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峰會以經濟為焦點，試圖為三方貿易關係挹注新動力，扭轉減緩的經濟成長。涵蓋十六國的ＲＣＥＰ已談判四年，而中日韓的自由貿易協定從二○一三年即開始協商，但兩項協定迄今進展緩慢，三國同意儘快敲定這些協定。

在北韓問題上，三國領袖「堅決反對」北韓發展核武計畫，因此將致力於重啟北韓核子六方會談。

此次峰會並沒有實質性的突破，但象徵意義重大，顯示東亞三大經濟體正修補緊繃的關係。

這次會議被視為安倍的一項外交突破，之前他一再試圖與朴槿惠舉行一對一會談與恢復三方峰會均未果。對朴槿惠而言，則是一項平衡動作，南韓與大陸正快速發展雙方關係，但朴槿惠同時飽受美國壓力，必須與美國的盟友日本儘快修補關係。

李克強則強調，日本在掃除正視二戰歷史疑慮上做的仍嫌不足。他在三方峰會開場時說：「合作有其基礎，而基礎來自以適當方式處理歷史等敏感議題，以及提升東南亞國家互諒。」

三國七年前首度開始召開年度峰會，但因中日爆發領土爭議，且日本被指意圖以修改歷史教科書等方式掩飾其二戰罪行，導致峰會於二○一二年後停止舉行。

首先，十三五規畫關注到大陸一胎政策所衍生的人口老化及削弱經濟成長的負面影響，因此全面開放二孩，此政策的實行，將帶動母嬰相關產業的蓬勃發展。在經濟的考量之下，此波新嬰兒潮的父母將會以經濟較具基礎的中高收入者為主，對於母嬰產品品質及相對應的服務要求較高，可增加對台商高品質產品及服務的需求，對於台灣母嬰產業的發展有利。

在此過渡期間，除了嬰兒潮紅利之外，既有的銀髮商機亦是台商應掌握的市場。大陸60歲以上的老齡人口超過2億人，占總人口的16%，十三五規畫將推進「健康中國」建設，在社保及醫療建設方面進行改革。

台灣醫療相關產業及品質有目共睹，未來5年將是醫療產業進軍大陸市場的黃金期。除了赴大陸設立醫院服務台商之外，亦可結合台灣資通訊產業優勢，發展醫療器材、健康產品、生醫及製藥產業等，並有機會跨足到健康管理服務領域，並可在智慧建築及智慧家庭、便利高齡者生活和健康照護方面，找尋銀髮商機。

其次，為了達成2020年小康社會的目標，《公報》提出十三五規畫將推進「美麗中國」建設，降低汙染產業，可建構永續發展環境，台灣可透過大陸在追求符合環保意識的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找尋綠色商機。

再者，大陸將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台灣可以研議合作策略。除了可藉由沿線交通運輸建設的重要節點進行商業合作之外，台商亦可從一帶一路的政策中尋求與大陸周邊國家的商機，從兩岸產業合作拓展至雙方國際合作的可能。

十三五規畫除了是大陸調結構關鍵期，也是台灣服務業及新業態搶進大陸市場的決勝期，在持續擴大內需以確保實踐小康社會之下，將有許多商機值得台商把握。政府應協助台商掌握此波新商機，提出協助業者擴展大陸內需市場的具體措施。（作者為台灣經濟研究院兩岸中心副主任）

中國已正式請求加入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此舉將增強歐洲和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日益緊密的聯繫。
加入EBRD也將為中國向基礎設施以及“新絲綢之路”（或稱“一帶一路”）項目上的其他投資輸送資金開闢新的渠道，使中國與歐洲乃至世界其他地方的市場對接起來。
EBRD證實了中國正式申請加入的消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週結束了為期4天的訪英之旅，其間簽署了價值數百億英鎊的貿易和投資協議。據悉，習近平在訪問期間和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談到了加強中國與EBRD的關係——這個可能性將受到倫敦的歡迎。
一位EBRD官員表示，“一位中國高級官員”（據悉是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在今年8月寫信給EBRD總裁蘇瑪•沙克拉巴蒂爵士(Sir Suma Chakrabarti)，提議中國成為該行的股東。另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中國將不會成為EBRD的運營國，其持股數額將是象徵性的，“只是讓他們可以說自己是股東”。記者一時聯繫不上中國駐倫敦大使館人員請其置評。上述EBRD官員表示，中國的請求將被提交該行現有股東（包括64個發達和發展中國家）考慮，目前處於“初級階段”。
這位官員補充稱：“我們的確在努力吸引中國投資。”中國已經能夠與EBRD合作，後者與新創立的、由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簡稱亞投行）之間有合作計劃。但讓中國成為股東將傳達出清晰的意向。上述官員表示：“這是聲望和政治問題，而非股東影響力。”
今年6月，沙克拉巴蒂在北京的一場會議上表示，EBRD與亞投行正在進行“認真而範圍廣泛的對話”，兩家銀行以及其他多邊銀行應該展開合作，“在可以的情況下聯手提供資金，以填補基礎設施融資缺口”。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副主席於爾基•卡泰寧(Jyrki Katainen)上月在與中國副總理馬凱會晤時表示，歐盟將鼓勵中國和EBRD深化合作，包括中國加入該行。此類熱情標誌著過去幾年歐洲的態度發生了戲劇性轉變。
2011年5月，沙克拉巴蒂的前任托馬斯•米洛(Thomas Mirow)向記者表示，中國加入EBRD“根本不成問題”，但“就我們的章程而言，也不是非常容易”，這顯然是指EBRD的章程要求其成員國致力於“多黨民主、法治、尊重人權和市場經濟”。
這些要求並未阻止中亞各國加入EBRD——在去年EBRD發放的89億歐元貸款中，有8億歐元是發放給中亞國家的。與亞投行和其他中資銀行合作，將讓EBRD擴大在中亞地區的業務。中亞位於“新絲綢之路”的陸路核心。

非洲所有54個國家全部受邀參加此次峰會。在進行一系列部長級會議後，領導人們將在本周四召開全體峰會。

「我們對目前的增長速度仍不滿意。」賈特裏說。他透露，印度已經決定在非洲建立一家項目發展公司。

印度和非洲的貿易額增長較快，目前已達到每年720億美元，但仍遠遠落後於中國和非洲每年2000億美元的貿易規模。

印非合作

印度本周主辦的第三次印度-非洲峰會是其規模最大的非洲峰會，總理莫迪尋求挑戰中國在非洲大陸的主導地位。

非洲自然資源豐富，人口增速全球最快。 印度希望呈現其軟實力，以及與非洲的歷史關係；相形之下，中國則注重資源開發和資本投資，中國的重商主義擴張在一些國家引發抵制。

自我標榜為「印度製造」首席銷售的莫迪希望借中國經濟放緩之機，凸顯印度作為貿易和投資的替代合作者地位。

「印度是大型經濟體中增速最快的，非洲也在快速增長，」莫迪在峰會前對非洲記者們說道。 「我們在資源方面趕不上中國，但我們的參與至少讓非洲人多了一個選擇，」新德里的觀察家研究基金會（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外交政策評論員C. Raja Mohan表示。

這是第三次印度-非洲峰會。2008年第一次峰會以來，印度與非洲的年度雙邊貿易額增長超過一倍至720億美元。

「走進非洲」

全世界都爭相「走進非洲」。去年，美國、土耳其和歐盟都舉行了非洲峰會；中國則擬於12月在約翰內斯堡舉行第六屆中非合作論壇峰會；日本和韓國也在各自籌備2016年的非洲峰會。

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日前透露，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於今年12月出席中非合作論壇約翰內斯堡峰會。目前中國與非洲的年貿易額高達2000億美元，2009年，中國已超過美國成為非洲最大的貿易伙伴。

但數據顯示，隨著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中國對非洲的投資呈現下降趨勢。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今年上半年，中國在非洲綠地項目及現有項目擴建上的跨境投資與去年同期相比減少了84%，從35.4億美元降至5.68億美元。

中國對非投資在2008年即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達到了117億美元的峰值，隨後逐漸回落。隨著在大型項目上的投資減少，中國投資已重新聚焦於對非洲大陸的原材料。雖然中國對非洲總投資在2015年上半年大幅回落，但對採掘業的投資幾乎翻了一番。

一些經濟學家擔心，如果中國房地產泡沫破裂，可能進一步減少對非洲原材料的需求，這樣一來，中國對非洲原材料行業以及更廣泛領域的投資興趣也將隨之減少。也有人認為中國正在大力刺激內需，其對自然資源的需求可能增加。此外，房地產開發與住房將成為非洲內部增長的關鍵領域，可以吸收此前為滿足中國需求而建成的產能。

印度則致力在非洲推進能源多樣化戰略，在莫桑比克、蘇丹、南蘇丹、埃及和利比亞等地投資油氣資源。

路透指出，人民幣加入IMF的SDR之後，未來將帶動全球對人民幣超過5,000億美元的需求，最終使人民幣在全球儲備的比重接近5％。

日本經濟新聞報導，IMF在11月下旬舉行將人民幣納入SDR的理事會，目前已展開協調。今年是5年一度調整SDR構成貨幣的年份，而即將擔任2016年二十國集團（G20）主席國的中國要求各國支持人民幣納入。

報導稱，IMF預計將在11月決定納入，而實際納入SDR要經過籌備期，預計要等到明年秋季。

IMF成員國存在將SDR構成貨幣作為外匯儲備加以增持的傾向，隨著納入SDR，人民幣的交易市場有可能隨之擴大。約11兆美元的全球外匯儲備的一部分或將在中期兌換為人民幣。

人民幣要加入SDR，在IMF理事會上需要70％以上的贊成票。英國等大部分歐洲國家稍早已經表態支持人民幣加入SDR，持慎重態度的美國和日本也表示，支持人民幣在滿足IMF條件下加入。

日本財相麻生太郎日前指出，有條件支持人民幣納入IMF的SDR貨幣籃子。他表示，看到越來越多足以信賴的貨幣納入SDR籃子是件好事。

路透引述分析師指出，若人民幣加入IMF的SDR籃子，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比重最終可能達到約5％。這將令人民幣比重超過加元和澳元，而且接近英鎊（4.7％），但仍遠低於歐元（20.5％）。

根據最新IMF數據，美國仍是全球首要儲備貨幣，所占比重接近3分之2，其次是比重20.5％的歐元，英鎊比重為4.7％，加元和澳元的比重均約2％。

目前SDR籃子只涵蓋美元、歐元、英鎊和日元等4種貨幣，加元和澳元並不在內。人民幣將是加入SDR的第5種貨幣。

SDR總值約2,800億美元左右，上一次在2010年調整的比率為美元41.9％、歐元37.4％、英鎊11.3％以及日元9.4％。匯豐銀行根據當前的計算方法估算，人民幣在SDR的比重可能在14％左右。

上週五的舉措是中國央行自去年11月以來第六次降息，第四次全面下調存款準備金率。
中國央行上週五在網站上發佈公告稱，降息降準的主要原因是經濟仍存在下行壓力。
中國領導人正在努力克服一系列經濟挑戰，其中包括工廠產出低迷、國內外需求下滑、以及物價持續承壓可能加大中國企業償還債務的難度等。這些問題使中國面臨難以實現今年經濟增長7%左右這一目標的風險。
在實施“雙降”的同時，中國央行還採取了放開存款利率上限這項重要的銀行系統改革之舉，從中可以看出中國經濟決策者持續面臨的兩難處境。全面的信貸寬鬆可能會導致資金流向無生產效益的經濟領域，如負債纍纍的國有企業以及效率低下的部門。為解決這一問題，中國央行目前將在制定存款利率方面賦予商業銀行更大的自由度。為此，中國央行打算鼓勵商業銀行之間展開更加激烈的競爭，以便引導資金流向小微及私營企業等最需要資金的經濟領域。
此外，放開存款利率上限也有助於提升普通家庭的儲蓄收入，這對於中國經濟朝着內需拉動型增長模式轉型至關重要。不過，這也會帶來相當大的風險：商業銀行竟相高息攬儲可能會破壞銀行業的穩定性。有鑒於此，中國央行在公告中稱，會繼續管理利率，以控制信貸風險和限制融資成本。
然而，儘管過去一年中國央行採取了種種政策調整措施，中國經濟卻幾乎未顯現出任何回暖跡象。中國政府上週一公佈，第三季度經濟同比增速為6.9%，略低於第二季度的7.0%。
雖然第三季度經濟增長數據位於市場預期的高端，但還是引起一些經濟學家的質疑，因為其他數據顯示經濟減速現象更加嚴重，創下2009年年初全球金融危機高峰期以來的最低增速。這種經濟表現給中國政府帶來更大壓力，政府需要推出更多促增長措施才能實現全年增長目標。
在今夏之前，中國央行一直很少同時降息和降準。中國央行在8月末也採取了這一組合拳，當時正值中國股市暴跌以及人民幣意外貶值導致經濟擔憂加劇之際。
中國央行的一名高級官員稱，再次採取這種不常見的舉措意味着實體經濟表現欠佳。該官表示，許多公司的盈利大幅下滑，這是促使央行再次採取行動的一個主要原因。
最新的數據顯示，中國8月份的工業企業利潤同比下滑8.8%，為2011年以來最大單月降幅，其中產能嚴重過剩的煤炭開採、石油和金屬生產行業的利潤降幅居前。
經濟學家們稱，進行利率市場化改革以及推動更多資本流向就業人數較多的民營企業，對於確保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至關重要。中國政府在2013年7月份放鬆了對貸款利率的控制，不過此舉對於企業借款成本的影響很小。現在通過放鬆對存款利率的控制，中國政府試圖在國有銀行領域引入市場競爭。一直以來具有政治背景的中國國有銀行業都青睞大型國有企業，而不是更具活力的民營企業。
存款利率上限放開之舉可能會令壞賬水平持續攀升的中資銀行的利潤水平受到進一步損害。不過，據知情人士透露，中國央行使中國領導層認識到，中國需要採取這一步驟才能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簡稱IMF)將人民幣納入其儲備貨幣籃子，由此才克服了銀行業對推動利率市場化改革的較大阻力。IMF理事會定於下月就是否將人民幣納入其儲備貨幣籃子問題進行投票。
包括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內的中國高層領導人迫切希望人民幣也能成為像美元、歐元、英鎊和日圓一樣的國際儲備貨幣，他們認為這能夠提升中國在全球金融體系的影響力，儘管短期內也許不會對中國經濟產生重大利好影響。 
近幾週來，中國政府一直在加大努力爭取人民幣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中國已向外國央行開放國內債券和外匯市場，並計劃延長國內人民幣交易時間。
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教授、原IMF中國業務主管普拉薩德(Eswar Prasad)稱，放開存款利率上限將滿足IMF為人民幣納入儲備貨幣籃子所設定的技術標準，從而消除人民幣被納入IMF儲備貨幣籃子的最後障礙之一。
不過，中國實現利率完全市場化尚需時日，中國央行還將繼續在商業銀行制定存貸款利率方面提供指導。央行官員擔心，利率完全市場化會在許多企業已面臨貸款難之際引發高風險的放貸行為並推高融資成本。
中國央行高級官員稱，商業銀行將自行決定存貸款利率，這對它們而言是一場重大考驗。當然央行將繼續提供窗口指導。
最近的降息之後，中國基準1年期貸款利率為4.35%，一年期存款利率為1.5%，上週六生效。總部位於新加坡的券商大華繼顯(UOB Kay Hian Holdings)中國經濟學家朱超平預計，意在抵消資本持續外流的銀行存款準備金率下調將向中國銀行系統注入大約人民幣6,800億元（約合1,080億美元）資金。
去年末以來出台的一系列寬鬆措施在刺激信貸方面起到一定作用。中國銀行業上個月發放的新增人民幣貸款1.05萬億元，創紀錄高位。但信貸持續擴張之際經濟增長放緩，中國面臨債務進一步累積的風險。諮詢機構麥肯錫公司(McKinsey & Co., Inc.)的分析顯示，去年中國的債務與GDP之比從2007年的158%升至282%。
不過，企業借款成本依然高企，銀行業人士稱，由於經濟放緩之際風險加大，他們除了提高貸款利率別無選擇。上海農村商業銀行(Shanghai Rural Commercial Bank)一位高級管理人士稱，銀行融資成本迅速上升，它們需要將成本轉嫁給客戶。

上述數字顯示出在以鋼鐵為首的重厚長大型産業産能過剩的背景下，生産和設備投資的調整已正式啟動。預計對依賴對華出口的資源國造成的影響將持續下去。另一方面，中國的消費表現堅挺，大城市的住宅銷售持續復甦，不過仍不具備拉動整體經濟增長的力量。

中國人民銀行（央行）從去年秋季開始多次降息，不過今後很可能進一步出台貨幣寬鬆政策。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訪問英國前接受海外媒體採訪時表達了對中國經濟減速的擔憂。不是執掌宏觀經濟政策的李克強總理，而是習近平親自表達對經濟減速的擔憂實屬罕見，這透露出中國領導層的危機感。

中國將在10月下旬召開中國共産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五中全會）。除了制定國民經濟的中期目標十三五計劃外，對景氣現狀的認識和應對舉措也將成為主要議題。

中國新一屆政府上任已有3年時間。雖然習近平領導層提出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但富有實效性的對策仍不夠。要實現經濟穩定增長，有必要推出激發民間活力的大膽舉措。

在中國，國有企業受到優待，民營企業和個人經營者處於不利局面的「國進民退」現象成為問題。在「五中全會」上打破這種局面的討論不可或缺。如果不能激發民間的活力，將無法培育出新的增長點，從而無法實現可持續發展。

中國的股市混亂和人民幣的動盪局面趨於平息，但是經濟前景依然充滿不確定性。通過推進重視民間活力的經濟改革和金融市場改革來恢復對政策運營的信賴十分重要。

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通過的《關於推進價格機制改革的若干意見》，就是在商品和服務領域貫徹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綱領性文件。《意見》要求到2017年，競爭性領域和環節的價格基本放開。到2020年，市場決定價格體制基本完善，價格監督制度和執法體系基本建立，價格調控機制基本建立。這意味著建立我國市場價格體系的關鍵性戰役即將全面展開。

在我看來，這份文件有以下亮點。

第一，《意見》明確區分了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這兩個不同的經濟領域，避免宏觀經濟管理陷入誤區。

在經濟學的術語中，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是兩個不同的經濟領域。由變動不居的供求狀況決定的個別商品的價格(或稱相對價格)屬於微觀經濟範疇。由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的狀況決定的價格總水平則屬於宏觀經濟範疇。市場機制有效運作，既要求各種物品的相對價格能夠靈活地反映該物品的供求狀況，即相對稀缺程度的變化，又保持物價總體水平的穩定。

過去我國經濟中一種常見的認識誤區和政策誤區，就是把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宏觀調控和微觀干預混為一談。當宏觀經濟出了問題，例如由於貨幣超發引起了通貨膨脹(即物價總水平持續上升)或資產價格膨脹(如房價股價泡沫生成)時，不是針對它的宏觀經濟根源採取對策，卻企圖用管制物價、限制購房等微觀干預手段去平抑價格。這種南其轅而北其轍的做法，自然不但不能解決價格猛漲問題，反而會因為相對價格扭曲造成資源誤配和效率降低，從而使宏觀經濟進一步陷入泥淖。

《意見》把微觀經濟上的個別價格問題和宏觀經濟上的價格總水平問題區分開來，指出前者要交給市場去處理；後者則靠運用財政、貨幣、投資等政策手段，加強和改善宏觀經濟調控來加以解決。這樣才能避免過去經常發生的偏差。

第二，《意見》堅持了「凡是能由市場形成價格的都交給市場，政府不進行不當干預」的基本原則。

目前絕大多數人對於一般商業領域價格應由市場決定具有共識，因而改革推進的阻力也較小。但是，「凡是能由市場形成的價格都交給市場」的原則是否適用於供水、電力、軌道交通等帶有自然壟斷性質的行業，則存在異議。理由是在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的領域內不存在競爭，因而價格形成需要有社會管理。於是這些行業的價格改革就特別滯后。其實，二戰後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已經告訴我們，即使是這些行業，其大部分經營環節也並不具有自然壟斷的性質。為了實現凡是能由市場形成的價格都讓市場去決定的原則，這些競爭性環節的定價機制也應當放開。以電力行業為例，在它的發電、輸電、配電、售電等四個經營環節中，只有輸電和配電兩個環節具有自然壟斷性質。因此，前後兩端都可以放開，從而實現電價市場化和售電的市場競爭。一些國家實行這項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002年國務院批准的電力改革方案，也計劃通過(輸配電)網(發電)廠分開、競價上網、輸(電網)配(電網)分開、售電放開實現這項改革。可惜的是，在網廠分開之後改革就停頓了下來，至今沒有完全實現。《意見》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重申水、石油、電力、交通運輸等行業，也要「放開競爭性環節價格，充分發揮市場決定價格作用」。按照這一基本原則，這些行業的價格改革就能進一步推進。

由於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的環節的價格還是要由政府和社會機構決定，《意見》對於政府定價過程中要建立明晰、規範、公開、透明的工作程序，也作了明確規定。

第三，《意見》既體現了原則上的堅定明確，又強調了具體操作上的謹慎穩妥。

一方面，價格是一個關係千家萬戶利益的經濟變數。特別是一些民生用品的價格變動，直接影響到大眾的生產和生活。因此在進行改革的時候，必須慎重從事。另一方面，價格改革要求有一個總供給和總需求比較協調的所謂「寬鬆的經濟環境」來保證在改革過程中不發生劇烈的價格波動。因此，價格改革要有宏觀經濟政策的配合。在價格變動對民眾生產生活產生較大影響時，要採取適當措施加以彌補。

《意見》對於保證價格改革審慎推進規定了統籌協調、把握節奏、防範風險、確保平穩有序的方針和「保護農民生產」「兜住底線」「做好輿論引導」等一系列具體措施。加上在改革實施過程中本著穩妥審慎推進精神而採取的補充保障措施，我國價格改革取得成功將是可期的。

這份《意見》只涵蓋商品和服務領域的價格改革，而沒有涉及要素領域的價格改革，但這兩個領域改革的基本原則是相通的。我國各類要素價格改革的進度差別很大。利率(貨幣價格)、匯率(外匯價格)的市場化改革已經取得長足進步。資本市場還有比較多的行政管制，需要加大改革力度。必須強調的是，不管是哪個領域的改革，都應該比照《意見》的原則和精神加快推進。

詳全文 吳敬璉人民日報刊文：價改30多年還沒完全實現-財經新聞-新浪新聞中心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51019/15362969.html

自2012年以來，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和其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一直在減弱公開批評中國政治、軍事和人權問題的聲音。過去幾天習近平在英國訪問期間，卡梅倫和奧斯本一直在強調增加貿易和投資怎樣可以為英國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但是，在歐洲，因與中國做生意的誘惑而改變計劃的不僅限於英國，包括歐洲經濟強國德國在內的其他國家也有這種考慮。柏林也一直在努力討好北京，德國政府對中國國內的人權問題以及中國在亞洲不斷增長的軍事實力幾乎沒有發表過任何抨擊。

德國充滿活力的經濟建立在先進工業品、尤其是汽車的出口之上，德國的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與中國經濟增長有關，中國目前是德國的第二大市場，僅次於法國。

據德國政府數據，德國對中國的出口在2014年達到了745億歐元（約合6千億人民幣），幾乎是歐盟對華出口總額的一半。據歐盟委員會，歐盟的對華出口總額為1647億歐元。（歐盟從中國的進口總額為3025億歐元。）

德國一些有政治影響力的大公司尤其與中國緊密相關。比如大眾汽車，這家公司在最近承認柴油排放標準作弊之前，有近65％的利潤來自中國。還有擁有梅賽德斯品牌的戴姆勒公司，在中國也有很大的投資，其在中國的銷售量最近由於習近平打擊腐敗和送豪華禮物的運動受到一些損傷。

從現實意義來看，英國目前推出的與中國關係的「黃金時代」（卡梅倫的說法）是與德國的直接競爭，也是在較小程度上與法國的競爭，法國是一直更直言不諱地批評中國的國家。

德國對中國的出口占歐盟對華出口總額的45％，遠高於英國的10％和法國的9％。德國是除芬蘭外的、與北京有貿易順差的唯一歐盟國家。與此相比，英國與中國的貿易逆差遠遠高於歐盟五大經濟體中的其他國家，約為114億歐元。

尤其是在奧斯本眼裡，英國作為一個貿易國家的未來，是與崛起和富裕的中國聯繫在一起的。他在為北京唱讚歌上已經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而且如他所說，他甚至「在對華關係上冒了點險」，訪問了動蕩的新疆地區，那裡的維吾爾族獨立分子受到北京中央政府的打壓。

奧斯本說，英國希望成為「中國在西方的最佳合作夥伴」，儘管中國經濟正在放緩，而且他還試圖證明這一點，這讓華盛頓沮喪甚至憤怒，特別是在習近平加強了打擊異見人士和審查互聯網力度的時候。

和俄羅斯一樣，中國也把歐盟看作是一個人為的政治實體，因此中國強調與歐盟各國的雙邊關係，有時還唆使一國與另一國作對。

德國也一直不能超越把自己的經濟利益放在其他歐洲人之上的做法。一個突出的例子是，在去年與中國就出口廉價太陽能電池板或「傾銷」徵收關稅的爭議上，德國的做法損害了歐盟委員會的立場。德國並不是唯一的反對國，但其做法在為太陽能電池板設定最低價格的談判結果出來之前，削弱了歐盟委員會的談判立場。

還有人指責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出於經濟利益，淡化人權問題，而且她訪華時，總必不可少地帶上德國企業的高層代表。

但她在非經濟問題上一直比英國更直言不諱。德國對中國比英國更重要，而且鑒於其歷史，德國在中國的人權濫用等問題上，並未完全保持沉默，但德國的批評很少發表在公開場合。2014年習近平在柏林作重大訪問時，曾稱讚北京和柏林是「亞洲和歐洲經濟增長的兩大支柱」。

默克爾向記者介紹她與中國領導人的對話時，必會包括有關人權問題的至少名義上的討論，也有關網絡安全、以及中國黑客侵犯德國公司問題的討論。

但她也已經降低了自己的調子。她曾在2007年與達賴喇嘛見面，引起中國的強烈不滿。據《明鏡周刊》，她在此後的多年中，已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私下表達批評意見，也一直未對異見人士作出多少公開表態，為此，她贏得了中國官方的英文喉舌《環球時報》的稱讚。

《環球時報》在2012年寫道，「在歐洲領導人中，默克爾曾帶頭與達賴喇嘛見面。德國在全球政治中有能力領導一種更加獨立的外交政策。德國不應該把自己埋沒在舊歐洲中。」

默克爾去年訪問北京時（那是她自2005年以來的第七次訪華），曾在一所大學發表一篇措辭謹慎的演講，其中提到柏林牆的倒塌，以及「自由對話」的必要性，她還指出，德國與中國一直保持着有關人權問題的討論。但是，這種討論與歐盟與中國的類似討論一樣，未能產少多少實質性的結果。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在10月19至23日對英國進行國事訪問，卡梅倫在訪問前夕接受官方中國中央電視台專訪時表示：「這對英中關係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時刻，目前我們的關係正處於非常好的狀況，可以說是一個黃金時代。」

卡梅倫的採訪周日（10月18日）播出之際，英國路透社也發表了對習近平的「書面採訪」，習近平讚揚英國與中國加強經濟貿易往來是「具有遠見和戰略眼光的選擇」。

這將是2005年以來中國領導人首次訪問英國。儘管外界對英國是否繼續留在歐盟以及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等問題有所擔憂，但預料習近平訪英的行程將在非常友好的氣氛中進行。

習近平與夫人彭麗媛也將會出席由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主持的國宴，併入住白金漢宮。

卡梅倫：中英雙贏

卡梅倫向中國央視表示，英國對華出口在過去10年增長了四倍，而中國對英國的投資也較在其他歐洲國家更多。

「我們將會看到的改變顯然是在我們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卡梅倫說，「中國公司聘用人員，創造就業機會。」

「但我認為，這對中國來說也是大有所得，它將能夠進入一個在歐盟有領先地位的成員國，而且還在全世界有那麼多的聯繫和角色。」

卡梅倫所在的保守黨正尋求重新商討英國在歐盟成員地位的相關條款，卡梅倫也承諾在2017年末進行公投，表決英國是否繼續留在歐盟。

路透社分析指，北京將現有的歐盟視為制衡美國的一個重要力量，因此對主張自由貿易的英國有可能離開歐盟而非常關注。

另一方面，英國政府則在極力尋求加強與北京的經濟聯繫。今年3月，英國不顧盟友美國的反對，加入由中國牽頭的亞洲基礎設施發展投資銀行（亞投行），成為首個加入成為創始成員國的西方國家。

對於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卡梅倫則表示有信心。

「顯然目前中國正在對一些問題進行解決，我認為增長是會繼續下去的。」

習近平：關注經濟放緩

習近平則承認中國也在擔憂經濟放緩的問題，但他表示隨著經濟改革的進行，中國將有能力度過這個時期。

習近平在與路透社進行的書面訪談中表示，英國已經表示將會成為對中國最為開放的西方國家，「這是一個有遠見和戰略眼光的選擇，完全符合英國的長遠利益」。

他還表示，中國的經濟放緩的確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但認為這與全球經濟整體形勢有關。

「作為一個與國際市場緊密相聯的經濟體，中國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經濟不景的影響，」路透社引述習近平說。

習近平表示中國對自身的經濟有所擔憂，但正在努力解決問題，與此同時，中國也為世界經濟的不景氣而擔憂，並表示這「影響了所有的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

經濟學家預期，中國即將公布的第三季度經濟數據將顯示這一階段經濟增長約為6.8%，這是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第一次。

習近平表示經濟放緩是中國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的正常現象，而中國在未來將致力於減少對基礎設施投資和房地產的依賴，尋求新的經濟增長動力。

他表示，未來中國將會「深化以市場為主導的金融改革」，並依法建立「公開透明的資本市場」，以使市場得到長期穩定的發展。

路透社分析指，在討論經濟合作的同時，西方國家也在調節尋找與中國往來的最佳方式，因為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及外交影響力正在增強的中國，在從人權到南海主權政策等問題上均與西方國家的態度有所衝突。

英國在野工黨新領袖傑雷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已經表示，將爭取在習近平訪英期間與中共官員會面討論人權問題。

對大陸自貿區的發展，吳敬璉認為，開始的時候比較快，最近好像步子有點放慢，我覺得還是應該加快。

他還提到，過去改革開放的30年中，人口紅利正不斷減少，農村資源轉向城市的結構性變化使得效率有提高，但這個過程已經接近於結束，剩下能夠解決當前問題的根本，就是要提高效率。

對於怎麼保證不出現系統性風險，避免危機？吳敬璉認為，大概有兩個方面。一方面要控制好和化解現有的風險，為推進改革贏得時間；另一方面，輔之以適當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的短期調節。

最後根本就是推進改革，他指出，金融改革和財政改革都有比較大的推進，特別是金融改革中間兩項，一個是利率市場化，一個是匯率市場化，改革比原來預計的快一點。

吳敬璉覺得很關鍵，但卻進行的最慢的就是國企改革；他說，國企改革1+N的文件一個一個公布了，看來就要啟動，但看起來有幾個爭論性的問題還不是太清楚需要進一步明確。

向來崇尚市場經濟的吳敬璉還表示，大陸的財政政策還有一點餘地，但是這個錢怎麼給，現在還是有不同的想法。

吳敬璉認為，政府部門希望靠增加支出來增強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還有對高新技術產業補貼等，實際效果並不好；他建議，應著重在普惠性的減稅上來想辦法，因為大陸稅收還是太高。

針對2012年發行的10億元公司債，大型鍛壓機廠商中國第二重型機械集團9月15日發佈消息表示可能無法支付26日的公司債利息。該企業是國資委完全控股的央企中國機械工業集團的全資子公司，但業績顯著惡化，資金週轉困難。

中國政府之所以對國企加緊重組，一方面為提高國企國際的競爭力，另一方面開始出現像第二重型機械集團一樣陷入部分經營危機的企業。

國企在中國股市的評價較低。由滬深兩市的國企上市公司構成的中證國有企業綜合指數自2009年6月底開始發佈以來，上漲率停滯在18%。而由民企構成的中證民營企業綜合指數的上漲率則超過2倍。

許多國企在管制下通過壟斷獲利，缺乏技術創新等對未來增長的預期，造成國企股價低迷。

實際上現在提出的國企改革和1998年朱鎔基就任總理時實施的國企改革有很大不同。朱鎔基將原鐵道部下屬的車輛廠商拆分為中國南車和中國北車。這雖有一定局限但卻推動了國企民營化，促進了國內競爭。朱鎔基改革雖然使超過4000萬國企職工下崗，卻贏得國際社會「結構改革」的高度評價。

另一方面，現在則把象徵朱鎔基改革的中國南車和中國北車進行了合併。9月13日發佈的指導意見也明確提出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對出售政府所持股份使國企走向完全民營化持消極態度。如果重組加強了國內壟斷，相反將可能使低效經營溫存。

習近平領導層的這一改革能否提升國有企業競爭力目前還無法定論。國企之一的武漢鋼鐵集團從9月8日起，開始將本公司45名32～52歲的焊工和車工派往武漢市化學工業區作為「協警」擔任保安工作，但工資和武漢鋼鐵集團的員工身份沒有變化。武漢鋼鐵集團表示這是因為低收益的鋼鐵業産生了不少剩餘勞動力。

武漢鋼鐵集團和同樣屬國企的寶鋼集團及鞍鋼集團的重組方案已經浮出水面。當年朱鎔基進行國企改革時，街上滿是下崗人員。而習近平領導層保障就業的姿態非常明確，國企也對裁員含糊不清。

中國國企分為兩大類，一類是110家由國資委持股的「央企」，另一類是地方政府持股的「地方國有企業」，僅工業領域全國就有約1萬8000家。中央政府也不能隨意干涉地方國企的經營和人事安排。

此次「指導意見」僅以央企為對象，不包括地方國有企業。這是因為地方政府對可能影響就業和稅收的重整非常消極。今後，國企問題似乎無疑會成為中國經濟的負擔。

在最新一期《世界經濟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結論與其說是悲觀，不如說是謹慎。按購買力平價計算，預計全球經濟今年增長3.1%，2016年增長3.6%。高收入經濟體今年增長2%，即使歐元區也將增長1.5%。新興經濟體今年預計增長4%，低於2013年的5%和2014年的4.6%。中國經濟將增長6.8%，印度經濟增長7.3%，拉丁美洲預計收縮0.3%，巴西將收縮3%。

IMF還為那些憂心忡忡的投資者列出了足夠多的下行風險，包括破壞性的資產價格變動，資產市場動盪；潛在產出的更低增長，這將削弱投資以及總需求；中國產出放緩超出預期；大宗商品價格繼續下滑；美元走強，這將進一步削弱貸款者以美元計算的資產負債表，特別是那些舉債投入大宗商品生產的貸款者；地緣政治風險；總需求進一步疲軟的風險。

不妨將世界設想成一個單一經濟體。如果世界增長一如預期，可能充其量也就是達到潛在增長率。但如果上述風險清單中有幾項出了問題，世界將面臨產能過剩加劇以及通縮壓力。即使沒有發生什麽更壞的情況（這是很有可能發生的），世界經濟也仍然值得擔憂，因為眼下政策的可操作空間相當有限。

出口大宗商品和背負沉重債務的新興市場國家現在將不得不緊縮開支，就像幾年前受到危機沖擊的歐元區國家那樣。與歐元區一樣，這些經濟體也在尋找外部需求以恢復增長，但它們的等待可能是徒勞的。高收入國家的短期利率已經處於或接近於零利率下限。如果需求受到重大負面沖擊，它們很可能沒有能力採取有效行動，或者至少缺乏意願。即使是中國也有這種可能。

過去15年裡，優質證券的長期實際利率一直很低，表明投資相對於儲蓄長期偏軟以及投資者厭惡風險。在2007年以前的那段時期內，全球需求大部分產生於信貸擴張和住房建設，尤其是在美國和西班牙。2007年到2009年西方金融危機期間，以及2010年到2013年歐洲危機期間，這一引擎耗盡了燃料，導致短期名義利率和長期實際利率降低為零。自此以後，這些經濟體的需求與潛在及實際產出保持疲軟。幸運的是，2009年中國由信貸推動的投資激增，為工業原材料和投資品出口國提供了強大的推動力。但現在，這一引擎也耗盡了燃料。（見圖表）

雖然高收入經濟體正在從所受的沖擊中復蘇，但看不到支出相對於潛在產出暴增的跡象（或可能性）。歐元區尤其不大可能出現繁榮。中國或許能夠維持實際需求每年7%的增長。但對於一個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超過40%的經濟體而言，這樣的需求增長意味著過剩產能將不斷增加。同時，更容易設想的是，中國的投資相對於儲蓄將出現下降，而非相反。換句話說，未來幾年，中國幾乎肯定會面臨日益嚴重的需求不足。同時，許多新興經濟體的產能肯定會增加。總之，全球潛在供給過剩的局面看來肯定還會惡化。這就是全球範圍內通縮壓力很可能會上升的原因所在。

在這樣的形勢下如何管理這個世界呢？下麵分別從短期、中期和長期來講。

短期內，現在至關重要的是要避免經濟出現大幅放緩，更不必說其他更壞的情況了。應對這種形勢的工具不容易獲得，這里既有政治因素也有其他原因。對於實施更多非傳統貨幣政策和強有力的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抵制是根深蒂固的。這是愚蠢的，但也是現實。既然如此，非常重要的一點是讓世界根本不需要這種政策。

然而，中期來看，至關重要的是要開始討論，如果世界經濟遭受巨大負面沖擊或者多次沖擊的話，需要怎麽做。如果能夠詳細闡明非常規政策是如何發揮作用的，人們也許就不會那麽反對進一步實施這類政策了。

長遠來看，人們應該可以意識到，一個實際利率如此低的世界提供了巨大的投資機會，尤其是在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我們應該想的是如何實現全球投資繁榮，而非經濟放緩。中國似乎明白了這一點。西方也能做到嗎？

世界已經沒有大型經濟體準備且願意讓放貸和支出全速增長了。這意味著未來幾年，全球需求可能會更加疲軟。政策、思考事情都必須適應這一現實。從現在開始。

日本經濟財政與再生相10月5日在美國亞特蘭大召開的記者會上強調「這是將我們制定的規則推廣至全球、加深相互依賴關係、間接性的促進安保、地域合作與和平的重要嘗試」。同時表示「我們制定的高級別規則將成為全球標準」。

安倍內閣在2013年3月宣佈參加TPP談判，從宣佈參加談判到達成基本共識歷時2年半時間。被安倍稱為「國家百年大計」並定位為安倍經濟學支柱之一的TPP談判終於收官。在作為「安倍經濟學」成果指標的股價呈下跌趨勢的背景下，安倍將此次談判定位為「經濟層面的重大成果」（安倍身邊的人士）。

如果能主導制定貿易規則、加深依賴關係的話，安保層面的聯絡也將加強。對於安倍政權來説，經濟規模佔全球4成的12國自由貿易圈的形成在安保層面也將産生巨大成果。這也是面向增強軍事實力、積極加強海洋戰略的中國構建包圍圈的戰略的一環。

將中國拉入「法律支配」經濟圈，其戰略部署就是馬來西亞和越南加入TPP。與中國一樣，這兩個國家均靠國有企業支撐本國經濟。而TPP中加入了廢除或縮小國有企業優待措施的舉措。日本外務省官員表示：「這將成為中國今後一旦加入後促進市場開放的一張牌」。

在軍事層面，日美兩國政府4月修訂了用於確定自衛隊和美軍任務分配的防衛合作指針，構建了從「平時」到「有事」的無縫隙合作體制。安倍政權9月通過了作為這一佐證的安全保障相關法案，旨在修訂《物資勞務相互提供協議》（ACSA）的討論也全面開啟。

日美也有意通過將中國拉入TPP，進而實現地區穩定。日本政府相關人士指出：「經濟關係的強化有利於取得防患軍事衝突于未然的遏制效果。」。

在與正在討論加入TPP談判的韓國之間的雙邊關繫上，日方也將擁有一張王牌。如果韓國正式表明加入談判，就需要獲得參加TPP的12個國家的認可。韓國目前已經與除日本外的其他11個國家簽署了事前協議。日本要求韓國降低汽車和家電等工業品的關稅，但對於韓國而言，門檻較高。

這一局面的後果，可能使世界增速減弱到可被稱為全球衰退的地步。

“如果我們應對不當的話，我們可能會在增長方面走回頭路，”維納爾斯接著說。

IMF在其每半年發布一次的全球金融穩定報告中，模擬了新興經濟體當前的金融脆弱性因又一次信心沖擊或政策失誤而惡化的後果。

“沖擊或許會源自發達或新興市場，再加上未被應對的系統脆弱性，可能引發一場全球資產市場紊亂，以及多個資產類別的市場流動性突然乾涸，”該報告警告稱。

在這些情況下，新興與發達經濟體的支出增速將大幅放慢，導致2017年的世界產出較IMF預測的基準低2.4%。

由於預測水平本已很低，這意味著，全球年度增速很可能將低於2%（這是全球衰退的標準定義），盡管它不至於引發跟2008年規模相仿的又一場危機。

“我們的核心設想並非一場危機。悲觀設想並非一場全球危機，而是我們在國內生產總值(GDP)方面遭受顯著損失的情形，”維納爾斯說。

他補充稱，相關風險的影響比IMF在經濟預測中模擬得出的影響更嚴重，突出表明政策制定者有必要應對世界金融穩定方面的薄弱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