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川普與國會領袖表示，府會雙方即將敲定為因應新冠肺炎疫情研擬的「經濟紓困計畫」，以「使企業得以保全，讓員工有薪可領，能夠存活及延續」。

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庫德洛指出，擴大支出案分三階段，總規模為1.3兆至1.4兆美元，再加上一些貸款，提供的整體經濟效應約2兆美元，約相當於國內生產毛額（GDP）的10%。

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納表示，各主要委員會主席正在草擬法案，22日將先進行程序性表決，23日送院會表決。

彭博資訊報導，美國財長姆努欽也正尋求高盛等華爾街業者主管的協助，幫忙管理規模超過2,000億美元的紓困貸款計畫。

路透與金融時報報導，德國正在準備須舉債約3,500億歐元（3,767億美元）的刺激計畫，包括政府預算追加約1,500億歐元、設立規模1,000億歐元的政府穩定基金、能直接入股紓困受疫情衝擊的企業，還將搭配4,000億歐元的政府擔保、承擔受困企業的債務，使基金火力擴增到5,000億歐元。

挪威國會21日緊急授權政府可逕行實施「抗疫」措施，政府也可能從主權財富基金提領130億克朗資金，支應振興方案。

英國政府則在研擬計畫，以入股紓困航空業者等受疫情衝擊的企業。德國媒體報導，歐盟執委會正考慮發行「抗疫債券」。

澳洲22日公布第二套刺激方案，包括以252億澳幣支持企業與非營利慈善組織，並將以價值319億澳幣的措施支持中小企業，因疫情而失去收入的勞工也能提前領取退休金儲蓄，當局也正考慮擴大金援航空業。

日本媒體報導，當局將提供低收入家庭20萬日圓（1,803美元）的無息貸款，並考慮延後企業的納稅期限。

菲律賓國會將研擬一套規模至少2,000億披索（39.3億美元）的刺激計畫。

公平競爭

首先是公平競爭問題。憑藉數位科技優勢，GAFA以平台服務奠定業務基礎，可以用相對於傳統服務業更低廉的成本持續擴大用戶規模；並在網路外部性之效應下，吸引更多用戶、開發商以及廣告商加入。在贏者全拿的網路世界，GAFA發展成為一方之霸，可完全掌控平台上所有活動，包含訂定規則和利益分配等，以絕對優勢，擠壓其他業者的生存空間，導致喪失市場競爭機制，扼殺應用服務創新，也引發GAFA進一步分拆業務之討論。

尤有甚者，在用戶數持續擴大下，GAFA掌握龐大的用戶資料並用於營利，若出現外洩或濫用情形，將導致用戶權益受損，嚴重甚至可能造成社經環境動盪，而成為反壟斷爭議的引爆點。

據統計，近三年來GAFA在全球捲入的反壟斷調查超過50件，除美國司法部、聯邦交易委員會（FTC）針對GAFA是否利用平台優勢進行不當競爭、阻礙創新與損害消費者權益等展開調查外，在歐盟、俄羅斯、韓國、土耳其、印度等，反壟斷相關調查也呈現烽火四起的狀況。

合理課稅

其次，合理課稅問題。跨國企業雇用熟悉國際稅法的律師或專家，建構合法避節稅機制相當普遍。GAFA在歐盟的營收，平均占其整體營收之20~30%，然歐盟各國並未課到對等的稅金，引發不滿與重視。國際間之租稅原則為創造價值地點即為課稅地點，並透過簽署租稅協定來避免重複課稅。其中，用以判斷一國是否具課稅權力之要件是，被課稅企業是否於其境內設置常設機構（permanent establishment, PE）。

然而，如GAFA的數位平台業者透過網際網路提供跨國數位服務，因此不需要在特定國家境內常設機構即可獲取營收與利潤，加上利用智財權等無形資產價格認定困難、低價移轉無形資產壓縮利潤、在低稅率甚或免稅之愛爾蘭和百慕達群島等，設立紙上公司等方式，進行合法避節稅，導致價值創造地點與課稅地點不一致，甚至課不到稅的狀況。對此違反租稅公平原則的現象，各國皆已展開反制規範的擬定。

社會回饋

最後，社會回饋問題。GAFA多年來以其平台優勢，維持豐厚獲利，積極以購併等方式取得新技術，擴大事業版圖，例如Google購併YouTube、Facebook購併WhatsApp等，但在社會回饋部分，則相對被動消極也備受質疑。近來在企業與社會共存的意識高漲下，包含提高薪資、強化資料監管等投入資源持續增加。例如，被批評利潤未回饋給員工的Amazon，不得不將美國國內員工最低時薪調升至15美元之水準。另Facebook則為因應假新聞充斥，資料外洩頻傳的問題，大幅擴增七成人力。

面對接二連三的壟斷調查罰款與課稅合理性質疑等，勢必對GAFA後續的營運帶來影響與衝擊。

在反壟斷的調查罰款方面，近三年累計裁罰金額以Google最高，達94億美元之多，2019年7月Facebook因用戶資料外洩事件，支付高達50億美元的罰款。Amazon因本身提供電商平台服務與自營零售商的雙重角色，產生競爭公平性的質疑，對此歐盟已於2018年9月展開相關資料收集與調查，若壟斷指控成立，將面臨最高年營收10%、約230億美元的罰款。

Apple雖然截至目前實際罰款不高，但涉及壟斷案件數最多，被詬病的是App Store定價規定與銷售抽佣之合理性，以及iPhone智慧型手機在其他國家銷售過程是否存在轉嫁銷售成本等違反公平競爭行為。其中iPhone銷售相關問題在日本、俄羅斯、埃及與韓國都曾被提起調查。

稅收是國家財政來源，稅收減少將影響政府社會福利、公共建設等政策之執行，對GAFA合理課稅將成為各國積極思考的方向。

目前法國已於2019年7月通過「數位稅」法案，將對IT業者以當地銷售額為基準徵收3%數位稅，英國確定於2020年4月開徵2%數位稅。

2019年6月在日本福岡舉行的G20會議上，數位稅亦成為美國、法國、英國、日本、中國大陸與印尼等六國財長討論的焦點，希望擬定一套國際解決方案，解決數位經濟活動課稅，以及相關資料的銷售、使用等問題，提高大型跨國企業稅賦，以達到租稅公平原則。此舉必將引發一波在全球持續擴大發酵的效應。

過去十年的持續高成長與高獲利，使得GAFA成為獨霸一方的市場強權，Google、Facebook等支付的高額罰金，顯然不足以撼動其營運根基。然而，在難以管控的漏洞相繼暴露，打破自我監管的理想下，可預期未來各國政府監管力道將日益增強。

無獨有偶，中國大陸三大平台業者BAT（Baidu、Alibaba、Tencent）國際化相對低，受關注程度不若GAFA，但由於規模與業務快速擴張，脫離可監管範圍，中國大陸政府對BAT的態度亦從原本支持扶植，轉變為強力干預監管。顯見由於大型平台業者在市場與資料的壟斷，各國政府基於公平競爭甚至國家安全考量，採取加強監管的想法是一致的。

在各國加強監管與消弭壟斷的氣氛瀰漫下，加上數位稅以基數大的營收為課稅基準，以及社會回饋要求升高，GAFA將面臨更強大的反壟斷和獨立分拆業務壓力，除營收成長與獲利水準亦將受到影響外，過去肆無忌憚的購併擴張作法，應該會轉趨低調收斂。

據日經中文網108年2月18日報導，數據、財富和人才向美國谷歌和Facebook等「GAFA」集中的局面在美國開始被稱為「新壟斷」。推動這種支配地位的是日趨難以轉投其他公司的「鎖定效應（lock-in effect）」。GAFA借助搜索和社交網站（SNS）等免費服務匯集用戶。用戶越是使用，這些服務就越會融入一個人的生活，「停止使用」的選項則不斷消失。

這與以往的石油、鋼鐵和汽車産業不同，IT行業需要的設備和人員較少。GAFA加上中國的「BAT（百度、阿里巴巴、騰訊）」這7家的總用戶數單純相加達到130億人，規模已超過世界總人口。只要涉足這一強大的經濟圈，就算是企業也難以輕易逃脫。

IT大型企業可以簡單地跨越國境，不斷「侵蝕」各地的消費者和企業。自一個世紀前的美國《謝爾曼法(ShermanAct)》以來，世界的反壟斷法一直以看得見的貨物交易作為標準，但如今難以借此實施監管。

資料來源:經濟日報、日經中文網

半導體行業受到「兩支箭」襲擊

由於新冠疫情的影響，2020年春季汽車行業不得不進行大幅減産。成功遏制疫情的中國市場顯示出令人驚異的復甦勢頭。到6月已恢復至同比增長11％。

但是，中國某大型車企的高管表示汽車行業當時「只訂購了之後3個月的半導體等零部件，並未擬定樂觀的生産計劃」，因為疫情已擴大至全世界。

圖／日經

不過到7月，世界出現了完全不同的趨勢。由於美國川普政府加強對華為技術的制裁，台積電等台灣半導體企業自7月起進入了罕見的繁忙期。因為在新制裁於9月啟動之前，華為想要確保大量的半導體。相關人士回顧稱：「當時有大量訂單湧入」。

實際上，台灣的8月出口額按單月計算創出歷史新高。半導體佔到出口的36％，當局高官也表示僅對華為的出口，8月就達到約2000億日元。

在新一輪對華為制裁啟動的9月中旬，半導體行業受到了「兩支箭」的襲擊。這次是有傳言稱美國制裁的矛頭將指向中芯國際。美國高通迅速採取了行動，相繼走訪台積電和聯華電子（UMC）等台灣半導體企業，為了替代中芯國際下了大量的訂單。

不過，情況非常嚴峻。台積電代工業務的全球份額目前超過5成。再加上聯華電子，台灣2家企業就佔到了約6成，但在疫情的影響下，在宅需求增加，還有個人電腦、遊戲機和新款iPhone的代工等，本來就很忙碌。

另一個問題是中芯國際生産的都是技術水平較低的普通半導體。通常用在傳感器和電源上，利潤空間較小，缺乏吸引力。但對産品來説不可或缺。除了高通，這台灣2家企業從其他地方也收到了大量這種半導體的訂單，自9月起變得極為繁忙。

汽車行業的趨勢又進一步加重了這種狀況。7月的時候消費者還在持觀望態度，但世界最大的中國汽車市場到8、9月顯示出2位數增長，隨後各企業改變了態度，決定自10月起進行增産。但是，面對匆忙發出的訂單，車載半導體廠商的準備工作無法跟上。包括德國英飛淩科技等企業。

此前，這些企業在遇到自己生産不了的情況，會委託台積電和聯華電子等生産。這次也想這樣做，但台灣企業已處於滿負荷生産狀態。更何況車用半導體也多為普通半導體，利潤空間較小。最終生産跟不上，招致了此次的半導體短缺現象。

供求恢復正常要等到2021年下半年以後

今後的前景也不樂觀。車用半導體的利潤空間小，廠商的基本態度是利用已折舊的設備，不再追加投資，等待供不應求得到緩解。台積電2021年將進行約3萬億日元的鉅額投資，但大部分將投向附加值高的最尖端産品。

1月15日，台積電旗下子公司、世界先進積體電路的董事長方略指出，難以滿足汽車行業突如其來的要求。重覆訂貨也很多，難以掌握到底需要多少半導體。

如果過度製造半導體，將引發價格崩盤，給經營造成直接打擊。各企業僅口頭表示需要半導體，如果今後供過於求，存在訂單被取消的風險。各半導體企業對此感到不安，不會輕易啟動增産。

2020年12月，美國對中芯國際的制裁正式發佈。熟悉半導體行業的台灣民間智庫拓墣産業研究院的分析師姚嘉洋指出，半導體短缺的化解要等到2021年下半年，樂觀來看要到6月底，但要徹底解決需要到年底，需要較長時間。

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中村裕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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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樞紐地位的大型機場，是全球化好處的「超級傳播者」，也是全球化壞處的「超級傳播者」。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顯示出危機如何在一夜之間從美國蔓延至全球市場的。網絡病毒的快速傳播亦是如此。

金融危機爆發後，各國央行開始滅火，提供貨幣寬鬆政策，解決迫在眉睫的問題：資金短缺。如今，利用寬鬆政策提振市場的作用大不如從前，例如美聯儲(Federal Reserve)於周二（3/3）降息50個基點。

這是因為市場仍充斥著過剩的資金流動性。由於利率處於創紀錄低位，進一步降息的空間很小。另一個原因是，連續降息所能引起的反應越來越弱，從日本、歐洲和美國低迷的經濟增長率可見一般。財政政策方面本可以出台更多措施，但現在採取這類措施的效果，也將大打折扣，甚至可能導致通脹，因為此次疫情爆發期間，由於工人被隔離、工廠關停以及供應鏈中斷，滿足現有需求將變得更加困難。

各國金融當局尋求防止上次的危機重演，但他們所關注的重點顯得僵化過時，結果就是不能形成足夠的韌性來應對大流行病這樣的新威脅。

例如，監管政策大體上忽視了金融業集中分布在少數幾處地點的風險。同一行的機構把總部都設在相同地段的大廈內。結果是，當大流行病或其他事件導致華爾街閉市（颶風桑迪(Hurricane Sandy)和9/11事件就險些導致這種局面）或倫敦金融城關閉時，全球經濟面臨的風險會成倍放大。

導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自滿與面對大流行病的準備不足，二者之間有著驚人的相似。金融危機爆發前的幾十年間利潤和收入的快速增長、以及其他短暫性的危機，催生了一種危險的信心，即認為再次發生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的風險已經消除。結果是新的系統性風險不斷上升。

在健康衛生方面，預期壽命的不斷提高、以及在防止災難性的1918年流感大流行，造成全球約三分之一的人口感染，多達5000萬人死亡，有效的預防重演，造成了一種虛假的安全感。但是，世界如今已變得更加相互依存。中國貢獻了全球產出的近五分之一，而且是全球供應鏈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中國遊客每年花費超過2600億美元。

全球化以及各國境內、跨境之間的貿易往來和旅遊的激增，讓數十億人擺脫了貧困，但也利於傳染性疾病的傳播。作為新冠肺炎疫情爆發的中心地，武漢是典型的中國中型城市，這樣的城市在中國很多。30年間，武漢人口從200萬增長至逾1100萬，人均收入也大幅增加。與其他正在快速發展的城市一樣，這裡衛生狀況欠佳，監管法規執行不到位，再加上動物畜養在離人們住所很近的地方，包括在機場附近，一種病毒能夠在36小時內從機場傳播到任何地方。

隨著威脅升級，各國政府正在甩開國際體系。美國和其他富裕國家應該提供世界衛生組織（WHO）極需資源和權威。同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爆發正值各國公共衛生系統承受巨大壓力之際，緊縮政策和私有化削弱了公共衛生系統的能力。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還受制於醫務人員長期短缺，而不當的移民政策加劇了這一問題。

與其他全球性風險不同的是，大流行病可能發源於任何地方。面對金融體系、氣候變化、抗生素耐藥性造成的威脅或存在於網絡空間的威脅，少數國家行動起來就可以降低風險。但應對大流行病不行，因為在所有地方透過監測和干預，將疫情隔離的能力至關重要，尤其是在最貧窮的國家。全球需要共同努力進行疫苗研發。共享信息和資源也必不可少。

高牆阻擋不了大流行病或者任何全球性威脅。我們各個一體化的複雜體系有多堅固，取決於其最薄弱的環節。大流行病對世界經濟和我們的生命構成最嚴峻的威脅。我們需要給予應有的關注和資源。我們合作的意願正受到考驗，形勢已到了最危急的關頭。

全球化曾在英帝國的擴張中達到第一個高潮，現在又因為英國退出歐盟而劇烈收縮。

全球化大潮轉向了嗎？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答案與全球經濟和西方政治狀況密切相關。

移民提出一些非常特殊的問題。各國並未在全球化時代普遍承諾實現人員自由流動。因此，我這里將主要談談貿易和資本流動。這些領域的證據似乎非常清晰。全球化已遭遇瓶頸，並且在某些領域發生了逆轉。

華盛頓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分析認為，自2008年以來世界貿易與產值的比例幾乎沒有發生變化，從而成為自二戰以來此類停滯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段時期。據全球貿易預警組織(Global Trade Alert)表示，全球貿易規模甚至在2015年1月至2016年3月期間也出現了停滯，盡管全球經濟繼續增長。跨境金融資產存量與全球產值的比例在2007年達到57%的峰值，到2015年降至36%。最後，外商直接投資(fdi)流入與全球產值比例依然遠低於2007年的3.3%，盡管該比例還在緩慢增長。

因此，進一步經濟一體化的動力停滯，甚至在某些方面還發生了逆轉。全球化不再推動世界增長。如果全球化進程真的趨於結束、乃至發生逆轉，這將不是自19世紀初工業革命以來的首次。另一次全球化發生在19世紀末的帝國時代。第一次世界大戰讓那次全球化進程停止，“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則完全摧毀了它。美國經濟和外交政策在1945年之後主要致力於重新構建全球經濟，但此次全球化是主權國家之間開展的，並受到國際經濟組織的指導。如果今年11月支持保護主義並詆毀全球機構的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當選為美國總統，戰後的美國政策核心將會遭到否定。

鑒於歷史記錄以及當前圍繞貿易的政治紛爭（尤其是在美國），人們自然會問，如今的這個全球化時代是否會重蹈覆轍。這需要我們理解背後的驅動因素。

全球化步伐放緩的部分原因在於，許多機遇即便不是完全消失，也是急劇減少。例如，當基本上所有的勞動密集型製造商都將生產搬離富裕國家的時候，此類產品的貿易增長必定下降。同樣，當全球歷史上最大的投資熱潮（發生在中國）放緩的時候，許多大宗商品的需求也必定下降。這將會影響它們的價格和數量。還有，“一生一遇”的全球信貸熱潮的結束，當然會導致跨境金融資產持有量的下降。最後，在數十年的外商直接投資之後，可從中受益的許多公司應該已經抓住機遇並取得成功了或者（在某些重要情況下）失敗了。

然而，這並不是故事的全部。貿易自由化已經停滯，人們可以看到保護主義舉措日益增多。此次金融危機催生了監管舉措，其中許多舉措肯定會減緩跨境資金流動。排外情緒上升和貿易放緩全都可能減緩外商直接投資的增長。簡言之，政策支持度下降。

政治方面的支持度下降得更厲害。美國再次處於故事核心。特朗普是上世紀30年代以來最具保護主義色彩的美國總統候選人。但頗能說明問題的是，制定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開始反對《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美國和歐盟正在談判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系協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現在深陷困境。多哈回合的多邊貿易談判奄奄一息。最重要的是，西方民眾中的一些重要群體不再相信增加貿易會讓他們受益。相對實際收入和對進口日益增長的適應方面的證據，為此類懷疑提供了一些支持。

因此，全球化往好里說也是出現了停滯。它可能會發生逆轉嗎？答案是肯定的。全球化需要大國之間保持和平。一些人還會說，全球化需要一個霸權國家：1914年前的英國和1945年後的美國。在主要高收入國家經濟表現疲弱、不平等加劇以及全球力量平衡發生重大轉變之際，全球化完全有可能再次崩潰。想想假如美中圍繞南中國海發生任何沖突會帶來什麽影響吧，盡管那樣的災難性事件讓人不寒而慄之處將遠不止是它對經濟領域的影響。

全球化停滯重要嗎？答案是肯定的。在全球化時代，全球家庭收入不平等出現了自19世紀初以來的首次下降。從1980年到2015年，全球平均實際收入增長了120%。全球化提供的機遇非常重要。彼此封閉起來不可能有未來。

全球化的（重大）錯誤在於沒有確保更平等地分享益處，尤其是在高收入經濟體內部。同樣令人遺憾的是，全球化未能保護那些遭受不利影響的人群、努力減輕他們所受的沖擊。但我們無法讓經濟變化停止。此外，生產率增長和新技術對就業和薪資的影響，遠遠超過進口增長的影響。我們不能把所有的問題都怪到全球化頭上。

然而，如今全球化已經停滯，驅動全球化的政策同樣如此。它還可能發生逆轉。全球化即便只是停滯，也會讓經濟進步變慢，並減少全球窮人的機遇。推動全球化前進需要不同以往的國內和外部政策。全球化的未來取決於管理的改善。這種改善可能實現嗎？反正我不樂觀。

在西方發達國家，全球化正在失敗。這一曾被譽為可以帶來普遍好處的進程，如今正遭遇政治上的反彈。為什麽會這樣？至少在歐洲，主流的看法是，這是因為西方各國疏於推進提升我們全球競爭力所需要的各項經濟改革。

我想提供另外一種看法。實際上，全球化在西方失敗的原因，在於各個民主國家未能應對好全球化必然會帶來的各種經濟上的沖擊——例如，實際平均收入20年來的停滯。另一沖擊是全球金融危機（全球化的後果）及其對長期經濟增長的永久性影響。

在歐洲大部分地區，全球化與技術進步的結合已經摧毀了老的工人階級，如今又對中產階級下層的技術性工作構成了挑戰。因此，選民的造反並不令人震驚，也並不荒謬。如果勞動力市場改革可能導致法國選民失去工作（又無望獲得新工作），他們為何還要為此歡呼呢？

有些改革收到了成效，但請捫心自問一下是為什麽。德國2003年受到贊譽的勞動力市場改革在短期內取得了成功，因為改革通過低於其他發達國家的工資水平提升了德國的成本競爭力。德國的改革之所以實現了近乎充分就業，僅僅是因為當時沒有其他國家這樣做。如果當時有其他國家效仿這種做法的話，德國改革的結果將不會是利大於弊。

德國的改革還有一大弊端。改革降低了德國產品的相對價格，推高了凈出口，從而引發大規模儲蓄外流（儲蓄外流是導致了歐元區危機的各種失衡的深層原因）。此類改革很難成為發達國家解決全球化問題的良方。

也沒有任何事實證據表明，已進行改革的國家表現得更好或者更有能力應對民粹主義的崛起。美英兩國的市場結構比多數歐洲大陸國家都更自由。然而，英國可能將要退出歐盟(EU)，而美國共和黨或許將要提名一個極端民粹主義者為本黨總統候選人。芬蘭在所有競爭力排名中都處於領先位置，但其經濟已陷入復蘇無望的窘境——該國還有一個強大的民粹主義政黨。改革在經濟上的效果通常比支持改革者願意承認的還要不明顯。而且，改革與民眾對老牌政黨的支持之間沒有直接聯系。

我的判斷是，全球化已經在政治和技術上席捲了西方社會。我們既不可能、也不應該逃避全球化。但我們必須設法控制住這種變化。這意味著我們要承認，現在或許並非締結下一個貿易協定（或者說市場自由化協議）的最佳時刻。

不久前，德國爆發了反對美歐之間《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系協定》(TTIP)的大規模抗議活動。該協定較具爭議的一點是，它將削弱參與國的法律自主權。

過去兩年，針對全球自由貿易（尤其是TTIP）的好處，德國公眾輿論出現了戲劇性的逆轉。YouGov做的一項民調顯示，2014年，將近90%的德國民眾支持自由貿易。如今，這一比例已降至56%。同一時期，徹底反對TTIP的人所占比例已從25%上升至33%。這些數字並不表明，歐盟應當實行貿易保護主義。但這些數字的快速變化應成為提醒政客們謹慎行事的警示信號。

我不明白德國社民黨(SPD)主席、經濟部長西格馬爾•加布里爾(Sigmar Gabriel)為何如此熱情地支持TTIP。如果他真的希望阻止本黨支持率下滑，他應該更願意考慮TTIP協定帶來的政治代價。難怪反移民的德國新選擇黨(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的大量支持者原先都曾是社民黨的支持者。

對TTIP說不，至少可以去除導致反歐盟或反全球化情緒高漲的一個因素。該協定微弱的經濟上的好處，不足以抵消締結協定帶來的政治後果。

全球市場自由化的支持者們應該認識到的是，全球化與歐洲一體化都造就了輸家。按照設想，全球化與歐洲一體化都本應創造一種沒有人變窮、而有些人或許會變得更富的局面。

這種局面並未出現。我們已經在接近這樣一個時刻：全球化——特別是歐元區成員身份——不僅對社會中的某些群體，還對整個國家造成了損害。如果政策制定者對此無所作為的話，選民們肯定會採取行動。

彭博資訊報導，委員會其他成員包括英國前金融服務署長透納、樂施會執行理事亞奈瑪、安聯集團首席經濟顧問、也是著名評論家伊爾艾朗等。

委員會的宗旨是解決全球經濟面臨的多項挑戰，包括成長停滯、貧富不均、移民問題與氣候變遷等。委員會計劃與民選官員及決策人士分享他們的建議。

史提格里茲表示，標準市場經濟「對大部分民眾而言已不能良好運作」，而且「運作失敗顯然已經帶來政治上的後果。承認此一模式失能，便是成立委員會的理由之一」。

金融海嘯之後全球經濟復甦緩慢，以及對全球化的憂慮，已助長歐、美民粹運動興起。史提格里茲表示，現在需要「第三條路」，因為全球已經令許多民眾被打敗，而美國總統川普的「本土主義」政策「對此一群體同樣不利」。

由億萬富豪索羅斯成立的「新經濟思維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週日在愛丁堡一場會議中公布的CGET，將在2019年發布最後報告和建議。

史提格里茲在聲明中指出，「我們需要新的法則及協同治理，以因應全球經濟體系迅速浮現的毀滅性趨勢，並保障人類社會免於這些趨勢」。

參考資料:經濟日報、自由時報

豐田4月上旬與總部位於深圳的物聯網設備開發支援企業「硬蛋」展開合作。2013年設立的「硬蛋」在被稱為「世界工廠」的深圳的供應鏈中，擁有約1.5萬家客戶。

豐田將從「硬蛋」的客戶開始，開拓涉足電子産品和零部件的中國初創企業等。豐田將尋找有能力聯合開發接入互聯網的車載用物聯網（IoT）設備的企業，力爭削減面向世界最大新車市場中國的産品的成本。豐田高管對於合作的意義解釋稱，「中國推進新科技的驗證試驗速度很快，具有競爭力的初創企業也在增加」。

深圳匯聚了能低價且迅速製造零部件的企業和涉足設計與開發等的初創企業。例如如果想要用於自動駕駛的傳感器，與大型企業在內部開發相比，能明顯更快速地造出試製品，並投入生産，同時成本也能降低。美國産品製造的基礎薄弱，這也是各公司瞄準中國的原因。

在深圳，京瓷於4月18日在名校清華大學旗下投資公司運營的初創企業培育設施內建立基地。這處基地將與初創企業一起思考自主電子零部件的利用方法。大金工業也計劃近期設置空調用物聯網（IoT）設備的聯合研發基地。

從這一系列的動向似乎可以看出，技術創新的重心正在從以美國矽谷為中心的已開發國家一步步地向亞洲轉移。

在中國，阿里巴巴集團運營的電子結算服務「支付寶」等不斷普及，金融科技處於世界最尖端水平。看中這一點的是日立。

日立3月在上海以初創企業和大學生為對象，舉行了用於虛擬貨幣的區塊鏈(BlockChain，分散式賬本）技術的開發比賽。與2015年設立的上海初創企業培育企業XNode等共同運營。日立舉辦這項比賽，中國是繼美國之後的第二個國家。將把獲獎的創意用於新服務的開發，探索與排名靠前團隊的合作。

在中國，創業成為工作方式之一，據稱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未上市企業「獨角獸」超過80家。中國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初創企業大國，在網約車和人工智慧（AI）領域也在誕生強有力企業。

在與中國的初創企業的合作方面，歐美企業領先。空中巴士2月在深圳建立研發基地。攜手涉足有機EL面板的深圳市柔宇科技等當地新興企業共同開發客機客室的影像設備等。

美國英特爾2016年就和「硬蛋」展開合作，培育開發以自主半導體驅動的機器人的初創企業。德國寶馬（BMW）與XNode合作，2018年通過比賽選出了具備車載音響設備聯合開發能力的初創企業。

東芝的前中國室長、日本櫻美林大學教授雷海濤指出，「世界技術創新的重心向中國等亞洲轉移的趨勢今後仍將保持。日本企業必須以這一趨勢作為前提，重新設計全球業務戰略」。

亞洲創新勢不可擋  2018年逾半專利申請來自亞洲

根據中央廣播電台報導，聯合國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秘書長葛里(Francis Gurry)表示，亞洲如今是WIPO的國際專利主要申請國，對這個經濟充滿活力的地區來說，這是個重要里程碑，也凸顯出創新活動從西向東的歷史性地理轉移。

2018全球創新指數 中國首進20強

根據《工商時報》報導，聯合國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公布2018年全球創新指數排行榜，大陸以53.06分排行第17位，是自該指數2007年發布以來，首度擠入全球前20。

日本共同通訊社報導，WIPO祕書長葛里(Francis Gurry)指出，大陸排名的提高顯現出其在經濟領域上的轉型成功與突破，近年大陸在推動經濟轉型升級的過程中，已經將研究研發與獨創性等指標列為優先考量要素。大陸成為創新先進地區，也宣告創新多極的時代到來。

北京大學產業技術研究院全球創新指數研究中心主任陳東敏分析稱，大陸在全球126個國家中排名第17位，首度進入創新領袖國家群，等同提前2年實現政府預定在2020年成為全球創新型國家的目標。

2018 年全球競爭力報告 台灣與其它歐美三國共列為「超級創新國」

根據《經濟日報》報導，世界經濟論壇（WEF）公布2018年度競爭力報告（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8）指出，台灣位列全球第13名，在亞太國家排名第四，僅次於新加坡、日本及香港，領先澳洲、韓國及中國。

在140個受評比國家及地區中，全球前三名依序為美國、新加坡及德國。進榜的前十名亞太國家，依序為第二名新加坡、第五名日本、第七名香港、第13名台灣、第14名澳洲、第15名韓國、第18名紐西蘭、第25名馬來西亞、第28名中國、第38名泰國。

在「創新能力」項目中，只有德國、美國、瑞士和台灣四個國家，得分超過八十，名列超強創新國(super innovators)。

根據《天下雜誌》報導，台灣之所以表現突出，主要是在專利數與研發支出、產業聚落上表現優於其他經濟體。表現亮眼的「創新能力」排名第四：其中以專利權數量(第2)、研發支出占GDP之比重(第5)、產業群聚完善發展的普遍程度(第5)、還有共同發明方式擁有國外專利權之數量(第5)等項目名列前茅。專利權數量高居全球第二，幫助台灣的創新能力擠進超強創新國。

資料來源:日經中文網、中央廣播電台、工商時報、經濟日報、天下雜誌

據分析新冠疫情導致人們對經濟情況和未來的不安加強，在疫情對生育的影響顯現出來的2020年12月至2021年1月，多個國家的出生人數下降10～20％。如果這種趨勢在全世界確定下來，將成為可持續增長的絆腳石。

全球出生人數正在銳減。據分析新冠疫情導致人們對經濟情況和未來的不安加強，在疫情對生育的影響顯現出來的2020年12月至2021年1月，多個國家的出生人數下降10～20％。如果這種趨勢在全世界確定下來，將成為可持續增長的絆腳石。

在歐洲最初成為疫情擴大中心的意大利，2020年12月的出生人數同比減少22％。西班牙和法國2021年1月的出生人數分別減少20％、13％。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INSEE）的數據顯示，法國出生人數創出1975年以來的最大降幅。

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的負責人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很多夫妻都對生孩子感到猶豫」。其背景是新冠疫情的擴大。似乎很多夫妻都對前往住院新冠患者較多的醫院生孩子感到不安。

應該成為世界經濟火車頭的美國也面臨出生人數的危機。美國整體的數據尚未出爐，發佈月度數據的美國康乃迪克州的2021年1月出生人數同比減少14％。

據英國調查公司牛津經濟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預計，2021年美國人口增長率將放緩至同比增長0.2％。這是西班牙流感導致減少0.1％的1918年以來的最低水平。新冠疫情和川普前政權的移民抑制政策産生影響。

中國大陸尚未公佈最新統計數據，香港1月的出生人數同比減少56％，台灣減少23％。韓國減少6.3％，亞洲多地的出生人數減少。

上述一系列趨勢有可能進一步拉低疫情前已在發展的少子化。以已開發國家為中心，顯示1名女性一生中生育孩子的數量的總和生育率持續下降，2000～2005年平均為2.65，到2019年降至2.5。有分析認為，如果總和生育率低於2.1，則人口將不斷減少，各國一直受到少子化的困擾。

過去在戰爭、經濟危機和災害後曾出現嬰兒潮，但如今存在出生人數並不會在疫情後反彈的風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統計顯示，全球參加工作的18～29歲人口當中，有17.4％因疫情而失業或停業。疫情對年輕人就業的打擊更為嚴重，變異病毒的感染也在持續，對未來的不安並未消除。

日本的少子化也將進一步加劇。1月的出生人數同比減少14％，降至6萬3742人。日本國立成育醫療研究中心的1月分娩數為126件，同比減少約3成。今後的分娩預約也較少，該中心表示「2021年整體有可能比往年減少近10％」。

從日本9成以上的孕婦會提交的懷孕申報件數來看，2020年1～10月同比減少5.1％。2020年4月日本全國發佈緊急事態宣言之後下滑明顯。疫情還導致結婚人數大幅減少。有民間估算顯示，2021年日本全年出生人數（不含外國人）將低於80萬人。

日本第一生命經濟研究所的主任經濟學家星野卓也分析稱，如果維持目前的出生情況，日本人口到2049年將低於1億人。這比日本國立社會保障與人口問題研究所的推算要早4年。星野表示，「隨著人口減少速度加快，增長率下降和財政及社會保障受到的影響令人擔憂」。

16年後 台新生兒恐跌破10萬人

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近日公布，台灣育齡婦女僅生1.07個子女，生育率全球排名倒數第一，而國發會人口推估報告也警示，國人近年婚育狀況不理想，若再不有效提高生育率，不僅加速進入「超高齡社會」，16年後、至2037年時新生兒恐「提早」跌破10萬人大關，屆時全台全年出生人數僅9.8萬人，相當於現在南投縣草屯鎮的總人口數。

遲婚不育 求子路最大天敵

國發會官員分析，台灣生育率低，與社會變遷、婚育價值觀改變有關，舉例來說，女性教育程度、就業機會提升，遲婚、遲育甚至不婚、不育的現象日益普及，延後了婦女生育第一胎的年齡，也縮短育齡婦女的生育時間；台灣試管嬰兒之父、TFC台北婦產科診所生殖中心創辦人曾啟瑞表示，來做試管嬰兒的婦女平均年齡39、40歲，幾乎已經過了生育黃金期，「女性年齡」是求子之路最大天敵。

政大勞工所教授成之約憂心，「少子化」恐怕是不可逆的趨勢，年輕人想法改變，寧可同居也不要結婚，政府即使絞盡腦汁，以政策工具鼓勵生育，預期效益也不大；加上超高齡社會來臨，若政府放太多資源在「育兒」上，成之約認為，將排擠長照、醫療等預算支出，社會又有一股反彈聲浪再起。

政策鼓勵生育 效益恐不大

值得留意的是，CIA認證台灣是全球生育率倒數第一的國家；成之約解讀，CIA是情治單位，顯示少子化問題，不只是經濟、社會的問題而已，與國家安全、國防軍事息息相關，尤其台灣是美國盟友之一，美國也同樣關切台灣少子化問題。

強化育才攬才 解國安危機

少子化已升級為「國安問題」；TFC台北婦產科診所暨生殖醫學中心副院長王瑞生，如果從民眾切身角度出發，低出生率將不利文化、經濟、社會等長遠發展，舉例來說，台灣的勞動人力下降，不僅不利於產業結構發展，老年人數變多、繳稅人數變少，年輕人的負擔就變重了，家庭的醫療支出也會提升。

國發會表示，除提高育兒津貼、平價教保、減輕民眾育兒負擔外，也將強化育才攬才、提升勞動生產力，以降低勞動人口減少的衝擊。

來源：日經、中時

全球五大央行2017年貨幣政策將何去何從？金融機構專家預估美國至少升息2碼，歐、英、日將維持寬鬆，中國將鬆中帶緊。

美國聯準會（Fed）的升息步調：

基本情況是將升息2碼。摩根大通認為，若通膨加速上升，升幅將擴大到3~4碼。

國會可能會延誤川普的擴張財政政策，而Fed升息速度也會受此影響。德意志銀行則表示，Fed不會升息過快，主要風險來自地緣衝突，而非國會延誤。

歐洲央行（ECB）的寬鬆政策是否退場？

荷蘭合作銀行預料，ECB將等到條件具備之後才會退場，2017年不可能升息。如果反體制、反歐洲的政黨取得政權，各國公債殖利率差距將擴大。德國巴伐利亞銀行：主要風險在於德債殖利率上升，及歐洲不同國家、不同資產之間的表現差距將擴大。

英格蘭銀行的利率動向，全看經濟成長表現：

天達投資公司預期，英國央行將維持目前0.25%的利率，及4,350億英鎊的購債計畫。預料經濟成長減緩卻非極弱，通膨可能升破3.5%，但年底前將回降。

貝倫堡銀行：脫歐談判不確定將壓抑經濟與就業，而英鎊貶值使通膨上升，此種情況下央行不適合改變政策。

日本銀行將按兵不動，但也可能出奇招：

摩根大通預料日銀將按兵不動，繼續追求2%通膨目標。

荷蘭合作銀行說，日銀會以「其他作法」維持現行寬鬆政策，包括迫使10年以外的公債殖利率也趨近於零，也更加傾向於採取「直升機撒錢」措施。

中國人民銀行是否降低存款準備率？

根據彭博資訊的調查，預料2017年第4季存準率將降到16.5%，2018年第1季再降到16%。人民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指出，2017年調降機會很小，因為人民銀行已改採「中性」貨幣政策，且降低存準率會助長資金外流及人民幣貶值。

日本商業銀行放款餘額突然增長，究竟是因為過去幾個月政府巨額補貼所造成的短期現象，還是趨勢扭轉的中長期現象，是必須高度關注的焦點。最終的答案，有可能會改變我們討論多年的「日本化」（JAPANIZATION）現象，甚至影響美國聯準會、歐洲央行、英格蘭銀行、加拿大銀行、以及跟隨在後的所有中央銀行的決策。

日本商業銀行放款餘額重新出現增長動能，對於正在快速擴張資產負債表的主要國家的央行來說，是不可忽視的變數，日本已經持續二十餘年停滯增長的銀行放款餘額，如今重新增長，如果成為中長期的趨勢，就有可能刺激通貨膨脹，成為中央銀行政策穩定的重大考驗。其重要性更甚於COVID-19每日新增確診與死亡人數。

日本央行是最先採行零利率政策的先行者，日本央行在1999年率先全球採取零利率政策，在千禧年網路泡沫破滅後，又從2001年開始採行量化寬鬆政策（當時用語為 Quantitative Relaxation），零利率的政策一直到2006年全球經濟復甦才告終，但是指標利率仍然維持在0.25％的超低水平，金融海嘯後，日本央行大量購買國債、REITs、證券ETF，將日本國債貨幣化，至今已經有將近六成的國債餘額被收入央行保險箱，然而，即使貨幣政策用到極致，日本經濟增長力道仍然疲弱，實質薪資增長停滯，通貨膨脹更從未達到央行所訂定的2％目標。

相較之下，1990年代直到金融海嘯爆發之前，西方主要工業國家的中央銀行享受了一段將近二十年的黃金時光，資訊科技技術蓬勃發展，勞動生產力大幅提升，政府財政紀律嚴明、國際金融市場規模與深度不斷倍增，中央銀行一方面將政策目標從貨幣（Monetary Targeting）陸續轉向通膨（Inflation Targeting）機制，另一方面維持高度透明、中立的決策機制，即使遭遇千禧年網路泡沫、911恐怖攻擊、SARS病毒襲擊等重大事件，央行成為穩定經濟與金融的中流砥柱。

但金融海嘯之後，日本央行迅速成為歐美央行學習的對象，過去長期遭到媒體與經濟學家訕笑的「日本化」，鹹魚翻生變成顯學，穩定金融市場成為央行最重要的任務，各國中央銀行職責從「物價穩定」，擴大到關注「信用擴張」與「資產價格穩定」，在COVID-19危機爆發後，更被迫進入「財政政策」與「信用分配」，各國央行的角色大幅向日本央行看齊。

歐洲央行在德拉吉擔任總裁的期間，將量化寬鬆的油門踩到底，最終超越日本央行的政策極限，將歐洲全境導入負利率。從金融海嘯至今，歐洲央行的資產負債表暴增了近4.5倍，但是目前歐洲所有商業銀行的放款餘額，相較於金融海嘯爆發的2008年第三季底，竟然只增加了10％；另外，比較少成為媒體焦點的英格蘭銀行，海嘯至今資產負債表膨脹的幅度更高達9.7倍，但是英國經濟動能比歐洲大陸更為疲弱，累積了12年的放款增長竟然只有2％。

COVID-19爆發後，中央銀行衝上第一線，以穩定金融市場為要務，的確成功避免了重大的災難，但是央行集體跨越政府財政貨幣化的紅線，將政府的債務轉換成為中央銀行的準備金負債，如果日本央行過去二十年的政策模式持續有效，那麼全球仍然會享受一段低通膨、就業穩定、薪資溫和增長、而股市與房地產等資產價格持續上揚的完美模式。

以日本央行為範本的模式，央行超越國會與財政部，由商業銀行的最後貸款者，擴大為金融資產的最終購買者，更藉著不斷創新的工具成為市場信用的配置者，而財政赤字貨幣化的操作，更提供財政部無限制擴大政府赤字的想像，萬能的中央銀行再也不必擔心獨立性的質疑。

但是這個完美的遊戲，可能因為觸發通貨膨脹而瞬間告終，而且一旦觸發了通貨膨脹，市場的預期心理將會立即出現一八○度的轉向，因為相信「日本化」的魔術而債台高築的企業與政府，也將立刻面臨利率揚升的威脅。到底全球性的通貨膨脹會不會捲土重來，現在誰也沒有答案，唯一知道的是，已經低迷十餘年的銀行放款餘額重新恢復增長，對於實體經濟當然是個好消息，卻也可能是通貨膨脹重現的先期警訊，這正是所有中央銀行決策官員最擔心的訊號。

新冠疫情爆發1年多以來，全球累計確診逼近1.72億，並有358萬人喪生。儘管疫苗已在去年12月開始施打，但疫苗分配嚴重不公，歐美富國卯起來囤積，歐盟大國德國、法國不但與英國爆發齟齬，甚至阻撓、限制疫苗出口。反觀開發中國家和低收入窮國，卻很難取得救命疫苗。

為此，WHO秘書長譚德塞、世銀行長馬爾帕斯、WTO祕書長伊衛拉，以及IMF總裁格奧爾基耶娃，在華郵論壇版聯名發表名為《對公平分配疫苗和戰勝大流行疫情的新承諾》投書，強調不結束這場大流行危機，就無法讓經濟復甦，要達成的關鍵就是取得疫苗。

他們指出，在窮國與富國之間，新冠疫苗的分配存有「危險的差距」，不公平的疫苗生產與分配，導致變種病毒出現，在世界各地又爆發新一波疫情，即使擁有最先進疫苗接種計畫的國家，也得被迫再祭出嚴苛限制。

投書中提到IMF已擬定計畫，統合各項WHO正進行中的方案，包括其主導的全球疫苗獲取機制（COVAX），以及WHO、世銀等協調工作。這項協同計畫約需500億美元，可協助開發中國家更快結束疫情，減少感染和生命損失，以加快經濟復甦，可望在2025年，創造9兆美元額外的全球產出。

譚德塞等人呼籲G7國家，在本月11至13日於英國康瓦爾郡舉行的峰會期間，能夠達成協議，為上述疫苗接種計畫提供新融資，讓全球民眾都能接種新冠疫苗。投書中也敦促WTO成員國加快談判，就暫時豁免疫苗相關專利，取得共識。

美國總統拜登先前已帶頭承諾將捐出8千萬劑疫苗，其中包括輝瑞、AZ、莫德納與嬌生疫苗。國務卿布林肯表示，美國政府將以公平分配為優先，不會把疫苗捐助與政治掛鉤，分配疫苗的標準和流程等細節，可望在兩周內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