDP破七 創25年來新低」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將於周三在瑞士達沃斯召開年會，政界和商界領袖匯聚一堂，討論全球最緊迫的問題。過去數年裡，弗拉基米爾·V·普京(Vladimir V. Putin)出席了會議。比爾·蓋茨(Bill Gates)也出席了。今年，副總統小約瑟夫·R·拜登(Joseph R. Biden Jr.)將出席會議。
因此，朝鮮外相李洙墉(Ri Su-yong)接到前往瑞士阿爾卑斯山參加今年峰會的邀請，也不是特別出人意料。
但在1月初，朝鮮進行了第四次核試驗，遭到了廣泛譴責，然後世界經濟論壇就撤銷了這份邀請。朝鮮表示，論壇「單方面取消」其代表團的參會資格是出於「不公正的政治動機，這顯然違背了世界經濟論壇作為一個討論經濟問題的國際論壇的性質和定位」。
世界經濟論壇委派董事會成員菲利普·羅斯勒(Philipp Rösler)對該決定作出了解釋。「在這次核試驗之後，我們認為，目前沒有本着世界經濟論壇的精神，開展國際化、全球化對話的機會，」他說。
但為什麼呢？如果世界經濟論壇不是一個就朝鮮的核野心，開展「國際化、全球化對話」的機會，特別是在該國外相出席的情況下，那它還有什麼意義呢？畢竟，這個論壇的既定宗旨就是「改善世界狀況」。
儘管達沃斯有時被詬病為商業精英的清談之所，但它也常常提供舞台，讓政治決策者進行有意義的辯論和妥協。例如在1994年，巴勒斯坦領導人亞西爾·阿拉法特(Yasir Arafat)和以色列外長希蒙·佩雷斯(Shimon Peres)在這個舞台上握了手。在那六年之前的1988年，希臘和土耳其簽署了稱作《達沃斯宣言》(Davos Declaration)的不交戰協議。該論壇讓多方利益相關者參與的方式，有時會帶來可觀的成效——最近在巴黎舉行的氣候變化談判就採用了這種模式。
然而與此同時，達沃斯的很多對話都是一種「消過毒」的辯論。
「為了吸引各種著名的政治人物、富豪和名人，」《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前主編比爾·艾默特(Bill Emmott)曾經寫道，「他們把這個會議開得很安全。」
「我說的安全不是指不會受到恐怖襲擊，雖然我也希望能保障那種安全，」他接著說。「我指的是沒有意外，不發生爭議的安全。他們做了安排，來防止爭論、對抗和挑釁的發生。」
兩年前，烏克蘭總理米克拉·阿扎羅夫(Mykola Azarov)已經飛抵達沃斯，原本定於在一個周五的下午發表講話，但幾名抗議者在基輔遭到槍擊後，主辦方撤回了對他的邀請。他待在酒店房間里接受英國《金融時報》(The Financial Times)採訪時，批評了這種怠慢的態度。
阿扎羅夫接受採訪時說，「該論壇本來有一個獨一無二的機會，來傾聽烏克蘭政府首腦的意見，了解更廣泛的觀點。很難說在這件事上誰的損失更大。」
多年來，維基解密(WikiLeaks)一直是政策專家及商業領袖在達沃斯論壇上討論的主要話題。維基解密的創始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曾受邀到該論壇發言嗎？沒有。美國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前承包商僱員愛德華·J·斯諾登(Edward J. Snowden)在泄露了數百萬份有關美國電子監控計劃的文件後流亡俄羅斯。他在俄羅斯通過視頻參加了幾次活動。但他也從未受到邀請。
當然，該論壇在邀請嘉賓、安排日程時需要保持警惕，因為它不想讓這一周的時間成為世界領導人互相抨擊或宣揚危險思想的舞台。
但一些批評人士早就表示，該論壇的組織工作過於謹慎。
「世界經濟論壇是一場縝密安排的活動，一切都不能有差池，」弗蘭克·福格爾(Frank Vogl)於2001年在《全球政策論壇》(Global Policy Forum)上寫道。「每個討論話題都經過了仔細考慮和研究，每個參與者都經過預先篩選，每一天的每一個時刻都受到了細緻入微的管理。該論壇就像最好的瑞士表一樣精準運轉。」
某些話題會被避開。比如，直到去年，有關男女同性戀、雙性戀或跨性別人群的權利的討論，都沒有進入過議事日程。部分是因為一些來自中東及東歐的代表團反對討論這種話題。
至於朝鮮，情況或許會變得很棘手。如果朝鮮參加論壇，拜登、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等嘉賓很難不遭到批評。
朝鮮駐日內瓦外交使團副大使崔明南(Choe Myong-nam)表示，「世界經濟論壇是基於政治動機做出這一決定的，因為組織者突然決定取消邀請，選擇支持好戰的美國和那些對朝鮮奉行敵對政策的盟友。」他說，「我們百分之百確定，有人在施壓，甚至是要挾。」
當然，朝鮮只是這個愈發複雜和危險的世界面對的挑戰之一。在當今的環境中，恐怖襲擊不斷升級，經濟及政治動蕩不斷加劇，把達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看作解決世界問題的靈丹妙藥或許是不公平的。要想舉行一場存在不同聲音的會議，首先要各方都參與才行。但在這個分歧加劇的世界，把他們請進同一間屋子，或許更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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