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導稱，習近平昨天在人民大會堂與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顧問委員會海外委員和中方企業家委員會面，而庫克等人皆在其中。

蘋果近日將推出的iPhone X新機，在大陸市場引起預購熱潮，上線短短數小時預購量已突破數百萬支，庫克此時與習近平會面亦備受關注。而全球社群媒體巨頭臉書儘管還未能獲准進入大陸，不過紐約時報中文網9月曾報導，臉書正在悄悄在上海尋找辦公室，希望可以進一步登陸成功。

習近平在會見時指出，大陸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決心和力度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將繼續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並強調，大陸將在堅定維護自身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同時，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堅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不斷提高對外開放的品質和水準。

習近平稱，大陸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貢獻者，強調大陸的發展是世界的機遇，且開放不是你輸我贏，而是合作共贏。他並引用俗語「買賣不成仁義在」，強調大陸「不搞霸王條款，不圖占別人便宜」，並將繼續頒布一系列進一步擴大開放的舉措。

對於美國總統川普將於下周首度對大陸進行國是訪問，習近平表示，他相當期待。並稱中方願同美方一道，高瞻遠矚，相互照顧彼此利益和關切，妥善化解分歧和矛盾，共同推進中美合作，實現互利共贏，對中美關係的前景持樂觀態度。

參考來源:大陸央視網、工商時報

根據工商時報報導，彭森昨天在第83屆中國改革國際論壇上表示，「外商投資法」將不再把外資企業的組織形式作為規範對象，取消現在對外資企業的合約審批；外資企業的投資形式進一步擴大到併購、收購；將對外資企業的保護作出明確規範，特別是在知識產權、出資、利潤收益的自由匯出這方面的權利；將會建立正式的國家安全審查制度。

彭森稱，「外商投資法」有4點制定原則，1是要堅持開放發展，實行互利共贏的戰略。2是堅持走出去和引進來並舉的方針，大幅放寬市場准入。3是堅持為外商營造透明穩定可預期的投資環境，保障外商的合法投資權益。4是堅持外商享有國民待遇條件，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近年來，由於大陸的生產成本優勢不再、外企不再享有稅收優惠、法制未臻健全透明、大陸周邊國家施行更低稅負政策以及美英等發達國家制訂再工業化的戰略等因素，有越來越多的外企撤出大陸市場或是縮減在大陸業務規模，外資對大陸的投資已出現負成長。彭森甚至用「嚴峻」二字形容當前大陸的外商投資形勢。

為因應此情勢，大陸國務院於今年1月發布「關於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利用外資若干措施的通知」，要求大陸各地各級機關擴大對外開放，加強吸引外資；今年8月，又再發布文件，推動減少外資准入限制。此外，今年7月實施的新版「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更一口氣減少了30條限制性措施。

此外，隨著十九大會上擬定的政策方向，中國大陸相關投資法規也將隨之調整，值得我國注意。

根據工商時報報導，台資銀行大陸從業人員交流協會理事長劉芳榮提醒，2017年有3大法規值得大陸台資銀行關注，包括全口徑外債、內保外貸資金可回流，及大陸針對非居民個人帳戶展開清查，即所謂中國版CRS（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

劉芳榮27日在「2017第三屆台資銀行西部業務與大陸最新法規研討會」上稱，今年1月時，中國人民銀行公布「關於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有關事宜的通知」，其中特別提出「全口徑外債」的新規定。

劉芳榮指出，所謂「全口徑外債」規定，即外資銀行在大陸分行可按營運資金80％借入人民幣或外幣的外債。換言之，在大陸的台資銀行可以通過這個規定，從台灣總行「借錢」，以解決資金不足問題。

其次是「內保外貸」資金可回流。今年1月底左右，大陸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關於進一步推進外匯管理改革完善真實合規性審核的通知」，規定內保外貸可借款或資本金方式回流大陸使用。

劉芳榮強調，以前台商透過「內保外貸」在境外借到的錢是不能回流大陸，現在不但完全開放，連外債額度也大幅放寬。這讓台商可以利用在大陸資產，向境外銀行貸款後，透過外債等名義再把這些資金匯回大陸使用。

不過，劉芳榮提醒，內保外貸資金可回流雖然可「增加台資銀行在大陸業務機會」，但需要台灣總行或分行配合，而且大陸外管局近來嚴查內保外貸業務，因此需三思而後行。

此外，大陸多個部委共同公布的「非居民金融帳戶涉稅信息盡職調查管理辦法」，即所謂中國版CRS。該辦法規定今年6月30日以前要完成調查；明年9月30日只要非大陸居民、擁有100萬美元以上的帳戶都需申報。也就是說，為配合大陸這項反避稅新措施，未來台資銀行的作業成本必然將會增加。

參考資料:工商時報

「良好的全球經濟前景，特別是歐元區與以中國和印度為首的新興市場的強勁勢頭，繼續為全球金融穩定提供強大的基礎。」這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2007年4月發表的《全球金融穩定報告》(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的開場白。由於這一樂觀觀點發表於近80年來最具毀滅性的金融危機的前夕，事後它必然被視為一次巨大的誤判。IMF下定決心不再被抓住把柄。問題是，IMF在其最新發表的《全球金融穩定報告》中提出的擔憂到底是準確判斷，還是「狼來了」？同樣重要的是，它的擔憂可能有什麼含義，特別是對政策而言？

該報告的基本論點是「金融穩定面臨的短期風險繼續下降」，但「中期脆弱性正在上升」。全球經濟恢復增長、舒適的貨幣和金融狀況、外加低迷的通脹，使得投資者加強了對收益的追逐並提升了對風險的偏好。在市場和信用風險溢價處於十年低點的情況下，資產價值容易受到風險溢價「減壓」的衝擊——直白地講，就是崩盤。

正如該報告指出的那樣，完全處於歷史區間內的信貸和金融市場如果受到衝擊，可能對全球經濟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被壓縮的風險溢價突然減壓、資產價格下跌、以及波動性上升會導致全球金融衰退。」很多人都認為貨幣政策的操作空間有限。於是結果可能是沒有2009年那麼深、但更棘手的全球衰退。

其中一個風險因素是收益率壓縮。自2007年以來，投資級固定收益工具的收益率大幅下降，如今幾乎沒有超過4%的。這也鼓勵了資本更多流入新興國家，以及新興國家加大借債。2017年截至8月，非居民投資組合資金流入估計達到2050億美元，2017年全年則有望達到3000億美元，較2015-16年的總額增加了一倍以上。另外，IMF認為，低收益率、壓縮的風險溢價、以及充足的資金，正在促使企業資產負債表中的債務不斷累積。溢價逆轉可能導致動蕩：要達到2000-04年的平均水平，投資級債券的市場風險和期限溢價必須上漲約200個基點。市場波動現在也被高度壓縮。

可能最重要的是，世界各地的槓桿持續上升，特別是中國。在高收入國家，危機以來私營部門的凈資產狀況在某種程度上有所改善，但政府的凈資產狀況卻惡化了。此外，目前資產價格正處於很可能難以持續的高水平。以目前的利率來看，償債負擔普遍較低。但如果利率大幅上漲，這種情況將改變。而且，在一些經濟體，非金融私營部門的償債負擔高於平均水平——特別是中國，還有澳大利亞和加拿大。

這類分析把擔憂公開化了。這是有好處的：人們越擔憂，系統就越安全。不過，也有必要梳理出IMF如此清晰描述的脆弱性的含義。我認為有四點含義。

第一，投資者必須非常小心。

第二，金融系統必須擁有在不毀掉全球經濟的情況下應對資產價格變化的能力。這不必多說。實現這一點所必不可少的部分是去槓桿和鞏固中介機構——特別是銀行。這一點確實有所進展，但在我看來還遠遠不夠。

第三，產生足以吸收潛在供給的需求，變得太過於依賴於不可持續的信貸和債務增長、以及消費（特別在高收入國家）或無效投資（比如中國）。我們可能通過幾種方式打破這種關係。一種方式是通過稅收系統重新分配收入，從存款者轉移給消費者。另一種方式是加大力度鼓勵投資，特別是賺錢企業的投資。還有一種方式是取消對債務的稅收優惠，整個經濟更多地依賴股權融資。最後一種方式是更多地依賴政府支出和借債，特別是在公共投資上的支出。

最後一點，我們不應該由此得出，各國央行必須為了穩定金融系統的目標而放棄穩定經濟的優先目標（兩個目標可能是相互矛盾的）。原因之一是，貨幣政策無法實現金融穩定。更根本的原因是，我們無法告訴人們，他們必須繼續陷於通縮經濟中，因為這是阻止金融系統內爆的唯一方式。他們必將正確地回應指出，這些目標是錯誤的。同樣地，確保債權人得到他們認為自己應得的收益不是央行的職責。如果政府認為債權人應該得到收益，他們應該相應地改變稅收制度。再者，如果他們認為金融部門仍然極不穩定，他們應該進行監管。

我們的央行成功地使遭受危機打擊的經濟恢復了增長，但因它們的行動造成了如今的金融風險而對它們加以指責，這不是正確的反應。然而，批評金融是極其正確的。批評政府沒能解決很多仍然導致金融過度行為的缺陷，也沒錯。央行恪盡職守。不幸的是，其他人幾乎都沒完成自己的職責。

彭博資訊報導，委員會其他成員包括英國前金融服務署長透納、樂施會執行理事亞奈瑪、安聯集團首席經濟顧問、也是著名評論家伊爾艾朗等。

委員會的宗旨是解決全球經濟面臨的多項挑戰，包括成長停滯、貧富不均、移民問題與氣候變遷等。委員會計劃與民選官員及決策人士分享他們的建議。

史提格里茲表示，標準市場經濟「對大部分民眾而言已不能良好運作」，而且「運作失敗顯然已經帶來政治上的後果。承認此一模式失能，便是成立委員會的理由之一」。

金融海嘯之後全球經濟復甦緩慢，以及對全球化的憂慮，已助長歐、美民粹運動興起。史提格里茲表示，現在需要「第三條路」，因為全球已經令許多民眾被打敗，而美國總統川普的「本土主義」政策「對此一群體同樣不利」。

由億萬富豪索羅斯成立的「新經濟思維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週日在愛丁堡一場會議中公布的CGET，將在2019年發布最後報告和建議。

史提格里茲在聲明中指出，「我們需要新的法則及協同治理，以因應全球經濟體系迅速浮現的毀滅性趨勢，並保障人類社會免於這些趨勢」。

參考資料:經濟日報、自由時報

根據華爾街日報的評論，工業活動增加以及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是第三季度經濟強勁增長的主要原因。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一定程度上源於過剩產能削減政策，而國有製造商從中受益頗多，因為去產能導致許多民營企業關停，特別是煤炭和金屬等領域。全球需求復甦也給中國經濟帶來喘息空間，讓許多人預計的經濟放緩至今尚未出現。

中國國家統計局周四公布的數據顯示，9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6.6%。這項數據是衡量製造業活動的主要指標。零售額同比增10.3%，但較上半年放緩，表明消費者變得謹慎。

分析人士認為，工業增加值上升主要是受今年利潤大幅反彈的國有企業的驅動。官方數據顯示，2017年1-9月，由中央政府控制的大型國有企業利潤同比上升18.4%，至人民幣1.1萬億元（合1,670億美元）。這些大型國企主導著中國傳統工業領域。

儘管政府出臺了樓市降溫措施，但房地產投資仍然穩健，推升了鋼鐵、家具和其他原材料的需求，提升了製造業利潤。與此同時，全球經濟復甦提振了中國出口。

但經濟學家告誡稱，這並不意味著中國經濟已步入一個加速增長的新周期。為保證短期內經濟穩定增長，中國政府放慢了解決長期問題的步伐，包括工業過剩產能和債務過度膨脹問題。經濟學家表示，這反過來會使經濟長期放緩的風險上升而不是下降。

習近平周三在十九大開幕式上發表的講話中提出了將中國建設為世界強國的宏偉計劃，強調了加強黨對經濟以及所有其他領域的控制。但與其前任提出的在10年內將國民收入翻一番不同的是，習近平只勾畫了愿景，沒有具體制定經濟擴張的總目標，儘管他重申了政府對發展經濟的承諾。

針對中國經濟放緩的現象，有媒體指出與環保規定的強化有關係。

根據日經新聞報導，由於利率上升和當局的泡沫治理措施，民間投資和房地産銷售放緩。環保規定的強化給生産投下陰影，呈現出基礎設施建設擴大等財政投資支撐整體經濟的局面。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方針是重視增長的「質量」。在經濟緩慢減速的背景下，優先環境改善。

1～9月房地産銷售面積同比增長10％，與1～6月的16％相比有所放緩。9月單月低於上年。尤其是一線城市明顯下滑，北京9月二手房的成交量降至3月的約3分之1。北京的房地産仲介感嘆：「價格也開始下跌，買方持觀望態度」。此外，民間投資1～9月僅增長6％，出現減速，拖了投資整體的後腿。這是因為利率上升壓縮了企業利潤。

此外，環保規定也在産生負面影響。此前，通常是中央搖旗吶喊，地方政府則更重視經濟增長和稅收，對於企業的違規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是，隨著以1萬人規模查處對企業違規不作為的地方官員，自2017年前後起環境保護部門的督查工作變得極為嚴厲。

外交相關人士表示，「在河北省等地，排水和廢氣只要略微超過環保標準，就會不留情面地停工和關廠」。從1～9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來看，環境負荷巨大的水泥、乙烯和焦炭等表現低迷。

不過，經濟整體仍表現堅挺。「6.5％左右」這一全年增長目標的達成已成定局，全年增長率有可能高於2016年（6.7％）。此外，貼近經濟實際感受的名義GDP增長率也達到11％，維持了較高水平。

公路和機場等基礎設施建設起到了支撐作用。1～9月同比增長20％，佔投資整體的比率達到22％，處於歷史最高水平。2016和2017年曾實施大規模的企業減稅，積極通過財政政策加以刺激。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統計，中國的「廣義財政赤字」與國內生産總值（GDP）之比2017年達到12.6％，連續2年超過12％。

習近平在18日的黨代會工作報告中，針對中國經濟表示，「必須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有分析認為，只要沒有經濟急劇失速的風險，中國就將繼續堅持抑制房地産泡沫和嚴格的環保規定。黨代會結束之後，中國經濟增長或將緩慢減速。

參考資料:華爾街日報、日經新聞

根據工商時報報導，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守住不發生金融系統風險底線，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昨（19）日即指出，全球對抵禦金融系統風險已有共識，即防止惡性通膨和劇烈資產泡沫，中國則要重點防止「明斯基時刻」（Minsky Moment）出現所引發的劇烈調整。

周小川昨主持中共十九大的中央金融系統代表團討論會，針對媒體詢問時指出，系統性金融風險有導致金融危機的可能，會在市場上引起劇烈連鎖反應。他說：「一家出問題，很快連鎖反應，會對經濟和就業造成重大衝擊，這稱為系統性金融風險。」

對於如何防控系統性金融風險？周小川表示，在此問題上，目前全球共識是要防止惡性通膨帶來的風險、要防止資產泡沫劇烈調整所造成的風險。至於資產泡沫，可能發生在股市、房市，或影子銀行。

周小川說，各國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風險點不一樣。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調整的國家觀察，系統性金融風險主要是金融機構大面積不健康。至於大陸如何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周小川提到了「明斯基時刻」。如果經濟的順週期因素過多，會導致市場過於樂觀並造成矛盾的積累，到一定時間會出現「明斯基時刻」，「這種情況的劇烈調整，是我們重點防止的。」

就在中國央行行長發出警告之際，中國公布第三季度經濟同比增長6.8%，高於政府的全年目標。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今年8月呼籲中國遏制「危險的」債務水平。中國金融風險存在不小隱憂。

根據金融時報報導，中國央行行長發出警告之際，中國公布第三季度經濟同比增長6.8%，高於政府的全年目標，即便經濟學家們警告稱，短期增長是依靠信貸刺激實現的，而這些刺激帶來較長期的金融風險。預計周小川將在未來幾個月退休，他執掌央行的時間超過任何一位前任。中國央行並不獨立於執政的共產黨，但即將退休似乎讓周小川比較敢於坦率表態。

周小川表示，中國企業部門的槓桿率「相對比較高」，而家庭部門的債務槓桿率從全球來講還不算高，但是最近幾年增長很快。「不是說現在就要去槓桿，而是說增長的過程要注意質量，」他表示。

周小川在上周以同樣坦率的措辭敦促國家放寬對跨境資本流動的控制，並允許匯率彈性。

在周四的同一個會議上，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CBRC)主席、接替周小川的領先候選人郭樹清介紹了近期銀監會控制影子銀行和其他金融風險的努力。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把維護「金融安全」作為今年的一項首要任務，稱其為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學家們警告稱，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異乎尋常的債務積累對經濟構成嚴重風險。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今年8月呼籲中國遏制「危險的」債務水平。評級機構穆迪(Moody』s)和標準普爾(Standard & Poor』s)在今年下調中國主權信用評級時，都把過度的債務增長列為理由。

根據一些人的估算，由於信貸增長放緩和通脹上揚，今年中國債務總量與經濟產出之比略有下降。但分析師們表示，要保持去槓桿化的趨勢，就需要進一步收緊金融狀況。

為預防金融風險，大陸銀監會主席郭樹清昨（19）日強調，今後金融監管會越來越嚴。

根據工商時報報導，為預防金融風險，大陸銀監會主席郭樹清昨（19）日強調，今後金融監管會越來越嚴，監管部門也會嚴格執行法規。目前監管主要針對銀行理財、同業和表外業務，因為其覆蓋了影子銀行、交叉金融、房地產泡沫、地方政府債務等較高的風險點。

郭樹清在今年2月從山東省長調任銀監會主席時，正值大陸資金嚴重外流、金融風險攀高，郭上任後便積極強化以銀行業為主的金融監管工作。而18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時，也在有關健全市場經濟體制部分，提出「健全金融監管體系，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的準則。

郭樹清昨在十九大中央金融系統代表團的討論會中指出，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提出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銀監會作為銀行業監管機構，在防範金融風險、治理銀行業市場亂象方面採取一系列措施，總體看來進展符合預期。

郭樹清表示，銀監會今年確定同業、理財、表外3個重點監管領域。至於鎖定這3個領域原因，一來考慮是因為其覆蓋比較突出的風險點，例如影子銀行、交叉金融、房地產泡沫、地方政府債務等，同時還有與其相關的操作性風險，所以要集中精力整治。其次，是這3領域主要涉及資金空轉，對其進行整治對實體經濟的影響較小。郭樹清說，雖不能否認有一些投資公司投向實體經濟專案，但總體而言，這次整治金融亂象對實體經濟影響較小。

至於目前大陸銀行業有哪些主要風險？郭樹清點名兩大領域：銀行貸款信用風險、中小銀行流動性風險。

郭樹清說，雖然目前大陸銀行業整體不良資產率在1.9％的較低水平，但各機構的貸款分類管理水準有落差，所以需要不良貸款充分暴露，要及時消化，利用資本和撥備來吸收，這樣才能使銀行業保持健康的發展趨勢。

在中小銀行流動性風險方面，銀監會已和人行密切配合，研究制定一些措施和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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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央行行長周小川在十九大中央金融系統代表團開放日答記者問

記者：我是《中國日報》的記者。我的問題是提給周行長的。在習總書記的報告中也提出要防止加深系統性的金融風險，如請您來評估一下當前中國的系統性金融風險，您會做何評價？另外，在未來金融去槓桿的方面會有哪些主要手段？還有，最近社會上比較關注企業債務高企的問題，不知道您有什麼相關的評價？謝謝。

周小川：首先，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這個概念，在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後討論的比較多。金融風險有一般性的金融市場風險、金融機構風險，如個別金融機構不健康、不符合相關標準，甚至存在關閉破產的可能性。而所謂系統性金融風險則有導致金融危機的可能，會在市場上引發劇烈的連鎖反應，使經濟和就業遭受重大沖擊。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在各個國家的情況不一樣，風險點也不一樣，但也有共同的東西。首先從全球來講，都要防止惡性通貨膨脹所造成的風險。另外，要防止資產價格劇烈調整所導致的風險，資產泡沫既有可能出現在資本市場上，也有可能發生在房地產市場上，還可能在影子銀行、金融衍生產品方面。對於經濟轉軌國家，特別是從傳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國家來講，另外一種現實的金融風險，就是所謂金融機構大面積不健康的風險。因為在轉軌過程中可能不良資產會非常多，財務上出現的缺口導致虧損可能非常多。而且在制度轉變過程中，可能規則、監管等各個方面都有所不足，金融機構也有可能大面積出現不健康，不少轉軌國家在這個過程中很多機構基本上都垮了，或者全部都賣給外國人了，這也是一種系統性風險。再有一點，正如剛才所提到的，如果經濟中的順週期因素太多，使這個週期波動被巨大的放大，在繁榮的時期過於樂觀，也會造成矛盾的積累，到一定時候就會出現所謂明斯基時刻，這種瞬間的劇烈調整，是我們要重點防止的。

關於去槓桿的問題國內已經有很多研究，國際上也有不少評論。首先，若總量閥門把握比較好的話，總量就不至於膨脹得過快，槓桿率就會有所下降。我國企業部門的槓桿率相對比較高，這裡既有剛才郭樹清主席所說的直接融資比重低，企業靠借貸、靠債務融資比重過高的問題，也確實存在企業運用資金的效率不夠高的問題，包括投資的效益、使用流動資金的效益。因此，我們特別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補”不僅涉及到企業，也涉及到銀行如何看待自己的資產質量，必須兩方面共同努力來調整。同時，也要看到其中有一部分掛在企業名下的貸款，實際上可能是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債務，地方政府有時候借地方國有企業的名義作為融資的手段，把債務算到企業頭上，這個問題要認真對待，要防範地方政府（當然各個地方很不一樣，有好的，也有差一些的）在使用融資平台方面和各種變相債務方面，有一些不健康的行為，包括財務紀律不夠強，或者突破了界限。

關於家庭部門的債務槓桿率，從全球比較來講，中國還不算高，但是最近幾年增長很快。這個快的程度提請大家注意，不是說現在就要去槓桿，而是說增長的過程要注意質量，要使增量部分保持穩健，同時又是高質量的。謝謝大家！

參考資料:工商日報、金融時報、財新網

根據紐約時報報導，習近平在發言中要求再度致力於他所說的「改革」。但他的改革理念不太可能與鄧小平和其他領導人在八、九十年代發動的幾輪經濟自由化有太多相似性。當時，共產黨逐漸接受了市場力量，然後是充分的資本主義，解除了對很多經濟領域的一些控制。

習近平的改革指向了相反的方向：重振黨的控制。

「他前五年基本上是在廢除他認為太鬆散、太腐敗的舊制度，」加利福尼亞州克萊爾蒙特麥克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研究中國政治的教授裴敏欣說。裴教授接著表示，習近平現在想建立的是「一個紀律嚴明的國家」。他繼續說：「它會管教所有人、管教共產黨、管教中國社會。而要執行紀律，就得有一個非常強大的安全國家。」

在政府控制與市場化之間的平衡如何拿捏也成為外媒在觀察習近平報告的一個觀察焦點。

根據JEREMY PAGE 與 CHUN HAN WONG在華爾街日報的社論指出，習近平明顯未提2010至2020年間使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一倍。一些經濟學家稱是為了在控制經濟放緩方面給予中共更大的靈活性。

習近平重申使市場力量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承諾，同時還稱將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承諾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鼓勵更多社會主體投身創新創業，但堅持中共對民營企業的主導性影響。華盛頓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副主管Scott Kennedy稱，這增強了這樣一個現實：中國並不處在一條與西方資本主義趨同的軌道上，中國的混合體制受一種不同的社會主義邏輯所驅動，只要中共掌權，這種體制就會持續下去。

最近幾年，中國政府淡化了市場化改革承諾，轉而依靠政府干預來引導經濟表現，並通過合併進一步壯大規模本已龐大的國有企業。

此外，報告中習近平以面對全球的姿態，多次提到全球化經濟的問題。

根據全球化智庫主任王耀輝在金融時報的社論分析，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到，「中國積極發展全球夥伴關係，擴大同各國的利益交匯點，推進大國協調和合作，構建總體穩定、均衡發展的大國關係框架，按照親誠惠容理念和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周邊外交方針深化同周邊國家關係，秉持正確義利觀和真實親誠理念加強同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

習近平說，經濟全球化是大勢所趨，從歷史的滾滾車輪中走來，儘管如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爆發反對全球化的浪潮，高喊反對全球化的口號，這些都只不過是為了轉移國內矛盾的借口。全球化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而美國、歐盟等國家都充分享受到了全球化的紅利，並且至今仍是受益者。全球化是中國對外開放政策的重要基礎，中國和美國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貨物進出口總額和GDP迅速增長，已成為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和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美國等其他國家也從中受益。中國將維護現有全球化成果，並努力推動新的經濟全球化。鑒於TPP在美國遇到的困難，並且兩位總統候選人均聲明反對TPP這一構想，中美或許可以考慮提升並強化亞太經合組織會議提出的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多邊機制，其中既包括TPP的成員，也包括RCEP的成員，從而讓所有亞太地區國家受益。

在兩岸議題上，習近平不斷強調中國夢，甚至文中提到要完成祖國統一。但學者也認為兩岸的問題解決可能會對台灣造成一定迫切性。

根據台灣醒報報導，政大國關中心美歐所研究員嚴震生表示，習近平的「中國夢」除了實現小康社會之外，更要完成祖國統一。他指出，過去外界盛傳祖國統一有兩個百年時間表，1921年-2021年是一個百年，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另一個百年。中共恐會在2012到2049年間解決兩岸統一的問題。

嚴震生說，「雖然中共不一定完全按照時間表跑，但對台灣造成一定的迫切性，也會有壓力。」現在中國有許多惠台政策，包括與中國身份證一樣的卡式台胞證，顯示台灣人也能夠享受和大陸人享受同樣的待遇。此外，政府提供青年創業的基金也越來越多。因此，中國對台政策正朝向兩面發展，一方面吸引台灣年輕人才到大陸發展；另一方面，大陸在九二共識的原則之下，也不會對蔡英文政府提出的新形勢做出讓步，維持強硬的態度。

面對習近平的談話，對兩岸關係是否有所威脅?外交部前部長程建人則認為僅事原則性宣示。

根據聯合報報導，19大之後，大陸是否對我外交防堵？外交部前部長程建人表示，兩岸現在面臨轉變關鍵期，習昨天談話，雖然僅為原則性宣示，但也提到大環境在變，台灣內部情勢也在改變，這也就提示了彈性處理的可能，未來對台關係是變硬或變軟，就要看蔡政府後續因應。

程建人表示，習近平昨天的談話，大抵是他過去任內對台政策的總整理，「主調沒有改變」，這也就是說，未來對我方政策還是持續，例如已經在發展中的國際組織參與空間壓縮，應該會繼續，但也不會硬搶我國邦交國，看個案彈性處理。

程建人認為，因應19大後國際新局，蔡政府應自三方面強化準備，分別是強化內部溝通、健全兩岸關係與維繫穩定外交關係。

強化內部溝通部分，程建人說，包含兩岸政策在內，政府施政應以最大多數人民利益做考量，這要透過內部溝通尋求共識，蔡英文總統近日主張召開的朝野各政黨領袖會議，就是一個找出共識的可行平台。

在內部溝通出兩岸可行路線後，程建人說，進一步就是要健全兩岸關係，外交是兩岸的一部分，是兩岸的延伸，兩岸關係不好，外交也將難以開展，兩岸互動過程雙方都不應該製造對方的猜疑，這樣才能穩定互動。

程建人表示，我國要維繫穩定外交關係，重點還是對美國關係，其次才是日本、歐盟，蔡政府新南向對象的東南亞國家則都是次要的，美國長期以來希望兩岸和平、對話，卻也不希望我方遭到吞併、過度傾中，只要一偏離就會介入，台獨就不被允許，過去前總統陳水扁主張一邊一國，要走自己的路，美方就會給予很大的壓力，甚至連扁要過境美國都不順利，這就是明顯案例。

參考資料: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台灣醒報、聯合報

本次大會主席團常務委員會成員有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劉雲山、王岐山、張高麗、馬凱、王滬寧、劉延東、劉奇葆、許其亮、孫春蘭、李建國、李源潮、汪洋、張春賢、范長龍、孟建柱、趙樂際、胡春華、栗戰書、郭金龍、韓正、江澤民、胡錦濤、李鵬、朱鎔基、李瑞環、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宋平、李嵐清、曾慶紅、吳官正、李長春、賀國強、杜青林、趙洪祝、楊晶。

大會主持李克強宣佈，黨的十九大應出席代表2280人，特邀代表74人，共2354人，今天實到2338人。

習近平代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向大會作的報告共分13個部分：

一、過去五年的工作和歷史性變革；二、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三、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基本方略；四、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五、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六、健全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七、堅定文化自信，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八、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九、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建設美麗中國；十、堅持走中國特色強軍之路，全面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十一、堅持“一國兩制”，推進祖國統一；十二、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十三、堅定不移全面從嚴治黨，不斷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

習近平代表報告十八大五年來的工作成果

習近平在報告中指出，十八大以來的五年，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迎難而上，開拓進取，取得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性成就，黨和國家事業全面開創新局面：經濟建設取得重大成就；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民主法治建設邁出重大步伐；思想文化建設取得重大進展；人民生活不斷改善；生態文明建設成效顯著；強軍興軍開創新局面；港澳台工作取得新進展；全方位外交佈局深入展開；全面從嚴治黨成效卓著。同時，必須清醒看到，工作還存在許多不足，也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

習近平說，五年來的成就是全方位的、開創性的，五年來的變革是深層次的、根本性的。五年來，黨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強烈的責任擔當，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舉措，推進一系列重大工作，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這些歷史性變革，對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具有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習近平代表指出中國社會的矛盾與目標已產生轉變

習近平指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中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這標誌著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沒有改變對中國國內社會主義所處歷史階段的判斷，中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中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

習近平強調，全黨要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牢牢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牢牢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這個黨和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中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鬥。

關於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習近平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中國共產黨一經成立，就把實現共產主義作為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義無反顧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今天，中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

習近平強調，實現偉大夢想，必須進行偉大鬥爭；實現偉大夢想，必須建設偉大工程；實現偉大夢想，必須推進偉大事業。偉大鬥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緊密聯繫、相互貫通、相互作用，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是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

習近平用“八個明確”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進行了闡述。

他說，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明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任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分兩步走在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習近平指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是黨和人民實踐經驗和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全黨全國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的行動指南，必須長期堅持並不断發展。

習近平闡述了構成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方略的“十四條堅持”：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全面深化改革；堅持新發展理念；堅持人民當家作主；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堅持黨對人民軍隊的絶對領導；堅持“一國兩制”和推進祖國統一；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堅持全面從嚴治黨。

習近平在談到“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時說，改革開放之後，我們黨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戰略安排，提出“三步走”戰略目標。解決人民溫飽問題、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這兩個目標已提前實現。從現在到二〇二〇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期。從十九大到二十大，是“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匯期。我們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又要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

習近平提出，從二〇二〇年到本世紀中葉可以分兩個階段來安排。第一個階段，從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鬥十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個階段，從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鬥十五年，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習近平指出，要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

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

習近平闡述了健全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內容：一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二是加強人民當家作主制度保障；三是發揮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重要作用；四是深化依法治國實踐；五是深化機構和行政體制改革；六是鞏固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

習近平指出，要堅定文化自信，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加強思想道德建設；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發展。

習近平強調，要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優先發展教育事業；提高就業質量和人民收入水平；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實施健康中國戰略；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有效維護國家安全。

習近平提出，要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建設美麗中國。推進綠色發展；著力解決突出環境問題；加大生態系統保護力度；改革生態環境監管體制。

習近平指出，堅持走中國特色強軍之路，全面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必須全面貫徹新時代黨的強軍思想，貫徹新形勢下軍事戰略方針，建設強大的現代化陸軍、海軍、空軍、火箭軍和戰略支援部隊，打造堅強高效的戰區聯合作戰指揮機構，構建中國特色現代作戰體系，擔當起黨和人民賦予的新時代使命任務。

習近平指出，要堅持“一國兩制”，推進祖國統一。

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發展壯大愛國愛港愛澳力量，讓香港、澳門同胞同祖國人民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繼續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絶不容忍國家分裂的歷史悲劇重演。

習近平指出，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將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恪守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堅定不移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發展同各國的友好合作，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

習近平強調，堅定不移全面從嚴治黨，不斷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

習近平提出了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以及必須抓好的八個方面重要任務：把黨的政治建設擺在首位；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全黨；建設高素質專業化幹部隊伍；加強基層組織建設；持之以恆正風肅紀；奪取反腐敗鬥爭壓倒性勝利；健全黨和國家監督體系；全面增強執政本領。

參考資料:新華網、澎湃新聞

根據中央社報導，中共第19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午9時開幕。習近平向大會進行工作報告。超過3小時的報告中，4度提到「九二共識」。習近平首先在回顧過去5年工作的對台部分中，提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加強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等。

隨後，在報告第3部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基本方略」時，他提到堅持「九二共識」，表示要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深化兩岸經濟合作和文化往來，推動兩岸人民共同反對一切分裂國家的活動，共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

在報告第11部分「堅持『一國兩制』，推進祖國統一」中，習近平論述對台工作部分時說，「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明確界定了兩岸關係的根本性質，是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關鍵。

有別於總統蔡英文說的「尊重九二會談的歷史事實」，習近平則說，「承認『九二共識』的歷史事實，認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兩岸雙方就能開展對話」，並表示台灣任何政黨和團體同大陸交往也不會存在障礙。

與此同時，習近平不改對台軟硬兩手策略。一方面如過往訴諸「兩岸一家親」、兩岸人民的「心靈契合」，表示「尊重台灣現有的社會制度和台灣同胞生活方式」，願意率先與台灣人民分享大陸發展的機遇，並將擴大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

另一方面，他強調中共有「堅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夠的能力挫敗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圖謀」，並說「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

針對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發言，我國相關單位也分別做了回應。總統府對此回應四不原則，並持續尋求新互動模式。

根據中國時報報導，中共十九大登場，國安會成立專案小組密切關注及研商，總統府昨再度向習近平喊話，呼籲共同尋求兩岸互動新模式。國安高層也透露，台巴斷交後曾評估兩岸政策是否趨強硬，目前確定以善意來維持現狀。

總統府發言人林鶴明表示，政府根據民意及共識，致力維繫兩岸和平穩定，也向對岸持續釋出善意，期盼透過雙方良性互動，逐步化解對立和分歧，「關於這點，國際社會也清楚理解，看到台灣努力」。

林鶴明重申「我們的善意不變、承諾不變，不會走回對抗的老路，但也不會在壓力下屈服」的「四不」立場，以維持兩岸間的和平穩定。

府方也再度向習近平喊話，強調兩岸領導人應共同努力，展現長年累積而來的圓融政治智慧，以堅定意志和最大耐心，共同尋求兩岸互動新模式，為可長可久的兩岸和平穩定關係，奠定基礎。

國安人士透露，在台巴斷交後，曾一度評估兩岸政策是否要趨於強硬，不過在檢視後，已確定我方仍將保持善意，朝向維持現狀進行。他說，過去這段期間，包括陸生、陸配等各項交流都未趨緊，這項作法也得到各主要國家認同，認為維持現狀，最符合兩岸利益國際社會期待，和台灣人的支持。

不過，外交部長李大維昨表示，中共政治報告出來後，落實還需一段時間，台灣在外交上不敢掉以輕心，未來外交處境更嚴厲是有可能，壓力始終存在。

對於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重申「九二共識」國民黨主席吳敦義昨在中常會上指出，有了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不僅確保中華民國主權及尊嚴，也共同確認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原則，這原則不會表成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或表成台灣獨立。

針對十九大，陸委會也發聲明以尊重九二共識為回應。

根據陸委會新聞稿指出，中共「十九大」報告對台政策延續了其一貫政策方針，也刻意凸顯未來在對台工作上防禦圍堵的基本態度，我們感到遺憾。台灣的民主制度及對外發展的永續，是台灣堅持的核心價值。兩岸長期的政治分歧並非無法化解，雙方在制度與政治理念的差異，也沒有造成兩岸30年交流互動的隔閡，然而人為的阻礙遏制與分化對立，卻是製造兩岸難題糾結、擴大僵局紛擾的主因。我們鄭重呼籲對岸正視一個事實，單方強勢建構的「一中原則」與「一國兩制」方針，很難跨過爭取民心認同的鴻溝，無法天下欣戴、心悅誠服，也很難達到心靈契合，唯有真正尊重台灣、理解台灣，才能在差異中尋求共同交集，謀求和解與合作，而「尊重與溝通」也正是拉近雙方歧異的唯一定律。

中共「十九大」攸關其高層權力變化及未來五年內外治理與佈局，牽動區域政經情勢及兩岸關係發展，台灣密切關注對岸是否持續穩定推動各項改革。陸委會強調，過去一年多來，蔡總統及政府在兩岸關係上展現理性務實的態度、克制沒有挑釁；我們堅定捍衛國家安全尊嚴及人民福祉利益，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現狀、尊重1992年兩會會談的歷史事實、加強兩岸有序交流的政策立場沒有改變，這是我方的善意與耐心，也是維護區域和平的最大保證；政府將與國際社會保持密切聯繫，積極爭取各界對我們政策的理解與支持。

維繫兩岸良性互動及落實民眾對幸福生活的期待，是雙方共同的責任及目標。我們認為中共領導當局在建構政策改革與制度發展新格局的當下，必須展現開創歷史格局的氣度及前瞻思維，不忘30年前開放兩岸交流的初心及維繫兩岸和平發展的使命，擺脫過去沉悶停滯困局，創造兩岸關係活絡新面貌；兩岸唯有務實溝通，共同尋求兩岸互動新模式，兩岸關係穩健前進的道路才有可能相向而行！

金管會主委顧立雄也期盼十九大後兩岸金融三會能重啟。

根據工商時報報導，中共十九大昨日開幕，金管會主委顧立雄表示，期盼十九大之後兩岸關係能和緩，兩岸金融三會能繼續進行，他願意在對等原則下，不拘形式、不拘時間，與大陸金融監理三會的首長會面。

兩岸金融三會，即金管會與大陸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的首長會議，初期是一年兩次，後來改為一年一次，但最後一次是在2015年底在台灣南投舉行，之後即只剩下工作層級的日常聯繫，首長級會議已近二年未舉行。

顧立雄已多次公開表示，希望兩岸金融三會首長會議能繼續進行，可不拘形式及時間，只要在對等原則下，可加強兩岸的金融監理溝通。昨天他說，希望十九大之後，兩岸關係能和緩，重新恢復兩岸金融三會。

過去在馬政府時代，兩岸每年均定期召開兩岸「金融三會」，但自從蔡英文總統上台後便停擺，也因此國民黨立委高度關注是否會重啟兩岸金融三會的召開，也數度質詢顧立雄。

至於顧立雄每次都問到這個議題，態度都很一致，強調兩岸金融監理有必要性，兩岸有關必要的監理會議應該要持續的互相交流，目前業務局內「實質交流」有在持續，但是局長級以上的互動則比較欠缺，只要符合對等原則，他很樂意和對首長會面。

而美國則是一貫以一中原則作為回應。

根據聯合報報導，針對中國大陸國家主席、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共19大的對台發言，美國國務院官員重申美方一貫立場，鼓勵兩岸進行建設性對話；美國在台協會（AIT）台北辦事處前處長包道格則說，習近平的談話反映兩岸關係陷入僵局的新現實。

習近平在中共第19次全國黨代表大會（19大）上提及兩岸關係，重申「一中原則」及「九二共識」，認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就能開啟對話。

美國國務院東亞局發言人葛瑞絲・崔（Grace Choi）18日透過電子郵件回覆記者指出，美國仍信守基於美中三公報與台灣關係法的「一中政策」；兩岸和平與穩定符合美國長久利益。

葛瑞絲並說，美國鼓勵北京與台北當局進行建設性對話，在尊嚴與尊重的基礎上，尋求兩岸人民可接受的和平方式解決分歧；美方持續敦促雙方展現耐心、彈性與創意。

現為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副院長的包道格表示，習近平的發言並無特別令人感到驚嚇或放心之處；台灣自上一次大選以來，兩岸關係陷入僵局，其言論反映了新現實。

參考資料:中國時報、中央社、陸委會、工商時報、聯合報

 

密集農業導致土壤劣化。圖片來源：Matthias Ripp（CC BY 2.0）

 

由於糧食需求和農地增加，這個趨勢很可能會持續下去。研究機構警告，除非採取補救措施，否則類似蘇丹和查德發生的衝突事件風險也會提高。

「當人口增加但肥沃土地減少，國內和國際間的土地爭奪衝突也隨之升高，」聯合國防治沙漠化公約（UN Convention to Combat Desertification，UNCCD）執行秘書巴勃（Monique Barbut）發表《全球土地展望》報告時指出，「要儘量減少損失，報告的建議是所有人都退一步，重新思考如何管理壓力和競爭。」

報告指出，大量耕作、多次收穫和大量使用農用化學品等活動，靠犧牲永續性增加產量。

根據歐盟執委會聯合研究中心（JRC）的報告，農業產量在過去20年間增長了三倍，灌溉面積翻了一倍。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活動會降低土壤肥沃程度，導致土地被遺棄，最終沙漠化。JRC指出，全球20％耕地、16％林地、19%草地和27％牧場可觀察到生產力下降。

聯合國對外關係部長貝克（Louise Baker）說，工業化農業能供給大量人口，但並非永續，跟提煉產業（extractive industry）很像。全球1/3土地現在已經劣化，應該採取更積極行動來解決這個問題。

「人口增長率是一個可怕的數字，但只要政府做出明智的選擇，情況就會改善。」貝克指出，像衣索比亞等國家已經復育了700萬公頃（1700萬英畝）土地。

各地區土壤流失的狀況差異很大。最嚴重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但歐洲的土地管理不善也導致每年土地侵蝕損失約達9.17億噸，不僅影響糧食生產，也不利生物多樣性、減排和災害恢復能力。此外，英國等富裕國家食物消費量高也是海外土壤退化的主要驅動力。

這份報告在中國鄂爾多斯沙漠化公約會議上發表，簽署國正提出自主管理目標，以期減少土地劣化和增加復育面積。11日最新加入的國家有巴西和印度，他們亦提出了防治土地劣化的計劃。

然而研究指出，土壤劣化壓力將會持續成長。報告作者預測，到了205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亞、中東和北非地區將面臨最嚴峻的土地利用挑戰，除非全世界能顯著降低肉類消費、改善土地管理和農業效率。

根據工商時報報導，塞勒在行為經濟學領域的研究，結合了經濟學與心理學，探討影響經濟和金融市場裏的個人或群體做決策的心理和社會因素。瑞典皇家科學院在頌辭中指出：「塞勒讓經濟學更有人性」，讚揚他是整合經濟學與心理學「先驅」。

瑞典皇家科學院表示：「藉由探究有限理性、社會喜好和缺乏自我控制，塞勒研究顯示這些人類特質有系統影響個人決策和市場。」

現任芝加哥大學教授的塞勒，在視訊會議向諾貝爾委員會表示，他很高興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殊榮。

塞勒曾經在2015年的電影《大賣空》（The Big Short）客串演出，該部電影描述信貸和房市泡沫最終引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

塞勒提出知名的「推力」（nudge）經濟學的概念，講述無需透過強制性手段，人類便能被巧妙的引導至有利的行為。塞勒為《推力》一書的作者之一。

塞勒授課研究亦以芝大布斯商學院為應用平台，目前台灣有兩位中研院士刁錦寰、蔡瑞胸都在同一個商學院任教。

塞勒向來指導MBA學生探討決策背後的行為因素。台灣有許多人到芝大進修MBA課程，在塞勒專書《推力》於2009年由時報出版發行時，芝加哥大學校友會就曾邀請他來台灣訪問。曾修過芝大商學院GSB學程、前財政部長劉憶如表示，包括塞勒在內，該院計有8位教授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多數是能應用到市場的經濟學理論。

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王道一的博士後指導教授Colin F. Camerer，是塞勒的學生，王道一和Camerer至今一直有合作發表論文，他在台大推動的實驗經濟學、神經經濟學已在台灣經濟學界作出口碑。

此外，世新大學財金系向來是國內財務行為學的研究大本營，該系副教授郭迺鋒表示，諾貝爾獎委員會已第三次選出行為經濟學研究學者，大有希望經濟學應回到本質，從人類行為觀察環境時事，幫助人們完成幸福、健康、財富。

賽勒的行為經濟學以心理帳戶與推一把最為人所悉。

根據經濟學人報導，塞勒那橫跨40年的職涯十分多產，研究主題亦相當多樣，觸及資產價格、個人存款、不動產犯罪等各種主題。

舉例而言，塞勒發展了心理帳戶理論，解釋人類如何在進行財務決策之時，只看個別決策的影響，而非其總體效應（事實上，他正是行為財務這門子學科的創造者之一）。

塞勒最知名之處，或許就是他是「推一把」（nudging）的先驅者──將行為學洞見作為公共政策工具。推一把並非新概念，企業也一直在利用行為科學形塑顧客的行為，但在過去，政府只會在少數情況下利用心理學。

塞勒和哈佛大學法律學者桑斯坦（Cass Sunstein）於2008年共同撰寫《推力》（Nudge，中文書名：推出你的影響力：每個人都可以影響別人、改善決策，做人生的選擇設計師）之後，情況即開始改變。這本書攻擊經濟模型的理性決策假設，並展現改變脈胳如何推人類一把、促使人類做出更好的決策。

賽勒經濟學強調心靈會計學會影響財務分配。

根據聯合報報導，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塞勒專攻「行為經濟學」中的「行為金融」領域，他的學術貢獻在於「將人類心理層面的實際假設，融入經濟決策分析之中。他藉由探討人們有限度的理性、社會偏好及缺乏自我控制的所產生的後果，證明這些人類特徵如何系統性地影響個人決策，及造成的市場結果」。

塞勒的理論可以從以下三個層面來探討，首先是有限度的理性，也就是人類的理性有其限度，他發展出一套「心靈會計學（mental accounting）」，強調人們在心中設立了多個不同的帳戶，例如房貸、度假、退休等，來簡化財務決策；人們聚焦於如何縮小個別決策所可能產生的衝擊，而非著眼於整體影響。

塞勒也證明如何用「損失意識」，解釋人們為何在擁有某種東西時，會比他們在未擁有之前，更看重這件物品的價值，並稱此為「稟賦效應（endowment effect）」。

第二個層面是社會偏好。塞勒針對「公平」所提出的理論與實驗研究也深具影響，他證明消費者對「公平」的關切，可能會阻止廠商在需求旺季時提高售價，卻無法在成本上升時阻止廠商抬價。他也與同僚設計出一套「獨裁者賽局（dictator game）」實驗工具，用來衡量不同人群的「公平」態度。

第三則是缺乏自我控制。塞勒進一步證明人們通常無法實踐「新年計畫」，他運用一套「規畫者─執行者模型（planner-doer model）」，說明如何分析人類的自我控制問題；這套模型與當前心理學者及神經學者所用的架構類似，用來描述長期規畫與短期行為之間的內部矛盾。

塞勒認為，人們會屈從於短期的誘惑，正是使「儲蓄防老」計畫或選擇健康生活方式經常會失敗的重要原因。在實際應用方面，他也證明採取「助推（nudging）」措施，可能有助於增強人們在儲蓄退休年金及其他方面的自我控制能力。

賽勒的經濟理論也多影響英美政策。

根據經濟日報報導，台大經濟系教授林明仁表示，塞勒曾在2009年為其新書《推力》來台，且他的行為經濟理論對政府決策、政策設計有很大貢獻。

林明仁表示，《推力》這本書由塞勒及芝加哥大學法學院及政治學系教授凱斯．桑思坦（Cass R. Sunstein）合著，後者更出任歐巴馬政府的白宮資訊及管制事務辦公室主任，歐巴馬競選、施政，都運用了塞勒的理論，可說是歐巴馬總統的財經顧問，英國政府更運用行為經濟學理論去設計政策。塞勒的貢獻不只是在經濟學，更影響政策決策，因此塞勒得獎並不意外。

經濟學家楊家彥指出，塞勒認為人的心理是複雜的，行為也會受到社會道德與規範約束，他將心理學、社會學引進到經濟學模型，使經濟學研究更活潑。

參考來源:中國時報、經濟學人、經濟日報、聯合報

根據工商時報報導，基於貿易、投資、消費者信心增強，IMF在這份甫出爐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將今明年全球經濟成長率，由7月預測的3.5％、3.6％，上調到3.6％、3.7％，與去年3.2％成長率相比明顯增速。

歐元區、日本、中國、歐洲新興市場、俄羅斯等國家或地區，皆獲IMF調高經濟展望。

歐元區今明年成長率預測，雙雙由7月估值調升0.2個百分點，各自來到2.1％、1.9％。歐元區展望看佳，歸功於金融環境寬鬆及政治風險降低，提振了出口與內需，但值得注意的是，該預測報告是在西班牙加泰隆尼亞獨立公投騷亂前完成。

IMF以北京當局將維持財政擴張政策為由，將中國今明年成長預測，從7月估值皆調升0.1個百分點，分別達6.8％、6.5％。

全球最大經濟體美國今年成長率預估，由7月的2.1％微調到2.2％，明年估值從7月的2.1％調高至2.3％。IMF雖一改7月報告大砍美國經濟預測的做法微幅上修，仍對川普政府遲遲未落實稅改及其他刺激政策持保留態度。

IMF並警告，長期來看美國經濟的成長幅度，會因產能擴張停滯與人口結構改變而變得有限，成長率恐怕縮減到僅剩1.8％，遠低於川普總統喊出的3％目標。

英國經濟前景也被IMF看衰，今明年的成長率預測與7月持平，維持在1.7％、1.5％。

而台灣經濟成長率在IMF預測下也由4月份預估的1.7％上修至2.0％，明年成長率預測維持1.9％不變。國發會則回應，IMF的預測是給台灣新的警惕，產業若能順利轉型調好結構，2022年應見到成效，突破IMF的預期。

根據中央社報導，觀察亞洲四小龍中，IMF預測南韓今、明兩年的經濟成長率都是3.0%，到2022年為2.9%。香港今、明兩年的經濟成長率則分別為3.5%、2.7%，到2022年為3.3%。新加坡今、明兩年的估值分別是2.5%與2.6%，到2022年為2.6%。

經濟部官員表示，受全球景氣回升影響，主計總處8月中旬上修今年全年經濟成長率預測為2.11%，IMF對台灣的預估，仍有機會上調。

他指出，前瞻基礎建設計畫預算通過，政府投資增加可望帶動民間投資意願；加上新內閣上任後力拚經濟，致力解決五缺問題以增加對台投資誘因，都有助國內經濟穩健成長。

國家發展委員會副主委邱俊榮表示，近幾年台灣經濟成長率都比全球平均偏低，IMF上調今年預估值0.3個百分點，也是因為下半年國際整體經濟普遍變好，帶動台灣出口轉佳、且比預期好一點，而有些上修。

他說明，國際景氣轉好，僅對出口項目影響較大，目前台灣整體經濟動能還沒發揮，從產業面來看，投資環境面臨的五缺問題嚴重。

值得注意的是，經濟部官員指出，全球矚目的iPhone新機表現不如預期，可能連帶影響相關供應鏈表現，恐為今年第四季經濟成長力道的隱憂，後續仍有待觀察。

邱俊榮說，台灣目前經濟結構仍穩固，但IMF最新的預測是給台灣新的警惕，台灣產業升級必須加緊腳步；如果確保近年產業政策施行順利，積極運作、等待發酵，2022年應該可以看到成效，突破IMF的預期。

邱俊榮指出，國民所得要提高，還是跟產業提升附加價值有關，目前台灣經濟面臨瓶頸為產業結構尚未順利轉型，但轉型過程艱鉅，要從使資源從硬體製造重新分配到軟體開發，必須從產業提升下手，加強研發支出跟創新發展，「改善空間還很大」。

他解釋，政府推行5加2產業主導新興方向，也利用產創基金鼓勵傳統產業轉型，藉由硬體的競爭優勢，強化數位轉型驅動力；只要產業結構調整的好，面對邁入國家轉型時期「不足為懼」。

邱俊榮呼籲，目前產業政策方向正確，但仍要時間落實，為避免重回過去著重生產要素為主的產業結構，盼產業界配合，在執行面密切合作。

參考來源:工商時報、中央社

民主陷入衰退之中。在從上世紀70年代到本世紀初席捲全球之後，民主正在退潮。同樣退潮的還有對自由全球經濟的信念。兩者之間有聯繫嗎？答案是肯定的。民主和資本主義是一對夫妻，雖然他們經常磕磕碰碰。如今，這段關係正在經歷困難時期。

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提出了“民主倒退”的觀點。墨爾本大學(University of Melbourne)的羅伯特•福阿(Roberto Foa)和哈佛大學(Harvard)的雅恰•蒙特(Yascha Mounk)宣稱“民主斷裂”(the democratic disconnect)，指出在美國和歐洲民主信念下降這個令人沮喪的現象。“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其最新的年度報告中指出，“2016年總計有67個國家的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出現凈下降，有36個國家出現增長。這標誌着連續第11年凈下降國家數量超過增長國家數量。”

與此同時，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當選為美國總統表明了民眾中間對自由貿易的敵意。在後危機時代，無論左翼還是右翼都對華爾街和全球金融自由流動抱有濃濃的敵意。反對人員流動也很常見。

“系統性和平中心”(Center for Systemic Peace)的“政體第四代指數”(Polity IV)數據庫為1800年以來的民主進展提供了彌足珍貴的視角。從1800年到2016年，被評為“民主的”政體的數量，從22個中沒有一個，上升至167個裡有97個。實際上，在1800年，幾乎所有的國家都是威權體制。接着民主政體數量在19世紀下半葉上升，在一戰結束時大幅增長，在上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初急劇下降，在二戰結束時再次飆升，隨後一直穩步上升直至1988年，並在上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初出現爆炸式增長。威權政體數量在1977年達到89個的峰值。隨後，隨着蘇聯解體以及獨裁體制的失敗日益明顯而大幅下降。遺憾的是，自1990年以來，大約50個國家成為“半民主狀態國家”(anocracies)，也就是說處於政治混亂狀態。

名義上的主權國家的數量大幅增加，尤其是自1945年以來。因此聚焦於世界上民主政體的比例是可取做法，同時也有可能將該比例與世界貿易與產值的比率聯繫起來（並非巧合的是，其他衡量全球化程度的指標——人員和資本流動——與貿易密切相關）。

這種相關性雖然遠非完美，但相當密切。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是全球化和民主化的時期。反過來，上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是去全球化和去民主化時期。上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是全球化和民主化基本穩定的時期（高收入國家的經濟開放被大多數新獨立國家的閉關自守抵消）。全球化在上世紀70年代再度興起，接着是民主化浪潮。除了全球化以外，另一個有力的民主化的首要指標是民主國家在世界大戰和冷戰中的勝利。民主政體數量在民主國家勝利後都大幅飆升。

簡言之，歸根結底，工業革命導致了從威權體制轉向民主體制的政治革命。此外，全球化階段一直與民主擴張相關，同樣，去全球化階段與民主退潮相關。

這並不令人意外。正如哈佛的本傑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論稱的，經濟繁榮時期民主漲潮，反之亦然。自1820年以來，全球實際人均收入增長了13倍，高收入國家的收入甚至增長的更多。隨着經濟發展，人們需要教育。此類改變以及工業化戰爭的大規模動員，強化了對政治包容的需要。

反過來說，上世紀30年代的金融危機摧毀了當時的全球化，2008年金融危機損害了今天的全球化，導致了貧窮、不安全感和憤怒。此類情緒不利於健康民主體制所必需的信任。最起碼，民主體制需要人們相信，贏家不會利用他們暫時獲得的權力打擊輸家。如果信任消失，政治就會變得具有毒性。

這種聯繫不僅僅是經驗之談。民主和資本主義依賴於平等的理想：所有人參與政治決策並在市場上各盡所能。在不太久以前，這些自由還具有革命性的意義。

然而，二者也存在深層次的衝突。民主政治取決於團結；資本家們不關心國籍。民主是國內事務，而資本主義本質上是全球性的。民主政治建立在公民平等基礎之上，資本主義很少關心財富的分配。民主體制說所有公民都有權發聲；資本主義讓富人有最大的發言權。選民渴望一定的經濟安全；資本主義往往會興衰交替。

國家民主和全球資本主義之間的緊張關係可能是破壞性的，就像上世紀30年代證明的那樣。然而歷史也表明，這兩個體系的確同行相伴，儘管並不和諧。

這不是說所有市場經濟國家都是民主體制，也不是說所有市場經濟必定是全球化的。這裡是說，穩定的民主體制也擁有至少相當開放的市場經濟。就管理複雜社會的事務來說，還沒有哪一種其他方式被證明是可行的。現在的目標必須是管理資本主義從而讓它能夠支持民主，以及管理民主從而能夠讓全球資本主義更好地服務於所有人。現在，我們把這段婚姻搞得一團糟，我們必須做得更好。

Diamond begins by assessing the "third wave" of global democratization that began in 1974. With a wealth of quantitative data and case illustrations, he shows that the third wave has come to an end, leaving a growing gap between the electoral form and the liberal substance of democracy. This underscores the hollow, fragile state of many democracies and the imperative of concolidation. He then defines the concept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and identifies the conditions that foster it. These include strong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ppropriate institutional designs, decentralization of power, a vibrant civil society, and improved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erformance.

If new and troubled democracies are to be consolidated, Diamond argues, they must become more deeply democratic―more liberal, accountable, and responsive to their citizens. Drawing on extensive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in developing and postcommunist states, he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freedom, transparency, and the rule of law for generating the broad legitimacy that is the essence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The book concludes with a hopeful view of the prospects for a fourth wave of global democratization.

作者簡介

賴瑞．戴蒙　Larry Diamond

賴瑞．戴蒙教授為外交政策、國際援助及民主發展領域的著名學者、顧問和作家。現任史丹佛大學民主發展與法治中心主任、胡佛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自《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在1990年創立以來，他就擔任共同主編。目前定居於加州史丹佛。

著有《虛擲勝利成果：美國占領伊拉克卻搞砸了促進民主的任務》（Squandered Victory：The American Occupation and the Bungled Effort to Bring Democracy to Iraq）

根據工商時報報導，Fed準備縮減資產負債表的計畫已預告好幾個月，此次會議終於敲定，從10月開始透過債券到期不再投資的方式進行縮表，一開始每月縮減幅度為100億美元，接著採逐季增加100億美元進行縮表，到明年第4季每月縮表幅度來到上限的500億美元。

2008年金融危機後，為了壓低借貸利率與刺激經濟成長，Fed推出購買債券資產的QE特別刺激方案，使得資產負債表快速擴張，到2014年停止購債後資產負債表已膨脹至4.5兆美元。

對於啟動縮表計畫，Fed主席葉倫在會後記者會上表示：「資產負債表本來就不是正常時期一項積極的貨幣政策。」

Fed會後聲明同時重申今年底前再升息1次的預測，以反應美國經濟持續走強的現狀，葉倫進一步說明指出：「決策理事會想要傳達的基本訊息是美國經濟表現一直都不錯，由於經濟基本面持續好轉，美國民眾應該也覺得Fed推動貨幣政策正常化相當合理。」

自2015年底展開緊縮銀根以來，Fed總共已4度升息，最近1次是今年6月，基準利率來到1％到1.25％之間。

Fed今年表定還有2次例會，分別是10月底與12月中，以12月升息的可能性最高，據利率期貨盤的最新報價顯示，市場認為12月升息的機率急升至7成，高於決策公布前的5成7。

Fed雖維持今年底前再升息1碼、明年全年升息3碼的預測，但2019年升息幅度預測由3碼降為2碼，2020年全年估計也僅再升1碼。

長期基準利率目標調降主要是反應通膨偏弱，Fed偏好的通膨指標扣除食品與能源的核心通膨年增率今年7月僅1.4％，不但低於年初的1.9％，也較2％的通膨目標有一大段差距。

美國縮表  我國擬對策

對於美國聯準會（Fed）將於10月開始縮減資產負債表，昨（21）日院會中也針對此事進行分析。

根據工商時報報導，行政院副院長施俊吉昨（21）日在院會中分析，若Fed資產要回到金融海嘯前約1兆美元的水準，仍需好幾十年，預估Fed縮表速度還會比預期更快，如此一來，未來美元將走強，新台幣將相對呈貶值趨勢。

此外，10月美國財政部將公布外匯政策報告，國發會副主委邱俊榮認為，由於上半年我國被列觀察名單因素（例外匯存底增加快速、政府干預匯率等）已有改善，10月再列入觀察名單可能性將下降。

邱也認為，下半年新台幣走勢不會再像上半年強勢，Fed縮表將影響新台幣走向，長期走貶趨勢應是確立，短期會受國際因素影響，但像上半年走強趨勢應不再持續。

施俊吉昨在院會中提醒財經內閣，美國縮表問題對金融市場的影響值得注意。國發會副主委邱俊榮轉述說，施以簡單方式推估，金融海嘯期間，美國聯準會資產由1兆美元升至4.5兆美元，若每個月縮表以50億美元規模計算，要好幾十年才可望回歸原先水準，因此施研判縮表速度應會更快。

邱俊榮說，若縮表加速，預估美元會更為強勁，台幣貶值機率大增，將有利出口，但不利進口內需，金融層面的影響則比較不容易判斷，因為金融會有很多短期因素決定，且根據Fed近期消息，並沒有要升息，預估未來升息的速度也不會那麼快，今明年約2～3次，未來縮表比升息重要，若聯準會的縮表是相對穩定且可預期的，對全球金融市場波動就不大。

至於上半年台幣走強，邱俊榮認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回台資本增加，避險、避稅資金來台大幅提升，上半年升幅至少6～7％，目前看來已比較緩和，影響台幣未來動向還是要放眼國際金融情勢而定，地緣政治上雖有北韓演習問題，不過目前看來影響不大。Fed縮表對台幣長期走貶態勢較為確立；而人民幣前一陣子走強，不過長期看來人民幣走貶趨勢較高。

針對未來美元將走強、台幣貶值，賴揆認為，對我國外銷來講是好的，但對內需仍是挑戰。

參考資料:工商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