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蓬在書中考察了美國和歐洲產業集中的基本事實和後果，揭示了政治遊說和競選獻金如何削弱了反壟斷機制的力量，並探討了這對自由貿易、技術進步和創新意味著什麼。

通過調查研究，菲利蓬發現，相較於20年前，美國多個經濟部門的集中度上升並由數量越來越少、規模越來越大的「巨頭」主宰。這些企業不遺餘力地向政治家遊說，以保護和增加自己的淨利潤。這導致全國範圍內物價升高、投資減少，國內生產總值、勞動生產率和工資增速下降，不平等隨之加劇。與此同時，一直被美國視為競爭力增長停滯、反壟斷機制薄弱的歐洲國家的實力正在趕超美國。

在矽谷創業公司蓬勃發展、「新富」迭出的時代，上述發現令人意外，但研究資料不容否認。菲利蓬提出，從廣大普通美國民眾的利益出發，美國政府必須回歸本位，保持競爭市場的平等性。

據《金融時報》108年11月18日報導，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談論《大逆轉：美國是如何放棄自由市場的》這本書。沃爾夫表示，菲利蓬俐落地總結了研究結果：首先，美國市場的競爭性已減弱：很多行業的集中度高，領軍企業地位固化，它們的利潤率過高。其次，這種缺乏競爭損害了美國消費者和員工利益：它已導致價格上漲、投資減少和生產率增速下滑。第三，與普遍觀點相反，主要的解釋是政治上的，而不是技術上的：根據研究，競爭的減少是因為進入壁壘增加以及反壟斷執法不力，而大量的遊說和競選捐款支撐著現狀。

這項分析表明，市場份額變得更集中，持續時間更長，而利潤增加。此外，在各個行業，市場集中度上升帶來了更高利潤。總的來說，影響是巨大的：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稅後利潤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幾乎翻了一番。

市場集中度上升的原因有很多。在製造業，來自中國的競爭起到了一定作用，它把實力較弱的美國國內競爭對手擠出市場。對於其他經濟領域，我們需要其他解釋。上世紀90年代，包括零售業巨頭沃爾瑪(Walmart)在內的超級明星企業，推動著投資率和生產率上升。然而在2000年代發生了相反的情況：市場集中度不斷上升，推升了地位固化的企業的利潤，而投資率和生產率增速雙雙下降。

這種集中度上升的惡性形式，反映出新進企業數量顯著減少，而對合併交易的容忍度上升。換句話說，美國經濟正目睹競爭顯著減少，壟斷和寡頭壟斷相應增加。

一個有趣的觀點是，相比個別成員國或美國，歐盟建立了更為獨立的監管機構。這是歐盟內部相互不信任的健康結果。在監管方面，歐盟成員國痛恨自己受其他成員國突發奇想的影響，因此更喜歡完全獨立的機構。這對國內監管機構薄弱的國家尤其有益。監管機構的獨立性也使得遊說在歐盟的回報相對較低。

這些變化反映了政治上的差異。在美國，反對放鬆監管和支持有利監管的遊說要激烈得多。總的來說，有強有力的證據證明，不可避免地被大公司主導的這類遊說可以奏效。不然為什麼人們願意為遊說買單？

美國應該要什麼？菲利蓬提議的答案是：自由准入；監管機構在採取反壟斷行動時準備好犯錯誤；以及保護消費者應該享有的透明度、隱私權和資料所有權。美國採取行動的一大障礙是金錢在政治中的普遍作用。結果是寡頭壟斷和寡頭統治的雙重弊端。

沃爾夫認為，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很多方面都是《大逆轉》中描述的有缺陷的資本主義的產物。相反，美國需要的是另一位元泰迪•羅斯福(Teddy Roosevelt)及其有力的反托拉斯行動。

資料來源:《金融時報》、中國社會科學網

沃爾夫認為若由德國央行行長延斯•魏德曼(Jens Weidmann)做為繼任者是高風險的。魏德曼反對德拉吉的許多創新，包括訴諸量化寬鬆政策，他甚至在德國憲法法庭上作證反對直接貨幣交易。沃爾夫希望繼任者能按照德拉吉的定義履行其職責。

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正受到威脅

據遠見雜誌108年4月17日報導，上海金庫資本管理合夥人兼總經理丁學文解析108年4月13日的《經濟學人》雜誌內容。文章指出，獨立的中央銀行受到威脅，這對世界來說是個壞消息。

文章一開始說到，如果經濟學的批評者，總愛說經濟學的抽象理論缺乏現實世界的驗證，那有一個例子可以反駁，就是過去25年，全球央行的獨立性存在。

在20世紀70年代，政客們習慣操縱利率，來提高自己的支持率，這導致了當時通貨膨脹的災難。因此，富裕國家和許多窮國紛紛轉向了一個嶄新政治體制，那就是為了穩定物價，應該讓獨立的央行來實現這一目標。這讓整整一代的全球數十億人，習慣了低而穩定的通貨膨脹，以及他們的銀行存款和抵押貸款利率，處於可控範圍。但如今這種成功，開始受到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各種經濟勢力的共同威脅，這些力量正使貨幣政策再度政治化。

川普公開要求降低利率，這讓很多人猜測，他可能會解雇聯準會主席，並表示將提名Stephen Moore和Herman Cain，這兩位不及格但卻是他的密友，進入聯準會董事會。脫歐派使勁貶低英國央行的能力和動機；而在土耳其，總統Recep Tayyip Erdogan一直在與央行進行拉鋸戰；印度政府更用了一位順從的內部人士，取代了一位能幹的央行行長。

正如《經濟學人》報導，很多歐洲央行（ECB）的高級職位及任期都備受爭議，而且有些人可能成為更廣泛的政治鬥爭的一部分，包括將由誰來管理歐洲的相關機構。現在真正需要反思的是，中央銀行的目標和工具什麼。但危險的力量正在凝聚，甚至可能對經濟穩定產生令人擔憂的後果。

會造成如今中央銀行獨立性被破壞的原因有幾個，一個是民粹主義。像川普這樣的領導人，將政治家對低利率的渴望與破壞制度的衝動，直接結合起來。另一個，則是中央銀行現在觸及的範圍，在金融危機後越擴越大。

大多數央行，現在不只擁有龐大的政府債券配置，同時還必須監管金融行業，但中央銀行本來就非萬能。由於他們的過於強硬，危機後的復甦常常進展緩慢，這導致了選民對曾經信任的技術官僚越來越沒有信心。所有這些原因，都讓央行越來越被視為是政治產物。與此同時，當時讓它們能夠堅持獨立的主張，也在大家記憶中慢慢消退。

壓力更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型式慢慢體現。川普對聯準會發動了攻擊，雖然他到底能不能夠解除或任命FED主席的合法權力還不明確，但如果他在2020年贏得連任，他將可能提名一位新的聯準會主席，和另外兩位州聯邦主席。

在歐洲，一連串的職位變化，可能會降低ECB的決策水平，並助長潛在的分歧。到今年年底，六個執行委員會其中的三名成員，和19個歐洲央行中的八名成員都將離職。其中最著名的是Mario Draghi。他將於10月份的離職，和選舉、歐盟委員會，以及理事會領導層的變化，幾乎同時發生，這是40年來的第一次。

旋轉椅的政治遊戲背後，是各國之間為控制政策而進行的一場戰鬥。北歐人對ECB的債券購買持懷疑態度，認為這是補貼南歐的掩護。他們不會通過爭論的方式贏得勝利，而是通過讓自己的人進入最高職位，來尋求優勢，這將加劇本來就有的問題。

也許全球通貨膨脹將再度重現從墳墓中再次上升，在這種情況下，較弱的中央銀行可能難以將其徹底扼殺，更可能的情況是經濟衰退。事實上，今年的全球經濟已經減速，4月9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已經調低了本來的預測。中央銀行可能很快會發現，自己需要想方設法提振經濟。

這就是造成今天的央行政治化，以及充滿危險的原因。技術官僚會開始面臨艱鉅的挑戰，要知道，富裕國家在利率已經幾乎快達到零的情況下，幾乎沒有可以降息的空間，因此央行將再次轉向非常規刺激措施，如債券購買。

在危機之後，聯準會和其他央行，也可能需要在全球範圍內進行合作。歐洲央行將不得不說服市場，它將盡一切努力，在歐洲周邊地區遏制另一場金融恐慌。

政治任命者的存在，無論是不合格的，還是北歐的鷹派，都會使所有這些任務變得更加困難。這不僅僅是因為他們的選票數目，而且他們還會在關於中央銀行應該和不應該做些什麼，以應對經濟衰退的辯論上，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想方設法錯誤引導公眾。

文章最後提到，貨幣政策的目標和工具，應該受到民主審查，這是正確的，央行官員對立法機關負責，也是應該的。聯準會正在重新審視其建立的管理目標，以便為經濟衰退做好準備，其他央行也應該跟隨其後。從長遠來看，這才能確保他們的合法性，並進而確保他們的獨立性。

央行總裁應具備的條件

據自由時報106年9月4日報導，工總秘書長蔡練生指出，央行總裁的角色非常重要，產業、民生、經濟、金融等來自各方的考量都不一樣，因此先決條件是抗壓性要高，在政治或經濟層面能夠抵擋各方壓力，才有利於金融與經濟的穩定。

蔡練生表示，以新台幣匯率來說，日韓貶值、我們不貶，將傷害出口競爭力；但過度貶值將推升物價及進口原料成本。央行也管利率，升一趴或降一趴，都會對市場帶來衝擊，還要考慮通膨、就業、外資流向及國際政治壓力，繼任者必須有宏觀視野和相當公信力才能勝任。

林伯豐︰平衡很重要

工商協進會理事長林伯豐認為，央行政策對國家發展至關重要，因此央行總裁必須能夠獨立行事，既能客觀考量各方意見，又有足夠的自主判斷，才可平衡各方利益，穩定經濟及社會發展。

賴正鎰︰應符三條件

商總理事長賴正鎰則指出，繼任人要能符合三個條件，一是客觀中立、政治色彩不能太明顯，否則政黨利益將影響決策，不利經濟發展；二是學養要夠，在金融領域受敬重，因其一舉一動都攸關國家匯率和利率的動向；三是具備國際視野，不能只看國內，也要注意鄰近國家及全球局勢，立即做出正確反應。

資料來源:金融時報、遠見雜誌、經濟學人、自由時報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魯集•阿加瓦爾(Ruchir Agarwal)和吉塔•戈皮納特(Gita Gopinath)在《關於結束新冠疫情的建議》(A Proposal to End the COVID-19 Pandemic)中，闡釋了這個機遇以及抓住這個機遇帶來的好處。他們提出的計劃是到2021年底為全球至少40%的人口接種疫苗，到2022年7月為至少60%的人口接種疫苗，同時使大規模檢測和追蹤成為可能。該研究估計，累計經濟效益將達到9兆美元（人均1150美元），而成本為500億美元——比率為180:1。這肯定是有史以來回報最高的投資之一。

新冠疫情首先是一場衛生危機。但它也是一場經濟災難。報告正確地堅稱，「疫情政策也是經濟政策，因為如果衛生危機沒有結束，經濟危機也不會持久地結束。」對比IMF在2019年10月與2021年4月分別作出的預測就會發現，僅2020年和2021年，新冠疫情就使全球實際產出損失了16兆美元（以2019年價格計算）。如果疫情沒完沒了地持續下去，這類損失將日積月累，延續至遙遠的未來。

報告還估計，該疫苗計劃40%的收益將流向高收入國家，因為全球復甦也會進一步加強這些國家的復甦。這還將為它們增添至少1兆美元的稅收收入。除此之外，加快疫苗接種不僅會加快經濟的重新開放。它還會降低未來新冠病毒變種打敗現有疫苗、令整個世界重新陷入停擺的可能性。

該計劃將支出500億美元，其中至少350億美元將是贈款，其餘部分將由優惠貸款構成。考慮到已經作出的承諾，只需要再提供130億美元的贈款。但至關重要的是，這些行動不能只停留在承諾層面，而必須是一步到位的資金、帶有風險的投資，以及馬上提供的疫苗捐贈。

根據報告所稱的「一切如常」情景預測，它估計，到2021年底，全球疫苗供應量將達到60億劑，足以為35億人（佔全球人口的45%）接種。這將使疫苗覆蓋全球需要優先接種的人群。然而在實踐中，一些國家正在為兒童接種疫苗，而另一些國家幾乎沒有為任何人接種。因此，中低收入國家的實際接種率將遠低於45%。

更糟糕的是，這種情景還存在可信的下行風險，包括原材料短缺、出口限制、圍繞那些尤其適合發展中國家的疫苗的安全擔憂，以及富國為兒童接種疫苗或者為了抵消疫苗效力下降而接種加強針。以上任何一種情況都將進一步減少發展中國家的疫苗可獲得性，從而推遲這場全球疫情的結束。

那麼，對於疫苗接種工作有何建議？

第一，實現更具雄心的疫苗接種目標。這將需要向旨在確保全球疫苗供應的「全球新冠疫苗獲取機制」(COVAX)再貢獻40億美元資金。這將使COVAX得以敲定訂單，啟動尚未得到利用的全球產能，並交付疫苗。除此之外，還應該幫助各國訂購更多疫苗。此外，必須取消對原材料和成品疫苗的限制。最後，多餘疫苗應該被捐贈到最需要的地方。

第二，防範下行風險，簽訂2022年上半年交付額外10億劑疫苗的最終合同。這將需要80億美元的額外資金。還要鼓勵自願發放生產許可和跨境技術轉讓。此外，有必要建立一個基因組監測和疫苗改良（如果需要）的全球體系。另一個不可或缺的要素是所有訂單和疫苗交付供應鏈的透明度。

第三，合理管理疫苗短缺時期。因此，現在就要投資於擴大交付能力和消除人們對接種疫苗的猶豫情緒。另外，評估所有潛在疫苗，包括來自中國或俄羅斯的疫苗。同樣重要的是，至少要確保向窮人免費提供疫苗。此外，只要疫苗仍然短缺，就應該像英國那樣省著用，以便儘快為更多人接種第一劑疫苗，具體做法包括將一劑疫苗當作幾劑使用，或者給曾經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接種一劑疫苗。

擬議方案的技術細節可能需要調整。具體的資金額可能也需要調整。但總體邏輯是沒有問題的。我們的命運緊密相連。認為當今各國各自為政的疫苗接種工作將會有效應對全球疫情的想法是愚蠢的。不儘快擴大全球疫苗供應和交付是愚蠢的。花費數兆美元抗擊國內疫情，而不願花費數百億美元儘快結束全球疫情，也是愚蠢的。

如果這些不言而喻的事實無法打動高收入民主國家的政府，那就讓他們思考一下地緣政治吧。花上一筆不多的錢，他們就可以把生活在脆弱國家的數十億人從苦難中解救出來，從而證明他們既有愛心又有能力。他們能通過做好事來提高自己的聲譽。如果他們不能說明花這些小錢的緊迫性，未來世代將會納悶他們到底在想些什麼。這是一場全球戰爭，富裕國家的政府現在應該行動起來，打贏這場戰爭。

據搜狐網108年7月17日報導，在75年前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之後，確立了美元在世界經濟秩序中的主導地位，有專家認為，隨著時代的發展，美元更多地被用作推行外交霸權的工具，從而損害了公平公正的國際秩序。

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表示，在金融體系中美元的地位，給美國一個很好的工具。如果某些國家做的事情不合意，美國可以隨意威脅，例如對伊朗的制裁，當美國退出伊核協議，它也強迫其他國家退出，因為美國市場及美元的重要性，其他西方國家必須同意，這是讓人非常不舒服的，我想其他歐洲國家應該離美元遠一點。

據《金融時報》108年7月22日報導，馬丁·沃爾夫撰文指出，如今世界發生巨變，賦予布雷頓森林會議的精神遭到美國背棄，對全球經濟來講維持合作仍是重中之重，國家之間也亟須合作。

美聯儲(Federal Reserve)前主席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概括了布雷頓森林會議精神：「對國際合作中的共同利益、對匯率方面的良好行為確立某些基本規則的重要性、以及對眾多‘新興’國家的發展需要的信念。」

在經濟政策方面，布雷頓森林精神意味著各國承諾合作、國與國之間的契約義務，以及有效的國際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集團(World Bank Group)和世界貿易組織(WTO)。

據新浪網報導，西太平洋銀行前首席執行官蓋爾·凱利表示：「2019年是布雷頓森林會議第75周年……有許多值得慶祝的事情。但不斷壯大和強硬的民族主義，加上激烈的貿易保護主義，使得挑戰更艱巨。」

總體上，布雷頓森林會議關於機構性合作的理念非常有效。但新挑戰出現了。川普提出的「美國優先」及其對貿易保護主義的狂熱信念，從根本上拒絕重振布雷頓森林會議精神，並拋棄了美國在二戰後創建的全球秩序的制度結構。

反過來，這一大相徑庭的精神的出現是經濟變化的結果。經濟變化破壞了人們對開放的世界經濟的信任，也破壞了對管理世界經濟事務的人和機構的信任。在高收入國家中，導致這一結果的重要因素是去工業化、不平等狀況日益加劇、生產力增長放緩以及意料之外的金融危機帶來的衝擊。如今是高收入國家的公民對全球經濟一體化最持懷疑態度，而非新興世界的公民。

一個傳統的問題是，在全球貨幣體系中對美元的依賴。這在布雷頓森林會議上未得到解決。當時，梅納德·凱恩斯提出使用世界貨幣。歐洲中央銀行前行長讓-克洛德·特里謝認為，超國家貨幣仍不可能實現。但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發揮更大作用，這並非不可能。管理全球貨幣體系將是一項更大挑戰。

另一個眾所周知的問題是金融穩定性。關於這個問題，英格蘭銀行行長、金融穩定委員會前主席馬克·卡尼大胆地表示樂觀：「二十國集團的重大改革計劃讓全球金融體系變得更安全、更簡單、更公平。」但是否能讓全球金融體系變得足夠安全，這隻能拭目以待。

沃爾夫認為，一個人們熟悉的、令人沮喪的問題是貿易體系的未來。美國不僅向貿易保護主義方向堅決邁進，還違反了世界貿易組織的章程和精神。

氣候變化使這些問題雪上加霜。然而，自私的高收入國家，顯然決定對這一挑戰置之不理。

沃爾夫表示，在某種程度上，這些問題是關於如何改革機構、如何應對新挑戰等，包括在機構治理中反映全球勢力變化的必要性。它們完全正確，但還是次要的。更重要的問題是，是否維持必要程度的合作。

沃爾夫認為，現今的經濟挑戰遭遇復興的民族主義。然而，國家並非孤島。如果有任何不同的話，那麼如今全球合作比75年前更重要，但也變得更困難。

布雷頓森林會議塑造了二戰後時期，並非因為達成的具體協議，而是因為其具體象徵的對制度化合作的承諾。經歷了隨後75年的迂迴曲折，這一承諾仍很重要，而且仍與以前一樣重要。如果世界無法維持並發展對合作的潛在承諾，那麼無法維持全球進步，也許也無法應對人們所面臨的挑戰。

資料來源:金融時報、搜狐網、新浪網

據搜狐網2018年4月4日報導，《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指出，中美經貿摩擦背後有三個明顯的原因。第一，中國發展得太成功了，這是最重要的一個因素。中國的成功已經徹底改變了世界格局，曾經或者現在仍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美國對此感到不滿。

第二，現在美國對中國的不滿主要在於，與中國的雙邊逆差問題和強制性技術轉讓，以及非市場經濟下中國存在嚴重的產能過剩。川普曾指出了兩國關係根本上是非互惠的，中美競爭本質上是不公平的，美國企業沒有真正享受國民待遇。但需要指出的是，WTO的任何一場談判都沒有要求貿易要完全互惠，美國這些訴求合理嗎？

第三，美國的逆差和中國的順差是美國政策導致的結果，也與其他國家的政策都息息相關，包括盈餘國家。美國現在的焦點在雙邊逆差，美國與中國的貿易逆差將近占了美國貿易逆差的一半左右。從經濟學角度考慮，是否有必要維持雙邊貿易平衡？不會有經濟學家建議中國應控制雙邊順差，也沒有任何貿易協定規定雙方需要控制貿易順差，這不符合一般貿易規律。

技術轉讓是個重點，從某種程度上講，這是美國的合理訴求，對此中國需要認真對待。很顯然，中國現在仍是非市場經濟國家，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這種體制最終導致的結果是前幾年中國鋼鐵等行業出現產能過剩。這些都是中國應該認真對待並需要改變的問題。最後，關於非互惠貿易的問題，現在的中國，不可能同美國達成十幾年前達成的那種貿易協定，通過貿易政策達成完全互惠的交易、實現貿易平衡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面對中美貿易摩擦 中國應理性對待

面對未來可能存在很長時間的中美貿易摩擦關係，中國應該如何理性對待？馬丁·沃爾夫建議中國要保持戰略性的耐心和淡定。至於具體應對措施，第一，中國需要在WTO的合法框架下進行反擊。

第二，中國要關注美國的法律起訴問題，在保護好本國利益的同時也做一些合理讓步。因為這也關係到中國自己的利益，尤其是智慧財產權。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製造商，而且經濟還會繼續增長，中國在主動保護本國企業的合法權益的同時，也要理解美國保護美國企業的利益的心情。

第三，中國可以承認將成為世界大國，同時主動提出也會承擔相應責任，對外國以最惠國方式對待，並擴大本國市場開放。中國將成為世界貿易領導國，成為多邊貿易的未來。

第四，將中美雙邊貿易問題放在多邊框架下解決。許多貿易問題尤其是與美國相關的貿易問題，都應該採取多邊的解決方式。研究一下歷史上的《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就會發現，早在中國參與世界貿易之前，GATT的內容主要是為調解美國與歐洲的貿易糾紛而設定。面對雙邊爭議，雙方都不願妥協，但是如果把雙邊爭議放到全球貿易格局中進行考慮，讓雙方做出妥協就要容易得多。多邊貿易的一個優勢就是讓雙邊貿易問題的解決變得更簡單。

美國應尊重中國 結合競爭與合作

據《金融時報》2019年6月6日報導，馬丁·沃爾夫指出，美國與中國打交道的最佳方式是堅持自由、民主、基於規則的多邊主義、全球合作等價值觀，將競爭與合作結合起來，並用尊重的態度對待中國。

資料來源:金融時報、搜狐

據經濟日報108年7月5日報導，為應付日本的限制出口，南韓當局3日表示，考慮投入1兆韓元（約265億新台幣）用於生產科技零組件的原料及機具，反制東京本周對製造半導體及面板所需的三樣原料氟聚酰亞胺、光阻劑、氟化氫的出口限制。華爾街日報報導，南韓貿易、工業及能源部長成允模（Sung Yunmo）表示南韓政府計劃提供協助，包括關鍵產業的材料、進口來源多元化及提高國內產能等。

南韓當局砸下重金投資，短期雖無法使三星電子及SK海力士不受日本限制的衝擊，但長期而言，可能是降低對日本的依賴、取得關鍵材料替代來源的契機。

然而，降低全球供應鏈風險者並非只有南韓。美國當局把華為列入貿易黑名單的「實體清單」，華為也正被迫努力推出自家的行動作業系統鴻蒙。

對南韓祭出限制的日本，對建立自給自足的供應鏈也不陌生。由於釣魚台領土爭議，中國於2010年減少稀土出口至日本，日企改由越南及澳洲進口更多稀土因應。日立金屬公司則在2011年與美國科羅拉多州的金屬業者Molycorp（現更名為Neo Performance Materials）簽署稀土供應協議。電動車零件供應商日本電產（Nidec）開發的磁阻馬達，可以不用稀土。

據中國時報108年7月4日報導，專家指出，日本在關鍵技術領域已經達到優勢地位，南韓還需要數年時間才能在半導體產業自給自足，南韓產業經濟貿易協會研究員指出，開發半導體材料需要耗費大量時間與金錢，不太可能在短時間建立起完整供應鏈。

資料來源:中國時報、ETtoday新聞雲、經濟日報、華爾街日報

不久前車禍身亡的中國大陸前外交學院院長吳建民，生前最後一篇文章「當今哪兩股思潮特別值得警惕」提到，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兩大思潮正在全球氾濫，美國的川普現象，以及英國脫歐公投，正是這種現象的反映。

無獨有偶的，金融時報的專欄作家盧斯公投前也一語成讖：如果英國人愚蠢到選擇脫離歐洲，也許美國人真會瘋狂到選舉川普當總統。他的解釋是，幾十年來，美英兩國的政治趨勢相互追隨，無論是雷根與柴契爾的新保守主義，或是布萊爾與柯林頓的新中間。現在鮑里斯．強森的光榮孤立，就等同於在美墨邊境修築高牆的川普。

如果英國脫歐，讓我們覺得全球大亂，真正的大災難還沒有臨頭，美國的總統大選就正像一次對領導人的公投選擇，所有英國公投前所呈現的情緒、不滿與混亂都存在，川普之前沒有人認為有機會選上，現在則是沒有人敢打包票，說他不會選上。

民粹主義往往會打著民意的旗號，綁架從政者。而民粹主義的極端表現，則是民族主義以及極端愛國主義。川普在最近的演講中就自認，他和希拉蕊之間的競爭，是在強硬的民族主義和「崇拜全球化的領導層」的政策之間的選擇。

他說，如果墨西哥和加拿大不同意重新就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進行談判，他會讓美國退出NAFTA；他認定中國就是匯率操縱國，並要對中國商品徵收懲罰性關稅。

全球都陷於如此的瘋狂混亂，在西方民主社會，我們看到脫歐與川普，但在中國大陸，我們則看到了環球時報與解放軍。吳建民是社會中少數的聲音，過去他一直警告，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都有很大的欺騙性，他最近更點名批評了「鷹派名嘴」羅援、《環球時報》及其總編輯胡錫進，胡錫進與軍方媒體隨後猛烈回擊。

吳胡論戰是近年來少見的中國外交辯論，不是因為涉及多高深的理論，而是代表兩種不同態度，大陸自由派向來對環球時報非常不齒，把胡錫進比成領導人的走狗，要牠咬誰咬誰，吳建民的說法不是高論，是常識，但他講這個話是需要勇氣的。

他因為車禍悲劇身亡，也讓大陸自由派知識分子特別有感觸：人之已死，其言也善。但是知識分子不能退居「天佑全球、天佑台灣」之類的保守心態，任憑民粹媚俗的主張滿天飛，該講的話，還是要講。

民主陷入衰退之中。在從上世紀70年代到本世紀初席捲全球之後，民主正在退潮。同樣退潮的還有對自由全球經濟的信念。兩者之間有聯繫嗎？答案是肯定的。民主和資本主義是一對夫妻，雖然他們經常磕磕碰碰。如今，這段關係正在經歷困難時期。

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提出了“民主倒退”的觀點。墨爾本大學(University of Melbourne)的羅伯特•福阿(Roberto Foa)和哈佛大學(Harvard)的雅恰•蒙特(Yascha Mounk)宣稱“民主斷裂”(the democratic disconnect)，指出在美國和歐洲民主信念下降這個令人沮喪的現象。“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其最新的年度報告中指出，“2016年總計有67個國家的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出現凈下降，有36個國家出現增長。這標誌着連續第11年凈下降國家數量超過增長國家數量。”

與此同時，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當選為美國總統表明了民眾中間對自由貿易的敵意。在後危機時代，無論左翼還是右翼都對華爾街和全球金融自由流動抱有濃濃的敵意。反對人員流動也很常見。

“系統性和平中心”(Center for Systemic Peace)的“政體第四代指數”(Polity IV)數據庫為1800年以來的民主進展提供了彌足珍貴的視角。從1800年到2016年，被評為“民主的”政體的數量，從22個中沒有一個，上升至167個裡有97個。實際上，在1800年，幾乎所有的國家都是威權體制。接着民主政體數量在19世紀下半葉上升，在一戰結束時大幅增長，在上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初急劇下降，在二戰結束時再次飆升，隨後一直穩步上升直至1988年，並在上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初出現爆炸式增長。威權政體數量在1977年達到89個的峰值。隨後，隨着蘇聯解體以及獨裁體制的失敗日益明顯而大幅下降。遺憾的是，自1990年以來，大約50個國家成為“半民主狀態國家”(anocracies)，也就是說處於政治混亂狀態。

名義上的主權國家的數量大幅增加，尤其是自1945年以來。因此聚焦於世界上民主政體的比例是可取做法，同時也有可能將該比例與世界貿易與產值的比率聯繫起來（並非巧合的是，其他衡量全球化程度的指標——人員和資本流動——與貿易密切相關）。

這種相關性雖然遠非完美，但相當密切。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是全球化和民主化的時期。反過來，上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是去全球化和去民主化時期。上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是全球化和民主化基本穩定的時期（高收入國家的經濟開放被大多數新獨立國家的閉關自守抵消）。全球化在上世紀70年代再度興起，接着是民主化浪潮。除了全球化以外，另一個有力的民主化的首要指標是民主國家在世界大戰和冷戰中的勝利。民主政體數量在民主國家勝利後都大幅飆升。

簡言之，歸根結底，工業革命導致了從威權體制轉向民主體制的政治革命。此外，全球化階段一直與民主擴張相關，同樣，去全球化階段與民主退潮相關。

這並不令人意外。正如哈佛的本傑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論稱的，經濟繁榮時期民主漲潮，反之亦然。自1820年以來，全球實際人均收入增長了13倍，高收入國家的收入甚至增長的更多。隨着經濟發展，人們需要教育。此類改變以及工業化戰爭的大規模動員，強化了對政治包容的需要。

反過來說，上世紀30年代的金融危機摧毀了當時的全球化，2008年金融危機損害了今天的全球化，導致了貧窮、不安全感和憤怒。此類情緒不利於健康民主體制所必需的信任。最起碼，民主體制需要人們相信，贏家不會利用他們暫時獲得的權力打擊輸家。如果信任消失，政治就會變得具有毒性。

這種聯繫不僅僅是經驗之談。民主和資本主義依賴於平等的理想：所有人參與政治決策並在市場上各盡所能。在不太久以前，這些自由還具有革命性的意義。

然而，二者也存在深層次的衝突。民主政治取決於團結；資本家們不關心國籍。民主是國內事務，而資本主義本質上是全球性的。民主政治建立在公民平等基礎之上，資本主義很少關心財富的分配。民主體制說所有公民都有權發聲；資本主義讓富人有最大的發言權。選民渴望一定的經濟安全；資本主義往往會興衰交替。

國家民主和全球資本主義之間的緊張關係可能是破壞性的，就像上世紀30年代證明的那樣。然而歷史也表明，這兩個體系的確同行相伴，儘管並不和諧。

這不是說所有市場經濟國家都是民主體制，也不是說所有市場經濟必定是全球化的。這裡是說，穩定的民主體制也擁有至少相當開放的市場經濟。就管理複雜社會的事務來說，還沒有哪一種其他方式被證明是可行的。現在的目標必須是管理資本主義從而讓它能夠支持民主，以及管理民主從而能夠讓全球資本主義更好地服務於所有人。現在，我們把這段婚姻搞得一團糟，我們必須做得更好。

美國民主黨籍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以些微差距成功連任議長，新一屆的眾議院正擔心面臨許多政治不確定性，包含參議院由誰掌控仍未決定，以及共和黨持續對抗總統大選結果。

綜合媒體報導，美國喬治亞州5日舉辦聯邦參議員決選，主流媒體6日相繼宣布民主黨擊敗共和黨，民主黨睽違6年重掌美參院

美國總統暨國會大選11月3日投票，由於喬治亞州2 席參議員選舉皆未有候選人取得過半票數，依法得票前2名本月5日進入第2輪決選。

在持續領先共和黨籍對手羅夫勒（Kelly Loeffler ）逾3萬多票後，非裔民主黨籍牧師華諾克（Raphael Warnock）6日凌晨零時宣布勝選，隨後獲得媒體背書，成為喬治亞州20年來首位民主黨籍參議員，也是該州史上首位非裔參議員。

現年33歲的民主黨政治新秀奧索夫（Jon Ossoff）與71歲尋求連任的共和黨籍參議員帕度（David Perdue ）之戰則因選情拉鋸膠著，美聯社（AP）等媒體直至6日下午約4時20分，兩人差距擴大至2萬4859票、0.6個百分點後，才紛紛宣布奧索夫勝出。

喬治亞州22日前須認證決選結果，結果一旦獲認證，羅夫勒與奧索夫將能宣誓就職。由於華諾克是填補2019年底因健康辭職的前共和黨參議員艾薩克森（Johnny Isakson）席次，他的任期將於2023年1月屆滿。

羅夫勒與奧索夫雙雙勝選後，民主黨團本屆國會參院席次順利增至50席。由於未來參院表決平手時副總統當選人賀錦麗（Kamala Harris）將能投下關鍵票，民主黨確定取得參議院多數優勢，自2015年以來首度掌控參院。

由於11月大選民主黨也成功維持眾議院多數優勢，這意味著總統當選人拜登（Joe Biden）本月20日宣誓就職後，將能享受至少2年的全面執政，不只內閣人事能順利通過參院，預料未來也能無礙大舉推動改革政策。

拜登今天稍早發聲明表示，他很高興將能與同為民主黨的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未來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Chuck Schumer）共事。但他強調，他仍會在各政府層級與兩黨合作，為國家把重要事情做好。

來源：華爾街日報、中時、中廣、

針對兩岸問題，汪洋23日下午參加民革、台盟、台聯界委員聯組會發言時強調要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堅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堅決反對和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大陸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沒提九二共識、也沒提和平統一，令各界議論紛紛，是不是大陸的對台政策趨於強硬？不過，汪洋利用參加政協團組開會的場合，重申了大陸的對台政策基本立場沒有改變。

汪洋指出，當前台海形勢更趨複雜嚴峻，但兩岸同胞求和平、求發展的共同願望沒有變，台獨逆流和外部勢力改變不了兩岸關係基本格局，阻擋不了祖國和平統一的歷史潮流。

汪洋指出，要學習領會好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告臺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貫徹落實好中共中央對台工作決策部署，保持戰略定力、樹牢底線思維，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堅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堅決反對和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落實和完善促進兩岸交流合作、深化兩岸融合發展、保障台灣同胞福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牢牢把握兩岸關係主導權主動權。

另外，大陸全國台聯副會長楊毅周在接受人民日報等陸媒聯合視訊採訪時表示，ECFA是兩岸經濟融合發展的一個重要象徵，ECFA本身沒有設定十周年要終止的條款。現在很多人對ECFA有很多看法，是因為覺得台灣當局在「台獨」路上愈走愈遠，為什麼要給台灣這麼多好處？

他指出，大陸絕對不會輕易放棄ECFA，因為只要對台灣同胞有利的事情，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有利的事情，對祖國和平統一有利的事情，大家都會努力去做。兩岸關係越是艱難的時候，兩岸經貿更要好好地珍惜、好好地維護。

楊毅周稱，今年是大陸「反分裂國家法」推出十五周年。在當前兩岸關係緊張的關頭，應重申「反分裂國家法」，使其在遏制、反對「台獨」中發揮更重要作用，他建議，「反分裂國家法」條文應更加細致、更加落在實處。

來源：中時、聯合

比特幣(bitcoin)會不會重蹈覆轍？分析師盧克•格羅門(Luke Gromen)在他的簡報《樹環》(Tree Rings)中，梳理了魏瑪德國時期黃金與當今比特幣在價格波動性上的驚人相似之處。他的結論？比特幣與其說是一個泡沫，不如說是「最後一個功能正常的火災報警器」，警告我們接下來會有一些非常重大的地緣政治變化。

過去十年期間（或者說是過去幾十年期間，取決於你把標杆放在哪裡），央行官員們通過低利率和量化寬鬆，破壞了市場的價格發現功能。無論你是將其視為商業周期可喜地被壓平，還是視為市場功能失調、使負債累累的企業得以苟延殘喘，結果都是如今很難從資產價格了解個別公司的健康狀況，更別提整個實體經濟的健康狀況了。

對於比特幣之類波動性極高的加密貨幣人氣上升，可以簡單地視其為一個投機跡象，突顯美聯儲(Federal Reserve)釀成的這種起泡局面。但是，也許更好的解讀是，這是一個新世界秩序的早期信號，美國和美元將在這個新秩序中扮演不太重要的角色。

川普擔任總統的過去四年以及他的有毒政治，已經損害了世界對美國的信任。在某些圈子，削弱了人們對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穩定性的信任。這種感覺在1月6日人群衝擊美國國會大廈時達到頂點。就像金融政策分析師凱倫•彼得魯(Karen Petrou)在最近發給客戶的一份簡報中所說的：「這場準政變有很多人員傷亡，但美元很可能也是其中之一。它並不比其他任何『品類殺手』品牌更加不朽。」

川普肯定導致「美國品牌」(Brand USA)貶值。但是，他也是美國較長期經濟問題的一個症狀——近年的低利率和寬鬆貨幣政策（不僅使資產價格居高不下，而且還鼓勵債務和槓桿）掩蓋了這些問題。

比特幣的興起反映出投資界某些人的一個信念，即美國最終將在某種程度上變得類似於魏瑪德國，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旨在穩定市場的貨幣政策，讓位於新冠疫情過後對美國不斷上升的債務負擔進行貨幣化。畢竟，只有三種方式可以擺脫債務——經濟增長、緊縮政策、印鈔。如果美國政府發售如此多的債務，以致美元開始貶值，那麼比特幣變成一種避風港資產是可以想象的。

當年，德國的貨幣貶值結局不佳。這突顯了比特幣繁榮的另一個方面。我們已從一個單極世界（美國是其中首屈一指的政治和經濟大國）進入一個新自由主義不再佔上風的世界；在這個新世界，支持自由貿易和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的共識不再存在。我們所處的世界很可能將會有兩極、甚至三極：美國、歐洲、中國。中國已經發出信號表明它希望降低對美國金融體系的依賴度，減少購買美國國債，並推出自己的數位貨幣。

在這樣一個世界，很容易想象美元將繼續是主要的儲備貨幣，而人民幣和歐元逐漸成為更重要的儲值手段。但是人們也可以想象，相比政府發行的法定貨幣，能夠輕鬆跨越國界的加密貨幣將會具有一些優勢。眼下，儘管人員和貨物的流動可能在受到更多制約，但數字貿易和訊息流動仍在增長。

加密貨幣倡導者——包括特斯拉(Tesla)的埃隆•馬斯克(Elon Musk)、Facebook的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Twitter的傑克•多爾西(Jack Dorsey)等科技公司領導者——相信，數位貨幣更適合這個更為多極化的世界。它們基本上不受監管，因此較少受制於政治力量。就像大型技術平台最近把特朗普趕出社交媒體、從而展示其力量一樣，可以想象，比特幣可能會超脫於新世界秩序可能催生的任何貨幣民族主義之上。

加密貨幣會成為新的黃金、被用來對沖一個不斷變化的世界嗎？科技巨頭們的共識，會不會被證明比華盛頓共識或北京共識更加強大？也許如此。但是主權國家也可能會採取行動來規範這一生存威脅。在美國，財政部長葉倫(Janet Yellen)已經提出了未來加密貨幣監管的議題。

20世紀初，人們不清楚在數百家汽車製造商中，哪幾家會贏得取代馬車的競爭。如今，誰知道比特幣、以太坊(ethereum)、diem（Facebook支持的加密貨幣），抑或一些尚未發明的數位貨幣會不會在長期勝出？就目前而言，最好將比特幣繁榮視為煤礦中的金絲雀。

比特幣是數位資產，沒有什麼類似於股票或大宗商品之類的基本面可供分析。其價格從幾個美分到幾萬美元，哪個水平是「合理」的？現如今，如果認為比特幣價格過高或許被嘲笑，因為比特幣自始就可被視為「泡沫」；如果宣稱其將暴跌，便涉嫌扮演市場先知，甚會招致攻伐；如果篤定其將再沖高，自然會收穫一眾擁躉，與其如此，不如直接用腳去投票吧。

僅僅基於交易價格來討論比特幣的市場價值、地位甚或其走勢，不僅片面，甚或可以說並沒有什麼實際意義。把資產價格飆高解釋為資產泡沫或虛擬性質，同藉著價格飆升而大談特談其未來價值甚或信仰取向一樣，這些說法本身就是某種「泡沫」……

從2020年交易市場整體表現來看，比特幣呈現出高換手、高波動率的特徵，也可用來說明比特幣市場正從散戶和大戶市場轉向機構市場的過渡階段特徵，也說明這個市場還遠未成熟。從比特幣的持有結構和交易結構來看，其距離較為充分與成熟的交易還差得很遠。

資產結構比資產總量更值得關注

作為資產，比特幣市場價格是由邊際交易價格來標示的。邊際交易價格飆升，往往被直接解讀為比特幣資產總量的價值飆升。如果比特幣大多為機構而非個人所持有的話，持有機構的帳面資產將因市場交易的價格上漲而大漲，從而提高整個經濟體系的流動性，比特幣對經濟體系的影響就會極速放大。

去年秋天以來，美國有關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有關數位資產的監管政策，諸如銀行託管、信用卡聯通，等等，可以說，這些措施大大拉抬了比特幣的行情。今年二月，特斯拉購入15億美元的比特幣，類似標誌性的事件，無疑直接推升了市場情勢。

只有大量的機構投資者買進比特幣，那些巨額持有者才會選擇有序減持套現。簡單說，比特幣的價格最終是由巨額持有者的持有存量決定的，並非由現實的邊際交易量所決定的。沒有足夠買盤，就無法喚醒巨量的賣盤。正是因為現實交易量並不大，即便價格不斷拉新高，但是存量盤還是耐心滿滿。

比特幣總市值突破1兆美元，無疑激起市場的投資熱情，但還不等於滿滿的市場信心，換言之，這只會誘使少部分的存量拋出套現，不會明顯改變持有結構與交易結構。

究竟需要投入多少銀行貨幣，才能實現比特幣的全流通？

比特幣彷彿是一巨大的「冰蓋」，需要一定的「暖•流」才能使其完全融化併流通開去。所謂的「冰蓋」是指巨額的比特幣存量盤；所謂的「暖」是指交易價格的攀高，所謂的「流」是指銀行法幣的買盤。起決定作用的是，以銀行貨幣支付的買盤量。買盤夠大，存量盤才回漸次套現，價格夠高，買盤才會維持住。比特幣交易本是一個買方市場，但是，賣方的「耐心」或「團結」才是一個值得玩味與研究的現象。

一定是受到某種共同因素的作用，才使得巨量持有者之間自覺不自覺地保持著「默契」。根本來說，他們缺乏足夠的變現壓力，或許反而存在套現的風險……因此，即便價格一路攀高，也沒有出現爭相套現離場的局面。在市場交易結構方面，既有的比特幣交易體系也更傾向於維繫住高頻、高換手率、高波動率，而又有限容量的交易局面，因為市場的極速擴容交易往往意味著相應的回縮。

現而今，沒有任何一個資產市場呈現出類似於比特幣市場交易的狀況，也就是說，沒有任何一個資產交易市場經歷了如此劇烈的價格波動和飆升而不出現市場危機的。換言之，比特幣資產交易危機只能出現在一個方向上，就是巨額存量的拋盤套現的漫壓，一旦出現，根本不會有充足的銀行貨幣接盤。

然而，當價格不斷走高，拋壓就會持續強化，特别是機構持有者增多後，其將放大高頻交易量，增加波動性，這無疑增加了交易市場的脆弱性。緩解這種脆弱性的有效途徑在於，擴大比特幣的支付功能，諸如以比特幣購買特斯拉，以及聯通訊用卡消費支出等。然而，這只是緩解，亦即起到了部分分流的作用，並非是在源頭上有效地加以克服。如果考慮到比特幣因價格高企而出現的拆細安排，情況恐將更為複雜。

比特幣是否正在成為一頭灰犀牛？

如果比特幣的巨額存量主體作為永凍冰而不融化的話，那麼，邊際交易價格高企或劇烈波動所能帶來危機損失是局部的，甚或對整個經濟體系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如果巨額存量不再是永凍冰，而不斷融化、拆細，蔓延與滲透開來，或許迎合了一些中央銀行放水擴張的政策暖流，雖不致即刻掀起巨浪，但無疑深化了未來的金融動蕩。

美國經濟學家多恩布什在形容1994年的墨西哥經濟危機時說道，「經濟危機比你想象中要花更長時間才會到來，然而一旦到來，發生的速度比你想象中快得多。」

說到底，比特幣是否正在成為一頭灰犀牛？指的是，比特幣巨額存量套現對於整個社會經濟體系的影響，並非是比特幣自身存在什麼了不得的缺憾。正如鬱金香一樣，春夏花開似海，年年鮮艷欲滴，它可用不著去看荷蘭人是否愁容滿面……

在英國《金融時報》的視頻採訪中，蓋茲表示，雖然發達國家正處於經濟壓力之下，但有「充分」理由投入數百億美元用於支持製造和分發疫苗，讓最貧窮的國家也能獲得。

蓋茲認為，當在討論如何更簡單地防止疫情迴流時，可以提出一個既人道又符合自身利益的主張，即使富裕國家投入（GDP的）幾個百分點，也會是一筆明智的投資。

這名比爾及梅琳達•蓋茲基金會(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的聯席主席表示，每個人都在處理巨量的優先事項。而且，他們決定不在常規的財政約束下行動。

英國已向「流行病防範創新聯盟」(CEPI)開發新冠肺炎疫苗的項目資助2.5億英鎊。蓋茲基金會是CEPI的創建者之一。

加拿大、德國和挪威也在資助CEPI的疫苗研究，承諾資助的資金總額達6.9億美元。CEPI由多國政府、私營企業和慈善機構聯合成立，正在運行8個新冠肺炎疫苗的開發項目，它已緊急呼籲各方為這項研究提供20億美元資助。

雖然美國政府沒有直接資助CEPI的新冠肺炎疫苗項目，但它已對強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的疫苗研究投入近5億美元，並與Moderna達成一項數額未公開的協議。Moderna是與CEPI有新冠肺炎疫苗開發合作項目的公司之一。

在美國政府2.2兆美元的新冠刺激計劃中，還有270億美元被特定用於「強化各種挽救生命的能力，包括開發疫苗和關鍵物資的開發、採購和分配」。

這270億美元和與強生的協議意味著，美國政府對開發疫苗的資助金額達到其2019年GDP的0.13%。

私營部門方面，包括賽諾菲(Sanofi)、葛蘭素史克(GSK)、輝瑞(Pfizer)和英美煙草公司(British American Tobacco)在內的多家企業都在加緊開發新冠肺炎疫苗。德國生物科技集團BioNTech和CureVac也在研究潛在疫苗。

蓋茲表示，對於富裕國家而言，支持發展中國家抗擊新冠病毒至關重要。這些資金在幫助防止情況完全惡化、幫助防止一切分崩離析、幫助加快疫苗製造商的速度等方面的強大理由，將起到的作用。

蓋茲曾經警告稱，世界並沒有為抗擊高傳染性病毒做好準備。他告訴英國《金融時報》，新冠肺炎危機將會帶來教訓，各國在未來會準備更充分。

他也提到，由於未能做好準備，我們付出了額外的數兆美元，經過這件事，毫無疑問，人們會有所準備。因為病毒首當其衝影響了富裕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