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首季GDP季增年率為-4.8％，是金融海嘯以來的最大減幅。美國商業部指出，受到疫情影響，政府自3月起實施「外出禁止令」（stay-at-home orders），企業和教育部門取消了多項實體活動，改採遠端方式維繫正常營運與教學。另一方面，儘管美國民眾的可支配所得持續增加，但消費者購買行為受到疫情與防疫政策的壓抑出現停滯，其中又以與汽車相關的耐久財消費，以及「住宿餐飲」和「娛樂」等服務消費支出減少最多，是導致GDP大幅下滑的主因。

而歐洲則因為區域各國採取社交距離和封鎖措施，導致企業營運出現困難，失業人數也急遽攀升，根據歐盟統計局資料，歐盟和歐元區首季GDP分別年減2.7％和3.3％，衰退幅度也寫下2009年以來的新低，個別國家則以法國、西班牙和義大利的受創程度最為慘重。

中國經濟產業概況

過去五年中國首季GDP平均年增率為6.8％，而今年首季GDP變化率雖然也是6.8％，但符號由正轉負，增減幅度一來一往高達13.6個百分點，顯見中國經濟正遭遇疫情的猛烈重擊。倘若進一步分析個別行業的GDP變化，僅有「資訊傳輸、軟體與資訊技術服務業」及「金融業」GDP維持正成長，其中資訊相關服務業成長幅度達13.2％，凸顯疫情期間能夠打破地理空間限制的服務提供者反而成為疫情逆風下的最大贏家，反觀住宿餐飲、批發零售、建築、交通運輸等高度仰賴「接觸經濟」的行業則難以倖免，相關行業首季GDP皆較去年同期銳減至少一成以上。值得一提的是，受到封城停工措施最直接影響的製造業，首季GDP下滑10.2％，緊縮程度雖不若服務業，但卻已造成全球製造業供應鏈秩序大亂。而由於行業產出遭逢重創，連帶使得就業情勢亮起紅燈，據統計，中國2月份城鎮失業率為6.2％，創下歷史新高，相較於去年底失業率雖僅增加1個百分點，但這意味著過去兩個月有近500萬人失去工作，加以數個月後又將迎來畢業求職旺季，預估將有逾800萬名應屆畢業生進入職場求職，在當前景氣內外皆冷的情況下，中國今年勞動市場所面臨的壓力可見一斑。

臺灣產業概況與前景挑戰

日前主計總處公布我國今年首季GDP年增率為1.54％，表現優於前述三大經濟體，也優於鄰近的韓國。但值得留意的是，以往穩定貢獻經濟成長的民間消費，出現十年來僅見的負成長，疫情同樣正給我國產業經營帶來嚴峻考驗。受民間消費減少最直接影響的行業當屬零售業和住宿餐飲業，3月份整體零售業營業額較去年同期減少3.4％，其中百貨公司和免稅店的衰退幅度更高達二成以上，其他如服飾和家用器具等行業，業績也都呈現雙位數下降。此外，3月份餐飲業營業額創下史上最大跌幅，較去年同期減少21％，而近期也有多家指標性旅館業者決定歇業或結束營業。

另一個與經濟成長息息相關的是出口。儘管今年首季我國出口表現尚稱穩健，然綜觀當前國際經濟情勢，恐將給主要貢獻我國出口成長的製造業產銷前景帶來挑戰。

首先是油價。相較於去年三大國際原油現貨價格每桶均價約61美元，今年4月份原油均價每桶僅剩20美元，價格下跌逾65％。油價下跌看似有利廠商的採購成本，但它可能使得相關產品的中下游業者出現採購遞延，且另一個更大的衝擊在於產品報價。以石化業為例，現階段上游業者除面臨原油庫存跌價損失之外，石油腦所煉製的衍生產品也面臨降價壓力。以乙稀為例，去年4月乙稀價格每公噸約900美元，今年4月已跌至350美元，跌價幅度逾56％，石化產品作為許多產品的基礎原料，價格下跌不僅將影響行業產銷，同時亦將侵蝕廠商的報價與獲利能力。

其次是需求銳減。如前所述，此次疫情已使各國消費出現停滯，終端需求力道下滑傳遞至供給端，將進一步拖累各國對於消費品及生產所需的原物料、中間財和設備的進口需求，可以預期的是，今年我國鋼鐵、汽車零組件、工具機等產品產銷將可能受阻。在資訊電子業方面，最近外界常引用台灣有台積電這座護國神山來論證台灣經濟體質的強韌性，確實，今年主要國家皆卯足全力進行5G基建，與5G題材相關的供應鏈業者皆可能受惠，然就消費性電子而言，目前各國景氣存在極大的下行風險，消費者在經濟前景不明的情況下，對於終端產品的購置與換機意願可能不若以往，對相關供應鏈業者而言，往年新品問世所帶動的出貨效應能否順利重演，猶待觀察。

國際經濟情勢瞬息萬變，在疫情持續蔓延的此刻，產業經營和對抗病毒一樣，都是一場輕忽不得的漫長考驗，政府與業者們要提高警覺。

首先是實體經濟。原來混亂的起因是對中國經濟放緩的擔憂。1月4日，中國12月份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出乎意料地出現惡化，市場心理陷入冷卻。

其次是政府力量。為遏制股票拋售而於1月4日實施的「熔斷」機制已被迫暫停實施。其原因是因擔憂失去賣出機會而陷入焦慮的投資者爭先恐後進行拋售，産生了相反效果。

最後是政策的可預見性。1月7日，中國人民銀行（央行）將作為人民幣交易基準的「中間價」比前一日下調了0.5％以上。中國一直強調人民幣不存在持續貶值的基礎，卻容忍人民幣貶值，令投資者感到吃驚。

看到這些情況，資金已開始流出中國。

難以控制的全球市場

中國看起來過於相信「市場能進行管理」。中國自1980年以後，轉向了市場經濟，但以前的計劃經濟仍在發揮影響。有觀點認為如今主權財富基金等「國家隊」正在買入股票，以支撐股價。

但中國難以控制全球市場。世界第2大經濟體的混亂甚至讓地球另一端的美國華爾街感到震驚。在1月的世界經濟論壇年會（達沃斯會議）上，對中國的不滿和要求或許將爆發。

全球市場參與者希望中國採取的行動是長期的結構改革，並非治標不治本的市場刺激對策。新加坡投資公司阿曼達（音譯）投資管理董事長、曾擔任該國政府下屬投資公司GIC首席投資官的黃國松未雨綢繆，表示不管好壞，都在做好應對中國企業破産的準備。

伴隨痛苦的「僵屍企業」的退出

受雷曼危機後的4萬億元經濟刺激對策的推動，企業過度增加了設備和債務。如果效率低下的「僵屍企業」的經營陷入困難，並從市場退出，國家整體的生産效率將提高，增長力也將隨之提高。

但中國政府面臨著進退兩難的局面。改革將伴隨著痛苦，正如同90年代之後的日本所經歷的那樣，由於經濟泡沫破裂，企業陷入倒閉，不得不削減債務和實施裁員。但是中國與日本不同，在積累財富之前就迎來了轉捩點，因此不管是經濟層面，還是社會層面抗衝擊能力都比較弱。

如果淘汰僵屍企業，失業人數將增加，消費將出現下滑。結果將導致「從投資到消費」這一經濟結構的轉變無法推進。因此，政府採取「壽命延長對策」讓低效企業繼續生存，導致衝擊的岩漿不斷累積。

不僅如此。還有出動財政來創造需求的手段，但是這可能導致過剩設備進一步增加。還有實施貨幣寬鬆這一手段，但是可能導致泡沫的出現和破裂，這是房地産和股市剛剛經歷過的。最終或許只有巧妙使用所有手段。市場的混亂顯示出中國今後將繼續面臨走鋼絲般的政策運營。

政府也清楚課題的困難程度。在市場陷入混亂的背景下，習近平主席在重慶視察時強調創新。李克強總理在山西省省會太原市視察時提出抑製鋼鐵和煤炭的産能增加，推進老舊設備的關停淘汰。習近平和李克強的發言釋放出這樣的信號，那就是淘汰僵屍企業。通過創新來打造成長引擎，緩和衝擊。

中國的鋼鐵和煤炭相關股票受上述消息帶動，迅速上漲。不過此次或許是「國家隊」的購買構成了支撐。力爭實現軟著陸的中國政府值得信任，市場容易預見政府下一步的舉措，實體經濟出現改善跡象，繼而全球資金將回歸中國。

英國皇家國際問題研究所主席吉姆．歐尼爾說，中國深入挖掘14億人口大市場的潛力，不僅將為中國經濟重振提供動力，也將為世界經濟復甦作出重要項獻。

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顧清揚則指出，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是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關係。中國國內循環系統的穩定有利於全球經濟循環的穩定。參與國際循環有助於中國企業進行全球化布局，也為國內經濟循環提供外部動力，創造更多機遇。

馬來西亞新亞洲戰略研究中心理事長許慶琦表示，習近平針對新形勢提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將降低疫情給中國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同時促進世界經濟的復甦和增加。

習近平在會議中也提到，在當前保護主議上升、世界經濟低迷、全球市場萎縮的外部環境下，中國必須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透過繁榮國內經濟、暢通國內大循環為中國經濟發展增添動力，帶動世界經濟復甦。

近年來，中國經濟加速從出口導向轉向內需驅動為主。錨定“內循環”，中國有巨大內需優勢如下：擁有14億人口和全球最大規模中等收入群體；消費連續6年成為經濟增長第一拉動力；2019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首次超過40萬億人民幣；2019年人均國民總收入首次突破1萬美元大關等。面對疫情衝擊，中國政府精準施策，以“六穩”“六保”穩住經濟基本盤，二季度GDP同比增長3.2%。受益於中國經濟復甦和消費反彈，不少外企在華銷售業績亮眼。

據《華爾街日報》網站報導，美國運動休閒品牌Skechers今年二季度銷售總額同比下降42%，但在中國市場實現11.5%的增長；特斯拉公司第二季度實現盈利1.04億美元，中國市場表現良好是關鍵。中國成為不少美國公司的“避難所”。

聯合國貿發會議資深經濟事務官員梁國勇指出，中國謀劃的新發展格局，包含應對逆全球化趨勢以及貿易投資保護主義的政策考量。中國的超大規模市場既是中國企業的機遇，也是跨國公司的機遇。

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代理所長阿列克謝．馬斯洛夫認為，中國經濟新發展格局，將為中國市場注入更多流動性，並在全球範圍推動生產／消費活動的恢復和繁榮。

習近平說，面向未來，要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加快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大力推進科技創新及其他各方面創新，加快推進數字經濟、智能製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與產業，形成更多新的增長點、增長極，著力打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個環節，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在培育新形勢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近年來，中國數字經濟、新材料、新基建等新興產業發展迅猛，走出了一波新行情。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數據顯示，預計2020年工業互聯網產業經濟增加值將達到3.1萬億元；2020年至2025年，中國5G商用直接帶動的經濟總產出將達10.6萬億元。

從深耕中國數字化工廠、智慧城市市場多年的西門子，到將海外首個科創中心落戶中國的特斯拉；從瑞士ABB集團在上海打造機器人“未來工廠”，到跨國藥企賽諾菲在中國設立“互聯網+醫療健康”數字化創新平台……越來越多的外國公司投身中國新興產業的發展大潮。

英國國家經濟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毛旭新指出，疫情過後，數字化將推動新型全球化發展，中國推進數字經濟等新基建領域建設，不僅有助於中國經濟抵禦外部衝擊，實現轉型升級，也將為全球可持續增長注入新動力。

瑞士經濟協會首席經濟學家魯道夫．明施認為，在產品和服務創新方面，中國企業展現出的高效率和快速成長，將為眾多跨國合作伙伴提供新機遇。

習近平針對新發展格局目標，清楚表明開放合作的中國立場。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絕不是關起門來封閉運行，而是透過發揮內需潛力，使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聯通，更好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現更加強勁可持續的發展。從長遠看，經濟全球化仍是歷史潮流，和國分工合作、互利共贏是長期趨勢。

他表示，中國要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堅持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加強科技領域開放合作，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今年以來，儘管受到疫情衝擊，中國擴大開放堅定不移：《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正式公佈；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再次“瘦身”；廣交會首次整體搬上“雲端”；第三屆進博會“境外雲招商”熱火朝天……與此同時，巴斯夫、寶馬、大眾集團等眾多企業持續擴大在華投資，成為中國開放大門越開越大的有力見證。

更好聯通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一帶一路”是重要的合作平台。今年上半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實現較快增長，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同比增長19.4%；中歐班列運送貨物同比增長41%，連續4個月屢創新高。疫情之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貿易的逆勢增長，展現促進“雙循環”的廣闊空間。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沒有與世隔絕的孤島。立足當下，面向未來，中國新發展格局必將更好暢通內外、推動共贏共享，為世界經濟復甦繁榮貢獻正能量。

英國皇家國際問題研究所主席吉姆．歐尼爾說，中國深入挖掘14億人口大市場的潛力，不僅將為中國經濟重振提供動力，也將為世界經濟復甦作出重要項獻。

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顧清揚則指出，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是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關係。中國國內循環系統的穩定有利於全球經濟循環的穩定。參與國際循環有助於中國企業進行全球化布局，也為國內經濟循環提供外部動力，創造更多機遇。

馬來西亞新亞洲戰略研究中心理事長許慶琦表示，習近平針對新形勢提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將降低疫情給中國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同時促進世界經濟的復甦和增加。

習近平在會議中也提到，在當前保護主議上升、世界經濟低迷、全球市場萎縮的外部環境下，中國必須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透過繁榮國內經濟、暢通國內大循環為中國經濟發展增添動力，帶動世界經濟復甦。

近年來，中國經濟加速從出口導向轉向內需驅動為主。錨定“內循環”，中國有巨大內需優勢如下：擁有14億人口和全球最大規模中等收入群體；消費連續6年成為經濟增長第一拉動力；2019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首次超過40萬億人民幣；2019年人均國民總收入首次突破1萬美元大關等。面對疫情衝擊，中國政府精準施策，以“六穩”“六保”穩住經濟基本盤，二季度GDP同比增長3.2%。受益於中國經濟復甦和消費反彈，不少外企在華銷售業績亮眼。

據《華爾街日報》網站報導，美國運動休閒品牌Skechers今年二季度銷售總額同比下降42%，但在中國市場實現11.5%的增長；特斯拉公司第二季度實現盈利1.04億美元，中國市場表現良好是關鍵。中國成為不少美國公司的“避難所”。

聯合國貿發會議資深經濟事務官員梁國勇指出，中國謀劃的新發展格局，包含應對逆全球化趨勢以及貿易投資保護主義的政策考量。中國的超大規模市場既是中國企業的機遇，也是跨國公司的機遇。

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代理所長阿列克謝．馬斯洛夫認為，中國經濟新發展格局，將為中國市場注入更多流動性，並在全球範圍推動生產／消費活動的恢復和繁榮。

習近平說，面向未來，要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加快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大力推進科技創新及其他各方面創新，加快推進數字經濟、智能製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與產業，形成更多新的增長點、增長極，著力打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個環節，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在培育新形勢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近年來，中國數字經濟、新材料、新基建等新興產業發展迅猛，走出了一波新行情。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數據顯示，預計2020年工業互聯網產業經濟增加值將達到3.1萬億元；2020年至2025年，中國5G商用直接帶動的經濟總產出將達10.6萬億元。

從深耕中國數字化工廠、智慧城市市場多年的西門子，到將海外首個科創中心落戶中國的特斯拉；從瑞士ABB集團在上海打造機器人“未來工廠”，到跨國藥企賽諾菲在中國設立“互聯網+醫療健康”數字化創新平台……越來越多的外國公司投身中國新興產業的發展大潮。

英國國家經濟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毛旭新指出，疫情過後，數字化將推動新型全球化發展，中國推進數字經濟等新基建領域建設，不僅有助於中國經濟抵禦外部衝擊，實現轉型升級，也將為全球可持續增長注入新動力。

瑞士經濟協會首席經濟學家魯道夫．明施認為，在產品和服務創新方面，中國企業展現出的高效率和快速成長，將為眾多跨國合作伙伴提供新機遇。

習近平針對新發展格局目標，清楚表明開放合作的中國立場。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絕不是關起門來封閉運行，而是透過發揮內需潛力，使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聯通，更好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現更加強勁可持續的發展。從長遠看，經濟全球化仍是歷史潮流，和國分工合作、互利共贏是長期趨勢。

他表示，中國要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堅持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加強科技領域開放合作，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今年以來，儘管受到疫情衝擊，中國擴大開放堅定不移：《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正式公佈；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再次“瘦身”；廣交會首次整體搬上“雲端”；第三屆進博會“境外雲招商”熱火朝天……與此同時，巴斯夫、寶馬、大眾集團等眾多企業持續擴大在華投資，成為中國開放大門越開越大的有力見證。

更好聯通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一帶一路”是重要的合作平台。今年上半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實現較快增長，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同比增長19.4%；中歐班列運送貨物同比增長41%，連續4個月屢創新高。疫情之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貿易的逆勢增長，展現促進“雙循環”的廣闊空間。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沒有與世隔絕的孤島。立足當下，面向未來，中國新發展格局必將更好暢通內外、推動共贏共享，為世界經濟復甦繁榮貢獻正能量。

財政赤字增至3倍

在拋售美元佔優勢的風險偏好上升這一趨勢的背後，經濟基本面的異變浮出水面。日本經濟新聞和日本經濟研究中心根據經常項目收支等指標計算的理論值「日經均衡匯率」4～6月為1美元兌103.70日元。美元相比同一期間的實際匯率（107.50日元）貶值。

均衡匯率與1～3月的105.70日元相比進一步轉為美元貶值。在實際利率的差距和進出口價格比等數個計算條件中，對新冠疫情後的美元貶值影響尤其明顯的是政府債務的擴大。

美國的經濟對策的規模達到3萬億美元，高於日本的1.7萬億美元和德國的1.5萬億美元等。日本多為無息貸款等不伴隨眼前財政支出的支援，而美國則接連推出擴大失業救濟等措施，存在支出膨脹的一面。

美國財政赤字在截至9月底的1年裏增至3倍，達到逾3萬億美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美國2020年的赤字額與國內生産總值（GDP）之比達到18.7％。與歐元區的10.1％和日本的14.2％相比惡化明顯。

此外，擁有貿易赤字等經常項目赤字這一點也與日本等國有所不同。包括服務在內的美國貿易赤字8月為670億美元，逼近歷史新高，汽車等進口增長，但出口乏力，國內的儲蓄減少。

美元將貶值35％？

財政支撐內需、進口增加的局面與1980年代相似。當時由於雷根政權下的大規模減稅，內需趨於過熱，貿易摩擦加強，發展為糾正美元升值的「廣場協議」。

即使是1980年代中期，財政赤字與GDP之比也僅為約5％，貿易赤字僅為1％左右。目前的不均衡明顯更為突出。即使參照財政收支和經常項目收支的「雙重赤字」這一美國的結構性問題的歷史，新冠疫情的衝擊仍稱得上顯著。

「美元在世界範圍內最被高估」，美國耶魯大學的史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預測美元的有效匯率到2021年底將貶值35％。理由仍然是「雙重赤字」的擴大，與匯率理論值的美元貶值因素相通。

美國面臨疫情反彈，維持財政在支撐經濟方面發揮巨大作用的局面。拜登宣佈自己在大選中獲勝，但拜登的經濟對策即使只有一部分實現，財政赤字都將進一步增加，美元貶值壓力進一步加強。日本花旗證券的高島修表示，目前「美元再次進入長期貶值趨勢」。

川普不喜歡強勢美元的路線，即使拜登執政也不會改變。這種看法也在市場上蔓延。被認為最有可能出任下一任財政部部長的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FRB）前主席珍妮特·葉倫最近也開始提倡推進財政刺激和貨幣寬鬆。「美元的貶值才剛剛開始」，史蒂芬·羅奇的説法聽起來未必誇張。

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後藤達也 紐約、南毅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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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半導體產業為例，美國為解決晶片短缺問題，計畫擴大在美製造晶片。同時美國國防部負責研發軍用高科技的行政機構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DARPA）提出「電子復興計畫」四個新重點：設計與安全、3D異質整合、新興材料和元件、專用功能。並在4月召開的美日峰會上，強調兩國將共同尋求建立分散式的供應鏈體制，降低對特定區域的依賴，包括台灣及中國。

對中國而言，隨著美中科技戰拉長戰線，在「十四五」實施期間將面臨幾個面向的挑戰。首先，美對中的制裁措施，已導致部分跨國企業將生產基地移出中國、並對投資卻步，將鬆動本土的產業供應鏈生態。其次，中國對新興產業人才的缺乏將更顯著，儘管美國在相關的人才等制裁，可能導致部分陸籍研發與高階人才回流中國，但整體而言，美國採取技術管制，將限制中國在新興技術領域爭取國際合作的機會，不利運用國際高階人才，進而減緩中國新興產業自主供應鏈的進展。此外，政策引導基金地方政策性色彩過強，可能導致更多趕熱潮導致的爛尾工程，形成資源浪費。因此，在2021年中國政府發布最新的五年規劃—「十四五」規劃中，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主張需仰賴內需市場，降低對美系技術的依賴。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預判十四五時期，中國政府將對創新發展進行三面向之系統部署作法，以強化產業自主創新，自主標準建置、新興人才培育為發展重點：

第一，強化科研技術與產業自主創新：針對「卡脖子技術」領域如半導體、AI人工智慧、生醫及關鍵設備，力求自主掌握關鍵核心技術。從國家急迫需要和長遠需求出發，集中優勢資源針對關鍵零組件和基礎材料，支持發展第三代半導體，目標實現產業不受制於人。以半導體產業為例，將加速建立半導體自主產業鏈，對於成熟製程將力求供應鏈去美化，中芯和上游的半導體設備廠建設國產化產線，並擴大成熟製程的生產能力。

第二，以自有標準支撐中國自主產業鏈：由2020年所公布全國標準化工作要點中可見其端倪，對內與國家重大戰略對接，不放棄走向自主創新的企圖，同時對外與國際化標準互動對接。將鎖定構建新一代資訊技術和生物技術標準體系，如物聯網、大數據、5G、AI人工智慧、新型智慧城市等重點領域，呼應科技產業布局的領域，並配合標準帶動中國產業鏈的自主發展。

三、部署前瞻領域及迫切所需人才：包括制度機制面的改革，人才的引進培養政策、人才評價制度、收益激勵分配機制等一系列改革。更針對前瞻領域及迫切所需人才進行部署，建置前瞻技術的「未來技術學院」、關鍵需求技術的「現代產業學院」。

總體而言，可以預判中國未來在新興技術或戰略性產業領域，不論是主動或被動，都將弱化美中過往產業的上下游合作關係。因此，台灣面對美中皆想改變供應鏈結構與重組，及中國科技自立自強下美中科技陣營二元化，未來在新興科技的布局上，台廠需要有更多資源去提供不同系統的產品和服務，例如：5G通訊系統、衛星導航等可能成為兩套體系，分別由中國與美國主導，台廠評估自身的企業規模、技術能力、目標市場、上下游供應鏈等要素，去選擇「左右逢源」或「選邊站」。

此外，為了確保在敏感產業與國際策略夥伴對台的信賴關係，台廠須先盤點自身的供應鏈安全性，思考如何透過管理體系和信賴科技之發展，向國際宣示與台灣合作不會影響韌性，投入前必須區隔不同國籍品牌客戶的供應鏈，以避免政治風險。

從人力資本視角看中印經濟差異作者：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 方睿哲 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執行副院長 劉勝軍字號背景評論打印電郵收藏騰訊微博新浪微博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對“龍”（中國）與“象”（印度）的比較是學術界的熱門話題。作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中印的經濟發展幾乎在同一時間起步：印度（1947）、中國（1949）。 然而，兩國經濟發展的軌跡卻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出現了明顯的變化和轉折。1980年，中國GDP按2000年的美元價值計算為1830億美元，只比印度的1580億美元高15%。而三十年後的2010年，中國的GDP總量達到了3.25萬億美元，幾乎是印度（9,630億美元）的3.5倍。
導致兩國經濟發展軌跡上的巨大差距，很大程度上來自於政府的管理水平。中國有一個更加具有決斷力和執行能力的政府，它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官僚程序的拖累，制定出以促進經濟發展為核心的政策，並以最高的效率落實到位。基礎設施建設的高速發展以及更加開放的貿易及投資政策，不僅使中國吸引到了更大份額的外商投資（FDI），且自身的製造業發展及出口也分別是印度的八倍和六倍。
毫無疑問，上述解釋是有道理的。然而，我們同樣不要忽略了另外一個基礎因素的影響：人力資本。這一因素，從一開始就註定了中國經濟的騰飛。
新中國成立的頭三十年（1949-1979）, 留給人們最深印象的，可能只有那些錯誤，甚至是具有災難性的政策，比如“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然而，我們同樣不可以否認，在這一階段，中國的領導層也在竭盡所能地推動城鄉經濟的同步發展，促使“公平”二字的實現。事實上，為了早日達成這一目標，中國政府在教育事業和醫療服務的投入可謂空前。

1980：中國的人才優勢被較弱的實體經濟所掩蓋
1980年，中國的GDP總量與印度相差無幾，甚至在人均GDP上中國還落後於印度，但就人力資本的發展程度而言，中國還是具有明顯優勢的。這種差距盡管在現階段有縮小的態勢，但總體差距依然十分明顯。
首先，中國有一個更大的受教育人口總量，人口識字率比印度高了25個百分點。印度自獨立後，在這一指標的發展上，不容樂觀（雖然從12% 提高到了40.8%）。而且，中國“識字率”標準為“可以閱讀1500個常用字”。這一標準，遠遠高於印度所規定的“可以簽署自己的名字和閱讀新聞標題”。
中國自古以來就十分重視教育的發展。從幾千年前的封建時期開始，中國的“科舉”制度，就成為了一個公平選拔人才的平臺。許多農村地區的考生，僅因在科舉考試中的優異表現，就能一舉獲得提拔，擔任朝廷要職。
而印度，從1947年獲得獨立之後，對於教育的重視和投入，就遠不及同時期的中國。直到最近的這十年裡，印度才將發展教育定為了一項重要國策。其2009年通過的《教育法案》，主要內容包括了加大對於高校教育的資金投入等，即是其在邁往正確道路的第一步。
其次，1980年的中國，擁有著一個更加“健康”的人口群體。無論使用何種醫療指標的測量方法，結果均顯示了中國人口的健康程度遠遠好於印度，且這一態勢一直延續至今 。導致這一結果的因素主要來源於中國對於醫療事業的大筆資金投入，尤其是其“全民醫保”概念的推進，使得農村地區的人口可以通過當地村鎮醫院，及時就醫。在人均醫療保障費用的支出上，中國和印度之間的差距在擴大。在2008年，中國人均醫療保障費用的支出為265美金，而印度僅為122美金。同時，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就反映醫療設施投入的一項重要指標上的數據來看，在2011年，中國每1000名人口所對應的醫院床位為四張，而印度僅為一張。第三，相比於印度，中國在促進性別平等的事業上，取得了更大的成效。毛澤東主席曾說過：“婦女能頂半邊天”。因此，在中國，女人被鼓勵加入軍隊以及平等地參與各項社會工作。根據世界銀行1990年的數據顯示，在適合工作的年齡段里（15-64），79%的婦女積極參與社會工作。而在印度，同時期的這一數據僅為37%。這樣的差距持續到了20年後的今天。中國在由世界經濟論壇所發布的性別報告中，排名第61位，在促進性別平等這一議題上取得的成績甚至優於同處亞洲地區的發達國家，比如日本（第98位）和韓國（第107位）。考慮到中國的傳統文化及在過去兩千多年封建統治束縛下女性地位之低下，這一成就的取得顯得尤為珍貴。
最後一點，中國社會的“等級觀念”，不及印度之強烈。中國人的姓氏大約有一百多個，而這些姓氏之間是不存在高低之分的。你很難通過一個的姓氏，區分此人的社會地位。而在印度，姓氏常常成為區分一個人社會地位高低，種姓貴賤的一大重要符號。此外，中國的窮人們常常秉持著這樣一個信念：教育改變出生。通過教育和勤奮的工作，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及生活質量，將會得以提高。而這一理念，激發著他們不斷進取，從而成為了中國經濟騰飛的一大引擎。印度盡管從1947年獨立之後，在種姓制度的解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進步。但其根深蒂固的社會等級觀念，仍舊成為了其經濟發展的一大重要阻力。
總而言之，中國經濟兩次奇跡騰飛（1980年和2010年）的種子，早在過去的三十年裡，就已在普及教育、保障醫療、促進性別平等以及消除社會階層等各項事業中，深深埋下。
2012：中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不足被高速發展的經濟及龐大的中產階級所掩蓋

當前中國的經濟實力無疑是強大的，其人均GDP（根據購買力平價計算）已經接近世界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但我們同樣要警惕中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切不可被高速發展的經濟本身，矇蔽了雙眼。
首先，套用中國總理溫家寶在2007年調研時說的一句話：中國經濟目前的發展模式是“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總理之所以這麽說，主要是指中國經濟的發展過分依賴投資（2004至2009年的GDP增長中41.2%來自於投資的貢獻，而印度僅為31.5%）。同時，凈出口比重占據GDP總量的8.6%（印度僅為0.1%），且內需嚴重不足(僅占有50.3%，而印度則為68.6%) 。 自從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投資幾乎占到了中國GDP總量的50%。
同時，為了追求高速的GDP增長，地方政府過分依賴於資源密集型的低附加值製造業，使得經濟的發展以犧牲環境、容忍企業的污染行為作為代價。一項由世界銀行和中國政府在2007年共同展開的研究顯示，由於空氣及水的污染所導致的成本，占據了中國GDP的5.8%。
第二，中國人口結構的不平衡性。由於計劃生育政策的引進，中國人的年齡中值為35.5歲，而印度僅為26.2歲。中國人常常說的一句話是：工業化國家是先富後老，而中國則是未富先老。在2006年，70%的中國人口處於15至59歲的年齡段內，而到了2050年，這一數據預計會下降到52% 。 當然，這一現象所導致的後果也並非完全負面 ：人力資源的短缺和相應成本的上升，將會推進生產力效率及創新水平的提高。而對於印度而言，過於年輕化的人口特徵既有可能是“福”（前提是經濟體制的改革以及對於醫療教育的大筆投入，卓有成效。隨之而來的經濟的增長帶來大量的就業機會），也有可能是禍 （如果經濟發展遭遇瓶頸，失業率居高不下，那麽這樣的群體很有可能導致社會動盪）。第三，許多行業里，比如高等教育，醫療以及金融機構，私有經濟形式的缺乏扼殺了經濟又好又快且具有創新性的發展。比如高等教育，盡管在大學毛入學率的比例上，中國（23%）高於印度（13.8%），但其畢業學生的質量，卻遠遠落後於印度。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私立高校吸收了印度52%的大學生（2006年數據） ，而這一比例在中國不到20% （2008年數據）。據麥肯錫2005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印度25%的工程專業畢業生一畢業就能擁有工作，而這一比例在中國僅為10%。
在中國，僅有4%的私立醫療服務機構，而印度為79% 。並且，這些私立的醫療服務機構承擔了探索印度醫療體制創新的重任。中國也是一個“單純重視數量，卻不重視質量”的國家。盡管中國人每年所發表的科研論文是印度人的四倍，可根據愛思維爾文獻出版社的副總裁 Michiel Kolman的介紹，印度學者所發表論文的引用量遠遠多於中國學者 。類似的現象也出現在了專利領域。盡管中國專利數量是印度的十倍，可真正成為國際專利的只是其中極小的一部分。與此同時，中國在保護知識產權的工作方面，也飽受國際詬病。“盡管中國和印度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微軟的CEO史蒂夫•鮑爾默在2011年9月的一次談話上坦言，中國顯然需要更加努力，“在這個人人擁有個人電腦的年代，我們的操作系統在印度的零售總額，是中國的六倍”。另有研究者發現，美國大型的全球連鎖企業中，在其印度分支機構所能申請到的國際專利遠遠多於在其中國分支機構所能達到的數量 。蘭德研究所的報告因此總結到：“盡管印度有其自身的挑戰，特別是金融業發展的滯後，但印度在高端服務業上擁有很強競爭力，再加上其針對低收入消費者的創新，在未來的幾十年裡，印度都將在科學與技術領域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學習和借鑒
顯然，中印兩國都可以從對方的發展經驗上學到不少東西。而想要相互進步，前提則是看清對方何種經驗是正確的，是值得學習的。對於印度和其他想要復制中國經濟高速崛起的其他發展中國家而言，對於人力資源的大力投資都是保障未來經濟持續發展的一大重要因素。而與此同時，鼓勵私有經濟積極參與教育、醫療等多個領域的建設和發展，也是各國在制定經濟發展戰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項政策。

而中國，則需要新一波的改革來鼓勵私有經濟參與市場角逐，尤其是在教育、醫療及金融服務業等多個重點領域。目前，中國的領導層已經通過各種方式，放緩了經濟發展的速度，以求得高質量的經濟發展。同時，中國政府還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規及政策，包括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和擴大社會福利保障的範圍，以此擴大居民可支配性收入，從而拉動內需，擴大GDP總量中國內消費需求的比重。
（註：方睿哲 (S. Ramakrishna Velamuri)是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創業學教授、EMBA國際項目學術主任、管理學繫系主任，劉勝軍是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本文英文版發表於印度Smart Manager雜志，中文版由FT中文網發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本文編輯劉波bo.liu@ftchinese.com。）

18年前京都議定書通過的年代，中國大陸、印度經濟蓄勢待發，得以豁免於規範之外，而二氧化碳人均排放量最高的美國強權凌人，始終拒絕簽約。因此，京都議定書設定「2012年前把溫室氣體排放量降至比1990年少5％」的目標，在當初即被不少專家譏為陳義過高，在其後更被若干開發中國家斥為是已開發國家阻礙窮國進步的「陰謀」。

儘管《京都議定書》的支持者堅稱，萬事起頭難，減碳愛地球「先求有再求好」，但事實證明，由於開發中與已開發國家的發展需求大不同，對於環保減排的接受度與急迫感也差異甚大。上述兩大陣營的認知歧異與猜忌，終於在6年前的哥本哈根會議轉化為相罵本。

彼時美國引發的金融風暴正肆虐全球，而身肩世界工廠與市場的中國大陸則已非吳下阿蒙。偏偏在該次年會最後，以美國為首的工業化國家透過密室協商，企圖推動《哥本哈根協定》，降低自身的減排責任與金援義務，架空《京都議定書》，進而將更多的環保重擔轉嫁到開發中國家，結果引發中國為首的G77開發中國家陣營強烈反彈，終致《哥本哈根協定》胎死腹中。

到了2012年卡達COP18，眼見《京都議定書》無法如期達標，各國乃同意自翌年至2020年進入所謂《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但在COP18舉行前後，加拿大、日本、俄羅斯陸續宣布退出《京都議定書》。至此，《京都議定書》名存實亡。

從京都COP3到巴黎COP21，有著高度理想性的全球抗暖化運動，在現實面從未擺脫錢與權的拔河。自惡名昭彰的哥本哈根COP15之後，已開發與開發中國家繼續拉扯，終於在華沙COP19峰迴路轉，妥協出2020年之後的減碳新路徑，亦即邀請所有國家進行「國內準備」， 最遲於2015年的巴黎COP21前，提出「不影響法律本質的國家自定減量貢獻」（INDCs）。

雖然不少環團批評，允許各國自定減量貢獻（而非承諾），標準高低不一，根本是大開環保倒車，但鑒於過往的「承諾」無一兌現，越來越多務實者認為，如果各國願意先自掃門前雪，累積的「貢獻」或許會遠勝於空泛的「承諾」。

巴黎COP21之所以比以往值得期待，原因在於：一、頻繁的天候異常提高了各國的危機意識，目前已有153國提交INDCs，美、中、歐、俄、印、日等排放大國皆在其中，美中兩國更已於去年簽署雙邊減排協議。二、大國朝野正積極結合環保理念與產業商機，例如中國大陸在明年展開的《十三五規劃》，即將綠色環保納入發展策略，勢必牽動生產鏈的質量進化；又如美國首富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將斥資數十億美元從事潔淨能源科技的研發，也必將促進節能產業的升級發展。當理想化為生意經，誘因也就更加強大。

影響所及，台灣雖非UNFCCC締約國，向來也只能由工研院以非政府組織（NGO）身分，代表出席歷屆COP，卻不能無視於最新的減排訴求，主因很現實，那就是當綠色供應鏈成為時代潮流，倡議的美中歐等大國就算自己做不到，也會強勢要求供應商必須達標，以代工與出口立足的台商也必須跟著「綠化」，才能分得一羹。當然，更深刻的思考是，台灣作為地球的一分子，沒有理由不為「愛地球」盡一分心力。

至於行政院在9月間發布的台灣版INDCs：「203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為現況發展趨勢（BAU）減量50％，也等於比2005年排放水準再減20％」，是否自我要求過高以致窒礙難行？習慣了低廉水電環境的朝野，是否承擔得起節能減碳的成本高漲？這又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有待明年上台的新政府務實因應。

各國是否真的有心救地球？COP21將是一場關鍵的試煉。若各國最終簽成巴黎協定，未來還有漫長的實踐路要走。若各國代表們再度不歡而散，則正好坐實了本次會議東道主法國總統歐蘭德的警告：「人類是人類最大的敵人！」(工商時報)

對於經濟早發國家而言（如英國、德國），參與亞投行除了有外交利益的盤算之外，更具實質效益的是，藉由出資亞投行之籌設，有助於活用國家資金，協助國內廠商掌握亞洲基礎建設需求的龐大商機。

那麼，亞投行的潛在商機以及對全球經濟可能的效益為何？

衡諸過去區域發展經驗，地區基礎建設多以建立跨域經濟走廊而實現。透過增進交通連結，提升運輸效率，降低移動與交易成本，達到促進投資與活絡經濟的目的。亞洲經濟走廊的著名範例，首推「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機制」，它是由ADB於1992 年與「瀾滄江—湄公河」流域內的中國大陸、緬甸、寮國、泰國、柬埔寨、越南六個國家共同發起。在跨國交通運輸系統方面，則以「亞洲陸路交通基建發展計劃」為經典案例，涵蓋亞洲公路網、泛亞鐵路和促進陸路交通計劃。惟上述基礎建設計畫多存在融資缺口。

亞洲開發銀行研究所（ADBI）曾針對亞洲區域基礎設施需求規模進行推估，根據ADBI研究指出，ADB的32個開發中會員國家在2010至2020年為止，包含維護管理的基礎建設需求額達8.5兆美元，其中8.2兆美元是各國國內需求，0.3兆美元為跨國區域性基礎設施，平均年度投資需求額為747億美元，整體基礎設施的投資需求約占2010至2020年亞洲國家GDP的6.5％。

以地理區域來看，東亞及東南亞總投資需求5.4兆美元最高，其次為南亞2.3兆美元和中亞3,736億美元。在個別國家方面，以中國大陸基礎設施投資需求最高（4.3兆美元），印度次之（2.1兆美元）。其中，東南亞和中亞的主要基礎建設需求為「電力」，規模分別為3.1兆和1,670億美元，而南亞對於「運輸建設」的需求相對較高（1.2兆美元）。

基礎建設對總體經濟的正向效果已獲得廣泛證實，尤其對於發展程度較落後的國家來說，基礎建設完善與否更是影響中長期經濟發展的關鍵。倫敦帝國大學運輸研究中心曾針對交通基礎建設的經濟效益進行專案研究，研究結果指出，交通基礎建設投資對於提升整體國家生產力的效果，將因發展程度與投資項目而異。在歐洲國家，交通基礎建設投資對國家生產力的效果平均為3.9％，在美國平均為6.9％，在歐美以外國家的生產力提升效果平均為8.3％。以投資類型來看，「公路建設」的投資效益最高，其次為港口、鐵路和機場投資。

筆者曾以「亞洲公路網」為研究對象，利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亞洲公路網的經濟效益。根據模型評估結果顯示，公路建設投資確實有助於提振全球生產，對全球貿易量也有所助益。以國家別來看，亞洲多數國家（含台灣在內）不論就經濟成長率、進出口貿易量及貿易條件皆能獲得正向效益。換句話說，若亞投行能協助填補相關開發計畫的資金需求，將能改善區域內的運輸效率，進而對區域乃至全球經濟成長作出貢獻。

雖然亞投行籌設過程隱藏諸多複雜的國際政治角力，惟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大陸創設亞投行之舉措，已迫使全球多邊開發銀行(MDBs)啟動變革，同時點燃外界對於IMF對於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組成之檢討。

全球現在面臨有效需求不足的挑戰，許多國家所能使用的降息籌碼又所剩無幾。亞投行之籌設，或將成為提振全球景氣與生產力的機會之窗。對台灣而言，如何辨認趨勢、掌握商機，是當前積極參與區域經濟整合之際，也需要投以高度重視的關鍵工作。

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 2011 年計算中產階級佔全球人口的 13%。2019 年增長到近 18%，過去十年平均每年有 5 千萬人加入中等收入行列。但是去年一年疫情肆虐後，全球中產階級人數出現自 1990 年代以來首次萎縮。皮尤還估計，窮人或每天生活費不足 2 美元的人也增加 1.31 億。此外估計有 6,200 萬高收入人群或每天收入 50 美元或以上的人因疫情而陷入中產階層。

低收入國家與新興經濟體受影響最大。國際貨幣基金 (IMF) 認為，今年之後發達經濟體受到病毒影響的程度將降低，但是低收入國家和新興市場遭受的衝擊更大，與 2009 年相比，當時富裕國家受到比較大的打擊。競爭優勢與劣勢者會出現更大的分歧。彭博經濟學家表示，雖然美國和中國經濟開始 V 形復甦帶動全球經濟重燃，但整體來看，先進市場和新興市場，或是產業巨頭與較小的競爭對手，以及高技能和低技能勞工之間會出現很大的分歧，這個疤痕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治愈。

經濟學家認為，未來仍然有很多不確定性，疫情之後消費者支出反彈可能只是短暫現象； 對工作機會的另外一項隱憂是，由於需要保護工人和客戶免受疾病傳播，這場危機加速製造業和服務業中機器人的使用，雖然激發人們對恢復生產力增長的希望，但數以百萬計的工作機會將面臨一個問號，即在此過程中是否會創造足夠的新工作機會。

世界銀行 (World Bank) 也很悲觀，報告指出，如 2009 年經濟衰退後那樣，由政策刺激和被壓抑的需求推動的反彈可能是短暫的。此外，在有記錄以來最快和最廣泛的債務積累浪潮十年之後，公共和私營部門債務激增，使得全球經濟在刺激措施取消後容易受到金融市場突然中斷的影響。世界銀行認為，全球增長將出現令人失望的十年 ，估計到 2025 年全球產量將比疫情前低 5%，對通膨預測也反指標，2000 年代通貨膨脹率已從前十年的 3.3% 降至 2.5%，而未來十年通貨膨脹增長率將近一步降至 2% 以下。

石齊平指出，必須看到季辛吉撰寫此文的背景是：一、疫情在全球快速擴散，極有可能釀成全球大災難；二、歐美尤其是美國已成重災區；三、作為疫情最早發源地的中國已基本控制了疫情，並在盡力向世界許多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援。而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全球範圍內出現了兩個動作，一是Ｇ20元首舉行了視訊峰會，但顯然是一堆空話，沒有任何實際動作；二是中美兩國元首舉行了電話峰會，中方不計前嫌，擱下了疫情爆發初期美國各種隔岸觀火、冷嘲熱諷甚至落井下石的言行，主動提議兩國攜手合作，共同對抗疫情，並也在實際行動上對重災區的紐約提供了醫療援助，但美方除了改口不再稱「武漢肺炎」，並無根本改變各種對中國之不友好的言行。這即是季辛吉所看到的形勢。相信季辛吉也甚至預見到了順著這樣的形勢發展下去，美國不但將遭到重大傷害與損失，並有可能將世界領導地位拱手讓出。

季氏對美國當局的苦口婆心能否奏效，至少就目前看來，機會並不很大，這樣的態勢如果持續，很有可能改變中國對對抗全球疫情的態度與政策。

石齊平更表示，迄目前為止，中國的思維與對策是：在已有能力「獨善其身」之後，勉力再進一步「兼善天下」。然而如果中國發現或評估：一、兼善不易。在缺乏國際合作、步調難以一致下，效果根本無從發揮；二、甚至在西方對中國的偏見難改，中國的各種善意行動反而招致譏諷惡評下，中方極有可能調整現行政策，暫緩「兼善天下」的作為，而更多地專注「獨善其身」。

對中國而言，就獨善其身而言，的確還有許多必須傾全力以赴的工作，一是復工復產要積極到位，根據三月最新的數據顯示，相關指標均較預期為佳，說明中國經濟對外依賴度已低，有能力通過自體循環穩住經濟；其次，盡洪荒之力開發疫苗，為中國成為全球領導者爭取最大機會；再其次，為中國在後新冠時代的全球戰略進行超前部署。

至於兼善天下部分，則化主動為被動。當然，對於「一帶一路」參與國則另當別論，以示互惠。

最後，季辛吉能否說服川普，姑不置論，但他對後新冠時代世界局勢的研判，應該說還是很有洞察力的。

彭博資訊報導，台灣目前面臨公衛緊急事件，可能擾亂主力產業的半導體業，從而進一步威脅已緊繃的全球供應。根據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李光章日前的說法，如果台灣沒能取得疫苗，疫情控制不住，會有「後勤問題」。

然而，迴避從中國大陸採購疫苗，並提出警示說，若無法從其他地區採購到足夠疫苗將出現更多片晶片短缺，台灣政府是在提供更多誘因，鼓勵全球大型經濟體加強投資，長期下來可能侵蝕台灣在半導體領域的競爭優勢。

此一困境說明，在美中緊中關係之下，台灣具戰略性卻又脆弱的地位。去年底開始的全球晶片短缺，衝擊到從汽車到電玩遊戲在內的許多產業，似乎給台灣帶來全球影響力。台積電是全球尖端半導體的領先生產商，在晶圓代工領域的市占率高達56%，擁有蘋果和高通等客戶。

但台灣最近命運逆轉。疫情復發之際又值乾旱引發停電，加劇經濟不確定性，導致台股大跌。此外，美歐日等國紛紛對半導體供應鏈的戰略性質提高警惕，尋求增加國內生產，台灣因為占據尖端晶片市場主導地位而獲得的地緣政治影響力，可能勢微。

全球最大晶片製造商、矽谷的英特爾公司（Intel）執行長基辛格（Pat Gelsinger）受訪時說：「我認為我們太依賴台灣和南韓，這是重點，我們需要一個更加平衡的全球供應鏈。」 他表示，美國和歐洲應該「更積極採取行動」，以因應亞洲領先半導體製造的「不平衡」現象，這些半導體大多在西方消費。

此外，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本月說，儘管拜登政府與台灣和台積電合力解決晶片短缺問題，但也正想方設法要降低美國對台灣的依賴。台積電正要到美國設廠。

還有部分華府人士認為，透過技術轉讓，台灣可能成為中國大陸的後門。共和黨籍議員Michael McCaul和Tom Cotton，呼籲與拜登政府與台北多加聯繫，「以減輕台灣企業向有疑慮企業提供服務和技術的風險」，他們指涉的是與解放軍有關的大陸國營企業。

華府預計投入大約500億美元，扶植美國本土半導體供應鏈。歐洲和南韓也誓言挹注更多資金加強國內半導生產。台灣已逐減感受到壓力。

台灣正草擬新的出口管制，限制特定技術做軍事用途，收緊對中國大陸的出口，並提高違反規定的罰金。此前，世芯因華盛頓郵報報導，供貨給與解放軍有關的飛騰，股價重挫。世芯表示，所有飛騰項目均已經喊停。

台灣勞動部並下令禁止刊登中國大陸職缺廣告，或協助招募半導體工程師前往大陸，違者最重可罰500萬元。民進黨立委趙天麟等人並考慮修法，重罰經濟間諜罪，最高可判無期徒刑。趙天麟表示，「台灣必須贏得合作夥伴的信任，協助防範中國大陸靠偷來的技術建立供應鏈」。

這些是否足以緩解華盛頓的擔憂，等美國總統拜登公布對半導體供應鏈的評論，情況可能比較明朗。100天的審查期將於6月4日屆滿。目前已知兩黨都支持設立美國晶片製造業，台灣被盯上了。

德州共和黨籍參議員John Cornyn本月在參議院發言說：「台灣在半導體製造業占主導地位，而實體上由一家公司，台積電，控制了市場。」

在本月的停電之後，台灣的產業永續問題也受到質疑，關注焦點是環境因素，包括缺水，以及對用電量大晶片廠的未來電力供應的不確定性。

台灣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劉佩真表示，台灣可能克服疫情，以及水電短缺的問題，展現出「台灣的公司仍能滿足全球需求，大部分產品在台製造沒有問題」。

短期重點是取得疫苗，很可能來自歐洲和美國。奧勒岡州立大學全球衛生中心主任紀駿輝說，「台灣有許多政客敦促政府以晶片換疫苗」，儘管政府沒有力推，「但如果美國關心台積電的晶片供貨，美國就有提供台灣疫苗的誘因」。

在投書中，這四大組織的領導人指出，從新冠疫情爆發一年多以來，儘管相應的疫苗已在去年12月開始施打，但從全球的視野來看，卻呈現疫苗分配嚴重不公的現象。這些歐美富國除了在各自的國家優先施打疫苗；同時也卯起來囤積，基至阻擾、限制疫苗出口，使窮國與富國之間有關新冠疫苗的分配存有「危險的差距」。

除了為難以取得救命疫苗的窮國人發聲，投書並指出不公平的疫苗生產與分配，其實也有可能導致變種病毒的出現，進而在世界各地引爆新一波的疫情。因而強調如果不能結束這場大流行危機，也將無法讓全球經濟復甦。

有關這份「對公平分配疫苗和戰勝大流行疫情的新承諾」投書，選擇在此時由四大國際組織的負責人聯名提出，自然是寄望於預定在6月11至13日召開的G7峰會期間，與會的全球七大富國領導人，能夠做出正面回應，讓全球民眾都能接種新冠疫苗。

進一步檢視此份投書，並非要求藥廠無償提供疫苗讓窮國窮民也有機會接種。而是由IMF設定計畫，以及與WHO、WB的協調，籌措500億美元以協助開發中國家更快結束疫情，以加速經濟復甦的腳步。而之所以出此「下策」乃是有鑒於美國總統拜登在5月初，曾經倡議應暫免新冠疫苗的專利，以便各國可以合法量產全面開打。結果第一時間就引發各跨國大藥廠及國際研發新藥聯盟的公開反對，而被認為是曲高和寡！

各國生技研發、製造廠商的反對即便言之成理，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自然也難掩飾相關產研系統想要壟斷疫苗生產、藉機大發疫情橫財的私心。

正因為有這樣的前車之鑒，全球四大組織為了敦促富國能夠公平分配疫苗，因此只好轉而寄望於馬上要舉行的G7峰會，能夠扮演化解僵局的解鈴人。

然而，此次的G7峰會，除了要面對四大組織臨時插花提出的有關公平分配疫苗的議題，其實本來就要面對一個更複雜、難解的議題，也就是由美國拋出的建議實施全球15％最低企業稅方案。

有關設立全球企業最低稅制的倡議，其本意是要杜絕跨國企業為了逃避稅負，而間接助長了包括開曼群島、維京群島等「避稅天堂」模式所引發的產業間不公平競爭與各國財稅損失漏洞等流弊。但是要杜絕此一「破口」，即便是G7已有初步共識，但後續仍有賴預計於10月底舉行的G20峰會才可能敲定。而更理想的，自然是能夠成為舉世各國的共識決，同步採行全球性的最低企業稅制。

然而，要讓最低企業稅制能夠全面實施，就像要生技產研體系同意降低甚或取消疫苗專利年限所面對的反彈，全球最低企業稅制一旦實施，除了將對既有的「避稅天堂」帶來直接的衝擊，其他採取降稅優惠的經濟體，也可能面對招商引資的困擾。而如果未能預為防杜，則可以預見一旦全球統一實施最低企業稅制，最終還是要面對不同經濟體基於本位利益考量所可能採取的變通對策，最終則是讓跨國企業還是有鑽漏洞、避稅負的運作空間！

把確保疫苗能夠公平分配，和設立全球最低企業稅制這兩個不同領域的議題兜在一起，乍看之下似乎有點風馬牛不相及。但其實它所牽涉的，乃是整體公平性和既得利益之間的競合課題。沒有錯，疫苗產研與富國如果只在意於自掃門前雪及發疫苗財，卻無視於疫情持續乃至於變種病毒所帶來的對經濟復甦的風險，最終則可能陷入覆巢之下無完卵的困境。同樣的全球最低企業稅制能否順利啟動，也是對建構公平競爭新經濟體制的一大考驗。G7峰會如果還是只從富國本位利益考量，則這種短視私利的心態，就是比新冠病毒更恐怖且無藥可醫的世人共業了！

根據香港01報導，習近平在會上發表題為《深化金磚夥伴關係　開闢更加光明未來》的講話。習近平指出，金磚合作契合五國發展需要，順應歷史發展大勢。儘管五國國情不同，但對夥伴關係，對繁榮發展追求是共同的。所以能夠超越差異與分歧，努力實現互利共贏。當前世界格局深刻複雜變化，金磚合作顯得更加重要。習近平指，人民希望我們攜手促進發展，國際社會期待我們維護世界和平，應該全面深化金磚夥伴關係，開啟第二個金色10年。而其他四國領導人祖馬、特梅爾、普京及莫迪也發表講話，各國領導人積極評價廈門會晤，一致同意落實好會晤達成的各項成果，推動金磚合作不斷向前發現。與會領導人表示，將支持南非做好明年金磚國家主席國工作。另會晤發表《金磚國家領導人廈門宣言》。

而這場會議之後，帶來合種成果?

根據英國BBC中文網的觀察，三天會議後，中國宣佈在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投入五億美元, 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應對饑荒、難民、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等議題。另外，中國設立首期八千萬美元的經濟和科技合作計劃，並向新開發銀行捐贈四百萬美元。

對比「一帶一路」計劃及金磚國家合作項目，中國投入的資金差距不少。

就以2015年成立的新開發銀行為例，創始基金為500億美元，由五國均分。"一帶一路"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法定資本是1000億美元。根據新華社報道，中方認繳額近300億美元。

英國BBC中文網訪問到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學院主任蘇利文(Jonathan Sullivan)認為，"一帶一路"與金磚國家合作機制不一樣。"這是首個由中國領導的全球計劃、願景。'一帶一路'的野心與重要性令金磚失色。"不過，這並不代表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對中國不再重要。蘇利文說: "無論是言辭上及實際上，中國一直是發展中國家的支持者……中國強調自己發展中國家的狀態，所以金磚對中國來說是有用的媒介。""中國一直偏好多邊主義，尤其是在中國擁有最大的聲音的組織中。"蘇利文認為，中國崛起，有與美國鼎足而立之勢，而金磚國家等多邊組織有助模糊化這個趨勢。"雖然中國對美國衰退的論述感到興奮，北京沒有人會希望與美國發生如冷戰般的衝突。所以中國繼續堅持多邊主義，是有用的。"

至於在會前令人注目的中印衝突，在會後也產生變化。

根據英國BBC中文網報導，五國領導人在《廈門宣言》中提及恐怖主義，並首次點名多個在巴基斯坦的恐怖組織"虔誠軍"、 "穆罕默德軍"、 "巴基斯坦塔利班運動"等等。印度媒體形容為印度外交的勝利——尤其是中國與印度宿敵巴基斯坦關係密切。四川西華師範大學印度研究中心主任龍興春對BBC中文說，名單把地區的主要恐怖組織都羅列進去，是妥協達成的結果。他認為這對緩和中印關係有一定作用，不過中國卻不可能完全滿足印度的需求。"金磚國家而言，以前的議程當中沒有反恐這一項。巴西、南非那麼遠，跟印度、中國在反恐上沒有面對共同、相似的威脅。""這個議題是印度一直在推的，這的確是體現了印度外交上的一個勝利。""印度的目標可能是想把巴基斯坦列為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這點是做不到的。"他指出，針對中國的東突也在名單上，是各方合作的結果。在洞郎對峙後，與習近平首次會面的印度總理莫迪說，印度與中國不應視對方為對手，合作該是兩國關係主要特徵。習近平則指，健康穩定的中印關係符合兩國人民根本利益。

參考來源:香港01、英國BBC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