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他的言論不斷衝撞美國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底線，儘管所有主流媒體都對他不假詞色，他在共和黨群眾中的支持度始終領先第二順位候選人15%以上。在川普對壘民主黨的希拉蕊之情境下，他在全國民調的平均支持度仍高達42%，落後希拉蕊僅僅6個百分點。

這些民調數據逼使我們必須認真解析川普現象所反映的美國政治隱憂。其實，長久以來種族主義、仇外思想、反智傾向一直是美國政治生態中具有很大政治動能的暗流，這三股暗流再搭配上基督教原教主義，構成凝聚共和黨底層群眾的精神食糧。

由於共和黨的核心主張是維護富裕階層的根本利益，但是單靠富裕階層的選票是無法贏得選舉多數的。所以，過去美國共和黨的選戰策略家的如意算盤是：一方面在大金主青睞的候選人中協商出最有機會當選的一位，然後用鋪天蓋地的媒體文宣來塑造其愛國主義面貌以及親民形象，爭取中間選民認同。另一方面試圖透過分眾媒體來激發這些易受種族主義、仇外思想、反智傾向煽動的草根群眾，這樣才能平衡民主黨在少數族群選民中的先天優勢。

例如過去幾年，茶黨候選人就不斷利用社交媒體散播歐巴馬其實是回教徒這樣的耳語，來挑動這些草根群眾的情緒。但在主流媒體上，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會避免旗幟鮮明地與這三股暗流相呼應，以免嚇跑了中間選民。

川普原本就不可能是共和黨金主屬意的人選，因為他們駕馭不了他。但他們萬萬沒有想到，川普居然膽敢以最赤裸裸的方式，來鼓動這批以中低教育程度白人選民為主體的草根群眾，在他全面挑動之下，這三股暗流全面沸騰起來成為淹沒共和黨初選的洪流。

川普鋌而走險能夠成功，是因為很多選民心理上無法適應國內外環境的劇烈變動。首先，是美國社會結構加速兩極化，其次，是美國霸權面臨中國快速崛起的挑戰，再者，是美國全球反恐戰爭近乎全盤失敗，這三重劇烈變動讓他們失望、挫折、焦慮，甚至恐懼。

他懂得如何利用美國中下階層因為經濟地位下滑與就業環境惡化所滋生的憤恨，以及中產階級對跌落貧困的恐懼。最近20年，美國教育機會日趨不公，社會流動幾乎停滯，美國夢早已破滅。勞工階級因為製造業空洞化而被迫接受服務業底層工作，白領階層因為數位科技與企業組織扁平化而經常面臨裁員或減薪。尤其在這一波景氣循環中，最富裕階層迅速恢復了金融海嘯前的財富，但絕大多數的白領與藍領階層完全感受不到景氣復甦。

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Center）的最新調查，美國有將近五分之一的家庭，不是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就是趨近貧困。大量受過中等或中下教育程度的白人家庭不斷跌出中產階級行列，他們下一代更難翻身。這些受到經濟環境擠壓與充滿不安的中產階級與勞工階級選民，雖然有部分願意傾聽代表民主黨左翼的桑德斯參議員的主張，但是更多的則是被川普的聳動言詞所吸引。

由於多數美國民眾迄今仍難以接受美國獨霸地位逐步隕落的大趨勢，他善用譁眾取寵的誇張言詞，來挑起選民對於中國崛起的憂慮，並凸顯歐巴馬面對中國的懦弱。他更懂得利用九一一恐怖攻擊以來美國民眾內心揮之不去的恐懼，以及多數人仍拒絕接受美國全球反恐戰爭反而將美國帶入更危險境地的殘酷事實。美國為伊拉克戰爭付出高昂代價，卻換得ISIS趁勢坐大的惡果，並導致中東局勢全面失控，還禍延歐洲。

他把所有這些累積的挫折、憤怒與焦慮導向三群代罪羔羊：墨西哥移民、中國人，以及回教徒。川普現象完全打亂了共和黨的選戰步伐，令美國的歐洲盟邦不知如何對應，更讓美國國際形象雪上加霜。

但最令人擔心的是，川普現象就像近年來法國極右派興起一樣，是長期經濟困頓與外部危機四伏形勢激盪下的集體非理性反應，如果繼續受到政治狂熱分子的鼓動，這股洪流最終有可能將美國政治一步步帶向極端仇外與鎮壓異己的民主崩壞道路上。

與此同時，筆者認為關註美好願景如何落實同樣是關鍵。畢竟存在一些看似矛盾的目標，在操作中自由發揮的尺度很大。例如，降杠桿、去產能必定導致經濟下滑，穩增長能否兼顧？鼓勵農民買房後，就業和社會服務是否可以保證？而這又和地方政府收入下滑之間的困境如何協調？

如此一來，不少問題在落實過程中存在不確定性。實際上，12月中國審計署發布的穩增長跟蹤審計結果，截至10月份，鐵路、水利等重大建設項目進度緩慢延滯，有些項目完成10％都不到，便足以說明難點在於落實。因此，明年能否做到增長放緩中的結構轉型，加快改革又不至於經濟失速，還需對以下三個方面的難點有充分準備。

第一，如何在全球經濟疲軟中防範金融風險？

2016年海外經濟的不確定性空前加大，體現在：

首先，美聯儲危機之後首次加息，但全球經濟走勢並不明朗，金融市場動盪不會減少。在筆者看來，美國經濟復蘇主要體現在服務業，尤其是地產與金融業，而二者對寬松貨幣政策依賴較重。其實美國製造業表現不佳，11月ISM製造業PMI跌至48.6%，且結構性改革進展緩慢，如非能源貿易逆差高於危機之前。前期低利率透支消費能力，以及勞動生產率提升緩慢，復蘇前景的不確定性影響美聯儲貨幣政策收緊步伐，預期分化加劇金融市場波動。

其次，發達經濟體中，歐洲日本面臨抗通縮，形勢嚴峻。伴隨著美聯儲貨幣政策收緊，如今發達國家貨幣政策已然出現分化，歐洲、日本抗通縮壓力超出預期。特別是一直被視為全球貿易晴雨表的波羅的海乾散貨指數（BDI）目前跌至破478，已差於次貸危機時的509點低位，且創‎1985年1月該指數創建以來最低水平，預示明年全球經濟困境。而考慮到油價超低位、鐵礦石價格下跌以及供需失衡，全球何時走出通縮尚不可知。

最後，新興市場國家危機重重。全球經濟疲軟，美元走強加劇債務負擔以及資金撤離，新興市場自2014年以來已經遭受重創，明年或繼續惡化，巴西、俄羅斯更是重災區。如今年巴西GDP預期降至1.5%，創下自2008年12月以來的最糟糕紀錄。俄羅斯面臨低油價與地緣政治風險，加劇經濟衰退的嚴重程度。與此同時，新興市場貨幣貶值風險加大，哈薩克斯坦、阿根廷、阿塞拜疆等相繼取消匯率管制凸顯資本沖擊壓力，明年亦是動盪之年。

除了明年全球經濟的整體困境並不比金融危機時樂觀，金融市場動盪局面也未見得比今年輕松。這就意味著不僅受制於新興市場需求疲軟，美國需求復蘇難以彌補缺口，明年中國出口形勢比今年更嚴峻。更意味著明年中國經濟依然面臨外匯市場動盪與資本項目流出的雙重壓力。

可以看到，今年“811”匯改之後，人民幣大幅貶值，雖然後期央行出手，但乾預成本也不小，外匯儲備一年之內從3.8萬億美元降至3.4萬億，情況嚴峻時外儲單月下降超過900億美元。加入SDR以後，人民幣再次對美元貶值，人民銀行發布CFETS匯率指數呼籲重視一籃子貨幣，是改革決心亦是外部環境惡化下的不得已之舉。與此同時，國內銀行不良貸款率上升，如果又要面臨壓縮產能、去杠桿，又要面對資本項開放，防範資金流出與海外動盪對中國金融安全的沖擊，是明年的最大考驗。

第二，如何協調各種目標在實施中可能存在的矛盾？

明年經濟工作的五大任務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是平衡穩增長與調結構的理想願景。其中，去產能與去杠桿不可避免的會對經濟造成沖擊，而去庫存、降成本、補短板又被寄希望於避免沖擊過大，支持增長不至於失速的舉措。但毫無疑問，根據以往經驗，理想情況在落實過程中必將面臨不少難點與困境。

以2015年中國經濟運行為例。中國審計署近日發表了全國穩增長跟蹤審計情況，結果顯示，截至10月底，鐵路、水利等重大建設項目存在進度緩慢延滯的問題。逾85億鐵路項目投資完成率不足10%，九成水利工程未辦正式用地審批。穩增長落實不如預期，在筆者看來，與資金匱乏，地方政府收入銳減而又承擔過多事權，地方官員激勵措施改變導致怠政情緒蔓延有關。

而去年年底通過的“43號文"，在今年執行過程中亦面臨困境，即存在財政約束過緊導致項目開工緩慢，穩增長力度不足的問題。其後不得不通過先後三次總計3.2萬億的地方政府債務置換風險才有所緩解。可以說，這邊是落實中改革與增長之間艱難平衡的鮮活案例。

展望明年，產能過剩化解位列五大任務之首。但毫無疑問，無論是去產能，還是去杠桿，其早已是困擾中國經濟的頑疾，在經濟下滑階段，切實落實必將對增長造成打擊，而這種陣痛決策層是否準備好承受？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通告中提到，考慮到失業安置問題，提倡多兼並重組，少破產，是一種平衡思維，但也面臨理想狀態推進的不確定性。試想在市場條件下，僵屍企業財務狀況若已達到破產境地，反而要求兼並重組，又如何操作？由誰出面？倘若任務又會落到國企肩上，是否有違於國企改革初衷？

積極財政與穩健貨幣在落實中，也存在兩難。例如，通過農民工市民化化解房地產庫存被寄予厚望，但房地產庫存多的地方大多在三四縣城市，或在東北重工業地區，要做到非戶籍人口落戶談何容易，其背後不僅涉及對購房者提供的購房補貼，還涉及就業及公共服務的提供，而這對於捉襟見肘的地方財政而言如何應對？

又如貨幣政策方面，降低成本必然要求更加寬松的貨幣政策，然而，考慮到當前銀行存貸利率差不斷縮小，同時1.5%的CPI，美聯儲開啟加息，繼續降息或將面臨實際負利率造成的福利損失與資金外流的壓力，且邊際效用遞減，操作空間同樣有限。

第三，如何切實落實供給側改革？

供給側改革是近來熱議的詞匯，也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亮點。參考國際經驗，部分解讀認為供給端改革的最主要新意在於減稅。但在筆者看來，這並非其主要含義，實際上，考慮到前期營改增推行已然慢於預期，且當前地方政府面臨財政困境，進一步減稅的空間有限。

在筆者看來，供給端改革關鍵在於制度創新，其實與三中全會的核心思想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國起決定性作用一脈相承。為何有此判斷，原因在於追溯困擾當前中國經濟領域的諸多難點與矛盾，歸納總結下來，無外乎以下三方面關系尚未理順：

第一，中央與地方利益存在博弈。正如上文多次所談，去產能去庫存都需要地方財政支持，但如今財稅改革在理順財權與事權進展緩慢，地方財政捉襟見肘如何加大支出？考慮到官員考核與激勵機制轉變，當前地方政府不作為現象也是屢見不鮮。

第二，各利益部門之間存在博弈。例如，當前“一行三會”目標差異化不利於防範金融風險與金融監管改革；落實稅制改革方面，財政部與稅務總局常無法達成一致意見；項目審批方面，同樣面臨發改委與財政部之間存在的財權、事權和審批權不統一的現象。因此，避免內部損耗導致改革空轉，需要破除部門利益，從頂層設計的角度做出安排。

第三，政府與市場主體之間的博弈。例如，早前政府給予厚望的PPP，之所以推進緩慢，與民營資本擔憂政府既做裁判員，又做運動員的傳統做法密切相關；而補齊軟硬基礎設施短板，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能否通過行政體制改革營造出合適的土壤，通過營造公平的競爭環境、規範的法治氛圍，以及制定適宜的標準，讓創新得以生存。

總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為2016年的經濟運行開出了不少良方，但政策繁雜，落實不易，如果能夠多考慮國際經濟金融體系目前的困境，國內多重目標之間的艱難平衡，以及把握住供給側改革的重點即制度創新，方能找準病癥，對症下藥，剋服這些難點或許可以超預期地完成明年經濟發展的各項任務。

也因此，在這次「十三五規畫」中涵蓋許多改革政策，包括二胎政策的開放、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加快放開自然壟斷行業競爭性業務、嚴格環境保護政策等，加上先前推動的金融改革措施如人民幣國際化、利率市場化與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以及一帶一路、亞投行等戰略布局，都顯示其政府推動國內改革以及提高其國際話語權的決心。

＠WEF對中國大陸的預言

其實早在2006年世界經濟論壇（WEF）就曾經探討過中國大陸與全球經濟的未來互動關係，當時中國大陸在全球經濟實力排名仍位居第六，不像目前已攀升至全球第二，WEF當時想要藉由情境分析，了解兩個關鍵議題。

其一是中國大陸能否持續進行內部改革，以便持續經濟成長的步伐；其二是中國大陸與全球經濟的互動是否影響其本來中國大陸與全球經濟互動的3種可能情境。在情境1當中，假設中國大陸政府持續推動各項改革政策，但國際環境變得對中國大陸較不友善，尤其是在歐美等先進國家經濟成長減緩的情況下，貿易保護主義興起。根據WEF的分析，中國大陸會為了試圖突破封鎖，加強與亞洲鄰近國家來往，最終可能形成一個在亞洲的區域性貿易集團。

在情境2中，假設中國大陸內部市場化改革持續進行，但遭逢愈來愈大的阻力，中國大陸領導人也擔心社會安定以及得罪某些利益團體而不願意深化改革。同時，國際社會因為擔心國家安全以及防恐問題而設立各項障礙，導致知識、資金以及人力資本的跨國交流受挫。最後發展結果，中國大陸的對外競爭力將逐漸消退，經濟成長嚴重下滑，一些改革願景成為無法實現的空談口號。

在情境3中，中國大陸政府無懼於社會安定問題而堅定改革路線，持續拓展對外貿易及吸引外人投資，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以順利縮小城鄉差距，政府能夠大刀闊斧的針對國營事業、銀行體系、環境及法制等問題提出改革方案。

同時，中國大陸與國際社會互動良好，在國際維安、氣候變遷以及減少碳足跡等議題做出貢獻，中國大陸中產階級的興起形成龐大的內需市場，有助於其內部社會安定及資源重新分配，WEF將此最佳情境命名為新絲路（New Silk Road）。

在此情境下，中國大陸經濟得以穩健成長，與國際社會的互動也進入良性循環。

＠朝向新絲路的可能性最高

所謂情境分析，簡單的講，即是描述未來發展的各種可能性，好的情境分析必須是有可能發生、具高度挑戰性，並經過嚴謹分析，點出決策官員所必須面對的關鍵問題，以便幫助其制定各項因應策略。從2006年WEF的這份情境分析報告，對照當前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及其與全球經濟的互動關係，可以看出這份報告的確有其參考價值。雖然目前實際現況並非與這些情境完全相符，但目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也確實是圍繞在國內改革以及其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關係這兩大主軸議題，諸如亞投行，「十三五規畫」宣示等，這些戰略顯示中國大陸未來的經濟發展，仍將以朝向情境3的可能性為最高。

反觀台灣，我們的經濟停滯在「中等國家所得陷阱」也已有好長一段時間，而且若從國內改革與對外關係這兩大主軸來看，政府在國內經濟結構調整的議題上似乎成效不彰，在對外關係方面，自從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台灣固然與新加坡、紐西蘭簽定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但在區域性貿易協定上則尚無任何進展，因此我們深切的期盼政府能夠持續深化改革，並加大力度拓展國際關係，如此才能避免陷入情境2的口號與空談困境。

(鄭貞茂農業金庫總經理、台灣亞太產業分析專業協進會理事長)

原因就在於明年國際原物料價格維持低檔，固然對以原物料出口為主的新興經濟體造成衝擊，但畢竟全球大部分國家都是原物料進口國，且對原物料價格下跌的所得彈性較大，而原物料出口國所得彈性亦較低，以致於原物料價跌仍有助於全球經濟。再加上全球仍保持寬鬆貨幣環境，尤其是聯準會宣布將以「逐漸」（gradual）的速度升息，而歐、日央行又在12月擴大寬鬆貨幣政策後，2016年全球又將是錢淹腳目的一年、經過3個季度左右的去化，全球製造業本波庫存調整循環似乎已接近尾聲，近日台積電與FedEX兩大電子業與物流業代表性廠商即公開送出相關好消息，以及明年已開發國家財政撙節程度可望較今年減輕等利多因素，皆讓看似風險甚多的全球經濟可得過且過。

問題是這些利多因素創造出的成長加快，只是一種假象，就像是寒冬中偶而一見的太陽。因為隨著聯準會啟動升息循環後，寬鬆貨幣環境將慢慢地落幕，全球經濟又面臨新興市場光環不再、投資動能不振及人口老化等三大結構性問題，且對經濟下拉的力量越來越大。一旦結構性問題的力道超過前述的利多因素，全球經濟將重回下滑狀態。

先就新興市場來說，金融海嘯以來，該等經濟體的亮麗成長主要是憑藉著中國的大量投資、高原物料價格及舉債。如今，這三股力量將反轉為拖累其經濟表現的力道。以中國而言，自2010年度過人口紅利高峰後，隔年起經濟成長便持續下滑至今。因為當人多成為過去式，企業營運增長的難度就大幅提高，尤以需求所得彈性不高的產業為甚，加上中國有嚴重投資過剩的問題，在需求停滯而供給增長下，競爭更為激烈，進而出現名目經濟成長率下滑遠較實質經濟成長率為快的通縮環境（名目GDP成長率從2011年第2季的19.6％，快速下滑至2015年第3季的6.2％，實質GDP成長率則僅從9.9％減速到6.9％），讓企業經營困境加劇。同時，波士頓諮詢公司研究指出，2004年中國人工成本只有台灣的45％，但2014年已提高至93％。因此，在與企業收入攸關的名目GDP成長驟減、與成本連動的勞工薪資快速上漲下，在中國的企業頻傳經營益發艱困的感嘆，經濟持續降溫自非短期內可逆轉。

再者，金融海嘯過後，全球寬鬆的貨幣環境讓多數新興經濟體過度舉債，即便這些國家沒有出現金融危機，卻也會因舉債刺激經濟的邊際效用遞減，而削弱寬鬆貨幣政策的效果。更令人憂心的是，許多新興經濟體企業過度舉借外幣債務，且借款主體多為資源型企業，在聯準會升息後的強勢美元環境、OPEC大打價格戰爭下的低原物料價格，將弱化這些國家與企業的償債能力，甚或造成金融危機。而近年全球經濟成長率多由新興經濟體貢獻（2013年為73.6％，2015年為56.8％），一旦這具引擎明顯轉弱，對全球經濟的影響頗鉅，更遑論過去新興市場是全球資產配置荒下的重要資金歸宿，其經濟失色可能會牽動資金大量移動，引發全球性的金融問題。

第二個全球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就是投資不振，在明年景氣能見度不明下，很難期待趨勢會逆轉。而投資不振既會壓低各國進口，使貿易導向的國家受到重創，亦會讓資本存量累積不夠，進而拖累潛在經濟成長率。資料顯示，OECD國家潛在經濟成長率已從1991～2000年平均的2.8％下滑至1.6％。在2016年已開發國家負向產出缺口縮減下，其經濟成長加速空間有限。

至於，人口老化問題雖是全球經濟的慢性病，卻也是前兩項結構性問題的擴大器。因為，人口老化會讓需求不足的問題愈趨嚴重，使中國少了出口市場，經濟成長進一步減速並拖累新興市場，廠商投資意願將更不足而拖累貿易活動與潛在經濟成長率。難怪今年11月，德國權威經濟調研機構（Ifo）對全球逾千名經濟學家的調查，將需求不足與對各國政府經濟政策缺乏信心，並列為當前全球經濟最嚴重的兩大問題。

由前述分析可知，明年看似穩健的經濟成長預測數字背後，實有許多要留心的風險，這與《經濟學人》以Woes（困境）、Women（女性領導人）、Wins（大型運動賽事）三個關鍵字為2016年定調的狀態甚為貼切，就是全球經濟在多重結構性問題纏身下，多數時候都將處在困境，而聯準會主席葉倫所做的決策，若希拉蕊勝選成為美國首位女總統，都將帶來深遠的意涵。在諸多結構性問題及不確定性下，僅有多個重量級運動賽事可為經濟或民眾心理帶來若干激勵。因此，各界切勿被預測數據的成長假象所惑，對2016年全球經濟仍應謹慎應對為宜。

澳新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劉利剛接受BBC中文網採訪時表示，中國推行經濟結構性改革的意圖和措施已經十分明晰，但很多政策有待落實，這一過程中面臨的主要挑戰包括地方政府的執行力和政府官員水平的提升。

• 「新常態」
  • 世界經濟復蘇乏力，中國經濟增速也在最近兩年不斷下跌，「保八」、「保七」已成為過去時。中國高層官員最近一年來反覆強調中國經濟已進入新常態，其具體表象包括，有兩位數的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外界普遍預測中國「十三五」期間年平均經濟增速的底線是6.5%；由過去的投資、出口拉動轉向消費拉動，等等。此次經濟工作會公報進一步對「新常態」一詞進行了解釋，強調「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
• 「提高赤字」
  • 為來年的財政及金融貨幣政策定調歷來是中共經濟工作會的看點。今年的會議公報提出，明年「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實行減稅政策，階段性提高財政赤字率」。
  • 回顧過去幾年的財政貨幣政策，2007年會議是「穩健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除此之外，2008年、2009年定調的來年任務一樣，均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從2010年起有所改變，將「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調整為「穩健的貨幣政策」，這一政策基調一直持續到這次會議。
•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 在中國媒體的解讀中，「新常態」被視為中國經濟下一步的方向，「供給側改革」被視為達到目的的路徑，要解決結構調整「怎麼做」的問題。
  • 對此，會議公報稱，「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
• 五大任務
  • 供給側改革成為此次經濟工作會議公報的「旗艦詞匯」，還因為其配備了十五字的五大任務，「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
  • 會議公報對這五項任務進行了逐條解釋，涉及領域包括，房地產行業的庫存、以精簡歸併「五險一金」的方式降低企業成本、發展住房租賃市場等等。

刺激經濟

《華爾街日報》中文網的分析指出，這次會議的背景是，中國已經進行了長達一年的努力，通過降息和擴大財政支出來刺激需求，但提振作用有限。經濟學家認為，中國消費者對於更安全食品、更好醫療保障和其他能改善生活質量的商品和服務的需求不斷增長。中國並非需求不足，所要做的是進行供給側改革來滿足這些未得到滿足的需求。

因此，在上述逐漸寬鬆的財政金融貨幣政策等宏觀金融刺激政策支持下，會議公報稱，將採取措施化解房地產庫存，具體措施包括落實戶籍制度改革，允許更多農村居民轉移到城市而非對其進行限制。

同時受到鼓勵的還有住房租賃市場，公報稱將鼓勵投資者購買庫存商品房，成為租賃市場的房源提供者，要「取消過時的限制性政策」。這一表述已被中國房地產行業迅速視為房地產鬆綁的信號。

供給側改革成為此次經濟工作會議公報的「旗艦詞匯」，結構性改革成為明年中國經濟的「旗艦政策」，中國官媒新華社甚至在評論中舉例指出，正是因為升級的、高品質的消費需求還沒有得到很好釋放，導致去境外買「馬桶蓋」等現象出現。因此，「相比以往強調需求側，結構性改革更多注重在供給側發力」。

如何落實？

澳新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劉利剛認為，這次經濟工作會議傳遞出了很多實質性信息，比如關停過剩產能等。但在中國經濟增速持續下滑的背景下，這次結構性改革需要比較長的時間，因此也特別需要耐心。

「這些改革都很難一蹴而就。」他堅持認為，中國經濟增速將在2017年滑落至6%的谷底。

劉利剛分析，中國推行結構性改革可能面臨兩大挑戰。第一是地方政府的執行力不夠。不管是供給側改革還是結構改革，都需要改變以前地方政府靠投資等方式推動經濟增長的習慣做法，降低企業成本、降稅和取消收費也可能觸及地方政府利益，如果沒有地方政府的配合，從上而下強行推動會遇到阻力。

「十八屆三中全會也出台了國企改革等具體政策，但兩年來就沒有得到有力落實。」劉利剛稱，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政府可以對一些不作為的地方官員進行調整。

劉利剛認為，推行經濟結構調整的另一挑戰來自於官員素質。「中國經濟改革進入深水區，不能再依賴行政官員，需要更多技術官僚和有知識有能力的年輕人。在這方面，中國可以借鑒新加坡的高薪養廉機制，通過新的激勵政策保證這些人才的收入。」

對中國的影響

一般以為，美國加息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主要在外匯和國際金融領域。首先，加息後美元會趨強，因而人民幣會貶值，甚至反覆多輪下跌。其次，加息後國內資本會外逃到美國，造成中國國際收支壓力。再者，加息不但加重中國外債成本，而且向中國借了大量債款的國家能否還得上，頓成問題。這些固然有其道理，但是真正來說，美國加息對中國經濟的主要威脅，還是在中國國內金融方面。

首先來說，如果中國跟進美國加息，不但經濟增長受壓，而且金融方面會出現一系列問題。比如長期未得解決的地方政府負債、如火如荼的互聯網金融和房地產金融，以及在低利息下猛烈發展的銀行理財產品市場，在利息升高的重壓下，難逃厄運。

如果說，在是否跟進加息問題上，中國央行尚還可以裁量斟酌，其對金融市場的「按摩」，則不能隨心所欲。2015年是中國金融市場驚心動魄的一年。自年初開始，中國經濟放緩便日益明顯。對此，管理層劍走別鋒，一時試圖用抬升股市來提振經濟。

結果上海股市半年內上漲一倍，識見人士鹹感擔憂（朱雲來語）。此後中國股市果然在夏天6-7月間崩盤。經歷了這樣過山車般的發展，中國股市雖然目前喘息初定，但畢竟依然脆弱。如這次美國加息後全球金融市場反應負面，則驚魂初定的中國股市要雪上加霜。確實，有研究已指出，美聯儲以前幾次加息，都伴有中國股市下跌。果如此，這次加息後中國股市若再現崩盤潮，對中國經濟金融的長期命運，恐會是致命一擊。

所幸的是，中國股市相對平靜，出現了名股評家李志林（忠言）所說的「利空不空」局勢。這一方面得益於美國加息後的「落靴效應」（第二個靴子終於落地，因而市場中的不確定性減少），但更重要的是，上海股市因禍得福，今天夏季股市崩盤後中國財經當局的救市行動目前已初見綠芽。

前一段極為猖獗的內幕交易和市場操縱，已有所壓制。目前，中國股市已大體穩定下來，而且有希望出現 「慢牛」局面，即股市總體上升但速率又不過度，大體同經濟增長率相仿。這使更多升斗小民能分享中國經濟增長的好處，而不讓富二代、官二代專美，因而對經濟全局有利。否則的話，中國股市上根深蒂固的「內鬼接外鬼」的利益集團定會借機利用內幕消息大肆炒作利空。對大病初癒的中國股市，這種局面不堪設想。

人民幣貶值

人民幣匯率方面，國際間對此極為關注。確實，疲弱的中國經濟今年屋漏又遭連雨。7月4日，中共財經當局趕在「7。5新疆事件日」以前，出台大量救市措施。因事出匆忙，這些套拳本身未必周全。而即使周全，這些措施發揮作用也需時日。故8月間，中國股市其實尚在生死一線。

但央行此時在無預警情況下忽然在8月11日將人民幣在岸匯率貶值1.8%，離岸匯率則錄得2.35%的降幅，創近年最大貶值記錄，引起市場擔心中國對外經濟也將價值崩潰。

結果大量資本外逃，僅8月份資本外逃即達900多億美元。照此速率，一向以擁有巨量外儲自傲的中共財經當局，將要面對外儲可能流失殆盡的可能性。中國經濟危局畢現。

這次貶值的主要問題是，中國外匯班子時機考慮不周，不應在中國股市混亂不定之際同時推出匯率貶值，致使一般民眾誤認為中國對內金融和對外金融會一起崩塌。

追究人民幣突然單劍走天下的原因，可能是因為人民幣匯率其重要性一向位階較高（長期來是中美間最敏感的經濟問題，因而也是中美外交的主要議題之一），中共外匯決策幕僚在這個問題上似乎可以「通天」，再加上中國政府內部歷來的部門分割，因而這次匯率決策未考慮股市狀況而自行行動。

這在平時未必是大的問題，但偏偏這次發生在中國股市罕見崩盤之際。由莫名貶值造成的公眾質疑，難免造成對管理層能力的低評。

但是這次的時機選擇不當，毋寧說是偶然事件，因為中國股市這麼大的崩盤，畢竟是罕見情事。如越過時機問題而論，則這次貶值有其奧妙之處。

很可能的是，這次貶值同國際貨幣基金會（IMF）有涉。因為對這次貶值，輿論界普遍驚訝，但國際貨幣基金會卻相當淡定，甚至語帶呵護，顯示其似乎對這一發展早已心中了然。回過頭來看，8月間，國基會內部應當已知人民幣將要入籃。但它對人民幣貶值這樣的重大敏感問題隻眼開閉，其中必有乾坤。

很有可能，中方與國基會在共同做戲。8.11 貶值十分重要的一環是，它伴隨有人民幣匯率機制增加市場經濟成分的改革，這或許是國基會允許人民幣入籃的一個交換。由此而言，人民幣貶值便可理解，因為在匯率制度較大變動之時，將匯率適當下調，可收「超調」之效，使市場對新制度建立信心，如同英國當初在香港採行聯繫匯率制度時那般。

更進一層，並且更巧妙的是，如果確知人民幣將要入籃，國基會以其專才知識，必定知道入籃後國際間從此對人民幣需求將大增，因而中長期內人民幣將要升值，而升值對中國經濟的挑戰將更為複雜。而8.11 人民幣出乎意料的貶值，卻轉移了國際視線，使輿論界幾乎一面倒地談論人民幣貶值前景，忽視了人民幣入籃後應當會升值這一更重要的話題。中方與國基會共同巧妙配合，以盡量減少入籃後的衝擊，可謂煞費苦心。

應對美國加息

這次美國加息，中方是故伎重演。早在上周三以前，國際輿論便已風傳美國加息乃板上釘釘之事。一向精明的中國央行，對此當然也是心知肚明。其應對之策，在美國加息前其實便已徐徐開展。其中突出的一項，便是人民幣連續10天走貶。

在國際間壓倒性地關注美國加息以及國際形勢巨變（如巴黎恐襲和國際聯合反恐等）情況下，這一變化受到較少關注，甚至有不少評論在討論人民幣是否會一洩如注。這實在是正中中國央行下懷。

因為，本來美國加息表明美國經濟好轉，美國與歐州及其他國家之間經濟形勢分化，美元要升值，其他貨幣則有較大貶值。這種情況下，相對於半死不活的歐洲經濟或危機迭現的轉型經濟體，中國經濟還算不錯，人民幣本應隨美元升值，至少要相對其他國家貨幣升值。中國央行預見到了這種情況而預作綢繆，搭美國加息的便車而採取了對其最有利的應對路徑。

結合這次貶值和8.11 貶值，中共財經領導人關於人民幣不會持續貶值的聲稱，應當可信。但其另一面則未必是人民幣斷然不會貶值，目前跡象是人民幣會階梯型貶值，這正是近期浮現的人民幣應對世界經濟形勢大變的基本戰略。

由此觀之，今後如有機會，人民幣仍會溫和下降，到一定水平後，再觀察伺機而動。如有機會，仍會再繼續溫和下調。要問這種變動何時止於胡底，恐怕要視來年美國大選形勢發展而定。

總結而論，中國央行在困難的條件下老成謀國，應對世界經濟變局目前為止做得還算合格。人民幣匯率方面，中美兩國處「恐怖平衡」，如美國大選沒有太意外的發展，一方不至大打出手，另一方也不至走得太遠。真正的問題在中國國內金融。一系列的深層問題並未解決，股市救市也只不過初見綠芽。

股市國家隊仍內幕重重，大鬼二鬼雖有揭露，但往上的高層仍「好官我自為之」，令人感到不但吏治清明尚未到位，而且暴露出在換馬問題上中共缺乏高層金融人才。而美國的加息現在只不過才剛開始，後續行動會接踵而來。中國央行和美國央行如何對弈，還會有精彩在後頭。

(作者為英國杜倫大學商學院經濟學講師)

余永定表示，當前的全球經濟形勢一般來說可以用四個詞來描述：經濟持續停滯、債務週期、政策外溢、貿易摩擦。
余永定認為，2015年雖然比以前和危機之後的情況對比確實有所好轉，但情況並不十分令人樂觀，2016年的全球經濟情況可能會有所好轉，但是同2015年相比不會有很大的變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在2016年世界經濟增長速度大概可以達到3.6%，今年是3.1%，有所提高，但和5%的過去的平均水平相比還是低很多。

以下為演講全文：

首先應該強調，2016年將是中國開始實行“十三五”規劃的第一年，非常重要，在未來五年中，全球經濟可能會繼續改善，但也可能會出現反覆，作為已經完全融入世界經濟的第二個大經濟體，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不僅依賴中國國內的經濟政策，而且也受制於外部經濟環境，為了趨利避害，使中國立於不敗之地，我們必須對未來數年中中國經濟可能面對的外部風險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

當前的全球經濟形勢一般來說可以用四個詞來描述：經濟持續停滯、債務週期、政策外溢、貿易摩擦，我想這四個詞大概能概括現在和未來一段時間內全球經濟的基本特點。

首先，全球經濟的持續停滯，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全球經濟的平均增長速度大概是5%左右，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經濟增長速度急劇下跌，經過幾年的治理，全球經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復，但是經濟增長速度已經不能和過去同日而語，在2015年，根據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世界經濟增長速度大概只有3.1%，過去是5%，現在的常態只是3.1%。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15年美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大概是2.6%，最近我們對美聯儲做了訪問，我們發現美聯儲成員對美國經濟的看法是不一樣的，可以說有很大的分歧，他們對美國經濟平均的預測，2015年的預測是2.1%，這是個平均數，他們有18位委員，這是美國貨幣政策委員會的執行董事，2.1%是這18位董事的平均預測數，低的只是百分之一點多，高的要高一些。

歐元區和日本的經濟情況也不太好，特別是歐元區的經濟，最近雖然有所復甦但很快又跌回去了，日本在今年曾經兩個季度連續出現負增長，按經濟學的季度定義，日本實際上已經陷入衰退，當然最近日本經濟有所恢復，總體情況來講是不好的。

發達國家經濟表現不好，發展中國家經濟體也不容樂觀，金磚五國中的俄羅斯、巴西已經陷入了衰退，巴西的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相當厲害，南非是在經濟衰退的邊緣掙扎。

唯一的亮點是印度，印度經濟大概可以保持在7%左右的水平，我們同時也訪問了印度的中央銀行，印度的財政部，印度的許多經濟學家對印度經濟的估計也並不十分樂觀，雖然他們可以保持比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但他們面臨着許多非常嚴重的挑戰，他們認為，如果他們無法克服這種挑戰，那麼印度的經濟也可能會進一步下跌。

總而言之，2015年雖然比以前和危機之後的情況對比確實有所好轉，但情況並不十分令人樂觀，2016年的全球經濟情況可能會有所好轉，但是同2015年相比不會有很大的變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在2016年世界經濟增長速度大概可以達到3.6%，今年是3.1%，有所提高，但和5%的過去的平均水平相比還是低很多。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世界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都採取了非常具有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刺激經濟的增長，但歷經七年的努力，世界經濟增長還遠未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我們就要問了，為什麼？導致全球經濟持續停滯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除了有效需求不足之外還應有更深層次的原因，比如技術進步的速度下降，人口老化，可以設想，只有當發生新的技術革命和技術革新，只有當勞動生產率得到恢復，資本的邊際收益得到回升，發達國家的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才有可能得到恢復，全球經濟才有可能恢復增長，而這樣的看法在西方國家是比較普遍的，他們也是從供給方來解釋世界經濟為什麼無法迅速復甦的原因。

作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必須對世界經濟增長的長期停滯的前景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

第二個問題就是所謂的“超級債務週期”，超級債務週期並沒有結束，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是一場債務危機，長期以來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維持低儲蓄高消費的生活方式積累了前所未有的國內債務和國際債務，形成了所謂的超級債務週期，就美國而言，隨着房地產泡沫崩潰和次貸危機的爆發，居民不得不通過違約、提前償債、減少借債的方式降低槓桿率，而居民部門的去槓桿則成為美國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

為了抵消居民區槓桿對經濟增長的抑製作用，美國政府實施了擴張性財政政策，其結果是居民債務明顯下降的同時公共債務急劇上升；歐洲的情況不太一樣，歐洲的問題是主權債務，但本質原因是一樣的，就是居民儲蓄不夠，居民儲蓄太低，消費太高，在歐洲國家爆發了主權債務危機之後，他們也採取了刺激經濟的方式，爭取刺激私人部門投資的增長，實際情況也並不太成功。

應該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槓桿率在不同的國家和在不同部門之間此消彼漲，但槓桿率從總額上來看並沒有明顯的變化，換言之，引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引信”並未拆除，如果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是由美國房地產泡沫崩潰而引起，未來的危機則有可能是由美國國債泡沫的崩潰引起，作為美國國債最大海外持有國，中國對此不得不防。

第三，美聯儲QE政策退出的外溢，這種外溢效益是難以預測的，美聯儲量化寬鬆的實質就是印鈔票，自次貸危機以來美國M2基礎貨幣由原來的8000億美元上升到4萬億美元，M1和M2則從1.4萬億美元和8萬億美元分別上升到3萬億美元和12萬億美元，美國各個城市的貨幣總量增速都大大超過了GDP的增速。

目前美國的失業率已經下降到正常水平，工資已經出現明顯上漲趨勢，為了防止通貨膨脹和金融不穩，美聯儲決定在未來開始升息，全球的金融界一般都預測在2015年12月美聯儲會實行加息，當然加息過程是逐漸的，美聯儲加息對美國和全球經濟的外溢效益難以預料，一種比較明顯的可能性是，美聯儲升息，資本流入美國，導致美元進一步升值和其它國家貨幣的進一步貶值。

資本外流將刺破發展中國家的種種資產泡沫，使一些發展中國家陷入金融危機，鑒於美聯儲貨幣政策外溢效益的不確定性，為了維護宏觀經濟穩定，中國不應該急於拆除抑制短期資本跨動的防火牆。

第四個是貿易摩擦，排他性，區域貿易自由化日益取代WTO框架下的多邊貿易談判，中國外貿發展空間將受到擠壓，目前有關國家正在積極構建區域化的貿易投資體系，而這些體系的排他性將使全球貿易與投資自由化遭受挑戰，美國積極構建以TTP、TIIP、TIS為代表的新一輪貿易投資規則，美國排除中國參與國際貿易新規則的意圖應該說是比較明顯的。

一方面中國應積極參與各種貿易自由化的談判，維護自身利益，爭取實現共贏，另一方面，中國應該加速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提高對國內經濟，特別是對國內投資的依賴，提高對外經濟的質量，減少對外部經濟需求的依賴。

現在讓我們把目光轉回國內，當前中國宏觀經濟的主要挑戰是什麼？我的看法是產能過剩和通貨收縮，由於嚴重的產能過剩，儘管CPI（消費者物價指數）依然為正，PPI（生產者物價指數）已經連續44個月為負，今年以來，GDP的減縮指數也由正轉負。

如果用PPI而不是CPI作為通貨收縮的物價指標，中國經濟自2012年就已經進入了通縮狀態，當然這是一個可以爭議的問題，但我要強調的是，在目前，特別是今年，由於PPI和GDP減縮指數都是負的，應該可以說中國目前已經進入了通貨收縮的狀態。

這種狀態的經濟含義是什麼呢？生產價格持續下降，導致企業利潤持續下降，今年以來，中國企業利潤總額一直處於逐月下降的狀態，到2015年10月，中國企業平均利潤率僅僅為5.45%。

中國經濟的另一個突出問題是企業的債務居高不下，根據中國社科院的研究，中國企業債對GDP之比已經達到了145%，國外金融機構普遍認為中國企業的債務總額已經超過美國，穩居世界之首。通貨收縮，也就是生產者價格的持續下降導致了企業實際債務的增加，換言之，即便利息率為零，由於產品價格下降，企業也可能無法償還債務，更不用說企業的名義利潤率本身就在持續下降。

剛才我一開始講了，由於生產價格的持續下降，企業利潤持續下降，這個下降是指名義利潤的下降，現在又加上一個企業的債務很高，由於生產價格下降，企業的償債能力下降了，所以企業的實際債務實際上是增加了，這是兩個不同的事情，但兩個東西的結果是一樣的，利潤水平下降，實際債務上升，再加上本來就已經背負了沉重的債務負擔，銀行不良債權必然增加。

根據官方統計截止2015年10月底，中國不良債權達到了2萬億人民幣，不良債權率超過2%，對於實際情況如何，我想在座各位比我更清楚。

90年代的經驗告訴我們，不良債權的增加不是線性的，開始是緩慢增加，大家不太注意，但經過一段時間之後不良債權可能會突然集體增加，所以不良債權危機的爆發往往是突然的，對此我們應該高度警惕。

利潤下降和不良債權增加導致企業惜借，銀行惜貸，這種現象惡化，這種現象反過來又導致了企業投資意願與投資能力的下降，而投資需求的減少意味着產能過剩和通貨收縮的進一步，這裡實際上是存在一種惡性循環，這一點是非常危險的。

中國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普遍認為，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速度應該是6%-7%左右，實現6%的增長目標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但中國必須受破打破通貨收縮，即便我們長期增長趨勢是6.5%，但如果通貨收縮惡性循環，那麼收縮就會持續下降，會低於潛在的經濟增長速度，甚至硬着陸，所以我們必須解決這個問題。

根據1997到2002年通貨收縮時期的經驗，我們實際上已經經過一次通貨收縮了，克服通貨收縮先後要做四件事兒，第一件事，去庫存，第二件事，去過剩產能，第三件，情理不良債權，第四，找到新的經濟增長引擎，否則經濟增長速度就有可能繼續下降，甚至出現硬着陸。

目前中國經濟依然處於去庫存階段，去產能才剛剛開始，中國產能過剩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是長期以來房地產投資過度，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數字顯示，10月末，商品房在售面積7億平方米，比9月份增加了2122萬平方米，其中有4億平方米是住宅，3億平方米是寫字樓和商場，如此巨大的庫存如何消化，這是一個挑戰。

目前中國經濟依然處於去庫存階段，去產能才剛剛開始，中國產能過剩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是長期以來房地產投資過度，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數字顯示，10月末，商品房在售面積7億平方米，比9月份增加了2122萬平方米，其中有4億平方米是住宅，3億平方米是寫字樓和商場，如此巨大的庫存如何消化，這是一個挑戰。

以產能過剩最為嚴重的鋼鐵行業為例，儘管虧損嚴重，鋼材賣出白菜價，今年前八個月中國的鋼材產量為7.5億噸，依然同比增加了1.5%，雖然增速不高，但還在增長，根據業內人士分析，鋼鐵行業的過剩產能有3億噸，超過世界發達國家的總和，過剩產能不減，PPI就會繼續下跌，企業盈利狀況就會繼續惡化，不良債權就會進一步增長，經濟的硬着陸就難以避免。

怎麼辦？為了戰勝通貨收縮，我認為我們應該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方面是繼續消滅過剩產能，另一方面是刺激有效需求，仍以中國的鋼鐵行業為例，中國的鋼鐵產能是10億噸，鋼鐵企業有500多個，實行關停並轉是無法迴避的，但這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問題，這裡就不進一步討論了。

與此同時，為了防止經濟硬着陸，為了減少調整控股，採取擴張性財政政策，通過政府支持的基礎設施投資刺激有效需求也是必要的，總結2008、2009年4萬億的經驗教訓，我們應該認識到，儘管推出刺激計劃的大方向是正確的，但是政府推出刺激計劃必須經過深思熟慮，規模可以小些，速度可以慢些，速度有效需求不應該導致經濟結構惡化，以至形成未來進一步產能過剩。

一個重點我想強調的是，刺激計劃的融資方式應該與4萬億顯著不同，具體說，這次應該以財政融資為主，而不是依靠銀行信貸，中國財政狀況依然比較好，財政赤字對GDP之比為2.5，比所有發達國家都好得多，中國的公共財務公共債務對GDP之比有不同的說法，但不超過60%，也比所有的發達國家都好得多，中國可以考慮加大財政赤字，通過財政支出支持基礎設施建設，在這方面中國還有較大的政策空間。

中國可以通過發放國債為刺激措施籌資，國債的發放對象應該是中國居民和中國金融機構，中央銀行則應進一步實行寬鬆貨幣政策，為擴張性財政政策提供支持，例如，貨幣政策有助於國債的發放，有助於降低國債的成本。

在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同時我們還應該考慮適當的匯率政策，我認為中國的匯率政策應該是靈活的，因為只有實行靈活的匯率政策，我們才能在美國的QE退出的情況下實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否則中國的貨幣政策將失去獨立性。

雖然中國經濟目前依然處於克服通貨收縮的時期，經濟增長速度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有所下滑是完全可能的，對此我們應該有必要的思想準備，但是也應該看到，中國的經濟增長潛力依然巨大，因為中國的人均收入仍然非常低，在“十三五”期間實現6.5%左右的經濟增長速度是完全可能的。

需要強調，我這裡僅僅談到短期宏觀經濟形勢和宏觀經濟穩定政策，從長期來看，中國經濟是否可以維持較高的增長速度，關鍵在於是否能夠從房地產投資和出口驅動轉到創新驅動，只有如此，中國才能在未來十年二十年維持較高經濟增長速度。

自全球經濟危機以來，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遠遠高於其他所有國家，而且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然而，中國長期對外國投資採取一種另類的做法。

與歐盟不同，中國保留著外國投資和國內投資的區別——歐盟甚至沒有將在其邊界內的投資歸類為“外國投資”的專門用語。通過這種做法，中國為市場開放加了限制，即列出指導性的條件，只接受被其認為有利於國內特定行業政策的外國投資。

一年前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發布了所謂的《決定》，其中勾勒的龐大的改革議程以其廣度和大膽性受到歐洲在華企業的歡迎。《決定》聚焦於進一步開放市場，如果得到堅決執行，它就有可能讓中國日益下滑的經濟實現再平衡，並為歐洲和其他外國公司創建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盡管該決定表明瞭中國領導人推進改革的政治意願，但它們不會在一夜之間變成現實。

中國最近密集開展的反壟斷調查表明，問題將會繼續層出不窮。一個是中國如何調查稅收問題，尤其是外國公司的稅收。歐盟領導人在考慮如何與中國打交道的時候應該想到這些困難。

外國企業逐漸變得不願對有爭議話題公開發表看法，這是情有可原的。

因此，當中國歐盟商會成為首個對中國過去一年半時間里在執行反壟斷法方面的不透明性和缺乏正當程序公開表示擔憂的商會的時候，它被譽為勇氣可嘉。

外國企業有必要公開表示擔憂，原因不僅僅是近期的反壟斷調查。但它們不應藉此貶低中國改善反壟斷法執行方式的努力。中國經濟再平衡和升級需要良好的環境，反壟斷法正是改善這些環境的基石之一。

然而，在反壟斷調查中不堅持正當的法律程序可能會導致如下局面，即行政權力不僅會反常地扭曲競爭，而且從大了說還會影響中國加大市場開放的信譽，同時還令人懷疑中國讓市場在經濟中扮演更大角色的能力。

在去年三中全會閉幕之後，外國公司對中國的投資信心升至歷史最高水平。會議傳遞出的重要的政策方向讓中國贏得了贊譽，如果由於執行不力而破壞了這種贊譽，那就太可惜了。

反壟斷調查表明，歐盟的政治領導層必須準備在政治上棘手的貿易和投資事宜上與中國正面交鋒。此類戰略必須建立在對中國商業環境深入瞭解的基礎之上。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應該像美國那樣，密切（且定期地）關註北京的貿易政策和舉措，以便在與中國打交道時能夠做出明智決定。

這關繫到歐洲的數百萬就業崗位、對經濟增長的一大貢獻、我們創新的能力以及中歐友好關系帶來的多重好處。

鑒於中國如今是超級經濟大國，日益塑造著全球實踐，同時還在海外大舉投資，因此歐盟所有機構和成員國現在是時候把與中國打交道作為要務。

這意味著歐洲議會、28個成員國和歐盟委員會要以同一個聲音說話，頂住屈從於中國經濟實力，以放棄統一的、以結果為導向的戰略為代價來換取短期利益的誘惑。

歐洲領導層的變更為調整對華戰略提供了機遇。機遇中的機遇是，歐盟正在繼續與中國談判一項雄心勃勃的雙邊投資協議。這些談判代表著自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來，歐洲與中國在貿易和投資政策方面最為重要的接觸。

它們也為歐盟定下與中國建設性接觸的基調提供了良機。正如《中歐合作2020戰略規劃》(EU-China 2020 Strategic Agenda for Cooperation)中所說的那樣，商談並完成全面的中歐投資協議將傳遞雙方簽署全面深入的貿易協議的意願。

本文作者是中國歐盟商會(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主席

美方的最新動作突顯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總統及其政府希望為美中角力的這一章節畫上句號，在國際經濟舞臺上恢復正常關系。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周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期間，奧巴馬政府重申了美方支持中國爭取人民幣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納入儲備貨幣籃子的努力——只要IMF宣告人民幣值得被納入。

奧巴馬政府高級官員表示，美方在習近平訪美期間獲得中方的承諾，即北京方面將增加其對世行和區域開發銀行的貢獻。

他們表示，第一步將是增加中國對世行旗下國際開發協會(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IDA)以及區域開發銀行旗下類似機構的貢獻；國際開發協會是世行面向最不發達貧窮國家的主要優惠貸款機構。

中國還承諾，無論是亞投行還是中國參與的其它任何新的及未來的機構，都將遵守最高的國際環境和治理標準，這個承諾化解了美國和一些活動團體所稱的主要關切之一。

“我們覺得這是非常積極的，”奧巴馬政府一位高官表示。

該承諾被納入一份有關習近平兩天訪問期間兩國經濟討論的“情況說明”，盡管有點含糊其辭。在這份文件中，兩國重申對現有國際金融機構的承諾，並表示要“繼續強化世界銀行”以及亞洲、非洲和拉美的區域開發銀行。“中方還有意願有意義地在所有上述機構中提升作為捐款國的作用，”該文件表示。

“雙方認識到新機構以及未來將成立的機構，要成為國際金融框架的重要貢獻者，這些機構將像現有國際金融機構一樣……按照現有的環境和治理方面的高標準運作，”該文件稱。

從習近平的公開言論也可看出，中美雙方都希望停止圍繞亞投行的爭執以及圍繞現有機構治理的沖突。

中國國家主席在上周五與奧巴馬聯合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美國和中國已同意在20國集團(G20)、世行和IMF等機構加強合作。

然而這兩方面都出現了重要的變化。

一方面，中國的態度轉變是清晰可見的——或者說，要不是霧霾那麼重，應該是能看到的。玩笑放在一邊，中國正面臨一場嚴重的空氣質量危機，很大程度上是燃煤造成的，這促使它愈發迫切地想戒除這種最糟糕的化石燃料消耗形式。自1997年至今，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經漲了三倍，這樣的發展也意味着會有一個迅速成長起來的中產階級，他們需要獲得更高品質的生活，包括可以相對安全地吸入的空氣。

因此中國現在扮演的角色和以前是很不一樣的。其中一個表現：一些右翼的老面孔突然改變口徑了。他們以前說限制美國的排放沒意義，因為中國會繼續污染；現在他們開始說美國的行動沒有必要，因為不管我們怎麼做，中國都會削減煤炭消耗。

因此就要說說美國共和黨的態度，他們非但沒變，反而還更糟了：大共和黨正繼續墮入否認和反科學陰謀論的深淵。而改變局面的一個消息是，這態度造成的影響，沒有我們想像那麼大。

是的，在沒有新立法的情況下，美國不可能採取大規模的氣候行動，而只要共和黨繼續把持着眾議院，立法也就不可能。然而奧巴馬總統已經開始通過行政命令限制發電站的排放——這在我們的解決方案里占很大一塊。此舉正挽回美國在氣候問題上的國際信譽，讓奧巴馬在巴黎可以佔據一個主導地位。

但是，有什麼理由相信協議能真正改變世界的軌跡呢？各國已經同意了一個排放目標，並會對自己在實現目標過程中的成敗進行定期評估；但是對沒完成的國家也頂多是加以譴責，沒什麼懲罰措施。

而且，要實現這些排放目標，勢必會損及一些強大的利益集團，因為這意味着全世界剩下的那些化石燃料大部分將留在地下，永不能燃燒。怎樣才能阻止化石燃料行業去收買足夠多的政客，把協議變成一紙空文呢？

在我看來，辦法就在徹底改變了規則的新技術上。

很多人似乎至今都認為，可再生能源是痴人說夢，對我們的未來不會有太大影響。要麼就是聽信了洗腦宣傳那一套，認為這又是自由派在瞎折騰（索林卓！班加西！死亡委員會！）然而，現實是太陽能和風能的成本都大幅下降了，已經到了無需任何特殊補貼就能跟化石燃料競爭的地步——能源存儲技術的進步讓它們的前景愈發光明。可再生能源還成了用人大戶，現在的用工規模比煤炭產業要大得多。

這場能源革命會帶來兩樣東西。一是大幅削減排放的成本會比此前的樂觀估計還要低——右翼的那些驚悚的警告，以前聽來大多是胡扯，現在就是徹頭徹尾的胡扯了。另外，只要稍加助推——巴黎協議就可以做到——可再生能源就能迅速成就一個新的利益集團，拯救地球在這個集團眼裡是有利可圖的，他們會去制衡科克兄弟(Kochs)之流。

當然，這些隨時有可能搞砸。克魯茲(Cruz)總統或盧比奧(Rubio)總統會毀滅整個協議，等到下一次我們有機會去處理氣候問題的時候，可能已經晚了。

但這並非不可實現。在這樣一個很少看得到希望的領域，巴黎大會的成果讓我們有理由去期待，我不認為這想法很幼稚。說不定我們還有救呢。

若論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之一是先前聯準會的升息步調太過頻繁，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也不為過。所以各界之所以會抱持餘悸猶存的恐懼，而將焦點放在聯準會未來的升息步調也屬情有可原。然而筆者認為即便聯準會在近日決定升息，不應視為緊縮動作，而僅是利率正常化。

首先，零利率是用以因應通貨緊縮的極端手段，而美國目前並無通縮疑慮。美國目前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為0.2％，但去除能源與食品的核心CPI年增率為1.9％，意味需求帶動的力道顯著，所以不應繼續以零成本的條件來使用資金。

再者，美國目前雖然沒有通縮疑慮，卻也沒有通膨隱憂，所以利率正常化後，也沒有必要啟動激進的升息步調。2004～2006年聯準會升息期間，總共有14個月通貨膨脹率超過2.0％的央行設定上限，也就是通膨壓力相對顯著。而央行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穩定物價，所以當時的主席葛林斯潘必須設法壓抑景氣過熱，讓通膨降溫。

現在美國雖然相較其他已開發國家算是復甦順遂，但是動能相當有限。美國供應鏈管理協會發佈的製造業與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近期雙雙下滑，製造業指數甚至跌到50點的臨界點以下，象徵景氣萎縮。因此美國經濟與其CPI雖然有需求帶動支撐，但是事實上相當脆弱，遑論景氣過熱，現任主席葉倫應該相當清楚美國經濟現況不宜過度樂觀。

而CPI上揚的另一動能是成本推升，在這一方面更顯薄弱。OPEC近日無法達成出口上限共識、美元持續走強、頁岩油業者開採技術不斷突破、美國國內業者對國會施壓希望其同意開放石油出口，以及中國大陸經濟趨緩導致對石油需求下滑等種種因素，讓國際油價迅速回升的可能性減少。反應在美國的CPI，預期2016年仍然不至於造成通膨壓力，所以聯準會升息步調不致於太過頻繁。

至於我國央行在後危機時代的貨幣政策操作上算是比美國聯準會積極，從2010年6月起至2011年7月期間已經啟動5次升息，累積相當的政策空間。所以雖然已經在9月降息半碼，但是仍有繼續寬鬆的籌碼。不同的是美國聯邦基金利率是隔拆利率，而我國利率政策以調整重貼現率為主，宣示意味較濃。

(作者為台經院景氣預測中心副主任)

但一些分析師認為，這種對中國“舊經濟”的關註越來越只能讓人們看清一半現實。

“人們過於看重一些舊指標，如工業產出、鋼鐵產量等。更值得看的是（鐵路）客運相對貨運的增長、在線銷售的增長、電影票房收入的增長，”法國巴黎投資管理公司(BNP Paribas Investment Partners, BNPP IP)大中華區高級經濟學家羅念慈(Chi Lo)說，“傳統宏觀指標反映的現實是扭曲的。”

規模580億美元的鄧普頓全球債券基金(Templeton Global Bond Fund)的經理哈森施塔布對此表示贊同。“中國經濟正在進行再平衡，”他說，“一些傳統的經濟增長引擎——製造業、房地產及地方政府支出——已經停滯或萎縮。”

中國部分工業部門遭遇了嚴重的產能過剩，正在收縮。

“然而，這些部門只是中國經濟——舊經濟——的一部分。中國的服務業一直在迅速擴張，推動工資上漲並支撐消費。”

BNPP IP的數據顯示，當前，鐵路貨運量正在以超過15%的年率收縮。然而，如圖一所示，客運量正在以幾乎相同的速度增長。

此外，在線銷售收入正在以每年超過50%的速度增長，而電影票房收入增速達到了40%以上。

BNPP IP全球股票業務主管西蒙•羅伯茨(Simon Roberts)說：“沒有充分證據證明中國陷入了危機。只是某些假設中國會繼續以過去的速度增長的行業出現了危機。”

這家法國投資管理公司的信心主要來自中國就業數據：盡管官方數據顯示，過去五年中國經濟增速已從12%放緩到6.9%，但就業保持強勁。

此外，如圖二所示，在整體就業數據中，第一產業（包括農業、礦業之類的部門）就業人數已大幅下降，而直至2004年該產業還占了幾乎一半的勞動力。

大量勞動者已轉移至第二產業（包括製造業、建築業）以及更能說明問題的第三產業，即服務業。

哈森施塔布說：“不斷增長的服務業正在吸收從傳統重工業和製造業分流出的勞動力。隨著整體勞動力增長放緩，服務業的擴大足以維持充分就業。”

從圖三中可以看出，中國的服務業增長尤其迅速。從1980年僅占經濟的20%多一點開始，服務業如今已占據顯著擴大的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2013年，服務業已超過第二產業（占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正在下降）成為GDP的最大組成部分。

BNPP IP大中華區股票業務主管莫勒(Caroline Yu Maurer)說：“服務業占總體就業的41%，而且還在上升，卻貢獻了2014年GDP增長的63%。”

“雖然工業統計數據不好看，但是（例如）中國航空旅客數量卻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長。”

莫勒認為，這種增長的分化在中國內地股市有明顯體現：與中國舊經濟相關的股票現在的價格與2013年初比幾乎沒有變化，而與新經濟相關的股票（包括中國公司在美上市的美國存托憑證）的價格幾乎翻了一番。

正如圖四所示，BNPP IP狹義定義下的新經濟（僅包括科技、醫療、新能源及環保設備）股票自2013年1月以來已上漲2.5倍。

對中國內地A股市場的投資者而言，這些趨勢的任何延續都將變得越來越有價值。指數提供商MSCI明晟近日決定，將一些中資公司的美國存托憑證納入MSCI明晟中國指數之中，這意味著新經濟在該指數中的權重可能將從26%上升至40%左右。

哈森施塔布預測，2016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將接近目前6.9%的官方增長數據。羅念慈基本同意這一說法，盡管他表示“在總量上，中國的新（經濟）部門還沒有強大到足以彌補舊部門，因此中國將不得不保持寬松的（貨幣和財政）政策”。

然而，並非每個人都確信這一點。投資咨詢機構Ecstrat的約翰-保羅•史密斯(John-Paul Smith)認可服務業增長是中國城市化進程的自然結果。

但他依然懷疑官方數據。據官方數據，醫療、教育、專業服務和信息產業等“其他”活動占GDP的20%，金融中介活動則占8.5%。

“即使中國經濟的其他領域一直處於困境，這些數據的增長也一直十分強勁，而美國對應的數據分別是24.5%和7.2%，考慮到美國經濟要發達得多，坦白說這看起來很荒謬，”史密斯說。

此外，他認為中國的消費者，乃至中國的服務業，都是依靠註入中國經濟中、越來越大的杠桿人為支撐起來的。而且，服務業和製造業的命運是相互關聯的。

“工業部門的硬著陸不僅會影響那些存在破產風險的企業，還會影響政府和金融機構的雇員，因為政府和金融機構與那些最脆弱的工業緊密相連，”他說。

“對服務業可能造成的影響，還會使製造業的問題帶來的傷痛從東北等重工業地區蔓延到一二線城市，近年來後者的消費者支出一直在強勁增長。”

換句話說，如果製造業“碰壁，認為消費者支出不會受到重大沖擊絕對是異想天開”。

一些人把中國減少對製造業依賴的再平衡過程和英國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的經歷相比。然而，史密斯認為這種比較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北京方面正在支撐虧損的工業企業，鼓勵它們出口過剩產能，而不是像英國那樣讓這些企業破產。

他認為，除非必要的縮減通過一輪破產或者時間更長的消耗過程實現，否則不可能判斷中國經濟其他部門的真實情況。

史密斯擔心，當這種情況發生的時候，會帶來“重大影響”。他相信，在接下來幾年裡，中國有很高的幾率經歷“驟停”，經濟增長會降至零。

以上個月主辦了第27屆東盟峰會的馬來西亞為例。通過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協力對抗所謂的「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以及允許美國海軍使用馬來西亞的跑道起降偵察機並將艦船停靠在馬來西亞的港口，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拉扎克(Najib Razak)在穩步提升本國與奧巴馬領導下的美國的合作夥伴關係。這某種程度上是為了回應中國2013年以來對其水域的逐步侵犯。

不過，納吉布政府否認任何與美國的防務活動的擴展是為了針對北京。事實上，馬來西亞同時也在與中國建立更為緊密的軍事關係。2013年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馬來西亞時，兩國提升至「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今年9月，雙方首次在馬六甲海峽舉行聯合實兵演習。這是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規模最大的一次軍事演習。上個月，馬來西亞准許中國的船隻停靠在南海附近的亞庇——而一個月前，美國「拉森號」驅逐艦(USS Lassen)也曾使用這一港口在中國在該地區建造的人工島嶼附近執行航行自由行動。

馬來西亞與中國更加緊密的軍事關係鞏固了兩國本已強健的經濟紐帶。馬來西亞是中國在東盟地區最大的貿易夥伴，而中國是馬來西亞最大的全球貿易夥伴。上個月，債務纏身的馬來西亞主權財富基金一馬發展有限公司(1Malaysia Development Berhad)宣布了一項23億美元的交易，將其電力資產出售給中國的一家國有企業。

但是，馬來西亞政府並不是完全投入了北京的懷抱。它不但繼續藉助與美國的長期關係，還通過以東盟為基礎的論壇和其他一些多邊機構來緩釋中國崛起帶來的風險。

騎牆的國家絕不止馬來西亞。大多數東盟國家（菲律賓除外）及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傳統盟友，如韓國和澳大利亞，在一些問題上對中國表現出一定程度的依從，而在另一些問題上則予以拒斥。

許多國家與中國建立更加密切的經貿關係，加入了中國牽頭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並在商貿、投資和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上與中國開展合作。一些國家表示支持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並參加了北京主辦的安全對話活動香山論壇。另外，部分國家——韓國、越南、緬甸、柬埔寨、老撾和泰國——甚至派出代表參加北京在9月舉辦的慶祝二戰勝利70周年的閱兵式，儘管美國及其主要盟友的高層官員顯眼地缺席了。

不過，亞洲的中小國家也在嘗試減少依賴中國的風險。印度尼西亞等國拒絕了北京的幾項倡議或者與之保持距離，比如在南海與東盟國家舉行聯合軍事演習的提議。越南等國則謹慎回應中國提出的海上絲綢之路計劃。

該地區的國家將南海問題國際化，在東盟牽頭的多邊論壇上提出了這一議題。它們堅持認為，相關水域需要建立一套行為準則。它們正在儘可能與更多的大國建立軍事聯繫。

這種行為是符合邏輯的。騎牆與其說是為了對抗美國或者中國本身，還不如說是為了應對任何超級大國或崛起中的大國帶來的系統性風險。東南亞國家一方面擔憂美國在該地區承諾的長期可持續性，另一方面又警惕崛起的中國未來的意圖，以及中美關係走向的不確定性。所以對如今的東南亞來說，這是尤其理性的做法。

儘管中小國家的騎牆意味着與各個大國保持距離，然而中國和美國應當歡迎並鼓勵這一做法。一方面是因為，防止大國兩極化有利於維持地區穩定。另一方面是因為，它確保了東盟的中立，進而確保了它作為一個討論和管理地區安全與繁榮的包容平台的核心地位。迫使或誘使該地區的國家選邊站隊只可能引發不斷對抗的惡性循環，加劇兩個大國之間的衝突。

華盛頓恐怕無法讓馬來西亞這樣的國家完全聽命於自己，但對馬來西亞、東南亞地區乃至中國和美國自身來說，這都是一件好事。

回顧1995年亞洲地區約有500個經濟特區，如今數量增至4,300個且遍及130國。然而，亞洲出口貿易成長速度依舊比不上整體經濟成長腳步，使亞銀呼籲各國應持續增加經濟特區。

亞銀報告指出，占亞洲整體出口額比重高達60％的半成品出口額在去年下滑2.6％，同一期間亞洲各國國內生產毛額（GDP）總計成長5％。儘管經濟特區數量增加10％僅推動製造業出口成長1.1％，但亞銀強調經濟特區對亞洲經濟帶來的正面影響比字面上更廣泛。

亞銀表示：「經濟特區不僅有助創造就業，還能推動出口成長並吸引更多外來直接投資，儘管偶爾有策略不當導致成果不彰的情況發生。此外，經濟特區也是各國測試經濟政策與實施結構改革的絕佳場所，有助整體區域經濟突破發展瓶頸。」

去年亞洲各大經濟特區除了吸引亞洲以外資金流入之外，亞洲各國對彼此的投資額也相當可觀。去年日本在亞洲的主要投資對象包括澳洲、印尼及中國，投資額分別是95億美元、94億美元及85億美元。

放眼未來，亞銀預期亞洲經濟特區將進一步促進各國服務業出口成長。亞銀表示：「諸如物流、金融及資訊科技等服務領域將是未來經濟特區主要貿易項目，呼應各國GDP及貿易額當中服務業所占比重逐漸增加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