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參「人民幣貶值使中國擔憂再次升溫」
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貶值不斷，這正在動搖全球金融市場。越來越多的觀點擔心人民幣迅速貶值有可能招致資本流出中國，進一步拉低中國經濟。在1月7日的全球市場，股價出現大幅下跌，同時原油價格跌破了雷曼危機後的低點。在美國可能進一步加息的背景下，很看到人民幣貶值止步跡象。
中國人民銀行（央行）7日發佈報告稱，「一些投機勢力試圖炒作人民幣並從中牟利，其交易行為與實體經濟需求無關，不代表真正的市場供求，只會導致人民幣匯率異常波動，向市場發出錯誤的價格信號」。由於無法遏制人民幣貶值，當局的焦慮正在加強。
人民幣匯率加速貶值始於2015年底。起因是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FRB）于12月啟動了時隔9年半的加息，越來越多觀點認為與人民幣相比，持有美元更加有利。
7日，人民銀行將每天早上發佈的作為人民幣交易基準的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定為1美元兌6.5646元，降至約4年零10個月以來的最低水平。
在中國股票市場，因看空人民幣貶值，上證綜合指數比前一個交易日暴跌7％以上。繼4日之後，再次觸發了行情劇烈波動時停止交易的「熔斷」機制，出現了開盤後僅僅30分鐘就停止全部交易的罕見情況。
力爭維持行情穩定的措施反而導致了混亂，感到驚慌的中國證券當局宣佈，自8日起暫停實施4日剛剛引進的這項制度。
人民幣貶值將提升中國的出口競爭力，另一方面如果迅速貶值，損害經濟穩定的負面影響將加大，例如資本外流將進一步加速、背負外幣負債的中國企業業績惡化等。
2015年夏季，由於擔心中國經濟減速導致世界經濟增長放緩，發生了世界性的股價聯袂下跌。目前受人民幣貶值的影響，對中國經濟的擔憂重燃，正在對世界金融市場産生影響。
中國政府將於19日發佈2015年實際國內生産總值（GDP）增長率，預計將低於7％，創出25年以來的最低增速。中國政府為了保持經濟的穩定，似乎希望避免人民幣匯率的劇烈波動。
主導人民幣貶值的是香港和倫敦等位於中國本土之外的人民幣離岸市場。在這些市場，6日人民幣匯率貶值至1美元兌6.7310元，創出了自2010年啟動交易以來的最低點。7日也一度刷新最低點。
在離岸市場，中國人民銀行的限制無法起作用。在中國人民銀行通過國有銀行進行外匯干預之外，基於比較自由的交易的匯率正在形成。這給處於當局控制之下的上海外匯市場的人民幣匯率産生了影響，正在推動人民幣貶值。除了中國經濟減速之外，受美國進一步加息導致中美利率差擴大這一預期的推動，構成了人民幣賣盤局面。
http://zh.cn.nikkei.com/china/cfinancial/17729-20160108.html
世銀表示：「新興市場主要經濟體同時走下坡阻礙全球化解貧窮、共享繁榮的目標，因為新興市場是過去10年來推動全球經濟成長的主力。」
中國經濟自去年中開始成長減速已對全球市場帶來重大影響。世銀周三預期中國今年GDP成長6.7％，較先前預期下修0.3個百分點，創下1990年以來最低成長率。
主要新興經濟體當中不僅中國成長減速，諸如巴西及俄羅斯經濟衰退更超乎預期，主因是商品價格滑落重創兩國出口業。世銀周三預期巴西今年GDP萎縮2.5％，較先前預估值下修3.6個百分點。俄羅斯今年GDP也將萎縮0.7％，較先前預期下修1.4個百分點。
世銀首席經濟學家巴蘇（Kaushik Basu）表示：「包括巴西、俄羅斯、中國及南非在內的4大新興市場同時走下坡，連帶殃及全球經濟。」
開發中國家在中國需求減弱及美國升息雙重影響下，今年GDP僅能成長4.8％，較先前預期下修0.4個百分點，其中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GDP成長率也在今年縮小至3.4％，創下2009年以來最低成長率。
相較之下，已開發國家前景還算穩定。世銀周三將美國今年GDP成長率下修0.1個百分點至2.7％，與去年的2.5％相比成長加速。世銀也將今年歐元區GDP成長率下修0.1個百分點至1.7％。
]]>此後，人民幣短暫進行區間整理後，隨即一路走跌。在去（2015）年封關日的中間價與即期價一致性地跌至6.4936元，累計全年跌幅達4.46％;但新年開盤第一天，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繼續貶至6.5032，在岸即期匯率則貶至6.51，創下四年半新低，離岸人民幣匯率也貶至6.6價位。
引起人民幣重貶的成因不一而足；首先是，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後走緩；2015年上半年經濟成長7.0％，第三季6.9％，全年粗估值約6.8％左右。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資料，中國大陸信貸擴張差額已達到25.4％，高於巴西的15.7％和土耳其的16.6％，在主要經濟體中位列榜首。2014年中國經濟整體（含金融機構）的債務總額為150.03萬億元，占GDP的比重，從2008年的170％上升至235.7％。另中國國家統計局於去年底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5年12月份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為49.7，雖較11月份的49.6略高，但低於市場預期，連續第五個月呈現收縮；又中國產能過剩問題未解、房市泡沫風險未減、加上地方債務及影子銀行風險有增無減。換言之，中國硬著陸風險大為提高。
其次是，人民幣在去年11月底取得IMF的「入籃」資格利多後，卻不升反降；有論者謂，應是人行有意讓人民幣貶值，以減輕出口衰退之故；但此舉更加重投資人對人民幣貶值的預期心理，紛而拋售人民幣資產，反而加速貶值速度；第三，人行在去年為救經濟及股市，共有六次降息及五次降準，繼以美元升息及升值的磁吸效應，資金外流日趨嚴重。據國際金融協會（IIF）發布最新報告指出，2015年中國資本外流將超過5,000億美元；巴克萊也預估，人行至少流失近14％的外匯儲備。
然而，人民幣貶值讓亞洲新興市場貨幣競貶值的機率大增；因為，這些國家是全球主要原物料供給者，而中國則是最大的需求者；近幾年，全球原物料需求因中國經濟趨緩而減少，不僅原物料創下16年來新低行情，也造成許多天然資源豐富的國家失去經濟依靠；在經濟衰退，復又美國QE退場後，大量資金回流美國，新興市場資金流動性大幅降低。為振興出口救經濟，大部分國家不得不採取貶值措施；而人民幣一貶，這些新興市場的貨幣更得以競貶因應。至於台幣，則因台灣出口連11個月負成長，且經濟成長面臨「保1」危機，央行顧不得Fed升息，而逆勢採取降息措施，徒使台幣匯率走貶，在亞幣、特別是韓元貶值下，預料有機會看到34元。
]]>「中國政府對此表示堅決反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周三的例行記者會上措辭嚴厲地說，「實現半島無核化，是中方的堅定立場。」
的確，引爆核彈的決定暗示着朝鮮與中國關係上的一次嚴重鬧翻。中國官員曾在去年秋天同意派遣一名高級官員前往朝鮮首都平壤參加閱兵式，這是自從現任領導人金正恩2011年上台以來的首次，條件之一是朝鮮不再進行核試驗，國務院前朝鮮問題高級專家李維亞(Evans J. R. Revere)說。
現在，中國領導人處於一種困難境地。他們面臨著對朝鮮採取嚴厲經濟懲罰的巨大壓力，但他們也擔心，任何可能產生的不穩定會滲入自己的領土。他們還面臨著人們對中國在過去幾個月里為討好金正恩所做努力的質疑，許多中國人認為金正恩是一個奇怪且粗魯的人物。
中國也必須正視這樣一種前景：就在中國尋求在太平洋地區確立主導地位的時候，朝鮮的行動可能激發美國、日本和韓國等國家加強在該地區的軍事力量。
「這正是中國不需要的，」澳大利亞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國家安全學院(National Security College)院長羅里·梅德卡爾夫(Rory Medcalf)說。「如果說，有一個問題能確保美國重新調整戰略注意力，將其集中在亞洲的話，那就是朝鮮的核挑釁，尤其這種聲稱把平壤的破壞能力提升到一個新水平的挑釁。」
周三，中國官員迴避了有關他們是否會對朝鮮採取經濟制裁的問題，比如通過減少石油或食物的運輸。中國是朝鮮最大的經濟夥伴，2014年，兩國之間的貿易總額為64億美元。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成曉河表示，中國有幾種對朝鮮增加經濟壓力的方法，包括對允許訪問朝鮮的遊客人數加以限制，或減少中國從朝鮮進口煤炭等大宗商品。
但他表示，北京的領導人在採取更嚴厲的措施之前，應持謹慎態度。
「如果中國單方面實施制裁的話，它將失去更多的招數，」成曉河說。「向朝鮮施加更多的經濟壓力也可能會導致金正恩下台、朝鮮的政權崩潰，以及中國不希望看到的各種不可預測的情況。」
自從朝鮮戰爭以來，中國和朝鮮一直是盟友，中國共產黨在朝鮮戰爭中出兵保衛了朝鮮。從那以後，中國一直在幫助維持金氏家族的統治（金正恩的父親和祖父在他之前統治朝鮮），為朝鮮提供經濟援助和政治支持，即使在面臨嚴厲批評時。
中朝兩國的關係近年來越來越緊張，因為朝鮮無視聯合國的警告，繼續推動其核計劃。朝鮮在2013年宣布已進行了一次核試驗之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曾警告說，世界和平不應因一個國家的行動而受到威脅。
近幾個月來，中國領導人似乎在重新調整他們的策略，他們看似接受了金正恩繼續執政的時間將比他們所預期的要長的觀點，儘管金正恩做事魯莽。
去年10月，一位中國高級官員前往平壤參加了慶祝金正恩的執政黨成立70周年的活動。習近平還發了親署函，稱讚金正恩「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等方面取得積極進展。」
去年12月，似乎是作為一種表達善意的姿態，金正恩派了一個朝鮮流行樂隊來北京演出。但樂隊在最後一刻取消了表演，表明兩國關係再度出現緊張氣氛。
華盛頓的國際戰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高級顧問邦妮·S·格拉澤(Bonnie S. Glaser)說，朝鮮製造的煩惱增加了習近平所面臨的一系列挑，這些挑戰包括經濟增長放緩，以及南中國海不斷上升的緊張氣氛。
「習近平不希望看到邊界地區出現不穩定，這與他的前任們一樣，」她說。「中國在外交上會與朝鮮保持距離，但兩國的經濟關係會繼續發展。」
國務院前高級研究員李維亞表示，說服中國對朝鮮採取包括經濟制裁在內的嚴厲行動，對阻止朝鮮的核計劃至關重要。
「事實上，中國是朝鮮的唯一朋友，」他說。「同中國一起，我們至少有些希望讓朝鮮政權明確其選擇。沒有中國的參與將削弱我們採取有效措施的能力。」
許多中國人對中國共產黨與朝鮮的結盟不滿，雖然也有人說，在這個地區擁有朋友非常重要。
許多人在周三表示，他們對朝鮮變幻莫測的行為越來越擔心。
在邊境城市延吉，居民們說他們感覺到了來自試驗武器爆炸的影響，爆炸相當於一個5.1級的地震，導致房間里桌子和椅子搖晃。大批人登上網絡論壇，試圖搞清楚發生了什麼事。
「城市會遭受核污染嗎？」一個帖子問道。「輻射會傷害我們嗎？我們安全嗎？」
]]>盡管美國的利率不斷上升，但市場今年最關註的問題將是中國經濟的狀態。按購買力平價衡量，中國已經是全球最大經濟體，並將在未來幾年在絕對值基礎上超越美國。
IMF數據顯示，過去五年期間中國為全球經濟增長貢獻了35%，並將在2020年底之前繼續貢獻30%的經濟增長。
然而，一些官方數據的質量可疑，阻礙了恰當分析。老牌的發達經濟體已經很難衡量，而中國是在變化極其快速的時期建立新的測算體系。政治乾預可能加劇了這方面的問題。
整理並發表分析師預測的“共識經濟學公司”(Consensus Economics)對其研究中國經濟的專家小組的成員進行了調查，這些人建立了有關中國經濟的另類模型。盡管多數經濟學家預測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今年增長6.5%，與官方目標相符，而2015年增長6.9%，但這個專家小組的估測低得多——今年增長4.8%，2015年增長4.3%。
如果經濟增長那麽低，那有可能產生深遠影響，特別是對那些依賴對中國出口大宗商品的國家而言。
根據預測，印度將是2016年表現最佳的大型經濟體，估計增長7.8%，略高於2015年，該國經濟繼續受益於油價下跌。印度還仍具有較高的利率，因此在增長放緩的情況下可以運用貨幣政策。
另一個有望表現出眾的經濟體是印尼，預計增長4.9%。
金磚四國中的另外兩個——巴西和俄羅斯——在2015年陷入嚴重經濟衰退，今年很可能繼續衰退。俄羅斯的復蘇將得到盧布持續貶值的幫助；自2015年4月以來，盧布兌美元匯率下降30%。
如果更高的美國利率導致美元進一步升值，一些發展中經濟體可能面臨兩難。貨幣貶值可能導致更高的通脹和資本外逃，但如果為了對抗這種局面而加息，就可能掐滅本來就很弱的增長。
新年發布的首批重大數據將是財新和Markit定於今日發布的中國採購經理人指數。2015年最後一個季度的中國GDP數據定於1月20日發布。
]]>成員國還包括文萊、柬埔寨、印尼、寮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和越南的東盟雖然中等收入階層快速擴大，仍也仍有大量貧窮人口和普遍的收入分配不均現象。東盟領導人們希望將於週四正式建立（未來仍需要花費多年時間進行完善）的東盟經濟共同體能使所在地區的更多人獲得經濟利益，他們預計目前總規模接近2.6萬億美元的這一共同體，實力將在2030年擴大將近一倍。
東盟經濟共同體秘書長黎良明(Le Luong Minh)表示，這對於東盟來說是一個重要里程碑。他指出，不到半個世紀前一些東南亞國家尚處於戰爭之中，但到目前東盟已取得了巨大進展。
東盟經濟一體化也是奧巴馬政府重返亞洲外交政策的核心，這一政策目的之一是制衡中國在這一地區軍事和經濟影響力的擴大。例如，美國一直在幫助東盟國家推進海關及貿易程序一體化。
短期內，美國不太可能與東盟簽署重大協議，而是希望啟動覆蓋12個國家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並且將這一協定擴大到印尼和菲律賓等其他有意向加入的國家。目前東盟國家中文萊、馬來西亞、新加坡和越南均為TPP成員國。協定10月份已經完成，但最早在明年年初將面臨國會表決，情況並不樂觀。
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太平洋論壇駐夏威夷主管貝克(Carl Baker)稱，美國的設想是從建立TPP開始——建立貿易黃金標準——然後慢慢在亞洲建立標準，以便更好地實現一體化。貝克還說，在東南亞國家建立共同體之際與之合作，美國將此視為平衡中國經濟影響的一個替代方法。
中國和日本在鄰國中爭奪勢力和影響力之際，中日政府也均表示支持東盟的一體化努力。
東盟一體化目標類似上世紀50年代歐盟前身的目標，當時那個地緣政治集團的成員在聯合之前經歷了數十年的紛爭。和歐洲類似，更充分的一體化可能需要數十年的時間。
東盟經濟共同體不計劃推出像歐元一樣的共同貨幣。與歐盟免護照的申根區不同，該集團仍限制跨境旅行。跨境服務（比如金融和運輸）等面臨的壁壘的消除正在進行中。專家們稱，儘管東盟成員近年來下調了進口關稅，但進口配額和對外籍工人的語言要求等其他壁壘仍需要數年時間才能消除。
另參 TPP遭多名美國總統候選人反對
http://cn.wsj.com/gb/20151229/bgh134139.asp?mod=trending_now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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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全球性的焦慮異乎尋常。過去30多年來，不管什麽時候，都至少有一個世界強國極為樂觀。上世紀80年代末，日本仍沉浸在長達數十年的繁榮之中，自信滿滿地在世界各地收購資產。上世紀90年代，美國沐浴在冷戰勝利和長期經濟擴張的光輝中。本世紀初，歐盟(EU)樂觀自信，發行了單一貨幣，成員國數量幾近翻倍。而在過去十年的大部分時期，中國日益增強的政治和經濟實力贏得了全世界的尊敬。
然而，就當前而言，所有的大國似乎都有些茫然，甚至是擔憂。我今年遇到的唯一有些例外的是印度——該國政商兩界精英似乎仍然受到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改革熱情的鼓舞。
相比之下，在日本，對名為“安倍經濟學”的激進改革方案的信心正在減弱，人們不再那麽相信這種改革能夠真正打破該國的債務和通縮周期。與中國持續的緊張關系也加劇了日本的不安。然而，我在今年年初訪問中國後得到的主要印象是，這個國家也感覺要比兩年前不穩定得多。中國政府輕輕鬆鬆實現每年8%或者以上增長的時代已經結束。對國內金融穩定的擔憂正在積聚，夏季股市動盪就是例證。
然而，不安主要還是源於政治領域。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領導比其前任更具活力，但也更不容易預測。官員和商人感到不安，他們擔心在反腐運動中被抓——反腐已經導致逾10萬人被捕。
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對全球產生了影響。當中國點燃大宗商品繁榮的時候，巴西經濟就像一個被快艇拽著的滑水運動員一樣高速行進。然而，如今巴西經濟已沉沒於波濤下方，經濟收縮4.5%。巴西總統迪爾瑪•羅塞夫(Dilma Rousseff)深陷腐敗醜聞當中，並遭到了彈劾。
歐洲也很沮喪。今年巴黎遭受了兩場血腥的恐怖襲擊。隨著希臘瀕臨被逐出歐元區，困擾歐洲大陸多年的經濟危機可能在明年7月達到高潮。與此同時，作為歐洲政治和經濟標桿的德國現在則被逾100萬難民的涌入弄得焦頭爛額——這些難民大多是為了躲避中東戰亂而進入德國的。歐元已經在德國和南歐國家之間造成裂痕，難民危機又讓德國與東歐國家產生不和。同時，英國威脅要離開歐盟，而法國空前之多的選民轉向支持極右翼黨派。
如果你從經濟數據判斷，美國應該是所有這些陰霾中的例外。美國連續六年經濟增長，失業率在5%左右，並且在互聯網經濟領域占據主導地位。然而公眾情緒仍很糟糕。作為美國兩大政黨之一的共和黨可能真的將粗魯的煽動家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提名為總統候選人，這一前景表明美國並非泰然自若。實際上，特朗普的整個競選活動以及共和黨其他主要競爭對手的競選活動都是建立在如下觀點之上：美國正在危險地衰落。除了這些國內因素以外，這種全球不安的背後還有共同因素嗎？顯然，全球經濟沒有完全從金融危機中復蘇。人們還普遍擔心，在多年非常規貨幣政策之後，另一場金融或經濟危機可能正在醞釀當中。
在政治和安全方面，中東地區的內爆仍在持續。事實證明，中東地區以外的強國無法恢復該地區的秩序，它們發現，混亂正以難民危機和聖戰恐怖主義的形式蔓延至非洲和歐洲。
最大的共同因素也是最難解釋的——不斷發酵的反精英情緒，加上對不平等的擔憂以及對法國、巴西、中國和美國這樣截然不同的國家隨處可見的腐敗的不滿。在美國和歐洲，此類抱怨往往與盛行的國家衰落說法聯系在一起。這些社會和經濟方面的焦慮對政治產生影響，引發了對習近平、特朗普或者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等“強勢”領導人的需求，這些領導人承諾（無論多麽的虛偽）會拿腐敗的精英開刀，為小人物做主，並維護國家利益。
全球陰霾讓國際政治體系感覺就像是一個仍然難以從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患上的重病中恢復的病人。如果沒有進一步的重大沖擊，復蘇應該會逐漸加速，最糟糕的政治症狀可能消退。然而，病人是虛弱的。另一場重大沖擊，比如一次重大恐怖襲擊或者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就可能帶來切實的麻煩。
]]>李克強當時的好興致是很容易解釋的。作為歐盟(EU)最有影響力的領導人，默克爾表示對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MES)“原則上持積極態度”，這帶來了新的希望，預示北京方面最重大的心願之一有可能在2016年實現。
不過默克爾也坦承，市場經濟地位是一把雙刃劍。她警告說，中國仍有工作要做，尤其是在採購合同方面。在這次訪華行程中的其他站，她也提醒說，歐洲的鋼鐵和太陽能產業需要得到保護（這兩個產業被認為格外容易受到中國傾銷的影響）。
默克爾傳遞出的含混信息——分別為李克強和歐洲工業界“量身定製”——暴露出歐盟在是否授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上的為難處境。
參與相關事務的外交官和商界人士表示，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最早可能會在2016年2月提議賦予這個共產主義國家市場經濟地位。之後，歐盟28個成員國和歐洲議會將需要決定是否批準這一提案。英國是中國最堅定的支持者，意大利則堅決反對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
在支持者來看，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是贏得北京方面好感的好辦法。這麽做會減少歐盟企業在華投資建廠的障礙，也可以促使中國增加對歐洲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
批評者則稱，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將毀滅歐洲傳統產業，包括鋼鐵、陶瓷和紡織等，因為那時再要用反傾銷稅報復中國的傾銷行為將困難得多。位於華盛頓、立場左傾的經濟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估計，假如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歐盟境內多達350萬個工作崗位將面臨威脅。
歐洲之所以需要在明年就是否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做出決定，是因為2001年的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議定書中列有相關條款。中國政府聲稱，根據議定書，中國將在2016年底自動成為市場經濟國家。歐盟則需要就是否認同這一解釋做出決定。
歐洲傳統產業帶頭發起了抵制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宣傳攻勢。產值達280億歐元的歐洲陶瓷產業聲稱，多達10萬個工作崗位有危險了，占該產業歐洲用工總人數的一半。根據歐洲陶瓷工業協會(Cerame-Unie)的數據，在開徵反傾銷稅之前，在截至2011年的7年裡餐具產業損失了約3.3萬個工作崗位。
歐洲陶瓷工業協會會長阿蘭•德爾古(Alain Delcourt)表示：“我們所想的不是要保護市場，而是要確保公正、公平的競爭環境，防止傾銷、補貼之類的不公正行為的有害影響。”
盡管鋼鐵需求疲軟，但根據歐洲鋼鐵聯盟(Eurofer)的數據，過去兩年流入歐洲的中國產鋼鐵接近翻倍。該組織警告稱，一旦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將出現“大規模工作崗位流失和工廠關閉”。歐洲鋼鐵聯盟總乾事阿克塞爾•埃格特(Axel Eggert)表示：“我們有最開放的市場，但我們的（貿易保護）手段不如其他地區有效，比如美國。”
他的言論反映出，人們普遍對歐盟委員會遲遲不採取行動對抗不正當貿易行為感到不滿。商界人士往往認為，布魯塞爾方面不願意對中國動用反傾銷稅，因為這樣做可能促使北京方面威脅對不相關產業採取反制措施。例如，2013年，在圍繞太陽能技術的貿易爭端中，北京方面就威脅要限制對歐盟葡萄酒的進口。
歐盟委員會官員抱怨稱，工業界誇大了有關歐盟會放棄所有保護手段的說法。部分官員甚至預計，處在價值鏈較高端並且採用中國廉價原材料的歐盟製造商有望從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中獲利。
歐盟貿易官員表示，可以採用其他保護措施——包括反補貼措施——對付市場經濟國家，比如美國和俄羅斯。企業則抱怨，與傾銷案相比，這麽做的舉證負擔要大得多。在反傾銷案例中，布魯塞爾方面可以參照第三國價格來證明中方價格過低。反補貼調查則可能會要求提供相關文件作為證據，而這些文件往往不可能從中國得到。
歐洲國際政治經濟中心(ECIPE)主任霍素克•李-牧山浩石(Hosuk Lee-Makiyama)預計，這將是一場曠日持久的鬥爭。“即便歐盟今天啟動立法程序，也不太可能準備好在2016年截止日期之前實行。部分成員國首先就對反傾銷的公平規則存在顧慮，它們也會出於這個原因左右本國在歐洲議會的議員。”
]]>不過，北京試圖重啟這條古老貿易路線的「一帶一路」計劃正在製造地緣政治壓力，這些國家越來越擔心會變得過度依賴中國。
哈薩克斯坦擔心自己難以招架，對中國投資和移民進行了限制。吉爾吉斯斯坦希望增進與俄羅斯的關係，用來平衡北京的影響力。
通過該導彈協議，土耳其是在轉向中國。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減少對北約的依賴。「在一些行動上，我們的國家利益和北約的利益可能不一致，」土耳其國防部副部長伊斯梅爾·德米爾(Ismail Demir)說。
但協議立即遭到了西方的反對。
除了技術問題，因向伊朗、朝鮮、巴基斯坦和敘利亞提供彈道導彈技術，這家名為中國精密機械進出口有限公司的供應商是西方的制裁對象。因此，在和該公司合作的基礎上進行的土耳其出口可能也會受到制裁。
讓情況愈發複雜的是，中國在很多問題上都是俄羅斯的親密盟友。但在這裡，因為入侵敘利亞並從烏克蘭奪去了克里米亞，俄羅斯特別不得土耳其的信任。而且自從在朝鮮戰爭期間派遣一支龐大的軍隊同朝鮮和中國作戰之後，土耳其一直是美國的親密盟友。
涉及中國的導彈項目「確實是一件讓人驚呼『土耳其在轉變』的事情」，位於安卡拉的獨立研究機構社會政治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Political Researches)亞洲問題專家穆罕默德·索伊萊梅茲(Mehmet Soylemez)說。「中國想重塑全球金融和經濟結構。」
憑藉其財富和市場，中國是一個令人垂涎的合作夥伴。
絲綢之路沿途的很多國家，都惱於難以同歐盟發展更緊密的經濟往來。而且它們擔心，美國主導的大型地區性貿易協議「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TPP）可能會讓馬來西亞和越南佔據優勢。
「這麼多年了，我們一直徘徊在歐盟大門口，大家都快不抱希望了，」沙欣·塞利克(Sahin Saylik) 說。他是土耳其大型汽車配件生產商科派公司(Kirpart Otomotiv)的總經理。「土耳其沒有加入TPP，阿拉伯世界的各種問題又迫使土耳其做出其他選擇。」
然而，與中國的關係是一邊倒的。土耳其每年從中國進口價值250億美元的商品，而出口卻僅有30億美元。
在土耳其，商店裡充滿了從吸塵器到餐具在內的各種中國商品。中國公司購買了土耳其的多座煤礦和大理石礦，並且擁有土耳其第三大集裝箱碼頭65%的股份。中國在幫助建設十幾條鐵路，並且已是土耳其的軍火供應商，在向其出售技術含量較低的火箭彈。
出於成本方面的考慮，越來越多的公司轉向中國購買零部件或進口成品。Arzum是土耳其著名的家電生產商，它在本地設計和推廣其熱銷的新款Okka單杯土耳其咖啡機。但是，這些咖啡機是在中國華南地區製造的。
「十年前，土耳其並沒有看到中國製造業的威脅。」Arzum董事長T·穆拉特·科爾巴希(T. Murat Kolbasi)說。「威脅必須轉變成機遇。」
中國公司也可能會迅速地斷絕關係。
國有企業中國機械設備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突然退出了一項3.846億美元的交易，不再購買土耳其埃斯基謝希爾及周邊幾個省份電網75%的股份。土耳其今年6月的全國選舉對電力行業未來的監管帶來了不確定性，而退出一事就發生在選舉之後幾天之內。
這家中國公司沒有向土耳其電力(Turkish Electricity)提供取消交易的官方原因，並拒絕就此事置評。
全國性的電網企業「土耳其配電公司」(Turkish Electricity Distribution Company)正起訴這家中國公司，以期獲得違約賠償。土耳其電力公司首席執行官穆克雷米·塞帕尼(Mukremin Cepni)表示，他為埃斯基謝希爾的項目工作了18個月，如今對與中國的合作不再抱有熱情。
「我不會對他們有好感，因為我個人投入了很多，他們的不告而別耗盡了我們的熱情，」塞帕尼說。
民族問題使得與中國的關係進一步複雜化。該地區的許多國家信奉伊斯蘭教，有十幾個國家說不同版本的土耳其語言，有一部分是因為受到當年奧斯曼帝國的影響。
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北京當局對新疆說突厥語族語言的維吾爾穆斯林執行的嚴苛政策加劇了該地區的緊張局勢。北京譴責維吾爾人對中國腹地的漢人進行了一系列攻擊。
2009年中國鎮壓維吾爾人的抗議活動時，當時任土耳其總理的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譴責了這些行動，稱之為「一種種族滅絕」。今年7月，土耳其人和維吾爾人在伊斯坦布爾和安卡拉進行了兩輪抗議活動。
而現在，作為土耳其總統的埃爾多安卻將與中國的關係視作重中之重。他平息了今夏的反華抗議，呼籲國人警惕社交媒體上有關中國如何對待維吾爾人的傳聞。
之前曾力挺維吾爾人的一些土耳其民族主義團體，比如安納托利亞青年團(Anatolia Youth)，做出了響應，軟化了對中國的立場。該團體的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馬哈茂德 泰梅爾利(Mahmut Temelli)表示，他認為，在導彈問題上，「應該保持與中國的合作。」
兩年前，導彈一事成為了國際議題，當時土耳其國防部宣布傾向於接受中國的投標。這擊敗了來自美國的出售成套愛國者導彈的投標，以及西歐和俄羅斯的類似提議。
土耳其希望大量生產導彈，也許幾年後還能出口，不再依賴北約偶爾部署的愛國者。「只用愛國者導彈保衛不了911公里的邊界線，」梅爾韋·塞倫(Merve Seren)說。他是安卡拉一家親政府的公共政策團體「政治、經濟與社會研究基金會」(Found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的安全專家。
土耳其國防部副部長德米爾認為，F-16戰鬥機——像擊落俄羅斯戰機的那兩架——無法連續巡邏，而導彈系統可以全天待命。
隨着敘利亞衝突的惡化，北約有限的愛國者導彈供應意味着，這些部署的導彈僅夠保護三座土耳其城市。而且，在俄羅斯戰機被擊落後，北約還開始撤回這些導彈。
「北約的防空系統部署時斷時續，」德米爾說，僅在土耳其與俄羅斯戰機事件之後的幾個小時，視頻在電視上播放，充當背景。「我不知道它是否在給出夥伴可以依靠的訊息。」
不過，土耳其的導彈計劃中有一個巨大的盲點。
土耳其的軍事分析師比較了一系列變量，如導彈射程以及分享技術和合作製造的意願等。德米爾稱，該分析報告獲得了由國防部長、軍隊將領和總統本人組成的一個委員會的批准。
但是，沒有人向外交部諮詢土耳其的盟友會有什麼反應，其中部分原因是，北約容忍了希臘通過塞浦路斯購買俄羅斯的防空導彈。德米爾說，「他們在事情完成後才得到通知。此事並沒有被當成會有諸多政治後果的特殊計劃。」
在宣布中國在競標中領先後，幾天之內，北約便組織了意在推翻該決定的行動。美國總統奧巴馬、西歐各國領導人以及北約的主要指揮官輪番與土耳其領導人接觸。
北約官員一直出言謹慎，聲稱任何國家都有權選擇自己的裝備。但是，在公開場合，他們表示擔心中國的導彈可能與北約的裝備不兼容——而在私下裡，他們也不願分享技術細節以實現這種兼容。
上月，土耳其選擇了自行完成部署計劃。它很可能會將一些零部件轉包給海外生產商，其中或許就包括中國精密機械進出口有限公司。
在俄羅斯戰機被擊落的那個上午，在德米爾辦公室外面的書架上，放着一塊雕刻的金屬板。這塊裝在精美的黃檀木盒中的金屬板就來自這家中國精密機械公司。德米爾表示，經過與中國軍火商無數個小時的談判，雙方締結的關係將使今後的軍事合作變得更加方便。
「我們花時間與這些公司交涉是有價值的，」他說。
]]>儘管他的言論不斷衝撞美國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底線，儘管所有主流媒體都對他不假詞色，他在共和黨群眾中的支持度始終領先第二順位候選人15%以上。在川普對壘民主黨的希拉蕊之情境下，他在全國民調的平均支持度仍高達42%，落後希拉蕊僅僅6個百分點。
這些民調數據逼使我們必須認真解析川普現象所反映的美國政治隱憂。其實，長久以來種族主義、仇外思想、反智傾向一直是美國政治生態中具有很大政治動能的暗流，這三股暗流再搭配上基督教原教主義，構成凝聚共和黨底層群眾的精神食糧。
由於共和黨的核心主張是維護富裕階層的根本利益，但是單靠富裕階層的選票是無法贏得選舉多數的。所以，過去美國共和黨的選戰策略家的如意算盤是：一方面在大金主青睞的候選人中協商出最有機會當選的一位，然後用鋪天蓋地的媒體文宣來塑造其愛國主義面貌以及親民形象，爭取中間選民認同。另一方面試圖透過分眾媒體來激發這些易受種族主義、仇外思想、反智傾向煽動的草根群眾，這樣才能平衡民主黨在少數族群選民中的先天優勢。
例如過去幾年，茶黨候選人就不斷利用社交媒體散播歐巴馬其實是回教徒這樣的耳語，來挑動這些草根群眾的情緒。但在主流媒體上，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會避免旗幟鮮明地與這三股暗流相呼應，以免嚇跑了中間選民。
川普原本就不可能是共和黨金主屬意的人選，因為他們駕馭不了他。但他們萬萬沒有想到，川普居然膽敢以最赤裸裸的方式，來鼓動這批以中低教育程度白人選民為主體的草根群眾，在他全面挑動之下，這三股暗流全面沸騰起來成為淹沒共和黨初選的洪流。
川普鋌而走險能夠成功，是因為很多選民心理上無法適應國內外環境的劇烈變動。首先，是美國社會結構加速兩極化，其次，是美國霸權面臨中國快速崛起的挑戰，再者，是美國全球反恐戰爭近乎全盤失敗，這三重劇烈變動讓他們失望、挫折、焦慮，甚至恐懼。
他懂得如何利用美國中下階層因為經濟地位下滑與就業環境惡化所滋生的憤恨，以及中產階級對跌落貧困的恐懼。最近20年，美國教育機會日趨不公，社會流動幾乎停滯，美國夢早已破滅。勞工階級因為製造業空洞化而被迫接受服務業底層工作，白領階層因為數位科技與企業組織扁平化而經常面臨裁員或減薪。尤其在這一波景氣循環中，最富裕階層迅速恢復了金融海嘯前的財富，但絕大多數的白領與藍領階層完全感受不到景氣復甦。
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Center）的最新調查，美國有將近五分之一的家庭，不是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就是趨近貧困。大量受過中等或中下教育程度的白人家庭不斷跌出中產階級行列，他們下一代更難翻身。這些受到經濟環境擠壓與充滿不安的中產階級與勞工階級選民，雖然有部分願意傾聽代表民主黨左翼的桑德斯參議員的主張，但是更多的則是被川普的聳動言詞所吸引。
由於多數美國民眾迄今仍難以接受美國獨霸地位逐步隕落的大趨勢，他善用譁眾取寵的誇張言詞，來挑起選民對於中國崛起的憂慮，並凸顯歐巴馬面對中國的懦弱。他更懂得利用九一一恐怖攻擊以來美國民眾內心揮之不去的恐懼，以及多數人仍拒絕接受美國全球反恐戰爭反而將美國帶入更危險境地的殘酷事實。美國為伊拉克戰爭付出高昂代價，卻換得ISIS趁勢坐大的惡果，並導致中東局勢全面失控，還禍延歐洲。
他把所有這些累積的挫折、憤怒與焦慮導向三群代罪羔羊：墨西哥移民、中國人，以及回教徒。川普現象完全打亂了共和黨的選戰步伐，令美國的歐洲盟邦不知如何對應，更讓美國國際形象雪上加霜。
但最令人擔心的是，川普現象就像近年來法國極右派興起一樣，是長期經濟困頓與外部危機四伏形勢激盪下的集體非理性反應，如果繼續受到政治狂熱分子的鼓動，這股洪流最終有可能將美國政治一步步帶向極端仇外與鎮壓異己的民主崩壞道路上。
]]>與此同時，筆者認為關註美好願景如何落實同樣是關鍵。畢竟存在一些看似矛盾的目標，在操作中自由發揮的尺度很大。例如，降杠桿、去產能必定導致經濟下滑，穩增長能否兼顧？鼓勵農民買房後，就業和社會服務是否可以保證？而這又和地方政府收入下滑之間的困境如何協調？
如此一來，不少問題在落實過程中存在不確定性。實際上，12月中國審計署發布的穩增長跟蹤審計結果，截至10月份，鐵路、水利等重大建設項目進度緩慢延滯，有些項目完成10％都不到，便足以說明難點在於落實。因此，明年能否做到增長放緩中的結構轉型，加快改革又不至於經濟失速，還需對以下三個方面的難點有充分準備。
第一，如何在全球經濟疲軟中防範金融風險？
2016年海外經濟的不確定性空前加大，體現在：
首先，美聯儲危機之後首次加息，但全球經濟走勢並不明朗，金融市場動盪不會減少。在筆者看來，美國經濟復蘇主要體現在服務業，尤其是地產與金融業，而二者對寬松貨幣政策依賴較重。其實美國製造業表現不佳，11月ISM製造業PMI跌至48.6%，且結構性改革進展緩慢，如非能源貿易逆差高於危機之前。前期低利率透支消費能力，以及勞動生產率提升緩慢，復蘇前景的不確定性影響美聯儲貨幣政策收緊步伐，預期分化加劇金融市場波動。
其次，發達經濟體中，歐洲日本面臨抗通縮，形勢嚴峻。伴隨著美聯儲貨幣政策收緊，如今發達國家貨幣政策已然出現分化，歐洲、日本抗通縮壓力超出預期。特別是一直被視為全球貿易晴雨表的波羅的海乾散貨指數（BDI）目前跌至破478，已差於次貸危機時的509點低位，且創1985年1月該指數創建以來最低水平，預示明年全球經濟困境。而考慮到油價超低位、鐵礦石價格下跌以及供需失衡，全球何時走出通縮尚不可知。
最後，新興市場國家危機重重。全球經濟疲軟，美元走強加劇債務負擔以及資金撤離，新興市場自2014年以來已經遭受重創，明年或繼續惡化，巴西、俄羅斯更是重災區。如今年巴西GDP預期降至1.5%，創下自2008年12月以來的最糟糕紀錄。俄羅斯面臨低油價與地緣政治風險，加劇經濟衰退的嚴重程度。與此同時，新興市場貨幣貶值風險加大，哈薩克斯坦、阿根廷、阿塞拜疆等相繼取消匯率管制凸顯資本沖擊壓力，明年亦是動盪之年。
除了明年全球經濟的整體困境並不比金融危機時樂觀，金融市場動盪局面也未見得比今年輕松。這就意味著不僅受制於新興市場需求疲軟，美國需求復蘇難以彌補缺口，明年中國出口形勢比今年更嚴峻。更意味著明年中國經濟依然面臨外匯市場動盪與資本項目流出的雙重壓力。
可以看到，今年“811”匯改之後，人民幣大幅貶值，雖然後期央行出手，但乾預成本也不小，外匯儲備一年之內從3.8萬億美元降至3.4萬億，情況嚴峻時外儲單月下降超過900億美元。加入SDR以後，人民幣再次對美元貶值，人民銀行發布CFETS匯率指數呼籲重視一籃子貨幣，是改革決心亦是外部環境惡化下的不得已之舉。與此同時，國內銀行不良貸款率上升，如果又要面臨壓縮產能、去杠桿，又要面對資本項開放，防範資金流出與海外動盪對中國金融安全的沖擊，是明年的最大考驗。
第二，如何協調各種目標在實施中可能存在的矛盾？
明年經濟工作的五大任務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是平衡穩增長與調結構的理想願景。其中，去產能與去杠桿不可避免的會對經濟造成沖擊，而去庫存、降成本、補短板又被寄希望於避免沖擊過大，支持增長不至於失速的舉措。但毫無疑問，根據以往經驗，理想情況在落實過程中必將面臨不少難點與困境。
以2015年中國經濟運行為例。中國審計署近日發表了全國穩增長跟蹤審計情況，結果顯示，截至10月底，鐵路、水利等重大建設項目存在進度緩慢延滯的問題。逾85億鐵路項目投資完成率不足10%，九成水利工程未辦正式用地審批。穩增長落實不如預期，在筆者看來，與資金匱乏，地方政府收入銳減而又承擔過多事權，地方官員激勵措施改變導致怠政情緒蔓延有關。
而去年年底通過的“43號文"，在今年執行過程中亦面臨困境，即存在財政約束過緊導致項目開工緩慢，穩增長力度不足的問題。其後不得不通過先後三次總計3.2萬億的地方政府債務置換風險才有所緩解。可以說，這邊是落實中改革與增長之間艱難平衡的鮮活案例。
展望明年，產能過剩化解位列五大任務之首。但毫無疑問，無論是去產能，還是去杠桿，其早已是困擾中國經濟的頑疾，在經濟下滑階段，切實落實必將對增長造成打擊，而這種陣痛決策層是否準備好承受？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通告中提到，考慮到失業安置問題，提倡多兼並重組，少破產，是一種平衡思維，但也面臨理想狀態推進的不確定性。試想在市場條件下，僵屍企業財務狀況若已達到破產境地，反而要求兼並重組，又如何操作？由誰出面？倘若任務又會落到國企肩上，是否有違於國企改革初衷？
積極財政與穩健貨幣在落實中，也存在兩難。例如，通過農民工市民化化解房地產庫存被寄予厚望，但房地產庫存多的地方大多在三四縣城市，或在東北重工業地區，要做到非戶籍人口落戶談何容易，其背後不僅涉及對購房者提供的購房補貼，還涉及就業及公共服務的提供，而這對於捉襟見肘的地方財政而言如何應對？
又如貨幣政策方面，降低成本必然要求更加寬松的貨幣政策，然而，考慮到當前銀行存貸利率差不斷縮小，同時1.5%的CPI，美聯儲開啟加息，繼續降息或將面臨實際負利率造成的福利損失與資金外流的壓力，且邊際效用遞減，操作空間同樣有限。
第三，如何切實落實供給側改革？
供給側改革是近來熱議的詞匯，也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亮點。參考國際經驗，部分解讀認為供給端改革的最主要新意在於減稅。但在筆者看來，這並非其主要含義，實際上，考慮到前期營改增推行已然慢於預期，且當前地方政府面臨財政困境，進一步減稅的空間有限。
在筆者看來，供給端改革關鍵在於制度創新，其實與三中全會的核心思想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國起決定性作用一脈相承。為何有此判斷，原因在於追溯困擾當前中國經濟領域的諸多難點與矛盾，歸納總結下來，無外乎以下三方面關系尚未理順：
第一，中央與地方利益存在博弈。正如上文多次所談，去產能去庫存都需要地方財政支持，但如今財稅改革在理順財權與事權進展緩慢，地方財政捉襟見肘如何加大支出？考慮到官員考核與激勵機制轉變，當前地方政府不作為現象也是屢見不鮮。
第二，各利益部門之間存在博弈。例如，當前“一行三會”目標差異化不利於防範金融風險與金融監管改革；落實稅制改革方面，財政部與稅務總局常無法達成一致意見；項目審批方面，同樣面臨發改委與財政部之間存在的財權、事權和審批權不統一的現象。因此，避免內部損耗導致改革空轉，需要破除部門利益，從頂層設計的角度做出安排。
第三，政府與市場主體之間的博弈。例如，早前政府給予厚望的PPP，之所以推進緩慢，與民營資本擔憂政府既做裁判員，又做運動員的傳統做法密切相關；而補齊軟硬基礎設施短板，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能否通過行政體制改革營造出合適的土壤，通過營造公平的競爭環境、規範的法治氛圍，以及制定適宜的標準，讓創新得以生存。
總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為2016年的經濟運行開出了不少良方，但政策繁雜，落實不易，如果能夠多考慮國際經濟金融體系目前的困境，國內多重目標之間的艱難平衡，以及把握住供給側改革的重點即制度創新，方能找準病癥，對症下藥，剋服這些難點或許可以超預期地完成明年經濟發展的各項任務。
]]>也因此，在這次「十三五規畫」中涵蓋許多改革政策，包括二胎政策的開放、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加快放開自然壟斷行業競爭性業務、嚴格環境保護政策等，加上先前推動的金融改革措施如人民幣國際化、利率市場化與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以及一帶一路、亞投行等戰略布局，都顯示其政府推動國內改革以及提高其國際話語權的決心。
＠WEF對中國大陸的預言
其實早在2006年世界經濟論壇（WEF）就曾經探討過中國大陸與全球經濟的未來互動關係，當時中國大陸在全球經濟實力排名仍位居第六，不像目前已攀升至全球第二，WEF當時想要藉由情境分析，了解兩個關鍵議題。
其一是中國大陸能否持續進行內部改革，以便持續經濟成長的步伐；其二是中國大陸與全球經濟的互動是否影響其本來中國大陸與全球經濟互動的3種可能情境。在情境1當中，假設中國大陸政府持續推動各項改革政策，但國際環境變得對中國大陸較不友善，尤其是在歐美等先進國家經濟成長減緩的情況下，貿易保護主義興起。根據WEF的分析，中國大陸會為了試圖突破封鎖，加強與亞洲鄰近國家來往，最終可能形成一個在亞洲的區域性貿易集團。
在情境2中，假設中國大陸內部市場化改革持續進行，但遭逢愈來愈大的阻力，中國大陸領導人也擔心社會安定以及得罪某些利益團體而不願意深化改革。同時，國際社會因為擔心國家安全以及防恐問題而設立各項障礙，導致知識、資金以及人力資本的跨國交流受挫。最後發展結果，中國大陸的對外競爭力將逐漸消退，經濟成長嚴重下滑，一些改革願景成為無法實現的空談口號。
在情境3中，中國大陸政府無懼於社會安定問題而堅定改革路線，持續拓展對外貿易及吸引外人投資，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以順利縮小城鄉差距，政府能夠大刀闊斧的針對國營事業、銀行體系、環境及法制等問題提出改革方案。
同時，中國大陸與國際社會互動良好，在國際維安、氣候變遷以及減少碳足跡等議題做出貢獻，中國大陸中產階級的興起形成龐大的內需市場，有助於其內部社會安定及資源重新分配，WEF將此最佳情境命名為新絲路（New Silk Road）。
在此情境下，中國大陸經濟得以穩健成長，與國際社會的互動也進入良性循環。
＠朝向新絲路的可能性最高
所謂情境分析，簡單的講，即是描述未來發展的各種可能性，好的情境分析必須是有可能發生、具高度挑戰性，並經過嚴謹分析，點出決策官員所必須面對的關鍵問題，以便幫助其制定各項因應策略。從2006年WEF的這份情境分析報告，對照當前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及其與全球經濟的互動關係，可以看出這份報告的確有其參考價值。雖然目前實際現況並非與這些情境完全相符，但目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也確實是圍繞在國內改革以及其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關係這兩大主軸議題，諸如亞投行，「十三五規畫」宣示等，這些戰略顯示中國大陸未來的經濟發展，仍將以朝向情境3的可能性為最高。
反觀台灣，我們的經濟停滯在「中等國家所得陷阱」也已有好長一段時間，而且若從國內改革與對外關係這兩大主軸來看，政府在國內經濟結構調整的議題上似乎成效不彰，在對外關係方面，自從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台灣固然與新加坡、紐西蘭簽定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但在區域性貿易協定上則尚無任何進展，因此我們深切的期盼政府能夠持續深化改革，並加大力度拓展國際關係，如此才能避免陷入情境2的口號與空談困境。
(鄭貞茂農業金庫總經理、台灣亞太產業分析專業協進會理事長)
]]>原因就在於明年國際原物料價格維持低檔，固然對以原物料出口為主的新興經濟體造成衝擊，但畢竟全球大部分國家都是原物料進口國，且對原物料價格下跌的所得彈性較大，而原物料出口國所得彈性亦較低，以致於原物料價跌仍有助於全球經濟。再加上全球仍保持寬鬆貨幣環境，尤其是聯準會宣布將以「逐漸」（gradual）的速度升息，而歐、日央行又在12月擴大寬鬆貨幣政策後，2016年全球又將是錢淹腳目的一年、經過3個季度左右的去化，全球製造業本波庫存調整循環似乎已接近尾聲，近日台積電與FedEX兩大電子業與物流業代表性廠商即公開送出相關好消息，以及明年已開發國家財政撙節程度可望較今年減輕等利多因素，皆讓看似風險甚多的全球經濟可得過且過。
問題是這些利多因素創造出的成長加快，只是一種假象，就像是寒冬中偶而一見的太陽。因為隨著聯準會啟動升息循環後，寬鬆貨幣環境將慢慢地落幕，全球經濟又面臨新興市場光環不再、投資動能不振及人口老化等三大結構性問題，且對經濟下拉的力量越來越大。一旦結構性問題的力道超過前述的利多因素，全球經濟將重回下滑狀態。
先就新興市場來說，金融海嘯以來，該等經濟體的亮麗成長主要是憑藉著中國的大量投資、高原物料價格及舉債。如今，這三股力量將反轉為拖累其經濟表現的力道。以中國而言，自2010年度過人口紅利高峰後，隔年起經濟成長便持續下滑至今。因為當人多成為過去式，企業營運增長的難度就大幅提高，尤以需求所得彈性不高的產業為甚，加上中國有嚴重投資過剩的問題，在需求停滯而供給增長下，競爭更為激烈，進而出現名目經濟成長率下滑遠較實質經濟成長率為快的通縮環境（名目GDP成長率從2011年第2季的19.6％，快速下滑至2015年第3季的6.2％，實質GDP成長率則僅從9.9％減速到6.9％），讓企業經營困境加劇。同時，波士頓諮詢公司研究指出，2004年中國人工成本只有台灣的45％，但2014年已提高至93％。因此，在與企業收入攸關的名目GDP成長驟減、與成本連動的勞工薪資快速上漲下，在中國的企業頻傳經營益發艱困的感嘆，經濟持續降溫自非短期內可逆轉。
再者，金融海嘯過後，全球寬鬆的貨幣環境讓多數新興經濟體過度舉債，即便這些國家沒有出現金融危機，卻也會因舉債刺激經濟的邊際效用遞減，而削弱寬鬆貨幣政策的效果。更令人憂心的是，許多新興經濟體企業過度舉借外幣債務，且借款主體多為資源型企業，在聯準會升息後的強勢美元環境、OPEC大打價格戰爭下的低原物料價格，將弱化這些國家與企業的償債能力，甚或造成金融危機。而近年全球經濟成長率多由新興經濟體貢獻（2013年為73.6％，2015年為56.8％），一旦這具引擎明顯轉弱，對全球經濟的影響頗鉅，更遑論過去新興市場是全球資產配置荒下的重要資金歸宿，其經濟失色可能會牽動資金大量移動，引發全球性的金融問題。
第二個全球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就是投資不振，在明年景氣能見度不明下，很難期待趨勢會逆轉。而投資不振既會壓低各國進口，使貿易導向的國家受到重創，亦會讓資本存量累積不夠，進而拖累潛在經濟成長率。資料顯示，OECD國家潛在經濟成長率已從1991～2000年平均的2.8％下滑至1.6％。在2016年已開發國家負向產出缺口縮減下，其經濟成長加速空間有限。
至於，人口老化問題雖是全球經濟的慢性病，卻也是前兩項結構性問題的擴大器。因為，人口老化會讓需求不足的問題愈趨嚴重，使中國少了出口市場，經濟成長進一步減速並拖累新興市場，廠商投資意願將更不足而拖累貿易活動與潛在經濟成長率。難怪今年11月，德國權威經濟調研機構（Ifo）對全球逾千名經濟學家的調查，將需求不足與對各國政府經濟政策缺乏信心，並列為當前全球經濟最嚴重的兩大問題。
由前述分析可知，明年看似穩健的經濟成長預測數字背後，實有許多要留心的風險，這與《經濟學人》以Woes（困境）、Women（女性領導人）、Wins（大型運動賽事）三個關鍵字為2016年定調的狀態甚為貼切，就是全球經濟在多重結構性問題纏身下，多數時候都將處在困境，而聯準會主席葉倫所做的決策，若希拉蕊勝選成為美國首位女總統，都將帶來深遠的意涵。在諸多結構性問題及不確定性下，僅有多個重量級運動賽事可為經濟或民眾心理帶來若干激勵。因此，各界切勿被預測數據的成長假象所惑，對2016年全球經濟仍應謹慎應對為宜。
]]>澳新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劉利剛接受BBC中文網採訪時表示，中國推行經濟結構性改革的意圖和措施已經十分明晰，但很多政策有待落實，這一過程中面臨的主要挑戰包括地方政府的執行力和政府官員水平的提升。
《華爾街日報》中文網的分析指出，這次會議的背景是，中國已經進行了長達一年的努力，通過降息和擴大財政支出來刺激需求，但提振作用有限。經濟學家認為，中國消費者對於更安全食品、更好醫療保障和其他能改善生活質量的商品和服務的需求不斷增長。中國並非需求不足，所要做的是進行供給側改革來滿足這些未得到滿足的需求。
因此，在上述逐漸寬鬆的財政金融貨幣政策等宏觀金融刺激政策支持下，會議公報稱，將採取措施化解房地產庫存，具體措施包括落實戶籍制度改革，允許更多農村居民轉移到城市而非對其進行限制。
同時受到鼓勵的還有住房租賃市場，公報稱將鼓勵投資者購買庫存商品房，成為租賃市場的房源提供者，要「取消過時的限制性政策」。這一表述已被中國房地產行業迅速視為房地產鬆綁的信號。
供給側改革成為此次經濟工作會議公報的「旗艦詞匯」，結構性改革成為明年中國經濟的「旗艦政策」，中國官媒新華社甚至在評論中舉例指出，正是因為升級的、高品質的消費需求還沒有得到很好釋放，導致去境外買「馬桶蓋」等現象出現。因此，「相比以往強調需求側，結構性改革更多注重在供給側發力」。
澳新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劉利剛認為，這次經濟工作會議傳遞出了很多實質性信息，比如關停過剩產能等。但在中國經濟增速持續下滑的背景下，這次結構性改革需要比較長的時間，因此也特別需要耐心。
「這些改革都很難一蹴而就。」他堅持認為，中國經濟增速將在2017年滑落至6%的谷底。
劉利剛分析，中國推行結構性改革可能面臨兩大挑戰。第一是地方政府的執行力不夠。不管是供給側改革還是結構改革，都需要改變以前地方政府靠投資等方式推動經濟增長的習慣做法，降低企業成本、降稅和取消收費也可能觸及地方政府利益，如果沒有地方政府的配合，從上而下強行推動會遇到阻力。
「十八屆三中全會也出台了國企改革等具體政策，但兩年來就沒有得到有力落實。」劉利剛稱，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政府可以對一些不作為的地方官員進行調整。
劉利剛認為，推行經濟結構調整的另一挑戰來自於官員素質。「中國經濟改革進入深水區，不能再依賴行政官員，需要更多技術官僚和有知識有能力的年輕人。在這方面，中國可以借鑒新加坡的高薪養廉機制，通過新的激勵政策保證這些人才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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