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全球中央雜誌》報導，美國反壟斷玩真的，美國聯邦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之下的反壟斷小組去年10月發表一份400多頁報告，指責Google、蘋果、臉書、亞馬遜四大科技巨頭透過「致命性的併購」重創對手，在市場競爭當中濫用權力，球員兼裁判，破壞市場的公平競爭。
《數位時代》報導指出，從歷史角度看，反壟斷是一個必然的結果；從現在的全球政治及社會發展來看，財富集中更是貧富不均的原因。在未來，一個能成功永續經營的公司，在同一個市場中，需要保留一至兩個競爭者，不可通吃獨大，更不要購併潛在競爭者。而開發多元的營利模式，分散在各種不同的領域中，更是一定要做的事。
美國司法部歷經長達一年多的調查後，於去年10月正式向科技巨頭 Google(GOOGL-US)提起反壟斷訴訟，為近二十幾年來最重大的反壟斷訴訟。
多家外媒報導，美國司法部依據《謝爾曼反壟斷法》(Sherman Act) 第 2 條，以「非法利用優勢地位進行排他行為，以強化自身市場力量」為由起訴 Google，主要針對該公司在網路搜尋引擎和廣告業務上的非法壟斷行為。
根據美國現行法律，在市場中具有壟斷地位並不觸法，但當一家具市場優勢地位的公司，為了維護或擴張自身力量所進行的排他性行為則屬違法。
2021年3月美國10名州長更共同發起的訴訟表明，Google已經與Facebook達成合作協議，該協議可能會造成數位廣告壟斷，破壞市場公平競爭。
四大科技巨頭的執行長包括臉書祖克柏（Mark Zuckerberg）、亞馬遜貝佐斯（Jeff Bezos）、Google皮查伊（Sundar Pichai）、蘋果庫克（Tim Cook）透過視訊會議方式，現身國會眾議院，遭到民意代表連番砲轟。有人戲稱這一幕是未來世界掌握權力者，被叫到現今世界的權力掌控者─美國國會面前，進行了一場反壟斷聽證會。
這些科技巨頭受到質疑之處，除了傳統意義上壟斷市場，使得競爭對手難以匹敵，造成大者恆大、用不當手段維繫優勢，恃強凌弱的疑慮。更進一步引發擔憂的是，這些產業不只是搜尋引擎、手機品牌或軟體業者，各個科技巨頭同時也是網路訊息平台，關於言論審查或用戶資訊的隱私權問題也受到關注。一場聽證會反映出美國政府和民間，對科技巨頭的疑慮和不安。
今日的大型科技公司當年都曾以創業者之姿挑戰市場常態，如今在國會的反壟斷報告裡，則被形容為鞏固現有資源的巨獸，壟斷規模不輸一個世紀前的石油大王和鐵路大亨。有人說，科技巨頭光是每日增長的用戶數，就遠遠大於許多國家總統選舉的得票數。
中國官方加大對金融科技企業的管控力度之際，反壟斷監管機構也將擴大其高層陣容。華爾街日報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大陸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反壟斷局即將新增第三位副局長董紅霞，她目前是負責審查併購交易的部門處長，也是反壟斷問題的專家。
報導稱，預計這項任命將在未來幾個月內生效。知情人士稱，這將是該反壟斷局首次同時擁有三位副局長，反映出該機構日益增長的影響力。知情人士表示，隨著該局在不斷擴大的反壟斷打擊中提升其影響力和投入資源，幾位中低級別的官員將加入該局的併購審查部門。
2020年年底以來，中國一直在加強對國內互聯網巨頭的管控。市場監管總局在4月稍早以反競爭行為為由，對阿里巴巴集團處以創紀錄的28億美元罰款。緊接著4月底，市場監管總局再對外賣巨頭美團展開一項調查。該機構還對幾十家平台公司處以數額較小的罰款，原因是這些公司過去進行的交易未尋求許可。
一些在境外避稅天堂註冊的中國科技公司過去正是透過方式開展併購，避開監管，壯大反壟斷局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瞄準此類公司，估計積壓的案件就有1,700件。
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專家咨詢組成員、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教授、反壟斷法專家黃勇建議，修法應著重細化平台經濟壟斷行為的分析方法和判斷標準；組建更加權威、專業和相對獨立的反壟斷執法機構，完善法律實施的體制機制。
歐盟4月30日控告蘋果公司（Apple）濫用對音樂串流軟體上架的掌控權，妨礙競爭，蘋果旗下手機應用程式商店（App Store）面臨的訴訟再添一件。在最不利的情況下，蘋果最多可能須上繳270億美元罰款，相當於全年營收的10%，且被迫調整商業模式。
歐盟執委會30日公布訴狀指出，這家iPhone製造商要求Spotify等音樂串流業者，須使用其應用程式內支付系統（in-app payments），販售數位內容，此舉無異於打壓這些串流業者。蘋果的App內支付系統對許多熱門軟體都收取30%的佣金。
歐盟執委會也指控，蘋果還限制App開發商告知用戶有更低價的訂閱方式，因而扭曲市場競爭。主管市場競爭的執委薇斯塔格表示，蘋果在App Store訂定嚴格的規則，不利於其他音樂串流服務，「蘋果剝奪用戶可以選擇更便宜產品的權利，扭曲競爭」，「方式就是對App Store的每一筆交易收取高額的佣金，並禁止開發商告訴用戶還有其他訂閱選項」。
此案主要源自Spotify在2019年對蘋果的指控。對此最新發展蘋果回應道：「Spotify已成全球最大音樂訂閱服務，本公司很榮幸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我們也要再強調一次，大家都希望享有App Store的好處，但卻不認為應該付費。歐盟執委會站在Spotify的立場提出論據，如此才是違反公平競爭」。
另外，知名電玩遊戲Fortnite的開發商Epic Games，今年2月也對蘋果提起類似的反托辣斯訴訟。
《路透社》報導，這是歐盟對蘋果提出的第一個反壟斷控訴，不過歐盟之前便已因稅務問題和蘋果槓上，2016年時，執委會要求該公司補繳130億歐元稅金，不過去年夏天歐盟普通法院判蘋果無須繳納這筆稅金，歐盟後已提起上訴。
數位經濟與法律兼衡，企業需永續發展
在未來，一個能成功永續經營的公司，在同一個市場中，需要保留一至兩個競爭者，不可通吃獨大，更不要購併潛在競爭者。而開發多元的營利模式，分散在各種不同的領域中，更是一定要做的事。歐美中為防止科技壟斷浪潮來襲，紛紛制定新法及利用反壟斷控制市場平衡，縮小貧富差距。
來源：數位時代、中國時報、聯合報、中央社全球中央雜誌、鉅亨網
]]>這個新項目迫使政策制定者理應認真思考。貨幣太重要了，不能只留給私營部門去處理。就像法律一樣，它是基本的公共財(public good)。國家一直對貨幣進行監督，而且必須繼續這樣做。美聯儲(Fed)理事萊爾•布雷納德(Lael Brainard)在會上的精彩演講中明確表示，美聯儲將會繼續監督。但是，美聯儲並不是唯一考慮這些貨幣體系新參與者的監管機構。
他們應該怎麼做？在沃爾夫主持的小組討論中，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的申鉉松(Hyun Song Shin)區分了貨幣體系的「架構」和支持貨幣體系的「技術」。當今的貨幣體系就是一個例子。我們使用的大部分錢是私人機構（銀行）發放貸款的副產品。因此，我們的錢主要由銀行對帳戶持有人的可轉讓債務組成。一個世紀前，這些帳目是紙面上的。現在，它們在電子記錄設備上。但是架構沒有改變。
那麼，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是架構的變化還是僅僅是技術上的變化？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貨幣的三個功能：記帳單位、價值存儲和支付方式。現在，記帳單位是由國家建立的，但是價值存儲和支付系統主要由銀行提供。在這種情況下，請考慮三種形式的數位貨幣：加密貨幣；成熟的數字支付系統，例如阿里巴巴(Alibaba)的支付寶(Alipay)；以及Facebook的Libra。
加密貨幣提供新的記帳單位、價值存儲和支付方式。因此，它們還提供創造和使用貨幣的新架構。但這是一個極為糟糕的架構。正如布雷納德在演講中所說的：「加密貨幣的早期版本表現出極大的波動性、有限的處理能力、不可預測的交易成本、有限或者沒有治理以及有限的透明度。」它們是無政府主義的幻想。
然而，新的支付系統不僅是真實的，而且規模龐大。布雷納德說：「在中國，消費者和企業都參與了兩個移動網路，即支付寶和微信支付(WeChat Pay)，據說它們去年處理了超過37兆美元的移動支付。」至少，這些系統將零售支付功能轉移給了新參與者。但是，正如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的馬庫斯•布蘭納梅爾(Markus Brunnermeier)和哈羅德•詹姆斯(Harold James)以及巴黎政治學院(SciencesPo)的讓-皮埃爾•朗多(Jean-Pierre Landau)在一篇合著的重要論文中所指出的那樣，數字支付系統還可能創建出競爭的生態系統，在這些生態系統中，支付與數據網路相連，銀行業務和資產管理是次要功能。
然而，儘管這些系統改變了零售支付的方式，但它們對貨幣系統的影響必須被控制在一定範圍之內。這些提供者將在銀行或央行的存款作為價值存儲。此外，支付寶和微信支付的支付餘額僅約佔中國的銀行存款的2%。最重要的是，批發支付使零售支付相形見絀。考慮到日內的波動和規模，批發市場依賴於來自央行的日內信貸。它們不能基於「預付現金」開展業務。
然而，Libra承諾建立一個新的全球支付系統，由「穩定幣」提供支撐，而穩定幣由以國家法定貨幣計價的資產通過非透明方式支持。這會帶來許多問題：洗錢、資助犯罪和恐怖主義、消費者保護、對貨幣政策和穩定的影響、對銀行體系的影響，以及全球監管的有效性。「快速行動，打破常規」是世界金融業最不需要的座右銘。此外，說得客氣點，Facebook並沒有證明自己值得信任。
這讓政府、央行和監管機構怎麼做？人們會希望他們保持警惕。但他們還需要認識到，這是實現更快捷、更低成本的支付（尤其是跨境支付）和提升金融包容性的新機會。但是到目前為止，加密貨幣被過度炒作了，新的支付平台很有用，而Libra則令人擔憂。
然而，在這個新的數字世界中，央行還需要問自己是否以及如何創建自己的數位貨幣。這不僅是要取代日益過時的紙幣（已有1000年歷史的技術），而且還應與商業銀行存款競爭。就像互聯網更多地成為了增強政府控制的途徑而不是增進自由的途徑一樣，二十年前自由主義者曾希望互聯網會促進自由。數位貨幣的革命也可能使得中央銀行用自己的債務來代替私人銀行的債務。通過這種方式，私人銀行現在所享受的鑄幣稅將被轉移回納稅人。美聯儲無意走這條路。但從瑞典央行(Riksbank)行長史蒂芬•英韋斯(Stefan Ingves)在彼得森研究所的研討會上所說的來看，瑞典正在考慮這樣做。其他央行可能會效仿。
事實可能證明，一些新想法遠沒有許多人期望的那樣具有革命性。有些想法可能會被全盤否定。但是還有些想法似乎更有價值，尤其是關於創建央行數位貨幣的想法。這可能會改變當今的貨幣體系，這可能真的是一件好事。讓數字技術謹慎地推動實驗吧。
]]>與實體幣有何不同？
數位貨幣（又稱數字貨幣）與實體貨幣（紙鈔和硬幣）功能屬性完全相同，只不過是以數位形式。同時，人行數位貨幣採「雙離線技術」， 即使沒有手機或網路訊號，仍可以使用，支付優點是金融犯罪可望減少。
據中國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特聘研究員董希淼介紹，交易雙方只要把裝有數位貨幣錢包的手機，「拿在一起碰一碰，」沒有連網也可以完成轉帳或支付。
同時，它是要替代流通中的紙鈔和硬幣。若現在流通的貨幣是100元，人行數位貨幣將等價替換掉這100元。
據中國官方計畫，數位人民幣會先在深圳、蘇州、雄安新區、成都及未來冬奧場景，進行內部封測。以蘇州為例，公務人員4月底已完成人行數位錢包的安裝。5月開始，工資中交通補貼的50％，將以數位貨幣的形式發放。不過人行表示，短期內不會全面推廣。
國際間致力將法定貨幣數位化者，首推瑞典，計畫推出電子克朗（E-Krona）。瑞典有無現金交易的悠久傳統，不到兩成的交易是以現金進行。瑞典央行表示，用電子克朗付款「就像發簡訊一樣容易。」
不過瑞典逐漸走上無現金，是在各銀行推動下逐步演進的。銀行想要降低成本，於是設計了自己的支付程式Swish。事後證明無現金化有助於降低犯罪。在無現金化後，銀行已幾乎無庫存紙鈔，銀行搶案因此大幅減少。
降低犯罪可能是中國想推動數位的貨幣的原因。據央視財經的介紹，數位貨幣好處之一，是任何一筆貨幣轉移都可以監管，逃漏稅及所有的金融貪腐都無所遁形。
跟比特幣有何不同？
數位人民幣由政府擔保 交易使用不得拒絕。比特幣是去中心化，沒有特定發行機構；數位人民幣中央集權，由人行壟斷發行。比特幣有總量限制（數量固定在2100萬個）；數位人民幣發行量無上限。比特幣沒有特定機構的信用做保證，它能流通全建立在「別人也願意用」的信念上；數位人民幣則是國家信用做保證，背後取決於中國政經實力。比特幣有拒絕的權利，買賣方都可拒絕對方的比特幣交易邀約；數位人民幣是法定貨幣，只要是中國國民，就不能拒絕。
對支付寶、微信支付有何衝擊？
數位幣可在不同工具使用 恐搶走支付寶、微信支付用戶。數位人民幣與這些民間支付方式一樣，都需要手機等電子設備。但有三點不同。
1、支付寶與微信支付是買賣雙方都有拒絕權利。
2、數位人民幣可跨越藩籬，在不同支付工具間轉帳；支付寶與微信彼此間無法轉帳。
董希淼認為，人行數位貨幣發行後，可能會出現「使用央行數位貨幣的人越來越多，使用支付寶和微信支付的人越來越少。」中國金融科技諮詢公司Panony聯合創始人畢彤彤則認為，人行數位貨幣做為一種補充支付手段進入人民生活，「可以預見的是，未來支付寶和微信支付也將接入央行數位貨幣。」
對中國經濟有何影響？
紓困政策更有效率 但直接干預經濟恐更強，可從政策效率與控制資源分配兩大層觀察：
1、政策效率提高：例如政府要向中小企業紓困，透過數位貨幣與錢包，可以精準的追蹤錢是否被那些危急企業所用，而不是又落到不缺錢的大企業之手。
2、控制資源分配：數位人民幣和央行的電子錢包密不可分，提供政府直接干預經濟的手段。以限制購買金額。或是要振興國產手機，可設一個「手機錢包」，裡面的錢只能用於購買國貨。這讓當局「有形之手」能更明確引導經濟走向，為「宏觀調控」鋪平道路。
中國推數位幣有何利弊？
省現金成本、防貪腐逃稅。央行若有了數位人民幣，就更容易搞宏觀調控，這反而會讓該幣失去吸引力，減少社會財富。數位人民幣若施加限制，只能使用在官方指定的特定部門，就像是強迫民眾把現金換成購物券一樣，將減少整個社會財富。
同時，誘因太低，這也會使人民盡可能放棄數位貨幣。一旦收到這筆錢，他們立刻將其轉換成其他資產，以免被宏觀調控。這反而是在葬送數位貨幣的前途。
數位人民幣有節省現金成本、嚴防貪腐逃稅的好處，但它容易淪為政府干預經濟的手段，又讓政府扭曲比較利益去做市場競爭之事。整體的成本效益是否划算，恐怕是值得思索的問題。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以身作則，在各地考察調研時，清新、節儉之風始終如影隨形——赴廣東考察工作時吃自助餐，到河北調研時吃大盆菜，在福建古田吃的是紅米飯、南瓜湯、觀音菜、炒煙筍等，回梁家河，和鄉親們一起吃蕎麥饸饹、油饃饃、麻湯飯……
要求別人做的，自己先做到。習近平率先垂範、親力親為，為遏制“舌尖上的浪費”作出了注解。
批示部署
與以身作則倡導節約風氣相呼應的，是習近平對制止餐飲浪費行為的多次強調。
2013年1月，習近平在新華社一份《網民呼籲遏制餐飲環節“舌尖上的浪費”》的材料上作出批示，指出從文章反映的情況看，餐飲環節上的浪費現象觸目驚心。廣大幹部群眾對餐飲浪費等各種浪費行為特別是公款浪費行為反映強烈。聯想到我國還有為數眾多的困難群眾，各種浪費現象的嚴重存在令人十分痛心。浪費之風務必狠剎！
當時，正是中央八項規定出台的第二個月。習近平在批示中指出，各級黨政軍機關、事業單位，各人民團體、國有企業，各級領導幹部，都要率先垂範，嚴格執行公務接待制度，嚴格落實各項節約措施，堅決杜絕公款浪費現象。
隨後，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通知指出，各地區各部門要充分認識狠剎浪費之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采取有力措施落實好習近平同志重要批示。同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发《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從源頭上狠剎奢侈浪費之風。
此外，習近平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求以剛性的制度約束、嚴格的制度執行、強有力的監督檢查、嚴厲的懲戒機制，切實遏制公款消費中的各種違規違紀違法現象，並針對部分學校存在食物浪費和學生節儉意識缺乏的問題，對切實加強引導和管理，培養學生勤儉節約良好美德等提出明確要求。
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各地區各部門貫徹落實習近平重要指示精神，採取出台相關文件、開展“光盤行動”等措施，“舌尖上的浪費”現象有所改觀，特別是群眾反映強烈的公款餐飲浪費行為得到有效遏制。同時，一些地方餐飲浪費現象仍然存在。
近日，習近平再次批評“餐飲浪費”，更是站在了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高度。有關部門正在貫徹落實習近平重要指示精神，制定實施更有力的舉措，推動全社會深入推進制止餐飲浪費工作。
居安思危
習近平在近日的重要指示中指出，盡管我國糧食生產連年豐收，對糧食安全還是始終要有危機意識，今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所帶來的影響更是給我們敲響了警鐘。
既然糧食生產連年豐收，人民群眾衣食無虞，為何還要強調樹立危機意識，反覆敲響杜絕浪費的警鐘？
2013年12月，習近平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曾舉例說：“媒體報道，一所大學食堂的垃圾桶里經常有白花花的饅頭和米飯，清潔工看著心痛，撿起來再吃。這方面例子不在少數，一些大學食堂成了浪費食物的‘天堂’，觸目驚心！”
大學食堂的浪費看似事小，但對於有著14億人口的大國來說，任何微小的浪費都是一個驚人的數字。此前有數據測算，我國每年僅在糧食儲存、運輸和加工環節造成的損失浪費就高達700億斤。餐桌的消費環節更是大頭，國家統計局重慶調查總隊課題組2015年撰文《我國糧食供求及“十三五”時期趨勢預測》指出，據估算，在消費環節，全國每年浪費食物總量折合糧食約1000億斤，可供養約3.5億人一年的需要。
“洪範八政，食為政首。”糧食安全事關國計民生。連年豐收、自給自足的背後，是我國糧食消費量的增長仍快於產量的提高，糧食生產和消費長期處於“緊平衡”狀態。因此，必須始終對糧食安全抱有危機意識。正如習近平所說：“即使生活一天天好了，也沒有任何權利浪費！浪費糧食的不良風氣必須堅決剎住！”
放眼當下的國際環境，從去年底至今，世界多地接連暴发了蝗災，禍延東非、中東和印度等地。還有澳洲山火等嚴重自然災害，增加了全球農產品供給的不確定性，引致糧食市場波動。今年疫情更是對全球糧食生產和需求造成全面沖擊。
“反對餐飲浪費，並非老生常談，在國際疫情持續蔓延，不穩定不確定因素顯著增多的當下，富含深意。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和未雨綢繆的戰略遠見，需要我們深刻領會、準確把握、身體力行。”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汪亭友在接受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記者采訪時指出，在狠抓農業生產，努力提高糧食產量，穩定糧食價格的同時，在全社會倡導厲行節約、反對浪費的風尚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這既是我們戰勝挑戰，化危為機，取得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脫貧攻堅偉大勝利的需要，也是推動常態化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发展的要求。
深謀遠慮
對糧食安全始終保持危機意識，下一步該怎麽辦？習近平從兩個層面提出了要求，首先便是立法。
習近平強調，要加強立法，強化監管，采取有效措施，建立長效機制，堅決制止餐飲浪費行為。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黨建室主任戴立興在回答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記者提問時認為，勤儉節約、反對浪費，是我們國家一貫強調的，也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體現，但缺少硬性的法律法規制約，缺少必要的懲治措施。習近平強調加強立法，強化監管，建立長效機制，正是高屋建瓴，抓住了要害。習近平提出的應對措施也非常具有針對性，背後更是對糧食安全與社會風尚的高度重視。
“要大力弘揚中華民族勤儉節約的優秀傳統，大力宣傳節約光榮、浪費可恥的思想觀念，努力使厲行節約、反對浪費在全社會蔚然成風。”制止浪費，宣傳教育同樣必不可少。這也是習近平對“制止餐飲浪費”的一貫要求。
2013年1月，習近平在批示中指出，要加大宣傳引導力度，大力弘揚中華民族勤儉節約的優秀傳統，大力宣傳節約光榮、浪費可恥的思想觀念，努力使厲行節約、反對浪費在全社會蔚然成風。
此次指示則特別要求“要進一步加強宣傳教育，切實培養節約習慣，在全社會營造浪費可恥、節約為榮的氛圍。”
對此，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勤儉節約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從某種角度上講，浪費行為並不是一個健康社會應該有的現象”。中央領導對於不健康的社會現象和風氣的重視，有利於相關問題得到及時糾正。
厲行節約、反對浪費，事在全民、人人有責。厲行節約不僅是個人私德，更是社會公德。節儉節約作為一種傳統美德和價值追求，無論在國家層面、社會層面還是個人層面，都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題中應有之義。
《人民日報》評論文章指出，在全社會營造浪費可恥、節約為榮的氛圍，就要切實培養節儉節約習慣，積極踐行綠色生活方式，大力弘揚艱苦奮鬥精神。只有大力弘揚中華民族勤儉節約的優秀傳統，大力宣傳浪費可恥、節約為榮的思想觀念，才能標本兼治、春風化雨，讓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成為全社會的共識和行動。
勤儉是我們的傳家寶，什麽時候都不能丟掉。正如習近平所說：“不論我們國家发展到什麽水平，不論人民生活改善到什麽地步，艱苦奮鬥、勤儉節約的思想永遠不能丟。艱苦奮鬥、勤儉節約，不僅是我們一路走來、發展壯大的重要保證，也是我們繼往開來、再創輝煌的重要保證。”
]]>巴斯拉農夫：「原因是什麼？就是因為鹹水，當我們灌溉時，田地都白化了。」
巴斯拉農夫：「我們的椰棗不再那麼優，因為不結果實，就算結了也不夠熟。」
這是全長190公里的阿拉伯河，位在巴斯拉的河段，雖然往年隨著海水潮汐，一直都有土壤鹽化的問題，但今年非比尋常。
巴斯拉農夫：「底格里斯河水平面一直下降，因此海鹽濃度一直上升，根據我得到的消息，另一個農業城鎮也出現這種情況。」
當地民眾抱怨，都是鄰國土耳其為了建水壩，開始攔阻河水流入伊拉克，雪上加霜的是，今年的降雨量還特別少。
巴斯拉農業顧問：「這將造成另一個問題，那就是土壤鹽化，我們稱之為二度土壤鹽化，意思就是鹽分會積累在土壤中。」
而這不只會影響今年作物，更衝擊到未來的土地生產力，只不過被控是元凶的土耳其，也苦不堪言，這像是一艘船深陷泥濘中的驚人景象，就出現在伊斯坦堡南邊，全球最小的瑪爾瑪拉海。從空中俯瞰，範圍又大又稠，都是俗稱為「海鼻涕」的黏稠物體，是人造垃圾的貽害產物。
紀錄片製片人 錫蘭(Tahsin Ceylan)：「瑪爾瑪拉海的處境是人為造成的結果，就是家庭廢棄物和汙染的結果。」
除了人為汙染，還加上全球暖化造成的海水溫度上升，使得海裡含有高濃度的氮和磷，進而讓釋放海鼻涕的浮游生物，急速增加。
紀錄片製片人 錫蘭：「唯一要做的就是別把垃圾丟入海裡，我們把垃圾丟進去，卻期望從海裡捕到魚。」
雖然這種黏稠體，本身不具毒性，卻很容易窩藏有毒微生物和大腸桿菌等細菌，引發海產食安問題。潛到海底下則能發現，它黏稠的性質，也容易使得海洋生物窒息暴斃，甚至附著在漁網上，嚴重威脅到當地的捕魚作業。
水生物學家 阿爾圖斯(Levent Artuz)：「它不會復原到原樣，忘了這件事吧，大自然沒有這種事，瑪爾瑪拉海會進化，成為一個全新的瑪爾瑪拉海，我們能做的就是不再製造更多破壞，這是我們唯一能做的。」
而除了停止製造汙染源，或許還有其他更積極的做法，來對付氣候變遷，例如直接在市中心蓋座森林，共400棵大樹，就挺立在倫敦中部薩默塞特府的庭院裡，宛如一座壯觀的城市綠洲，而也是這座庭院250年來，首次准許種樹。
倫敦雙年設計展藝術總監 黛芙琳(Es Devlin)：「設計出這棟建築的錢伯斯(William Chambers)，沿用了嚴格的帕拉第奧式建築準則。」
知名的倫敦雙年設計展，在6月如期登場，今年是以森林變革為主題，開放給眾家設計師一展身手，響應英國的永續發展目標。
英國編劇 寇蒂斯(Richard Curtis)：「而我們突然了解到，其實地球的存亡、我們所有的商業活動和生命，都是仰賴著讓大自然能有表達意見的權利，並隨著自性發展。」
而這位滿腔熱情，訴說著對大自然的愛，就是寫出《新娘百分百》等經典浪漫喜劇，英國知名的影視編劇寇蒂斯，這次他投身設計展，擔任活動執行製作。
英國編劇 寇蒂斯：「這真的象徵性十足，且時間點正適合。」
而民間再怎麼出錢出力，或許都不及政府的一聲令下。
美國總統 拜登(2020.12)：「我們"重建美好未來"經濟計畫的關鍵政策要點，就是建立現代耐氣候的基礎建設，以及清潔能源的未來。」
美國總統拜登，在取消美加輸油管計畫、重返巴黎協議後，週二傳出再推翻一項前朝川普的政策。
美國國務卿 布林肯(2021.5)：「我重申我們對於北極圈的願景，就是零紛爭。」
一名資深政府官員證實，美國白宮正準備暫停，在北極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開發石油和天然氣的契約，並等待環境審查結果出爐。
美國國務卿 布林肯(2021.5)：「我和同事曾有機會見證，當飛越冰山時，我們看到它正以驚人的速度消退，而這就是地球暖化的結果。」
對抗氣候暖化，從土地到海洋生態，需要官民齊力，全面展開。
]]>央行的回復完美地詮釋了中國對待市場機制的態度：「匯率完全由市場供求決定。中國政府努力調控供求，以促進匯率機制的穩定形成。」
換言之，央行控制了供求，將「市場化」匯率固定在始終如一的水平上。
周一，IMF將人民幣地位提升到國際儲備貨幣，認為人民幣適用於廣泛的金融貿易，完全可以成為他國的外匯儲備幣種。這是中國長期以來的追求，是對進行金融市場和貨幣改革的獎勵。這些改革也正是IMF此前的要求。然而，即使人民幣地位的提升，證明中國近期改革卓有成效，其政府要實現市場化經濟，依然有漫長的路要走。
事實上，即使中國在過去十年展開經濟自由化，並獲得各項進展，政府依然沒有完全改變其對待自由市場的方式。自由市場和政府千方百計維持「穩定有序」的願景，是兩股矛盾的力量。能否化解這兩股力量間的矛盾之處，正是今日中國面臨的一場重大實驗。
數月來，中國經濟增速放緩，貨幣匯率和股市動蕩不安，這場試驗也面臨著巨大壓力。然而，即使媒體一致唱衰，中國經濟增長並不會崩潰，股票市場的潰敗也不預示着金融危機的到來。近期股市和人民幣匯率的震蕩，反映出改革初衷良好，但是範圍有限，執行不佳。
顯然，中國政府正在推進金融領域的改革，這對更好地治理經濟，對其大量資金進行更加有效的投資都至關重要。如今，銀行存貸款利率都已不再由政府制定；中國的國有銀行必須和私立銀行及外資銀行競爭。近期，政府放鬆了利率管制，因此市場力量會對人民幣匯率發揮更大作用。
但這種改革實施的方式卻顯示出，官方極不情願允許市場自由波動。8月中旬人民幣相對於美元貶值近2%，這一情況受到的關注，遠遠超過了表面看來允許人民幣匯率更自由地被決定，和減少央行干預的政策變動。這為人民幣本周一得到IMF的接納預先做好了準備，但當時政府沒能很好地闡述其意圖，導致外界廣泛認為中國這麼做只是在嘗試貶值人民幣，從而提升中國出口行業的競爭力。
之後的波動導致央行乾脆回歸過去的做法，通過干預外匯市場來維持匯率的穩定。對於市場自由化，採取這種前進一步、偏離兩步的做法，在向更加自由的市場轉型的過程中，增加了不可避免的風險，頗有諷刺意味。
人民幣新近成為正式的儲備貨幣，只會加劇這些緊張。隨着時間推移，外國投資者會日益要求人民幣能夠更自由地進出中國的金融市場。力度很強且不可預期的政府干預，可能會讓這些流動更不穩定。
同時，政府也沒有採取多少措施，改善中國企業的內部管理或會計和審計標準。其結果就是，投資者對於自己投資的企業了解極少，進而促使股價瘋狂波動。
就連中國投資者似乎都很珍視自由市場的好處，但他們仍然指望着政府在局勢惡化時介入。為回應這樣的期待，政府時不時地會進行干預，以支撐股價，於是投資者對其真實目的感到困惑，因而加劇了波動，這反過來又侵蝕了改革舉措得到的政治支持。
要想控制這種干預的衝動，一個關鍵做法是管理預期。今年夏天，在訪問廣東省的大型港口城市深圳時，我見到了一大群企業家，與他們探討了中國經濟的現狀。我請那些認為中國的GDP增長能夠達到官方設定的7%目標的人舉一下手，大約有一半人舉手。之後我問，國外觀點認為中國政府管理經濟失當，他們當中有多少人認同這種說法。屋裡幾乎所有人都嗖地舉起了手，之後開始激烈地抨擊北京的政策制定者，允許股市急劇下跌、讓人民幣波動加劇。
這些反應突顯了中國領導人面臨的挑戰：他們必須讓中國公民不僅習慣自由和收益，也要習慣市場所固有的風險。即使在經濟最好的時候這都很困難，在經濟增長放緩的時候則更難。
解決之道並不是加大政府控制，而是採取措施改善監管架構，並在提升市場自由度的同時，讓其他制度層面的東西，如企業治理和透明度走上正軌。
中國政策制定者面前的根本問題在於，他們是不是願意履行自己對金融領域改革的承諾，採取更廣泛的舉措去為市場鬆綁，並通過有力的制度基礎來予以支撐。否則，試圖推動市場自由又想維持國家控制，就有不可避免的矛盾，而這種矛盾可能會致使原本好意的改革舉措產生反作用。這只會製造更多的波動，且幾乎不會帶來什麼預期的良好效果。而這對中國和世界經濟，都不是好消息。
]]>英國金融時報（FT）報導，摩根大通、法國巴黎銀行（BNP Paribas）資產管理部門、鋒裕匯理投信（Amundi）以及日本三井住友銀行等共掌管8.8兆美元資產的投資人，將鎖定中國大陸、香港、日本及馬來西亞的大型燃煤發電公用事業，希望這些電力公司改變經營模式，並對氣候變遷議題採取行動。
支持者表示，這些電力公司在2019年總共製造約285噸二氧化碳，相當於西班牙全年的排放量。大陸華潤電力控股、香港中華電力公司、大馬國家能源有限公司（TNB），以及日本中部電力和J-Power能源開發株式會社都已收到通知，須參與這項計畫。該計畫預計7日公布。
亞洲投資人氣候變遷聯盟（AIGCC）正協調這項計畫。根據計畫，投資人將對這些企業提出挑戰，包括董事會成員對氣候風險的問責、企業採用何種方式分階段淘汰燃煤，以符合巴黎氣候協定的目標等。
此外，路孚特（Refinitiv）的數據顯示，亞太地區今年來已發行690億美元的ESG債券，其中綠色債券占70%，永續相關債券占20%。中國大陸占亞太ESG債券發行量的比率達到51.3%，南韓占21.2%。今年來亞太地區（日本除外）企業、政府及其他機構發行的ESG相關債券，規模比美國大，為兩年來首見。
]]>首先，十三五規畫關注到大陸一胎政策所衍生的人口老化及削弱經濟成長的負面影響，因此全面開放二孩，此政策的實行，將帶動母嬰相關產業的蓬勃發展。在經濟的考量之下，此波新嬰兒潮的父母將會以經濟較具基礎的中高收入者為主，對於母嬰產品品質及相對應的服務要求較高，可增加對台商高品質產品及服務的需求，對於台灣母嬰產業的發展有利。
在此過渡期間，除了嬰兒潮紅利之外，既有的銀髮商機亦是台商應掌握的市場。大陸60歲以上的老齡人口超過2億人，占總人口的16%，十三五規畫將推進「健康中國」建設，在社保及醫療建設方面進行改革。
台灣醫療相關產業及品質有目共睹，未來5年將是醫療產業進軍大陸市場的黃金期。除了赴大陸設立醫院服務台商之外，亦可結合台灣資通訊產業優勢，發展醫療器材、健康產品、生醫及製藥產業等，並有機會跨足到健康管理服務領域，並可在智慧建築及智慧家庭、便利高齡者生活和健康照護方面，找尋銀髮商機。
其次，為了達成2020年小康社會的目標，《公報》提出十三五規畫將推進「美麗中國」建設，降低汙染產業，可建構永續發展環境，台灣可透過大陸在追求符合環保意識的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找尋綠色商機。
再者，大陸將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台灣可以研議合作策略。除了可藉由沿線交通運輸建設的重要節點進行商業合作之外，台商亦可從一帶一路的政策中尋求與大陸周邊國家的商機，從兩岸產業合作拓展至雙方國際合作的可能。
十三五規畫除了是大陸調結構關鍵期，也是台灣服務業及新業態搶進大陸市場的決勝期，在持續擴大內需以確保實踐小康社會之下，將有許多商機值得台商把握。政府應協助台商掌握此波新商機，提出協助業者擴展大陸內需市場的具體措施。（作者為台灣經濟研究院兩岸中心副主任）
]]>基建投資不足或老舊基建不及更新，已成為阻礙經濟成長的瓶頸因素。根據亞洲開發銀行（ADB）的研究，2010～2020年，亞洲的基建投資需求高達8兆美元。而有限的公部門預算不可能滿足這麼龐大的需求，當前的潮流係強調發展公私部門夥伴關係（PPP），引導私部門資金投入基建發展。
APEC自從2013年起，成立「基建發展與投資多年期計畫」，大幅提升基建議題在APEC的位階。在2014年APEC中國年的接續經營下，此議題儼然與「貿易、投資自由化與便捷化」，並列為APEC的戰略性目標。
然而中國大陸深刻布局「基建外交」，從「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加上籌設「亞洲基建投資銀行」（中國大陸稱亞投行）的過程中，順利吸引到歐洲大國的參與，致美、日反受孤立。美、日則各自動員世銀與ADB的金融資源，並利用G20成立「全球基建中心」以促進供、需間的媒合。亞太地區海、陸強權間的地緣經濟與戰略競爭，使得基建發展議題急遽政治化。今年APEC在菲國主辦之下，基建議題的重要性明顯降低，未始沒有基於上述戰略形勢所做的考量。
根據台經院仿照EIU所開發的「PPP完備度指數」（PPP Readiness Index），我國的基建PPP環境在亞太地區名列前茅。同時，亞太各國的基建PPP模式多元發展，頗有值得我國借鏡之處。當前我國的基建PPP模式過於單一，難以適合所有的基建案件，為了吸引私部門參與，乃擴大案件中商業開發的成分，遂衍生不必要的爭議，甚至發酵成「弊案」云云，殊為可惜。
今年APEC在菲國所提的「宿霧行動計畫」之下，依然留有基建議題的發展空間。我國若積極利用「宿霧行動計畫」，持續與各會員體交流，推介我國的PPP環境優勢，並引入他國經驗，必然有助於突破國內基建PPP的瓶頸，吸引更多國際資本投資於我國基建發展，甚至為我國基建相關產業創造打「亞太盃」的條件。如此一舉數得的機會，唯有善用APEC平台方能獲致。
]]>《環球時報》2016年年會有關於「敵對勢力在多大範圍內存在」的議題討論，參加討論的學者、專家們發表了不同意見。但是，從報道來看，他們討論的「敵對勢力」究竟是誰卻並不清楚，是出於疏忽？還是因為這本身就是一個說不清的問題？
據報道說，有參會者認為，「現在穿軍裝拿刀的敵人已經不敢來了，但穿西裝的敵人有不少」，間諜、策反、收買情報和培養代理人等仍然是敵對勢力常用的手段。這種敵對勢力顯然與某種「祕密」和「陰謀」有關。還有的參會者認為，」不能因為一個人批評兩句政府就說他是敵對勢力，也不能說報道中國負面新聞的人就是敵對勢力」，這是反對籠統地將批評負面現象定性為敵對勢力。
按常理來說，一個公開的討論會，不會是討論間諜、策反、特務一類祕密情報的地方，所以我想，後一種理解——把批評者當成「敵對勢力」——要更靠譜一些。不過，第一種理解也很值得重視，因為它是在明白地暗示，誰批評負面現象，誰就是與間諜、特務、滲透分子一路的敵對勢力。
這種敵情觀念雖然沒有根據，但卻也是人之常情。這是因為，無論是個人還是群體，被人批評都是一件不爽的事情。他們會覺得被人揭了短，把不想讓世人看見的東西故意暴露出來。他們如果覺得被人打了臉，丟了臉面，自然會歸咎於批評的「不良動機」，將之視為「惡意攻擊」或「敵意」。
其實，批評的動機和意圖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批評是否合理和真實。只要是揭露真相的批評就是好的批評，再令人不爽也是值得考慮和歡迎的。然而，現實情況是，人們對於那些試圖讓他們看到真相的人或意見最常見的反應是，要麼忽視，要麼敵視。忽視是不拿批評當一回事，再怎麼說也是白說。敵視是太拿批評當一回事，一點點都容不得往眼裏揉沙子。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姑且用一句老套話），大多數人就算見到不良現象，也是不批評的。他們對不良現象保持沉默，潔身自好，不願意被推入「敵對勢力」。正因為眾人總是在自覺地把不好聽的話嚥到肚子裏去，所以那些打破沉默，偏偏要把話說出來的人才特別讓人不爽，特別遭人白眼。他們遭痛恨，不僅是因為他們說了一些眾人心裏都明白，但卻又都不敢說出來的話，而且更因為他們的公共行為本身就是在提醒別人的自私、膽怯和懦弱。人們憎恨批評者，是因為批評者也挑戰了他們認為理所應當的沉默。
美國社會學家伊維塔·澤魯巴維爾(Eviatar Zerubavel)在《房間裏的大象》一書裏指出，人們保持沉默，成為沉默的同謀，「保護的不只是個人的顏面，也保護整個集體的顏面，因此打破沉默的人通常被認為不僅僅是不得體，事實上，他們經常被夥伴們公開指認為叛徒。」在那些高度警惕敵對勢力的人士眼裏，「敵人」是內外有別的。
「敵對勢力」不僅是指來自外部的批評，而且也是指內部提出的批評，內部的批評者會被視為配合外部敵人的「內奸」。外部敵人乾的是污衊、唱衰和抹黑；而內部敵人幹的則是家醜外揚和泄密。
日本有一張傳統的「三不猴」圖：三個猴子一個捂着眼睛，一個捂着耳朵，一個捂着嘴巴——它們不看、不聽、不說。雖然不說是沉默的直接起因，但最後一定要有不看和不聽的積極配合。因此，沉默的合謀不僅是不說者的串通，而且也是不看、不聽者共同加入的集體合作。
任何一個沉默的合謀都可能被某個潛在的發聲者打破，在美國，有人畫了一種描繪尼克松水門事件的諷刺畫，給這三隻猴子添加了一個猴子。這第四個猴子手拿電話，正在和美國頭牌新聞調查記者、專欄作家傑克·安德森（Jack Northman Anderson）通話。澤魯巴維爾說，「這張漫畫恰切地描摹出這樣一股會暗中破壞沉默合謀的社會力量，告誡我們，儘管拒絕面對某些事物的需要非常強烈，但會被同樣強烈的揭露真相的願望所抵消」。
和沉默一樣，打破沉默也需要眾人的合作。要結束沉默的合謀，不需要等到沉默合作者一個不剩統統消失，只要不沉默的人足夠多就可以了。對批評者是不是敵對勢力的討論是一件好事，無論結果如何，它至少給了人們一個討論沉默，而不是對沉默保持沉默的機會。
]]>民族主義的威脅
根據《德國之聲》和《新華社》報導，自從1963年起年年舉辦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今年的主題為「西方失勢」。慕尼黑安全會議主席伊申格爾10日公布一份報告指出，「反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正威脅到西方世界，這使得西方人陷入前途未卜的不安氛圍。
伊申格爾並表示對歐盟的失敗深感不安。擁有近5億人口的歐盟在面對很多全球性危機的時候，已經表現不出處理危機的能力。
中東情勢如何降溫
美國打算在阿富汗撤軍，如同去年敘利亞；另又，美國暗殺伊朗聖城軍指揮官蘇萊曼尼，激怒伊朗。會議中將討論如何降溫緊張的中東情勢。
面臨民粹與民族主義興起的歐洲，除面對難民潮，鄰居俄羅斯也威脅區域穩定，有學者預言歐洲將會愈來愈少參與全球事務，也有許多歐洲人自詡是獨立於「美國思維」的重要角色。正當英國脫歐和北約的共同防禦條約命運未卜之際，會議預計將討論歐洲的合作如何更有效率，特別是在國防、移民和外交政策上。
中國地緣影響力增
在亞洲，中國在地緣政治上與日俱增的影響力也是熱門議題之一，習近平去年宣稱要將東海和南海的外國勢力驅逐、華為在全球的5G布局、香港問題；以及近期的武漢肺炎疫情，都是西方國家所擔憂的。朝鮮半島的無核化也將是會議的焦點（南北韓代表出席），川金二會破局之後，兩方該何去何從。
此外，議題還包含個人資料安全嗎？能源發展和對抗氣候變遷如何兩全？多邊主義的未來是什麼？
來源：台灣醒報報導、人民網報導
]]>因此，伊辛格研判，未來幾個月和幾年，除了俄羅斯和北約，中國勢必成為歐美關係優先處理的議題。
至於德國與中國的關係，伊辛格表示，對德國來說，中國是重要的出口市場，兩國在外貿問題有許多合作可能，但雙邊關係也有衝突，德國對中國人權、香港問題、維吾爾人的命運和南海局勢的立場比過去還直接。
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在會議演講時，也強調大西洋兩岸合作擬定中國政策的必要性，不過她指出近年中國在全球的實力增加，大西洋盟邦和世界民主國家必須用實際行動來反制。
梅克爾舉例說，歐美可透過世界衛生組織（WHO）主導的疫苗全球取得機制（COVAX）和七大工業國集團（G7），不要讓開發中國家只獲得中國和俄羅斯的疫苗。
此外，她認為，歐美可攜手強化世界銀行（WorldBank）、世界貿易組織（WTO）、世界衛生組織、國際貨幣基金（IMF）等國際組織，並用實際行動來反制中國主導成立的機構和組織。
]]>在筆者看來，隨著經濟和金融體系內在聯系日趨緊密、傳導不斷深化，中國經濟積累至今的各種局部失衡和隱患，日益演變為一個相互強化的正反饋機制：
首先，作為經濟運行核心的企業部門已墜入“債務－通縮”陷阱。按筆者估算，過去5年間，以國有企業為代表、包含地方融資平臺在內的企業部門債務餘額大幅擴張了120%。其債務率（債務/GDP）急速膨脹了40個百分點左右，遠超其他主要經濟體。與此同時，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PPI)卻連續4年下跌，而GDP平減指數也在去年陷入通縮。通縮造成實際利率居高不下，推高了債務負擔。二者轉而抑制總需求、加劇通縮。這導致名義GDP增速在短短5年內急劇下滑了12個百分點（其中工業部門名義GDP增速更是由5年前的20%多大幅滑坡至－0.4%），進一步推高債務率、形成惡性循環。
其次，企業部門景氣惡化激化了其他領域的矛盾和隱患：（1）銀行體系壞賬壓力劇增。不良貸款和關註類貸款餘額過去一年便大幅增加了41%；（2）實體經濟回報率低迷、流動性充裕的背景下，資產價格泡沫（如股市、一線城市房價等）此起彼伏，不斷沖擊金融體系穩定；（3）資本外流和貶值壓力難以消退。
最後，上述各隱患相互共振，通過資金、信心和預期等渠道反過來抑制實體經濟，進一步加劇了經濟金融體系的脆弱性。與此同時，監管部門缺乏協調的被動應對更是火上澆油。
由此，整個系統加速滑向動態不穩定的路徑。正反饋機制是理解這一局面的關鍵。片面關註其中的某一些問題、而忽略各因素間相互強化的內在聯系，都會失之偏頗。
這一困局背後固然有周期性因素的影響，如房地產調整、外需不振。但追根溯源，維穩導向下政府對經濟活動的乾預日益僵化，使得經濟無法實現必要的調整和出清。這導致周期性疲弱不斷固化為結構性頑疾，最終催生出以上惡性循環。
為穩定公眾預期，監管層往往強調以“動態和發展”的眼光看待中國經濟、強調基本面的諸多有利因素，如高儲蓄率、殷實的財政政策空間、高達3萬億美元的外儲、中高速的經濟增長、相對穩健的服務業等等。遺憾的是，恰恰是在“動態和發展”的視角下，這些因素彼此間並未形成正循環，從而導致其中的個體不斷被消耗。這顯然無法構成真正意義上的“護城河”。
令人擔憂的是，市場、學界和決策圈對於如何破局仍莫衷一是。我們時常能聽到對某單一政策選項的大力提倡，如松綁房地產、發展股權融資等等。但對於當前這一非穩態路徑上的復雜系統而言，不僅“帕累托改進”式的政策選項不復存在，局部、序貫的最優解也未必能實現全局和動態最優。事實上，任何 “單兵突進”的政策措施都可能適得其反。
過去一年的匯改和股市便是例證。匯改的初衷無可厚非，以更有彈性的匯率來緩釋系統的壓力十分必要。但在結構性改革停滯不前、實體經濟和金融市場搖搖欲墜的背景下，冒進的匯改反而成為了系統性風險的“風暴眼”。新一輪牛市曾被寄望為盤活全局的一步好棋。然而在市場制度建設滯後、宏觀審慎監管缺位、實體經濟尚未有效企穩的情況下，股市非但未能成為改革的催化劑，反而成為過剩流動性競相追逐的泡沫。其破滅更是直接導致系統性風險升級。
眼下政策刺激推動的房地產復蘇，其實也面臨殊途同歸的危險。作為內需的最大引擎，房地產回暖在短期內固然能緩和工業領域通縮、化解產能過剩、降低經濟硬著陸的風險。但與此同時， 它也可能導致一線城市房價泡沫化、經常賬戶順差收縮、信貸持續錯配、供給側轉型和重組延後等。這把“雙刃劍”究竟是化解、還是進一步積聚了中國經濟的風險隱患？答案恐怕並不樂觀。同理，發展股本融資確實能夠一舉多得，但如果沒有建立真正市場化、順暢的退出和出清機制，一樣會重蹈企業在軟約束下喪失活力的覆轍，同時會催生尋租、局部泡沫化等新的風險點。
面對空前復雜的局面，需要在動態、系統化的思路下找尋應對之策。中國經濟當前迫切需要的是一攬子協調、有序推進的政策組合拳：（1）由市場主導、旨在打破剛性兌付的供給側重組應果斷先行；（2）結構性改革（尤其是國企改革）需有實質性突破；（3）總需求管理（如貨幣寬松、房地產刺激等）可以殿後托底，但不宜過度超前，而且應當由助推經濟轉型的財政措施主導。
政策應對的關鍵是直面體制要害、打破維穩的桎梏。在不存在“帕累托改進”選項的情況下，一味兼顧多重目標只會裹足不前。重組和出清不可能兵不血刃，痛苦的調整是破舊立新的必然代價。維穩導向下的隔靴搔癢，抑或是缺乏協調的政策冒進，不僅徒勞無功，還會虛耗所剩不多的騰挪空間。這些都會積累起後續更大幅度調整的壓力。
因此，系統性風險絕不僅僅是通俗意義上的增速高低或結構失衡。其真正內涵是：（1）各種矛盾和隱患相互共振，形成正反饋機制；（2）政策應對在客觀上面臨難度，而決策層的主觀認識也容易偏離現實需要。兩者相互作用下，經濟金融體系加速駛離穩態。
正視問題是有效應對的第一步。對系統性風險過於簡單的理解不但無助於找尋最有效的應對之策，也無法真正平息市場擔憂，甚至可能催生政策失誤、成為風險的催化劑。鑒於此，市場有理由保持警惕。
]]>然而，西方卻出現了反對全球一體化的趨勢。美國總統競選中的四名主要參選人——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特德•克魯茲(Ted Cruz)——都反對這段時期以來最主要的自由貿易倡議——《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共和黨內最有可能成為候選人的特朗普提議用牆把墨西哥隔開、廢除貿易協定和迫害穆斯林，這些點子比他本人要受歡迎得多。英國的脫歐運動得到了大力支持。在大量難民涌入的壓力下，歐洲開放邊界的承諾似乎就要化為泡影。主要由於政治因素的制約，國際金融機構的發展跟不上全球經濟增長的步伐。
當然，反對一體化背後的一大因素是知識的匱乏。沒有人因為他們的工資能買到的服裝、玩具和其他商品多了一倍而感謝全球貿易。成功的出口商往往把原因歸結為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國際協議。所以，我們的領導人和商界人士顯然有理由教育民眾理解全球一體化的好處。但是，當前時機已經太晚，趨勢正朝著錯誤方向移動，這類努力能有什麽效果不容樂觀。
不過，導致反對一體化情緒的核心因素並不是無知，而是一種並非無端形成的觀念：人們覺得，全球一體化是精英階層推行的，也服務於精英階層，基本沒有考慮普通民眾的利益。他們認為，全球化議程是大公司制定的，目的是挑起不同國家之間的爭鬥，以從中獲利。他們讀到了“巴拿馬文件”被揭露的內容，認定全球化不過是為幸運的少數人提供逃避納稅和監管的機會，其他人則享受不到這種待遇。他們看到了伴隨全球一體化而來的破壞，當國內大型雇主競爭不過外國對手時，就會造成社會後果。
接下來會發生什麽？應該會發生什麽？精英們可能會繼續追求和捍衛一體化，希望能爭取足夠多的民意支持——但是，從美國總統競選和英國退歐辯論的情況來看，這種策略可能已經山窮水盡。這很可能導致新的全球一體化停下腳步，使得在維護既有成果的同時依靠科技和發展中國家的增長來繼續推進一體化的努力發生中斷。
歷史先例、特別是從一戰到二戰之間那段時期的經驗，並不能促使人們認為，在全球經濟體系沒有強大的擔保人、也沒有強大的全球性機構的情況下，“無管理”的全球化能夠獲得成功。
這樣的想法會更有希望：推進全球一體化可以“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地進行。重點可以從推進一體化，轉向管理其後果。
這意味著把註意力從國際貿易協定，轉向國際和諧協議(harmonisation agreements)，在後一種協議中，勞工權利、環境保護等問題的重要性要超過與授權給國外生產商相關的問題。這也意味著，對於借助跨境資本流動來逃避納稅或繞過監管的巨量資金，我們要投入足夠多的政治資本來應對，不能亞於我們目前投向貿易協定的政治資本。這將意味著，要把重點放在世界各地中產階級父母所面對的挑戰上，他們懷疑——但仍非常希望——他們的孩子可以過上比他們更好的生活。
本文作者是哈佛大學查爾斯•W•艾略特大學教授(Charles W. Eliot University Professor)，曾任美國財政部長
]]>最近那些難民掙扎着翻越隔離圍欄、湧入歐洲的照片有力地提醒了我們全世界人口流動規模之巨大（如果這種提醒有必要的話）。最新的全球移民官方數據顯示出，全球人口中流動人口比例出現明顯上升。這一比例從1960年至1990年數十年間的2.5%左右上升至2013年的3.2%，而且流動人口絶對人數已增至2.315億。對於有吸引力的目的地國家來說，總人口構成中出生於外國的人口比例已遠高於以前（根據具有國際可比性的聯合國數據：瑞典為15.9%、美國14.3%、英國12.4%、德國11.9%）。
大規模移民並不是什麼新鮮事。19世紀末20世紀初，大量人口從“舊世界”遷徙到“新世界”。在那之前，來自非洲的奴隷改變了加勒比海地區及美國的人口構成。再加上亞洲範圍內的人口遷徙（比如從中國東北到日本），全球流動人口總數在上世紀20年代達到了峰值。一戰後歐洲及亞洲的動盪局勢同樣帶來了更大規模的人口流動，人們希望在新的地方開始新的生活。
然而，同樣不新奇的是這些移民帶來的政治、文化上的緊張關係。因為顯而易見的各種原因，實現同化（至少）需要一代人時間。如果本地居民直接受到了外來移民的影響、或者沒有受到影響但害怕後者，他們不會歡迎移民的到來——民調證據顯示，在外來移民最少的地區，居民對反對移民的政客表現出更大的支持。這正在造成一種嚴峻的政策兩難，據報導這一幕正在英國上演，表現為各部大臣之間的爭吵。政治上要做的是限制或減少外來移民的數量；經濟上則相反。大規模移民的經濟後果通常取決於環境，但對英國來說，最新的證據是，移民大量流入幾乎未對本地居民在勞動力市場造成不利影響。英國就業率高，而且只有在經濟衰退期間，才會出現對低收入人群工資產生下行壓力的跡象。這或許令你感到驚訝，直到你意識到，近期的移民擁有與本地勞動力互補、而非競爭的技能。這正是基於積分的移民政策的特點；我曾供職過5年的獨立諮詢機構——移民諮詢委員會(Migration Advisory Committee)今年早些時候更新了短缺技能清單。外來移民平均而言往往比現有（老齡化）的人口更年輕，是公共財政的淨貢獻者；而且，許多都是有技能的工人。畢竟，經歷過遷移到一個新國家的劇變的人，可能是最有幹勁和決心的人。因此，如果移民對英國整體經濟有什麼影響的話，也是積極影響。如果不能引入全球勞動力的話，沒有國家能在任何市場領域成為全球領導者。倫敦金融城的銀行與專業服務公司、跨國公司、軟件公司以及創意產業——經濟中所有的高價值增長領域——需要多樣化、國際化的勞動力供應。高等教育需要外國留學生，後者所交學費可以補貼英國大學本科生。公共部門需要來自東歐、南歐的護士、托兒所助手、護工及清潔工，因為成本壓力意味着不可能利用提高工資來吸引（比如說）從事會計或公關工作的居民從事此類工作。
那麼，政客們該如何做才能應對這些相互衝突的壓力呢？
第一步——對經濟學家來說簡單，但對害怕“180度大轉彎”的政客們來說難一些——是不要用無法實現的目標砸自己的腳。英國政府“數萬淨移民”的目標顯然是永遠無法實現的。為兩個你無法控制的大數字的差額設定目標是一個非常糟糕的主意。這一目標的結構正導致愚蠢的決定，如阻止外國留學生畢業後在英國工作一段有限的時間。目標至少應該在原則上是可控的、有意義的，所以，對英國來說，這意味着從經濟原因出發制定針對非歐盟外來移民的目標。
第二類措施需要解決經濟驅動力問題。在這方面，公共部門本身可以通過降低對廉價勞動力的依賴發揮很大的作用，這種依賴往往間接地產生於地方當局養老支出、或者國民衛生服務體系(NHS)護士薪水支出方面的預算壓力。工資及僱傭條件必須得到改善，否則，對於用新移民填補這些依賴公共支出的職位的需求只會不斷增加。同樣重要的是要應對移民在勞動力市場之外造成的不良後果，主要表現在提升了對公共服務和住房的需求。租金上漲，全科醫生診所擠滿了操着外語的患者，高峰時間公交車裡人滿為患。雖然來到英國的移民是財政淨貢獻者——納稅額比得到的福利和服務要多，但淨貢獻不會進入到他們享受的服務之中。這是英國高度集中的財政政治的結果。如果英國政府能將足夠的徵稅和支出的權力下放到地方當局，就可以更容易地緩解這些壓力。讓移民定居的地方當局徵收少量的地方消費稅或者保留當地的房地產稅收收入，並用於這些地區的學校、住房建設、交通、醫療和社會福利預算。
這些措施都不可能讓全球及英國正在經歷的移民流動更加易於應對，但會顯著緩和兩難局面的尖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