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發生在農曆新年之前，在此期間，預計會有數百萬中國人和台灣人在假期旅行。台灣迅速動員，並制定了具體方法來識別，控制和分配資源，以保護公眾健康。台灣利用其國民健康保險數據庫，並將其與移民局和海關數據庫集成，開始創建大數據進行分析；根據旅遊歷和臨床症狀，在臨床就診期間生成時通報，以幫助確定病例。它還使用了新技術，包括QR碼掃描以及旅行歷史和健康症狀的在線報告，以根據過去14天的航班起始點和旅行歷史，對旅行者的傳染風險進行分類。低風險人群（不能前往3級警報區域），並透過短信（短信服務）消息發送到他們的手機，實施健康申報邊境通行表，以加快出入境手續；至於有較高風險（最近到達3級警戒區的旅行者）在家裡被隔離，並通過他們的手機進行跟踪，以確保在潛伏期他們一直待在家裡。

此外，台灣透過主動尋找嚴重流感症狀的患者（來自國家健康保險[NHI]數據庫的信息），對流感進行陰性檢測，並對其進行重新檢測，提高了COVID-19的發現率。另外還提供免費電話1922，讓市民舉報自己或他人可疑症狀或案件的熱線；隨著疾病的發展，該熱線已滿負荷運行，因此要求各地方政府開設專線作為替代。政府透過慰問與補給，經常進行查訪與鼓勵檢疫人員來解決疾病對受害人的污名化和同情心的問題。這需要很多連結才能快速反應。

台灣在SARS（非典）危機後的第二年，2004年建立了國家衛生總指揮中心（NHCC）。NHCC是災難管理中心的一部分，專注於大型疫情應對，並充當中央和地方以及相關部局處之間的作戰指揮點。 NHCC統一中央指揮系統，包括中央傳染病指揮中心（CECC），生物病原體災難指揮中心，反生物恐怖主義指揮中心和中央醫療緊急行動中心。

2019年12月31日，當世界衛生組織接到關於中國武漢市未知原因的肺炎通知時，台灣官員開始評估從武漢直飛乘客的發熱和肺炎症狀，然後才允許乘客下飛機。早在2020年1月5日，通知範圍就擴大到過去14天曾到武漢旅行，入境時出現發燒或上呼吸道感染症狀的任何個人；對疑似病例進行了篩選，篩選出26種病毒，包括SARS和中東呼吸綜合徵（MERS）。出現發燒和咳嗽症狀的乘客在家中被隔離，並評估是否需要就醫。 1月20日，雖然中國報導了零星病例，但NHCC領導的嚴重傳染性肺炎CECC正式啟動台灣疾病控制中心（CDC），由衛福部部長任命為總指揮官。為了應對新出現的公共衛生危機，CECC努力協調了交通運輸，經濟，勞工和教育部以及環保等多個部會。

在處理危機方面，在過去的5週（1月20日至2月24日）中，CECC迅速制定並實施了至少124個行動項目清單，包括空中和海上邊界管制，案件識別（使用新數據和技術），可疑案件的隔離，主動發現案件，資源分配（評估和管理能力），在確保公民認識疫情的同時，向公民保證與教育，以及與其他國家和地區進行談判，並制定學校與育兒政策以及企業救濟。

在邊境管制，案件識別和遏制方面，1月27日，美國國家健康保險局（NHIA）和國家移民局（National Immigration Agency）將患者過去14天的旅行歷史記錄，與來自NHIA的NHI身份證數據進行了整合；這是在1天之內完成的。台灣公民的戶口登記系統和外國人入境卡，使政府得以追踪最近到過受災地區旅行歷史而處於高風險的個人。那些被確定為高危險（家庭隔離）的人，透過手機進行電子監控。 1月30日，NHIA數據庫得到擴展，涵蓋了來自中國大陸，香港和澳門的患者過去14天的旅行歷史。 2月14日，入境檢疫系統啟動，因此旅客可以在出發或到達台灣機場之前，通過掃描進入線上表格的QR碼來填寫健康申報表。然後，使用本地電信運營商通過SMS，將移動健康申報通行證發送到電話，使風險最小的人可以更快地辦理出入境手續。該系統是在72小時內創建的。 2月18日，政府宣布台灣所有醫院，診所和藥房都可以訪問患者的旅行經歷。

在資源分配方面（後勤和運營），CECC在資源分配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包括確定口罩的價格以及利用政府資金和軍事人員增加口罩的生產。 1月20日，台灣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宣布，政府控制下儲存了4400萬個外科口罩，190萬個N95口罩和1100個負壓隔離室。

在傳播與政治方面，在與錯誤信息作鬥爭的同時，對公民進行安撫和教育，除了衛福部部長每日新聞發布會外，CECC、台灣副總統、著名的流行病學專家，還從總統辦公室定期廣播公共服務公告，並透過互聯網發布。這些公告包括戴口罩的時間和地點，洗手的重要性以及囤積口罩以防止一線醫護人員無法使用的危險。CECC還制定了計劃來協助學校，企業和休假工人。

到目前為止，台灣的結果（截至2月24日）CECC以清晰而富有同情心的方式向公民傳達信息。根據台灣民意基金會於2月17日至18日對1079名隨機選出的人進行的民意調查，超過80％認可衛福部部長因應危機的處理狀況。截至2月24日，台灣有30例COVID-19。這些案件是迄今為止受影響國家中排名第十的案件，但遠少於最初模型預測的台灣進口風險第二高的最初模型。

對台灣未來的挑戰性，首先，在公開訊息發佈主要使用中文和手語。除了台灣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網站以外，沒有足夠的其他語言與在台灣旅行或居住的非台灣公民進行交流。其次，台灣雖然將注意力集中在航空旅行上，但於1月31日在台灣出發前往日本之前，允許鑽石公主號郵輪停靠，並允許乘客在新北市附近的基隆下船。隨後發現該船上已確認有許多人感染。這引起了公眾對社區傳播的擔憂，引發了暫時性的恐慌。政府公佈了遊輪旅客可能去過的50個地點，並要求可能與該旅遊團接觸過的公民，進行症狀監測和必要的自我檢疫。經過14天後，沒有人被確認具有COVID-19。第三，目前尚不清楚這些政策的集中化，是否可以維持到流行病結束，並繼續為公民所接受。

台灣政府從2003年的SARS經驗中，吸取了寶貴的經驗，並建立了公共衛生應對機制，以便為下一次危機採取迅速行動。讓經驗豐富的官員團隊訓練有素的認識到危機，並啟動緊急管理以防範新出現的疫情擴散。

在危機中，政府通常會在不確定性和時間限制下做出艱難的決策。 這些決定必須從文化上考量對人民最適當且敏感度較低的方式。 透過及早的識別危機，每天向公眾作簡報，以及簡易的衛生信訊傳播，政府能夠及時、準確、透明地提供有關流行病的信息，從而使公民安心。 台灣社會如何迅速應對危機並保護其公民利益實為典範。

來源：本篇國際頂尖醫療期刊JAMA原文

同樣地，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相比，台灣在武漢肺炎防疫上具有更大挑戰，因為多年來台灣因中國政府阻礙而無法加入世衛組織(WHO)，並常被排除在許多防疫專家會議之外，包括此次武漢的疫情專家會議。台灣政府自認為對全球新型疫情的資訊掌握明顯不足。週三，中國國台辦發布聲明稱，陸方在防疫工作中與台灣保持溝通，一直即時通報信息。對此，台灣陸委會於同日駁斥陸方說法與事實不符，並批評中共對台灣參與世衛組織的干預。

與此同時，台灣政府暫時禁止了口罩的出口，這項舉措也引發一些大陸人的反彈，並促使一些台灣藝人抨擊這項政策是不人道的，反過來，他們也在社群媒體上被批評過於「親中」。

這一系列事態發展讓我們不禁要問：自SARS以來，中國在妥善應對像是新型冠狀病毒這樣的大規模疫情時真正學到了多少？而台灣政府以及兩岸在攜手抗擊疫情上又是如何？作為SARS期間台灣的疾病管制局局長，我親身體驗到了這場危機如何被扭曲地處理，以及政治與外交博弈對於防疫工作造成的阻礙。在那之後，即使一些事情有所改善，但遺憾的是，還有更多的方面仍未見進展。這由今次肺炎疫情可以看出。

2003年7月SARS後，台灣政府撥出專款進行防疫體系的強化、防疫醫師制度的建立及對新型疫情的應變準備，包括啟動國安疫苗自製、抗病毒藥物及口罩等防疫物資的儲備等。武漢肺炎疫情蔓延之際，台灣與世界上20多個國家一樣，已有自武漢輸入的病例及群聚感染，但截至2月6日，尚未有繼發的社區感染。防疫單位及政府部門除了要處理口罩需求之過度反應，及台商回台與陸生來台就學的隔離及防疫之外，尚能依疫情演變而有條不紊地進行防疫，以阻絕疫情於境外。自SARS後，台灣強化的防疫能量能否應付武漢肺炎疫情未來的發展，仍待審慎觀察。

由於台灣在2003年5月底成功的抗煞經驗，世衛派來的專家凱西·羅斯(Cathy Roth)才邀請台灣參加當年世衛在吉隆坡舉行的SARS大會，並在大會會場宣布取消台灣的旅遊警示區。可是隨後的事態進展顯示，世衛對台灣施予的正面支持其實是把台灣當棋子，以逼迫中國政府接受世衛專家赴北京視察SARS疫情。世衛受到政治影響如此之深相當令人遺憾。

即使2007年通過的國際衛生條例明白，規範世界各國及地區應享有參與世衛專家會議及資訊的權利，但台灣在過去幾年仍必須在中國政府的允許下才能參與許多專家會議，及以觀察員身分參加世界衛生大會(World Health Assembly)。此次武漢疫情世衛召開了三次緊急專家會議，台灣雖已有武漢肺炎輸入病例，但仍未能參加，這是台灣在政治夾縫中的防疫困境。

此次武漢肺炎疫情中，中國仍受限於盤根錯節的官僚防疫體制，而在疫情資訊上延遲通報或隱瞞。疫情之所以擴大到目前難以收拾的地步，其主要原因是官僚體制未從SARS學到經驗及教訓，從而忽略了防疫目前可能發生的三個重要面向。

其一，新型病毒疫情具有諸多不確定性及不可預測性。其次，對冬天流感季節大量流感發燒病人可能會混淆疫情，且造成醫療體系的不堪負荷，進而導致社會及民眾的恐慌。第三個面向是，面臨春運期的大量人口移動，尤其在封城後造成民眾恐慌，加上醫療及民生物資缺乏，民眾在封城前後立即大量逃離武漢，而疫情也會隨著人口移動傳播開來。

從全球防疫的角度切入，封城、封省在中國境外疫情可能會有正向的效應，尤其是在世衛宣布武漢肺炎是全球公衛緊急事件之後。但在中國境內，武漢封城卻引起了數百萬居民逃離武漢，導致全國在短期內未準備好應變措施，中國其他省份同樣受到衝擊而淪陷。目前浙江及廣東都已出現數百個確診病例，甚至已演變成社區感染，使武漢肺炎疫情火上加油，在中國散布開來。封城之舉曾在中國早期東北鼠疫的防疫上奏效，但病毒防疫與鼠疫防疫有本質上的不同。此外，考量到在現代人權的保障上，封城是否仍然適用，後續效應可以再評估。但以2003年SARS時期，台北市和平醫院封院事件引起的病人逃離，繼而導致疫情散布到鄰近數個醫院，並間接引起高雄長庚醫院的大疫情的事件為例，封院、封城所引起的醫護人員及社會恐慌直如人間煉獄。顯然用封城或封院來防疫，必須有更細緻的配套措施，才會收穫正面的效果。

前面提到的三個因素在同一時間發生可能造成的衝擊，是台灣2003年秋冬SARS過後，防疫單位開始思考隔年冬天流感期時如果SARS復發之際要如何防疫的挑戰。當年台灣最怕的防疫，想不到此次竟然在武漢同時發生，武漢防疫的困難可想而知。當年為壓低流感疫情，台灣政府除增加流感疫苗的施打外，並在全球首次以抗流感藥物克流感來防疫，以壓低可能的發燒疫情及口罩之亂。因此，台灣在2004年冬季流感期及新春風平浪靜，而幸運地是SARS也未復發。這次SARS期間台灣寶貴的防疫經驗，可供武漢肺炎防疫參考。

此次武漢肺炎疫情中國雖然又一次嚴重失控，但在一些病毒學及高科技應用在診斷上的進步已有目共睹，如在冠狀病毒病原之確認，以及藉由該病毒的基因定序去與SARS病毒區分，發現兩者有高達80%之相似性。而且中國科學家在第一時間就將這些病毒學及臨床資料發表在國際醫學重要期刊，提供全球重要疫情資訊。這些病毒學資料都在疫情發生後一個月發表，展現了中國在生物科技的進步及研究人員強烈的企圖心。2002年SARS在廣州佛山發生時病原未能確認，直到2003年3月底SARS病原才由香港大學確認，兩相比較，中國在防疫科技上與2003年相比確有天淵之別。

但可惜的是，中國這些高科技的進步，並沒有有效地被運用來控制武漢肺炎疫情，防疫體系反而被中國的官僚制度所擊潰。這是中國在科技及經濟發展之餘必須去深思的地方，如果不去改變現有的政治體制及通報體系，則目前武漢冠狀病毒及未來其他新疫情的發展將充滿不確定性。

SARS及武漢肺炎疫情後，台灣仍須面對中國在政治以外的許多公衛及防疫問題，如對市場上野生動物販賣管理、禽流感、豬瘟、狂犬病及防疫資訊與科技的交流。未來幾個月武漢肺炎疫情將會如何演變是兩岸及全球的大挑戰。顯然地，武漢封城及全球公衛緊急事件在未來幾個月將對中國在健康、醫療、社會及經濟產生巨大衝擊，而台灣也必將會受到波及，其影響可能遠大於SARS。

兩岸必須在此時遞出共同防疫的橄欖枝，減少政治的考量，攜手合作抗疫。也唯有如此，台灣未來在國際的支持及中國的善意下，才能順利地參加世界衛生大會及世衛的專家會議，為全球公共衛生作出貢獻。

作者：蘇益仁，南台科技大學講座教授、台灣前疾病管制局局長。

來源：紐約時報

金融海嘯後十年，全球經濟呈現微弱復甦的力道，展望二Ｏ一八，主要國家央行正審慎啟動升息循環、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地緣政治風險加深、油價上揚，在在可能造成經濟金融環境動盪。台灣受國際政經情勢變動影響極大，內部又受到非經濟因素干擾，投資意願低落。在此國內外情勢變幻莫測之際，余紀忠文教基金會特邀請兩岸經濟金融專家舉辦論壇，深入剖析國際趨勢以及對台灣的影響，面對國內外經濟困局，聽聽學者專家怎麼說。

國際金融動盪 台灣經濟前景與深思

薛琦(東吳大學講座教授、前政務委員、經建會副主委)：

二Ｏ一八全球經濟十字路口 美國影響動盪

容我以主持身份作引言，再請各專家提高見：

首先要提的是兩個面對國際現狀課題：第一個是，讓我們站在一個比較高的位置看看台灣金融業跟鄰近的國家，如美國、日本，比較過去十年的表現是如何；其次，美國經濟現在股市創新高，剛完成的稅改其範圍之廣前所未見，尚看不太清楚目的成效，乍看亦有矛盾，結果現仍拭目以待。若再造成全球經濟動盪，唯它是問。

台灣金融業的國際比較

就台灣金融業附加價值佔ＧＤＰ的國際比較部分；中國大陸已很明顯上升；美國大致持平，台灣過去二十年，前十年上漲，最高峰時八％，走勢在二ＯＯＯ－二ＯＯ九年間明顯下滑，從二ＯＯ九年微輻上升到二Ｏ一Ｏ年持平；至二Ｏ一六年己低於中國之八‧六％，美國的七‧五％，台灣為六‧五％，比我們糟的是日本四‧四％；香港、新加坡比重都非常的高，一直在走升；韓國唯一低的國家。四小龍的比較，港、新金融業都超過十％。

就業概況比較人數下滑，唯新加坡、香港就業人數在上升；台灣就業比重僅比韓國高一點。金融業的勞動生產力，實際上是由每人的附加價值（value added）來比較。新加坡、香港、美國的表現都非常好；日本二Ｏ一一年下滑是因日圓貶值( 九十日圓比一美金)；二ＯＯ四年韓國跟台灣相差無幾，往後韓國己超過。從金融業的生產力看，我們遠落後其它國家，甚至不及後來居上的韓國。

美股榮景 端賴EPS支撐股價

其次，端看美國股市，牛市最長的是一九八七－二ＯＯＯ年，自二ＯＯ九年迄今，天數和漲幅是歷史第二長。據資料觀察，過去每次股市好經濟就繁榮，這一次股市的繁榮，經濟成長卻仍是維持長期平均數約二％，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美國股市不斷走高，大家最擔心的是會不會崩跌，這就要看到底美股上漲是有基(base)還是無基？大部分人認為，美股大多頭走勢是ＱＥ堆砌出來的，但是從本益比、股價淨值比和每股盈餘觀察，美國股市一九九八－二ＯＯ一年左右的本益比（PE ratio）非常高，網路泡沫並非因為股價高而是盈餘不彰；至於二ＯＯ八年整個經濟衰退，盈餘變得很小，本益比便上升。現在明顯的本益比往上升，不能說目前股市榮景沒有基礎，實際上的每股盈餘（ＥＰＳ）某種程度是可以支撐其股價，是否可完全支撐當然不一定。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的資本市場還有一特色，每年大公司會買回在外流通的股票，低的時候大概就是二％，高的時候大概將近五％，取中間值大概就是三‧五％，平均每年買回三‧五％，也等於美股市值平均年減三‧五％。前二十年本益比漲了一‧六倍，約六成來自把自家股票買回。

如果要去比較美國股市跟台灣股市，或者實際上全球股市，他們沒有發行所謂股票選擇權(stock option)，沒有分紅配股，而台灣每一年都有，比重從四％到十五％。這個地方要表達的是，大公司每一年都在買回股票，發行的股數不是像股票選擇權會增加，所以美國股市長期來看一定是走高的。

國際油價不易再大幅竄升

大家另一個擔心的是油價，最近半年油價上升了約二十美元，現在每桶已經在七十美元左右，大家擔心回不會重回一桶一百多美元的高價。這可從美國頁岩油的成本分析，取平均成本的話，二Ｏ一六年就是三十二塊，這個地方給我們很大的啟示，頁岩油的成本跟以前比大概是下滑六成之多，導致油價崩盤，油價要回到以前的一百塊多是不太可能的事。

減稅政策影響與擴散 成效猶待觀察

再看美國的稅改，重點放在稅改的效果，無論是個人所得稅還是公司的所得稅，高所得者還是主要的獲利者。稅改一定會產生財政赤字，預估未來十年會產生一‧四六兆財政赤字，使經濟成長增加Ｏ‧三％到Ｏ‧五％。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從過去的三五％降到二一％，以國內市場為主的傳產業，像煉油、交通、銀行將受惠。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在我的印象中好像沒有一個國家這樣做過，就是當年的投資可以百分之百的費用化，一般的作法是用加速折舊鼓勵投資因，有擴大景氣波動的效果。景氣好的時候提高現金流量，還可以減少稅負和發債，當然有利投資。但是反過來看，景氣不好的時候，則會反向作用減少投資。本來完全費用化的目的是景氣好的時候可少負擔一點稅，可是稅改把營所稅稅率大幅下降，抵銷掉投資費用化的鼓勵效果。

為了鼓勵美國公司把保留在海外的盈餘匯回國內，稅改大幅降低稅率，不動產和非不動產匯回的稅率，分別是一五‧五％、和八‧五％，這個政策會不會奏效，前提是低利率能不能吸引企業把錢匯回來，中國大陸已經告訴美國公司，如果把在中國大陸賺的錢保留下來，只課十％的稅，在地主國也相對提降稅措施下，美國公司未必會把賺的錢匯回去。

真正的問題是，經濟學家講話已經沒人聽；政策本來可以從總體經濟來反擊(hit back)，己沒看到經濟學家之申論，即使美國也未見對稅改有深入討論。在美國經濟不錯股市強勁，經濟成長率在二‧三％、二‧四％左右，比台灣還高之際，猶以減稅刺激景氣做法，我就想不通。

政治操作已非經濟申論可臆測

財政政策是赤字政策，貨幣政策當然要一點反轉，再仔細看看一些其他因素。最近有報導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要關門，如果結束，過去自由貿易的好處都沒了，又常見美中、美韓乃至美日，三不五時的鬥爭演變下的貿易戰，擔心的應是美國國內物價。此外，美國的勞動市場非農的就業人數已經持續七年增加，過去兩年的工資漲幅是二‧六四％，失業率只有四點多，勞動市場非常趨緊的狀態下，刺激投資隨之而來的問題是人從哪裡來？這個邏輯我想不出來，經濟學家與政治操作的想法完全不一樣是正常的，我想台灣也是一樣。

國際油價有很大的機會穩定在目前的情況，換句話說，油價上升帶動的通貨膨脹大概不會發生。美國現在是全球最大的負債國，有龐大的貿易逆差，除非稅改確實能夠促成資金回流，不然美元要趨強不太可能。

德國ＩＦＯ每季的全球景氣調查顯示，目前全球經濟呈微弱復甦力道，成長也略有改善，但仍可說是處在景氣不定的十字路口，無法清楚未來會是明顯的好或壞。復甦的地區是指歐盟及日本，持平是指美、中。惟二經濟優於過去長期水準的是印度與東南亞國家，或景氣看好的拉丁美洲。但正如解鈴還需繫鈴人，如何紓解此次全球資產泡沫，仍看美國的做法。

中國迎向全球化 金融體的改革與挑戰

胡祖六(春華資本主席、前高盛銀行大中華區主席、世界經濟論首席經濟學家)

在台灣觀察大陸的經濟現狀與未來，有必要評估中國金融體系的現狀與未來。

金融體系是由兩大部分組成的，一個是以銀行為主的金融板塊，另一部分是資本市場公開市場和股票債券市場，過去十年，中國在這兩者都有長足的發展。在股票市場，中國股市的市值已經是全球第二位，僅次於美國；債券市場的規模今年可能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

金融體系發展 十年來傲視全球

資本市場除了看市值的規模以外，ＩＰＯ的融資數量和金額是關鍵指標，過去十年，中國的股票交易所ＩＰＯ的數目全球領先；股市融資金額，也是居全球之冠，可見中國的資本市場扮演越來越重要的功能。

金融體系傳統最大的板塊就是銀行，銀行這十年也是有驚人的擴張，二ＯＯ七年金融危機的前夕，全球十大最值錢的銀行，按市值排名，中國有工商銀行和建設銀行兩家入榜。十年後，全球前十大排名已有佔了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招商銀行等五家中國銀行。HSBC總部雖在倫敦，但大中華地區占營收的七五％，香港的利潤就佔五Ｏ％以上，基本上是靠大中華地區。工商銀行雖居全球第二，香港一地就佔了他立論的﷽﷽初步盈利的估算比JP Morgan和 Wells Fargo加起來還多，主因市場擔心中國銀行不良資產比率上升，銀行面臨資本補充的壓力，所以市值很低。再從ROE觀察，中國銀行平均有十五％以上，這在全球也是領先的。

亞洲金融風暴 促使金融改革決心

在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中國的銀行非常脆弱，銀行體系的不良資產較韓、泰、印尼、菲律賓有過之而無不及。朱鎔基總理利用亞洲金融風暴，第一次召開全國金融會議，正視銀行業的問題，進行痛苦的改革，重組銀行管制的架構、成立董事會、採用國際財務會計準則ＩＦＲＳ，終於對ＮＰＬ是什麼，中國銀行資產負債表的問題有多大，開始有一個比較清楚的認知。從ＮＰＬ來說，二ＯＯ四年時十三％，但持續下降，最近幾年稍有所回升，跟國際比較還是低，但不會導致系統性金融危機的。

隨著經濟發展，中產階級家庭的儲蓄越來越多，要進行資產管理，各類基金，保險，證券，這十年都有重大的發展。現在中國的VC 無論是按募集的資金，還是投放的資金，或是科技行業的發展，都是全球第二位，近年大陸的科技進步很快，跟金融體系跟VC行業的合夥，密不可分。

開放投資迎向科技　推行國際化自由化

十九大以後，中國宣布大幅的開放金融業，如外資投資證券、基金管理、期貨公司，投資比例立即就可以到五一％，三年之後完全開放。以前銀行的外資單一股東持股不能超過二十％，累積不能超過二五％，這個限制也被取消，外資的股權管理和境內的法人機構的股權管理一視同仁。外資保險公司的投資比例三年後放寬到五一％，五年之後投資比例不受限制。

這幾年來中國對外的跨境投資洶湧成長，已經進入全球前五大，去年略為下降，政府覺得有些非理性的成分。如買歐洲私人足球俱樂部難管難賺錢，最近已有所限制，這些都是暫時的，未來中國會跟美國、歐盟一樣，成為一個很大的投資國家。

接下來就是人民幣的國際化，中國是第一出口大國，全球第一貿易大國，但絕大部分的進出口以美元計價，近來亞洲的貿易夥伴，越來越多用人民幣結算，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比重已經上升到三十％，還遠次於美元、歐元、和日圓，主要是因為人民幣的資本帳戶還不完全可兌換，人民幣加入SDR（特別提款權），讓人民幣國際支付儲備的功能越來越加強。

總結來說，十年來中國的金融體系已經成為全球最大、最有活力的金融體系，但仍然存在風險與挑戰，台灣的金融界和企業界在加強兩岸的合作時，要了解大陸金融體系的優勢，也必須了解大陸金融業的風險，避免低估造成危險。

中國金融體系三挑戰

一、高槓桿、高債務率

中國非金融部門信貸總額佔GDP的比重是二五Ｏ％，雖然排名全球前幾名，但不是最高的。

問題點不是比率，而是速度。二ＯＯ七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前夕，只有一ＯＯ％，十年間負債率翻了一倍。中國政府也意識到這個問題，特別強調要去槓桿，但去槓桿的過程是很痛苦的，經濟結構裡面，很多傳統的產業像煤炭、鋼鐵、電解鋁、重工業，營利性質差，又有很多勞工，如果銀行資金籌的不快，導致企業破產失業率上升，對社會穩定是不利的，究竟去槓桿能否順利做到，有待觀察。

二、道德風險(Moral Hazard)

在計劃經濟時代，銀行都是國有銀行、企業都是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向國有銀行貸款，就好像從一個口袋拿到另一個口袋，違約究竟是什麼意思，是一筆糊塗帳。現在有很多私人企業和外資企業，中國政府和監管當局觀念還沒有因時轉變，覺得違約最好是不要打官司不要破產，你就去對付了，造成很大隱形的Moral Hazard。兩年前我跟諾貝爾獎得主史賓賽(A. Michael Spence)教授合寫了一篇文章，就是說中國的金融體系，維持健康避免危機的爆發，一定要針對違約到法庭打官司，該破產的破產，也可以保護債權人的權益。

三、 金融監理

在金融科技方面的創新，大陸是全球領先者，大陸的信用卡使用率很低，但消費者已跳脫用信用卡和現金支付，直接進入移動支付。現在中國的移動支付是美國的十倍，比任何一個國家都更領先，螞蟻金服是全球最大的金融科技公司，支付寶的交易額是美國Paypal的十倍以上，低成本且快速安全，所以被廣為採納。所有的銷售都是利用手機，通過網上進行，非常有活力。但也帶來消費者的保護、投資的保護、隱私權等問題，這些也是監管當局的頭痛問題。

中美應合作開放市場取代貿易戰

全球保護主義抬頭，中美貿易戰也蓄勢待發。一月十六日，川普跟習近平主席通電話，習近平強調雙方應該「採取建設性方式」，解決雙方關切的問題，對彼此開放市場。從經濟學家的角度看是有道理的，貿易戰一旦開打，一定是兩敗俱傷，雙方應透過談判，增加美國產品出口大陸，也可以增加美國的就業機會。

中國大陸從一九四九年實行了三十年社會主義，也許最後把經濟帶到懸崖峭壁，因此要改弦易轍，開始市場改革。四十年的進步和繁榮並非政府做對了什麼，而是民間能自由的發揮中國特有的創業精神。

大陸本來是個以計劃經濟為主的國家，溫家寶掛在牆壁是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的書，習近平強調要推動全球化，中國反而越來越走入市場經濟。

殺富濟貧非長久之計理性解決不平等問題

提到的民粹主義，從英國脫歐到川普當選，還有德國、奧地利、荷蘭等國，都打出民族主義、保護主義、種族主義或反全球化，這跟不平等有關，如果能靠科技進步，提高工資水平，應該可以減少收益差距的擴大，我希望最終各國政府在經濟政治的關鍵時刻要很理性，讓經濟更有效率、更有活力，這時就業、工資收入、國民的生活水準才能夠持久的提高，而不只是仰賴殺富濟貧與再分配之策，這不是長久之計。

歐洲對勞工保護很好，但經濟沒有活力，企業界沒有投資的意願。所以馬克宏當選法國總統後，施政反其道而行，進行勞動改革、進行減稅、刺激企業競爭力，中長期來看雖會增加就業，恐怕也不能完全化解公平和就業問題，若把收益不平等的問題拖到極致仍無法解決，就會搞向社會主義。

從世界角度 透析台灣經濟前途

陳聖德(台北富邦銀行董事長、前富登金融控股北亞及大中華區總經理、中信金總經理)

二Ｏ一八總體金融情勢 審慎樂觀

展望二Ｏ一八年，影響金融發展的因素，最重要的就是美國開始縮表，歐洲央行下半年也開始停止擴表。金融風暴後注入市場近十三兆美元的資金，S&P500從二ＯＯ七年以後上漲了二七五％，創造的市值增加遠遠超過了十三兆，量化寬鬆退場，會不會造成市場的風暴？我的看法是，從擴張性的貨幣政策轉向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美國的稅改將企業稅從三五％降到二一％，公司盈餘大幅上升，本益比降低，整體看資產泡沫的風險是存在的，但不是那麼大。

其次是川普推出的稅改，短期間造成美國財政赤字擴大，美元上漲不易，長期一定影響資金走向，川普強調的美國製造很可能實現，至少華爾街對川普的稅改是持正面態度。

第三是中國持續去槓桿，中國金融業這十年來快速成長，也造成影子銀行、高槓桿操作等問題，人行發布一月二十五號開始定向降準，在打擊投機高槓桿操作的同時，讓銀行在合標的業務之下有更多的空間操作，目的在改革，不是全面性的收縮。

第四是東亞、歐洲風險猶存，但朝鮮半島情勢緩和、德國要組新內閣，政策風險大幅度降低。最後是原物料價格逐步盤升，不過美國重新成為資源的輸出國，對油價有抑制作用，所以我審慎樂觀看待今年的整體金融情勢。

重視全球貿易趨緩與障礙 轉型消費與投資帶動經濟

世界銀行預估今年經濟成長率在三‧一％，主計處預估台灣是二‧五九％，低於全球平均，這裡面短期的因素非常多，長期因素是全球貿易整體成長的速度減緩，和國內投資不振。

台灣去年出口超過三千億，成長十三％左右，其中有一半基於匯率，同時間製造業的成長率僅三‧九％，代表台灣出口是負出口、或出口加工價值比較低的貨品。金融危機後，全球化停滯、貿易障礙提升，根據global trade公布的數字，貿易障礙增加大約四千項，此外，ＷＴＯ公布二Ｏ一六年貿易爭執增加了三百項。川普上任後馬上退出ＴＰＰ，祭出三Ｏ一，又祭出雙反，對貿易有更大的壓抑作用。他強調把多邊協定變成單邊協定，一個一個來談，較容易施展壓力，台灣面對的也會是這情勢。

做為一個成長多數靠貿易的國家，我們要怎麼因應？川普不是全球化唯一的殺手，各地勞工成本接近生產成本、消費者對客製化要求提升，使得製造業全球化進入在地化的階段，在這情況下，ＧＤＰ的成長從貿易推動，變成投資跟消費推動是必然的。近年來國內投資不振，投資佔ＧＤＰ的比重，從前幾年的二五％跌到二十％左右，民間投資持平占十七％左右，政府投資一直在下跌，這也是為什麼政府急著要推動前瞻計劃，希望能夠透過投資推動經濟成長。

以轉型正義魄力推動高效率國家建設 為肥咖擬CRS策略

台灣持有的國際資產，排名僅次於日本、德國、中國大陸、跟香港，代表大家把錢投資國外，而不願意投資台灣。到底是出了什麼問題，ＷＥＦ(world economic forum)全球競爭力報告提供了一些答案，二Ｏ一七年報告中有關ＦＤＩ法規對外人投資的鼓勵程度，只排名第七十九；政府支出浪費程度第三十五；非關稅障礙普遍度第三十。台灣本來是一個高效率友善投資的地方，曾幾何時跌到目前的情況。

從國際情勢省思台灣，我提出幾點建議，第一，台灣錢淹腳目，可是政府想做的建設民意反對，民意想要做的建設政府又建不動，建議政府拿出做轉型正義的魄力推動建設，這是最基本的增進經濟之道。

其次，這是一個資本競逐的世界，美國稅改長期一定是會有影響的，但同時間被稱為全球版肥咖條款的ＣＲＳ(共同申報準則)上路亦不可忽視。去年已有一四七個國家開始做資訊的交換，台灣預定在二Ｏ二Ｏ年開始與其它國家做資訊交換，代表所有在海外的資金都會無所遁形。印尼為此在二Ｏ一六年實施所謂租稅大赦，要求國人自動申報海內外隱密的資產，結果有三千多億美元資產現身。台灣在海內外隱匿的資產非常多，我們要讓國人做一次性的申報，正式的合法化？還是要等到美國的稅制塵埃落定，再看這些錢到底會register在哪裡？拖到最後可能大戶把整個稅籍遷到海外去，造成人財兩失。

正視人口老化 妥善制訂移民政策

第三，戰後嬰兒潮預估未來十年到十五年間把資產轉移給下一代，這是大洗牌的時代，我們必須要在稅制上、和資產管理的基礎建設上準備好迎接這個機會。

人才外移，人口老化是台灣當前最重要的課題。現在很多年輕人赴大陸和海外工作，使人口老化更加嚴重，我一九八七、八八年在日本工作，看著三十年來因人口老化，整個消費投資的意願都下跌。要改變這個趨勢，一定要審慎考慮移民策略。現在台灣在外工作的有七十幾萬人，七Ｏ％以上是大學畢業，到台灣做事的白領外國人大概三萬人，引進的外勞約七十二萬。政府想要把移工變成正式的移民，雖無意貶低，但如此將產生高出低進的現象，到底我們該怎麼面對？其實台灣也不是全世界唯一在變老的國家，像澳洲新加坡都設法慢慢地挑選移民，如果我們甚麼都不做，那我們就可能步上日本的後塵。

發展高產值五大產業 帶動經濟成長

政府在積極推動五加二產業，期待為經濟成長注入新動能，所謂五是指物聯網、國防產業、智慧機械、生物醫學和綠能科技，加二是新農業跟循環經濟，但這些產業產值加起來不到ＧＤＰ的二十％。我認為，台灣應積極發展的五大產業是：高科技、金融、觀光、運輸、教育業，這些產業加起來佔ＧＤＰ的三七％，高科技包含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資訊業等；觀光包含住宿及餐飲業、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人才深耕方能長期，支援邁入高齡社會的人口特殊結構。教育是根本也是重要產業，美國一百萬大學生，一年繳的學費三百多億美金，我們要出口多少產品才能賺進三百多億美金？台灣是民主社會，又是傳統中華文化蘊底最深厚的地方，絕對適合在教育上面占一席之地，可惜兩岸關係的冷調子，影響其成長，其他的產業要取代是非常困難的。

引進國外企業掛牌 擴大資本市場政府應有格局

股市是經濟櫥窗，跟鄰近香港、深圳、上海比較，台灣總市值一‧一兆，香港四‧二兆，上海五兆。過去五年深圳成長二二九％、上海一ｏ八％。台灣僅成長五二％，掛牌上市有四百多家公司股價是低於淨值，遠遠高出香港、深圳和上海。股市存在的目的是為籌資，供給企業發展所需要的資金，去年上市櫃IPO，深圳是二二一家、上海二一七家，台灣四四家，總金額五億美金，深圳則是一百四十二億美金，比我們大非常多。台灣在S P O(現金增資)差得更大，去年總共籌資七十四億美金，其它三個市場都是我們三倍有餘，顯現我們市場的籌資能力，和已上市櫃企業的籌資意願不足。我曾問企業那為什麼要股票上市，答案是股東可以賣股票，公司上市不是籌資，而是賣股票，大家都這樣想股市怎會好？這牽涉到政府態度與做法，怎麼擴大資本市場？掛牌公司的資產類別，把資產的種類擴大，牽涉到怎樣找國外的企業來台灣上市，新加坡市場值得參考。

正視非經濟因素干擾為宏觀決策協調溝通

許嘉棟（東吳大學講座教授、前財政部長、央行副總裁）

全球經濟變局走向民粹以鄰為壑害人不利己

我先談目前的國際經濟金融的變局，第一個很重要的變化就是民粹，川普現象、柯P現象、反服貿等都是民粹的反彈。

第二，全球化下各經濟體互相牽連，制定政策若能協調溝通得到雙贏，是理想狀態。如全球金融海嘯，主要國家共同面對，實施寬鬆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兩年就撐過。現在則各自掃門前雪，協調合作精神式微，過去每年G7、G20領袖會議提出問題，最近也沒見談什麼。比較顯著的是，川普只顧美國，不管別國受影響。

更嚴重的是從自掃門前雪，變成雪往隔鄰掃的以鄰為壑。近年貨幣競貶就是以鄰為壑，貨幣貶值可以提高出口競爭力、提高經濟成長，卻害了進口國。過去這一段時間有幾種型態貨幣競貶，第一是新興經濟體的央行干預匯率。第二是用寬鬆的貨幣政策，透過市場的運作讓幣值下跌。第三是其他國家的競貶措施，促使本國貨幣貶值，例如二Ｏ一五年，歐洲央行預告要大規模的實施ＱＥ，瑞士、丹麥、加拿大、澳洲等國先發制人，實施寬鬆的貨幣政策。

再看減稅，英國、日本、美國競相減稅，重點在減資本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吸引國外的廠商投資，帶動就業機會。把國外的資本引進來，就犧牲了在母國投資增加就業的機會，還進一步造成財富分配惡化問題更趨嚴重，助長民粹。

不當貨幣政策已嚴重衝擊金融穩定

第二個部分，不當的貨幣政策會衝擊資產的價格和金融的穩定。早期貨幣銀行學強調貨幣增加物價會上漲，不談資產價格，現在貨幣供給增加物價不漲，影響的是資產價格，很多專家都擔心資產泡沫金融危機會不會再來。

我要引述兩位學者的研究，首先是引述Werner, Richard A.，他說信用擴充於生產相關的、還是跟生產無關的，帶來的結果完全不一樣，如果是跟生產相關，多給一些信用可以帶動經濟成長；如果用在如房地產較投機的虛擬經濟，帶來的後果很嚴重。以日本為例，可看出在資產泡沫最嚴重時，銀行信用的成長率遠超過名目ＧＤＰ的成長率。

其他如愛爾蘭、西班牙，在全球金融海嘯之前，信用成長率都是遠超過ＧＤＰ成長率，信用創造太快，他認為是造成這幾個國家發生主權債務金融危機重要原因。

我也引述辜朝明的說法，他把日本九Ｏ年泡沫破滅，引發資產重大損失，稱之為「資產負債表式的衰退」。銀行，企業都蒙受重大的資產損失和淨值惡化，就想修資產負債表。家庭是減少消費、增加儲蓄、償還負債；銀行不敢貸款；企業則是不敢投資。造成民間消費減少、投資減少、銀行貸款減少的後果，到現在還是沒辦法回復，當然日本經濟的一蹶不振還是有很多的原因，但我們不能忽略這個因素。台灣在一九八Ｏ年代下半葉資產泡沫，前幾年房價的飆漲，都跟資金過剩有關係。

面對這種情形，期待主要國家一起作政策的調整可能性不高，但是美國、日本、歐洲慢慢都要縮表，資金過剩的現象在改善。問題是，實施ＱＥ資金流向開發中國家，干擾金融穩定，現在要縮表，方向會反過來，開發中國家要再受一次衝擊，怎麼審慎處理這個問題，先進國家要想一想。

台灣經濟表現比其它國家差非經濟因素值得重視與深思

貨幣政策施展到極限必須退場，接續的是財政政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有兩種做法，減稅、或增加支出，現在大多集中於減稅，而減的又都是資本所得，我認為應該增加支出，而不是減稅。像台灣面臨經濟成長率下滑，民間投資意願不高，外資吸引不來，勞動力下滑、實質薪資凍漲等問題，這是各國普遍的現象，我們比較嚴重，值得大家省思。

總結起來，我們投資不振的原因，在非經濟因素的干擾，如藍綠、統獨、民粹、專業退位、所得分配惡化帶來反商仇富、勞資對立，為什麼會變成這種情況，基本上就是貧富不均造成的。對抗多，但大家意見雜陳又沒有協調溝通的機制，不同政黨意見又都不一樣，當然最近民進黨開始很強勢一意孤行的做，好像效果有點發揮出來，但決策對不對那是另一回事。

兩岸關係若能改善，有利台灣經濟，但兩岸財經政策進退失據，馬的時候是往前，民進黨又後退，企業界不清楚未來的政策走向，對投資意願造成不利的影響。

台灣如何因應呢？我們在國際上沒有話語權，沒人聽我們講話，也沒有機會講話，只能被動因應。

改善投資環境調高利率前有效運用過剩資金

在貨幣政策的部分，美國正漸進縮表，審慎提高利率，但是很多國家要談提高利率還言之過早。現在台灣的利率很低，還是有很多過剩的資金根本都用不出去，考慮調高利率之前，應先設法讓過剩資金有效運用，不轉化掉怎麼談讓市場利率提高？這是一個順序的問題。

減稅也是，國際上在減稅，我們該不該跟呢？我認為不該跟。減資本所得稅雖具正面的刺激效益，問題是企業計較的是稅率嗎？利率也一樣，過去長期的低利率，我們投資有增加嗎？企業恐怕更重視的是非經濟因素，如何改善非經濟因素投資環境，才是當務之急。

三力道減緩台幣升值壓力

許嘉棟：

過去這一年，新台幣在一直在升值，同時外匯存底並沒有像過去成長的那麼快，顯示出：一、如果不是央行多買進一些外匯的，新台幣大幅升值是跑不掉的。在美國關注下，央行持續介入空間少，新台幣的升值很難不去面對，背後問題在於央行介入的程度。新台幣匯率還是由市場供需來決，二、從經常帳來看，有時候要降低經常帳，要靠擴大內需、提高消費、提高投資，但是目前國內投資消費提高的空間不大，經常帳的盈餘很難降下來，抵銷部份升值的壓力。三、再看金融帳，我們金融帳逆差已經持續了二十幾個季度，很多人惋惜資金慢慢地流出去，但如果不是金融帳持續外流，新台幣對抗升值的力量在哪裡？所以不要用有色眼光去看金融帳，否則新台幣現在不是二十九，而是二十五也說不定。

邱正雄（前行政院副院長）：

當年王蔣大戰，蔣碩傑主張傳統的貨幣論，就是物價要安定，外匯太多主張快點升值；王作榮代表企業界，認為大幅升值中小企業就沒法賺錢，政府應讓企業環境安定。貨幣政策的拿捏考量，傳統的貨幣學家大都是看貨幣的穩定，而企業界看重就業與安定。俞國華擔任央行總裁時採中間路線，這個政策對台灣的中小企業很有幫助，因為中小企業多是靠出口。

央行的政策，如外在環境非要你升值，如二ＯＯ八年的日本，就要看有沒有辦法調整，過程跟經濟學有點不太一樣，教科書上談總體金融但不談政治過程，也不太強調就業問題，貨幣政策最後就是影響物價，這和世界各國的壓力有關係。

結語與建議

一、全球化方興未艾，由擴張型貨幣政策，轉向擴張型財政政策。環顧當前；中國大陸持續全力推進市場經濟，面對金融體系改革，尚承擔風險、有挑戰。美國漸進縮表提高利率、推動減稅，其美國優先的貿易保護政策，與反全球化下民粹、民族主義對國際經濟金融貿易前景的衝擊，仍待觀察。

二、反觀國內；非經濟因素的民粹、藍綠、統獨、專業退位、所得分配惡化、勞資對立、兩岸財經政策進退失據，投資意願低落，改善非經濟因素的投資環境，乃當務之急。

三、全球貿易趨緩，台灣應從貿易帶動轉型為投資與消費帶動經濟與就業成長。

高科技、金融、觀光、運輸、教育業，五大產業佔ＧＤＰ的三七％，是可持續發展的產業，應加強積極協助成長。

四、台灣的銀行體系尚有很多過剩資金應有效運用，不急著跟進提高利率；財政政策應以增加支出代替減稅為優先，以免財富不均更形惡化，不必要的激化反商仇富。

五、建立友善投資環境，恢復國家高效率與競爭力，爭取ＦＤＩ外人投資，帶動經濟成長。台股籌資能力、企業籌資意願低，擴大資本市場、籌措企業發展的需要，政府應面對國際競爭持開放態度與長遠做法，並積極引進國外優質企業來台上市。

薛琦：台灣是一個開放又不完全開放的中型經濟體，我們完全開放嗎？全世界都對中國大陸開放，只有我們不完全開放；我們的努力，以台灣兩千三百萬的人口，成就ＧＤＰ列名全球二十三、二十四左右，大家不需唱衰彼此、妄自菲薄。今天在台大梁國樹國際會議廳舉辦論壇，前央行總裁梁國樹對公共政策建樹良多，追懷恩師的卓見與貢獻，師法前輩們一生的關注與投入。簡單的說，面對外在的變動，不要背道而馳捨本逐末，建設台灣沒有悲觀的權利，既然無法也無力阻絕全球化下的國際金融情勢與外來因素的影響，預做準備增強彈性與韌性，乃不失為可行的做法。

余範英(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承繼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先生精神耕耘公共政策，在公眾感到徬徨時，責無旁貸面對、討論，並提出建議。今日面臨的中美貿易戰仍在瞬息變化中尚未止息，衝擊全球連動的經濟金融更變化多端。繼年初，舉辦全球化衝擊下的國際金融論壇，持續關注全球貿易戰所帶來的震盪與影響，思索台灣的未來如何開脫與因應。感謝薛琦老師規劃主持，許嘉棟、陳添枝老師與施振榮董事長，更承劉遵義院士的跨海前來共同研議。謝謝劉大中、俞國華文教基金會、工總與台大經濟系的參與協助，及日月光文教基金會、和碩科技與王紹堉董事長的贊助支持。

主持:

由國際經貿動態 端看中美之爭

薛琦(世新大學講座教授、前經建會副主委)：

今年一月基金會舉辦國際金融座談會，當時猜測美國跟中國在貿易不會很平靜，但今天整個的美中經貿關係發展可能會超過許多人的預期跟想像，更重要的是方興未艾。在這個時點，我們要保持較高的角度看問題。

美中貿易戰 關鍵在服貿

從美中貿易資料來看，去年美國經常帳赤字是四六六二億，實際上是二○○九年以後的新高，主要因素是貨貿。美國貨貿赤字超過八千億，在八千億中，跟中國的貿易赤字佔四六‧三％，是很大的比例。這也是為什麼會把重點放在主要的貿易對手中國大陸。另一個常常被忽略的部分就是服貿，美國在服務業貿易上，去年順差是二四二八億美元，海外投資淨收入約三○五○億美元，毛收入約為三千七百多億美金，這兩項已有五千多億，還不足以抵消貨貿的八千億。

在其他次要項目，服貿收益實際上被投資的收入抵銷。由此可知，如果要打貿易戰，貨貿最容易，因可單邊課稅，不理WTO規範。至於服貿跟投資背後就比較複雜。

美國強項在於服貿，其中有四項目金額最大，也最重要: 旅遊 (含教育，外國留學生到美國付的學費)；金融服務，它二○○○年以來成長最快，美國金融是服貿裡的強中之強；智財權收費；其他商業服務 (研發、管理顧問及技術服務等)。以上得知，美國如果打貿易戰，貨貿定兩敗俱傷。但服貿只是要求對方把市場開放，在投資業務減少限制，簡言就是希望到你國家去可享受國民待遇。美國如要在貿易取得平衡，就得是自己強項。推測美國打貨貿，他真正要的是服貿。

中國金融市場進入不易 開放金融一舉值得關注

金融是美國服貿最強項目。但所有外銀相加在中國大陸的資產占一‧二％。如果你是美國金融業，最抱怨的國家便是中國大陸，因為進入它們市場不容易，多受限制。外銀在中國大陸的表現，只能用悲慘形容。中國銀行資產報酬率(ROA)約○‧八～一％，而且其股東權益報酬率(ROE)皆符合國際水準，超過一○％，台灣的話大概只有○‧七％，另一個數字大概是八％，我們都還不合格，外資銀行跟本國銀行比起來只有這樣(○‧四八％ , 三‧四四％)。進入這個市場不容易，即便進去，業務上也多受限制。

美中貿易戰開打，四月四號公布六百億的加關稅措施，一周後，習近平在博鰲會議開幕時作重大宣示 : 第一，他把金融業擺在前面，確保去年底作出放寬的相關宣示，放寬銀行證券保險外資持股，就是市場的準度，還有機構的設立；其次是業務範圍，與國民待遇相關，在製造業端特別提到要放寬汽車、船舶、飛機。以汽車而言，規定外資進入中國大陸的汽車持股不能超過五○％，在七月十五號的時候就開放讓BMW的持股從五○％提高到七五％；一個就是所謂的投資負面清單；還有一個就是要重組國家的知識財產局。四月十二號人民日報社論提到「習主席宣布的市場開放措施『唯不適用』違反世貿規範、對別國發動貿易戰的國家」。如果中國大陸真照前面四大方向，銀行的開放，實際上要把銀行的持股跟營業範圍全部開放，然後不讓美國的銀行進入，這樣下去，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

今年六月二八號中國大陸發布人行新規定，要分兩階段開放，一個階段於七月二八號實施。舉例而言，過去外資單一持股對銀行不能超過二○

％，全部總合不能超過二五％，這很嚴格，現在他要把內外資的股權比例一致，證券反而比較沒有那麼嚴格，他要放寬到可以持有到五一％， 二○二一年便不再設限，今年年底要做業務開放，表示在金融服務業全面開放。

貿易戰風雲 衝擊中國信心 美方步步為營

美國對中國啟動貿易戰，中國馬上採報復措施，目前為止，對實體經濟產生的影響不會太大，但依目前經濟情勢，中國產業去槓桿、去產能仍在進行，且其網路經濟P2P的問題仍在解決；地方政府負債比率很高，占其GDP大概八、九成；從股市下跌看出經濟並不是很好，簡言之，中國大陸的民間消費跟其投資信心也下降。中國大陸前任人行行長周小川說，如果貿易戰步步加深的話，對我們經濟真正的實質影響應該不大，但對信心衝擊很難講。經濟學家知道投資是動物本能，完全是信心問題。

美國的經濟與資本市場目前已處「一鼓作氣」之末。美國採取任何反景氣措施將因下列因素而進入「再而衰」: 一，刺激民間消費的減稅政策已難再試。政策效果無法預期像一般狀況那麼好，因為刺激民生消費、減稅措施皆已用過；二，企業減稅已反映在公司盈餘與股價上，美國本來希望企業減稅能反映在投資上，結果反應在股利上，他的獲利增加。三，股市好的原因之一是持續打下去，他通膨一定起來，任何國家通膨一產生，貨幣政策就會受到很大的限制，對任何刺激投資的貨幣跟財政政策都會面臨很大的壓力跟限制。

貿易戰議題 政治問題大於經濟問題

我們常講經濟離不開政治，隨年齡增長，我覺得經濟不重要，重要的是政治，馬克思也說經濟是社會的基礎建設，經濟沒有搞好，政治就沒有基礎。美中貨貿戰在經濟上是雙輸局面，但美國在服貿、智財TRIPS以及海外直接投資上具龐大的優勢，這也導致美國跟中國在貿易上非常不公平，故習近平先生跟其幕僚做出重大原則性宣示，服貿原則基準端看如何落實；其次，雙方應可在服貿領域好好坐下來，對岸現在思考策略時是要因應新局面，把中國大陸市場做徹底開放，第一，要符合美國要求；第二，大陸市場應作總體審視，才能好好解釋上述的怪奇現象。

中美雙輸謀求互利之計 貿易戰加速生產鏈變化

劉遵義(中研院院士)：

川普貿易戰目標  在政治非經濟

貿易戰其實是雙輸的。我覺得大家應該坐下來談一談，如何能夠雙贏。我曾為文談貿易戰有雙贏方法，但卻沒有落實。我覺得川普的目標其實不是經濟，是政治。他現在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能在期中選舉十一月六號打贏一仗，然後取得二○二○年連任。其實貿易戰對美國影響不大，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庫德洛(Larry Kudlow)就提到其實對美國的影響不算一回事。雖然貿易戰直接對中國大陸有負面影響，但是實際上很低，在中國大陸六‧五％左右的成長率，影響約○‧四三％。

貿易戰對中、美兩國的長期關係會有損害。一個基本事實是，中美之間在經濟、科學技術上是全球競爭，沒有川普也會有種種摩擦。美國歐巴馬總統提出重返亞洲與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也是針對中國。站在美方立場，二○○○年中國的GDP只是美國的五分之一，今天是三分之二，再過十幾年可能超越美國。美國作為老大定想方設法讓他不要成長那麼快，這在美方有共識。因此中美之間的貿易關係其實很複雜，不單是貿易關係。基本上中美之間有競爭，難免會有摩擦。

貿易戰對經濟主要是心理而非實質影響

貿易戰最重要是心理影響，而非實際影響。因此還未執行關稅，股市便已下跌，人民幣也微跌。金融市場對不確定性是很敏感的，所以深圳股市跟上海股市都下降約二○％，自今年始至今，香港股市當地上市的陸企跌，香港自身股票也跌，但跌幅不大。而美國在S&P上升了五％，所以由此看得出來是心理作用影響。

我認為中國股市並非中國經濟的工作表。中國大部分投資股市是個人，中國股民平均股票持有期是二十天，以前是七天，中國股民都不是長期持有股票，也不看基本面。

此外，匯率也是心理作用。假如看經常帳或是貿易，把中國對美輸出變成零，中國經常帳也還是平衡。

貿易加權貨幣反應實況 人民幣匯率指數重要

關於大陸匯率，一般看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但其實看穩定度，不能光看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從大陸角度來看，美元是超強貨幣，人民幣如果跟住美元，美元一升，全球其他貿易夥伴都要加價。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今年應該下跌約八％，假如看一籃子貨幣，就是貿易加權貨幣，較能反映實況。人民幣基本上是希望跟著人民幣匯率指數(CFETS)。

對美元而言，美元超強時，人民幣也會升，但升的沒有美元多，加權後頂多二五％左右，故當美元走強，對美元人民幣在貶值，反過來假如美元貶值，人民幣不可能永遠超強，而美元回升，人民幣也會跟著下降。所以相對美元，人民幣到時會升值。長期來看，人民幣波動率會比美元低，這是中國現在情況，不要光看美元，也要看住其他貨幣跟美元之間的關係，這些其實都心理上作用，非實質影響。

同是大陸型經濟體 受外部波動有限

中國經濟與美國相似，一方面是大陸型經濟體，有很大的本國市場，受外國經濟波動影響有限。中國大陸進出口波動性跟其他亞洲經濟體是一樣大。但看GDP的話，中國大陸雖有波動，都穩定地在零以上。其他經濟體都是跟著進出口波動而波動的，基本上很不一樣。因為台灣外貿佔比例很高，故受外部影響大。而中國大陸對於出口依賴度其實很低，以往以為中國大量依賴出口，但近十年已下降很多。在顛峰期，中國出口占的比例是三五％，但到二○一七年就跌近一半，中國開放時一直上升，加入WTO後，上升速度加快，但現在持續下降。

把服務項的商品與出口商品GDP分開看，因關稅只在商品作用，服務項沒有關稅。中國對美輸出最高峰時是七％，不出口到美國，犧牲約三‧四％的GDP。因為中國對美商品輸出，國內附加值很低。以蘋果手機為例，蘋果手機在美國大概要賣五百至六百美元，但在中國的附加值是十五塊美元，其實沒收益。假如把三‧四％乘以○‧二五，當全無出口，其實犧牲只有○‧八五％，影響不大。但仍會影響消費者，收入少，需求也會下降。

同時可看出，中國對美國、全球的輸出增長率在下降，表示中國對外貿的依賴度跟出口依賴率在下降，因中國自己變成很大的市場。另一個也是因外國人能出口的地方也差不多飽和，對外貿的依賴度會越來越低。

中國的貿易順差一直很高，達八％～九％GDP，但已下降到二％左右。假如缺乏一半對美輸出還是可以平衡。所有蘋果手機都是在中國製造，據我了解，超過五百億美元的進口都是蘋果手機運回美國，假如要加二五％的關稅的話，對蘋果公司有很大影響，也會引起蘋果手機消費者反彈。

然貿易戰加速生產端替代 服貿仍是美國亮點

還有一個重要的出口是半導體，中國進口晶圓，將其切好、包裹再運出，變成中國出口，美國在上面加二五％關稅的話，國內很多半導體企業也會跟政府過不去，因為中國附加值(value added)很低。短期影響不會特別大，但長期會有效應，中國出口產品因被其他地區出口產品代替。二○一○年開始，因中國匯率提高、工資也提高，所以會產生代替方式。很多在中國設廠，也在越南、孟加拉等地設廠生產，生產往工資較低處流動是必然道理。有趣的是貿易戰加速這個過程，因輕工業利潤很低，低利潤付不起一○％的關稅。

美國對中國的輸出商品占其GDP是○‧六七％，其國內附加值是○‧五％。美國出口平均約五○％，換算五○％乘以○‧六％是○‧三％，假如中美雙方停止進出口，最大也只到○‧三％。所以美國商務負責人講這是零頭。但全部停下來也有困難，如中興需要芯片的心態。

故我覺得對美國的影響其實更低，服貿是美國最亮點，如果旅遊跟學生不想去就會有影響，所以最大的影響在服貿。服貿也是美國對中國一個很大的淨餘(surplus)。

中美貿易互利之道：油氣、農業、旅遊、教育

假如把雙方的順差、逆差用附加值計算，中國順差約一五○○億。這也對美國有好處，我當時也提出有三方面：一方面是增加天然氣跟石油的出口，因為天然氣跟石油在美國產量持續增加，甚有許多沒開採的地方，假如有固定長期客戶，便能無中生有。把現有產品轉賣給中國對美國來講沒好處；另一點就是加大農業進口，讓美國有新的生產可以增加；最後是服務業，中國在旅遊跟教育的需求量很大，現美國有三五萬留學陸生，兩國關係不好會減少，實際上是龐大市場。中美如何平衡，真正是在美國繼續創造新價值，對美國好，中國也有得益，可雙贏。但在美總統大選後方有空間解決。

關注貿易戰 引發匯率戰 金融市場變動難 預測

許嘉棟(金融研訓院榮譽顧問、前中央銀行副總裁)：

貿易戰增加對金融市場的不可測性

貿易戰將使國際金融動蕩局面加劇。首先，過剩短期資金跨海跨行流動會使各國金融不穩定，尤其是新興經濟體。當資金進到新興經濟體，貨幣、房地產大概都往上升。加上近年QE退場，資金往先進國家回流。一些國家在這陣子發生通膨危機、貨幣貶值危機及債務危機，如阿根廷、土耳其等等；另一個大家關注的是資金太氾濫，會造成房地產泡沫，泡沫破滅則會引發金融危機。最後就是貿易戰，它更增加金融市場的不可測性。

不可測與金融市場幾個特性相關。首先，全球化下各國經濟金融是連動的，而且金融上速度尤其快，所以造成的衝擊也就較快。資金做跨國間移動定經比較之後的結果，不只有單一國家的因素來決定。金融移動涉及各國風險性、報酬率，複雜度高，經國與國之間的比較後決定資金往哪邊去。這其中政治是很重要的。

對國際金融衝擊難測 多方因素加乘變化難以把握

影響金融業的因素，除經濟實質面外，還有政策面，如財政貨幣政策、金融監理會影響資金進入市場，還有政治面。影響因素如此多，貿易戰對國際金融的衝擊便難以預測。首先，貿易戰如何發展難以預料，每天都有新變化，撲朔迷離。應先談國際金融貿易戰如何發展，才能談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各國財政部、央行都在運作，會開始反應問題，不同反應影響又不一樣。另外，就政治層面，一個國家經濟不好，會影響政治的調整，如美國期中選舉結果也跟經濟表現有關係。

但可用四水晶球來做個映照預測：包括貿易戰的發展，實質面的影響，政策面的影響，再加上政治面的變化，這四項因素最後交叉相乘起來才是金融業。任一水晶球都無法把握會變怎樣。

有無匯率戰是一個關鍵。我認為，貿易戰中美兩國必然兩敗俱傷，全球的經濟、貿易跟金融都會陪葬。大家在討論貿易戰打下來誰會贏，很多人都提到雙邊貿易量對比，中國對美國有五千億的出口，反過來美國對中國只有一千億，所以中國一定倒楣。但這只是生產面，而忽略這五千億在美國對國內消費者影響，價格上漲的話，美消費者也會受傷。此外，這也會反應到政治面，無法忽略。政治體制是中國大陸的優勢，他沒有面對選民的壓力，打持久戰的話，中國一定贏美國，故中國是否一定輸，很難講。

貿易戰不可能一直打下去，某階段雙方可能要和解、妥協，美歐在抱怨的是中國大陸不公平貿易，這方面中國大概一定會往比較公平方向在妥協，包括市場的開放等；第二點，如果美國寄望透過貿易戰課稅縮小中美之間的貿易赤字或是縮小美國的貿易赤字是不可能的，因貿易赤字除價格外，是內需跟儲蓄相對數量的問題。美國長久以來過度消費、儲蓄不足，最後的結果包括財政赤字，帶來的就是貿易逆差。美國不改善，光在價格貿易戰方面著手改善有限。

談匯率不可忽視政策面 貨幣戰央行政策干預難咎

影響匯率有市場因素，還有政府政策，尤其是匯率政策不可忽略。所以中美貿易戰會影響到任何國家的經常帳，國際收支有經常帳，也有金融帳，貿易戰的經常帳、金融帳大概會受到衝擊；另外，不要忽略美元的價位。衡量一國貨幣對外價值是否不應只看對美元，用名目有效匯率指數會較客觀，一國的貨幣相對所有的外幣加權平均概念的這個匯率。現在美元價格起伏的話，當然人民幣兌美元也會有所起伏；第三點是市場因素。金融帳、經常帳還有美元本身的價位，大概都有市場因素在影響；第四點談政策。貨幣政策如果不是純粹浮動，而是央行可以干預的管理制度的話，央行有相當程度可以影響匯率走向，所以還有匯率政策，中國大陸就是管很多匯率政策，所以大家擔心，人行會否以政策主導人民幣貶值。

什麼叫匯率戰。如果是正常市場供需因素導致匯率波動的話不能稱匯率戰，比如中國大陸很多資金往外跑，所以金融帳有赤字，所以人民幣貶值，不能說是人行造成，因其出超也在減少，所以對人民幣會產生惡化影響，這是市場因素。美元走強，所以人民幣對美元走貶，這也是市場因素，都不能稱為貨幣戰。貨幣戰就是說央行主動引導政策讓他貶值，也許透過貨幣的買賣、政策的運用等，指央行有意政策造成，才能夠叫做貨幣戰。

人民幣會否真的啟動貨幣戰。首先，這幾年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正在改善，中國慢慢傾向讓市場決定人民幣匯率，有些重要變革，他現在重視的不是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而是一籃子貨幣(SDR)，也就是名目有效匯率，人行編了人民幣匯率指數(CFETS)。當他穩定人民幣匯率時，主要穩定的是CFETS，而非跟美元的匯率，實際上人行政策多次對外宣示中國大陸現在不會靠貶值救經濟，但實際上他確實為了穩定人民幣的匯率在阻貶，並沒有在阻升。所以現在人民幣匯率是市場因素，他經常帳有盈餘，所以每年會造成人民幣的升值、金融帳有赤字，所以造成人民幣貶值。

中國大陸爭取國際地位為先 未必靠貶值救經濟

我認為人行不會政策性地讓人民幣貶值，啟動匯率戰。貶值確實對中國的經濟有幫助，但中國大陸現在所重視的，或許不是經濟、政治面，而是國際上的地位。美國受重視程度似乎在下滑，中國趁機取代美國，成為國際上的領導應該是最好的機會。中國在一帶一路、投資非洲計畫上花的錢比貿易戰帶給來的經濟損失大得多。人民幣要國際化，總得使國際對人民幣有信心。幾個因素綜合下來，我認為弊高於利，所以不會靠著讓人民幣貶值來爭取經濟上的好處，且也沒有貶值的必要性，即使貿易戰使出口經濟成長、就業受到了些損傷，但他有很大的內需市場、民間的消費投資，政府如果真願意投入錢，投入基礎建設可以馬上提升，貨幣政策也還有很大的運作空間，未必要靠貶值挽救經濟景氣。

因此，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因為各種因素的變化而有所升貶是正常的現象，要談匯率戰一定就是談人行有無動作，政策性地讓人民幣貶值，這部分我認為短期內不太可能，除非到了必要的關頭。

貿易戰實為美、中兩大技術之戰

陳添枝(台大經濟系教授、前國發會主委)：

美國真正利益所在 大陸金融與網路市場

貿易戰的展開， 三○一才是真正的重點。二○一七年八月啟動調查，隨後雙方高層進行談判，但沒有達成協議。華爾街日報報導說美國要求中國開放金融市場，要求他取消對網路的管制，包括言論管制、網路的一些審查機制，還有資料必須在某種條件之下提供給政府；美國的電子商務公司，尤其是Google或是Facebook可進入中國市場 ，這兩個最重要的關鍵市場、開放的條件，中國無法接受，認為牽涉國家安全問題，如果未來無法突破這兩塊，要達成協議是非常難，因為這是美國真正關心的利益所在。美國第一波跟第二波的進口商品名單二五％，第三波名單涵蓋二千億中國商品。第一波主要商品是機械與電機設備，第二波則是機械與塑膠產品，明顯針對中國製造二○二五課稅，可見美國課稅清單的選擇很精準；而中國報復清單的四個稅率涵蓋不同商品範圍，其中排除必要由美國進口商品。從中、美雙方自第一波、第二波到第三波課稅內容，在排除雙方必要利益項目，可知雙方之後能產生具體效果的課稅清單已不是很多。

對中國崛起不安 美國欲挾國際力量抗衡中國

美國動機名義上是貿易逆差，但經濟學者向來認為貿易逆差不是貿易問題，是總體的問題。真正的原因可能不在這裡，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在三○一調查報告有明顯舉證，基於貿易法啟動法律的先決條件是對手要有不公平貿易行為，因此要精準，WTO是否能承認這樣的動作是另外一回事。美國USTR所列舉中國不公平貿易行為，如技術移轉、國際併購(M&A)審查等相關情事，列舉都非常具體，皆是美國廠商長期抱怨在中國所受的不公平待遇。貿易戰後，美國有高通(Qualcomm) 併購NXP半導體失敗案便是一例，故中國政府很多行為在國際上對商業活動造成非常大的風險。

真正問題可能在於中國從二○○一年加入WTO後，本來美國期待中國會成為市場經濟國家，但中方利用WTO快速地與國際網路連接，利用國際資源使其經濟實力大幅提高。從二○○一年到二○○七年這段時間，中國貿易發展速度是二○％以上，WTO事實上無法約束中國。二○○八年後，全球貿易的成長速度在下滑，唯有「數位經濟」貿易不斷成長。但中國利用網路監控制度讓美國的企業如Google、Facebook完全無法進入中國市場，除非中國有所改變。沒有辦法期待WTO體系能夠在未來的數位貿易裡扮演角色，建立所謂全球數位貿易新制度，這令美國灰心。

中國許多製造業，經國家補助造成全球產能過剩，例如鋼鐵、太陽能的各種設備，令國際市場秩序難以維持，美國認為唯有斷絕其出口，方能迫使中國政府正視問題。這說法在歐洲也相當具說服力，也是能得到歐洲政府不反對的重要因素。此外，「中國製造二○二五」宣示中國在下個世代產業競爭的決心讓美國感覺到害怕，幾乎不計代價的競爭方式讓美國感到恐怖。

貿易戰是政治問題，也是戰略性競爭的問題。八○年代美國也曾用過非常相似的手段對付日本，當時美國純粹以經濟技術發展的角度論述。而今天面對中國的情形完全不一樣，第一，這個國家的GDP已經成長到你的三分之二，而且有可能超越你；其次，他不可能是一個友好的對手。今日的情境改變，對一個世界霸主這是非常寢食難安的事情，勢必要想辦法讓自己的主導地位能夠鞏固，這才是真正所有問題的根源。

貿易持久戰 多國籍公司要重新安排國際事務佈局

在G2(中、美兩大)時代，不論市場或政治都要有新秩序，秩序不可能在短期建立。如果是持久戰，大型的多國籍公司就必須重新安排國際事務的佈局，中國作為海外加工基地的風險實在太高，且成本也已經很高。最近美國商會對在中國的美商做調查，是否考慮移轉生產鏈，明顯的答案是，如果移轉大部分轉向東南亞。但中國已是第二大市場，將來可能更大，也不能放棄。外商對中國投資將以中國市場的金融為主，如果在中國生產，應該是以銷售為主要目的，美中貿易周邊的逆差一定都會縮小，可是美國的貿易逆差不一定會消失，可能轉移到別處。因此，以貿易逆差作為戰爭的理由遲早站不住腳。

貿易戰將促使中美形成兩大抗衡技術體系

未來中國從美國取得技術，不論透過授權或收購美國企業都將更加困難。美國國會八月通過《外國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案》，其中加強美國外資審查委員會的審查權限，對於有外國政府參與的投資要加強審查，即使外國政府所持有股權非常少也可加以否決，這是很少見的。美國向來非常自由且歡迎外國人投資，且可採取事後審查的制度，現在法律要求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做非常嚴格的審查。中國未來一定會加強自主技術的研發，也會加強人才、技術的取得，這對台灣造成影響與壓力，技術流動變得比較不容易，國際技術分工風險也越來越增加，中國將會逐漸發展自己的技術體系跟美國的體系有所區隔。在這一波貿易戰，中方明顯體悟到非常危險，在中興通訊案案例中，當美國切斷供應鏈，公司就垮了，這對國家安全實際上是很危險的技術發展模式。觀此未來經濟成長速度應該會變慢，技術體系的分割會造成生產體系的分割，形成兩個集團的對抗，美系供應鏈跟紅色供應鏈將會慢慢分道揚鑣。

川普首席經濟顧問庫德洛(Larry Kudlow)最近為文說美國應該要創造一個貿易聯盟來跟中國對抗。將價值理念跟美國接近的國家共同發展他的供應鏈，把重要供應鏈從中國脫離出來，這應該是目前川普重要的核心的目標；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國強最近寫的一篇文章，他認為美國貿易戰發動的目的第一個就是利益敲詐、第二個是戰略抑制、第三個是模式打壓。中國人長期感覺美國把中國定位為長期戰略競爭的對手而不是戰略夥伴，貿易戰是美國抑制中國的重要手段，美國加徵的五百億美元的中國出口商品，主要是針對「中國製造二○二五」，是美國抑制中國技術追趕的意圖。這是抑制中國崛起，但是中國學者對美方的解讀，在這樣一種認知下要有善意的談判的結果，要有雙贏的局面不容易。

貿易風雲中的價值認識 王道思維裡的世界定位

施振榮(智榮基金會董事長、宏碁集團創辦人)：

共創價值 利益平衡 永續經營

我首要倡導王道的基本思維；貿易立基於互惠，利他乃最好的立基。如果沒有貿易，生產價值就無法體現。王道是兩千五百年前的政治思維，政治是零和遊戲，拿了執政權當王就是你輸我贏，當將其引導於商業上詮釋，則王道的領導者應是服務大眾的政治人物，應共創價值，利益平衡。它的基本定義應是：創造價值，考慮所有利害相關的利益可能，才能夠永續經營。創造價值更需買賣雙方的交易，兩邊利益平衡。

台積電張忠謀也非常擔心目前全世界產生的新問題，國家主義跟保護主義都是政治考量，從商者不會這麼考慮。我認為保護主義不能持久，因保護下沒有競爭力，只能算是短期的輔導，對長期目標創造價值不利。國家主義能創造使命與誘因，為何而戰；但就長期而言世界秩序仍需強化，共創價值。獲利者要考慮六面向利益平衡觀:直接/間接，有形/無形，現在/未來。以總帳思考價值，除顯性價值，包括民主主義、資本主義、管理系統等主流派，更要重視間接/無形/未來的價值。領導人，如政治人物如果只看顯性價值，不是完整的生態思維，價值共創，需要有利益平衡機制，有誘因方能持續合作。

釐清逆差的成因 爭取合理的回報

以今天貿易戰而言，美國提出貿易逆差是顯性價值，如果以附加價值來看，逆差就減少很多，要以有間接/無形/未來性的價值來做平衡，沒有絕對的平衡，是相對且不斷動態的平衡，不能光看現在，每一刻僅是一個平衡點，但長期來看，某一點要長期平衡才更重要。

以間接/無形/未來之影響思考「逆差」，貿易中「逆差」一方也可獲利。三十幾年前我在國貿局演講提到日本人耗能量做外銷，被美國控訴「逆差」，實際上是美國消費者享受日本人犧牲物價跟小國的生活品質所獲取的好處。問題在於很多是長期的累積與思維。解決之道要看的長看得遠，要有決心，從長計議要從共創價值的基本王道思維出發，即使自我發展，爭取合理的代價才叫公平，這是很重要的。

共創價值需轉型升級  扮演產業鏈關鍵角色

台灣現在競爭力很強，像半導體完全靠知識分子在打拼，台灣製造可能比美國或大陸製造超出二○％。這二○％是技術人員的能力。台積電研發科有「夜鷹計劃」，全天與設備為伍做研發，我們的工程師是這樣拼出來的。薪水在台灣雖是中等，但薪酬福利比美國高，因為共創價值，利益平衡的機制非常重要。台灣往前走一定要轉型升級，迎接未來。

我覺得大陸金融可以開放，包含台灣都該開放，台灣金融要國際化，過去金融偏向保護主義，只有開放後會比較有競爭力，金融績效會比較好。目前大陸在金融安定的監督方面還需強化，包括網路銀行等都與金融監理效率相關。我肯定大陸目前網路監控態度，因這涉及國安問題。現階段網路霸凌、資安弊端事件層出不窮，政府應有前瞻概念，對於社會經濟發生影響的不確定性，應及早重視網路秩序問題，數位素養的問題需要更被關注，最近我也正推數位素養，在數位世界的素養要加速培育人才，建立有體系的教育思維。

我們要用未來生態系統的思維在世界定位台灣角色。我提議要投資，讓台灣所有產業進入產業四‧○，我們進度也許比德國、美國、日本差一點，但是我們的方案(solution)絕對是世界最有競爭力的。台灣要提高自己關鍵分工的角色，比如半導體電腦已經領先，實際上還有很多隱形關鍵。在供應鏈裡面扮演不可或缺的關鍵角色就是台灣的價值。台灣在現代的基礎上要慢慢培養新的核心能力，那都是五年、十年甚至更多的工夫。

以科技島為自身定位 培育具素養世界公民

我自一九八九年於總統府提出科技島，當時主題是兩個:台灣未來定位是科技島、台灣國際化定位是世界公民。當時媒體尚未倡導世界公民，但這是台灣的未來及對人類做具體貢獻應有的自我定位。要到任何國家生產貿易，是為當地創造利益，基本概念是作價值交換，互惠本是非常重要的基本思維。

在負責宏碁集團時我認為大陸之所以可以發展，不只有成本問題，而是基於當時整個在價值鏈裡的群聚(cluster)共榮。如果政府或公會有一套方法協助中小企業，在策略性友好地區建構群聚效應。如何在全世界分工裡扮演關鍵角色，也就是展現共榮共存的基本思維。我多次在公開場合談我們的定位，台灣要當全世界的朋友，成為世界公民。

結語:

薛琦(世新大學講座教授、前經建會副主委)：

美中貿易戰日夜分秒變化中，涉及國際政經變化與關係的角力，速度快程度波及大。小經濟體的台灣前程在地緣政治受考驗下應尋求務實對策，在變化多端的貿易戰中掌握轉機，因應新常態，最後僅於此聚焦解析，及對台灣的影響。

一、   鑄幣權與匯率戰往日與今後的影響。鑄幣權是熱門話題，貿易逆差鑄幣權最為重要，美國過去幾十年來占有最大優勢，其逆差沒問題，反正印債、印鈔票存在銀行裡，人民幣國際化走到最後也是要他人接受鑄幣權。匯率戰在打貨貿時幫助出口，如以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間接影響匯率，或應直接介入外匯市場才叫匯率戰。美、日、歐及中國央行皆有介入行動與紀錄。

二、   全球智財權的影響方興未艾，開發有價的東西就是無形智財，也是知識力所形成的新核心競爭力。在美國為首的智財霸權下，國際智財競爭是基本思維，強調嚴謹的保護智財、商標、專利，智財侵犯立即以貿易手段制裁。台灣政策轉型的關鍵需與國際接軌與時俱進，不斷修訂政府專責組織的設立，企業更需高附加價值發展為主導，與智財訴訟運用的知識準備。

三、   從貿易與產業結構看台灣影響。貿易戰可視為全球化回縮力量的呈現，因應高科技的導入，生產模式不同以往分散生產線，已強調整合。貿易戰對在陸台商影響鉅，建議台商要作好國際事務與生產策略的新布局，重新思考供應鏈的重組與轉型。

四、   貿易戰美國強勢主導雙邊談判，繼美國與加拿大完成雙邊貿易協定後，陸續與日本等各國協商，台灣除積極爭取機會加入國際貿易組織，如CTPTT，參與亞太地區經貿組織。更需務實推進雙邊與多邊貿易談判。政府應在總體政策面協助中小企業的成長與發展，積極與策略性友好地區連結，進入全球市場。

策畫、整理：黃雅慧

攝影：陳信翰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網站：www.yucc.org.tw

人們總是很喜歡說當前的選舉有多重要，但過去幾個月的歷史顯示，2020年11月的美國總統大選以及2021年1月的喬治亞州參議員補選，可能是2000年以來美國最重要的選舉。在喬治亞州的兩場選舉都獲勝之後，民主黨出乎意料地以非常微小的差距，拿下了控制大部分財政政策的參議院，橫掃了總統大位與參眾兩院。

刺激方案有羅斯福「新政」影子

雖然前總統川普在今年1月試圖阻礙政權和平轉移，但民主黨如今已無心與對方談判。拜登總統想在上任100天內推出新法案，這個數字有象徵意義，因為當年羅斯福就是在上任100天內，大刀闊斧做出改革來因應經濟大蕭條，和前任總統的無所作為形成鮮明對比，這就是史上著名的羅斯福「新政」，而目前剛通過、正在推行的經濟刺激方案，頗有羅斯福「新政」的影子。

1980年代雷根革命的核心論述如今都被駁倒。近期拜登政府新推出了兩項草案、通過一項法案，規模總共已相當於美國GDP25%左右的經費。2021年3月甫通過的1.9兆美元疫情紓困法案，讓國家更有能力維持全民的健康狀況。至於「美國家庭計畫」（American Families Plan）草案，則要用1.8兆美元幫家長分攤子女的教養費；而另一項「美國就業計畫」（American Jobs Plan），要斥資2兆美元去推動各種能夠促進永續的基礎建設，包括平價住宅、電動車、升級電網、大眾運輸、研發經費等。「美國就業計畫」裡面有100億美元要用來打造「全民氣候行動」（Civilian Climate Corps），該行動的名字在向羅斯福的「平民保育團」（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致敬，內容可能來自之前民主黨左翼同仁提出的「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方案。拜登在上任總統的第一天，就提出了上述的每一項計畫，而且讓美國重新加入了《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

碳稅在美國的阻力

不過，即使是在目前的政治與經濟局勢下，碳稅依然遙不可及。碳稅這種環保政策同時獲得了經濟學家和氣候科學家的支持，而且本身並不會拖累經濟（至少影響不會超過其他類型的稅），但依然被排除在拜登的新政之外，其推出的「美國就業計畫」甚至提高了企業稅率，這將抵消一部分聯準會投入大量資金所能達成的效果，同時也顯示拜登忽略了環保這個對全球未來最重要的問題。碳訂價至今在政治圈依然是燙手山芋，原因之一就是即使它達成任務，人民也不會有感。

碳稅政策分為收入跟支出，徵稅只是前半部而已。我們得知道從碳訂價政策收來的錢將流向何方，才能分析碳稅會讓誰損失、讓誰獲益；但選民看不到這一部分。課徵的碳稅可以用來資助消費、用來減少其他稅、用來補貼其他能源，或是許多其他選項，每一種用法都有不同的政治經濟意義。如果要讓碳稅政策第一次就獲得通過，並且不會在前線碰到技術問題，就必須先把每個環節都設計正確。

有些人很在意這個政策要叫碳「費」還是碳「稅」。美國長久以來對「稅」這個詞過敏，不過「費」與「稅」的差異也會影響到實際上的制度設計。通常費用並不列入總預算，所以可以防止政府用帳面上的自由市場政策暗中擴大權力，而且收來的錢可能用碳紅利的名義還給納稅人。

這種方式還能降低左派對碳稅的批評，左派認為，低收入者必須把更多的收入用來支付能源費用，所以碳稅是一種累退稅。但如果收來的錢可以還給人民，這種政策就不會加劇既有的不平等。

更重要的是，這種方式可以讓選民有動機去守護這項政策。人們在討論碳訂價的成本、效益、資金分配所造成的影響時，經常忘記這種政策可以降低政府與政黨推動這項政策的成本，同時墊高中止這項政策的成本。很多國家常常收回過去的環保收費政策，這會讓信貸提供者更沒有信心去資助一個長達數十年的碳減排計畫，例如澳洲在推出碳稅之後兩年就取消了，改用所得稅減免來抵銷碳稅的收入，但這樣就無法讓每個納稅人都分到碳紅利。

拜登和前總統川普都注意到，讓每個人直接拿錢的作法通常很受歡迎，所以如果美國真的要推行碳稅，照理來說作法會更趨近發錢給每個人。甚至可能會在開始收到碳稅之前就先成立一個機構，在收費之前就讓人感受到這對自己有利，藉此奠定政治支持。

相關政治局勢有利徵收碳稅

不過，雖然美國目前要徵收碳稅依然困難重重，相關政治局勢卻越來越有利。今年3月，美國石油協會（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成員包含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及雪佛龍（Chevron），都支持碳訂價。「取得實質進展最有效、最透明的方式，就是政府制定一個全國級的碳價格政策，而不是用各種聯邦法和州法搞出一台拼裝車。後者無法有效因應氣候挑戰。」這個行業過去直接否認全球暖化存在，如今行業代表卻說出截然不同的發言。

話是這麼說，但什麼時候能做出實質的行動，還是大問題。美國杜克大學經濟學家馬丁．羅斯（Martin Ross）研究發現，美國不同地區的二氧化碳密集度（CO2 Intensity）相差2至3倍。一般來說，內陸地區的使用比較多碳，東西岸則較少，而這也剛好吻合政治分布：民主黨當家的地區主要都仰賴知識經濟。這不僅幾乎可以完全解釋，為什麼支持碳稅的人通常都是左派；未來在推動政策的過程中碰到障礙時也非常值得參考。

只要徵收到的錢能夠有效運用並且回饋社會，碳訂價會傷害經濟的說法就站不住腳。但光這樣還不足以說服人，因為全國各地的二氧化碳密集度並不相同。評估稅收政策時，不僅要看它的總成本和總收益，還要看它讓不同對象、不同活動所承擔的成本之間差多少。

免費排碳終將行不通

政策對不同對象造成的影響差異，不僅牽涉到它是否公平、會產生哪些政治問題，還關係到社會可能會用哪些方式回應。人們很可能會設法逃避碳稅，從消費者角度來看，最簡單的策略就是從沒有徵碳稅的地區進口碳密集型產品。無論反碳稅的論述有沒有明白點出，這個「漏洞」都是碳稅政策必須思考的大問題。而且人們還會問，對一個地區的生產徵稅，是否會讓當地產業外移，使當地出現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現象。

夠有遠見的政府，就會意識到這個問題；今年3月，歐洲議會宣布，歐盟將在2023年前對電力和某些工業產品徵收「邊境碳稅」（Carbon Border Tax），最終將延伸涵蓋到目前國內稅制底下的所有項目。意思是，無論美國政府要怎麼做，美國對歐盟出口的生產商基本上已經在繳碳稅了，而這可能會讓他們不那麼反對美國課徵碳稅。

我們真正該思考的，不只是要碳稅，還是不要碳稅。而是要去想，這個世界要如何因應不同強度的碳排放量，制定出各種相應政策。關注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ESG）的投資興起，顯示全球資本可以如何在比較小的國內市場設定投資環境。過去那些看債券時只關注利率的「債券義勇軍」（Bond Vigilantes）現在已經沒了，而說碳稅「反商」的觀點最終也可能被淘汰掉。當越來越多國家推出「碳邊境調整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就越有可能讓量變產生質變，使那些尚未推出的國家決定跟上。

（本文摘自2021年6月份《台灣銀行家》月刊，本文作者為台灣金融研訓院特聘外籍研究員，撰文：David Stinson孫維德；譯者為廖珮杏）

鑒於政府在疫情期間採取大規模舉措支持經濟，創紀錄赤字一直被視既成事實。美國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數超過600萬，因此病故的逾18萬。

數千萬人失業，還有無數企業苦苦掙扎，政府稅收下滑。本會計年度的收入預估只有GDP的16%，低於去年的16.3%和2015年的18%。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周三表示，在從今年10月1日開始的財政年度，公眾持有的聯邦債務預計將達到或超過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00%。這將使美國成為日本、意大利和希臘等少數幾個債務負擔超過其經濟規模的國家之一。

今年這一比例預計將達到98%，也是二戰以來的最高水平。

到目前為止，債務激增並沒有讓投資者感到不安，也沒有妨礙美國進一步借債的能力。投資者被相對安全的美國國債所吸引，大舉買入美國國債。此外，利率預計將保持在低位，表明政府仍有很大的借債空間。

美國國會辦公室預期將在今日向聯邦政府提及債務超過美國經濟的警訊。

僅管債務水準向來都高，美國政府的借貸成本預料未來幾年仍將維持低檔。CBO預期利息成本下滑直至2024年，在這10年的後半段才會回升。

來源：華爾街日報、中時、聯合

國會在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壓力下，遲遲無法就另一項加強醫療保健系統和刺激經濟案達成協議，以致數百萬計美國人為相關援助苦等了好幾個月。麥康奈說：「我們終於達成這國家所需要的兩黨突破。」

國會共和與民主兩黨領袖，計畫把針對疫情紓困的新紓困案，附加在1.4兆美元財政支出法案上。後者法案讓政府支出可運作至明年9月底。新振興措施包括直接向個人發放600美元，和為失業者每周提供300美元補助。

兩黨在新振興措施上的主要歧見是Fed放款權限。麥康奈爾的發言人周日說，Fed的爭議已被解決，國會兩黨的共識是，讓聯準會在今年底之後有權為小企業、州和地方政府提供緊急貸款，不必經過國會同意，但如果聯準會要重新啟動三月通過、今年底到期的疫情紓困方案「新冠病毒援助、救濟和經濟安全法」（CARES Act），須經國會同意。

知情人士透露，兩黨談判出現重大進展，主要是舒默與賓州共和黨參議員杜美（Pat Toomey）同意財政部收回Fed在「新冠病毒援助 與經濟安全法案」（CARES Act）緊急貸款機制裡未用完的4,290億美元。

而民主黨籍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還有舒默則說，在新冠肺炎加速蔓延之際，這項套裝方案能給予亟需的資金，以拯救美國人的性命與生計。他們強調，等美國總統當選人拜登1月20日就職後，他們很快就會推動更多紓困案。

此外，舒默和裴洛西在聲明中說，紓困案包括直接給付多數成年人，還有每個小孩600美元（近1.7萬台幣）。他們同時指出，「薪資保護計畫」（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 PPP）小企業貸款將獲得挹注2,840億美元（約8兆台幣）。

為了避免政府東部時間周一凌晨0點1分關門，國會周日將致力通過1天的支出案，好讓相關運作維持到周二0點1分。接著議員打算，會在周一針對紓困案和撥款案進行投票。

另外，Fed明年不能在未經國會批准下，推出同樣的緊急貸款機制。但兩黨協議未防止Fed推出其他類似機制。

民主黨原先不滿共和黨限制Fed放款權限，是要制約拜登上台後挽救經濟的能力。共和黨認為民主黨要延續Fed放款權限，只考量他們選區的利益，因此應維護Fed的獨立性而不是讓其政治化。

來源：中時、工商時報、聯合報

民主派得票數總計為1,673,991，得票率為57.34%，當選席次為389席，較上次選舉增加263席。

建制派得票數總計為1,220,999，得票率為41.82%，當選席次為59席，較上次選舉減少240席。

中間派得票數總計為24,632，得票率為0.84%，當選席次為4席，較上次選舉減少2席。

據BBC中文網108年11月20日報導，區議會只是一個地區諮詢組織，沒有任何法定權力，也沒有獨立的財權。但區議員的影響力不止於地方市政事務。例如，立法會其中兩個功能組別都只能由區議員擔任，在70席的立法會中佔有六席。其中一席由區議員之間互相提名、投票選出，而另外五席由區議員之間互相提名，之後交給大部份選民投票選出。

區議員也可以競選成為香港特首選舉委員會的成員。2016年選舉委員會1200個成員當中，有117人由區議員互相提名、投票產生。因此這次區議會選舉會影響2022年行政長官選舉。

區議會選舉與香港行政長官選舉的關係

據維基百科公布，根據《香港基本法》第46條，行政長官每屆任期5年，由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選出。現時選舉委員會共有1200名委員，分別代表香港社會中的38個「界別分組」，但絕大多數成員並非民選。其中300人來自工商、金融界，300人來自專業界，300人來自勞工、社會服務、宗教等界，其餘300人為立法會議員、區域性組織代表、香港地區全國人大代表、以及香港地區全國政協委員的代表。

其中，選舉委員會的第四界別的組成，分別是鄉議局26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36名、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51名、港九各區議會57名、新界各區議會60、立法會70名，總計300人。

據中央社108年11月25日報導，在這次選舉中，民主派獲得過半數議席，且席位更高於上屆的建制派，肯定獲得117個選舉委員會名額，加上上屆的325席，將會增至442席選委會席位。如果將來民主派在其他界別再有「進帳」的話，更可能威脅到這個選舉機制，令北京方面難以掌控。

資料來源: BBC中文網、中央社、維基百科

法新社指出，在2019年巨大的民眾抗議動員兩年後，香港人對港府的不信任感加深，認為它是中國鎮壓港人人權的幫手。而且對疫苗接種的猶豫不決也是信息誤導的結果，以及相對普遍的，不急於接種的感覺，一方面是因為病毒在香港的感染率低，因此健康風險有限，另一方面是因為缺乏宣傳鼓勵。很多市民認為接種疫苗沒有意義，尤其是嚴厲的禁足規定打消了出門旅行的想望。

香港衛生防護中心的一位前監察員在香港電台上表示，香港「擁有一大堆未使用的疫苗卻不用，而世界其他地方正在搶購疫苗，這格外諷刺，也是不正確的。」他警告說，要是錯失這次打疫苗的機會，將來想打也不一定有，請民眾把握。

香港分別購買了750萬劑輝瑞-BNT疫苗，和750萬劑的中國大陸科興疫苗(Sinovac)，後者尚未獲得世界衛生組織的認證，但它是大陸許多城市的主要疫苗。不管是BNT還科興，在香港接受度都不算高。到目前為止，香港只有19％的人口接種1劑疫苗，其中只有14％的人口接種了2劑。

還有一個怪事，不只一般民眾施打意願率低，甚至醫務人員的接種率也不普遍。香港醫院管理局透露，醫務人員只有三分之一接種了疫苗，理論上他們是最知道疫苗重要性的專業人員。

這一現象恰逢，周一（5月24日）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區的六位國家領導人呼籲國際社會確保公平獲得疫苗的渠道，並要求擁有多餘劑量的國家分享這些疫苗。阿根廷、墨西哥、牙買加、玻利維亞、厄瓜多爾和烏拉圭的領導人，在哥斯達黎加總統卡洛斯-阿爾瓦拉多發布的一份聲明中說，"我們強烈呼籲那些擁有剩餘劑量，或已經為其高危人群接種過疫苗的國家實施措施，確保這些剩餘劑量立即得到公平的分配。

而最近幾星期，一些香港政界人士建議，如果接種率沒有改善，香港可能會考慮將未使用的疫苗發送給海外。

來源：中時/RFI

近期外界對於香港是否能維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有諸多討論，央行今天於臉書發文指出，香港能成為金融中心有其背景與優勢。

第一，香港擁有廣大的經濟腹地，為中國重要的轉口貿易港，物流集散易於金融服務業的發展；香港除了是外資企業籌資或投資中國的跳板，更是中資企業對外籌資的主要基地。

第二，香港採行英美法系，與倫敦與紐約擁有相同法律邏輯，且英美法系較大陸法系更能賦予金融業發展所需的較大彈性。

第三，全球金融市場多為24小時運作，而英文為香港的官方語言，又有位於亞洲的時區優勢，便於串起與倫敦及紐約的24小時金融交易。

第四，匯率穩定是香港能成為金融中心的重要因素。

不過央行指出，紐約、倫敦、香港及新加坡雖然頂著國際金融中心的光環，但這類型的經濟模式更容易受到金融危機衝擊，並產生明顯的外溢效果；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紐約與倫敦失業率攀至史上高點，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讓香港與新加坡景氣陷入嚴重衰退。

央行表示，為了避免重蹈覆轍，四大城市所在地的金融主管機關於危機後皆重新審視金融業管理規範，防止系統性風險再次發生，以確保當地金融穩定運作。

對於台灣是否可能取代香港目前的金融中心地位，行政院長蘇貞昌日前於立法院備詢時表示，台灣一直想成為區域的金融中心，但確實條件還不是那麼好。

區議會選舉結果的歷史性改變還意味著，民主派有可能在未來香港特首選舉有更大話語權。在1200人組成可以選特首的香港選舉委員會中，有117席是由區議員擔任，過往因為建制派壟斷區議會，這117席一直由建制派區議員擔任，如果民主派最終奪得這百多席， 連同民主派本身在選舉委員會中的340多席，如今可能在委員會有約460席，佔超過三分之一。

各界看法

香港民主派認為有關結果是「變相公投」，反映市民強烈希望政府回應示威浪潮的「五大訴求」。建制派則認為，區議會已不能只靠地區民生工作，會作出深切檢討。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25日早晨表示，特區政府一定會虛心聆聽市民的意見，並「認真反思」。

中國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認為，今次結果不能夠改變現時的政治僵局，就算民主派全取選委會議席，特首選舉的主導權仍然在中央手中。他亦指出，2003年民主派也在區議會多區獲得過半議席，但並沒有影響建制派之後的立法會選舉形勢。

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學院副教授方保恆說，在2012年特首選戰中，當選人梁振英僅僅得689票當選，落敗的唐英年獲得285票，唐被視為與香港本地資本關係密切的候選人，且獲得首富李嘉誠公開支持。方保恆認為，如果民主派和本地資本勢力結盟，就隨時有足夠票數自行決定特首人選。

「北京要避免出現這種『政變』，恐怕只能重新統戰本地資本。北京與本地代理人的關係從來複雜，香港仍是中共無法完全控制的境外地區，」方保恆說，「短期就看林鄭月娥會否被快速撤換，由與本地資本關係緊密的人取代。」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表示，結果讓北京和香港政府了解到，社會對運動支持度仍然相當高，並沒有慢慢消退，中央和特區政府一直未能有效回應民意，只是強調「止暴制亂」，造成市民逆反，如果繼續在這問題上採取「拖字訣」，是不能夠解決問題。

他認為，民主派獲得大多數議席，對「反修例運動」有正面影響，因為社運人士難以持續不上班、以義務性質投入運動，區議會提供了資源，包括議員薪水、辦事處及地區網絡等，可以用作支援運動的發展，但這亦意味著，民主派靠攏更激烈抗爭路線，以往提倡溫和妥協、與北京溝通的路線難以複再。

BBC記者喬納森·赫德（Jonathan Head）分析認為，除非政府回應示威者訴求，示威浪潮將會繼續，在選舉翌日，仍然有人在香港中環高叫「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的口號，而防暴警員不太肯定自己可以多強硬，亦有新當選的議員到訪理工大學，去聲援仍然被包圍的示威者。

雖然特首林鄭月娥說會認真反思市民的不滿，但喬納森·赫德說，要中國同意她才能夠作出讓步，北京可能會希望用一些沒有那麼爭議的人取代她的職位。香港的反對派仍然遇到挑戰，新一批的年輕區議員要回應本土議題，不是單純追求民主，要思考如何更有效地合作去爭取中央政府的讓步。

據紐約時報108年11月26日報導，華盛頓的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中國影響力專案主任葛來儀(Bonnie S. Glaser)在電話採訪中說，香港的選舉結果表明，北京的共產黨領導層在瞭解民意和民主過程方面是多麼地脫節。「中國每次試圖處理民主問題時，他們都失敗了，他們對民主制度和民主社會如何運作的瞭解非常糟糕。」

各派人士一致認為，這種一邊倒的選舉結果，使中國執政的共產黨在對抗議活動作出回應上面臨更大的壓力。對民主派來說，這意味著要解決香港公眾對官員有更大問責的更廣泛呼聲。其他政界人士則擔心，投票的結果可能被北京視為香港正進一步脫離其控制的信號，需要北京作出更嚴厲的回應。

中國會對香港區選結果作出如何回應目前備受關注，官方媒體新華社在25日下午2時許發表了有關香港區議會選舉的報道，報導中沒有提及民主派獲勝的消息，但批評「過去5個多月中，亂港暴力分子與外部勢力遙相呼應，不斷製造、升級暴力活動，造成香港社會政治氛圍對立、社會情緒撕裂、經濟民生發展受挫。止暴制亂、恢復秩序仍是香港當前最緊迫的任務」。

據新頭殼newtalk108年11月25日報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避談選舉結果，僅表示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香港當前最緊迫的任務，並喊話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心堅定不移，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涉香港事務的決心堅定不移。

此外，人在日本東京的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接受媒體詢問時表示，不管香港局勢如何變化，有一點非常清楚，那就是香港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任何企圖搞亂香港、損害香港穩定繁榮的企圖都不可能得逞。

資料來源:BBC中文網、紐約時報、新頭殼

香港立法會在中國人大常委宣佈修改當地選舉辦法後兩個多月，三讀通過修改當地選舉辦法，被批意在大幅提高反對聲音進入議會的難度。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在主持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閉幕會時指出，國家安全、社會穩定、法治秩序是香港發展的前提，這次立法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施行後，將堅決有效維護國家安全，推動「一國兩制」事業沿著正確方向前進，有力維護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法治秩序，防範和遏制外來干涉，保障香港根本利益、長遠利益和當前利益，也必將為香港創造更加安全、穩定、和諧、便利的社會環境，更好地發展香港經濟、改善香港民生，充分展現「一國兩制」的制度優越性。

充分體現國家意志兼顧兩地法律差異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共分6章66條，分別為總則、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和機構、罪行和處罰，案件管轄、法律適用和程序、中央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機構及附則。這是一部兼具實體法、程序法和組織法內容的綜合性法律。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港澳研究室主任張建認為，這部法律在起草過程中，注意把握、遵循和體現了堅定制度自信、堅持問題導向、突出責任主體、統籌制度安排、兼顧兩地差異等原則，著力處理好本法與國家有關法律、香港特別行政區本地法律的銜接、兼容和互補關係，充分體現中央對「一國兩制」的尊重，充分展現中央在維護國家安全上的決心和信心。

該法對中央和特區在維護國家安全事務上的責任和權限做了十分清晰的劃分：中央人民政府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國家安全事務負有根本責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負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應當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

對此，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黎沛文分析認為，維護國家安全歷來是中央事權，而「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也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責任主體。雖然中央已通過基本法第23條授權其自行制定國家安全法律，履行相關憲制責任，但這並不否定中央對香港國家安全事務仍擔負著最大和最終責任，同時也不影響中央在必要時，根據實際情況和需要主動建立健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此次涉港國家安全立法有利於督促和指導香港盡快落實基本法第23條，促成香港自身國家安全法治保障體系的進一步建構和完善。未來，香港將被納入國家整體的國家安全體系當中，香港自身與國家主體之間的國家安全法治保障體系的聯動關係將得到進一步加強。

維護中央全面管治權保障香港高度自治權

令在必信，法在必行。設立專門法律機構是保障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落地生效的最關鍵的支撐因素。該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事務，承擔維護國家安全的主要責任，並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監督和問責。同時，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公署。

設立兩個機構，體現了「一國兩制」的內在邏輯與合力機制，結合中央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更彰顯中央全面管治權作用於香港的理性而智慧的法治方式。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田飛龍表示，駐港國家安全公署體現了全國人大決定中提交的中央駐港機構的角色，體現了國家安全屬於中央事權的憲制屬性，體現了中央對國家安全制度建設與執行機制的落實責任。香港本地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既是全國人大決定中關於香港特區政府履行維護國家安全憲制性責任的直接體現，也有助於香港地方整合有關本地執法力量而形成對中央駐港機構的有力配合與支撐。

值得注意的是，該法規定，除特定情形外，香港特別行政區對該法規定的犯罪案件行使管轄權，負責其立案偵查、檢控、審判和刑罰的執行等訴訟程序事宜。與此同時，駐港國家安全公署和國家有關機關在特定情形下對極少數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行使管轄權。

這既能滿足從國家層面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制需要，又能極大保護香港高度自治和司法獨立。在田飛龍看來，這實質上是把涉港國安立法在管轄上分為一般管轄和特殊管轄。一般管轄將涵蓋大部分案件，授權特首領導的維護國安委員會、律政司和警隊等香港本地機構負責。而特殊管轄則是指，當案件已超出香港本地執法能力、對香港本地法治和社會秩序造成過大衝擊，或是在情報收集、案件偵破和審判上遇到前所未有的超強壓力，此時將必須由中央承擔管轄責任。

切實尊重和保障人權確保香港長治久安

針對一些人權保障與國家安全關係上存在的相關疑慮，該法明確作出回應，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應遵循法治原則，應當尊重和保障人權，依法保護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的言論、新聞、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等自由在內的權利和自由。

該法律堅持人權保障原則、法治原則，將使香港特區居民權利和自由得到更好保障。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韓大元表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是保障人權的基礎。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盡快「落地」，將有助於盡快恢復香港的法治秩序，從而更好地保障香港居民的權利和自由。

為了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惡行，盡快恢復香港法治社會秩序，維護香港長治久安，該法對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等四類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的具體構成和相應的刑事責任，作出了明確規定。

香港修例風波以來，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已成為最嚴重的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和活動。韓大元分析道，這次法律明確規定這四類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和處罰，目的是實現對犯罪行為的精準打擊，對亂港勢力產生法律威懾力，同時，法律規定越細緻，越可以消除人們不必要的擔心。

整體而言，韓大元認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展現了中央維護國家安全與堅持「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心，將填補法制漏洞，築牢國家安全底線，對有關犯罪行為起到震懾、預防及遏製作用，將有助香港社會早日變亂為治，恢復秩序，走上繁榮穩定的發展正軌。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全文連結：link.mingpao.com/64139.htm

拉布外相重申，中國頒布《香港國安法》是違背其對香港事務的國際責任，該法已對香港造成明顯的寒蟬效應，壓抑香港人民行使基本權利與享受基本自由的程度。

中方未見集中評論有關終審法院的內容，但中國外交部星期二（24日）「強烈譴責」英方報告 「對香港事務顛倒黑白，說三道四」，外交部駐香港公署指責英方「語帶威脅干涉特區司法法律事務」。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則形容英國把「雙重標凖」發揮得「淋灕盡致」。

掌管香港所有法院的香港司法機構回應BBC中文記者查詢時稱，對英方最新表態沒有評論，但重申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曾在今年7月的一份聲明中說：「司法機構的獨立性和法治乃是香港社會的基石，並受到《基本法》的保障。」

「保持和維護司法機構的獨立性和法治，乃是香港司法機構的使命和憲制責任。」

拉布外相在這次《香港半年報告書》中怎樣談論香港司法？

這是英國外交部第47份《香港半年報告書》，也是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6月30日頒布《香港國安法》，和英國外交部9月份改組成外交、聯邦事務及發展部之後，英國政府首次呈交英國議會下議院的《香港半年報告書》。報告正文只涵蓋2020年1月1日至6月30日之間事態，但拉布在報告前言中也談論了《香港國安法》頒布後之情況。

拉布續說：「本人剛剛開始跟大法官（兼司法大臣）及英國最高法院院長韋彥德勳爵初步探討，在什麼情況下我們應該決議，不再讓英國法官擔任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的職位。」

英國《金融時報》星期二報道，拉布與大法官兼司法大臣羅伯特·巴克蘭（Robert Buckland；英國駐港澳總領館漢化名：白樂彬）致函韋彥德勳爵稱，政府認識到派遣法官的決定權在司法機關，但法官與政治人物在「維護與捍衛領先世界的英國司法體制的聲譽」方面有著共同利益。

兩位大臣也在信函中承認，目前判斷北京有否「嚴重損害」香港司法獨立為時過早，但希望韋彥德勳爵能說明，一旦出現這局面，英國最高法院將採取什麼措施。

目前香港終審法院除了首席法官馬道立外，尚有三名常任法官，和兩組非常任法官。其中，前任香港法官有四名，來自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有13人，分別為九名英國法官、三名澳大利亞法官和一名加拿大法官。

九名英國法官包括了韋彥德勳爵與上一任最高法院院長何熙怡女男爵（Lady Brenda Hale）。《金融時報》指出，何熙怡女男爵10月參加一場網上研討會時說：「我從未（在香港終院）聽審，起碼它也沒有安排我去聽審……要是這真的發生的話，我還真得嚴肅地問自己一道道德問題。」

此外，英國最高法院副院長賀知義勳爵（Lord Patrick Hodge）獲提名出任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目前正等待特首林鄭月娥根據立法會意見正式任命。他將接替9月份辭職的前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首席法官施覺民（James Spigelman），施覺民辭職時對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稱，他是出於對《香港國安法》的擔憂而辭任香港職務。

韋彥德勳爵在《香港國安法》頒布後曾就英國法官在香港終院之角色發表聲明稱，英國最高法院將持續評估局勢發展，並與英國政府討論。英國最高法院法官能否繼續在香港終院服務，「將視乎該等服務是否符合司法獨立與法治」。

香港法律界有何看法？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對BBC中文記者指出，多年來，海外法官在香港終審法院服務，有其重要意義和貢獻。他不希望事態發展到海外法官不願留在香港終院服務的地步。

張達明說：「我個人認為不太應當由英國的行政機關來做這決定，而應當讓司法機關決定能否留在香港終院服務。」

張達明認為，一旦英國法官自主不再服務香港終院，將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如果法官作為行內人都覺得不能服務下去，將嚴重打擊香港法制。「反而要是由政府作出這決定，滲入了政治，外間將更難評估問題出在哪裏。」

張達明指出，由於終審法院每次由首席法官、三名常任法官和一名非常任法官組成合議庭審案，因此英國法官一旦退場，實務影響仍可克服，「但過往大家能對我們的司法有信心，海外法官留下來的象徵意義是很重要的」。

前香港立法會民主黨籍議員，資深律師何俊仁認為，英方或許想要向北京表達強烈態度，但「沒多少好牌在手中」，所以才提出不派遣法官出任香港終院非常任法官。

何俊仁對BBC中文記者說：「這樣的做法有其政治效果，會打擊香港司法制度的公信力，但可惜的是，中國或香港不會理會這樣的動作，甚至會覺得這些法官可有可無。長遠受損的最終是香港。」

他認為一旦海外法官撤出，外資將有心理壓力。

「然而香港人擔心我們的司法制度能否維持下去，我相信會有很多人期望有些（海外）法官留在這裏，有膽提出異議，批判一些不公平的判決。」

10月28日，香港立法會資深司法任命建議小組委員上，幾位位建制派議員兼律師曾對任命賀知義勳爵出任終院非常任法官提出質疑。其中，何君堯提出應考慮任命南非、印度、汶萊、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法官，質疑港府嫌棄這些國家的司法水平偏低；周浩鼎質疑海外法官能否對「一國兩制」與《香港基本法》有「充分正確認知」。

隸屬中國政府僑務系統的香港中通社上周發表特稿談論香港司法改革，當中引述何君堯稱，香港司法系統中有「五眼聯盟」的法官「存在明顯政治傾向，可能嚴重影響司法獨立」，「必須及時糾正」。

《香港半年報告書》這次還說了什麼？

拉布在報告序言中稱，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香港國安法》，11月11日頒令確立取消香港立法會議員資格理由，並導致四名民主派議員被即時撤銷資格，繼而引發泛民主派總辭，均違反了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中「香港特區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的條文。

他指出，為此，英國推出英國國民（海外）新安排，並有望於2021年1月31日啟動，又中止了英國與香港之間的引渡條約，和把對中國的武器禁運擴大至香港。

報告還記錄了1月份美國人權觀察組織執行長肯尼思·羅斯（Kenneth Roth）被香港拒絶入境，「六四」事件燭光悼念晚會首次被禁，中學通識教育科遭親北京言論批評等事件。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星期二在例行記者會上評論說：「香港已經回歸祖國23年，英國政府還在通過發表所謂《香港問題半年報告》對香港事務顛倒黑白，說三道四，對中方進行無理指責，我們對此堅決反對，強烈譴責。」

「過去英國在殖民統治時期，沒有給過香港民主。今天，英國也沒有資格當判官。我們敦促英方摒棄殖民主義思想，收起虛偽和雙重標凖，停止干涉別國內政，早日回歸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凖則的正道。」

當天早些時候，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聲明稱，「英方違背承諾、一意孤行推進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簽證政策，單方面暫停與香港移交逃犯協定，肆意破壞雙方正常經貿合作，語帶威脅干涉特區司法法律事務」，「我們正告英方：醒醒吧，別再做干預香港事務的殖民舊夢了！」

特區政府與林鄭月娥本人也分別評論了英方《半年報告》。林鄭月娥在Facebook發文說：「報告批評全國人大常委會訂立《國家安全法》，說是違反『一國兩制』和香港的高度自治，但大家都知道英國有相當完整的維護國家安全法律，而其秘密情報機關MI5和MI6更是世界知名；《香港國安法》賦予香港特別行政區承擔維護國家安全的主要責任，我難以想像英國會把國家安全工作交給地方政府和當地警察。這不正是維護『一國兩制』、尊重特區高度自治嗎？」

「報告又批評特區政府因疫情把立法會選舉押後一年舉行，難道英國政府忘記了它們早於今年3月已通過法例把原定在5月7日舉行的地方選舉，包括倫敦市長選舉，押後一年，並延續現任議員的任期一年嗎？當時所持的理由亦是新冠疫情，難道香港選民的安全比不上英國選民的安全嗎？」

「我和特區政府會繼續堅守原則，依法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