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 方睿哲
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執行副院長 劉勝軍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對“龍”（中國）與“象”（印度）的比較是學術界的熱門話題。作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中印的經濟發展幾乎在同一時間起步：印度（1947）、中國（1949）。 然而，兩國經濟發展的軌跡卻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出現了明顯的變化和轉折。1980年，中國GDP按2000年的美元價值計算為1830億美元，只比印度的1580億美元高15%。而三十年後的2010年，中國的GDP總量達到了3.25萬億美元，幾乎是印度（9,630億美元）的3.5倍。
導致兩國經濟發展軌跡上的巨大差距，很大程度上來自於政府的管理水平。中國有一個更加具有決斷力和執行能力的政府，它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官僚程序的拖累，制定出以促進經濟發展為核心的政策，並以最高的效率落實到位。基礎設施建設的高速發展以及更加開放的貿易及投資政策，不僅使中國吸引到了更大份額的外商投資（FDI），且自身的製造業發展及出口也分別是印度的八倍和六倍。
毫無疑問，上述解釋是有道理的。然而，我們同樣不要忽略了另外一個基礎因素的影響：人力資本。這一因素，從一開始就註定了中國經濟的騰飛。
新中國成立的頭三十年（1949-1979）, 留給人們最深印象的，可能只有那些錯誤，甚至是具有災難性的政策，比如“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然而，我們同樣不可以否認，在這一階段，中國的領導層也在竭盡所能地推動城鄉經濟的同步發展，促使“公平”二字的實現。事實上，為了早日達成這一目標，中國政府在教育事業和醫療服務的投入可謂空前。
1980：中國的人才優勢被較弱的實體經濟所掩蓋
1980年，中國的GDP總量與印度相差無幾，甚至在人均GDP上中國還落後於印度，但就人力資本的發展程度而言，中國還是具有明顯優勢的。這種差距盡管在現階段有縮小的態勢，但總體差距依然十分明顯。
首先，中國有一個更大的受教育人口總量，人口識字率比印度高了25個百分點。印度自獨立後，在這一指標的發展上，不容樂觀（雖然從12% 提高到了40.8%）。而且，中國“識字率”標準為“可以閱讀1500個常用字”。這一標準，遠遠高於印度所規定的“可以簽署自己的名字和閱讀新聞標題”。
中國自古以來就十分重視教育的發展。從幾千年前的封建時期開始，中國的“科舉”制度，就成為了一個公平選拔人才的平臺。許多農村地區的考生，僅因在科舉考試中的優異表現，就能一舉獲得提拔，擔任朝廷要職。
而印度，從1947年獲得獨立之後，對於教育的重視和投入，就遠不及同時期的中國。直到最近的這十年裡，印度才將發展教育定為了一項重要國策。其2009年通過的《教育法案》，主要內容包括了加大對於高校教育的資金投入等，即是其在邁往正確道路的第一步。
其次，1980年的中國，擁有著一個更加“健康”的人口群體。無論使用何種醫療指標的測量方法，結果均顯示了中國人口的健康程度遠遠好於印度，且這一態勢一直延續至今 。導致這一結果的因素主要來源於中國對於醫療事業的大筆資金投入，尤其是其“全民醫保”概念的推進，使得農村地區的人口可以通過當地村鎮醫院，及時就醫。在人均醫療保障費用的支出上，中國和印度之間的差距在擴大。在2008年，中國人均醫療保障費用的支出為265美金，而印度僅為122美金。同時，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就反映醫療設施投入的一項重要指標上的數據來看，在2011年，中國每1000名人口所對應的醫院床位為四張，而印度僅為一張。
第三，相比於印度，中國在促進性別平等的事業上，取得了更大的成效。毛澤東主席曾說過：“婦女能頂半邊天”。因此，在中國，女人被鼓勵加入軍隊以及平等地參與各項社會工作。根據世界銀行1990年的數據顯示，在適合工作的年齡段里（15-64），79%的婦女積極參與社會工作。而在印度，同時期的這一數據僅為37%。這樣的差距持續到了20年後的今天。中國在由世界經濟論壇所發布的性別報告中，排名第61位，在促進性別平等這一議題上取得的成績甚至優於同處亞洲地區的發達國家，比如日本（第98位）和韓國（第107位）。考慮到中國的傳統文化及在過去兩千多年封建統治束縛下女性地位之低下，這一成就的取得顯得尤為珍貴。
最後一點，中國社會的“等級觀念”，不及印度之強烈。中國人的姓氏大約有一百多個，而這些姓氏之間是不存在高低之分的。你很難通過一個的姓氏，區分此人的社會地位。而在印度，姓氏常常成為區分一個人社會地位高低，種姓貴賤的一大重要符號。此外，中國的窮人們常常秉持著這樣一個信念：教育改變出生。通過教育和勤奮的工作，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及生活質量，將會得以提高。而這一理念，激發著他們不斷進取，從而成為了中國經濟騰飛的一大引擎。印度盡管從1947年獨立之後，在種姓制度的解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進步。但其根深蒂固的社會等級觀念，仍舊成為了其經濟發展的一大重要阻力。
總而言之，中國經濟兩次奇跡騰飛（1980年和2010年）的種子，早在過去的三十年裡，就已在普及教育、保障醫療、促進性別平等以及消除社會階層等各項事業中，深深埋下。
2012：中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不足被高速發展的經濟及龐大的中產階級所掩蓋
當前中國的經濟實力無疑是強大的，其人均GDP（根據購買力平價計算）已經接近世界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但我們同樣要警惕中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切不可被高速發展的經濟本身，矇蔽了雙眼。
首先，套用中國總理溫家寶在2007年調研時說的一句話：中國經濟目前的發展模式是“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總理之所以這麽說，主要是指中國經濟的發展過分依賴投資（2004至2009年的GDP增長中41.2%來自於投資的貢獻，而印度僅為31.5%）。同時，凈出口比重占據GDP總量的8.6%（印度僅為0.1%），且內需嚴重不足(僅占有50.3%，而印度則為68.6%) 。 自從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投資幾乎占到了中國GDP總量的50%。
同時，為了追求高速的GDP增長，地方政府過分依賴於資源密集型的低附加值製造業，使得經濟的發展以犧牲環境、容忍企業的污染行為作為代價。一項由世界銀行和中國政府在2007年共同展開的研究顯示，由於空氣及水的污染所導致的成本，占據了中國GDP的5.8%。
第二，中國人口結構的不平衡性。由於計劃生育政策的引進，中國人的年齡中值為35.5歲，而印度僅為26.2歲。中國人常常說的一句話是：工業化國家是先富後老，而中國則是未富先老。在2006年，70%的中國人口處於15至59歲的年齡段內，而到了2050年，這一數據預計會下降到52% 。 當然，這一現象所導致的後果也並非完全負面 ：人力資源的短缺和相應成本的上升，將會推進生產力效率及創新水平的提高。而對於印度而言，過於年輕化的人口特徵既有可能是“福”（前提是經濟體制的改革以及對於醫療教育的大筆投入，卓有成效。隨之而來的經濟的增長帶來大量的就業機會），也有可能是禍 （如果經濟發展遭遇瓶頸，失業率居高不下，那麽這樣的群體很有可能導致社會動盪）。
第三，許多行業里，比如高等教育，醫療以及金融機構，私有經濟形式的缺乏扼殺了經濟又好又快且具有創新性的發展。比如高等教育，盡管在大學毛入學率的比例上，中國（23%）高於印度（13.8%），但其畢業學生的質量，卻遠遠落後於印度。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私立高校吸收了印度52%的大學生（2006年數據） ，而這一比例在中國不到20% （2008年數據）。據麥肯錫2005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印度25%的工程專業畢業生一畢業就能擁有工作，而這一比例在中國僅為10%。
在中國，僅有4%的私立醫療服務機構，而印度為79% 。並且，這些私立的醫療服務機構承擔了探索印度醫療體制創新的重任。中國也是一個“單純重視數量，卻不重視質量”的國家。盡管中國人每年所發表的科研論文是印度人的四倍，可根據愛思維爾文獻出版社的副總裁 Michiel Kolman的介紹，印度學者所發表論文的引用量遠遠多於中國學者 。類似的現象也出現在了專利領域。盡管中國專利數量是印度的十倍，可真正成為國際專利的只是其中極小的一部分。與此同時，中國在保護知識產權的工作方面，也飽受國際詬病。“盡管中國和印度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微軟的CEO史蒂夫•鮑爾默在2011年9月的一次談話上坦言，中國顯然需要更加努力，“在這個人人擁有個人電腦的年代，我們的操作系統在印度的零售總額，是中國的六倍”。另有研究者發現，美國大型的全球連鎖企業中，在其印度分支機構所能申請到的國際專利遠遠多於在其中國分支機構所能達到的數量 。蘭德研究所的報告因此總結到：“盡管印度有其自身的挑戰，特別是金融業發展的滯後，但印度在高端服務業上擁有很強競爭力，再加上其針對低收入消費者的創新，在未來的幾十年裡，印度都將在科學與技術領域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學習和借鑒
顯然，中印兩國都可以從對方的發展經驗上學到不少東西。而想要相互進步，前提則是看清對方何種經驗是正確的，是值得學習的。對於印度和其他想要復制中國經濟高速崛起的其他發展中國家而言，對於人力資源的大力投資都是保障未來經濟持續發展的一大重要因素。而與此同時，鼓勵私有經濟積極參與教育、醫療等多個領域的建設和發展，也是各國在制定經濟發展戰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項政策。
而中國，則需要新一波的改革來鼓勵私有經濟參與市場角逐，尤其是在教育、醫療及金融服務業等多個重點領域。目前，中國的領導層已經通過各種方式，放緩了經濟發展的速度，以求得高質量的經濟發展。同時，中國政府還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規及政策，包括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和擴大社會福利保障的範圍，以此擴大居民可支配性收入，從而拉動內需，擴大GDP總量中國內消費需求的比重。
（註：方睿哲 (S. Ramakrishna Velamuri)是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創業學教授、EMBA國際項目學術主任、管理學繫系主任，劉勝軍是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本文英文版發表於印度Smart Manager雜志，中文版由FT中文網發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本文編輯劉波bo.liu@ftchinese.com。）
從人力資本視角看中印經濟差異作者：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 方睿哲 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執行副院長 劉勝軍字號背景評論打印電郵收藏騰訊微博新浪微博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對“龍”（中國）與“象”（印度）的比較是學術界的熱門話題。作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中印的經濟發展幾乎在同一時間起步：印度（1947）、中國（1949）。 然而，兩國經濟發展的軌跡卻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出現了明顯的變化和轉折。1980年，中國GDP按2000年的美元價值計算為1830億美元，只比印度的1580億美元高15%。而三十年後的2010年，中國的GDP總量達到了3.25萬億美元，幾乎是印度（9,630億美元）的3.5倍。
導致兩國經濟發展軌跡上的巨大差距，很大程度上來自於政府的管理水平。中國有一個更加具有決斷力和執行能力的政府，它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官僚程序的拖累，制定出以促進經濟發展為核心的政策，並以最高的效率落實到位。基礎設施建設的高速發展以及更加開放的貿易及投資政策，不僅使中國吸引到了更大份額的外商投資（FDI），且自身的製造業發展及出口也分別是印度的八倍和六倍。
毫無疑問，上述解釋是有道理的。然而，我們同樣不要忽略了另外一個基礎因素的影響：人力資本。這一因素，從一開始就註定了中國經濟的騰飛。
新中國成立的頭三十年（1949-1979）, 留給人們最深印象的，可能只有那些錯誤，甚至是具有災難性的政策，比如“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然而，我們同樣不可以否認，在這一階段，中國的領導層也在竭盡所能地推動城鄉經濟的同步發展，促使“公平”二字的實現。事實上，為了早日達成這一目標，中國政府在教育事業和醫療服務的投入可謂空前。
1980：中國的人才優勢被較弱的實體經濟所掩蓋
1980年，中國的GDP總量與印度相差無幾，甚至在人均GDP上中國還落後於印度，但就人力資本的發展程度而言，中國還是具有明顯優勢的。這種差距盡管在現階段有縮小的態勢，但總體差距依然十分明顯。
首先，中國有一個更大的受教育人口總量，人口識字率比印度高了25個百分點。印度自獨立後，在這一指標的發展上，不容樂觀（雖然從12% 提高到了40.8%）。而且，中國“識字率”標準為“可以閱讀1500個常用字”。這一標準，遠遠高於印度所規定的“可以簽署自己的名字和閱讀新聞標題”。
中國自古以來就十分重視教育的發展。從幾千年前的封建時期開始，中國的“科舉”制度，就成為了一個公平選拔人才的平臺。許多農村地區的考生，僅因在科舉考試中的優異表現，就能一舉獲得提拔，擔任朝廷要職。
而印度，從1947年獲得獨立之後，對於教育的重視和投入，就遠不及同時期的中國。直到最近的這十年裡，印度才將發展教育定為了一項重要國策。其2009年通過的《教育法案》，主要內容包括了加大對於高校教育的資金投入等，即是其在邁往正確道路的第一步。
其次，1980年的中國，擁有著一個更加“健康”的人口群體。無論使用何種醫療指標的測量方法，結果均顯示了中國人口的健康程度遠遠好於印度，且這一態勢一直延續至今 。導致這一結果的因素主要來源於中國對於醫療事業的大筆資金投入，尤其是其“全民醫保”概念的推進，使得農村地區的人口可以通過當地村鎮醫院，及時就醫。在人均醫療保障費用的支出上，中國和印度之間的差距在擴大。在2008年，中國人均醫療保障費用的支出為265美金，而印度僅為122美金。同時，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就反映醫療設施投入的一項重要指標上的數據來看，在2011年，中國每1000名人口所對應的醫院床位為四張，而印度僅為一張。第三，相比於印度，中國在促進性別平等的事業上，取得了更大的成效。毛澤東主席曾說過：“婦女能頂半邊天”。因此，在中國，女人被鼓勵加入軍隊以及平等地參與各項社會工作。根據世界銀行1990年的數據顯示，在適合工作的年齡段里（15-64），79%的婦女積極參與社會工作。而在印度，同時期的這一數據僅為37%。這樣的差距持續到了20年後的今天。中國在由世界經濟論壇所發布的性別報告中，排名第61位，在促進性別平等這一議題上取得的成績甚至優於同處亞洲地區的發達國家，比如日本（第98位）和韓國（第107位）。考慮到中國的傳統文化及在過去兩千多年封建統治束縛下女性地位之低下，這一成就的取得顯得尤為珍貴。
最後一點，中國社會的“等級觀念”，不及印度之強烈。中國人的姓氏大約有一百多個，而這些姓氏之間是不存在高低之分的。你很難通過一個的姓氏，區分此人的社會地位。而在印度，姓氏常常成為區分一個人社會地位高低，種姓貴賤的一大重要符號。此外，中國的窮人們常常秉持著這樣一個信念：教育改變出生。通過教育和勤奮的工作，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及生活質量，將會得以提高。而這一理念，激發著他們不斷進取，從而成為了中國經濟騰飛的一大引擎。印度盡管從1947年獨立之後，在種姓制度的解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進步。但其根深蒂固的社會等級觀念，仍舊成為了其經濟發展的一大重要阻力。
總而言之，中國經濟兩次奇跡騰飛（1980年和2010年）的種子，早在過去的三十年裡，就已在普及教育、保障醫療、促進性別平等以及消除社會階層等各項事業中，深深埋下。
2012：中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不足被高速發展的經濟及龐大的中產階級所掩蓋
當前中國的經濟實力無疑是強大的，其人均GDP（根據購買力平價計算）已經接近世界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但我們同樣要警惕中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切不可被高速發展的經濟本身，矇蔽了雙眼。
首先，套用中國總理溫家寶在2007年調研時說的一句話：中國經濟目前的發展模式是“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總理之所以這麽說，主要是指中國經濟的發展過分依賴投資（2004至2009年的GDP增長中41.2%來自於投資的貢獻，而印度僅為31.5%）。同時，凈出口比重占據GDP總量的8.6%（印度僅為0.1%），且內需嚴重不足(僅占有50.3%，而印度則為68.6%) 。 自從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投資幾乎占到了中國GDP總量的50%。
同時，為了追求高速的GDP增長，地方政府過分依賴於資源密集型的低附加值製造業，使得經濟的發展以犧牲環境、容忍企業的污染行為作為代價。一項由世界銀行和中國政府在2007年共同展開的研究顯示，由於空氣及水的污染所導致的成本，占據了中國GDP的5.8%。
第二，中國人口結構的不平衡性。由於計劃生育政策的引進，中國人的年齡中值為35.5歲，而印度僅為26.2歲。中國人常常說的一句話是：工業化國家是先富後老，而中國則是未富先老。在2006年，70%的中國人口處於15至59歲的年齡段內，而到了2050年，這一數據預計會下降到52% 。 當然，這一現象所導致的後果也並非完全負面 ：人力資源的短缺和相應成本的上升，將會推進生產力效率及創新水平的提高。而對於印度而言，過於年輕化的人口特徵既有可能是“福”（前提是經濟體制的改革以及對於醫療教育的大筆投入，卓有成效。隨之而來的經濟的增長帶來大量的就業機會），也有可能是禍 （如果經濟發展遭遇瓶頸，失業率居高不下，那麽這樣的群體很有可能導致社會動盪）。第三，許多行業里，比如高等教育，醫療以及金融機構，私有經濟形式的缺乏扼殺了經濟又好又快且具有創新性的發展。比如高等教育，盡管在大學毛入學率的比例上，中國（23%）高於印度（13.8%），但其畢業學生的質量，卻遠遠落後於印度。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私立高校吸收了印度52%的大學生（2006年數據） ，而這一比例在中國不到20% （2008年數據）。據麥肯錫2005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印度25%的工程專業畢業生一畢業就能擁有工作，而這一比例在中國僅為10%。
在中國，僅有4%的私立醫療服務機構，而印度為79% 。並且，這些私立的醫療服務機構承擔了探索印度醫療體制創新的重任。中國也是一個“單純重視數量，卻不重視質量”的國家。盡管中國人每年所發表的科研論文是印度人的四倍，可根據愛思維爾文獻出版社的副總裁 Michiel Kolman的介紹，印度學者所發表論文的引用量遠遠多於中國學者 。類似的現象也出現在了專利領域。盡管中國專利數量是印度的十倍，可真正成為國際專利的只是其中極小的一部分。與此同時，中國在保護知識產權的工作方面，也飽受國際詬病。“盡管中國和印度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微軟的CEO史蒂夫•鮑爾默在2011年9月的一次談話上坦言，中國顯然需要更加努力，“在這個人人擁有個人電腦的年代，我們的操作系統在印度的零售總額，是中國的六倍”。另有研究者發現，美國大型的全球連鎖企業中，在其印度分支機構所能申請到的國際專利遠遠多於在其中國分支機構所能達到的數量 。蘭德研究所的報告因此總結到：“盡管印度有其自身的挑戰，特別是金融業發展的滯後，但印度在高端服務業上擁有很強競爭力，再加上其針對低收入消費者的創新，在未來的幾十年裡，印度都將在科學與技術領域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學習和借鑒
顯然，中印兩國都可以從對方的發展經驗上學到不少東西。而想要相互進步，前提則是看清對方何種經驗是正確的，是值得學習的。對於印度和其他想要復制中國經濟高速崛起的其他發展中國家而言，對於人力資源的大力投資都是保障未來經濟持續發展的一大重要因素。而與此同時，鼓勵私有經濟積極參與教育、醫療等多個領域的建設和發展，也是各國在制定經濟發展戰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項政策。
而中國，則需要新一波的改革來鼓勵私有經濟參與市場角逐，尤其是在教育、醫療及金融服務業等多個重點領域。目前，中國的領導層已經通過各種方式，放緩了經濟發展的速度，以求得高質量的經濟發展。同時，中國政府還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規及政策，包括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和擴大社會福利保障的範圍，以此擴大居民可支配性收入，從而拉動內需，擴大GDP總量中國內消費需求的比重。
（註：方睿哲 (S. Ramakrishna Velamuri)是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創業學教授、EMBA國際項目學術主任、管理學繫系主任，劉勝軍是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本文英文版發表於印度Smart Manager雜志，中文版由FT中文網發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本文編輯劉波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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