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府高階官員告訴路透社，由美國貿易代表率領的「供應鏈貿易行動小組」，將找出造成美國供應鏈「空洞化」的具體違規行為，並透過貿易補救措施解決，當中包括針對中國大陸所制定的措施。

官員也表示，商務部正考慮是否要依據1962年貿易擴展法第232條款（Section 232），來調查用於馬達和其他工業應用的釹磁鐵進口對國家安全的影響。美國的釹磁鐵主要從中國進口。

拜登2月下令對關鍵供應鏈進行檢討，要求行政機關在100天內報告美國取得關鍵商品所面臨的風險，像是用於製藥的關鍵原料以及稀土，美國相當依賴海外供應這些產品。

雖然未表明是針對中國，但這項檢討是拜登政府更廣泛戰略的一部分，藉此強化美國競爭力，來面對世界第2大經濟體中國帶來的經濟挑戰。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Gina Raimondo）在聲明中表示：「半導體是支撐我們大部分經濟的基石，對我們的國家安全、經濟競爭力、日常生活都至關重要。」

在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期間，美國面臨醫療設備不足的嚴峻挑戰，如今許多領域都遇到瓶頸，例如晶片短缺，造成像是汽車等商品停產的問題。

根據路透社的報導，資深官員並沒有透露如何立即緩解電腦晶片缺貨的措施，但是在製藥方面，美國將運用「國防生產法」，立即加速在美國國內製造50到100種關鍵的藥品，而不是繼續在這方面依賴進口。為了化解木材、鋼材供應不足而引發的通脹擔憂，資深官員表示，拜登政府已經啟動一個領導小組來聚焦「基礎建設、半導體、運輸、農業和食品」等領域。

拜登政府在對中國的不公平貿易行為保持高度戒備並時刻準備反擊的同時，卻對美國與台灣的貿易抱持積極、正面的看法。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星期一（6月7日）在國會作證時表示，美國與台灣正在進行貿易對話，也許很快就會有某種框架協議。

來源：聯合報、美國之音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將於周三在瑞士達沃斯召開年會，政界和商界領袖匯聚一堂，討論全球最緊迫的問題。過去數年裡，弗拉基米爾·V·普京(Vladimir V. Putin)出席了會議。比爾·蓋茨(Bill Gates)也出席了。今年，副總統小約瑟夫·R·拜登(Joseph R. Biden Jr.)將出席會議。

因此，朝鮮外相李洙墉(Ri Su-yong)接到前往瑞士阿爾卑斯山參加今年峰會的邀請，也不是特別出人意料。

但在1月初，朝鮮進行了第四次核試驗，遭到了廣泛譴責，然後世界經濟論壇就撤銷了這份邀請。朝鮮表示，論壇「單方面取消」其代表團的參會資格是出於「不公正的政治動機，這顯然違背了世界經濟論壇作為一個討論經濟問題的國際論壇的性質和定位」。

世界經濟論壇委派董事會成員菲利普·羅斯勒(Philipp Rösler)對該決定作出了解釋。「在這次核試驗之後，我們認為，目前沒有本着世界經濟論壇的精神，開展國際化、全球化對話的機會，」他說。

但為什麼呢？如果世界經濟論壇不是一個就朝鮮的核野心，開展「國際化、全球化對話」的機會，特別是在該國外相出席的情況下，那它還有什麼意義呢？畢竟，這個論壇的既定宗旨就是「改善世界狀況」。

儘管達沃斯有時被詬病為商業精英的清談之所，但它也常常提供舞台，讓政治決策者進行有意義的辯論和妥協。例如在1994年，巴勒斯坦領導人亞西爾·阿拉法特(Yasir Arafat)和以色列外長希蒙·佩雷斯(Shimon Peres)在這個舞台上握了手。在那六年之前的1988年，希臘和土耳其簽署了稱作《達沃斯宣言》(Davos Declaration)的不交戰協議。該論壇讓多方利益相關者參與的方式，有時會帶來可觀的成效——最近在巴黎舉行的氣候變化談判就採用了這種模式。

然而與此同時，達沃斯的很多對話都是一種「消過毒」的辯論。

「為了吸引各種著名的政治人物、富豪和名人，」《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前主編比爾·艾默特(Bill Emmott)曾經寫道，「他們把這個會議開得很安全。」

「我說的安全不是指不會受到恐怖襲擊，雖然我也希望能保障那種安全，」他接著說。「我指的是沒有意外，不發生爭議的安全。他們做了安排，來防止爭論、對抗和挑釁的發生。」

兩年前，烏克蘭總理米克拉·阿扎羅夫(Mykola Azarov)已經飛抵達沃斯，原本定於在一個周五的下午發表講話，但幾名抗議者在基輔遭到槍擊後，主辦方撤回了對他的邀請。他待在酒店房間里接受英國《金融時報》(The Financial Times)採訪時，批評了這種怠慢的態度。

阿扎羅夫接受採訪時說，「該論壇本來有一個獨一無二的機會，來傾聽烏克蘭政府首腦的意見，了解更廣泛的觀點。很難說在這件事上誰的損失更大。」

多年來，維基解密(WikiLeaks)一直是政策專家及商業領袖在達沃斯論壇上討論的主要話題。維基解密的創始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曾受邀到該論壇發言嗎？沒有。美國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前承包商僱員愛德華·J·斯諾登(Edward J. Snowden)在泄露了數百萬份有關美國電子監控計劃的文件後流亡俄羅斯。他在俄羅斯通過視頻參加了幾次活動。但他也從未受到邀請。

當然，該論壇在邀請嘉賓、安排日程時需要保持警惕，因為它不想讓這一周的時間成為世界領導人互相抨擊或宣揚危險思想的舞台。

但一些批評人士早就表示，該論壇的組織工作過於謹慎。

「世界經濟論壇是一場縝密安排的活動，一切都不能有差池，」弗蘭克·福格爾(Frank Vogl)於2001年在《全球政策論壇》(Global Policy Forum)上寫道。「每個討論話題都經過了仔細考慮和研究，每個參與者都經過預先篩選，每一天的每一個時刻都受到了細緻入微的管理。該論壇就像最好的瑞士表一樣精準運轉。」

某些話題會被避開。比如，直到去年，有關男女同性戀、雙性戀或跨性別人群的權利的討論，都沒有進入過議事日程。部分是因為一些來自中東及東歐的代表團反對討論這種話題。

至於朝鮮，情況或許會變得很棘手。如果朝鮮參加論壇，拜登、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等嘉賓很難不遭到批評。

朝鮮駐日內瓦外交使團副大使崔明南(Choe Myong-nam)表示，「世界經濟論壇是基於政治動機做出這一決定的，因為組織者突然決定取消邀請，選擇支持好戰的美國和那些對朝鮮奉行敵對政策的盟友。」他說，「我們百分之百確定，有人在施壓，甚至是要挾。」

當然，朝鮮只是這個愈發複雜和危險的世界面對的挑戰之一。在當今的環境中，恐怖襲擊不斷升級，經濟及政治動蕩不斷加劇，把達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看作解決世界問題的靈丹妙藥或許是不公平的。要想舉行一場存在不同聲音的會議，首先要各方都參與才行。但在這個分歧加劇的世界，把他們請進同一間屋子，或許更難了。

質疑警搜查越手令權限

綜合各原訴傳票，原告指警方今年8月10日在壹傳媒大樓，以及各公司高層寓所搜查時，涉取去部分新聞材料及享有「法律專業保密權」的文件，一方面要求法庭裁斷相關文件是否屬上述範疇，另亦邀法庭裁斷警方搜查是否超越裁判官所批手令的權限，若超越手令權限，又有否其他合法權限去保留該些證物。

另外傳票要求法庭頒令警方須向所有原告交還享有「法律專業保密權」、屬於新聞材料，以及撿取時超越權限及沒有合法權限保留的所有材料。

大狀：雖非禁令同為阻閱文件

大律師黃宇逸表示，入稟目的「正路」，雖然《蘋果》並非向法庭尋求臨時禁制令，但其入稟依然是透過尋求法庭指示，從而阻止警方查閱相關文件。對於《蘋果》以6張入稟狀分開入稟，他估計「可能被搜者有個人物品被搜，以個人名義分開入稟會清楚啲」，但預料法庭仍會一併聽取及處理6宗訴訟。

另外，入稟狀又透露，搜查壹傳媒大樓的手令，於今年8月7日由西九龍裁判法院一名總裁判官批出。據《蘋果日報》早前報道，手令由西九龍裁判法院總裁判官蘇惠德批出，內容指警方有合理理由懷疑壹傳媒大樓內有書本或其他文件，對調查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第 29 條「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以及《刑事罪行條例》的「串謀欺詐罪」有調查價值，允許警方搜查與壹傳媒有關等 19 間公司。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今天邀請公平交易委員會主任委員李鎂進行業務報告並備質詢。多位立委質詢關於澳洲新聞媒體與數位平台強制議價法的議題。

民進黨立委鍾佳濱指出，根據澳洲競爭及消費者委員會2019年公布的調查報告，在澳洲的數位廣告市場，每100澳幣的廣告中，有81%進入到Google（谷歌）和Facebook（臉書），台灣的情況如何，是否會跟進澳洲的立法腳步。

李鎂表示，公平會有做初步了解，2019年台灣線上廣告市占率中，Google與Facebook占比已達6成至8成，但媒體與平台間的關係應該屬於私權議價問題，國際間對這個議題要如何處理還沒有共識。

鍾佳濱說，澳洲政府顯然不認為這是私權行為，而是判定屬於公共資產的問題。

李鎂在會後指出，因為這個法規涉及面向廣泛，還要觀察規範內容、現行法規有無不足之處等，國際間對於這類科技巨擘的行為模式都還在密切觀察，公平會也一直對此議題進行近一步瞭解，會先觀察分析、研究，如果有形成政策方向，會循公平會的機制來討論，但目前都還在了解的階段。

服務業競爭處處長林慶堂說，澳洲競爭主管機關負責的部分為雙方協議未達成共識，要付諸強制仲裁時，競爭主管機關會出具專業意見，加拿大由文化部負責處理這個議題，歐盟則是有歐洲議會的議員提出相關主張，所以目前各國走勢不一定，都在摸索跟探討中。

根據公平會的書面報告，公平會蒐集、掌握國際間有關數位經濟議題資料，關注歐美及亞鄰競爭法主管機關針對 Google、Apple（蘋果）、Amazon（亞馬遜）和Facebook等科技巨擘執法動態，同時密切注意其在國內市場之競爭情況。

出身進步派的共同民主黨候選人文在寅在5月9日當選南韓總統，隨即在5月10日宣誓就職。對文在寅總統而言，首當其衝亟待解決的外交困局，就是前總統朴槿惠允許美軍部署薩德反導彈系統所導致的韓中僵局。

2016年7月8日，美韓兩國宣布部署薩德，中國隨即在8月開始限制南韓藝人在華演出，後來擴大到中國視頻網站停播南韓節目。2017年2月28日，樂天集團與南韓國防部簽署協議，同意轉讓所屬星洲高爾夫球場部署薩德，中國隨即展開「打擊樂天、懲罰南韓」，3月3日國家旅遊局進一步發出赴韓旅遊警示，從3月15日起推動「零出團到南韓」，讓南韓旅遊業飽受衝擊。

儘管文在寅繼承了金大中和盧武鉉的進步傳統，長期敢於對美國說不，主張與中國和北韓對話，所屬的共同民主黨選民，也有高達51.9%反對部署薩德。問題是，在北韓核武威脅和美國強大壓力下，根據《韓國日報》2月27日民調，仍有46.9％韓國民眾支持薩德，只有35.6％反對。尤其是保守派選民，大多壓倒性支持薩德，例如自由韓國黨高達90％，正政黨也高達76.7％。即使是安哲秀所屬的「國民的黨」，也有56.7%支持薩德，中立選民則高達52.4％支持。

顯而易見，儘管文在寅本人未必樂見部署薩德，但面對北韓核武的軍事威脅，面對美國「不裝薩德，不排除從南韓撤軍」的外交恫嚇，面對選後的國會多數議員仍然傾向支持薩德，文在寅並不可能立即宣布拆除薩德以便取悅中國。

問題是，南韓經濟高度依賴中國，文在寅也不願承受中國持續經濟抵制。2017年3月12日，南韓貿易協會調查597家與中國有貿易往來的企業，發現有高達56.2%企業認為將對中國生意造成影響。NH投資證券也指出，中國來韓觀光客每年高達800萬人，如果減少20%，將使南韓GDP減少0.25%。IBK企業研究所更表示，如果中國正式展開經濟報復，假設南韓商品輸出減少5%，赴韓觀光客減少20%，內容產業附加價值減少10%，估計將導致南韓76.9億美元經濟損失，使南韓經濟成長率降低0.59%。

夾處在美中兩強之間，南韓文在寅總統所面對的「反對部署薩德，否則中國抵制」，和台灣蔡英文總統所面對的「接受九二共識，否則中國抵制」，兩人所面對的兩難困境頗有類似之處。文在寅一方面很難反對部署薩德，另一方面想避免中國抵制；蔡英文一方面很難接受九二共識，另一方面也想避免中國抵制。但兩相對照，文在寅從5月10日上任之後、至今不到兩周的積極突破作為，不管是敢於出手和政治智慧，都值得台灣當局引以為鑒。

競選期間，文在寅不斷質疑朴槿惠部署薩德的正當性，並多次揚言不惜向美國說不，但執政之後的文在寅總統，為了避免因為自己反薩德導致立即的朝野對立，文決定讓行政權中立，將薩德問題交付國會議決。文在寅重新定位薩德爭議是「民主決策問題」，譴責朴槿惠當初通過薩德部署決議，並未公開相關決策訊息，也未曾徵詢國會同意，表示將在新政府成立之後，首先公布薩德相關決策訊息，然後交付國會議決。文在寅聲稱，將在國會議決的新基礎上，要求美國尊重南韓民主體制，並要求美國依循美韓同盟條約處理薩德爭議。

但眾所皆知，南韓國會多數明顯傾向支持薩德，文在寅決定行政權中立、交付國會議決的結果，幾乎等於同意薩德部署，美國顯然樂見如此決策。相形之下，文在寅可藉由譴責朴槿惠獨斷，向中國凸顯自己有所區別，至少在交付國會議決之前，將可緩和韓中僵局的對立氛圍。此外，文在寅把薩德問題交付國會議決，也可卸除決策責任，對中國表示作為總統只能遵守憲法，必須依循憲法規範的民主決策程序處理薩德爭議。

擅於下圍棋（聽說有4段實力）、深諳政治布局的文在寅，當然知道中國不可能滿意這種「總統扮白臉、國會扮黑臉」的南韓民主把戲，必須靠更多實質的人事任命補強雙方信任。5月12日上任第2天，文在寅就傳出將任命最親信盧英敏擔任駐中國大使。盧英敏不但曾擔任國會議員，還在這次總統補選擔任文在寅競選對策委員會的組織本部部長，是南韓政界公認的文在寅最核心。

5月15日上任第5天，文在寅進一步公布前總理（2004-06）、現為國會議員的李海瓚擔任赴華總統特使。李海瓚早在盧武鉉總統任內，就曾作為總統特使訪問中國，不但是南韓左派的政壇元老，也是中國認定的南韓老朋友。

除了必要的人事布局之外，文在寅還為了表達善意，一再向中國表達希望參與5月14-15日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論壇高峰會，終於在開幕前兩天接獲中國邀請，順利派出南韓國會的中國通朴炳錫帶團參加。5月19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接見文在寅總統特使李海瓚，李開口就表示，自己的首要任務，就是「要讓韓中關係迅速回暖」，表示南韓了解部署薩德導致的中方困擾，將以最大誠意解決問題，並表示南韓支持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還交付文在寅的親筆信給中國領導人習近平。

文在寅總統上任不到10天，連續揮出對中國表達善意的組合拳，包括總統對薩德問題中立化、將薩德爭議交付國會議決、任命最親信盧英敏擔任駐華大使、任命中國的老朋友李海瓚擔任總統特使、全力支持中國最重視的「一帶一路」倡議等等，終於讓北京感到心動。據了解，目前南韓演藝人員已經重新接到中國傳媒的廣告邀請，儘管只是韓中僵局解凍的初步胎動，但文在寅堅持不懈的誠意和作為，顯然是突破僵局的最大關鍵。

反補貼稅是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規則徵收的進口貿易關稅，目的是抵消出口國補貼的負面影響。在進口國發現外國補貼其出口，損害進口國的國內生產者競爭力之後，經過合法調查才能強加這些關稅。根據WTO的規則，一個國家可以發起自己的調查並決定收取額外關稅，但前提是這些額外關稅符合關貿總協定的《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定》（簡稱為《反補貼協定》）。

而美國的反補貼稅，是由美國商務部下屬的國際貿易管理局負責評估，確定所涉進口商品是否得到補貼以及補貼數額。如果認定對相關的國內產業競爭造成重大損害，商務部可指示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徵收相當於補貼幅度的反補貼關稅。

美國聯邦法律對來自發展中國家或最不已開發國家的進口產品，規定了某些區別對待，並要求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定期更新這些國家名單，使某些WTO成員有資格根據美國《反補貼稅法》獲得最低限度的微量補貼和低額進口量豁免。

另外微量進口也可以得到豁免，也就是說，如果從一國的補貼進口在「微量」標準之內，進口國必須終止反補貼調查。根據美國《反補貼稅法》，如果來自單個國家的進口量少於美國相關產品總進口量的3％，則被視為「微量」。但如果所有少於3％的國家加起來的進口總額超過所有此類商品的7％，則進口量不算「微量」。

但如果從單個發展中國家或最不發達國家的進口量，少於總進口量的4％則被認為是「微量」，除非從個體數量少於4％的國家，進口加起來超過總進口的9％。

美國也是「發展中國家」？

《WTO協定》有通稱為「特殊與差別待遇」的條款，賦予發展中國家特殊權利，包括實施協議和承諾的時間更長、採取措施增加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機會、規定要求所有WTO成員，維護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利益、支持幫助發展中國家增強開展WTO工作、處理爭端和實施技術標準的能力、以及有關最不發達國家成員更為寬厚的規定。

可是WTO規則本身並沒有提出「已開發國家」、「發展中國家」或「最不發達國家」的定義，而由成員國自己宣布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今年初川普在達沃斯表示：如果中國和印度自稱為「發展中國家」，那麼美國不也應該算是「發展中國家」？

川普在2019年7月26日簽署了一份備忘錄，指示美國貿易代表，如果在90天內未能在WTO改革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則應該發布清單停止將某些特定國家視為「發展中國家」。

川普認為，自2001年加入WTO以來，中國一直堅持認為自己是發展中國家，美國從未接受過中國為「發展中國家」，而且當前的經濟指標顯示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已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中國佔全球貨物出口總額的近13％，而其在此類出口中的全球份額在1995年至2017年間躍升了五倍。自2009年以來，中國一直是每年全球最大的貨物出口國。此外，中國在出口中的領先地位不限於低工資製造業的商品。中國目前在高科技產品出口方面居世界首位，僅此類出口在1995年至2016年間就增長了3800％。

美國2019年1月15日向WTO提交《一個無差別的WTO：自我認定的發展地位威脅WTO機制的重要性》的文件，並提出一份總理事會決定草案，要求取消大批發展中成員享受特殊和差別待遇的權利。

中國、印度、南非和委內瑞拉2019年2月15日聯合向WTO提交《惠及發展中成員的特殊和差別待遇對於促進發展和確保包容的持續重要性》的分析文件，之後六個其他發展中國家也加入聯署。

從這一連串的發展來看，美國重新定義「發展中國家」是單方面根據國內的《反補貼法》，其實是為了更大幅度的WTO改革佈局，企圖把自由心證的「發展中國家」定義改為硬性規則。

評論界認為，雖然聲明中沒有指射對象，但顯然目標是中國。這顯示川普政府的「雙軌」策略：一方面藉由單邊主義手段改變「發展中國家」定義，這也將會體現在未來與中國關於「結構性改革」的談判中；另一方面通過WTO改革對中國和其他國家施壓。因此我們不能把美國的貿易策略完全視為繞過WTO的「單邊主義」，但同時，即使WTO改革不能成功，美國仍然將推行單邊政策。

其中，中國表示永遠不會同意放棄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權利。中國駐WTO代表張向晨在WTO的2019年度第四次總理事會上說：「我們不會作出承諾，更不會放棄自己作為發展中成員的合法性權利。對於今後具體談判中的特殊和差別待遇，如果確有需要，我們會直言相告，並在談判中，盡力爭取；如果不再需要了，我們會毫不猶豫把機會讓給更需要的發展中成員。」

WTO要求其所有164個成員以協商一致方式通過任何正式協議，因此只要任何WTO成員反對，美國的提案就仍然是懸案。因此美國將會繼續單方面施壓，並聯合其他發達國家共同施壓。

現實情況是，中國和美國各自都能提出支持自己論點的數據。中國有些地區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但另外一些地區卻接近發展中國家，甚至未開發國家。

在中國內部各地區發展程度也存在著差異性。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的經濟體量雖然在國際貿易上有許多優勢，但由於內部發展的差距，形成張向晨大使所描述的「半杯水」現象。

總體看來，美國此舉對中國的實際影響是什麼？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WTO高級研究專家蓋瑞•豪夫鮑爾認為沒有實質影響，因為「與正在進行的貿易戰相比，中國在《反補貼法》方面失去的利益是微不足道的。」

換句話說，關鍵仍然是中美的雙邊關係。美國此次單方面宣布取消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地位，主要企圖是在雙邊貿易領域給中國施壓，如果WTO改革不照美國提案進行，此前的單方面增加進口關稅，仍然會是美國在雙邊談判中的籌碼。

目前由於新冠病毒的疫情還在持續發展，很難完全預測中美之間貿易談判的未來進程，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履行也在觀察中。即使在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簽署之前，劉裘蒂認為在美國總統大選之前完成第二階段的談判有顯著的困難。

劉裘蒂也指出，容許不同層次的定義與不同時間點上的優惠，並且逐漸擺脫依靠補貼支持產業發展的模式，不但可以幫助國內產業升級，也可以提升以實力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和領導力。

註：補充美國對WTO的提案

美國在2019年初向WTO提交了提案，企圖建立WTO成員享受「特殊和差別待遇」的客觀標準。在四個情況下會員國沒有權利享受優惠待遇：

1. 是OECD成員的WTO成員，或已開始加入OECD的WTO成員；

2. 是20國集團成員的WTO成員；

3. 被世界銀行指定為「高收入」國家的WTO成員；

4. 佔世界商品貿易不少於0.5％的WTO成員。

來源：FT

這種全球性的焦慮異乎尋常。過去30多年來，不管什麽時候，都至少有一個世界強國極為樂觀。上世紀80年代末，日本仍沉浸在長達數十年的繁榮之中，自信滿滿地在世界各地收購資產。上世紀90年代，美國沐浴在冷戰勝利和長期經濟擴張的光輝中。本世紀初，歐盟(EU)樂觀自信，發行了單一貨幣，成員國數量幾近翻倍。而在過去十年的大部分時期，中國日益增強的政治和經濟實力贏得了全世界的尊敬。

然而，就當前而言，所有的大國似乎都有些茫然，甚至是擔憂。我今年遇到的唯一有些例外的是印度——該國政商兩界精英似乎仍然受到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改革熱情的鼓舞。

相比之下，在日本，對名為“安倍經濟學”的激進改革方案的信心正在減弱，人們不再那麽相信這種改革能夠真正打破該國的債務和通縮周期。與中國持續的緊張關系也加劇了日本的不安。然而，我在今年年初訪問中國後得到的主要印象是，這個國家也感覺要比兩年前不穩定得多。中國政府輕輕鬆鬆實現每年8%或者以上增長的時代已經結束。對國內金融穩定的擔憂正在積聚，夏季股市動盪就是例證。

然而，不安主要還是源於政治領域。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領導比其前任更具活力，但也更不容易預測。官員和商人感到不安，他們擔心在反腐運動中被抓——反腐已經導致逾10萬人被捕。

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對全球產生了影響。當中國點燃大宗商品繁榮的時候，巴西經濟就像一個被快艇拽著的滑水運動員一樣高速行進。然而，如今巴西經濟已沉沒於波濤下方，經濟收縮4.5%。巴西總統迪爾瑪•羅塞夫(Dilma Rousseff)深陷腐敗醜聞當中，並遭到了彈劾。

歐洲也很沮喪。今年巴黎遭受了兩場血腥的恐怖襲擊。隨著希臘瀕臨被逐出歐元區，困擾歐洲大陸多年的經濟危機可能在明年7月達到高潮。與此同時，作為歐洲政治和經濟標桿的德國現在則被逾100萬難民的涌入弄得焦頭爛額——這些難民大多是為了躲避中東戰亂而進入德國的。歐元已經在德國和南歐國家之間造成裂痕，難民危機又讓德國與東歐國家產生不和。同時，英國威脅要離開歐盟，而法國空前之多的選民轉向支持極右翼黨派。

如果你從經濟數據判斷，美國應該是所有這些陰霾中的例外。美國連續六年經濟增長，失業率在5%左右，並且在互聯網經濟領域占據主導地位。然而公眾情緒仍很糟糕。作為美國兩大政黨之一的共和黨可能真的將粗魯的煽動家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提名為總統候選人，這一前景表明美國並非泰然自若。實際上，特朗普的整個競選活動以及共和黨其他主要競爭對手的競選活動都是建立在如下觀點之上：美國正在危險地衰落。除了這些國內因素以外，這種全球不安的背後還有共同因素嗎？顯然，全球經濟沒有完全從金融危機中復蘇。人們還普遍擔心，在多年非常規貨幣政策之後，另一場金融或經濟危機可能正在醞釀當中。

在政治和安全方面，中東地區的內爆仍在持續。事實證明，中東地區以外的強國無法恢復該地區的秩序，它們發現，混亂正以難民危機和聖戰恐怖主義的形式蔓延至非洲和歐洲。

最大的共同因素也是最難解釋的——不斷發酵的反精英情緒，加上對不平等的擔憂以及對法國、巴西、中國和美國這樣截然不同的國家隨處可見的腐敗的不滿。在美國和歐洲，此類抱怨往往與盛行的國家衰落說法聯系在一起。這些社會和經濟方面的焦慮對政治產生影響，引發了對習近平、特朗普或者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等“強勢”領導人的需求，這些領導人承諾（無論多麽的虛偽）會拿腐敗的精英開刀，為小人物做主，並維護國家利益。

全球陰霾讓國際政治體系感覺就像是一個仍然難以從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患上的重病中恢復的病人。如果沒有進一步的重大沖擊，復蘇應該會逐漸加速，最糟糕的政治症狀可能消退。然而，病人是虛弱的。另一場重大沖擊，比如一次重大恐怖襲擊或者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就可能帶來切實的麻煩。

日本政府內部正在考慮的方案是透過「COVID-19疫苗全球取得機制」（COVAX）供應疫苗給台灣，將在詢問台灣政府需要多少疫苗數量及提供疫苗時期之後，再訂出詳細供應計畫。

報導指出，蔡英文總統26日表示，有關向部分海外製藥公司購買疫苗一事，因中國的介入導致目前還無法簽約。台灣疫情擴大之際，受到中國的阻撓，2300萬人口所需的疫苗難以早日取得。

日本政府已與美國藥廠輝瑞（Pfizer）簽約今年之內購買1億9400萬劑（9700萬人份）疫苗、與美國藥廠莫德納（Moderna）簽約在9月底前購買5000萬劑（2500萬人份）疫苗。光是向這兩家藥廠購買的疫苗就有約2億4000萬劑（約1億2000萬人份），16歲以上者要施打的疫苗數量幾已確保。

有關AZ疫苗，日本政府與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藥廠簽約，今年購買1億2000萬劑（6000萬人份），但因為海外有報告顯示接種後少數會出現血栓的案例，日本政府目前將AZ疫苗排除在官方安排施打疫苗的對象外。今後如果用途未能決定，保存期限恐到期。

報導說，日本政府考慮到台日每當發生大規模災害時都會互相幫助，這次作為緊急措施，認為有必要支援台灣。台日互相支援的歷史長久，2011年311大地震，台灣捐款逾200億日圓（約新台幣52億元）給日本。去年4月，疫情擴大，日本出現口罩荒之際，台灣捐贈醫療用口罩200萬片給日本。

此獨立小組由紐西蘭前總理克拉克與利比亞前總統領導，根據已先公布的最新報告，內文直指世衛力量不足，在驗證疫情報告、判斷是否造成大流行及部署資源遏止疫情方面，能力「嚴重受限」，令人震驚。這份報告認為，世衛需加強領導衛生工作及協調組織的作用。

目前不清楚世衛根據「國際衛生條例」成立的突發事件委員會為何直至二○二○年一月第三周才召開會議，也不清楚為何第一次開會時未能宣布疫情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PHEIC），而待一月卅日才宣布。報告也點出，在二○二○年二月初至三月初，如果世衛更早使用「大流行」一詞，是否會有助防疫？雖然「國際衛生條例」沒使用這個詞，也沒有進行定義，但使用「大流行」一詞確實有助人們提高注意力、關注健康事件嚴重性，但世衛直到三月十一日才使用這個術語。

此外，內文並提到中國，獨立小組表示，大陸地方和國家衛生部門原本可以在去年一月更有力地實施公共衛生措施，一月底一些國家出現新冠確診病例時，都應立即實施公共衛生控制措施，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報告中說，顯而易見，「中國地方和中央衛生當局去年元月本可採取比較強勢的公衛措施」。

該專家小組也在報告中強調，世衛的失誤不該成為世界領導人在防疫上屢屢失誤的藉口。報告指出，即使衛生官員發出了明確的警告信號，但是「在太多的國家，這一信號被忽視了」。

專家小組呼籲國際社會重新整頓，至於調查內容，獨立小組工作尚未完成，仍有一些關鍵問題待深入審查。在提出期中報告後，今年五月WHA上會再提出報告。

來源:聯合報/中央社/紐約時報

今次透過將國安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公布在港實施的港版國安法，針對任何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等嚴重危害國家行為，以及外國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區事務的活動。連日建制陣營為支持立國安法鋪天蓋地打輿論戰，最鮮明的論說，是立此法將可令香港長治久安，然而，重典之下，只會表面上遏抑了民眾的訴求，但不會營造真正的人心回歸。

或許在訂立國安法後，日後再有示威者在街上高舉「香港獨立」旗幟，會被控分裂國家，重判入獄；將來有人要求外國因港府及中央鎮壓香港民主人權，制裁香港，你可控告他與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有人買了大堆白電油等物品自製汽油彈，不再是控管有物品意圖損壞財產或者意圖縱火等罪，而是組織實施恐怖活動，這些罪行面臨的監禁刑期，料將較暴動罪最高判監10年更重。

不過，經過佔中，經過反修例運動，香港人對自由的渴求、對公義的執著，已深耕於心底裏，已不是重典所能消滅。當年輕一代看到，中央的權力是無限大，當年基本法寫下的承諾，也可因時而改，因勢而變，也許表面上，那些港獨旗幟會不見了，但年輕一代的離心，又憑什麼挽回？長治久安，談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