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周三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要求聯邦機構對半導體、藥品、電動汽車電池和用於製造汽車和武器等產品的關鍵礦物的供應鏈進行為期100天的審查。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負責國際經濟事務的高級主任彼得•哈勒爾(Peter Harrell)表示：「我們的工作將不再是在出現供應鏈危機時進行應對，而是要預防未來出現供應鏈問題。」

英國《金融時報》本月曾報導拜登準備簽署這項行政令。拜登曾在競選總統期間承諾，要減少在疫情開始時導致醫護人員缺乏口罩和防護裝備的那種供應鏈衝擊。

拜登在簽署行政令時表示，美國醫護人員缺乏防護裝備的情況「根本不應該發生」。

拜登補充稱：「我們不應當必須依賴某個外國，尤其是一個與我們的利益或價值觀不一致的國家。」

該行政令還要求對六個領域進行為期一年的審查，包括國防、公共衛生、生物防禦、訊息技術、交通、以及能源和糧食生產。

一位高級官員表示，該行政令「並未特别提到哪個國家」，而是將關注美國在哪些方面「過度依賴」包括中國在內的競爭對手。

這名官員表示：「我們正在研究依賴競爭對手國家所帶來的風險。」他舉例稱，美國在稀土方面就過於依賴中國。

美國政府機構都將被要求對其管轄範圍內的產品和行業的聯邦採購和商業供應鏈進行評估。

一位批評這種做法的人士表示，新政府應該在川普執政期間進行的研究的基礎上，更快地採取行動以解決供應鏈上的不足。

「中國的發展速度很快，拜登團隊沒有閒工夫研究半年到一年再開始行動。」

Venable律所合伙人、貿易律師阿什利•克雷格(Ashley Craig)表示，拜登團隊正在採取「謹慎的平衡舉措」，因為雖然它希望解決供應鏈的漏洞，但「並不想引發貿易夥伴的不安，他們剛剛從（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所導致的）冷淡關係中回暖」。

在頒布該行政令之際，白宮正急於解決汽車行業半導體短缺的問題。之前已有幾家美國汽車工廠被迫暫時停產，包括福特(Ford)和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旗下的工廠。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與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席布賴恩•迪斯(Brian Deese)最近一直在與汽車行業和美國的盟友合作，試圖找出該供應鏈上的瓶頸。

「我們正在積極與汽車行業接觸，以確保該行業盡量擁有其所需的晶片。」前面提到的那名高級官員表示，「我們還一直在與外國和外國企業接觸，鼓勵世界各地提高產量。」

但該官員補充稱，沒有「解決近期問題的靈丹妙藥」。他表示，這突顯出對供應鏈進行審查的必要性。

美國半導體行業已抓住這次晶片短缺的機會，遊說政府為國內晶片生產提供資金，該行業稱，這對保障供應鏈安全以及保持對華優勢至關重要。

根據統計，南韓去年全國新生兒總數為27萬2,400人，與2019年相比巨幅減少了10.1%，這也是南韓現代民政史上，出生人口第一次少於30萬人；但與此同時，南韓死亡數卻仍達30萬5,100死，生死相抵得出的-3萬2,700，亦是生育率長期低迷的韓國，史上所遭遇的第一次人口負成長。

相關當局認為，南韓新生兒數字的大幅減少，一方面是社會「不生氣氛」的長期趨勢；二方面則是COVID-19的疫情嚴重，也同步影響了年輕家庭對於育兒規劃的經濟條件——類似情形，幾乎在世界各地都同樣發生，包括同樣首度人口負成長的台灣、自從2010年起每年都在人口衰退的日本、以及遭遇一胎化政策果報而難以掙脫的中國，都正遭遇著相同的生育問題。但南韓的少子化問題，似乎又比日本、台灣更為嚴峻，因為在「總生育率」的數字上，2020年的南韓只得到了0.84的超低數據。

總生育率的意思，是平均估算國內育齡婦女每人一生所生育的子女總數。像是人口衰退嚴重的日本，2019年的總生育率還有1.36，台灣同期則是1.05（兩國2020年的TFR數據都還沒公佈，一般應在6月發表），但南韓的則是從2018年開始就跌到0.98，是全世界第一個、也是至今唯一一個總生育率「不到1」的國家。

韓國低迷的生育趨勢與嚴峻的少子化問題，過往大多被認為是「地獄朝鮮」現象的綜合性結果，其所指的是南韓現代社會極度高壓而殘酷的競爭文化，以及新世代國民面臨的高工時、薪資壓力...等結構性問題。於是，當家庭文化傳統保守，對撞到現代都會壓力之際，年輕男女的成家、生育意願，也就一年比一年更為低迷。

低迷的狀況不僅是長期趨勢，在過去4年中，南韓的少子化問題更有「加速衝刺」的雪崩跡象。像是在2016年以前，韓國的全年新生兒總數都還有40萬人以上（40萬6,200人），但在短短4年之間新生兒數量卻減少了33%，只剩27萬2,400人。

「疫情影響生育動機？那也是沒辦法的事...但就算瘟疫散去，南韓低迷生育率的自由落體，恐怕不會因此降緩。」韓國統計廳表示，除了生老病死的數據被疫情影響外，2020年的南韓結婚登記數量，也比前一年度減少10.7%，因此在合理推算的邏輯下，「新生兒減少的墜谷，預計2021還會有一波墜谷曲線。」

極端生育趨勢，令韓國政府極度焦慮，因為除了扶養比的失衡，南韓也很快要面臨國家勞動力的老化，各種長照、年金、納稅不足...等社會壓力，恐怕也會在不遠的未來出現「硬著陸」的現象——而類似的解套方案，南韓政府也早在2016年就展開了一系列的對策研究，像是增加老人安養福利、補貼年輕家庭居住與育嬰津貼、推廣家庭分工改善傳統對女性的持家壓力...等等。

但根據《韓民族日報》的說法：「這些針對國家生育的補救討論，直到今天都沒有得出結果，當前的社會問題也很難看出有什麼具體的改善。」

歐盟27個成員國25日舉行峰會討論疫情，會後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表示，各國對疫苗護照有共識，她相信在3個月內、也就是夏季來臨前可以實施。奧地利總理庫爾茨（Sebastia Kurz）也力主疫苗護照，會後更透過推特指出，現在重要的是儘早實施，讓大家重拾過去的生活和盡情享受自由。夏季是歐洲的旅遊旺季，位於地中海的希臘、塞普勒斯及以阿爾卑斯山美景聞名的奧地利為重振觀光業，最近極力遊說歐盟仿效接種進度最快的以色列引進疫苗護照，讓邊境官員可辨別旅客是否施打過疫苗，只要持有者就能入境，無需再出示篩檢證明和隔離。

支持者認為，隨著各國準備在未來幾週內放鬆公共衛生措施，數位護照可以幫助刺激經濟復甦。尤其是受到病毒打擊特別嚴重的航空業，代表來自全球 290 多家航空公司的國際航空旅行協會 (International Air Travel Association) 已經看到越來越多航空公司註冊他們開發的 IATA Travel Pass。

但公共衛生專家與醫生皆反對疫苗護照，主要原因是認為當下的科學證據不夠。倫敦女王瑪麗大學的臨床流行病學家 Deepti Gurdasani 博士就說，「我們對疫苗在預防不同國家流行的幾種變體的感染，甚至無症狀性疾病的有效性方面知之甚少。」認為疫苗護照可能無意中被用來為度假者提供虛假保證。

現在的病毒變種的確令人擔憂，現在在紐約市一種與突變有關的新冠狀病毒變種正在增加。這種變種最早於 2020 年 11 月在紐約出現，2 月佔紐約感染病例的 25%。科學家擔憂，這種突變可能會降低某些抗體中和或滅活病毒的能力，並可能降低 COVID-19 疫苗的效力。

此外，大多數國家沒有足夠疫苗達到群體免疫，現在在獲得疫苗方面高收入國家和低收入國家之間的明顯鴻溝，科學家擔憂，類似於疫苗護照的證書將進一步歧視這些人群。經濟學人智庫 (EIU) 上月發布一份報告預計，發達經濟體的成年人口將在明年年中接種疫苗，許多中等收入國家要等到 2023 年初，某些低收入國家要等到 2024 年。

牛津大學人口科學家認為，當下各國需要對疫苗護照的多個方面進行更廣泛的討論，包括免疫科學到數據隱私、技術挑戰，以及使用方法的道德和合法性。根據法新社 (AFP) 統計，截至本週四，全歐洲至少有 1,017 萬人接受兩劑疫苗接種，僅佔人口的 2.3％。到目前為止，全球 78 億人只有 2.22 億次接種，五分之一的人生活在尚未開始接種疫苗的國家。

多元:中央社/科技新報

疫情爆發以來，多國政府一直依賴擴張貨幣及財政政策，抵銷廣泛封禁與社交保距對經濟造成的衝擊。富裕國家在應變上擁有決定性的優勢，同時跨國機構也提供金援給新興及開發中經濟體。

這次與金融海嘯時的差異，在於銀行體系能以多種貸款暫緩償還舉措，配合總體經濟刺激措施，讓失業家庭及無法正常營運的企業，能夠稍喘口氣。

所有地區的金融機構都普遍會給予現有貸款一段償還寬限期，許多銀行也以較低的利率及較寬鬆的條件，與客戶重訂貸款合約，理由是疫情危機、與家庭及企業面臨的財務壓力都只是暫時性的；但隨著新冠疫情持續不退，已使許多國家發現政府的支持措施必須延長到2021年。

許多國家除了實施暫停償還貸款，也鬆綁銀行業提撥壞帳準備金及劃歸不良貸款的相關規定，導致現有的不良貸款數字可能遭低估，使金融機構沒有充足的準備來因應本身的財務打擊，而原就監理鬆弛的非銀行金融機構曝險，當然更高。

除了民間部門財務惡化，2020年政府債信評等遭到調降的案例也創新高。雖然先進國家未被波及，但許多新興及開發中經濟體的政府信評都已被降到或接近垃圾級，這對銀行業的衝擊將更重，因為銀行業持有的公債也將虧損。

我在2020年3月時曾強調，即使新冠疫苗能迅速解決疫情，但新冠危機已重創全球經濟與金融機構的財務。債務寬容政策比傳統的貨幣與財政政策更有價值，但寬限期將到2021年才會結束。

美國聯準會（Fed）2020年11月提出的「金融穩定報告」強調，政策疲勞與政治約束可能使美國新一輪財政及貨幣擴張措施規模，無法跟2020年初時相比。許多新興及開發中國家的貨幣政策也達到或接近極限。因此到2021年時將更能確定，是否會有無數廠商及家庭的困境不只是流動性不足，還會還不了錢。

廠商在疫情爆發之前就已債台高築，將加重金融業的財務問題。美、中兩國企業的負債都偏高，且不少負債企業都屬於高風險者。歐洲央行也一再擔憂歐元區內的不良貸款比率持續升高，國際貨幣基金更多次警告，許多新興市場企業的美元債務大幅增加。商用不動產及旅宿業曝險嚴重，則是許多國家另一項憂慮之源。

財務損害需要時間修補。之前舉債過度往往會造成漫長的減債期，因為金融機構的貸款作業將更加慎重；要擺脫泥淖可能需時數年，且這段期間內，經濟復甦通常都相當緩慢。某些國家的金融危機還可能演變成主權債務危機，因為紓困措施會使疫情之前的民間負債，轉變成公共負債。

因應金融脆弱的第一步，就是了解問題的範圍與規模，然後加速重整及勾銷壞帳，而把資源導入殭屍企業只會拖慢復甦。基於疫情已造成重大的經濟及人道成本，因此各國決策官員必須以避免金融危機及復甦遲滯作為優先要務。

（作者Carmen M. Reinhart是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Project Syndicate專欄作家／編譯任中原）

依照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2019年中國全年出生人口為1465萬人、2018年為1523萬人、2017年1723萬人、2016年為1786萬人。等於2016年中國修改並實施《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之後，「全面二孩」政策（所有夫婦均可生育兩個子女）雖然一度看似發生效果，但2017年之後依舊止不住出生率大為衰退的問題。僅僅5年，中國的出生人口就從將近1800萬人減為不到1300萬。

中國國家統計局1月18日才宣佈推遲公佈2020年的出生人口數據，預計延後到4月公佈。不過中國媒體查閱地方政府公佈的數據，發現中國的出生人口確實嚴重減少，有些地方與2019年相比更大降超過30%。例如浙江温州全年出生7萬3230人，較2019年下降19.01%、安徽合肥下降23%、浙江台州下降32.6%，貴州貴陽下降31.6%。有人口學家認為，中國全國2020年出生人口比2019年大為衰退幾乎已經沒有懸念。「出生人口塌陷之狼已經到來」、「中國已落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分析幾乎是中國媒體的共識。

旅遊網站攜程網創辦人梁建章警告，隨著育齡婦女人數下降、結婚人口減少、育兒成本上升，未來中國人的生育意願還會繼續走低。「我們可以說，2020年出生人口雖然是近幾十年來最少的一年，但卻很可能是未來幾十年內出生人口最多的一年」、「中國未來每年出生人口再也不可能超過1,400萬，而是在向1,000萬以下急速滑去。如果無法大幅提升生育率，這種下滑將不會見底」。美國馬里蘭大學社會學系陳緋念（Feinian Chen）指出，中國的生育率若難以拉抬，人口老齡化的巨大壓力將隨之而來。不僅勞動力受到影響，老年人口照料等社會問題也會造成極大影響。

加快佈局建設具有牽引力輻射力帶動力的重大戰略平台

圍繞進一步強化深圳核心引擎功能，《工作要點》梳理提出加快佈局建設前海、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等一批具有牽引力、輻射力、帶動力重大戰略平台的年度重點建設任務，提出以主陣地作為推進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努力培育發展更具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集群的一系列舉措。

在加快推進重大戰略平台建設方面，《工作要點》提出加快推進前海高水平開發開放，建設前海深港廣場，啟動前海深港國際服務城、六大前海深港產業小鎮規劃建設；研究推進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協同創新規則銜接；規劃建設深港口岸經濟帶，推動口岸經濟帶羅湖先行區、沙頭角深港國際旅遊消費合作區建設取得突破；加快規劃建設西麗湖國際科教城、大運深港國際科教城，推動深港產學研合作等。

在構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協同創新共同體方面，《工作要點》提出加強廣深港澳科技創新走廊沿線創新載體建設，加快推進深圳灣實驗室、量子信息領域實驗室建設，推動人工智能與數字經濟廣東省實驗室落地建設；深化與港澳高校科研成果轉化合作；加強與香港在生物醫療科研領域的合作，探索深港臨床試驗合作機制；與香港合作制定聯合“政策包”，共同到境外招才引智等。

在打造更具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集群方面，《工作要點》提出推動國家藥監局藥品和醫療器械技術審評檢查大灣區分中心加快建設，開展藥品上市許可持有人、醫療器械註冊人制度改革；加快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大數據中心建設，研究推動數據交易所籌建等一系列舉措。

與港澳緊密合作深化規則銜接機制對接

深化與港澳規則銜接和機制對接是深圳推進大灣區建設工作的重要任務之一。《工作要點》從市場一體化、跨境通關便利化、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就業、教育和醫療合作等方面，研究提出一批與港澳深化合作的務實舉措，做大做深做強「深港一極」，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在提升市場一體化水平方面，《工作要點》提出聚焦市場准入、市場監管、政務服務等重點領域梳理實施一批規則銜接創新舉措，推動深港澳三地營商環境高標準接軌方面取得突破；深入研究港澳在科研項目申報、組織實施、資金管理、評價轉化等方面的製度經驗，梳理提出一批可供學習借鑒、主動對接的規則和機制；推動構建粵港澳大灣區標準化協同機制，推動港澳原產地產品可在大灣區內自由流通等。

在推動跨境通關便利化方面，提出加快推進皇崗口岸重建和“一地兩檢”相關安排；推動更多口岸實施24小時通關。

在推動深港澳金融市場互聯互通方面，提出深入推進“深港通”，探索開展大灣區“跨境理財通”業務試點等。

在拓展港澳居民創業就業空間方面，提出配合香港特區政府實施“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為在深就業的香港青年提供配套服務；推進專業領域職業資格互認，推動建立完善港澳專業人才在深圳職稱評審機制；支持部分公務員和事業單位職位用於招錄港澳青年等。

在加強與港澳教育交流合作方面，加快香港大學在深辦學落地進程，加強與港澳職業教育交流合作，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特色職業教育園區等。

在密切深港澳醫療和社會保障合作方面，提出爭取國家支持優化港資澳資醫療機構准入，加快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附屬醫院建設、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國際化臨床試驗轉化中心建設；爭取在深指定醫療機構先行使用臨床急需且已在香港註冊的國際前沿藥品和醫療器械等。

提升大灣區協調發展水平，探索建立深圳都市圈跨區域合作機制

圍繞如何加強與周邊城市合作，《工作要點》從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融入“一核一帶一區”區域發展格局、美麗灣區建設三個方面，提出一批提升大灣區協調發展水平的舉措，具體包括規劃建設深圳都市圈、推進深汕特別合作區建設、深化廣深“雙城聯動”、促進珠江東西兩岸融合發展等，加快促進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聯動發展。

在推動灣區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方面，提出高標準規劃建設對外鐵路通道，開工建設深惠、深大、穗莞深前海至皇崗口岸段、深惠城際大鵬支線等城際鐵路，推動贛深高鐵建成通車。

在深圳都市圈規劃建設方面，提出探索建立深圳都市圈跨區域產業轉移、園區合作、重大基礎設施建設的成本分擔和利益共享機制；在促進珠江東西兩岸融合發展方面，提出謀劃推動深圳-中山產業拓展走廊規劃建設等。

而組建領域類創新中心，要求聚焦事關國家長遠發展、影響產業安全、參與全球競爭的關鍵技術領域，符合全球產業與技術創新發展趨勢。同時要求技術目標圍繞產業鏈梳理「卡脖子」技術和「長板」技術，凝練提出明確的技術創新目標和攻關任務，突出需要解決的行業重大關鍵技術問題，細化建設任務的短期、中期和長期目標。

針對國家技術創新中心以及目前科研組織變化的趨勢，《管理辦法》在創新中心的運營方面給予了較大的自由度：創新中心實行固定與流動相結合的人員聘用制度，全面落實科技成果轉化獎勵、股權分紅激勵等政策措施，建立市場化的績效評價與收入分配激勵機制等。具體來看，國家技術創新中心原則上應為獨立法人實體，實行理事會（董事會）決策制。理事會（董事會）由參與創新中心建設的法人單位和相關政府部門等方面的代表組成；同時實行中心主任（總經理）負責制。創新中心主任（總經理）應是創新中心的全職工作人員。

另外，國家技術創新中心的績效評估由科技部組織展開，委託第三方機構實施，績效評估主要內容包括承擔國家重大戰略科技任務、實施關鍵技術攻關、引領行業技術進步、面向社會提供技術創新服務、培育孵化科技型企業等方面的情況，以客觀數據為主要評估依據，評估一般以三年為一個周期，結果分為優秀、良好和較差三類，《管理辦法》提出評估結果較差的創新中心應限期整改。

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表示，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對東莞的定位是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先進位造業中心。灣區大學的建設，有望補足東莞在創新領域的一塊短板。

根據規劃，灣區大學至少將投資100億元。在受訪專家看來，東莞舉全市之力打造「最強大腦」，足見其對高水平大學的渴求。而作為一所全新的高等學府，灣區大學要想在未來承擔起助推產業轉型升級和創新驅動發展的重任，必然需要全新的辦學理念和辦學思路。同時，灣區大學的建設，有望成為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的一個新樣本。

灣區大學建設提速

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出台，籌建「灣區大學」的呼聲也越來越高。而灣區大學落戶在何處，也引發了外界的諸多討論。直到2019年5月，在首屆粵港澳大灣區媒體峰會上，東莞市市長肖亞非首次透露：國家已經初步同意，在東莞濱海灣新區設立一所高質量、高水平的大灣區大學。

此後，東莞市正式啟動灣區大學的籌建工作，力爭做到「高起點謀划、高格局定位、高水平建設」。

進入2020年，灣區大學的籌建工作明顯提速。東莞市大學籌建辦負責人向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介紹，2020年5月，明確了灣區大學創校負責人。目前，創校負責人正牽頭組建創校團隊，部分人員已到位開展前期工作。

上述負責人介紹，為強化組織領導，由東莞市和省教育廳主要領導牽頭的灣區大學籌建工作領導小組已經成立，為推進灣區大學建設提供堅實保障。另外，成立了包括王恩哥院士在內的20多名著名專家學者組成的灣區大學專家諮詢委員會，廣泛聽取專家學者意見建議，提高政府決策民主化、科學化水平。

通過對灣區大學選址地塊開展多次實地調研，結合學校辦學思路，東莞市明確灣區大學開展「一校兩區」建設，同步在松山湖高新區和濱海灣新區威遠島設立校區。今年1月15日，東莞市發佈灣區大學（松山湖校區）工程勘察設計預審公告，校園設計工作正式啟動。

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了解到，按照規劃，灣區大學將於2021年動工，2022年將先行開展人才培養，2023年完成松山湖校區教學區建設並實現招生辦學。從規劃可以看出，灣區大學建設的每一步都爭分奪秒。

構建現代高校治理體系

作為一所全新的高校，灣區大學如何培育起自身的辦學理念和辦學特色，考驗著各方的智慧。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了解到，灣區大學將探索構建現代高校治理體系。

2020年7月，廣東省政府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灣區大學辦學初步方案》，明確了灣區大學的辦學定位，著力打造成為以理工科起步的新型研究型大學。

對於灣區大學的辦學思路，東莞市大學籌建辦負責人向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介紹，圍繞上級關於新機制高起點開展籌建工作，探索建立開放辦學，創建一流研究型大學的有關要求，結合粵港澳大灣區和東莞市科研資源聚集、產業基礎雄厚等優勢，灣區大學將積極整合資源，著力推動開放辦學，以服務、支撐和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產業變革和經濟社會發展。

辦學理念的踐行需要相應制度的配套。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了解到，灣區大學將構建現代高校治理體系，賦予校長充分辦學自主權，並建立學校理事會，引入相關領域、行業精英力量參與，提高大學管理諮詢團隊的專業性和影響力。

未來，灣區大學將創新教學組織架構。學校將構建更加扁平化的管理模式和更加靈活的教學組織模式，聚焦物質科學、先進工程、生命科學、新一代信息技術等方向，集中力量開展前沿科技融合及創新研究。

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了解到，灣區大學還將實施跨學科項目式教學。注重學生獲得知識的整體性，使各類專業理論知識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相互聯結並有機整合。由「科教產合作共同體」向學生提供現實場景的研發項目和產業項目，通過實踐教學串聯學生的整個理論學習過程，構建從知識體繫到能力體系、從單一結構到多元融合、從書本問題到真實場景的全新課程體系。

在考核體系方面，灣區大學將建立「過程與結果並重」的多元化考核體系。引進教師、學生、家長、企業、科研機構等主體共同參與考核過程，結合學習和實踐過程，考核學生溝通能力、實踐能力、終身學習能力、分析與解決問題能力以及合作精神、創新意識等綜合素質。

探索建立創新合作鏈條

今年的東莞市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加快推進大灣區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先行啟動區建設，全面深化與中科院、國內高校的戰略合作，推動形成大科學裝置的集聚協同效應，努力打造原始創新策源地。

東莞市大學籌建辦負責人向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介紹，今後，灣區大學在重視理工科基礎研究和教育的同時，將充分融入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先行啟動區建設，結合散裂中子源、松山湖材料實驗室等大科學裝置、新型研發機構以及龍頭科技企業資源，建立「學校+大科學裝置（科研機構）+龍頭科技企業」的「科教產合作共同體」，構建人才培養、基礎研究、成果轉化全過程合作鏈條。

對於與灣區大學的合作，東莞的一些科研機構充滿了期待，北京大學東莞光電研究院就是其中一家。「未來，光電研究院將和屬下（含孵化）企業共同致力於光電科技成果轉化，加速在東莞構建第三代半導體產業鏈。」光電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張國義說，希望未來能夠在灣區大學建設光電領域的研究院，為東莞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再添動力。

廣東省政協委員、中國未來投資集團董事長林至穎一直對大灣區人才培養保持密切關注。今年的廣東省「兩會」，林至穎就針對灣區大學建設提交了一份提案。

林至穎在提案中建議，灣區大學的研究主題、教學課程和學生活動安排，應該圍繞大灣區產業升級所需的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完善共性基礎技術供給體系，實現更多從「0」到「1」的突破。

對於灣區大學未來的發展，林至穎也強調了開放辦學的重要性。他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強調的是融合發展，而要想辦好灣區大學，也要集中整個灣區的力量。東莞有製造優勢，深圳有科技創新優勢，香港則能夠配套全球創新資源，只有通過合力辦學，灣區大學才能真正成為「最強大腦」。

首爾當局原本預計於今年底完成韓國國產疫苗的研發，但目前似乎面臨困難。原本對國產疫苗的期望也導致韓國在購買疫苗的協商上有所延遲。韓國在一月底和輝瑞及莫德納達成協議採購疫苗，但政府仍然受國內媒體批評為缺乏積極作為。韓國在大規模施打疫苗上經驗豐富， 疫苗施打率通常高於歐美國家。但根據最近民調顯示，只有約45%民眾願意在數月內接種疫苗。另外有45%的民眾表示要再觀望，而有5%民眾直接表示不願接種疫苗。

國務總理丁世均認為，雖然會有人拒絕接種，但政府仍然鼓勵大多數人施打疫苗。只要疫苗效力如研究顯示，並且有70%民眾施打疫苗來達成群體免疫，韓國人民在秋季便能恢復正常生活。

韓國在十二月因為放鬆警戒而又有新一波疫情，每日確診約一千例，而丁世均希望在防疫和經濟間取得平衡。「目標是減少限制，但如果疫情沒有改善，經濟也無法成長。目前以防疫為優先，但防疫不是唯一要打的仗。」經濟方面，丁世均表示將在三月放寬防疫政策，減輕中小企業和自雇者負擔，但實務上的政策執行目前仍不確定。

除此之外，一名84歲的泰裔老翁拉塔納帕迪（Vicha Ratanapakdee）1月28日早上散步時遭到19歲的兇嫌推倒在地，經搶救後宣告不治。

層出不窮仇恨犯罪　引爆亞裔及非裔社群關係緊張

根據非營利組織「停止歧視亞裔和太平洋島居民」（Stop AAPI Hate）統計，從2020年三月到12月底，全美共收到至少2808件針對亞裔的仇恨行為或犯罪，其中有126件受害者年紀超過60歲以上。在這些案件當中，肢體暴力佔約8.7%、刻意咳嗽及吐痰的行為有6.4%、故意迴避有21%，口語騷擾佔最大宗，約有70.9%。

在受到攻擊的族群方面，有40.7%的受害者為華裔社群，為最大宗，其餘受害者包含韓裔、越南裔及菲律賓裔社群，他們也遭遇到工作上的歧視。從地域上來看，加州佔的比率最高，有43.8%，其次則是紐約洲，有13%，再來分別為華盛頓及伊利諾伊州 （Illinois）。《美國廣播公司》（ABC）引述Stop AAPI Hate創始人Connie Wun博士，表示這些案件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我們不太會訴說遭遇到的暴力問題，也不太想造成他人的麻煩」這樣的想法讓許多人想要回國，因為他們並不想成為社群的焦點。

Connie Wun表示，很多亞裔年長者嘗試過融入這個國家，但最後則往往受到挫折。而在歷史上亞裔社群也和非裔社群有過暴力衝突，最著名的一次是1992年洛杉磯暴動，非裔男子遭警察以交通違規為由攔下毆打，引發暴動，造成洛杉磯53人死亡、600多人受傷，超過上萬人被捕。

層出不窮的仇恨行為也引發亞裔和非裔社群的緊張關係。《衛報》指出，在這些案件中有些是非裔人士所為，因此有些人將矛頭直指非裔社群而非經常高唱仇恨言論的政治人物，部分亞裔美國人甚至在缺乏明確的證據下將仇恨行為怪罪到整個非裔社群上。舊金山灣區倡議者、奧克蘭市議員法夫（Carroll Fife）表示，在美國亞裔人士經常會被認為「非我族類」而感到困擾，但不能用種族主義來對付種族主義。美國亞裔及非裔社群也譴責這類論調並呼籲團結對抗種族主義。

儘管如此，部分亞裔美國人認為，雖然美國社會會討論亞裔人士所遭遇的種族攻擊，但往往多會被拿來當作反對黑人種族主義運動的教材；也有人認同「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BLM）的訴求，認為政治化並無法解決問題。而目前亞裔及非裔社群的倡議人士正致力於平衡雙方在仇恨犯罪受害者議題上所產生的對立，共同目標為對抗美國國內種族主義、增進彼此理解及團結。

根本之道在於尋求種族主義的根源 強調對話勝於對立

《衛報》報導，美國倡議組織、學術圈認為根本問題應是在於白人至上主義，這是造成種族對立的癥結，壓迫所有非白人群體。白人至上主義也創造出少數群體神話模式，將亞裔及其他族群按照層級加以區分。加州大學爾灣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政治學家金（Claire Jean Kim）則認為，白人至上主義並非造成亞裔和非裔社群對立的源頭，而是反黑人現象（anti-Blackness）。

金指出，所謂的「反黑人現象」指的是黑人以外的族群能被提拔到高位，從而使得黑人落於最底層，其中亞裔美國人處於「既非白人也非黑人」的處境當中，造成亞裔社群非裔社群之間出現結構性的鴻溝，因而不斷造成衝突及危機。在中國城攻擊事件後有超過40個亞裔組織發布共同聲明，承認亞裔及非裔社群都需要社群教育以及創傷治療以讓雙方更人性化而非汙名化或尋找代罪羔羊。

即使如此，要如何改善亞裔、非裔人士遭到歧視的問題仍有不同意見，有些人認為應該要強化見警率以改善治安問題，而非裔社群的成員則擔心警察暴力執法的問題。

陳秀熙表示，武漢肺炎疫苗開發的迅速，可能是疫苗史上的奇蹟，但各國把關沒有放鬆，臨床試驗仍相當嚴謹。目前全球五洲疫苗接種劑數，已超過感染數，接種率最高的國家分別是以色列、英國、智利、美國、塞爾維亞。

疫苗是否有效，是近來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學界最新研究指出，以色列從去年12月就開始施打輝瑞疫苗，至今接種率已接近50%，居世界之冠，透過檢測證實，疫苗除了可以降低感染風險，也可阻斷傳播，施打疫苗後的1到14天可下降30%感染比例，15到28天可下降75%；有打過疫苗者的病毒量也低於未打者。

然而，以色列今年1月初開始第三次封城措施，現階段流行下降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來自封城還是疫苗，學界相當關注。研究指出，以色列60歲以上完成兩劑施打者超過8成，60歲以下則是2成。60歲以上族群的流行曲線，相較更快速且大幅的下降，住院率也有下降；比較第三次封城和第二次封城（去年10月）的流行曲線，也發現這次加上疫苗後，控制疫情更為有效。

從行政角度分析，以色列接種速度快速的關鍵，首先是屬中央集權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完善，政府能迅速介入管控。第二是衛生保健系統完善。第三是對疫苗超前部署和及早採購，並設定優先施打名單及克服冷鏈問題。

巴西也同樣處於疫苗施打階段，目前接種率為3.2 %，但以中國科興疫苗（Sinovac）為主，加上一部分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疫苗。在整體流行曲線上，有效病例再生數仍在1以上，且14天致死率仍在2%左右，顯示疫情仍持續發展。陳秀熙表示，依據目前的科學證據，對中國疫苗的效益須持「非常保留」的態度，但也可能與巴西較晚開始施打，以及出現變種病毒有關。

陳秀熙表示，疫苗的出現，讓遏止武漢肺炎流行出現一線曙光，近期各種研究的陸續發表，希望越來越大，可以期待國與國間逐漸可以打開大門、恢復正常生活。

然而疫苗持續發展，病毒也不斷在變異，陳秀熙形容這樣的賽跑絕對不是「龜兔賽跑」，而是兩隻兔子在跑，彼此都跑得很快。未來可能朝多價疫苗的方向發展，有待科學界繼續努力。

影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iL06OdHX9c

新冠肺炎科學防疫園地

葉倫表示，美國總統拜登傾向於提高公司稅率，她也對考慮調高資本利得稅持開放態度，但她迴避有關財富稅的問題。

葉倫說，拜登政府正研究將公司稅率提高至28%，至於提高資本利得稅可能會是「值得考慮」的事情。當被問及金融交易稅時，她說「必須仔細研究這對一般投資人會造成什麼影響」。

葉倫說：「財富稅的問題已經討論過了，但不是總統拜登」支持的。她表示，如果加徵這種稅，會遭遇嚴重的實施問題。

●暗示有意支持數位美元研究

葉倫暗示拜登政府支持研究數位美元的可行性，這與前財長米努勤對數位美元興趣缺缺的立場迥異。

葉倫說：「央行研議發行主權數位貨幣是合理的。」她說，數位美元可能有助於解決美國把低收入家庭納入普惠金融的障礙。

葉倫表示：「太多美國民眾沒辦法使用便捷的支付系統和銀行帳戶，我認為數位美元，一種央行的數位貨幣，可望帶來幫助。」；「它可能帶來更快、更安全和更便宜的支付，我認為這是重要目標。」

葉倫指出，官員們必須先解決許多問題，包括數位貨幣如何影響傳統的銀行存款、金融穩定性、消費者保護和非法交易等。

●再度批評比特幣「無效率」且高度投機

《CNBC》報導，儘管比特幣本週價格開始回落，但仍受到各方推動，維持再5.3萬美元上方交易。但葉倫警告，關於比特幣的合理性及穩定性存有重大疑慮。

葉倫在《紐約時報》舉辦的DealBook會議上向《CNBC》記者表示，她不認為比特幣可被用於廣泛交易機制，就某種程度上，她反而擔心比特幣更常被用於非法融資，「這是1種效率極低的交易方式，處理這些交易所消耗的能量非常驚人。」

據報導，比特幣挖礦需要通過高耗能電腦系統進行複雜的數學公式，根據Digiconomist統計，比特幣每年耗電量所產生的碳足跡，相當於整個紐西蘭。

此外，比特幣難以追蹤的特性，也讓它被視為是非法活動者的工具，再來就是其價格極具波動性，容易迅速上漲及下滑。

葉倫說，比特幣「是種高度投機的資產，人們應該要瞭解到它極度波動，我實在擔心投資人可能遭遇的損失」。

●重申大力支持拜登的1.9兆美元經濟刺激計畫

美國財長葉倫（Janet Yellen）18日接受CNBC訪問時指出，為了讓美國經濟全面復甦，大規模刺激計畫仍有其必要。她還補充拜登政府因應刺激支出可能推動的加稅措施，將會緩慢與分階段進行。

葉倫表示，需要這筆支出來防止經濟在長期而言受到的疫情損害。談到為美國民眾發出每人1,400美元紓困金時，她表示，「這確實幫助那些財務困窘者」，是正確之舉。

葉倫說，她將透過經濟能多快恢復至疫情前的就業水準，來判斷拜登的新冠疫情刺激計畫是否成功。

●市場對100年公債不感興趣

葉倫表示，市場對100年期美國公債的需求可能很小，但也不排除考慮發行這種證券。

葉倫說：「發行較長期的證券當然有一定的道理」，這是當局「可再度考慮的」，但是100年期公債的「市場非常小」。美國目前最長債券期限為30年期。

來源：聯合報、中時

比特幣是數位資產，沒有什麼類似於股票或大宗商品之類的基本面可供分析。其價格從幾個美分到幾萬美元，哪個水平是「合理」的？現如今，如果認為比特幣價格過高或許被嘲笑，因為比特幣自始就可被視為「泡沫」；如果宣稱其將暴跌，便涉嫌扮演市場先知，甚會招致攻伐；如果篤定其將再沖高，自然會收穫一眾擁躉，與其如此，不如直接用腳去投票吧。

僅僅基於交易價格來討論比特幣的市場價值、地位甚或其走勢，不僅片面，甚或可以說並沒有什麼實際意義。把資產價格飆高解釋為資產泡沫或虛擬性質，同藉著價格飆升而大談特談其未來價值甚或信仰取向一樣，這些說法本身就是某種「泡沫」……

從2020年交易市場整體表現來看，比特幣呈現出高換手、高波動率的特徵，也可用來說明比特幣市場正從散戶和大戶市場轉向機構市場的過渡階段特徵，也說明這個市場還遠未成熟。從比特幣的持有結構和交易結構來看，其距離較為充分與成熟的交易還差得很遠。

資產結構比資產總量更值得關注

作為資產，比特幣市場價格是由邊際交易價格來標示的。邊際交易價格飆升，往往被直接解讀為比特幣資產總量的價值飆升。如果比特幣大多為機構而非個人所持有的話，持有機構的帳面資產將因市場交易的價格上漲而大漲，從而提高整個經濟體系的流動性，比特幣對經濟體系的影響就會極速放大。

去年秋天以來，美國有關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有關數位資產的監管政策，諸如銀行託管、信用卡聯通，等等，可以說，這些措施大大拉抬了比特幣的行情。今年二月，特斯拉購入15億美元的比特幣，類似標誌性的事件，無疑直接推升了市場情勢。

只有大量的機構投資者買進比特幣，那些巨額持有者才會選擇有序減持套現。簡單說，比特幣的價格最終是由巨額持有者的持有存量決定的，並非由現實的邊際交易量所決定的。沒有足夠買盤，就無法喚醒巨量的賣盤。正是因為現實交易量並不大，即便價格不斷拉新高，但是存量盤還是耐心滿滿。

比特幣總市值突破1兆美元，無疑激起市場的投資熱情，但還不等於滿滿的市場信心，換言之，這只會誘使少部分的存量拋出套現，不會明顯改變持有結構與交易結構。

究竟需要投入多少銀行貨幣，才能實現比特幣的全流通？

比特幣彷彿是一巨大的「冰蓋」，需要一定的「暖•流」才能使其完全融化併流通開去。所謂的「冰蓋」是指巨額的比特幣存量盤；所謂的「暖」是指交易價格的攀高，所謂的「流」是指銀行法幣的買盤。起決定作用的是，以銀行貨幣支付的買盤量。買盤夠大，存量盤才回漸次套現，價格夠高，買盤才會維持住。比特幣交易本是一個買方市場，但是，賣方的「耐心」或「團結」才是一個值得玩味與研究的現象。

一定是受到某種共同因素的作用，才使得巨量持有者之間自覺不自覺地保持著「默契」。根本來說，他們缺乏足夠的變現壓力，或許反而存在套現的風險……因此，即便價格一路攀高，也沒有出現爭相套現離場的局面。在市場交易結構方面，既有的比特幣交易體系也更傾向於維繫住高頻、高換手率、高波動率，而又有限容量的交易局面，因為市場的極速擴容交易往往意味著相應的回縮。

現而今，沒有任何一個資產市場呈現出類似於比特幣市場交易的狀況，也就是說，沒有任何一個資產交易市場經歷了如此劇烈的價格波動和飆升而不出現市場危機的。換言之，比特幣資產交易危機只能出現在一個方向上，就是巨額存量的拋盤套現的漫壓，一旦出現，根本不會有充足的銀行貨幣接盤。

然而，當價格不斷走高，拋壓就會持續強化，特别是機構持有者增多後，其將放大高頻交易量，增加波動性，這無疑增加了交易市場的脆弱性。緩解這種脆弱性的有效途徑在於，擴大比特幣的支付功能，諸如以比特幣購買特斯拉，以及聯通訊用卡消費支出等。然而，這只是緩解，亦即起到了部分分流的作用，並非是在源頭上有效地加以克服。如果考慮到比特幣因價格高企而出現的拆細安排，情況恐將更為複雜。

比特幣是否正在成為一頭灰犀牛？

如果比特幣的巨額存量主體作為永凍冰而不融化的話，那麼，邊際交易價格高企或劇烈波動所能帶來危機損失是局部的，甚或對整個經濟體系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如果巨額存量不再是永凍冰，而不斷融化、拆細，蔓延與滲透開來，或許迎合了一些中央銀行放水擴張的政策暖流，雖不致即刻掀起巨浪，但無疑深化了未來的金融動蕩。

美國經濟學家多恩布什在形容1994年的墨西哥經濟危機時說道，「經濟危機比你想象中要花更長時間才會到來，然而一旦到來，發生的速度比你想象中快得多。」

說到底，比特幣是否正在成為一頭灰犀牛？指的是，比特幣巨額存量套現對於整個社會經濟體系的影響，並非是比特幣自身存在什麼了不得的缺憾。正如鬱金香一樣，春夏花開似海，年年鮮艷欲滴，它可用不著去看荷蘭人是否愁容滿面……

比特幣(bitcoin)會不會重蹈覆轍？分析師盧克•格羅門(Luke Gromen)在他的簡報《樹環》(Tree Rings)中，梳理了魏瑪德國時期黃金與當今比特幣在價格波動性上的驚人相似之處。他的結論？比特幣與其說是一個泡沫，不如說是「最後一個功能正常的火災報警器」，警告我們接下來會有一些非常重大的地緣政治變化。

過去十年期間（或者說是過去幾十年期間，取決於你把標杆放在哪裡），央行官員們通過低利率和量化寬鬆，破壞了市場的價格發現功能。無論你是將其視為商業周期可喜地被壓平，還是視為市場功能失調、使負債累累的企業得以苟延殘喘，結果都是如今很難從資產價格了解個別公司的健康狀況，更別提整個實體經濟的健康狀況了。

對於比特幣之類波動性極高的加密貨幣人氣上升，可以簡單地視其為一個投機跡象，突顯美聯儲(Federal Reserve)釀成的這種起泡局面。但是，也許更好的解讀是，這是一個新世界秩序的早期信號，美國和美元將在這個新秩序中扮演不太重要的角色。

川普擔任總統的過去四年以及他的有毒政治，已經損害了世界對美國的信任。在某些圈子，削弱了人們對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穩定性的信任。這種感覺在1月6日人群衝擊美國國會大廈時達到頂點。就像金融政策分析師凱倫•彼得魯(Karen Petrou)在最近發給客戶的一份簡報中所說的：「這場準政變有很多人員傷亡，但美元很可能也是其中之一。它並不比其他任何『品類殺手』品牌更加不朽。」

川普肯定導致「美國品牌」(Brand USA)貶值。但是，他也是美國較長期經濟問題的一個症狀——近年的低利率和寬鬆貨幣政策（不僅使資產價格居高不下，而且還鼓勵債務和槓桿）掩蓋了這些問題。

比特幣的興起反映出投資界某些人的一個信念，即美國最終將在某種程度上變得類似於魏瑪德國，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旨在穩定市場的貨幣政策，讓位於新冠疫情過後對美國不斷上升的債務負擔進行貨幣化。畢竟，只有三種方式可以擺脫債務——經濟增長、緊縮政策、印鈔。如果美國政府發售如此多的債務，以致美元開始貶值，那麼比特幣變成一種避風港資產是可以想象的。

當年，德國的貨幣貶值結局不佳。這突顯了比特幣繁榮的另一個方面。我們已從一個單極世界（美國是其中首屈一指的政治和經濟大國）進入一個新自由主義不再佔上風的世界；在這個新世界，支持自由貿易和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的共識不再存在。我們所處的世界很可能將會有兩極、甚至三極：美國、歐洲、中國。中國已經發出信號表明它希望降低對美國金融體系的依賴度，減少購買美國國債，並推出自己的數位貨幣。

在這樣一個世界，很容易想象美元將繼續是主要的儲備貨幣，而人民幣和歐元逐漸成為更重要的儲值手段。但是人們也可以想象，相比政府發行的法定貨幣，能夠輕鬆跨越國界的加密貨幣將會具有一些優勢。眼下，儘管人員和貨物的流動可能在受到更多制約，但數字貿易和訊息流動仍在增長。

加密貨幣倡導者——包括特斯拉(Tesla)的埃隆•馬斯克(Elon Musk)、Facebook的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Twitter的傑克•多爾西(Jack Dorsey)等科技公司領導者——相信，數位貨幣更適合這個更為多極化的世界。它們基本上不受監管，因此較少受制於政治力量。就像大型技術平台最近把特朗普趕出社交媒體、從而展示其力量一樣，可以想象，比特幣可能會超脫於新世界秩序可能催生的任何貨幣民族主義之上。

加密貨幣會成為新的黃金、被用來對沖一個不斷變化的世界嗎？科技巨頭們的共識，會不會被證明比華盛頓共識或北京共識更加強大？也許如此。但是主權國家也可能會採取行動來規範這一生存威脅。在美國，財政部長葉倫(Janet Yellen)已經提出了未來加密貨幣監管的議題。

20世紀初，人們不清楚在數百家汽車製造商中，哪幾家會贏得取代馬車的競爭。如今，誰知道比特幣、以太坊(ethereum)、diem（Facebook支持的加密貨幣），抑或一些尚未發明的數位貨幣會不會在長期勝出？就目前而言，最好將比特幣繁榮視為煤礦中的金絲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