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個資及涉及國家安全的敏感資訊，中國和越南都嚴格限制跨境傳輸。但批評者指出，這類規定不僅含糊不清，讓企業在遵行時備感吃力；這麼做也妨礙資訊自由流通，阻止這些資源充分發揮效益。科技公司擔心，高築這類數據堡壘，將窒礙創新。

最新攻防戰在印度開打。包含微軟、西門子等約30家公司9月聯名發表公開信，呼籲國會切勿制定法規，要求企業把個資和產業資料儲存在境內伺服器，並嚴格限制跨境傳輸。信上說：「我們擔心，法案中的若干條款將妨礙印度的經濟成長，並限縮在此地營運企業的創新能力。」

歐盟25日也提議立法建立一個涵蓋歐盟全區的數據市集，以利區內各國分享產業和政府資訊，前提是在主管當局監督下，依據歐洲標準保護這些數據。此舉凸顯歐盟希望加強掌控區內數據，以抵禦美國和中國大型公司的數位勢力入侵。

華爾街日報指出，歐洲長久來已嚴格限制當地個人資料的使用和輸出，但是把類似的保護從個資擴及產業與政府資料，卻是頭一遭。官員形容這是宣示「數據主權」。

此案涵蓋的資料包括公共行政資訊，例如健保紀錄或人口普查結果；以及專屬資料，像是藍圖、專利製程和市場研究等，已成網路駭客與竊賊垂涎的目標。

葉倫拒絕就接任財長一事發表評論。不過，若葉倫若確定獲得拜登提名，且任命案經參院通過，她將是美國財政部232年來首位女主管，也是美國史上第一位職掌過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Fed與財政部的官員。

葉倫接任財長後的首要工作將是決定是否重啟與Fed共推的緊急貸款計畫，以及推出新一輪紓困方案。

葉倫能成為財政部與Fed間的橋梁

葉倫曾領導Fed使美國經濟從金融海嘯之後的起起落落，恢復到持續成長。而且，她在出任Fed主席之前，曾歷任Fed副主席、理事、舊金山區聯邦準備銀行總裁及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對財金事務瞭若指掌。

彭博資訊亞洲經濟專欄作者莫斯（Daniel Moss）認為，無論是過去十年、還是新冠肺疫情擴散全球這九個月以來，各國高級官員都一再強調貨幣與財政政策配套的重要性。葉倫既能掌握財政政策，對貨幣政策更是駕輕就熟。

財金政策能夠更充分地協調，不僅能加速疫後復甦，也能避免金融市場動盪。在肺炎疫情擴散之初，財長米努勤曾與Fed主席鮑爾密切合作，但沒過多久兩人便生嫌隙，上周兩人還因為是否延長「緊急貸款便利」計畫而隔空互嗆，一度令投資人擔心擴張措施生變，並導致股市下跌。

財政部長與Fed主席的角色雖是互異，但也能互補。

由於葉倫與鮑爾有共事的經驗，且合作關係良好，加上葉倫原本立場就是支持緊急貸款措施，所以該項政策重啟實施不是問題。儘管鮑爾反對，現任財長穆努欽上周宣稱緊急貸款措施將在屆滿後如期退場。

此外，由於葉倫多年來以Fed主席出席國會聽證會的經驗，也有利於她與國會議員溝通財經政策。

曾任職於Fed與財政部、現為PGIM固定收益首席經濟學家的席茲（Nathan Sheets）表示，「葉倫在與國會協商時可善加運用其特殊的個人特質，她在與外界溝通有關經濟與經濟政策時，往往都能引起大眾的共鳴。」

葉倫原本就支持推出新一輪紓困方案，她9月底時曾指出，國會若未通過新的財政振興方案，用以對抗失業與支持小企業，美國經濟復甦勢必不均且力道不會太強，「美國經濟需要新的紓困，包括對州與地方政府提供更多的金援。」

川普政府新一輪紓困方案協商數月依然無果，其中協商陷入僵局的癥結點，主要在對州政府的紓困援助方面。

來源：中時、工商、經濟、彭博

拜登的副手選擇賀錦麗（Kamala Harris）就已先回應多元訴求。賀錦麗將是美國首位女性副總統，而且出身亞洲與拉丁美洲族裔。

拜登現在可能任命Fed前主席葉倫出任財長，讓這位Fed首位女性主席，可望再度締造美國首位女性財長的歷史。拜登也將任命海恩絲（Avril Haines）擔任國家情報總監，成為首位監督17個情報單位的女性首長，他也正考慮由佛洛諾伊（Michele Flournoy）出任國防部長，也將成為首位女性防長。

拜登也將提名梅奧卡斯（Alejandro Mayorkas）為國土安全部長，是美國史上首位拉美裔的國土安全部長，將負責美國的移民政策。

拜登也將任命凱瑞為特別氣候大使，凸顯他以氣候議題為外交政策的核心之一。這些官員都有豐富的政府行政歷練，大多在前總統歐巴馬政府時期任職，若再加上其他許多老班底，美聯社分析，拜登政府預料將善用這些老將的深厚資歷，以及他們在華府和各國政府間的人脈網路，回歸較為傳統的方式治理國事。

拜登內閣組成強調多元化，他曾說，希望內閣裡有「男性、女性、同性戀、異性戀，中間派、非裔、白人或亞洲裔」，可帶來不同的角度觀點。

圖片來源：經濟日報

資料來源：聯合報、經濟日報

拉布外相重申，中國頒布《香港國安法》是違背其對香港事務的國際責任，該法已對香港造成明顯的寒蟬效應，壓抑香港人民行使基本權利與享受基本自由的程度。

中方未見集中評論有關終審法院的內容，但中國外交部星期二（24日）「強烈譴責」英方報告 「對香港事務顛倒黑白，說三道四」，外交部駐香港公署指責英方「語帶威脅干涉特區司法法律事務」。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則形容英國把「雙重標凖」發揮得「淋灕盡致」。

掌管香港所有法院的香港司法機構回應BBC中文記者查詢時稱，對英方最新表態沒有評論，但重申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曾在今年7月的一份聲明中說：「司法機構的獨立性和法治乃是香港社會的基石，並受到《基本法》的保障。」

「保持和維護司法機構的獨立性和法治，乃是香港司法機構的使命和憲制責任。」

拉布外相在這次《香港半年報告書》中怎樣談論香港司法？

這是英國外交部第47份《香港半年報告書》，也是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6月30日頒布《香港國安法》，和英國外交部9月份改組成外交、聯邦事務及發展部之後，英國政府首次呈交英國議會下議院的《香港半年報告書》。報告正文只涵蓋2020年1月1日至6月30日之間事態，但拉布在報告前言中也談論了《香港國安法》頒布後之情況。

拉布續說：「本人剛剛開始跟大法官（兼司法大臣）及英國最高法院院長韋彥德勳爵初步探討，在什麼情況下我們應該決議，不再讓英國法官擔任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的職位。」

英國《金融時報》星期二報道，拉布與大法官兼司法大臣羅伯特·巴克蘭（Robert Buckland；英國駐港澳總領館漢化名：白樂彬）致函韋彥德勳爵稱，政府認識到派遣法官的決定權在司法機關，但法官與政治人物在「維護與捍衛領先世界的英國司法體制的聲譽」方面有著共同利益。

兩位大臣也在信函中承認，目前判斷北京有否「嚴重損害」香港司法獨立為時過早，但希望韋彥德勳爵能說明，一旦出現這局面，英國最高法院將採取什麼措施。

目前香港終審法院除了首席法官馬道立外，尚有三名常任法官，和兩組非常任法官。其中，前任香港法官有四名，來自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有13人，分別為九名英國法官、三名澳大利亞法官和一名加拿大法官。

九名英國法官包括了韋彥德勳爵與上一任最高法院院長何熙怡女男爵（Lady Brenda Hale）。《金融時報》指出，何熙怡女男爵10月參加一場網上研討會時說：「我從未（在香港終院）聽審，起碼它也沒有安排我去聽審……要是這真的發生的話，我還真得嚴肅地問自己一道道德問題。」

此外，英國最高法院副院長賀知義勳爵（Lord Patrick Hodge）獲提名出任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目前正等待特首林鄭月娥根據立法會意見正式任命。他將接替9月份辭職的前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首席法官施覺民（James Spigelman），施覺民辭職時對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稱，他是出於對《香港國安法》的擔憂而辭任香港職務。

韋彥德勳爵在《香港國安法》頒布後曾就英國法官在香港終院之角色發表聲明稱，英國最高法院將持續評估局勢發展，並與英國政府討論。英國最高法院法官能否繼續在香港終院服務，「將視乎該等服務是否符合司法獨立與法治」。

香港法律界有何看法？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對BBC中文記者指出，多年來，海外法官在香港終審法院服務，有其重要意義和貢獻。他不希望事態發展到海外法官不願留在香港終院服務的地步。

張達明說：「我個人認為不太應當由英國的行政機關來做這決定，而應當讓司法機關決定能否留在香港終院服務。」

張達明認為，一旦英國法官自主不再服務香港終院，將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如果法官作為行內人都覺得不能服務下去，將嚴重打擊香港法制。「反而要是由政府作出這決定，滲入了政治，外間將更難評估問題出在哪裏。」

張達明指出，由於終審法院每次由首席法官、三名常任法官和一名非常任法官組成合議庭審案，因此英國法官一旦退場，實務影響仍可克服，「但過往大家能對我們的司法有信心，海外法官留下來的象徵意義是很重要的」。

前香港立法會民主黨籍議員，資深律師何俊仁認為，英方或許想要向北京表達強烈態度，但「沒多少好牌在手中」，所以才提出不派遣法官出任香港終院非常任法官。

何俊仁對BBC中文記者說：「這樣的做法有其政治效果，會打擊香港司法制度的公信力，但可惜的是，中國或香港不會理會這樣的動作，甚至會覺得這些法官可有可無。長遠受損的最終是香港。」

他認為一旦海外法官撤出，外資將有心理壓力。

「然而香港人擔心我們的司法制度能否維持下去，我相信會有很多人期望有些（海外）法官留在這裏，有膽提出異議，批判一些不公平的判決。」

10月28日，香港立法會資深司法任命建議小組委員上，幾位位建制派議員兼律師曾對任命賀知義勳爵出任終院非常任法官提出質疑。其中，何君堯提出應考慮任命南非、印度、汶萊、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法官，質疑港府嫌棄這些國家的司法水平偏低；周浩鼎質疑海外法官能否對「一國兩制」與《香港基本法》有「充分正確認知」。

隸屬中國政府僑務系統的香港中通社上周發表特稿談論香港司法改革，當中引述何君堯稱，香港司法系統中有「五眼聯盟」的法官「存在明顯政治傾向，可能嚴重影響司法獨立」，「必須及時糾正」。

《香港半年報告書》這次還說了什麼？

拉布在報告序言中稱，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香港國安法》，11月11日頒令確立取消香港立法會議員資格理由，並導致四名民主派議員被即時撤銷資格，繼而引發泛民主派總辭，均違反了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中「香港特區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的條文。

他指出，為此，英國推出英國國民（海外）新安排，並有望於2021年1月31日啟動，又中止了英國與香港之間的引渡條約，和把對中國的武器禁運擴大至香港。

報告還記錄了1月份美國人權觀察組織執行長肯尼思·羅斯（Kenneth Roth）被香港拒絶入境，「六四」事件燭光悼念晚會首次被禁，中學通識教育科遭親北京言論批評等事件。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星期二在例行記者會上評論說：「香港已經回歸祖國23年，英國政府還在通過發表所謂《香港問題半年報告》對香港事務顛倒黑白，說三道四，對中方進行無理指責，我們對此堅決反對，強烈譴責。」

「過去英國在殖民統治時期，沒有給過香港民主。今天，英國也沒有資格當判官。我們敦促英方摒棄殖民主義思想，收起虛偽和雙重標凖，停止干涉別國內政，早日回歸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凖則的正道。」

當天早些時候，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聲明稱，「英方違背承諾、一意孤行推進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簽證政策，單方面暫停與香港移交逃犯協定，肆意破壞雙方正常經貿合作，語帶威脅干涉特區司法法律事務」，「我們正告英方：醒醒吧，別再做干預香港事務的殖民舊夢了！」

特區政府與林鄭月娥本人也分別評論了英方《半年報告》。林鄭月娥在Facebook發文說：「報告批評全國人大常委會訂立《國家安全法》，說是違反『一國兩制』和香港的高度自治，但大家都知道英國有相當完整的維護國家安全法律，而其秘密情報機關MI5和MI6更是世界知名；《香港國安法》賦予香港特別行政區承擔維護國家安全的主要責任，我難以想像英國會把國家安全工作交給地方政府和當地警察。這不正是維護『一國兩制』、尊重特區高度自治嗎？」

「報告又批評特區政府因疫情把立法會選舉押後一年舉行，難道英國政府忘記了它們早於今年3月已通過法例把原定在5月7日舉行的地方選舉，包括倫敦市長選舉，押後一年，並延續現任議員的任期一年嗎？當時所持的理由亦是新冠疫情，難道香港選民的安全比不上英國選民的安全嗎？」

「我和特區政府會繼續堅守原則，依法施政。」

黃之鋒在開庭前見媒體記者時呼籲大眾不要放棄社會運動；周庭對其個人可能面臨首次監禁感到不安，呼籲各界繼續聲援面臨更重罪名的其他抗爭者；林朗彥堅持稱，對於包圍警察總部抗議，他不感後悔。

中國大陸官方媒體密切關注此次庭審，並以「亂港分子」形容三人，有網民跟帖，紛紛要求重判。外交部稱支持香港法院履行職責。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北京被記者問及此案時說：「你問的這個不是外交問題吧？我們支持香港特區政府有關部門依法履行職責。」

周庭在開庭前說：「雖然我對諸多未知的未來，包括馬上的判決，會有諸多不安，但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記，有許多比我們犧牲更多的『手足』們，也許正面對著更困難的處境。」

林朗彥說：「我相信無論是香港市民的親眼見聞，還是國際專家所言，都顯示出香港警察的合法性已完全崩潰。包圍警總（警察總部）到底是罪案還是伸張正義，爭取民主的必要之舉，我相信香港人心裏早有答案。」

黃之鋒說：「面對《國安法》的打壓，白色恐怖的來臨，即使我們面對監禁，我們也不會放棄在這艱難時刻，呼籲香港人在這民主運動的低谷中互相扶持，那是更加可貴的。」

周庭、黃之鋒、林朗彥分別被控什麼罪名？

24歲的黃之鋒，26歲的林朗彥，以及將於下週年滿24歲的周庭均為前中學生社會運動組織「學民思潮」成員，「學民思潮」解散後一同過渡至政治團體「香港眾志」，直到今年6月30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香港國安法》，「香港眾志」宣佈解散為止。當時林朗彥是該政團的主席，黃之鋒則是秘書長。

黃之鋒與林朗彥曾因其他示威案件被判刑，周庭則是首次被定罪，她在今年8月與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等被指控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被另案拘捕。黃之鋒與周庭剛於今年大學本科畢業，尚未出席畢業典禮。

三人認罪的這起案件發生前，多個網上團體向港府定出2019年6月20日傍晚為最後期限，要求撤銷《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釋放並撤銷起訴此前被捕之示威者、收回港府對6月12日警民衝突之「暴動」定性，並追究衝突期間警員涉嫌濫用暴力與濫權的行為。

香港警方於2019年8月底逮捕周庭與黃之鋒，林朗彥則於9月初返回香港入境時被捕。警方當時起訴黃之鋒「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罪、「組織未經批准的集結」罪及「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罪；起訴周庭「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罪及「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罪；起訴林朗彥「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罪。

案件於今年7月6日提訊時，周庭認罪，其餘兩人不認罪。裁判官於8月確定在11月23日開審，預計審至12月1日，並接納控方要求，押後至審訊完畢後才聽取周庭一方之求情，然後判刑。

但黃之鋒在審前一晚透過Facebook表示，他與林朗彥聽取律師意見之後決定認罪。裁判官星期一在法庭上接納兩人答辯，跳過審訊，只由控方宣讀案情，並出示證據。與此同時，控方提出對黃之鋒「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罪「不提證供起訴」，變相撤回一項控罪。

控方宣讀案情指出，6月21日07:00起，示威者在與香港特區政府總部相連的立法會綜合大樓聚集，至11:00，三名被告人出現，黃之鋒、林朗彥煽動群眾包圍200米外之香港警察總部，周庭則在旁參與。集結行為事前沒有取得警方許可，歷時15個小時，至6月22日03:00結束。

法庭上，主控官播放多段新聞影片，顯示黃之鋒與林朗彥以擴音器喊話，呼籲群眾從政府總部轉往警察總部，也顯示黃之鋒與周庭出現在警察總部外，曾向群眾講話，並接受媒體採訪。主控官還讀出黃之鋒在Telegram通訊軟件內一段對話，提及包圍警察總部安排。

周庭、黃之鋒、林朗彥一旦被判刑會帶來什麼影響？

目前身處英國倫敦的前香港眾志成員羅冠聰相信，三人選擇認罪，是經過與法律團隊商討後得出，最符合三人利益的結論。

羅冠聰對BBC說：「他們不會因為身陷牢獄而被擊倒。」

「雖然（在《香港國安法》下）環境變得非常艱難，但仍有許多人堅持爭取民主，並把目光轉向國際戰線。」

香港屯門區議會民主派無黨籍議員巫堃泰與黃之鋒相識十年。他接受BBC連線採訪時說：「這次檢控無疑是當局，無論是北京還是香港當局，試圖滋擾民主派活動人士或異議人士的又一舉措，旨在讓他們閉嘴，或者在香港人之間產生寒蟬效應。」

巫堃泰對接下來的民主運前景不感樂觀：「因為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和《香港國安法》，抗議的升勢每況愈下，無法重振，老實說，更多家庭在考慮移民他處，尤其當英國『香港BNO簽證』從明年1月起接受申請之後。」

「北京無疑將認為這是一場勝利。黃之鋒過去一年在國際輿論場十分活躍，倡議外界制裁北京。北京也許會為他這次認罪而歡呼慶祝。」

香港城市大學退休政治學者鄭宇碩教授對BBC評論說，「包圍警總」案與最近一連串抓捕民主派立法會議員事件，均反映當局徹底無法容忍任何反對聲音，反映中國不會遵守「一國兩制」承諾。

「中國不幸地正面對著迅速惡化的國際環境，中國領導人似乎覺得已威脅到其存亡，不惜在國際形象方面付出代價，對香港實施打壓。」

在北京，中國國際關係學會理事高志凱說，香港是個民主社會，「但沒有任何人可以透過暴力手段、無政府主義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來推動民主」。

高志凱不願評論這起案件會給中國國際形象帶來何種影響。他對BBC說：「我對於稱呼他們為『支持民主的倡議人士』有保留。他們過去12個月、過去數年的所作所為大力推動了香港的無政府主義和違法犯罪行為，許多港人受害。香港需要的是穩定和尊重法治，透過法治來推動民主，而非策動非法集會。這不為香港法治所容。」

高志凱還認為，英、美等國沒有資格代表國際社會評論「一國兩制」是否受到威脅，「國際社會必須包括我們14億中國人民」。他警告不要破壞「一國兩制」，「英國和美國應當尊重『一國兩制』，而非干預香港內部事務」。

11月11日中午，在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決定出爐後不久，香港政府取消了楊岳橋等4名泛民主派人士的立法會議員身份，其餘15名泛民主派議員也隨即宣布總辭，以示抗議。

面對泛民的大動作，北京絲毫沒有退讓。北京中央駐香港聯絡辦公室指他們的舉動是「鬧辭」，對抗一國兩制；中國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更指泛民是「對抗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

針對這次DQ（取消資格）議員的決定，值得注意的是，人大常委於前後兩次DQ中的機制並不同，2016年是「釋法」，而這次是「決定」，其中的變化，也隱含著北京處理涉港事務日益主動、彈性化的趨勢。

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17日闡明，「愛國愛港者治港，反中亂港者出局，這是『一國兩制下的』一項政治規矩，現在也已經成為一項法律規範」。

所謂的「愛國者治港」，是出自1980年代中英談判期間，中共前領導人鄧小平的談話，他指「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

不過，過去並未對「愛國者」作出清楚定義。而這次人大常委決定指出：宣揚支持「港獨」、拒絕承認中國對香港擁有並行使主權、尋求外國或境外勢力干預香港事務，和其它危害國安行為者，應失去立法會議員資格，算是進一步定義出何謂「不愛國」。

一般認為，4名被DQ的議員，可能是因涉及「反送中」抗爭期間參與遊說外國。不過，DQ的標準也引發疑慮。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接受中央社採訪時表示，部分議員赴海外遊說的行為，是發生在港區國安法生效前，似乎暗示著DQ的理據可以溯及既往，「此例一開，所有的過去的言行都可以追溯，任意性非常大」。

DQ事件前，香港警方11月初也拘捕了8名涉及議會內衝突的泛民議員。馬嶽認為，整體來看，中央是要藉此讓泛民知道，自己可以牢牢地控制立法會，「就算你選上，我也可以隨時畫一條新的線，讓你離開議會」。

此外，除了取消議員資格，香港政策研究所香港願景計畫高級研究員林緻茵更關注，本次人大決定是否將為立法會議員新增其他義務？

她指出，這次人大決定還引用了兩條中國憲法條文，分別是第52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維護國家統一和全國各民族團結的義務」，以及第54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維護祖國的安全、榮譽和利益的義務，不得有危害祖國的安全、榮譽和利益的行為」。

林緻茵說，這令人好奇，是否意味著議員非但不能從事上述4種行為，還要承擔維護國家統一和安全的「積極義務」？而一個立法會議員，又該如何履行這樣的義務，值得持續關注。

●京港看三權分立焦點各異 司法改革或提上議程

除了立法權，香港的司法體系近期也被推上風口浪尖。香港政府、港澳辦和中聯辦9月強調香港是「行政主導」而非「三權分立」的論點，引發議論。

林緻茵指出，其實相關的言論並非首次出現，2015年時任中聯辦主任的張曉明一席「特首超然論」，也反映相似論點。

她分析，北京看待「三權分立」的重點和香港不同：香港社會強調三權之間橫向的制衡，北京卻關注對垂直的中央－地方關係影響。她說，對北京而言，「三權分立」隱含「分權」的概念，這不符合北京強調和香港是「授權」的單一制，而非「分權」的聯邦制看法。

她也說，北京強調「行政主導」，是著重於香港特首和中央的制度聯繫。

林緻茵認為，由於基本法明列了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北京不至於反對這樣的架構。但與此同時，北京也強調，「行政主導」的地位不能受挑戰。

她說，如果「行政主導」是指港府的政策不能受到一點阻礙，那香港法院的「司法覆核」，可能就會被視為挑戰行政權。

馬嶽則認為，香港的立法權已經相當弱勢，因此中央強調否定「三權分立」，應是把矛頭指向司法權。

他說，近期一些親中報章時常攻擊法官輕判示威者、「縱放暴徒」，外界也關注，港府未來是否會用人事任命影響司法權。

現任中國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常務副主任張曉明17日表示，香港是時候進行司法改革；並指即使是西方國家，司法制度也要與時俱進改革，「並不影響司法獨立」。

這一席話令外界關注，北京是否已將香港的司法改革提上議程？而被視為香港核心價值的法治精神何以存續，將是各界關注的重點。

●治港權力機制化 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一環

港區國安法7月生效以來，外界感到北京急速收緊治港方針，然而，這個轉變並非沒有預兆。

林緻茵指出，宏觀來看，北京近年逐步將治港權力「制度化、規範化、程式化」，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近年強調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思維相符。

她說，過去基本法提到一些中央對香港的權力，都只停留在概念化的論述，加上主權轉移初期，北京在一國兩制上的角色較為隱忍，並未積極治港。

但林緻茵指出，隨著2012年出現「反國教」運動、2014年爆發「占中」，中央擔心香港的社運「被外國勢力操縱」，成為「顏色革命的基地」，因此逐步將治港權力「機制化」，以確保在關鍵時刻可以直接對香港用權。

2019年底，中共19屆四中全會後，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指出，北京中央對香港擁有10項權力，具體化所謂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而這些權力，目前正一一在香港落實。

因此，林緻茵強調，緊縮的治港方針並非橫空出世，只是「反送中」抗爭，和中美關係惡化，加速了它的進程。

從這個角度而看，「港區國安法」的誕生不是結局，而是另一個開端。

這一預測來自受人尊敬的學者查爾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和曾供職於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馬諾傑•普拉丹(Manoj Pradhan)合著的《人口大逆轉》(The Great Demographic Reversal)。事實上，該書的分析框架比它對即將到來的通脹末日的預言更為重要。兩位作者認為，世界經濟的範式將改變。上一次發生這種情況是在20世紀80年代。40年前那次重大轉變的本質與其說是渴望控制通脹，不如說是全球化和中國進入世界經濟。他們認為，那個低通脹、高負債的時代現在即將終結。相反的情況很快就會出現。

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中國、前蘇聯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對外開放。「烏拉圭回合」(Uruguay Round)談判達成一致，世界貿易組織(WTO)由此誕生，中國於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全球經濟一體化迅速推進，尤其是通過貿易，不過高收入國家的直接投資也是重要推動力。用於生產可貿易商品的全球勞動力供應大幅增加。大型貿易經濟體的出生率在下降，但人口依然年輕，女性加入勞動力市場增強了這種趨勢。所以勞動力的增長速度快於人口的增長速度，人均產出的增長速度快於每位勞動者平均產出的增長速度。

古德哈特和普拉丹認為，所有這些因素導致：高收入國家中勞動力掌握的市場權力減弱，國內生產總值(GDP)中利潤佔比上升，國內不平等加劇，全球不平等縮小，「儲蓄過剩」，通脹壓力減弱以及實際利率下降。負債出現了激增。

現在，他們認為，這一切都將逆轉。全球化正受到攻擊，再沒有哪個經濟體能夠複製中國當年走過的道路。老齡化打擊了勞動力的增長，加劇了財政壓力。他們斷言，最重要的是，隨著消費者數量相對於生產者數量的增長，通脹壓力將加大。此外，隨著勞動力規模縮小、全球化減弱，勞動力將重新掌握市場權力，加劇這些通脹壓力。

他們補充稱，這些轉變將造成巨大的政策困境，尤其是考慮到政府和非金融企業的龐大資產負債表。如果失業和通脹之間的關係真的發生了像兩位作者認為的那樣不利的轉變，央行會為了控制通脹而儘可能地收緊銀根嗎？當局將如何應對違約浪潮？在一個結構性低增長（部分由老齡化導致）、利率上升和增加支出的壓力加大的世界裡，政府如何才能將赤字重新置於控制之下？如果它們做不到這一點，央行將繼續印鈔還是放任國家破產？簡而言之，我們是否在更糟糕的情況下面臨1970年代的歷史重演？

兩位作者認為，世界經濟正在經歷巨大的結構性轉變，這是對的。老齡化持續加劇，商品生產中的全球化持續減弱。此外，中國也在這個過程之中。這種結合將改變我們的經濟。

然而，同樣重要的是要記住，對於這種轉變在現實世界中會如何發生，我們知之甚少。如果我們1980年就知道中國將向世界開放經濟，並掀起世界歷史上最大的投資熱，最終使得投資率達到GDP的50%，那會怎麼樣呢？有多少人曾預料到，幾十年後的宏觀經濟形勢將是儲蓄過剩、實際利率較低、超寬鬆的貨幣政策和債務危機？相反，大多數人當時肯定會認為，蓬勃發展的中國將大舉進口儲蓄，從而提高實際利率並出口凈需求。

同樣，古德哈特和普拉丹的如下觀點可能也是正確的：在他們的美麗新世界中，儲蓄意願的下降速度往往會快於投資意願的下降速度，儲蓄過剩將變成儲蓄短缺，實際利率將飆升。但儲蓄意願和投資意願之間的差距很小。相反，隨著經濟增長放緩和資本品相對價格持續下跌，在高收入經濟體中，企業的留存利潤很有可能將繼續超過投資。中國企業也可能效仿。如果是這樣的話，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需求可能保持疲軟，實際利率可能保持低位，而所有這些經濟體中私營部門的巨額債務將進一步加劇這種情況。

甚至不清楚全球化是否是勞動力市場變化的主要歷史驅動力。新技術，公司治理中的股東價值最大化模式、金融的地位不斷上升以及不斷增強的壟斷力量，它只是一系列轉變中的一個因素。

有理由對這些觀點表示懷疑。但依據現在推斷未來也是危險的。1965年，幾乎沒有人想到戰後凱恩斯主義會很快消亡。同樣，「較長時間內保持低位」的世界也會消失。大變革正在發生。我們需要嚴謹地思考我們的未來與過去可能有何不同。

RCEP 的自由貿易區範圍橫跨 15 國，經濟規模近 26 兆美元，約占全球 GDP 30％，貿易總額約9.5兆美元，也近占全球 30％，涵蓋人口數量超過20億人，約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是目前全球經濟規模最大、涵蓋人口最多的自由貿易協定。

RCEP生效後，整體關稅廢除率高達 91％，大幅提升區域內的貿易自由度。除了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的關稅減免外，也涉及投資、人員移動、技術合作等非關稅的自由化。

RCEP的成員國有哪些？

包含：東協十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新加坡、汶萊、柬埔寨、寮國、緬甸、越南，和中國大陸、日本、韓國、澳洲及紐西蘭五國。

RCEP對台灣的影響是什麼？

台灣是以出口為導向的小型開放經濟體，未被包含在RCEP與 CPTPP（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的範圍內，在區域貿易協定中恐被孤立、邊緣化。

中國大陸和東協國家是台灣前二大主要出口地區，RCEP生效後，台灣對於RCEP成員國的出口，將面臨比中國大陸、日本、南韓等競爭對手更高的貿易障礙。

台灣對RCEP成員國的出口總額約有72％免關稅，主要是積體電路、半導體等資通訊產品，受WTO資訊科技協定（ITA）及ITA擴大（ITA 2）保護；其餘面臨關稅的近30％，大多為機械、石化、鋼鐵、紡織等產品。

經濟部強調，對台灣來說，RCEP簽署最大的影響，是來自中國大陸與日本、日本與韓國兩個新建立的自由貿易關係，因為這將增加台灣產品在中、日、韓的競爭壓力。不過，台灣受關稅影響的產品如機械、石化、鋼鐵、紡織等多數產品，大陸對日、韓均排除降稅，或採十年以上逐步調降的方式，預估短期內影響不大。

政府如何因應？

經濟部祭出「擁抱電動車、結盟半導體」兩大策略協助產業邁向高值化，破解RCEP可能築起的關稅障礙。

行政院副院長沈榮津表示，台灣將與美國加深經貿關係，開啟經濟繁榮夥伴對話、爭取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復談，及洽簽雙邊貿易協定（BTA），才有助未來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及各國自由貿易協定（FTA）。

為因應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簽署，經濟部長王美花昨（22）日下午邀來石化、塑膠、鋼鐵、工具機等九大產業代表「喝咖啡」；會後

王美花說明，為了因應RCEP簽署，經濟部將協助機械、電子、汽車零組件業打入電動車產業行列；石化與機械業則分別打入半導體原料與設備供應鏈；紡織業則盼走向疫後的機能紡織，並結合時尚、環保。

她說，RCEP簽署後，對台灣最大影響，是新增中日、日韓自由貿易協定（FTA），恐怕讓台灣在相關市場面臨不公平競爭；至於貨品降稅，短期確實影響不大，但中長期還是要思考關稅不公平所造成的後續衝擊。

王美花舉例，包括紡織、機械、石化業上游、螺絲螺帽扣件等，都是對RCEP關稅較敏感的產業，因此應該擬定策略，輔導這些產業朝高值化、差異化「超前部署」。例如，留在台灣的石化業一定要朝高值化、「打群架」部署，她也轉述沈榮津在會議中所提，台灣有很多半導體原料仍自美、日進口，可輔導台灣石化業打入半導體產業。

至於機械業，王美花說要輔導打入電動車、半導體設備行列；針對汽車零組件業、電子業，也要打入電動車行列；紡織業部分，則是談及要如何於疫後，在機能紡織結合時尚、環保，讓更多人能接受。

昨天與會的工研院院長劉文雄會後表示，對於直接受衝擊產業，工研院將幫助產業脫離紅海競爭，扮演加速協助其產業升級轉型，強化國際夥伴合作的角色。以機械產業為例，可從提升機械產品性能、可靠度與穩定性，強化售後服務，提升營運效能與有效控管成本等方面著手，確保市場競爭力。

圖片來源：工商

資料來源：工商、聯合

在美國投資計畫加速進行的同時，台積電在中國大陸的布局也有進展，台積電決定擴建南京廠，以28奈米為生產主力。台積電在同時間推動美國與中國大陸的生產計畫，代表了台積電必須在美國與中國大陸兩隻大象之間，小心翼翼的取得平衡。

相較台積電的鳳凰城廠要採用5奈米先進製程，台積電南京廠的28奈米擴廠計畫較不容易引起美台鷹派的注意，在技術管制上也能符合美方要求。

但28奈米製程對大陸就不重要嗎？不妨看看上個月大陸半導體指標人物的說法。由大陸官方主導的龍芯中科技術董事長胡偉武日前說，大陸ＩＴ技術基礎薄弱，很多關鍵技術都不是掌握在大陸手上，「不要想5奈米，28奈米就夠用了。」

胡偉武的另一身分是大陸中科院計算所總工程師，他的談話代表著大陸官方態度。胡偉武認為28奈米對大陸目前9成以上的產品應用都夠了，台積電在同一時間宣布擴建28奈米產能，既符合大陸的發展需要，也能鞏固大陸客戶。這也是張忠謀去年提出的台積電發展三原則：「技術領先、製造優越和客戶信任。」

台美經濟繁榮夥伴對話上周末簽訂合作瞭解備忘錄（ＭＯＵ），半導體項目是其中的重中之重。短期內，台灣與美國在貿易戰與科技戰聯手的趨勢沒有改變，台積電既要在美國與中國大陸雙邊間取得平衡，同時間還要在晶圓代工市場維持領先地位，台積電必須在地緣政治的棋盤上謹慎前進。

克魯曼承認，這種看法並非當前的共識。大多數經濟預測師相當悲觀，預料美國經濟需費時多年，才會重返近似充分就業的水準。他們對疫情留下勞工失業、企業歇業的長期「傷疤」憂心忡忡。

上述悲觀預測有可能是對的，但克魯曼認為，許多分析師或許太拘泥於從2008年金融海嘯記取的教訓—— 就業低迷延續多年，經濟景氣從衰退深淵「V型復甦」的期待落空。

克魯曼當年即認為，金融海嘯後的經濟沉淪是不同類型的衰退，所以經濟復甦需漫長的時間。但現在，同樣的邏輯指向疫後復甦步調將會快很多——前提是疫情必須控制住。

2008年海嘯來襲後，是什麼阻力導致復甦牛步化？克魯曼指出，最明顯的原因，是房市泡沫爆裂使眾多家庭債台高築，資產負債表破大洞需時多年修補。

然而，這一回，在抗疫封鎖觸動經濟衰退之前，美國家庭債務已大減，淨值暫時受挫但迅速復原。而且，或許有大量積壓已久的需求蓄勢待發：有幸保住飯碗的美國人在隔離避疫期間努力儲蓄，累積了龐大的流動性資產。

基於這些觀察，克魯曼預期，一旦疫情平息，民眾安心外出消費，消費者支出將大爆發，一如1982年聯準會（Fed）調降利率後激勵支出暴增的情況。這意味明年上台執政的拜登，任內勢必迎來一波「美國迎春曉」式的經濟復甦。

克魯曼呼籲拜登善加利用疫後這波經濟繁榮，切勿沾沾自喜，而是應把握這個時機推動前瞻政策，確保短期榮景能延續為長期繁榮。有歷史可作借鏡：1982至1984年美國經濟雖迅速復甦，但在時任總統雷根1989年卸任時，一般美國勞工的所得，經通膨調整後，仍低於1979年的水準。

鑑於此，疫後美國經濟展望雖可樂觀期待，但克魯曼大聲疾呼，屆時更應把握機會大舉投資翻新美國破舊不堪的基礎設施、改善美國家庭（尤其是兒童）的生活條件；最重要的是，採取行動避免氣候變遷釀成大災難。

克魯曼的結論是，儘管美國短期烏雲罩頂，拜登政府若能以劍及履及的抗疫政策執行力，把美國從疫情深淵拯救出來，讓經濟步上復甦軌道，民主黨在2022年期中選舉可望獲選民肯定。他們應把握這個政治機會有一番大作為，不是只為自己著想，而是為美國和世界長遠的未來。

代表金融機構的IIF表示，今年全球債務總額已增加15兆美元，預計在2020年將超過277兆美元。該協會預計，到年底，債務總額與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之比將達到365%，遠高於2019年底的320%。

IIF表示，新興市場的債務負擔尤為沉重，今年迄今已上升26個百分點，接近GDP的250%。根據IIF的數據，新興市場國家政府今年花在還款上的財政收入比例也急劇上升。

本周，贊比亞成為第六個在2020年違約或重組債務的發展中國家。隨著疫情造成的代價上升，預計會有更多的違約。

由世界最大經濟體組成的20國集團(G20)已發起一項倡議，該倡議迄今已讓46個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推遲今年到期的約50億美元的債務償還。G20還在努力爭取為較貧窮國家釋放更多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資金。

但是分析人士表示，需要採取更多行動來化解許多發展中國家日益嚴重的財政危機風險。

自疫情爆發以來，各大央行已降低利率，並向世界經濟注入貨幣刺激，這幫助降低了世界各地的借款成本。儘管如此，來自稅收的財政收入大幅減少，已顯著加大了新興市場的償債難度。

據IIF估計，從現在到明年底，新興市場的借款人將必須償還約7兆美元債務，其中約15%是美元計價債務，這使債務人暴露於匯率波動風險。

從2016年到今年9月底，全球債務增加52兆美元；相比之下，全球債務在2012年至2016年期間增加6兆美元。在此期間，全球GDP的增長速度變化不大——直到疫情爆發引發一場歷史性的經濟衰退。

新興市場債務增加是受到中國非金融企業債務激增的推動。這使新興市場債務總額達到76兆美元。除中國外，今年其他新興市場的美元債務價值下降，反映出本幣對美元匯率下降。

發達經濟體的債務到9月底已達到GDP的432%，今年上升50個百分點以上。美國佔了近一半；其債務今年將達到80兆美元，遠高於2019年底的71兆美元。

拜登主張取消川普的減稅政策，甚至加稅以增加公共服務。然而現在經濟景氣不好，拜登不可能提油救火的去增稅。但只要美國經濟提升到一定程度，拜登打算將個人最高所得稅稅率由37%提升至39.6%，企業最高所得稅稅率由21%回復至28%。跨國公司在海外賺取的全球無形資產低稅所得（GILTI）有效稅率由目前10.5%提高至21%。而且將擴大對富人課稅，例如年收入超過40萬美元個人將加徵12.4%社會安全薪資稅，年資本利得超過100萬美元家庭，資本利得稅率也將提高，限制抵減項目。稅會比川普時代重很多。

拜登的經濟建設，「建構更好的未來（build back better）」計畫在他的競選活動已宣稱將是自二戰以來規模最大的計畫。在首任的期間，政府將花費4,000億美元購買美國的產品和服務，3,000億美元將用於研發，可以創造500萬個新工作崗位。這與川普的「購買美國貨、僱用美國人」的美國優先政策類似。但拜登計畫中，除將重建基礎設施，也要投資高鐵，並幫助美鐵增加更多的電動行程。

配合他的綠色能源政策，推行再生能源稅收減免與零碳工業等計畫。他將增加人口在10萬以上的任何城鎮零排放公共交通的資金。改善電動汽車的電池技術並增加充電站。目的在對抗氣候變遷，並重新加入巴黎氣候協議，達到2050年淨零碳排放目標。另外他也會提升交通、電力、建築使用乾淨能源比例，對傳統石油業實施限制或增稅。這是與川普有最大的不同處。

高科技產業政策上，拜登比川普更支持嚴格的反壟斷監管措施和網路隱私規範，未來如果沒走到民主黨中激進派拆分臉書和Google等的業務，至少會立法促進數位市場競爭、寬頻網路普及，並保障消費者隱私，並幫助受自駕車等創新技術威脅的勞工並要「零工經濟」企業的雇主，強迫他們為獨立承攬業務的人提供津貼。

最後是拜登的國際主張，他會改變川普奉行的單邊主義，加強和盟國之間的合作。也就是不會進行雙邊貿易協定（BTA），而是可能恢復多邊的國際組織談判，強化美國在國際上的領導力和影響力。拜登也不會再粗魯的要求川普式公平貿易，而是回到行之有年的自由貿易。

對中國大陸的政策，拜登會減少兩敗俱傷的關稅戰，而是要求大陸進一步開放市場，落實保護智慧財產權等。估計會重啟對話和協商，並在有共同利益的領域開展雙邊合作，甚至會繼續鼓勵大陸學生再到美國留學，進行科研，也願合作面對全球的挑戰。

由於美國現在普遍認為中國崛起已經威脅美國。重返亞洲，對抗大陸也成拜登不能推諉的燙手山芋。然而拜登一輩子在政壇打滾，素有「喬王」之稱，因此可以預期美中關係將會緩和，這對兩岸恢復和平發展是有幫助的。

（作者是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講座教授暨台大經濟系名譽教授）

經濟學家指出，美國Fed(聯準會)為避免大量公司破產或拯救一些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公司，讓它們獲得實際幾乎無上限的信貸機會，可能導致資本流向生產效率低下的公司，長期來看抑制就業與經濟增長。

跨國投資管理公司阿波羅(Apollo)首席經濟學家斯洛克(Torsten Slok)說：「我們更應該問的是，Fed基於維持市場穩定的心態選擇介入，那些本該倒閉、現在卻活下來的公司會怎麼樣？資產被困在無力進行投資、擴大業務的殭屍公司裡，對經濟有何影響？」

羅素3000指數成分股中有超過1/6過去1年已經變成殭屍中的殭屍，收入連借款利息都還不起，去年有335家公司是這種狀況，今年則有527家。儘管也有殭屍翻生案例，許多人也預期疫情過後許多公司營收能走出低潮，這種商業上的「殭屍病毒」影響可能更長期而且重大。

據BIS(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國際結算銀行)9月對14個已開發國家過去30年來企業狀況研究，相較於那些從未成為殭屍企業的公司，從殭屍狀態擺脫的公司再次變成殭屍可能性多出2倍。該報告建議，企業生存能力應該成為是否獲得政府和中央銀行支持的重要標準，而非既有規模。

鮑爾認為，近來疫苗研發取得進展，以中期來說是好消息，但美國經濟若要從新冠疫情中完全復甦，仍有漫漫長路要走。鮑爾也說，聯準會將堅守崗位，堅決致力於使用所有工具來支撐經濟，「未來數月也許極具挑戰」。

但他也再度呼籲國會提供更多財政支持，在大規模疫苗接種前，對美國家庭提供過渡資金。他說，現在美國的染疫與住院人數增加，這可能會導致經濟成長腳步放緩。

《華爾街日報》則指出，美聯儲副主席理查德·克拉裡達(Richard Clarida)稱，美聯儲官員將使用所有可用的工具來確保經濟從今年早些時候新冠疫情帶來的衝擊中復甦，包括購買政府資產以及給出希望維持多長時間低利率的明確前瞻性指引。

克拉裡達說，在本月早些時候的利率政策會議上，美聯儲官員討論了美聯儲每月購買1,200億美元國債和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在今年支撐經濟方面發揮的關鍵作用。

他的談話中沒有表明他是否認為有必要改變這些購買計劃，只是說官員們將繼續關注事態發展，評估美聯儲正在進行的資產購買計劃如何能最好地支持其經濟目標。即使在美聯儲加息之後，也會把利率保持在低於官員們為向經濟提供更多支持而本來可能會採取的水平。他表示，自美聯儲8月採用新框架以來的平均通脹率也可能決定美聯儲所希望的加息速度。

另外，美國總統川普提名聯準會理事薛爾頓（Judy Shelton）的任命案17日遭挫：參院以50對47票反對推進該案，多數黨領袖麥康諾為保留再次提案的權利，特別投下反對票。由於感恩節過後，亞歷桑納州新任民主黨籍參議員將宣誓就職，共和黨在參院會少一席，這意味薛爾頓任命案下周可能必須再度進行攻防。

薛爾頓支持回歸金本位制、曾對Fed獨立性表示不以為然、質疑聯邦存款保險銀，使此一人事案具爭議性，共和黨有三人跑票不支持她。

來源：經濟日報、華爾街日報

《中國時報》報導指出，NCC審查中天的過程之嚴厲，乃前所未見，這也讓外界相當質疑，整起事件是否「對人不對事」？未來其他新聞台換照時是否也將採用相同標準，公聽會公審、海量檢舉、高額裁罰、獨立審查人機制，這些「創舉」是否也將套用在其他新聞台上。

而在中天新聞台換照過後，下一波「換照潮」將在2023年到來，三立新聞台、TVBS新聞台、民視新聞台、年代新聞台等新聞台都將在這一年進行換照。

日前就傳出NCC對中天與其他電視台有「同罪不同罰」的問題，如今中天新聞台受到了最重的處分：不予換照，就讓更多人更加的憤憤不平，直呼要看NCC這群人到底會多麼雙重標準！更表示2023年過後2024年就是下一屆的總統大選，民進黨絕對會因此自食惡果！

游盈隆昨在臉書也以〈一個或許合法但不正當的決議〉為題發文寫道「喧騰多時的《中天》換照案今天塵埃落定，7位NCC委員提出4個理由裁定申請駁回，不予換照，這是NCC自2006年成立以來破天荒第一遭，不准一個擁有廣大收視群眾的電視新聞台繼續在原頻道經營下去，然而NCC不准《中天》換照的4個理由都很薄弱、都不足以令人信服，更非不證自明，此外，NCC選擇今天如此匆促通過決議，時機與動機皆啟人疑竇」！

游盈隆直指「這個倉促的決定或許合法但並不正當，違反台灣社會大多數人的統治正當感，這無疑是台灣民主的不幸，對台灣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已構成傷害，也重創台灣在國際上的良好民主形象」！

呂秀蓮今受訪表示，對NCC表決結果表遺憾；她也提出兩點，一、NCC審核中天的標準，應作為下次審核其它電視台換照的標準，不得有雙重標準；二、取代中天52台，必須用公平＆公開程序招標，不得偏私。

呂秀蓮日前接受本報專訪透露，「即使民進黨執政後，我的言論自由還是被迫害」；她還提醒當權者，回想國民黨一黨專政60年，當時是一言堂，不喜歡聽不同的聲音，因此失去政權，「當你講自由時，你的自由有一半是別人的」，她也提醒民進黨，「不是因為政權在你們手裡，就可高枕無憂，大家謙卑一點，權力不是用來揮霍，而是要維持更多的公平、正義。」

NCC列四大理由 不予中天新聞台換照

《聯合報》說明，NCC列四大理由，直指蔡衍明介入，不予中天新聞台換照。ＮＣＣ昨提出四項「不予換照」理由，包括屢次違規、內控失靈、大股東干擾、未說明改善可能性。首先，中天新聞台執照效期六年內，截至昨天共計違規廿五次，裁罰金額共1153萬元。且民眾申訴962件，占總量逾30%，顯示該台的新聞專業難以落實。

第二，中天新聞台在2018年評鑑時，內控及自律機制還算完善，但評鑑結束後，就累積大量違規，且倫理委員會失去批判矯正功能，更沒有遵守「中天專業倫理規範」及「中天涉己事務新聞製播規範」，新聞部主管還長期懸缺，足見內部控管與自律機制運作失靈。

第三，在聽證會上，中天公司董事林柏川與大股東蔡衍明的陳述中，證實蔡衍明讓前新聞事業副總裁邱佳瑜直接或間接介入中天新聞台，明顯違反「中天電視新聞自主公約」，且新聞部相關主管都沒有表示異議，印證營運不善。

最後，中天新聞換照過程雖提八項承諾，但未具體說明「如何排除上層股東不當干預」；上次換照附款直到被罰款後才落實，因此認為未來六年營運計畫也無法履行。

護工作權 中天將提出救濟

中天電視公司表示，為新聞自由及中天新聞台全體員工的工作權，一定會提出後續的法律救濟程序。中天聲明表示，ＮＣＣ已經達成府院高層交辦的政治任務，並稱「今天是台灣解嚴三十多年來，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最黑暗的一天！」旺中集團董事長蔡衍明也在臉書發文表示，中天撤照完全就是政治操弄，並指七位鑑定人先入為主、未審先判。

52台黃金頻位朝3方向規劃

據《中央社》消息指出，中天在系統台中一般都是基本頻道，且屬於新聞頻道，因此會補上一個新聞頻道來取代中天既有52台的位置，目前朝向幾個方向規劃，第一是NCC建議的公廣集團，他認為，以華視旗下新聞頻道較有可能；第二，是目前業界呼聲也很高的寰宇新聞台、三立財經新聞台等；第三，也不排除考慮BBC、CNN等國際新聞頻道。

中天新聞台確定不予換照，空出來的黃金頻位「52台」將成兵家必爭之地，系統台私下透露，除了NCC建議的公廣集團，華視已經表態爭取，包括寰宇新聞台、三立財經台等，都被點名摩拳擦掌。

來源：中國時報、聯合報、中央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