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投資者為美聯儲(Fed)可能何時上調短期利率爭論不休時，本周將在美國懷俄明州召開會議的全球央行官員可能會討論，如果未來經濟衰退迫使他們逆轉貨幣政策，他們該怎麽辦。

政策制定者將在傑克遜霍爾(Jackson Hole)避暑山莊召開會議，此時各界正在擔心全球各央行抗擊衰退的火力薄弱，各國當局可能需要徹底改變帶領本國渡過經濟周期的策略。

上周，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San Francisco Fed)行長約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提出的改革想法，對央行界的部分基本假設構成挑戰。其中一條建議是，設定更高的通脹目標，以使央行在衰退來襲時擁有更大的迴旋餘地。

威廉姆斯並不是呼籲短期內改變通脹目標，但是他提出該建議的原因是顯而易見的。距離金融危機爆發已經8年之久，盡管推出了空前規模的貨幣刺激，很多領先經濟體仍然徘徊於乏善可陳的經濟增長率和低迷的通脹。在利率處於或接近下限的情況下，幾乎不存在進一步降息來刺激增長的空間。

“這場辯論實際是關於下次衰退以及我們擁有多少政策空間抵禦衰退，”美聯儲前副主席、現就職於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唐納德•科恩(Donald Kohn)表示，“我們確實需要進一步反思央行有多大的寬松政策空間。”

政策制定者感到惴惴不安是因為，證據顯示所謂的中性利率（經濟以趨勢增長率增長、通脹穩定時的利率）陷在嚴重偏低水平。造成中性利率下降的可能原因包括：微弱的生產率增長、人口老齡化、以及全球儲蓄過剩。這種現象已經在許多大型經濟體出現，其中包括美國、加拿大、歐元區和英國。

在中性利率極低的情況下，央行對經濟的影響力也會縮水。它們可以通過上調政策利率抑制經濟活動，但是卻沒什麽空間通過降息刺激經濟。俄勒岡大學(University of Oregon)的經濟學教授蒂姆•杜伊(Tim Duy)表示：“央行似乎缺乏引導經濟活動的必要能力。”

央行官員堅稱，他們擁有比一些人所聲稱的更多的工具。在歐洲和日本，央行正在試驗負利率以及資產購買計劃，尋找進一步放寬貨幣的方式。英國央行(BoE)受到英國退歐的刺激，以降息和新的資產購買計劃推出了刺激措施。

美聯儲最近一份報告認為，相比央行能夠不受零利率下限的限制、在負值區間任意下調利率的假想情況，同時採取降息、資產購買和前瞻性指引的措施可能更加有效。

然而，以更高通脹率為目標的吸引力在於，它意味著更高的較長期利率，因此可以在衰退襲來時擁有更多的降息火力。前美聯儲經濟學家、現在就職於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約瑟夫•加尼翁(Joseph Gagnon)表示，這種理念的時代已經到來。

“如果你在通脹率處於4%、而非2%的情況下進入衰退，那麽整個利率結構都會更高，”他說。

然而，科恩認為，上調通脹目標不是“穩操勝券”的政策變動。例如，把通脹目標調至3%，需要就該目標是否滿足美聯儲規定中有關價格穩定的定義“與國會進行非常嚴肅的對話”。

此外，相關代價可能難以量化。前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及保羅•沃克爾(Paul Volcker)曾經把價格穩定定義為家庭和企業無需關註通脹的通脹水平。“2%或許接近極限，但是3%可能就太高了，”他說。

如果上調了通脹目標，那麽央行將需要向市場證明，它確實有能力推動物價加速上漲，直至實現新目標。如果未能實現通脹目標，將有損央行的信譽。

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在未來出現衰退時，財政部門、而不是央行需要挑起更多重任。例如，杜伊支持上調通脹目標或名義國內生產總值(GDP)目標，但是他還表示，美國需要在預算計劃中加入新的“自動穩定器”，在衰退時支撐經濟。

問題是，會在衰退到來時加大預算赤字的提議，在持懷疑態度的共和黨議員面前很可能失敗，就像允許央行上調通脹目標的提議一樣。

目前，央行家正在討論的開創性想法可能仍將被困在理論領域。

儘管從奧巴馬到默克爾，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到美聯儲主席，從索羅斯到眾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投票前夕都異口同聲警示英國“脫歐”的嚴峻後果。但這些西方社會主流精英已經徹底失去了基層民眾的信任，再多的理性說服與柔情呼喚，都勸阻不了心意已決的“疑歐”選民。

一個英國兩個世界

英國脫歐公投結果揭曉之後，許多西方主流媒體評論都責怪那些支援脫歐的選民不理性，認為他們根本不理解脫歐議題的複雜性，僅僅是被民粹派政治人物誤導。看來，歐美社會主流精英真的與基層民眾脫節太久，他們事前無法預見公投的結果，事後仍無法理解“疑歐”選民的心思。

英國脫歐公投給予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一次重擊，這個右派思潮在上世紀90年代席捲全球，成為加速全球化與區域整合的指導思想。歷史的逆轉經常以極具諷刺的形式出現。英國是孕育新自由主義的發源地，三十多年之後卻是由英國民眾首先發難阻擋經濟一體化趨勢，柴契爾夫人若是地下有知，一定難以瞑目。

有三層因素激發英國民眾選擇脫歐。淺層因素是歐洲的長期經濟衰退，難民與非法移民問題侵門踏戶，以及“伊斯蘭國”恐怖主義分子趁機而入；中層因素是歐盟體制設計的先天缺陷，以及過去十年成員國擴張過於快速；而深層因素則是全球化與經濟一體化帶來的利益與風險分配極度不均，讓所有歐洲國家都面臨社會裂解不斷加深的危機。

其結果是，一個英國分裂成兩個社會。一半的人擁抱歐洲一體化，另一半的人未享其利卻先蒙其害。在倫敦金融區上班的專業人士，享有優越的待遇與分紅，可以盡情享受倫敦多彩多姿的文化生活與異國美食，並充分利用歐洲一體化帶來的便捷與商機。

眾多中低層白領勞工卻被不斷飆漲的高物價與高房價壓得喘不過氣，他們被排擠到距離市中心一個半小時車程距離的遠郊，每天要搭乘又慢、又舊、常發生事故、票價又不斷飆漲的火車，上下班的交通支出平均高達上班族月薪的17％。幾條鐵路都是在柴契爾時代全面民營化，私營鐵路公司只想拉高投資回報率，完全無心于更新設備或確保軌道安全。

歐盟作為超主權管轄體制的一場巨型制度實驗，本來就成敗難料。歐盟架構為成員提供單一市場、統一貨幣、勞工自由移動、基本人權規範、生產與消費環節以及環保領域的大量統一立法，但是財稅權、金融監管，以及各類執法權仍歸各國所有。將傳統主權國家的職能進行這樣的分割，並無先例可循。

1991年馬斯特里赫特條約（Treaty on European Union,亦即“歐洲聯盟條約”）簽署之初，僅適用於共同體十二個原始會員國，其中德、法、英、荷四國為歐盟初期運作的成功奠定基石。這四國經濟體系健全，工資水準差距不大，有深厚的法治傳統，不需要強大的外部約束，即可自覺維持財政紀律與金融秩序。只有體質較弱的西班牙與葡萄牙需要西歐拉抬與布魯塞爾的督促。

2002年歐元上路，兩年內就在國際貨幣體系內坐穩全球第二大儲備貨幣的寶座。歐盟實驗初期的成功，讓歐州政治領袖對於體制設計過於自信。

會員國體質落差大

從2005年開始，歐盟快速擴張，吸納了大量的南歐與東歐國家。但是，多數新會員國的勞動生產力水準與西歐差距懸殊、財政紀律不佳、金融監管鬆弛。在歐元幣值信用與歐洲央行隱性擔保的大傘掩護下，這些國家一度享受到借貸成本大幅降低，投資遊資大量湧入的甜頭。結果是消費信用急速擴張，資產泡沫加速膨脹。等到次貸危機爆發，金融海嘯降臨，體制設計的缺陷就暴露無遺。

歐債危機激化了成員國之間，以及各國內部的矛盾。期待債務減免的南歐與堅持維護債權的西歐之間衝突不斷。經濟長期衰退也讓歐盟財政紀律規範難以執行，生硬追求財政平衡，反而導致經濟收縮變本加厲。尤其在被迫進行財政緊縮的國家，反歐與脫歐的聲浪節節升高。

會員國之間，生產力成長速度始終存在嚴重落差，導致歐洲內部結構性經濟失衡問題愈來愈嚴重。德國產業競爭力一枝獨秀，長期獨享巨額貿易順差，撐高了歐元的匯率，卻嚴重壓縮其他國家的潛在成長率。在全球經濟放緩之際，柏林仍一直堅持實施保守財政政策，更不斷加大歐元地區通貨緊縮壓力。

移民議題激化反歐

在各國失業率普遍攀高之際，東歐移民不再受到西歐歡迎；當北非與中東難民大量湧現時，開放邊境政策更飽受質疑；最後，一連串的恐怖主義襲擊事件更讓反移民的情緒瀕臨失控。

英國脫歐意味著過去三十多年全球化的進行方向與遊戲規則都將被迫修正，弱勢群體的需求必須得到更好的照顧。在大西洋彼岸，特朗普的排外主張與孤立主義傾向已經讓西歐國家膽顫心驚；在英倫海峽對岸，長期高舉脫歐大旗的法國國民陣線躍躍欲試；在不少中歐與南歐國家，“脫歐”勢力也蠢蠢欲動，歐洲的夢魘正要開始。

歐洲要擔心的還不僅僅是歐盟可能解體的夢魘。隨著歐洲原住人口不斷老化與萎縮，而穆斯林裔居民人口數卻快速成長，帶來層出不窮的歐洲世俗化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之融合難題，讓人開始擔心，歐洲文明本身的存續都可能成為問題。

日本野村總合研究所首席研究員辜朝明指出，全球陷入「量化寬鬆（QE）陷阱」，美國即使經濟改善也不敢輕易升息，未來數年，全球金融市場將持續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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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朝明說，全球許多企業仍處於「資產負債表衰退」，致力於減輕債務，不願意借錢。即使利率再寬鬆，企業也不願意借錢。因此，政府只好擔負起借錢及花錢的責任，以財政政策來刺激經濟。在美國、日本、歐洲都是如此，尤其日本企業更已經長達15年不願借錢。

不過，辜朝明認為，在台灣就不同。台灣利率雖然下滑，但還不致於負利率，企業也願意借錢，因此，在這個階段，他不建議台灣的政府借太多錢。當然，如果有自償計畫，成本低，不致造成政府太大的財政負擔，這樣的計畫就仍然可以進行。

美國在金融海嘯時房市崩盤，也造成資產負債表衰退。台灣的房價也在下滑，辜朝明指出，台灣房價緩跌是好事，因為如果房價太高，不利年輕人買房，年輕人就會失去工作的動力；但如果房價急跌，又會像美、日一樣，導致資產負債表衰退。

在經濟方面，辜朝明擔心，我們已落入QE陷阱。美國經濟表現佳，尤其商業房地產市場更已回到2008年金融海嘯前的榮景，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應該要升息。然而，Fed一升息，金融市場又會重演今年元月的大震盪，即使Fed多次提出前瞻指引或預警，市場仍然下跌。因此，何時升息與如何升息，是Fed的巨大挑戰。

辜朝明認為，長痛不如短痛。Fed今年應該要升息，否則拖到明年才升息，泡沫只會愈來愈大，問題只會愈來愈嚴重，對美國與全球都會有不良影響。

美國總統大選民主、共和兩黨全代會結束，兩黨在諸多政策上針鋒相對，唯一的共識是都反對自由貿易及「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華爾街日報指出，今年美國總統的選戰恐將對TPP造成「致命一擊」。

共和黨參選人川普一早就立場鮮明地反對TPP，認為所有的自由貿易協定對美國造成的影響都是弊大於利，最大的弊，是貿易對手尤其是像中國一樣的發展中國家大量地剝奪了美國人的就業機會。至於民主黨參選人希拉蕊政治立場一向較偏向資本家及大企業，受華爾街堅定支持，一開始並不反對TPP，但在黨內競爭時受到對手桑德斯的巨大挑戰，不得不調整立場轉為反對TPP。

自上世紀二戰結束以來，美國從來就是自由貿易、自由投資或全球化的鼓吹者及推動者，美國參與並主導的1944年布列敦森林體制，推動設立了WTO（世貿組織）、WB（世界銀行）及IMF（國際貨幣基金），即是全球化的經典之作。全球化的大浪潮雖然一度因WTO的「多哈回合」談判遇挫，但各國旋即改變方式，紛紛採取雙邊或多邊自貿協定迂迴前進，本質上仍不脫全球化精神，而在整個全球化進程中，無疑美國即是最大受益者之一。最大受益者的美國何以突然翻轉立場，開始批判及反對全球化，甚至拿一個美國卯足全力主導已成形的TPP作為祭旗？這其中原委就必須從「TPP經濟學」及「TPP政治學」談起了。

就經濟學原理而言，全球化及自由貿易是建立在「比較利益（優勢）法則」之上的，意指每一個國家在某些領域都具有其生產上的相對優勢，每個國家分別在其相對優勢的領域生產，然後彼此再進行交換，必將使全球的經濟總產出增加，所以全球化及自由貿易帶來的是全球福利的增進。就經濟學來說，這樣的邏輯完全正確，然而這樣的推理與結論，一旦用之於現實世界就不免走樣──如果缺乏了必要的配套條件的話。

現實世界的運作結果可分兩方面來看。先就每一個參與全球化的個別國家而言，其內部產業就會因是否具有相對優勢而出現有些產業受益，有些產業受損的情況，這時各國政府就應該預為之謀，建立一套「利益重分配」體制，把參與全球化之後增加的總利益，進行重分配，將受益者的一部分受益轉讓給受損者，使眾人均可獲益，這套機制如何建立，如何運作，就是「全球化政治學」的內涵之一。

其次，另一方面，參與全球化的所有國家，也將因每一個國家是否具備有較強的核心競爭力，而出現獲益多，獲益少，甚至還不排除竟然是益不抵損的情況。換言之，全球化理論可以保證全球總產出增加，但並不保證個別參與國必然得利，於是，這就需要一個區域性的或全球性的「利益重分配體制」了，缺乏這樣的配套，某些國家就會發現參與的結果是益不抵損而決定退出。最近英國決定「脫歐」，也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這是「全球化政治學」的另一內涵。

現在可以看到，在美國主導及眾多國家紛紛參與下，歷經了半個多世紀的區域化與全球化，雖然在全球總產出或部分國家總產出上出現比較明顯的增長，但由於無論在各國之內及國際之間，迄今尚未建立好相關的政治性配套機制，所以近年來終於開始出現了反彈，小至於台灣的太陽花運動及香港的反中行動，大至於早些年在中東、北非的茉莉花革命，及最近的英國脫歐及美國兩黨一致的反悔TPP，看來，類此現象還會繼續出現，甚至不排除愈演愈烈。

對台灣而言，高度期待有機會參與的TPP，若因美國反悔抽身而無緣的話，也不足惜，因為還可其他機會，重要的是，台灣一定要找到或培育出自己的核心競爭力；盡早建構好全球化下的「利益重分配」機制。否則，全球化對台灣是福是禍並不確定。

為因應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行政院會昨日通過《藥事法》、《郵政法》等相關法案。不過因TPP主導國美國總統大選的兩黨候選人均未表態支持，為此一國際矚目的巨型自由貿易協定（FTA）何時能實施，投下變數。

TPP如果真的延宕，將是全球經貿整合與自由化浪潮的一大挫敗，筆者判斷TPP最終應不致步上胎死腹中一途，我國更應把握時機制訂產業因應對策；因應TPP的變數，政府推動的新南向政策亦應反映未來區域整合的可能變局，在研擬具體方案與配套措施後，盡快上路。

TPP自今年2月簽署後，須待會員國各自完成國內批准程序後，始能生效實施，未料迄今不僅美國因總統大選及部分民意反彈，為TPP前途投下變數，日本原預計在4月間進行國會審查，亦因發生熊本地震宣布延至秋天召開臨時國會進行審查。

由於TPP的生效要件規定至少需要6國完成批准，且其合計GDP應占12國GDP之85%以上，因此美、日任一國延宕批准程序，均將拖累TPP生效。雖然目前國際間多不看好TPP前途，但TPP畢竟為美、日經貿布局的大戰略，攸關重大國家利益，再加上過去美國與南韓洽簽FTA時，亦因選舉等政治因素導致美韓FTA延宕多時，因此TPP雖極可能延後生效，但不致胎死腹中。

TPP延宕亦將牽動區域整合情勢，如中國大陸原不欲TPP順利上路，可能將重啟2014年力推的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倡議，及更積極推動一帶一路戰略；以東協為核心所進行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談判亦可能放緩腳步。

TPP延宕亦顯示高品質、全面性自由化的市場「賣相」不佳，這與開發中國家逐漸興起的貿易保護主義氛圍吻合，也意味我國企業拓展國際市場將更加艱苦。

新政府上任後提出加入TPP與新南向政策兩大對外經貿策略，前者與過去馬總統時代的決策一致，後者則奠基於我國與東南亞長期以來的緊密經貿合作關係。面對TPP生效生變，我國沒有觀望的本錢，反更應掌握時機，對於TPP實質內容與加入後的產業因應與調整對策等，進行深入的評估與產業對話，以累積更充足的民意，作為未來加入TPP談判的後盾。

在此同時，由於我國競爭對手中國大陸、日本、南韓等早已深耕東南亞、南亞市場，亦與東協、印度等簽署FTA，政府更應盡快完成新南向政策的完整政策規畫與配套措施，以協助我企業改善南向遭逢的貿易、投資障礙，及掌握當地政經、法律情勢與風險分析。總結來說，TPP前途可能多變，新南向政策更需盡快上路。

政黨輪替新政府上台考驗多，兩岸走向冷卻期，台灣在區域經貿關係的經營步步為營。中經院台灣WTO及RTA中心副執行長李淳表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對台灣都相當重要，在兩岸關係中，TPP對台灣來說是逃生門，RCEP則是特效藥。

由本報與上海社會科學院共同主辦、華南金控與上海第一財經日報協辦的「第三屆兩岸自由貿易論壇」，23日將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行，李淳將出席論壇，並在其中一場次「從TPP—RCEP看兩岸區域經貿合作展望」中擔任與談人。

李淳昨〈19〉日接受本報專訪時指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以美國為首，12個會員國占全球GDP37%，高於歐盟28國的23%，TPP12個國家更占台灣一年出口金額的33%；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則以中國大陸為首，16個國家占台灣出口高達六成，兩者對台灣的對外經貿關係都相當重要。

李淳進一步說，新政府要拓展區域經貿，兩者兼具是最佳藍圖，TPP有利台灣的長期競爭力，而RCEP則是短期就會對台灣有影響，前者治本後者治標。但由於政黨輪替、新政府剛上台，兩岸對話平台受限，因此兩岸關係走進了冷卻期，中國大陸也需要思考他的態度和走向。

在兩岸關係進入冷卻期的現況下，以價值利益來平衡，李淳認為，TPP對於台灣的區域經貿發展較有利，主要因為RCEP許多國家也加入TPP，加上近年台灣對大陸依存度下降，且TPP以美國為首，若美國同意其他國也會跟著支持，因此認為較有利台灣區域經貿。

同時，TPP也算是台灣的逃生門。李淳進一步解釋說，不論誰執政，若台灣沒有加入RCEP，政府只能創造一些有利條件在全球找尋對話平台，因此若台灣加入TPP，不只有利台灣經貿，也增加一些籌碼有利兩岸的對話，成為台灣經貿版圖受限下的一扇逃生門。

西方世界這波民粹主義浪潮造成了英國退歐，還可能會把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分別推上美國和法國的權力巔峰。此次浪潮被比作上世紀30年代推動政治變化的社會力量。歐洲國家就業環境日益不穩定或失業狀況加劇、美國多年來薪資中值停止增長，被稱為此種現象的“根源”。

這是從“社會民主主義”角度對當前西方政治危機做出的解釋。相應的補救建議自然也從社會民主主義角度出發：改善就業不穩定狀況和減輕不平等程度，增加社會福利、特別是針對勞動群體的福利，增加稅收。如果你別無選擇，那麽趕在民粹派之前減少移民涌入。

然而，將此次民粹主義浪潮與上世紀30年代的政治狀況相提並論，未免過於誇張了。當時德國和奧地利的法西斯主義、西班牙的革命左傾思潮盛行，是經濟極度凋敝的結果。在1929年大崩潰(Great Crash)後，德國國內生產總值(GDP)下滑30%，失業人口達600萬。在西班牙，南方遭遇大規模飢荒、北方罷工的礦工遭到炮火轟炸，內戰隨後爆發。

而在今天，波蘭和英國——這兩國已經屈服於當前民粹主義浪潮——經濟表現卻遠好於歐洲平均水平。波蘭是歐盟的經濟之星，2007年至2015年期間GDP增長了28%。與“社會民主主義的論述”相反，波蘭的不平等程度有所減輕。處於中間60%的波蘭家庭的實際收入增長了30%以上，失業率按照歐盟協調定義計算處於6.3%的空前低點。

英國的經濟表現也相當好，它擁有德國式的GDP增長，同時失業率僅為5%。下一個即將迎來民粹主義動盪的國家可能是美國，自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的經濟表現遠超歐洲。

在天平的另一端，經濟狀況最糟糕的國家並不一定都會選舉民粹派。在英國舉行退歐公投3天後，西班牙選民對馬里亞諾•拉霍伊(Mariano Rajoy)領導的中右翼人民黨(Popular party)的支持率有所提高，盡管該政黨曝出了一系列腐敗醜聞。更令人驚訝的是，他們把左翼的領導權交給了溫和的、奉行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黨(socialist party)，而沒有選擇極左翼的“我們可以”聯盟(Unidos Podemos)。

與英國相反，自2007年以來西班牙的GDP累計下滑8%，同時失業率超過20%（年輕人群體的失業率為50%）。經濟表現同樣糟糕的意大利，目前為止也抵擋住了貝佩•格裡洛(Beppe Grillo)領導的五星運動黨(Five Star Movement)的誘惑，反而選擇支持溫和的中間偏左的馬泰奧•倫齊(Matteo Renzi)政府。當然，希臘是個例外。其GDP下滑25%，與上世紀30年代時的情況相當，因此或許我們不應該對奉行新馬克思主義的激進左翼聯盟(Syriza)當選感到驚訝。

如果說目前民粹主義的盛行和難以承受的苦難（就像上世紀30年代的歐洲所經歷的那樣）無關，那麽現在到底怎麽了？除了社會民主主義的解釋，還有一種方法是從保守主義的角度來解釋：在經濟表現較好的國家，民粹主義者也較受歡迎，因為選民不認為真的會有糟糕的情況發生。何不“給民粹派一個機會”，讓他們去兌現他們的承諾？沒準他們能做到呢。

英國退歐陣營的領導人在英國未來發展的問題上無疑是盲目樂觀的，他們認為一旦拋開了布魯塞爾的枷鎖，英國將與世界建立貿易往來，實現繁榮發展。波蘭法律與公正黨(Law and Justice party)也鼓吹著相同的口號：它的主要口號就是直接從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那句陽光向上的“是的，我們可以”(Yes we can)翻譯過來的（“Damy Radę”）。不太像《我的奮鬥》（Mein Kampf，希特勒所著）中的內容。

另一方面，那些受危機影響最嚴重的國家的選民知道，糟糕的事情確實可能發生。因此，他們的行為——迄今為止——更加負責。即使是希臘人也再次選擇了激進左翼聯盟，盡管該黨務實地選擇緊縮和改革、而沒選擇退歐。

遺憾的是，這種保守主義的解釋並不比社會民主主義的解釋讓人對未來更加懷抱希望。現在或許不是上世紀30年代的翻版。但是，那些經濟表現相對較好的國家的某些人一廂情願的想法和不負責任的行為，與在1914年陽光明媚的8月初唱著歌出徵、堅信“戰爭將在聖誕前結束”的某些歐洲國家有著驚人的相似。

本文作者曾擔任波蘭副總理和財政部長

華爾街日報報導，由於美國政府及央行大搞「金融壓抑（Financial Repression）」，將儲蓄從民間引向政府，使全球主要貨幣市場正大喊美元短缺，金融壓力指標亮起「黃燈」，銀行間美元拆款利率上升到2009年來最高水準。不僅使企業的融資成本升高，也間接對儲蓄者加稅。

在2008年及2011-12年金融恐慌期間，貨幣市場也曾出現信用緊絀現象，當時因為借方與貸方之間的信任破裂。但現在出現美元壓力警訊，卻是由於政府引導市場資金對政府融資，限制民間部門取得信用。

「金融壓抑」是指政府採取多種政策，鼓勵或要求儲蓄資金以低廉的成本借給政府。

美國政府藉由修改多項與貨幣市場有關的法規，鼓勵資金購買政府發行的短債，導致資金撤出優質貨幣市場基金，也使企業發行短期信用工具的成本升高。

最明顯的作法，就是要求銀行增加持有公債，並要求貨幣市場保證不會使儲蓄者蒙受損失。

最新的例證，便是日本央行上周宣布的新寬鬆措施中，將美元貸款計畫額度倍增到240億美元，以協助銀行及企業取得美元，原因就是銀行間拆款市場美元利率升高，使企業的換匯利率成本上升。

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金融學教授萊因哈特表示，所有已開發國家政府由於本身的融資需求增加，因而加強干預民間資金流向。

央行一直將利率壓在通膨率之下，並引導資金流向公債，等於是由儲蓄者來補貼政府，相當於一種隱藏性稅負。

她表示：「修改法規的方向明顯對政府負債有利。法規創造了被俘虜的觀眾，寬鬆貨幣政策創造了新稅。」

專家指出，面對「金融壓抑」，儲蓄者除了公債外仍有其他選項，包括將資金轉到其他報酬率較高的國家，或是轉購黃金。

新聞辭典》金融壓抑

金融壓抑指政府透過金融法規，及低利率或負利率政策，把資金導向公債，並剝奪民間儲蓄的購買力，以減輕或控制政府債務負擔。具體而言，就是政府實施一些金融法規或寬鬆貨幣政策，使存款報酬率低於通膨率，目的是使政府以低利率發債，降低政府償債成本。一旦通膨升溫，公債實質價值下降，政府負擔更輕，也被認為對儲蓄者「加稅」。

在共和與民主兩黨全國代表大會後，「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被眾多專家宣布，已臨床死亡，短期不可能獲得國會通過，這代表美國主導的時代，將一去不返。

除共和黨總統提名人川普認為TPP是壞協定，要推翻重來；原本稱TPP為「黃金標準」貿易協定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蕊，早在去年就表明反對，副總統候選人凱恩，是少數支持TPP快速授權談判的民主黨參議員，現在他也呼籲要重新談判。

民主黨內桑德斯支持者，更是強烈反對，為爭取他們的支持，剛通過的民主黨黨綱中，「對砍去工作機會的貿易協定，如TPP，呼籲強烈反對」。

對其他十一個亞太國家而言，這是難以置信的；在花下了如此多的人力時間後，美國竟然出爾反爾，不敢相信之餘，還期待有轉圜可能。

他們冀望的可能之一：希拉蕊只是仿效她丈夫的手法，柯林頓前總統上台前強烈反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上台後卻讓NAFTA通過。

但是任何新總統政策髮夾彎，都會喪失可信度，對此，希拉蕊競選總部立即駁斥這可能，斬釘截鐵聲明：無論選前還是選後，希拉蕊都會反對TPP。

如果希拉蕊不方便做，可能之二，從十一月大選結束，到明年一月新總統就職前，由歐巴馬總統推動TPP獲得跛鴨國會批准。事實上，白宮看來正有此意，發言人表示，歐巴馬總統絕對認為，「TPP應在今年通過」，原因是不能將制定全球貿易規則機會，輕易讓給中國。

事實上，這正是歐巴馬和希拉蕊把TPP作為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經濟支柱，向亞太兜售的初衷。如果美國沒有通過TPP，眼看中國大陸主導的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將在今年底成形，美國的主導將易位。

歐巴馬想趁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二日訪問時，再次啟動通過TPP，但是這會引發桑德斯支持者的不滿，牽扯到希拉蕊要與這個議題保持多少距離？會不會逼得她批評歐巴馬總統的作為？

而要通過TPP，歐巴馬必須仰賴共和黨占優勢的國會支持，但共和黨如果在十一月的國會大輸，惱羞成怒，願不願意與跛鴨總統合作，是個問題；如果民主黨大勝，激進派進入國會，會不會同意TPP偷跑先過，這也是變數。

TPP沒有過，與歐洲的貿易協定（TTIP）將隨之消亡，影響所及，亞太盟國對美國軍事承諾，也會失去信心，骨牌效應下，美國主導的時代也將隨之而去。

1979年伊朗革命爆發後，時任英國外交大臣委托進行了一項秘密的內部調查：為什麽英國外交官未能預測這場革命。調查報告發現，其中一個問題在於，除了伊朗國王周圍的精英人士，英國駐德黑蘭大使館很少與其他人士接觸。

後來的歷代英國外交官都將這一教訓牢記於心。他們高度重視所謂的“第一線真相”：外面的氣氛究竟是怎樣的；人們真正在想什麽。一位英國前駐伊朗大使會查看使館人員的鞋子臟不臟。“如果不臟的話，我就知道，他們沒有走出使館走訪城裡的民眾。”

經濟學專業人士可以從中取經。查閱近幾年英國經濟的一些數據，你或許會納悶：為什麽人們不在街上歡欣鼓舞？失業率只有5%，為11年最低。勞動力市場參與率接近歷史高位。收入不平等程度非但沒有擴大，自金融危機以來實際上有所縮小。然而，52%的選民剛剛選擇脫離歐盟。

支持退歐的群體並不都是同一類人，其中許多人受到了與經濟因素無關的議題的推動。不過，明顯的是，一些選民感覺自己被現代經濟拋在後面，沒什麽可失去的。

英國央行(BoE)首席經濟學家安迪•霍爾丹(Andy Haldane)上月描述道，當他在英格蘭中部的原工業城市諾丁漢與多個慈善組織開會時，他領教了“第一線真相”。當他開始談論經濟復蘇時，他們打斷了他。他們看不到任何證據：無家可歸、食物賑濟庫(food bank)的利用、精神健康問題都在加重。“‘復蘇’一詞根本不符合他們的實際情況，”霍爾丹說。

一些經濟學家或許會對拿“第一線真相”太當回事不以為然。他們會理由充分地說，軼事證據幾乎從來都不具備代表性，而且會導致錯誤的結論。但數據也是如此——如果你過於依賴它們的話。結合這兩種方式，就可以梳理出其中的區別。你還可以找到有關根本原因的線索。

幾個月前，我去了德比郡(Derbyshire)一個曾經的煤礦小鎮博爾索弗(Bolsover)，那裡的經濟數據看上去相當不錯。平均工資很低，但申請失業救濟金的人口比例低於英國平均水平。但一位酒吧老闆稱，他已經讓所有員工都成了自雇者，這樣他就不必為他們繳稅，也不必向他們支付最低工資。教會里的人把睡袋送給已經拿不到救濟金、住在廢棄車庫里的年輕男子。在商店工作的女士們表示，當地所有零售工作都是兼職的，而且因為公共汽車票價太高，不值得去別處謀一份全職工作。

統計人員盡最大努力捕捉這些細微之處。但一個坐在倫敦辦公室盯著電子表格的人，對經濟的瞭解終究是有限的。而你錯過的細節或許正是關鍵的細節。

當然，從報紙及其他二手資料中也可以收集到“第一線真相”，但第一手資料不可代替。以對沖基金FrontPoint的史蒂夫•艾斯曼(Steve Eisman)及其同事為例。邁克爾•劉易斯(Michael Lewis)在《大空頭》(The Big Short)一書中描寫道，2007年他們飛往拉斯維加斯參加一場浮華的次貸會議，那段經歷使他們確信自己對次貸危機即將來臨的預感是正確的。他們與銀行家、投資者和評級機構的人士交談——那些人都在空手套白狼。飛回家後，他們把押註美國住宅市場崩盤的賭註增加了一倍。

當支持退歐的前部長級官員邁克爾•戈夫(Michael Gove)稱我們已經聽夠了專家的高見時，他錯了。在英國把握一個不確定的未來之際，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專家。但我們真正需要的是接地氣的專家。

“對於每一個復雜的問題，都有一個明確、簡單和錯誤的答案。”H•L•門肯(H.L.Mencken)這句話完全適用於今天的政治。西方世界無疑面臨著復雜的問題，尤其是許多公民的不滿情緒。同樣的，權力的追求者，比如美國的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法國的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提供了明確、簡單和錯誤的解決方案——尤其是民族主義、本土主義和保護主義。

他們提供的療法是虛假的。但這些疾病是真實的。如果執政精英還無法提供令人信服的療法，他們可能很快就會被掃地出門，民主自治政府融入開放和合作的世界秩序的努力也會隨之付諸東流。

如何解釋這種反彈呢？答案的很大一部分必定是經濟方面的。經濟日益繁榮本身是一件好事，而且它還使正和（positive-sum）政治成為可能。這構成了民主的基礎，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有可能使所有人的境況同時變好。經濟日益繁榮讓人們願意接受經濟和社會的擾亂，反之將激起憤怒。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一份報告強有力地說明瞭目前正在發生的情況。這份報告有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標題《比他們的父母更窮？》(Poorer than their Parents?)，報告展示了有多少家庭的實際收入出現了停滯或者下降。2005年至2014年，25個高收入經濟體中平均65%到70%的家庭出現了這樣的情況。然而，在1993年到2005年，只有2%的家庭出現了這種情況。這一點也適用於市場收入。由於財政再分配，實際可支配收入停滯或者下降的家庭比例在20%到25%之間。（見圖）

麥肯錫通過對6000名法國人、英國人和美國人的調查，對個人滿意度進行了研究。咨詢師們發現，個人滿意度更多取決於人們的境況相對於過去和他們境況相似的人而言是否在改善，而非他們的境況相對於今天比他們更富裕的人而言是否在改善。因此，人們更滿意於境況的上升，即使他們未能追上更為富裕的同時代人。比起不平等的加劇，收入停滯更讓人們感到煩惱。

實際收入長期停滯的主要解釋是金融危機和之後的復蘇乏力。這些經歷摧毀了公眾對於商業、行政和政治精英的能力和誠信的信心。然而，其他一些變化也是不利的，比如老齡化（這一點在意大利尤為重要）和國民收入中工資比例下降（這一點在美國、英國和荷蘭尤為重要）。

比二戰以來任何時候持續時間都要長得多的實際收入停滯是一個基本的政治事實。但這不可能是不滿情緒唯一的驅動因素。對很多處於收入分配中段的人來說，文化上的改變看起來也很危險。移民也令他們感到危險——全球化讓他們毛骨悚然。對富裕國家的多數人來說，公民身份是他們擁有的最寶貴的資產。和外人分享這種資產會讓他們憤怒。英國投票決定退出歐盟(EU)是一個警告。

那麽，應該做些什麽？如果特朗普當上美國總統，也許就太遲了。但假如這種情況不會發生，或者就算發生了，結果也不如我擔憂的那樣嚴重。那時我們應該做些什麽呢？

第一，理解我們的繁榮是相互依賴的。在主權主張和全球合作的必要之間取得平衡至關重要。全球治理盡管極其重要，但必須以做國家無法獨立進行的事情為導向。全球治理必須專註於提供必不可少的全球公共產品。今天，這意味著氣候變化是比進一步開放世界貿易或者資本流動更優先的事項。

第二，改革資本主義。金融的作用過大。金融系統的穩定性有所改善，但依然充滿了不合常理的激勵措施。比起公司內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股東利益被賦予了過度的重要性。

第三，專註於能夠幫助政府實現重要的國內目標的國際合作。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稅收。財富擁有者依賴合法的民主政府所提供的安全，他們不應逃稅。

第四，加快經濟增長，增多機會。這個問題的部分答案在於對總需求提供更有力的支持，尤其是在歐元區。但改善投資和創新也至關重要。改變經濟前景也許是不可能的，但為工薪階層提高最低工資和提供慷慨的稅收優惠，是為處於收入分配底層的人提高收入的有效辦法。

第五，打擊“庸醫”。人們要求控制沒有一技之長的勞動者流入發達經濟體，這種壓力是不可能抵抗的。但這並不會改變工資。同樣的，反對進口的保護主義措施代價高昂，並且無法顯著提高製造業在總就業中的比例。的確，德國的這一比例比英美要高得多。但德國有高額的貿易順差，在製造業有很強的比較優勢。這並不是一種能夠一般化的情況。（見圖）

最重要的是，要認識到挑戰。長期停滯、文化顛覆、政策失敗正在共同動搖民主合法性和全球秩序之間的平衡。特朗普成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就是一個結果。那些反對沙文主義反應的人必須提出有想象力、有抱負、旨在重建這一平衡的想法。這不會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我們不可能接受失敗。面臨威脅的正是我們的文明本身。

一、【南海仲裁】南海爭議大事記

來源:上報國際中心 (http://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239)

2013年1月，菲律賓向國際法庭提出南海仲裁案，海牙國際仲裁法庭將在當地時間12日上午11時（台北時間12日下午5時）公布最終裁決。

儘管仲裁法庭並不直接處理主權爭議，但據我方國安及外交高層研判，仲裁結果將涉及太平島法律地位，以及南海諸島經濟海域爭議，因此我方回應除重申太平島地位外，將以堅持主權及持續 對話為基調；但在主權論述上，將不會直接提及我國所主張的「U型線（十一段線）」一詞。

《上報》特製作南海仲裁大事記帶領讀者回顧南海爭議。（製表：王韻棠，文字：林沿瑜）

二、幾張圖教你馬上看懂剛出爐的南海仲裁案結果(摘)

文/何小、周澄(端傳媒記者)

來源:端傳媒(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712-international-southchinasea/)

菲律賓與中國的南海爭端訴諸國際仲裁法庭，今日，仲裁結果宣布，究竟中菲在南海的爭端是什麼？仲裁法庭的判決會影響什麼？過去一年南海的局勢究竟如何？端傳媒用幾張圖帶你了解南海地區形勢。

2015年10月29日，位於海牙的常設仲裁法院仲裁庭正式宣布受理菲律賓訴中國之仲裁案。在這份由菲律賓提起的「訴狀」中，共列出了十五項針對南海問題的聲索。這些要求大致可總結為三部分內容：一、要求仲裁庭根據《海洋法公約》（以下簡稱「公約」）解釋，中國的九段線能不能作為聲索海洋區域的依據；二：解釋包括黃岩島在內的十個南海島嶼究竟屬於島、礁還是低潮高地；三、解釋中國在南海的填海造島與島嶼建設是否符合「公約」。

為什麼這十個地貌是島還是礁這麼重要？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將海上的島礁分為三類，一是島，適合人類居住，有12海里領海和200海里專屬經濟區。二是礁，即使漲潮也露出水面一點，有12海里領海，沒有專屬經濟區。第三類叫低潮高地，潮落才露出水面，潮漲則看不見，沒有12海里領海。

製圖：端傳媒設計部

根據今日國際仲裁庭的最終裁定，黃岩島(Scarborough Shoal)、赤瓜礁(Johnson Reef)、華陽礁(Cuarteron Reef)、永暑礁(Fiery Cross Reef)、南薰礁（Gaven Reef)、西門礁(McKeenan Reef)為礁，擁有12海里領海，而渚碧礁（Subi Reef）、東門礁（Hughes Reef）、美濟礁（Mischief Reef）、仁愛礁（Second Thomas Shoal）屬於低潮高地，不擁有12海里領海。

這意味着中國實際佔領的渚碧礁、美濟礁、東門礁此後在法理上不再擁有12海里領海權。

都有誰在南海上填海造島？

菲律賓提出的另一項聲索，是關於中國在南海的填海造島與島嶼建設問題。過去幾年中，中國在南海島礁上的設施建造引起了外界的廣泛關注。不能忽略的是，中國並不是最早開始在南海島嶼上建造設施的國家。菲律賓和越南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開始填海造陸，並修建簡易的機場跑道，馬來西亞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跟風，在2009年至2014年間，越南是填海造陸和升級哨所最活躍的聲索國。

根據仲裁結果，中國建設人工島嶼違反了菲律賓在其專屬經濟區享有的主權權利。

「九段線」究竟能不能當做中國聲索海洋區域的依據？

本次仲裁最引人關注的，便是關於「九段線」的相關爭議。學者普遍認為，本案的一大難點在於，一般認為中國一直以來都並沒有清晰解釋自己九段線主張的內涵。根據中方的公開表態，中方堅持中菲已經通過一系列雙邊文件和《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就雙邊談判解決南海有關爭議達成協議，《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的仲裁程序只能處理公約內的條款之解釋與應用，不適用中菲南海有關主權或歷史捕魚權利的爭議。除此之外，中方則一直未有關於「九段線」的清晰表態。

根據仲裁結果，仲裁庭認為，中國對「九段線」內海洋區域的資源主張歷史性權利沒有法律依據。

為何中國抵制這次仲裁，仲裁庭仍能如常進入仲裁程序？

任何《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締約國如有意向另一個締約國提出訴訟，必須首先證明雙方對「公約」條款的解釋或適用上存在爭端，並以兩國的外交函或官方立場書證明雙方的確存在相反立場。中國在1996年加入「公約」時，同意受制於第十五部份第二節內，有關強制性仲裁程序的條款。條款訂明，如果兩國的爭端在訴諸第一節的調解程序後仍未得到解決，經爭端任何一方的要求下，應將爭端提請到具有管轄權的法院或仲裁庭，啟動能產生具約束力裁決的強制程序。換言之，啟動強制程序是不需要爭端他方的預先同意。

在這情況下，即使爭端他方拒絕或無法參與，亦不能阻止強制程序的啟動。而仲裁結果亦會自動對雙方產生法定約束力。但在爭端他方缺席的情況下，仲裁庭必須先確立是否對爭端有管轄權，並確定興訟方的聲索有法理與事實支持。同時，仲裁庭亦會設法尋求缺席方陳述意見。

有關條款的精神在於，考慮到如果爭端他方缺席就令仲裁程序無法啟動的話，缺席方不但弱化了其理據的正當性，同時亦等同阻止了對方利用司法途徑爭取權益，並對國際法院或仲裁庭的職能造成損害。

 

◎南海仲裁結果出爐，各方觀點

一、南海仲裁案的效應：強化太平島作為中國鬆動台灣島鏈角色地緣支點的能量

文/林濁水 (政治人物、民進黨大老)

來源:美麗島電子報(http://www.my-formosa.com/DOC_103343.htm)

歷史水域九段線無法律效力的結論其實早在意料之中，這是1998<領海及鄰接區法>立法時，我在立法院中堅持把歷史水域的概念從條文中刪除的原因。

不幸的是太平島竟被判為岩礁，這就使得台灣非在宣布判決前夕大動作地派1,800噸級的偉星艦去巡弋以表態度，13日又追加了海軍3,200噸的拉法葉艦以示憤怒不可。

台灣的憤怒大有理由，因為要國際法庭判定太平島是岩礁，菲律賓本來非常沒有把握。2013年1月22日，菲律賓向常設仲裁法院提交的原始仲裁申請時，排除了太平島當作仲裁的標的。接著，北京顯然因此認為太平島是菲律賓的軟肋，所以在2014 年12月7日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菲律賓共和國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轄權問題的立場文件> 扛出太平島出擊。<文件>洋洋灑灑寫了6大部分，93個段落，但是其核心重點在第22段：

「菲律賓還刻意將中國臺灣駐守的南沙群島最大島嶼—太平島排除在『中國佔領或控制』的島礁之外，嚴重違反了一個中國的原則，侵犯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中國關於菲律賓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轄權問題立場文件)

從這個過程看，菲律賓主張太平島是岩礁是後來才硬著頭皮被動應戰的。在應戰過程中，菲律賓發動仲裁案的大法官卡皮奧對於法庭對太平島可能的裁決結果的預測仍傾向菲律賓不見得有利 (《自由時報：南海仲裁的可能結果 菲律賓大法官提3種預測》)。只是沒有想到最後太平島竟然被法庭認定是岩礁不是島嶼，使得菲律賓為自己的全面獲勝都不免意外。

儘管據透露，我外交與國安高層原樂觀評估，國際仲裁法院對南海的判決，不會明確點出U形線和太平島，因仲裁法院並不會直接做出對各國主權有直接影響的判決 (《蘋果日報：國安情蒐失準 蔡團隊傻眼》)。

但是台灣在1998年領海法立法時把歷史水域的概念從條文中刪除其實已經預告了今天國際法庭的判決。至於北京對九段線敗訴恐怕都不是完全沒有心理準備，也因此北京從一開頭就強調絕對不承認仲裁法庭的合法性。

如今台灣回應九段線仲裁的作法是跳過明確點名歷史水域九段線而含糊概括地主張台灣的南海主權立場不變，以免不是太刺激北京就是太刺激左鄰右舍和美國，只好如此。

至於太平島，如果判決是島，固然對台灣非常有利，但是台灣要表達立場時反而會在接受仲裁與否處於尷尬；而如今一旦太平島被判不是島，則台灣立場日趨單純，只有堅決反對並抗議一途。這一來在仲裁案的唯二兩個輸家台灣和中國便站在一起了。

早在2013年前半年我在太平洋基金會指出，迄2012年東亞冷戰並未結束，且島鏈上的爭端反而持續升溫，而且在其間，太平島和釣魚臺都將成新冷戰中北京鬆動島鏈圍堵的支點。2013年2月台日漁業協議簽訂前夕，我在<台灣新社會>發表文章認為：

「突破島鏈，中國認為最有價值就是突破台灣，統一台灣如不是一蹴可幾，就是鬆動台灣在島鏈上的準軍事結盟關係。在馬總統上台採取親中政策時，中共軍方人事認為機會已經出現，兩岸一甲子、孫子兵法會議中，中方強烈地要求軍事互信機制的建立應從南海軍事合作開始，如今又強烈要求在保釣上的合作，中國軍方很用力運用太平島和釣魚台作為鬆動台灣島鏈角色的兩大地緣支點。」 (新台灣社會智庫：未結束的冷戰與台灣的海域領土爭議)。

如今南海情勢進一步發展出中、台兩國合力對抗國際法庭、國際海洋公約及周邊國家和美國的結盟的態勢了，這使得天性謹愼保守以維持現狀當最高政策目標的蔡總統不只派出拉法葉艦，今天還將登艦，對官兵精神講話，以彰顯政府立場，而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則適時喚話「兩岸同胞有責任共同維護南海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共同維護中華民族的整體和根本利益」。這個勢頭能走多遠，現在雖然還難以預料，但是當前緊張的升級已經是事實，亞太政經權力的角力情勢已經更加複雜化了。

二、南海仲裁之後（二）：邵宗海》回應U型線 台北不能沉默

文/邵宗海(澳門理工學院名譽教授)

來源:中國時報(http://opinion.chinatimes.com/20160713006410-262105)

設在海牙的國際法庭常設仲裁法院，7月12日下午5點宣布了「南海爭議仲裁結果」。這個由菲律賓提出仲裁的案子，經過3年審議、2次聽審與近4000頁證據的檢驗後，就在北京缺席的情況下，真的在最後宣判了有利於菲律賓的仲裁結果。仲裁法院的裁決認為中國大陸在9段線範圍內主張的歷史權利沒有法律依據，而南沙群島所有海上地物均為礁岩，包括太平島在內。

這是對兩岸最不利的判決結果，因在此情況下，中、菲、台的爭議海域面積從53.1萬平方公里縮小至僅1551平方公里，也就是除了太平島12浬範圍，菲國將享有鄰近太平島、南部巴拉旺省延伸出去的200浬專屬經濟海域。大陸的人工島也將全部被認定為「非法建築」。

對大陸而言，這是極為不利的判決。北京已透過新華社在南海仲裁結果出爐後表示，菲律賓南海仲裁案的仲裁庭做出非法無效的所謂最終裁決。對此，北京已多次聲明，菲律賓前政府單方面提出仲裁是違背國際法，仲裁庭沒有管轄權，中國不會接受，也不承認。

不過，在說明這個仲裁案到底會對兩岸關係產生什麼樣的影響之前，必須要先所釐清的是：菲律賓提起仲裁的這項訴求，並沒有提及在南海島嶼的主權歸屬的問題，案子所涉及的只是菲律賓與中國一些島礁爭議和兩國之間的海域劃界問題。由於領土主權問題不屬於《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授權範圍，國際法庭常設仲裁法院也就無權受理。所以，兩岸之間就不會對仲裁案以外的南海島嶼主權歸屬，有任何不同看法的衝突出現。

因此，國台辦早在前一天就發布聲明，希望兩岸維護老祖宗留下的祖產，呼籲台灣了解大陸立場，並予以支持與呼應，別在立場上倒退。

那麼台北呢？特別當仲裁法院的裁決，認為太平島是礁而不是島；另外裁決也認為9段線無效，實際上就是間接否認U型線的存在，台北在這前提下，受到的衝擊應該跟中國大陸一樣，是非常的強烈。

但是台北對仲裁案的回應卻是相當分岐，針對仲裁判斷，尤其對太平島的認定，認為已經嚴重損及它在南海諸島及其相關海域之權利，因此台北絕不接受，也主張此仲裁判斷對中華民國不具法律拘束力。總統府並重申，南海諸島及其相關海域主權屬於中華民國所有，這是中華民國的立場與堅持，絕對會捍衛國家的領土與主權，也不讓任何損害國家利益的情形發生。蔡總統昨在康定級迪化艦上重申此一立場。這個說法相當贏得對岸民眾的認同，會是兩岸關係的轉機。

但是台北在反駁之際，並沒有特別對U型線有所回應，雖然新政府過去立場曾說過不會「放棄」U型線的主張，在總統府新聞稿上也提到「南海諸島及其相關海域主權屬於中華民國所有」，可惜民進黨不願在仲裁案宣布後再刻意、主動提出，固是在避免讓美國在協調處理上產生困擾，但沉默反而錯失了重建兩岸關係的最佳契機。

“有些發明比其他發明更重要。”這是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羅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在其著作《美國增長的起落》(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中提出的最重要觀點。這本書對1870至1970年間美國經濟轉型及隨後的放緩進行了深入分析。增長既非必然，也不會勻速。由於技術突破相對狹窄，我們正處於一個增長令人失望的時代。

傑出的經濟史學家戴爾德麗•麥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堅持認為，這種“悲觀情緒一直是通往現代世界的糟糕指引。我們在物質和精神方面比兩個世紀前富有得多。”她說得沒錯。但戈登教授回應稱，我們並非以恆定速率變得更加富有。相反，某些時期的增長比其他時期更快，甚至工業革命以後也是這樣。

在人均和每小時產出方面，1890年後的時期出現了持續增長。但1920至1970年這段時期比之前和之後的時期都更具活力：在這半個世紀，每小時產出每年增長接近3%。衡量創新的更佳指標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產出增長減去勞動力和資本新增投入的貢獻。這個指標更加讓人吃驚。美國經濟經歷了兩個快速創新時期：1920至1970年，以及速度慢得多的1994至2004年。（見圖表）

這帶來了三大問題。

首先，為何聚焦美國？答案是，美國自1870年以來一直處於全球創新及生產率提升的前沿。二戰前一段時期，有一或兩個歐洲國家也具有高度的創新能力。從那以後，只有美國獨步全球。

第二，如何解釋生產率增速先升後降？戈登教授的答案是1870年後出現、並於1920至1970年間投入應用的創新的速度和多樣化。這一時期出現了能源革命：開採石油、馴服電力以及發明內燃機。這一時期見證了化學工業的誕生以及清潔水供應和污水處理的革新性進展。

這場能源革命繼而催生了各種機器設備：電燈、電話、收音機、冰箱、洗衣機、汽車及飛機。它們通過城市化以及將家庭並入電網帶來了生活方式的轉變。後來，由於經濟需要有文化、受過訓練的工人，它們又推動了一場教育革命。相比之下，自1970年以來，高收入國家發生的變化相對較小。1994至2004年間的生產率大幅提升反映了互聯網的影響。這種影響降臨了，但不久又消失了。

第三，錯誤的衡量方式在多大程度上扭曲了結果？答案是扭曲很嚴重，但並不是使當前表現相對過去看起來更好。情況更多是反過來。

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速實際上被大大低估了。原因之一是這一數據納入新發明存在延遲：直至1935年美國才有了汽車價格指數，而這時汽車已被發明瞭幾十年。如今，此類延遲已大大縮短。測算失敗的另一原因在於很難評估新模型的改進。

更重要的是，GDP並非衡量生活水平的好標準。戈登教授指出，GDP無法體現如下所有這些的價值：增加的食品種類、城市街頭消失的馬糞、更快的出行速度、通訊方式的轉變、娛樂質量的改善、集中供熱帶來的更強舒適性、家庭勞作的減少、工作強度及危險度的降低、輕松獲得的清潔水、包裝食品的安全性以及（最重要的）預期壽命的大幅提升。在富裕國家，如今幾乎所有人都認為這一切是理所當然的。

我們沒理由認為如今GDP或生活水平的提高受到比以前更多的低估。增長放緩的原因是發明創造變慢了。此外，現在創新的影響範圍比過去縮小了。

更糟的是，享受創新好處的人群範圍似乎縮小了。自1972年以後，不但美國實際收入增長低於以前，而且收入分配偏向收入最高的那10%人群。這也有助於解釋為什麽美國及其他高收入國家的政治情況日益令人擔憂。

戈登教授所講的故事既推翻了對經濟增長的盲目樂觀，也推翻了對就業末日的盲目悲觀。我們既不身處經濟空前繁榮時代之中，也沒瀕臨就業崩潰時代。這一部分是因為技術進步如此有限，還因為我們經濟中有很大比例不受生產率快速上升的影響。所以在2014年，房租、醫療、教育和個人護理等服務業消費足足占了美國消費的三分之二。這些行業所面臨的挑戰並不是所有工作都將消失，而是很難讓它們消失。產出構成向很難提高生產率的行業傾斜，是經濟放緩的重要原因。

有人認為生活水平必定長期穩定快速增長，這是個不切實際的願望。相信一些“結構改革”將解決這個問題，同樣也只是一廂情願。目前的關鍵是政策上要盡可能促進發明和創新。但我們千萬不可以假定輕易就能回到那個久違的，充滿活力的時代。此外，當前增長好處的分配不均將成為越來越大的挑戰。我們處於嚴峻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