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蘇正在進行，但程度有限。受危機影響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的變動現在幾乎普遍為正值。但GDP仍遠低於根據危機前趨勢預測的水平。在多數情況下，增長尚未恢復如初，主要是因為生產率增速下滑。在歐元區，今年第二季度的GDP仍低於危機前水平。在受危機影響的歐元區成員國，回到危機前的產出水平仍遙遙無期。他們將遭遇“失去的幾十年”。
從23個高收入國家的樣本出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教授勞倫斯•鮑爾(Laurence Ball)總結稱，潛在產出損失大小不一，從瑞士的零到希臘、匈牙利和愛爾蘭的逾30%。他總結稱，總的來看，今年的潛在產出將比根據危機前趨勢預測的低出8.4%。他指出，大衰退(Great Recession)所帶來的破壞性大致相當於損失整個德國經濟。
鮑爾教授以及最近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的安東尼奧•法塔斯(Antonio Fatas)和哈佛大學(Harvard)的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所做研究的主要結論是，潛在產出的估值在跟隨實際產出。這表明，滯後作用——過去經歷對後來表現的影響——非常大。造成滯後作用的可能原因包括：長期失業對於就業能力的影響；投資放緩；金融業支持創新的能力下滑；以及動物精神的普遍喪失。
今年，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US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主席詹森•弗曼(Jason Furman)提出了危機後投資水平低下的影響：在危機結束後，投資對勞動生產率的貢獻度降至很低的水平（見圖表）。這一點在美國很明顯，實際上其投資對勞動生產率的貢獻的估計值為負。
滯後假說沒有得到一致認可。危機後產出長期滑坡至少還有3種其他解釋。
首先，有人辯稱，信貸熱潮使得危機前對潛在產出的估值遠遠高於可持續水平。對這種觀點的一種反駁是，信貸擴張對資產價格的推漲作用遠遠超過對實際支出的促進作用。前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FSA)主席阿戴爾•特納(Adair Turner)在他的著作《債務與魔鬼》(Between Debt and the Devil)中闡明瞭這一點。對這種觀點的進一步反駁是，這混淆了債務對需求結構的貢獻與其對整體供應的影響。
危機後產出滑坡的第二種解釋是新技術對產出的影響被低估。然而，即便確實如此（這是可能的），它也無法解釋在此次金融危機之後生產率增速為何大幅下滑。在英國衡量新技術影響的難度也沒有相對於美國突然上升。英國是生產率增速受到危機後經濟放緩的影響最為嚴重的國家，而美國是這些新技術的發源地，生產率放緩卻相對不嚴重。
最後一種解釋是生產率增速在此次金融危機之前就放緩了。在美國，事實似乎確實如此。但其他地區則不那麽明顯。
總的來說，滯後假說非常強大。這就是避免大規模危機並對任何危機做出有力回應、以將經濟影響降至最低如此重要的原因。否則，這種惡性循環可能會對趨勢造成永久性破壞。
這進一步提出了兩個問題：此次危機的負面效應本來是否可能更小？危機能否逆轉？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必然是肯定的。但這需要更有力的財政和貨幣回應，以及對受到破壞的金融機構進行更大規模重組。特別的，歐元區本應做的更好。然而，即便是現在，歐元區也缺乏這種意願以及所需的機制。
至於產出水平下降和增速滑坡能否逆轉的問題，答案必然也是肯定的。上世紀60年代初，美國人均GDP就重回延續1929年之前趨勢所應有的水平。遺憾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引發的財政刺激充當了當時的政策救世主。它無法在和平年代復制。即便如此，回到危機前的增速趨勢至少是可能的。對需求的大力支持加上對長期供應的投入（特別是通過加大公共投資）將同時實現這兩個目標。
還有證據表明，衰退加劇對繁榮有長期影響。一個結論是迅速採取措施恢復需求至關重要。另外，證據現在明確顯示，高收入大國擁有採取果斷行動的政策空間。不管很多人曾在2010年說過什麽愚蠢的話，他們根本從未面臨變成希臘的危險。美國甚至歐元區本應做出更大膽的回應。
經驗表明，還有一些事同樣重要。或許我們很難避免危機，但讓危機只以小規模、低頻率發生至關重要。金融危機會導致嚴重衰退和長期放緩，部分原因是政策制定者害怕做出足夠有力的回應。因此，我們必須加強金融監管。問題只是加強監管的方式是否正確。
]]>王宇收斂了鋪張行為，這是上海消費者在面對不明朗的經濟前景時可能縮減開支的一個例子，對更廣泛的中國經濟再平衡之說具有含義。
根據英國《金融時報》旗下研究服務部門“投資參考”(FT Confidential Research)，盡管中國經濟增長大幅放緩，股市暴跌，事實證明中國商業首都上海的消費者們依然保持活力。一項覆蓋全市的消費者調查發現，過去12個月中，他們每個月平均支出4959元人民幣，而全國城市地區的平均值為1737元人民幣。上海消費者日益青睞優質膳食和外國產品，近70%的人表示他們在過去12個月中曾出過國。
但上海消費者的故事正在出現裂痕。熱愛購買奢侈品是上海人最顯著的消費特徵，但他們在奢侈品上的支出或許正在逐漸減少。盡管53.2%的受訪者聲稱他們打算在未來12個月增加在奢侈品上的支出，預期支出的平均值從之前12個月的7596元人民幣降至6454元人民幣。
此外，僅有18.7%的受訪者說他們打算在未來12個月增加支出。在富裕的居民中，60%的人聲稱他們打算保持支出穩定不變，而全市消費者的這個比例為58.4%。
他們的謹慎是可以理解的：43.4%的受訪者表示他們預計經濟在未來12個月將惡化，僅有36.7%的受訪者認為會好轉。
上海市民或許還將繼續支出，該調查也發現了關鍵的一點——他們的收入還在上升。但是，這種謹慎的意味更加糾正了一個普遍觀念，即中國消費者將在傳統增長引擎放緩的時候拯救國民經濟。
已經被接受的說法是，中國經濟正在經歷相對平穩的再平衡，逐漸減少對資本密集型行業的依賴，而消費者支出將填補空缺。
然而這項對上海消費者消費習慣的調查，以及越來越多的相關數據表明，不管大肆宣傳的官方月度零售銷售指標上升表明瞭什麽，傳統行業的放緩正在對中國的消費者支出產生影響。
中國消費者還遠遠談不上填補缺口和支撐增長，他們的支出意願將持續減弱，直到建築業等行業復蘇。
未來的王太太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了經濟放緩的受害者。
另參 <光棍節不能證明中國經濟轉型成功>
]]>國際結算銀行(BIS)一直以來匯總跨國銀行借貸和證券方面的相關數據，近幾年更是關註這些領域的研究。博里奧（Borio，2014）指出，跨境金融鏈接會導致國際金融體系放大金融失衡。在信貸繁榮時期，外部信貸的流入會引致經濟體擺脫國內信用，從而大大提高爆發金融危機的概率（Borio等人，2011）。與此同時，跨境美元貸款和美元債券增加，反映出美元對亞洲發展中國家的關鍵作用。美元的主導地位會致使美國的貨幣政策和杠桿周期傳遞到其他國家，因而影響到這些國家的金融環境（McCauley等人，2015）。
此外，跨境金融鏈接產生影響的渠道也在不斷演化。例如，在後金融危機時期，出現了融資渠道從國際銀行向全球債券市場的轉變，或稱全球流動性“第二階段”（Bruno and Shin，2015）。這種趨勢助推了許多亞洲國家國內銀行信貸的強勁擴張（Shin and Turner，2015）。另外，在追蹤企業風險時，監管者也應考慮離岸與在岸債券發行之間的轉移（Mizen等人，2012）。總體來說，來自新興市場的借款人和貸款人都在全球債券市場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將長期利率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Turner，2015）。
2014年10月23～24日，由新西蘭儲備銀行（RBNZ）和國際結算銀行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代表機構共同主辦，在惠靈頓召開了有關跨境金融鏈接的研討會。本捲收集了會議上發表的論文。此研討會充分顯示了國際結算銀行一直以來對這些問題研究的高度重視。
跨境金融鏈接模式
研討會的兩篇論文描述了亞太地區跨境金融鏈接的模式和驅動力。綜合來看，它們試圖回答這一系列問題：為什麽亞洲受全球金融危機對的影響相對小？該地區的國際銀行業自危機之後有何發展？這個地區的金融系統的抗震性是增強還是減弱了？
克庫魯（Curcuru）、托馬斯（Thomas）和沃諾克（Warnock）在探討跨國投資組合的論文中指出亞洲新興市場受全球金融危機沖擊相對不大，主要得益於該地區有限的外部聯系。作者結合幾個數據庫資料，把新興亞洲跨境金融鏈接的結構與先進經濟體做了對比。分析重點聚焦於非流動性調整。這個概念涵蓋了資產價格、匯率變動以及其他統計調整產生的影響。亞洲新興經濟體2006～2011年的非流動性調整損失發估計約為6000億美元，相對於GDP規模甚小。如此有限的損失反映出亞洲對外投資相對小的規模，及相對小的收益率。投資上存在的顯著本土偏好亦表明，評估一個國家的整體投資組合風險時，考慮來自國內投資組合的風險也十分重要。
埃勒斯（Ehlers）和伍德里奇（Wooldridge）在關於外國銀行貸款的渠道及其決定因素的論文中主要關註亞太地區的國際銀行業務。國際銀行業可以包括國際銀行分支機構在東道國本地開展的業務，以及在東道國以外進行的跨國界的業務。借款國銀行業的發展狀態和脆弱性將會影響國外貸款的形式：外國銀行傾向於給銀行系統脆弱或欠發達的經濟體進行本地放貸；而在銀行系統穩定或發達的經濟體，跨境貸款較為常見。
埃勒斯和伍德里奇還關註了亞太地區金融鏈接的另一個特點：銀行活動的區域化。如今，亞太經濟體的債權人基礎比過去更加多元化。特別是，他們變得愈發依賴區域性銀行提供的資金。這種趨勢可能會提升該地區應對區域外債權國帶來的不利沖擊。然而，另一種風險又可能加大：該地區的跨境資金主要以美元計價，而這些美元資金可能沒有完全對沖貨幣風險。
外匯市場和匯率風險
兩篇會議論文分析了外匯市場和匯率方面的問題。萊維奇（Levich）和潘（Packer）的研究表明，亞太地區外匯市場的發展較其它地區迅速。國際結算銀行2013年發布的外匯及衍生品市場發展三年期調查報告顯示，發達國家和亞洲新興經濟體的貨幣交易量（尤其是人民幣），都遠高於全球平均水平的快速增長。亞洲區外匯市場所有產品的成交額（如即期和衍生品交易，在岸和離岸市場，等）均迅猛擴張。
CLS銀行等多種同步支付（PVP）系統已經顯著增強了外匯市場交易的制度保障，盡管這些市場的監管和報告要求相對寬松。另外，最近幾年外匯交易中的羊群行為已經不那麽明顯。區域外匯市場在2013年“縮減恐慌”時期的相對穩健反映了這些發展趨勢。在這期間中，亞太地區的貨幣總體來說遭受的貶值壓力比其他地區小，盡管匯率波動也有所增加。跟 2008～2009年相比，市場價格跟利率平價沒有明顯偏差，買賣報價價差也無巨大波動。而且相較於早些時期，套利交易的撤離也相對井然。
萊維奇和帕克提出兩項政策建議，以進一步強化亞太地區外匯市場的安全性和應變能力。首先，更多國家應為本國貨幣採用CLS或其他PVP系統。其次，須完善並定期公佈外匯市場交易活動的擁擠度指標 (crowdedness metrics)，以提示金融市場的脆弱性。
蒙羅（Munro）根據自己的早前研究，在“匯率、預期收益和風險：我們能從亞太貨幣中學到什麽？”（Exchange rates, expected returns and risk: what can we learn from Asia-Pacific currencies?）一文中分析了亞太貨幣的風險和收益。此論文提出了更精細的方法檢驗非拋補利率平價（UIP）理論。依照標準方法估算的UIP偏差通常非常顯著，可能是因為未能充分考慮到某些風險。特別在考慮進債券溢價以後，估算的匯率對預期收益變動的反應就十分接近於理論的預測。
蒙羅的分析有助於深入探討蒙代爾三元悖論（Mundellian trilemma）。研究結果指出，當把預期和風險納入分析，評估控制資本、利率和匯率之間的權衡是非常困難的。該論文的實證結果也表明，政策制定者並不必定局限於“角點”解決方案：通過匯率管理，亞洲各國進行貿易時可以減小對利率的控制，從而降低匯率波動。
地區金融市場溢出效應
舒、何、王、董的論文側重於比較美國和中國金融市場在亞太地區產生的影響。關於美國金融市場對全球市場的溢出效應有非常多文獻，另外不少研究文章也分析了中國在實體經濟中的全球影響。該論文首次嘗試系統性研究中國金融市場對亞太地區金融市場的溢出效應，並與美國相應的效應做了對比。實證分析表明，中國的股市和匯市走勢在該地區已頗具影響力。在正常的市場條件下，中國股市在該地區的影響接近於美國股市，盡管美國市場在緊張時期仍舊占據主導地位。人民幣的走勢是區域貨幣的重要驅動力之一。相比之下，中國債券市場則對該地區其他金融市場沒有影響。
資本流動及其有效性之應對政策
在會議最後發表的論文里，布魯諾（Bruno）、沈（Shim）和申（Shin）評估了亞太地區12個經濟體管理資本流動及宏觀審慎措施的有效性。此項研究用一個涵蓋這些措施數據庫的數據進行面板回歸分析，並借助控制全局和局部因素隔離出這些政策的影響。
他們發現政策的效果好壞參半。針對銀行業和債券市場的措施，似乎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前減緩了這些項下的資本流動，但之後卻不能。同時，宏觀審慎措施對跨境貸款、銀行信貸和信貸總量影響也不太大。
該論文對資本控制文獻的一個主要貢獻在於，它關註了政策的溢出效應，即政策對非目標行業和市場產生的影響。實際上，有證據表明政策存在顯著的溢出效應：針對銀行業的措施與國際債券發行量的增加有關，而針對債券市場的措施與跨境銀行貸款的增加有關。這一發現對政策的重要警示是，在監管者在斟酌宏觀審慎措施時，需要一並考慮政策的溢出效應。
全球流動性
海倫·雷伊（Helene Rey）的主題演講闡釋了大規模資本流動如何影響貨幣政策的國際傳導。近年來，有幾個趨勢是有目共睹：大規模的全球信貸增長；協同性增強的資本流動；風險資產價格的全球性周期。雷伊的演講根據她與合作者完成的一系列研究來解釋這些現象。
雷伊建立一個理論模型來展示金融中介和杠桿作用在全球金融狀況傳遞中扮演的角色。與布魯諾和申（Bruno and Shin，2014）主要關註全球銀行的分析相比，雷伊的模型包括了銀行和資產管理者在內的多類金融中介機構。全球金融市場的風險資產價格被證明是依賴於一個全球性因素。這個全球性因素是實際波動性和隨時間變化的綜合風險偏好的一個函數。而這個總綜合風險偏好取決於各類投資者的風險偏好和他們的杠桿。
雷伊用實證評估了中心國家（美國）的貨幣政策對全球信貸條件和跨國銀行的風險偏好產生的影響。運用動態因子模型提取的一個全球性因素可以解釋相當大一部分全球風險資產收益的波動。基於大型貝葉斯VAR模型的更深層分析顯示，美國的貨幣政策是本國和其它國家信貸增長的重要驅動力之一，尤其影響了歐洲銀行的跨境信貸流動和杠桿。因此，即便是在匯率靈活的國家，美國的貨幣政策也可以影響它們的國內金融環境。
雷伊總結到，主要的中央銀行驅動了全球流動性周期；對於受周期影響的經濟體，其政策困境從“三難”變成為自由資本流動與獨立貨幣政策之間的“兩難”選擇。在這樣的情形下，宏觀審慎政策可以幫助增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因此，整體十三五規畫綱要的策略作為重點被分列為十大任務事項：一、保持經濟成長；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三、調整優化產業結構；四、推動創新驅動發展；五、加快農業現代化步伐；六、改革體制機制；七、推動協調發展；八、加強生態文明建設；九、保障和改善民生；十、推進扶貧開發。
實現以人為本發展
這份《綱要》已四平八穩地充分照顧到「新常態」經濟之後各方面發展成長需要，尤其不再突出強調「高數量成長」以及「厚重長大製造業生產」的戰略性，不再死守7%是國家發展底線，最讓國際社會稱許。
不過，國際觀察家及客觀智庫學者，對於十三五規畫綱要的策略重點，也有一些重要的前瞻性批判看法，應該頗為值得習李體制在全案定稿前的參考。
首先，與十二五規畫相比，「十三五」將是「典型弱化中國GDP成長」的國家級經濟建設規畫，大量擴增了科技創新、資源環境、民生改善方面的「強勢約束性指標」，而所強調要積極推進「教育強國」、「綠色發展」、「健康中國」等新戰略，則都設定在「實現以人為本的」經濟社會發展之重心上。這一「典型弱化GDP成長」規畫綱要既經落實，對於中國的社會福祉發展、對內需市場擴張，固有立即作用，但對於厚植國家經濟實力，提升對外競爭力，則不一定有多大之實質貢獻。
其次，從指標設計看，「十三五」已大量減少了經濟指標，只保留國內生產毛額、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這兩項「預期性數量指標」，以衡量經濟成長和經濟結構，而非經濟指標的比重，卻竟然超過了9成，絕大部分是置入了「民間經濟之高度約束性指標」，大大強化了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責及其在國家經濟運轉上的高度積極角色。
其三，「十三五」國家發展規畫，還是明列了「七大戰略產業」重點類項。客觀智庫的普遍提醒都認為，習李體制當局確應嚴肅記取十二五的一個極重要教訓，過去政府強勢選擇扶持的政策性產業，結果都不成功，特別是一些過度規畫的新興戰略產業，到最後都變成最困擾當下「過剩產業」或「中國過剩經濟元凶」。
其四，對於未來國家空間經濟之發展，也同樣應交由自由開放市場和民間企業決定為宜；作此建議，乃為避免各省市地方政府，亂搞城鎮化建設競賽，以致造成類似「過度規畫戰略產業」最後竟都演變成為「過剩諸侯經濟」或「未來新型中國過剩經濟元凶」問題，在「十三五」綱要中，還是應盡量減少「戰略性城鎮化經濟規畫」，因為一個國家的「城鎮化率提高」，都各有其內在規律，不宜用人為力量硬性規畫，反而容易適得其反。
硬性規畫適得其反
對台灣及其他外國資本而言，「十三五」綱要中，恐怕存在「政府過多、但市場不足」的問題，以致「七大戰略產業」的誘惑力反而遠遠不及智慧城市為核心的「戰略性城鎮化經濟規畫」來得大；至於這些國際觀察家的建議，主要是寄望習李「十三五」綱要實施後，中國經濟不至於會很快轉進約束成長模式階段，而讓未來五年中國經濟，還能在全球經濟場域，繼續擔綱復甦引擎的關鍵功能角色。
]]>此次的G20峰會匯總了決心反恐的聲明，以及以經濟領域議題為中心的首腦宣言。還確定2016年G20首腦會議於同年9月在杭州舉行，2017年在德國舉行。
首腦宣言中就全球經濟分析稱「沒有達到我們預期的水平」，還指出「金融市場仍存在風險和不確定性」。針對巴黎恐怖襲擊事件，指出「在全球，地緣政治學的挑戰越來越令人擔憂」，指出了全球經濟下行風險之高。
2014年的G20峰會提出了到2018年將國內生産總值提高2％的方針。不過與當時相比，以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為中心經濟出現減速，首腦宣言中還指出，「全球性需求不足及結構課題持續給經濟增長帶來重負」。
為了打破這一局面，除了由增長戰略及由實施計劃構成的「安塔利亞行動計劃」之外，首腦宣言中還匯總了以基礎設施投資為核心的各國的投資戰略，並敦促各國積極執行。
會議還就「就美國加息帶來的風險進行了磋商」（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首腦宣言雖避開直接提及美國，但也指出「金融政策方面，要密推測實施的影響，明確予以説明」，要求美國要考慮新興經濟體資本流出等影響，慎重討論加息。
對一些熱衷者來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工作人員建議人民幣加入美元、歐元、日元和英鎊行列，成為構成SDR這種準貨幣的第五種貨幣，將提振人民幣取得全球儲備資產地位的呼聲。
真相則不那麽具有戲劇性。IMF工作人員的觀點 （很可能得到其理事會的批準）是人民幣“可自由使用”，因而可以加入SDR，這在陳述意義上很重要。人民幣將從一個與其經常關系緊張的機構獲得一層新的名望。但它不能替代北京方面繼續開放金融市場和資本流動，以推動人民幣在境外得到使用。
基本上，SDR仍只是一件會計工具，是IMF主持創建的一類讓人費解的官方儲備資產。它既不是一種真正的貨幣，也不是對IMF本身的債權。IMF的成員國大吹特吹他們在2009年創建近3000億美元新的SDR資產，以提振官方流動性，稱其為官方對全球金融危機回應的一部分。然而，這種單位仍然很少使用，而官方SDR計價的資產仍須兌換回其組成貨幣才可用。因此，就央行的乾預目的而言，它們沒什麽用。
要讓某一種貨幣被官方儲備廣泛持有，被納入SDR貨幣籃子既不是必要條件，也不是充分條件。在1981年SDR得到改革前，其成員包括16種貨幣，包括一些貌似不可思議、也沒有明顯作用的全球儲備資產，如伊朗的里亞爾。與此相反，瑞郎盡管不是當今SDR的成員，但仍被當作一種官方的儲值手段廣泛持有。
如果中國希望人民幣被廣泛用作一種儲備資產，它就需要準備好創建大量人民幣（就像美國大量創建美元那樣），並允許其流向境外。北京方面嚴格控制資本流動及其明顯畏懼大額國際收支赤字，對這一點有妨礙。
這個決定的政治意義超過它的經濟重要性。通過裁定人民幣可自由使用，IMF無疑站在中國體制內某些元素（特別是中國人民銀行）一邊，後者一貫而且正確地主張北京方面應當放開資本流動和匯率。至於這個決定能不能保持促使中國政府進一步放鬆管制的壓力，抑或讓它滿足於現狀，人們仍須拭目以待，但至少信號似乎表明，北京方面正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然而，發出信號也差不多是這個決定的最重大意義。最終而言，某一種貨幣的全球使用，並不取決於在超國家層面作出的官僚決定，而是取決於有關國家當局在貨幣和金融政策上樹立稱職的口碑，取決於相關貨幣的高度可獲得性。
至少而言，人民幣被納入SDR將提振中國體制內推動開放、推動中國進一步融入全球經濟治理結構的力量。但是，任何人如果期待這個決定成為一個拐點（無論是對人民幣的國際使用，還是對SDR本身的可信度而言），都很可能會失望。
]]>中國與菲律賓、越南等東南亞多個國家都聲稱擁有南海諸島的主權，而中國近期在南沙群島海域的填海造島工程引起了鄰國不滿。
不過菲律賓總統阿基諾早前會見中國外長王毅時做出保證，菲方將在峰會上聚焦亞太區域經濟合作，不會引入主權糾紛的問題。
儘管菲律賓承諾不會將南海議題列入峰會的討論議程，但受訪學者認為，主權爭端在峰會上仍會受到極大的關注。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李明江告訴BBC中文網，菲律賓作為東道國有權利設置自己的議程，之所以答應中國不主動在峰會上討論此議題主要是因為兩國關係已經面對僵局，擔心中國的報復以及雙邊關係進一步惡化。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唐納上周已指出，在會議舉行期間，即使南海議題不被列入峰會的正式議程，也可能在峰會外被討論。
李明江說：「菲律賓在國際仲裁上已經佔了上風，不會繼續刺激中國，因此對菲律賓來說，在APEC上提出南海問題時機影響並不大。美國以及日本一定會將島嶼爭端的問題提出來，相信向呂賓不會阻擋，反而會樂見其成。」
他也認為，作為區域強國，美國一定會借APEC的場合提出南海主權爭議，否則會被視為「對中國示弱的表現」。 新加坡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東盟中心主任院鄧秀岷也認為美國會「盡義務」在峰會上提出南海問題，不過中國則會盡量避開問題以「為自己爭取更多外交籌碼」。
她告訴BBC中文網，北京在峰會上將會盡量避開主權爭端的話題，以「淡化美國希望將問題擴大到國際範圍的意圖。」
她說：「中國要是反應強烈將受到媒體的廣泛關注，因此北京會試圖在峰會迴避主權爭端，但在接下來的東亞峰會上則很可能看到中美更激烈的交鋒。」
北京此前曾表示本月20日至23日期間舉行的東亞峰會不是討論南海問題適當場合。
跨太平洋伙伴貿易協議 由美國倡導的跨太平洋伙伴貿易協議TPP相信也將會是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另一個重點課題。
TPP是世界上最重大的自由貿易協定，在上個月5日在美國亞特蘭大的部長級會議上籤約，同意進行自由貿易，並在投資及知識產權等廣泛領域統一規範。這也是TPP簽署國領袖在簽署協議之後的首次會晤。
12個簽約國包括：美國、日本、馬來西亞、越南、新加坡、文萊、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墨西哥、智利和秘魯。
普遍認為，TPP是美國在亞太地區遏制中國的一招，也是奧巴馬的一大戰績。
中國並未表示有意加入TPP，但也已做出相應部署和應對措施，例如設立上海自貿試驗區，以及「一帶一路」倡議、牽頭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與TPP簽約國展開雙邊談判等。
在去年的北京APEC上，中國提出建立新自由貿易區，參會各國首腦已對此達成了協議。有分析也認為中國的「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是一項抗衡美國TPP的協議。
在本次的APEC峰會上，相信北京將借此機會繼續推廣亞太自貿區。
鄧秀岷認為，TPP是美國希望鞏固與東盟經濟關係所做的最新努力，而中美雙方在TPP方面的議題上將不如南海主權爭端來得激烈。
她說：「中國已與所有東盟成員國簽署自貿協議，但美國只與文萊、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及越南簽署TPP。在自貿協議的『戰役』上，中國佔了上風。」
據中國媒體報道，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李保東透露，習近平將出席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併發表演講，出席與APEC工商諮詢理事會代表對話會、領導人歡迎晚宴、兩階段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和午宴等活動。
此外，習近平也將在會議上闡述中方關於亞太區域合作的政策理念主張，並介紹「一帶一路」建設的新進展及其為亞太和全球帶來的新機遇。
除了南海爭議以及TPP，巴黎恐怖襲擊、國際反恐問題以及亞太區經濟合作等都將會是其它重要議題。峰會上，各國領導人還將進行多場雙邊會談，因此各國首腦之間的互動也往往是會議的一大看點。
]]>報導稱，中國經濟需要更加注重創新驅動，加快轉型升級，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另外，開放的中國經濟也將給未來五至年的世界經濟帶來更多的利好機會。引領中國發展的是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這「五個發展理念」，其實質就是一種包容性發展，與安塔利亞峰會主題相吻合。
報導說，當前及未來更長時期，全球經濟將步入結構調整期，今後全球經濟將進入一個「新常態」，市場需求相對減弱，國際金融風險可能突出。在這種情況下，各國也在積極尋找新的發展路徑，多層面的區域經濟合作也更為迫切。只有堅持包容合作，才能促進世界經濟穩定。
對未來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有人以「吐」、「納」兩字形容。「十三五」時期，中國經濟體量將持續增大，開放程度也將越來越高，進一步加深與世界經濟的融合。在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理念下，中國將「吐」出高鐵、核電等優勢國際產能，「一帶一路」、「亞投行」等，無疑對推動基礎設施投資、提升就業和解決全球貧窮與不平等問題發揮積極作用。
促進民眾消費需求升級，促進國內消費品產業升級，是當前及整個「十三五」時期中國擴大內需的重要舉措。十三億人口的中國需求，將繼續成為全球經濟穩定之錨，大宗商品、各種資源，以及資本、技術、人才，將從中國的「納」中獲得更多機會。
]]>這個事件乍看之下與經濟無關，然而作為下層基礎的經濟發展，實則為全球動亂的源頭。一般宗教信仰引領信徒，且多數的宗教信仰強調「天上」、「永恆」的理想，教導信徒輕看世上的苦楚，要追求永恆的福樂，大都具有出世的態度。但各個主要宗教的信徒，對於世界和其上的事與對於神的事，經常會有二分法的言行，在西方號稱基督教文明的國家，許多民眾自稱是基督徒，惟行事為人與基督信仰相去甚遠；東方信仰的佛教國度以泰國最為虔誠，然而「紅衫軍」與「黃衫軍」的對峙與宗教信仰無關。
至於回教信仰則較傾向政教合一。全世界的穆斯林大約有16億人，其中8成以上都屬於遜尼派，主要分布在撒哈拉沙漠以北的非洲國家、沙烏地阿拉伯、印尼和孟加拉，敘利亞和巴勒斯坦地區也是遜尼派占多數。伊朗則是唯一什葉派國家，伊拉克和巴林也以什葉派占人口的多數，黎巴嫩則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為什葉派。在阿富汗、科威特、巴基斯坦，什葉派也占多數；至於真主黨，則為信奉什葉派的激進武裝組織。在伊拉克境內，大部分的穆斯林是什葉派，約占全國人口的54.5％，遜尼派占40.5％；之前執政的海珊是遜尼派，海珊被推翻之後伊拉克更加動盪不安，屬於激進遜尼派的「伊斯蘭國」乃趁勢坐大。穆斯林的激進團體，不論是什葉派的真主黨或遜尼派的伊斯蘭國，都相信為其真主阿拉犧牲可以直接進入天國，因此不但不怕死，反而是真正的「視死如歸」。
巴黎恐怖攻擊事件表面上看來，只是一個回教激進團體的暴行，然而一個恐怖激進團體若沒有認同者的支持就會自然凋零，或者受到分化也可能無法壯大。遜尼派的海珊執政時，「伊斯蘭國」無法崛起，一方面是海珊的鎮壓，另一方面則是無法取得遜尼派會眾的支持，因為遜尼派本身是伊拉克的當權派。海珊被英美聯手推翻，提供伊斯蘭國發動「聖戰」的理由，至於此次暴行慘劇發生在法國巴黎，顯然伊斯蘭國將「聖戰」的範圍擴大到整個西方世界，甚至按伊斯蘭國的說法，最終目標是全球伊斯蘭化；換言之，伊斯蘭教正致力於追求「全球化」。
我們看到另一個全球化也正在進行中。基於比較利益原則，經濟全球化使參與國家的消費達到柏來圖效率（Pareto Efficiency），然而經濟全球化也加速所得與財富在分配上的兩極化，使貧富不均的現象更加惡化。貧富懸殊是激進主義者宣揚其理念的溫床，也是激進主義者吸收追隨者的良機。當海珊執政時，遜尼派信徒認為他們是社會的上層統治階級，海珊被英美「邪惡帝國」推翻之後，遜尼派從社會統治階層貶落，而英美所扶持的新政權未能使伊拉克經濟得到改善，激進的伊斯蘭國因此而有發展壯大的空間。
經濟全球化若不能在分配上尋求改善，勢將使更多的激進團體吸引更多的追隨者。俗語說：「窮算命，富燒香」，窮人算命是希望得到祝福，找到翻身機會；富人燒香則是希望維持現狀，保住身家財產。窮人若一窮二白，參加激進團體是其翻身的最後機會。當年國民黨失掉大陸，原因之一也是因為貧富差距懸殊。經濟全球化固然提高效率，但卻未能促進公平，效率與公平是對立的目標。馬克斯預言「資本主義將因其成功而崩潰」之沒有成真，是因為資本主義國家採行提高社會福利與累進稅制等矯正措施，使效率與公平並進，而共產主義國家反因效率低落致使柏林圍牆傾倒。
要言之，如果經濟全球化只限於效率提升，而不思在公平上尋求改進，則類似主張穆斯林全球化的激進組織將獲得更多支持，其領導者可能是真正的宗教狂熱份子，跟隨者則可能只是以宗教為名，藉著打天下尋求經濟地位翻身的機會。全球各國在悼念巴黎恐怖攻擊事件的同時，也當注意要從根本做起，在經濟全球化造成貧富兩極化的當下，各國要聯手合作的不只是打擊恐怖份子，更要合作促進分配的公平化。
]]>法國電視台及新聞機構援引警方的話稱，襲擊者在音樂廳挾持人質，在與警方對峙的兩個小時期間殺害了大約100人，法國主要體育場外及該市其他四五個人群聚集地似乎發生協同攻擊，導致數十人上百人死亡。但對總死亡人數的估計各不相同。
目擊者接受法國電視台採訪時表示，音樂廳現場發生大屠殺，持有自動武器的襲擊者對觀眾進行掃射，該音樂廳可以容納多達1500人。直到周六凌晨，救護車不斷進出該區域。
電視台報道稱，至少五名襲擊者被擊斃：三人在警方強攻音樂廳時被擊斃，還有兩人在體育場附近被擊斃。目前尚不清楚到周六早上是否還有其他襲擊者逍遙法外。
不到一年之前，伊斯蘭極端分子在巴黎襲擊《查理周刊》辦公室，並在巴黎附近發動相關襲擊，造成死亡和混亂，而此次事件的傷亡情況遠遠更為嚴重。
這些襲擊事件給法國及歐洲其他國家造成精神創傷，它們在努力克服對宗教極端主義及暴力聖戰分子的恐懼。敘利亞及中東、北非其他地區的衝突致使聖戰分子變得更加激進。
法國新聞機構報道稱，法蘭西體育場附近的爆炸事件似乎是自殺式爆炸襲擊，當時德國和法國正在舉行足球比賽，襲擊事件迫使正在觀看比賽的奧朗德緊急撤離。隨着襲擊規模迅速變得清晰，奧朗德召開緊急內閣會議，宣布法國將嚴格限制邊境通道。
「就在當下，前所未見規模的恐怖襲擊正在摧殘着巴黎地區，」他再一次向全國播放的講話中說道，「數十上百人已經死亡，很多人受傷，非常可怕。」
奧朗德表示，根據他的命令，政府已經「動員了所有我們可以動員的力量，去消除威脅，並保證所有地區的安全。」
奧巴馬總統在白宮發表講話，表示同情法國的境遇，並願意與法國團結在一起，向其提供支援。「再一次，我們看到了襲擊無辜平民的卑劣做法，這不只是針對巴黎人民，也不只是針對法國人民，它是針對全人類和我們的普世價值觀的襲擊。」
目前，還沒人馬上聲稱對此負責，但在Twitter上，伊斯蘭國同情分子紛紛額掌相慶。伊斯蘭國是一個佔據了部分敘利亞和伊拉克領土的極端組織，目前正在遭受來自美國、法國，及俄羅斯等大國的打擊。
槍擊大多發生在頗受歡迎的音樂廳巴塔克蘭劇院(The Bataclan)附近，美國樂隊死亡金屬之鷹(Eagles of Death Metal)當時正在和其他樂隊一起在那裡表演。法國新聞媒體稱，多至100名人質可能被帶到那裡，其中很多人似乎後來在那裡被殺。還有人聲稱，手雷被扔進了音樂廳。
BFM電視台援引一名目擊者的描述表示，聽到了自動武器的多輪槍聲，並有人在巴塔克蘭劇院里高呼「真主至大！」
另一個逃離了那裡的目擊者向BFM表示，「他們開槍時，我們只看到槍火閃耀，人們立刻爬到了地上。」
法國電視台報道稱，警察在向那裡集結的時候，命令那附近的旁觀者離開街道。
其他法國新聞媒體報道， AK-47步槍出現在了槍擊事件中，槍擊持續了相當一段時間。這種步槍也是從前襲擊過法國境內目標的武裝分子喜歡使用的武器。
周五晚間，警笛響徹巴黎夜空。
儘管安檢有所提升，進出巴黎的航班似乎未受影響。戴高樂機場的官員已證實，航班並未被中斷，不過他們大幅提升了安保措施。進出法國的乘客的行李受到嚴格的檢查。
德國內政部長德國內政部長托馬斯·德邁齊埃 (Thomas de Maizière)周六早間表示，如果法國需要，可以提供軍事援助。「我在和我的法國同僚保持緊密聯繫，並向他們表示，可以讓德國特種部隊提供幫助，」他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與此同時，中國的“光棍節”為阿裡巴巴(Alibaba)產生了創紀錄的143億美元銷售額。
然而，這個主張有幾個問題。
首先，這些都不是衡量消費者支出的準確指標。
一天的促銷活動鼓勵消費者提前購買，並不是整個零售行業健康狀況的嚴肅衡量指標，尤其是鑒於在線交易僅占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10%左右。
與此同時，中國的官方零售銷售數據對於消費者支出也是一個非正統的衡量指標，因為它們包括政府採購。
其它有一些消費者支出指標可以說更準確，而它們都指向消費者部門更慢（而不是更快）的增長。
每個月，英國《金融時報》旗下研究服務部門“投資參考”(FT Confidential Research)都會調查1000名中國消費者。10月份，受訪者在自由支配支出上的情緒是自2011年7月開始調查以來最負面的。
同樣，中國銀聯(China UnionPay)利用它從銀行卡採集的數據產生專有的消費者支出衡量指標。9月的餐廳和餐飲消費指數跌至2011年4月以來的最低位。10月的數據也仍低於趨勢線。
間接的中國消費者健康指標也同樣不利。
面向消費者的服務行業（批發、零售、酒店和餐飲業）的增加值同比增速在今年第三季度降至6.7%，低於2014年的10.4%，而且是有記錄以來最疲弱的增速之一（見圖表）。
批發、零售、酒店和餐飲業今年前9個月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跌至史上最弱水平。
最後，第三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中的占比也許正達到創紀錄水平，但這僅僅是因為金融服務業作出了超大貢獻：2015年前三個季度占到GDP增長的18%。
若剔除金融業，第三產業在GDP增長中的占比今年幾乎沒有變化，這指向一個事實：第三產業迄今幾乎沒有起到彌補第二產業放緩的作用。
中國消費者並非不受整體經濟放緩的影響
這一切並不說明消費者支出的絕對值在下降；只是增長在放緩。
然而，增長放緩（即使是從一個較高的基數）令人擔憂，因為它表明中國消費者並未幸免於整體經濟的放緩。
這打擊了這樣一種想法，即中國的消費者支出在某種程度上獨立於整體經濟放緩，並且可以作為一種對抗的力量。
在現實中，中國的消費者支出仍然嚴重依賴於其它經濟部門的表現。今年前三個季度零售銷售增長最快的幾個地區，也正是工業部門表現保持得最好的那幾個地區。
因此，有關中國正在經歷一個痛苦但最終會成功的再平衡過程，其間工業和投資放慢、但消費者支出加速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如果傳統的增長驅動因素繼續放緩，消費者的回應將是消費支出增長的進一步放緩，而非加快。
從迄今的壓倒性證據看，中國經濟放緩正在阻礙（而不是促進）向消費經濟的轉型。
因此，投資者應該明白的是，就眼下而言，消費者部門的健康有賴於北京方面能不能啟動舊的增長動力，如重工業和建築業。如果消費者支出增長加快了（這看上去很有可能），那將是整體經濟企穩的一個結果，而不是它的原因。
中國消費者的崛起仍是一個誘人的投資主題，但它沒有很多人想象的那麽簡單。
]]>最新數據顯示，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的勢頭仍未止住。國家統計局11日公佈的數據顯示，10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實際增長5.6 %，比9月份回落0.1個百分點，跌至年內最低點。1-10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6.1%，低於去年同期及去年年末；投資增速回落趨勢延續，數據顯示，1-10月份，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名義增長10.2%，增速比1-9月份回落0.1個百分點。雖然消費數據有所回升，但增速仍低於去年同期及去年末。2015年10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名義增長11.0%（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1.0%）。1-10月累計同比增長10.6%。
通貨緊縮壓力加重。數據顯示，10月份，中國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CPI）同比上漲1.3%，比9月回落0.3個百分點；10月份，全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PPI）同比下降5.9%，連續40多個月負增長。
今年年中，中國國內資本市場動盪引發國內外媒體的高度關註，股市年中暴漲暴跌引發國際媒體及機構對中國經濟狀況的擔憂。許多觀點認為，從中國股市暴漲暴跌的情況來看，中國經濟也可能出現了暴跌，擔心中國經濟嚴重惡化對世界經濟沖擊的憂慮深重。實際上，中國股市並不是經濟的晴雨表，從這一點來看，中國經濟下滑程度並沒有股市暴跌的那樣嚴重。然而，這種擔憂反映出國際媒體及機構對中國經濟增速持續放緩的憂慮。近期統計局公佈的顯示，三季度中國經濟增速已跌至6.9%。
當前，防止中國經濟下滑過快應當成為宏觀政策的重點。
11月3日，新華社發布《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的說明。據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稱，“建議稿提出今後5年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的目標。主要考慮是，確保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必須保持必要的增長速度。從國內生產總值翻一番看，2016年至2020年經濟年均增長底線是6.5%以上。從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看，2010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分別為19109元和5919元。到2020年翻一番，按照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的要求，“十三五”時期經濟年均增長至少也要達到6.5%。”值得註意的是，11月1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也曾表示，今後五年經濟需年均增長6.5%以上。
習近平和李克強的表態說明，6.5%將是今後一段時期中國經濟年均增速的底線，但是，三季度中國經濟增速已經低至6.9%，而最新數據表明經濟增速仍在放緩的道路上行進，距離6.5%的增速僅僅一步之遙。因此，防止經濟下行失速應當成為中國宏觀政策的首要目標。
最新數據表明，中國經濟放緩勢頭仍未止住，距離全面實現小康社會所需的6.5%的增速底線僅一步之遙。防範經濟下行失速將是下階段中國宏觀政策的重點。
]]>10月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1.3％，雖然並非所謂的通貨緊縮，但大幅低於中國政府今年設想的3％的通貨膨脹率。
此外，價格正持續復甦的住宅市場也缺乏拉動經濟的力量。庫存構成沉重負擔，1～10月房地産開發投資僅增長2％，增速比1～9月下降0.6個百分點。從此前增長2～3成屬於理所當然的中國來看，這一增速等同於零。
中國經濟並未失速的原因之一在於個人消費仍然堅挺。10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零售業銷售額）比上一年同月增長11.0％，增速比上月提高0.1個百分點。「低價」而且「便利」的電子商務正在實現迅速增長。另一方面，大型實體店舖在總體上陷入苦戰。
9月底，位於內陸地區重慶市郊外的奧特萊斯購物中心關門,這裡經銷「普拉達」等奢侈品牌，去年底才開始營業，但不到1年時間就被迫關門。
習近平11月10日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表示要促進過剩産能有效化解、降低成本、化解房地産庫存。對於缺乏火車頭的經濟，中國高層具有強烈危機感。出台追加貨幣寬鬆等進一步經濟刺激舉措的可能性正在提高。
我上周結束中國之行時帶回一個令人沮喪的結論——對於抱何種目標看待中國經濟發展，對於中國的中短期政策目標，對於處理合作和不可避免的緊張局面所亟需的機構架構，全球缺乏共識。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呼籲建立“新型大國關系”是正確的。但是這種新型大國關系必須納入經過大幅修改和升級、甚至是全新的國際經濟架構之內。
第一個應該明確的問題是，美國和全球社會的目標是看到中國作為全球繁榮的支撐力、社會和政治積極變革的推動力在經濟上取得成功，還是從經濟上遏制和削弱中國，從而降低中國對全球造成威脅的能力。這在北京看來是當前的重大問題，而不僅僅是保護主義者和政界人士的尖刻辯論。
很少出現排外或者激進想法的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最近發表了一篇由美國高級外交官起草的報告，指責美國在國際經濟秩序中扶植中國的努力，並呼籲採用“平衡策略”，包括“建立全新的特惠貿易安排……有意將中國排除在外”。在奧巴馬當局為《跨太平洋夥伴關系》(TPP)貿易協定提出的支持性理由中，不少都涉及一種想法，即該協定將提升美國相對於中國的競爭力，並將削弱中國在決定全球貿易規則上的影響力。
如果世界的目標是抑制中國的經濟表現，那麽就不能指望與中國建立經濟合作。正如習近平不久前在倫敦受到的盛情款待所表明的那樣，如果美國不與北京建立經濟合作，它或許會與傳統的盟友漸行漸遠。如果中國的經濟表現大幅惡化，美國的平衡策略可能會引發充滿敵意的民族主義反應。這並不是說華盛頓對中國在經濟領域的表現的顧慮全是錯誤的，也不是否認應該大力推進合作。而是說，我們的目標必須繼續鎖定在共同增長和繁榮上。
第二，中國正面臨著基本經濟政策上的抉擇，而這將對整個世界產生重大影響。在當前中國經濟放緩、中國財富所有者希望向海外進行資產多樣化之際，既支持中國金融市場自由化又希望人民幣匯率走強（像美國一些人一樣）是不合邏輯的。如果中國想在未來十年持續強勁增長，必要的改革——比如關停不盈利的國企、對地方政府大舉借貸大興土木進行限制——無疑會對短期內的增長造成影響。這將會削減中國從世界其他地區進口的需求，增加中國的貿易順差。
理智的政策對話需要認識到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國家利益與全球利益之間的沖突。認識到下麵這一點對世界可能有好處：世界最大的利益在於中國追求更多改革，即使是以未來數年中國對全球需求的貢獻適當降低、以及可能出現超出我們接受範圍的匯率貶值為代價。
最後一點，機構架構的問題。過去一年出現了一項中國未參與的重要亞洲貿易一體化努力——TPP，以及一家美國未參與的重要金融機構——亞投行(AIIB)，這很難說是什麽吉祥之兆。更糟糕的是，美國國會未能批準讓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投票權上升至超過比利時的改革，此舉顯示出對全球現狀令人不安的漠視。如果全球經濟想要回到正軌，那麽就迫切需要中美兩國均擁有恰當角色的機構。
在《和平的經濟後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一書中，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斷言了經濟的首要地位，並評論道：“未來的危險不在於邊境和主權，而在於食物、煤炭和運輸”。他呼籲推出強有力的政策以促進共同繁榮和合作，卻無人理睬，這導致了災難性的後果。如今，未來的風險與中國崛起以及商業和經濟領域緊密相關。讓我們希望，我們能夠發現妥善處理它們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