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的威脅

根據《德國之聲》和《新華社》報導，自從1963年起年年舉辦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今年的主題為「西方失勢」。慕尼黑安全會議主席伊申格爾10日公布一份報告指出，「反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正威脅到西方世界，這使得西方人陷入前途未卜的不安氛圍。

伊申格爾並表示對歐盟的失敗深感不安。擁有近5億人口的歐盟在面對很多全球性危機的時候，已經表現不出處理危機的能力。

中東情勢如何降溫

美國打算在阿富汗撤軍，如同去年敘利亞；另又，美國暗殺伊朗聖城軍指揮官蘇萊曼尼，激怒伊朗。會議中將討論如何降溫緊張的中東情勢。

面臨民粹與民族主義興起的歐洲，除面對難民潮，鄰居俄羅斯也威脅區域穩定，有學者預言歐洲將會愈來愈少參與全球事務，也有許多歐洲人自詡是獨立於「美國思維」的重要角色。正當英國脫歐和北約的共同防禦條約命運未卜之際，會議預計將討論歐洲的合作如何更有效率，特別是在國防、移民和外交政策上。

中國地緣影響力增

在亞洲，中國在地緣政治上與日俱增的影響力也是熱門議題之一，習近平去年宣稱要將東海和南海的外國勢力驅逐、華為在全球的5G布局、香港問題；以及近期的武漢肺炎疫情，都是西方國家所擔憂的。朝鮮半島的無核化也將是會議的焦點（南北韓代表出席），川金二會破局之後，兩方該何去何從。

此外，議題還包含個人資料安全嗎？能源發展和對抗氣候變遷如何兩全？多邊主義的未來是什麼？

來源：台灣醒報報導、人民網報導

因此，伊辛格研判，未來幾個月和幾年，除了俄羅斯和北約，中國勢必成為歐美關係優先處理的議題。

至於德國與中國的關係，伊辛格表示，對德國來說，中國是重要的出口市場，兩國在外貿問題有許多合作可能，但雙邊關係也有衝突，德國對中國人權、香港問題、維吾爾人的命運和南海局勢的立場比過去還直接。

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在會議演講時，也強調大西洋兩岸合作擬定中國政策的必要性，不過她指出近年中國在全球的實力增加，大西洋盟邦和世界民主國家必須用實際行動來反制。

梅克爾舉例說，歐美可透過世界衛生組織（WHO）主導的疫苗全球取得機制（COVAX）和七大工業國集團（G7），不要讓開發中國家只獲得中國和俄羅斯的疫苗。

此外，她認為，歐美可攜手強化世界銀行（WorldBank）、世界貿易組織（WTO）、世界衛生組織、國際貨幣基金（IMF）等國際組織，並用實際行動來反制中國主導成立的機構和組織。

在筆者看來，隨著經濟和金融體系內在聯系日趨緊密、傳導不斷深化，中國經濟積累至今的各種局部失衡和隱患，日益演變為一個相互強化的正反饋機制：

首先，作為經濟運行核心的企業部門已墜入“債務－通縮”陷阱。按筆者估算，過去5年間，以國有企業為代表、包含地方融資平臺在內的企業部門債務餘額大幅擴張了120%。其債務率（債務/GDP）急速膨脹了40個百分點左右，遠超其他主要經濟體。與此同時，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PPI)卻連續4年下跌，而GDP平減指數也在去年陷入通縮。通縮造成實際利率居高不下，推高了債務負擔。二者轉而抑制總需求、加劇通縮。這導致名義GDP增速在短短5年內急劇下滑了12個百分點（其中工業部門名義GDP增速更是由5年前的20%多大幅滑坡至－0.4%），進一步推高債務率、形成惡性循環。

其次，企業部門景氣惡化激化了其他領域的矛盾和隱患：（1）銀行體系壞賬壓力劇增。不良貸款和關註類貸款餘額過去一年便大幅增加了41%；（2）實體經濟回報率低迷、流動性充裕的背景下，資產價格泡沫（如股市、一線城市房價等）此起彼伏，不斷沖擊金融體系穩定；（3）資本外流和貶值壓力難以消退。

最後，上述各隱患相互共振，通過資金、信心和預期等渠道反過來抑制實體經濟，進一步加劇了經濟金融體系的脆弱性。與此同時，監管部門缺乏協調的被動應對更是火上澆油。

由此，整個系統加速滑向動態不穩定的路徑。正反饋機制是理解這一局面的關鍵。片面關註其中的某一些問題、而忽略各因素間相互強化的內在聯系，都會失之偏頗。

這一困局背後固然有周期性因素的影響，如房地產調整、外需不振。但追根溯源，維穩導向下政府對經濟活動的乾預日益僵化，使得經濟無法實現必要的調整和出清。這導致周期性疲弱不斷固化為結構性頑疾，最終催生出以上惡性循環。

為穩定公眾預期，監管層往往強調以“動態和發展”的眼光看待中國經濟、強調基本面的諸多有利因素，如高儲蓄率、殷實的財政政策空間、高達3萬億美元的外儲、中高速的經濟增長、相對穩健的服務業等等。遺憾的是，恰恰是在“動態和發展”的視角下，這些因素彼此間並未形成正循環，從而導致其中的個體不斷被消耗。這顯然無法構成真正意義上的“護城河”。

令人擔憂的是，市場、學界和決策圈對於如何破局仍莫衷一是。我們時常能聽到對某單一政策選項的大力提倡，如松綁房地產、發展股權融資等等。但對於當前這一非穩態路徑上的復雜系統而言，不僅“帕累托改進”式的政策選項不復存在，局部、序貫的最優解也未必能實現全局和動態最優。事實上，任何 “單兵突進”的政策措施都可能適得其反。

過去一年的匯改和股市便是例證。匯改的初衷無可厚非，以更有彈性的匯率來緩釋系統的壓力十分必要。但在結構性改革停滯不前、實體經濟和金融市場搖搖欲墜的背景下，冒進的匯改反而成為了系統性風險的“風暴眼”。新一輪牛市曾被寄望為盤活全局的一步好棋。然而在市場制度建設滯後、宏觀審慎監管缺位、實體經濟尚未有效企穩的情況下，股市非但未能成為改革的催化劑，反而成為過剩流動性競相追逐的泡沫。其破滅更是直接導致系統性風險升級。

眼下政策刺激推動的房地產復蘇，其實也面臨殊途同歸的危險。作為內需的最大引擎，房地產回暖在短期內固然能緩和工業領域通縮、化解產能過剩、降低經濟硬著陸的風險。但與此同時， 它也可能導致一線城市房價泡沫化、經常賬戶順差收縮、信貸持續錯配、供給側轉型和重組延後等。這把“雙刃劍”究竟是化解、還是進一步積聚了中國經濟的風險隱患？答案恐怕並不樂觀。同理，發展股本融資確實能夠一舉多得，但如果沒有建立真正市場化、順暢的退出和出清機制，一樣會重蹈企業在軟約束下喪失活力的覆轍，同時會催生尋租、局部泡沫化等新的風險點。

面對空前復雜的局面，需要在動態、系統化的思路下找尋應對之策。中國經濟當前迫切需要的是一攬子協調、有序推進的政策組合拳：（1）由市場主導、旨在打破剛性兌付的供給側重組應果斷先行；（2）結構性改革（尤其是國企改革）需有實質性突破；（3）總需求管理（如貨幣寬松、房地產刺激等）可以殿後托底，但不宜過度超前，而且應當由助推經濟轉型的財政措施主導。

政策應對的關鍵是直面體制要害、打破維穩的桎梏。在不存在“帕累托改進”選項的情況下，一味兼顧多重目標只會裹足不前。重組和出清不可能兵不血刃，痛苦的調整是破舊立新的必然代價。維穩導向下的隔靴搔癢，抑或是缺乏協調的政策冒進，不僅徒勞無功，還會虛耗所剩不多的騰挪空間。這些都會積累起後續更大幅度調整的壓力。

因此，系統性風險絕不僅僅是通俗意義上的增速高低或結構失衡。其真正內涵是：（1）各種矛盾和隱患相互共振，形成正反饋機制；（2）政策應對在客觀上面臨難度，而決策層的主觀認識也容易偏離現實需要。兩者相互作用下，經濟金融體系加速駛離穩態。

正視問題是有效應對的第一步。對系統性風險過於簡單的理解不但無助於找尋最有效的應對之策，也無法真正平息市場擔憂，甚至可能催生政策失誤、成為風險的催化劑。鑒於此，市場有理由保持警惕。

然而，西方卻出現了反對全球一體化的趨勢。美國總統競選中的四名主要參選人——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特德•克魯茲(Ted Cruz)——都反對這段時期以來最主要的自由貿易倡議——《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共和黨內最有可能成為候選人的特朗普提議用牆把墨西哥隔開、廢除貿易協定和迫害穆斯林，這些點子比他本人要受歡迎得多。英國的脫歐運動得到了大力支持。在大量難民涌入的壓力下，歐洲開放邊界的承諾似乎就要化為泡影。主要由於政治因素的制約，國際金融機構的發展跟不上全球經濟增長的步伐。

當然，反對一體化背後的一大因素是知識的匱乏。沒有人因為他們的工資能買到的服裝、玩具和其他商品多了一倍而感謝全球貿易。成功的出口商往往把原因歸結為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國際協議。所以，我們的領導人和商界人士顯然有理由教育民眾理解全球一體化的好處。但是，當前時機已經太晚，趨勢正朝著錯誤方向移動，這類努力能有什麽效果不容樂觀。

不過，導致反對一體化情緒的核心因素並不是無知，而是一種並非無端形成的觀念：人們覺得，全球一體化是精英階層推行的，也服務於精英階層，基本沒有考慮普通民眾的利益。他們認為，全球化議程是大公司制定的，目的是挑起不同國家之間的爭鬥，以從中獲利。他們讀到了“巴拿馬文件”被揭露的內容，認定全球化不過是為幸運的少數人提供逃避納稅和監管的機會，其他人則享受不到這種待遇。他們看到了伴隨全球一體化而來的破壞，當國內大型雇主競爭不過外國對手時，就會造成社會後果。

接下來會發生什麽？應該會發生什麽？精英們可能會繼續追求和捍衛一體化，希望能爭取足夠多的民意支持——但是，從美國總統競選和英國退歐辯論的情況來看，這種策略可能已經山窮水盡。這很可能導致新的全球一體化停下腳步，使得在維護既有成果的同時依靠科技和發展中國家的增長來繼續推進一體化的努力發生中斷。

歷史先例、特別是從一戰到二戰之間那段時期的經驗，並不能促使人們認為，在全球經濟體系沒有強大的擔保人、也沒有強大的全球性機構的情況下，“無管理”的全球化能夠獲得成功。

這樣的想法會更有希望：推進全球一體化可以“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地進行。重點可以從推進一體化，轉向管理其後果。

這意味著把註意力從國際貿易協定，轉向國際和諧協議(harmonisation agreements)，在後一種協議中，勞工權利、環境保護等問題的重要性要超過與授權給國外生產商相關的問題。這也意味著，對於借助跨境資本流動來逃避納稅或繞過監管的巨量資金，我們要投入足夠多的政治資本來應對，不能亞於我們目前投向貿易協定的政治資本。這將意味著，要把重點放在世界各地中產階級父母所面對的挑戰上，他們懷疑——但仍非常希望——他們的孩子可以過上比他們更好的生活。

本文作者是哈佛大學查爾斯•W•艾略特大學教授(Charles W. Eliot University Professor)，曾任美國財政部長

最近那些難民掙扎着翻越隔離圍欄、湧入歐洲的照片有力地提醒了我們全世界人口流動規模之巨大（如果這種提醒有必要的話）。最新的全球移民官方數據顯示出，全球人口中流動人口比例出現明顯上升。這一比例從1960年至1990年數十年間的2.5%左右上升至2013年的3.2%，而且流動人口絶對人數已增至2.315億。對於有吸引力的目的地國家來說，總人口構成中出生於外國的人口比例已遠高於以前（根據具有國際可比性的聯合國數據：瑞典為15.9%、美國14.3%、英國12.4%、德國11.9%）。
大規模移民並不是什麼新鮮事。19世紀末20世紀初，大量人口從“舊世界”遷徙到“新世界”。在那之前，來自非洲的奴隷改變了加勒比海地區及美國的人口構成。再加上亞洲範圍內的人口遷徙（比如從中國東北到日本），全球流動人口總數在上世紀20年代達到了峰值。一戰後歐洲及亞洲的動盪局勢同樣帶來了更大規模的人口流動，人們希望在新的地方開始新的生活。
然而，同樣不新奇的是這些移民帶來的政治、文化上的緊張關係。因為顯而易見的各種原因，實現同化（至少）需要一代人時間。如果本地居民直接受到了外來移民的影響、或者沒有受到影響但害怕後者，他們不會歡迎移民的到來——民調證據顯示，在外來移民最少的地區，居民對反對移民的政客表現出更大的支持。這正在造成一種嚴峻的政策兩難，據報導這一幕正在英國上演，表現為各部大臣之間的爭吵。政治上要做的是限制或減少外來移民的數量；經濟上則相反。大規模移民的經濟後果通常取決於環境，但對英國來說，最新的證據是，移民大量流入幾乎未對本地居民在勞動力市場造成不利影響。英國就業率高，而且只有在經濟衰退期間，才會出現對低收入人群工資產生下行壓力的跡象。這或許令你感到驚訝，直到你意識到，近期的移民擁有與本地勞動力互補、而非競爭的技能。這正是基於積分的移民政策的特點；我曾供職過5年的獨立諮詢機構——移民諮詢委員會(Migration Advisory Committee)今年早些時候更新了短缺技能清單。外來移民平均而言往往比現有（老齡化）的人口更年輕，是公共財政的淨貢獻者；而且，許多都是有技能的工人。畢竟，經歷過遷移到一個新國家的劇變的人，可能是最有幹勁和決心的人。因此，如果移民對英國整體經濟有什麼影響的話，也是積極影響。如果不能引入全球勞動力的話，沒有國家能在任何市場領域成為全球領導者。倫敦金融城的銀行與專業服務公司、跨國公司、軟件公司以及創意產業——經濟中所有的高價值增長領域——需要多樣化、國際化的勞動力供應。高等教育需要外國留學生，後者所交學費可以補貼英國大學本科生。公共部門需要來自東歐、南歐的護士、托兒所助手、護工及清潔工，因為成本壓力意味着不可能利用提高工資來吸引（比如說）從事會計或公關工作的居民從事此類工作。
那麼，政客們該如何做才能應對這些相互衝突的壓力呢？
第一步——對經濟學家來說簡單，但對害怕“180度大轉彎”的政客們來說難一些——是不要用無法實現的目標砸自己的腳。英國政府“數萬淨移民”的目標顯然是永遠無法實現的。為兩個你無法控制的大數字的差額設定目標是一個非常糟糕的主意。這一目標的結構正導致愚蠢的決定，如阻止外國留學生畢業後在英國工作一段有限的時間。目標至少應該在原則上是可控的、有意義的，所以，對英國來說，這意味着從經濟原因出發制定針對非歐盟外來移民的目標。
第二類措施需要解決經濟驅動力問題。在這方面，公共部門本身可以通過降低對廉價勞動力的依賴發揮很大的作用，這種依賴往往間接地產生於地方當局養老支出、或者國民衛生服務體系(NHS)護士薪水支出方面的預算壓力。工資及僱傭條件必須得到改善，否則，對於用新移民填補這些依賴公共支出的職位的需求只會不斷增加。同樣重要的是要應對移民在勞動力市場之外造成的不良後果，主要表現在提升了對公共服務和住房的需求。租金上漲，全科醫生診所擠滿了操着外語的患者，高峰時間公交車裡人滿為患。雖然來到英國的移民是財政淨貢獻者——納稅額比得到的福利和服務要多，但淨貢獻不會進入到他們享受的服務之中。這是英國高度集中的財政政治的結果。如果英國政府能將足夠的徵稅和支出的權力下放到地方當局，就可以更容易地緩解這些壓力。讓移民定居的地方當局徵收少量的地方消費稅或者保留當地的房地產稅收收入，並用於這些地區的學校、住房建設、交通、醫療和社會福利預算。
這些措施都不可能讓全球及英國正在經歷的移民流動更加易於應對，但會顯著緩和兩難局面的尖鋭性。

我們應該如何應對下一場衰退？這是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漢密爾頓項目(Hamilton Project)周一在華盛頓舉辦的一場活動的主題。我在會上與白宮行政管理和預算局(OMB)的局長肖恩•多諾萬(Sean Donovan)進行了交談。我就解決當前擔憂的問題提出了一些看法。

首先，我認為，就對美國繁榮的威脅而言，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可能當選為美國總統的問題讓國會功能失調相形見絀。我認為，除了極端和反復無常的預算和貿易政策以外，特朗普還將讓那種通常在討論阿根廷、中國或俄羅斯的時候提到的政治風險與美國相關，這在歷史上將是首次。對於重新談判債務、起訴不聽話的出版物以及撕毀條約的威脅，還能怎麽解讀？作為一個問題，法西斯主義悄悄抬頭讓宏觀經濟政策相形見絀。

其次，我告誡稱，盡管我們在2009年避免重演1929年至1933年間的大蕭條，但沒有理由自滿。正如下圖所顯示的那樣，基於當前預測，美國經濟在2007年至2018年間的表現將和1929年至1940年的蕭條期間一樣糟糕。要想遏制政府債務負擔、增進美國國家安全、鼓勵對窮人更為慷慨並提高中產階級生活水平，最為重要的問題是加速經濟增長。

第三，我在論述長期經濟停滯的命題後提出，財政政策如今非常重要，它將以一種自大蕭條以來未見的方式被用作穩定政策工具。歷史證據似乎表明，美國有超過一半的幾率在今後3年正式陷入衰退。

當衰退來臨的時候，美聯儲(Fed)通常會降息4到5個百分點。

但是當下一場衰退來臨的時候，美聯儲多半不會有這麽大的降息空間。

我在這麽說的時候充分意識到美聯儲除了降息之外，還有非傳統工具可以動用。

但我不認為美聯儲出台相當於降息超過150個基點的額外刺激是可行的。畢竟，在一個存在現金的社會，利率低於-0.5%或-0.75%是不現實的，它實際上會傷害金融中介。前瞻性指引原則上是好的，但是當下一場衰退來臨的時候，未來很長一段時期的預期遠期利率將會非常低。量化寬松肯定已經進入了回報遞減的階段：收益率曲線扁平化，市場在沒有復蘇初期非流動性溢價的情況下運轉。“直升機撒錢”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財政政策（我會在以後的文章中論述這一點），它不可能由美聯儲自動實施。

動用財政政策還有一個理由。就目前的情況來看，美國經濟需要顯著的低利率才能充分增長。這些利率促使人們增加杠桿，追求高收益率，鼓勵金融工程和泡沫。如果像許多人建議的那樣大幅提高利率而不採取其他措施，那可能導致美國陷入衰退。因此正確的戰略是促進需求，從而實現財務上可持續的增長。這又回到了財政政策上，加上稅收、監管和移民改革等措施以刺激私人需求。

第四，我建議在諸多領域推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這樣既可以降低衰退的可能性，又可以應對下一場衰退的來臨。鑒於近年利率、就業機會和原材料成本下降，美國基礎設施投資下降是無可辯解的。

其他似乎需要財政支持的領域包括住宅市場（住房投資仍嚴重滯後）和社保支持。我提到了可以追溯至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的經濟學家們的觀點，即在一個增長率超過利率的世界里，現收現付的社保體系可以幫助世世代代。此外，它還在沒有加大政府赤字的情況下提升了需求。

正如我希望在未來文章中討論的那樣，鑒於最近的事件，經濟學家們需要重新評估他們自以為已經瞭解的宏觀經濟政策。正如上世紀70年代的事件和整個工業化世界的滯漲帶來新的政策範式一樣，我相信，最近的事件將迫使我們開發新的方法來思考經濟波動和通脹，這進而將推動人們對財政和貨幣政策的思考方式發生重大變化。

世界經濟正在好轉。問題是此輪改善有多強勁，有多持久。復蘇可能令人失望，也可能持續一段時間，或者標志着一段快速、持續增長時期的開端。最後一個似乎是最不可能的結果。但失敗並非命中註定。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世界經濟展望》(WEO)闡述了相關問題。IMF預計世界經濟會有所改善，實際情況可能正是如此。去年，世界經濟增長了3.1%（按購買力平價衡量）。IMF現在預測，2017年世界經濟將增長3.5%，2018年將增長3.6%。這些預測或多或少與去年10月公布的預測相當。正如《世界經濟展望》所指出的，就連全球貿易都在走強。然而，此輪好轉必須放到大背景中看待：它發生在IMF多年下調增長預測之後。當前的未來展望比幾年前的未來展望糟糕得多。

復蘇的最重要原因是，接踵而來的3個沖擊——2007-09年的金融危機、2009-13年的歐元區危機和2014-15年的大宗商品價格下跌——正在成為過去。多數曾受影響的經濟體迎來了周期性復蘇：的確，預計所有地區和大型經濟體將實現一定程度的增長。隨着上述沖擊的消退，信心已恢復。金融危機尤其會留下持久的影響。但即使這種影響也不會永遠持續下去。提供強效支持的貨幣政策也起到了幫助。我們也許終於看到了危機後遺症的終結。

總之，《世界經濟展望》稱，“如果不發生意外，預計未來幾年內許多發達經濟體將持續復蘇，產出缺口逐漸縮小，使增長保持在適度高於潛在趨勢線的水平。”在新興經濟體中，大宗商品出口國的好轉迄今尤其明顯。

那麼哪些因素可能決定此輪復蘇的後勁和力度？

樂觀情景的基礎和前提將是高收入和新興經濟體信心增強和投資增長（一個突出例外是中國，它需要放慢投資步伐）。這將提升生產率增速，因為新的、更高效率的資本取代了今天的老舊資本。隨着生產性投資的增加和潛在增長率的提高，通過增長來擺脫債務也將變得更容易。

這是一個可喜的故事。可惜，它遠非唯一的可能性。我們可以輕松地找出顯著的下行風險。

第一組此類風險是政治的。在高收入國家裡，針對開放型世界經濟的反彈是切實存在的；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當選而言，這種反彈已經產生重大後果。不過，保護主義加劇和隨之而來的世界貿易增長放緩並不是僅有的危險。更大的風險在於大國之間合作中斷，甚至發生公開對抗。

第二組風險在於新的美國政策議程。也許最大危險在於，對於經濟增長的過於雄心勃勃的希望被當作理由，以推行過度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從中短期看，這或許會帶來繁榮，甚至會保證特朗普獲得連任，正如類似政策在1972年幫助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連任那樣。從更遠期看，這可能產生巨大的破壞穩定效果。

第三組風險——又與共和黨的議程密切相關——在於不負責任的金融自由化。對不穩定的金融體系松開剎車，短期效果或許也是積極的。更遠期的效果可能包括一場危機，其破壞性甚至超過10年前那場危機。

第四組風險涉及中國經濟的更長期演變。短期而言，當局有能力維持符合目標的增長率。但增長仍依賴信貸。就更長期而言，中國似乎要在越來越多的債務或者慢得多的增速之間做出選擇。中國政策制定者如何把握好這個問題，對全球經濟前景仍至關重要。

第五組風險出現在其他新興經濟體。尤其是，特朗普政府通過利率上升和強勢美元造成的沖擊，或許具有極強的破壞穩定效果。

第六組風險出現在歐洲。正如《世界經濟展望》所指出的，在歐元區表現落後的經濟體中，持續糟糕的經濟表現可能與金融行業弱勢相結合，永久性地抑制需求——進而壓抑供應。最容易受到這種弊病拖累的歐洲大國是意大利。但就連法國也不具有免疫力。與此同時，還有一個風險是，硬退歐，甚至混亂的退歐，將嚴重損害英國經濟。

最後，除了一名右翼煽動者在美國崛起之外，還有其他政治因素。匈牙利、波蘭、俄羅斯和土耳其出現的“公投獨裁”(plebiscitary dictatorship)，對這些國家的經濟都不是好兆頭。南非也讓人產生類似的擔憂。良好的政策取決於睿智的政策制定者。我們不能理所當然地認為各國必然會出現這樣的政策制定者，尤其是現在。

因此，最大的問題在於政治是否將會為經濟提供必要的支持。我們有合理幾率迎來一輪周期性復蘇。但要讓復蘇持續更久，將意味着審慎把握平衡。政策制定者必須支持私人和公共投資，推進創新，保持開放和競爭的經濟，並在監管過多的地方減少監管，同時在監管必不可少的地方維持監管。然而，政策制定者還必須確保在比以往更加廣泛的范圍分享增長的果實。

此輪經濟好轉是一個機會。如果沒有利用好這個機會，那麼這可能被證明只是一次短暫的經濟回暖。但它的促增長含量可以（而且應該）不止於此。

雖然COVID-19來擾局，但根據世界銀行最新發布的2020全球碳定價現況及趨勢發展報告，目前國際已有61個地區和國家實施碳定價，管制全球22%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大約120億噸），其中採取碳交易體系和碳稅的比例各占一半。而先前幾個碳排大國也陸續加入碳定價的陣容，像加拿大已在去年開始實行「全加碳價制度」（Pan-Canadian Pricing on Carbon Pollution），墨西哥則是於今年啟動示範碳交易機制，讓受管制的碳排與去年相比，增加了10億噸。

但是全球碳價水準仍有相當懸殊！目前市面上價格，每公噸的碳最便宜竟可小於1美元，最貴則達127美元（瑞典的碳稅價格）；以平均來看，碳價大約僅落在每公噸2美元上下。許多專家曾經算過，要實現《巴黎協定》的目標，必須在2020年前將碳價提高至每公噸40~80美元，並在2030年前達到每公噸50~100美元。照如今趨勢來看，僅有5%的碳價系統符合巴黎協定目標，如何強化價格是全球一大課題。

讓碳定價系統有效率  須具備四大要點

也因此，IEA深入探索各國經驗，整理出一套讓碳價制度更有效率的做法，供大家參考。

定義排放交易系統的作用和功能：碳交易系統必須與國家長期政策對齊，時間夠長，才能誘使私部門投資低碳；且由上而下（top-down）地設定與減量目標一致的排放交易總量，也較無爭議。

排放交易系統與能源轉型對接：除了國家減量目標之外，排放交易系統設計也應與其他相關政策連結，包括空氣污染管制、再生能源、節能、經濟結構調整和電力改革等政策。

為電力市場量身打造排放交易系統：由於電力部門為主要排放來源，設計排放交易系統時，應考慮現有電力市場法規，並使用拍賣配額（consignment auctions）、涵蓋間接排放、碳投資與碳定價委員會等方法，來反映價格訊號。

透過排放交易系統促進產業低碳轉型：碳定價機制最常見的挑戰是「碳洩漏」（carbon leakage），也就是有些產業想避開交易制度或徵稅，將生產及營運遷移到排放量沒有管制的國家。為了防止洩漏，目前許多國家會採用免費核配制度，讓產業能維持競爭力，但後續應逐步將制度導向拍賣，以免過多的免費核配額造成市場扭曲。而拍賣的收益也能用在氣候政策上，讓減碳效果更彰顯。

借鏡他國經驗  讓碳交易效益最大化

再來看看幾個實際案例！我們的鄰居韓國，是亞洲第一個為全國碳排放交易立法的國家，為了與其減量目標連結，第一階段（2015-2017年）即採用由上而下訂定排放總量的方式，依各部門基準年排放比例分配其排放額度。

但在執行層面上，可能政府釋放的訊號不夠強烈，企業並沒有全然接收到未來幾年排放交易系統的動向，造成在第一階段碳交易市場實施上，流動率過低。為了改善長期政策不確定性，韓國提出兩項補充計畫，分別釐清長期碳排放交易體制的指導原則，以及各階段總量和核配方式等技術細節，不僅展現韓國執行碳交易的決心，也讓市場參與者有足夠的資訊去應對。

而歐盟排放交易體系，先前建立了市場穩定儲備（Market Stability Reserve, MSR），這次在疫情之下多少發揮彈性功能，靈活地因應核配額需求驟減，來調整排放總量，讓每公噸的碳價能維持在20歐元上下，也避免回到2008年經濟危機讓碳價慘跌的窘境。另一方面，歐盟也規劃於第4階段（2021-2030年）設立現代化及創新基金，將排放交易系統的拍賣收入，分別投入能源轉型系統及創新低碳技術發展，是個與能源轉型對接的好案例。

此外，歐盟近期更加碼提高2030年前至少減碳55%的目標，因而預計在明年提出排放交易體系的修訂法案，將擴大排放交易體系範疇、加強能源效率與再生能源政策、強化車輛排放標準等。

目前歐盟許多成員國也陸續更新氣候計畫，像德國將於2021年，在運輸與建築部門下施行國內的排放交易制度；盧森堡及奧地利同樣規劃在未納入歐盟排放交易制度的部門，分別導入碳稅及類似的碳價制度。期盼後續各國針對碳定價制度的修訂發展，能為遭延期的COP26大會（將著重討論全球碳排放市場機制）帶來動能。

就在今年1月，IMF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部分原因是那時中國官員內部都未充分知曉，更不用說世界其他國家了。現在我們正處於一場後果巨大的大流行病之中。但許多事情仍不明朗。一個重要的不確定性是目光短淺的領導人將如何應對這一全球威脅。

姑且看看預測，IMF現在表示，今年全球人均產出將萎縮4.2%，這遠遠高於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的1.6%。今年，90%的國家的人均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將出現負增長，而2009年這一比例為62%，當時中國的強勁擴張幫助緩衝了這一打擊。

今年1月，IMF還預測今年將實現平穩增長。該機構現在預測，從2019年第四季度到2020年第二季度，發達經濟體的產出將下降12%，新興和發展中國家將下降5%。但是，IMF樂觀地預計第二季度是最低點。此後經濟將會復甦，儘管它預計發達經濟體的產出將在2022年之前保持在低於2019年第四季度的水平。

這種「基線」場景假設經濟在2020年下半年重啟。如果是這樣，IMF預測，2020年全球經濟將收縮3%，隨後在2021年擴張5.8%。預計今年發達經濟體經濟將收縮6.1%，2021年將增長4.5%。所有這些都可能被證明過於樂觀。

IMF提出了另外三個令人不寒而慄的場景。在第一個場景中，封鎖期比基線場景延長50%。在第二個場景中，2021年出現了第二波病毒。在第三個場景中，上述兩種情況都出現。在今年封鎖期更長的情況下，2020年全球產出比基線場景的預測低3%。如果出現第二波感染，2021年全球產出將比基線場景的預測低5%。如果這兩種情況都出現，2021年全球產出將比基線場景的預測低近8%。在後一種可能性下，2021年發達經濟體的政府支出與GDP之比將增加10個百分點，中期政府債務將比本已不利的基線場景高出20個百分點。我們不知道哪一個預測會是最接近現實的。現實情形可能還會更糟：病毒可能會變異；感染過的人獲得的免疫力可能不會持久；疫苗可能不會很快研發出來。一種微生物粉碎了我們所有的傲慢。

我們必須怎麼做才能管理這場災難？一個答案是在死亡率得到控制之前不要放棄封鎖。在疫情肆虐、死亡人數增加、衛生系統崩潰的情況下，讓經濟恢復運轉是不可能的。即使我們被允許外出購物或工作，許多人也不會這麼做。但為這一天做好準備是至關重要的，大大提高檢測、人員追蹤、隔離和治療的能力。現在必須不惜代價地做這件事，也不惜代價地投資於創造、生產和使用新疫苗。

最重要的是，正如華盛頓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一份關於20國集團(G20)重要作用的報告的引言所述：「簡而言之，在新冠肺炎大流行中，缺乏國際合作將意味著更多的人會死去。」在衛生政策和確保有效的全球經濟回應方面，情況確實如此。這場大流行和「大封鎖」都是全球性事件。正如IMF前首席經濟學家莫里斯•奧布斯特費爾德(Maurice Obstfeld)在報告中強調的那樣，幫助做出衛生回應非常重要。然而，通過債務減免、補助和廉價貸款為較貧窮國家提供經濟幫助也很重要。IMF需要大規模發放新的特别提款權，將不需要的資金額度轉移到較貧窮的國家。

「負和」(negative-sum)的經濟民族主義驅動著美國總統川普的整個任期，甚至在歐盟內部冒頭。這種思想非常危險。我們需要貿易自由流動，尤其是（但不只是）要讓醫療設備和物資供應自由流動。如果全球經濟像「大蕭條」之後那樣四分五裂，那麼復甦將非常艱難、乃至毫無可能。

我們不知道這場大流行會帶來什麼，也不知道經濟將如何做出回應。我們確實知道的是，要想以儘可能最小的損害度過這場可怕的動蕩，我們必須採取哪些措施。

馬丁沃夫強調，我們必須控制住新冠肺炎。我們必須將大量資源投入各種系統，以便在當前的封鎖解除後管理這種疾病。我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保護我們的人民和我們的經濟潛能不受影響。我們必須幫助數十億生活在沒有援助就無法自救的國家的人民。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記住，在大流行病中，沒有一個國家是一座孤島。我們不知道未來會怎樣。但我們確實知道應該做些什麼來改變它。我們會這麼做嗎？這是個問題。我對我們的答案深感擔憂。

《日本經濟新聞》指出，天津港以北京為中心，是包括北京、天津兩個直轄市與河北省在內、總人口超過1億人的「大首都構想」的核心，2014年的貨物吞吐量僅次於浙江寧波、上海與新加坡，排名世界第4位。發生爆炸的天津濱海新區，4月才剛成立「自由貿易試驗區」，預備推進港口設施和工業園區建設，此次爆炸對其打擊甚大。

外企倉庫遭波及 損失難計

《路透社》報導，香港勝獅貨櫃公司董事長張松聲17日表示，該公司有部分倉庫遭到炸毀、1名員工下落不明，但旗下工廠並未受到影響，由於爆炸現場情勢混亂，目前仍無法估計實際損失，他們將暫時停止營運部分受到影響的物流工程。

美國強鹿公司（John Deere）16日表示，受天津大爆炸影響，造成當地公司建築門窗爆裂、至少一條自來水導管破裂、發動機設備損壞、多處天花板崩塌。該公司表示，受政府疏散措施影響，他們目前仍無法前往現場做進一步的評估。

大量新車遭炸毀 汽車業叫苦連天

《每日新聞》報導，豐田汽車表示，17至19日將停止營運天津市內2個工廠，且受周圍地區疏散勸告影響，20日後是否重新營運，目前仍未決議。該工廠為豐田在中國的主力生産基地之一，近期年產達44萬輛，此次停產3天，將減少約5500輛汽車的生產量，若長期停業，將使豐田汽車收益嚴重受損。

《BBC》報導，韓國現代集團表示，已有3950輛現代汽車、2175輛起亞汽車受到爆炸波及，初步損失可能達到1600億韓元（約合新台幣43億）。雷諾三星汽車也有約1500台汽車遭損毀，損失初步估計約218億韓元（約合新台幣5億）。但因目前還無法進入事故現場，實際的損失情況仍有待確認。

天津港遭封閉 恐影響物流產業

《彭博新聞社》報導，日本山九物流經營管理部門職員吉森弘幸13日表示：「天津港遭封閉，造成貨物無法通關，可能會對我們的業務造成影響。」日新物流公關沖田道利則表示，鄰近爆炸現場的倉庫有部分玻璃破損，但沒有人員損傷，對業務僅有少部分影響。

企業損傷慘重 保險損失粗估450億

《中國經濟時報》報導，事故發生後，天津市金融局聯合人民銀行天津分行、天津銀監局、天津證監局、天津保監局等4家金融監管部門印發緊急通知，要求各保險公司立即進行理賠因應工作。《路透社》報導，據分析師維恩（Arjan van Veen）初步評估，此次天津大爆炸，保險公司將賠償10億至15億美金（約合新台幣300億至450億）。

不論是醫療資源極缺乏的難民營、貧民窟，或是富有國家，每一個醫療體系都難逃被大規模流行疾病擊潰的命運，但相較之下，實施全民健保的英國比較容易統一調配資源與應變，反觀美國雖然醫療水準為世界頂尖，但擁有2,800萬名未納保的人民、1,100萬非法移民以及諸多無法請帶薪病假的勞工，恐成為美國檢疫的死角。

謠言和恐懼來自於對政治人物掩蓋疫情真相的懷疑。在伊朗，當局關閉清真寺的命令不被神職人員服從。在美國，川普一開始盲目的樂觀使得疫情迅速蔓延，即使之後頒布對歐洲30天的旅遊禁令，仍為時已晚。

政治領袖現在該怎麼做？每個國家都必須在追蹤感染源和侵犯人民隱私之間取捨，其中最好的典範是新加坡，因擁有嚴格而高效率的官僚體系、世界級的醫療水準和抗SARS的經驗，政府發布的訊息都能夠受到人民所信任保留。

綜觀全球，疫情讓科學家和政策專家重回政府的核心，人民不再有耐心看黨派角力，各國政府更極需互相合作以研發出疫苗。

木材、鐵礦砂、銅價皆攀上歷史新高，黃豆、小麥、玉米（黃小玉）價格躍升至八年高點，油價近來也觸及二年新高。大宗商品價格這般全面性上漲，是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僅見，上回有此現象要回溯到1970年代。

追蹤24種商品的標普GSCI商品指數上周五觸及535.68的歷史高點，周二盤中則報527.46。

經濟學家預期，本周中美公布的通膨相關數據，也會凸顯物價走高趨勢。中國訂周三發布5月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大宗商品價格持續攀漲之下，預料會升至2008年8月來最高點。美國緊接著周四公布5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勞動成本高漲帶動下，年升幅料見劇增。大宗商品價格波動大，且在CPI的占比較小，經濟學家及央行官員原本對於商品價格走勢不會過度擔憂。但原物料成本上漲正壓縮製造業利潤空間，家庭的瓦斯、雜貨、餐廳帳單的開銷增加，排擠其他方面支出，窮國甚至有人連基本需求都無法滿足。

消費需求旺盛、供應鏈陷瓶頸等諸多因素推高物價。不過經濟學家大多認為，歸根究柢還是與美國及其他地區決策者的寬鬆決定有關，為確保經濟能從新冠疫情重創中完全復甦，猛推各種刺激措施，以致有目前景氣趨熱的景象。

大宗商品價格攀高的緣故，巴西、俄羅斯、土耳其等國央行，已經收緊貨幣政策升息因應。但美國聯準會及歐洲央行對通膨的態度偏向樂觀，歐央首席經濟學家連恩（Philip Lane）甚至主張，高失業率有助控制通膨。

大宗商品價格飆升，對未來通膨走向有預警作用，畢竟比起終端商品價格，商品市場對經濟變化的反應更迅速。像油價漲已反映在CPI數據，歐元區5月CPI創2018年底來最大增幅，能源價格上揚是主因。

三大風險與四大利益再分配

金融時報報導刊登中國投資市場研究者觀點，認為大宗商品價格過快上漲，或產生三大風險：宏觀經濟滯脹、微觀企業破產倒閉和居民終端消費品上漲導致的購買力下降。

近期大宗商品價格過快上漲，可能產生宏觀經濟滯脹風險、微觀企業破產倒閉風險和居民終端消費品上漲導致的購買力下降風險，併產生上中下游、大中小企業、國企民企、限產與非限產企業以及南北經濟的利益再分配。

當前中央出台的保供穩價舉措主要集中在財稅手段增加進口減少出口、金融端打擊惡性炒作，持續引導預期，有力地穩住了價格。大宗商品上漲既有輸入性通脹原因，但供需矛盾才是根本原因，國內部分政策執行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價格上漲。

其中，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執行短期化以及環保限產力度過快過急，導致供給收縮，加劇了上漲預期。碳達峰碳中和是國家實現高質量發展的中長期目標，我們建議避免中長期目標執行短期化，防範人為加劇供需矛盾。

一、大宗商品上漲原因

本輪國內大宗商品價格上漲速度較快、幅度高，主要由供給衝擊、需求恢復以及流動性充裕三重因素共同推動。今年以鋼鐵、有色金屬為代表的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上漲，帶動PPI同比大幅攀升至三年以來新高。此輪上漲兼具了2009-2011年和2016-2018年兩輪上漲的特點。2009-2011年的上漲源於金融危機後財政貨幣政策刺激後的流動性寬裕和需求恢復；2016-2018年的上漲源於國內供給側改革導致供給收縮。第一，供給端收縮，受制于海外疫情、地緣政治惡化及國內政策執行。巴西、智利等銅礦出口國因疫情生產受限，中澳關係交惡導致鐵礦石供給不足，國內政策的碳達峰碳中和執行短期化，環保限產的時間和空間範圍擴大。與上一輪供給側改革側重於去產能不同，當前碳達峰碳中和背景下，政策重點在於去產量、降低碳排放，供給不足明顯。第二，需求端持續恢復，房地產投資韌性較強，消費、基建和製造業投資均處在恢復階段。第三，流動性不急轉彎，總體充裕。

但是，大宗商品持續大漲後引發高層關注，監管部門緊急連續出手降溫，意在扭轉市場通脹交易走向非理性投機的預期，5月中旬以來大宗價格階段性回落。4月8日金融委會議特别強調要保持物價基本穩定，特别是關注大宗商品價格走勢，5月21日金融委進一步強調有效應對輸入性通脹，加強預期管理，強化市場監管，做好應對預案和政策儲備。5月12日、19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連續提及大宗商品價格過快上漲影響，部署做好大宗商品保供穩價工作。國內大商所、上期所等商品期貨交易所也緊急出台措施加強對黑色系期貨合約的交易限制。發改委等五部委聯合約談鐵礦石、鋼材、銅、鋁等行業重點企業，要求維護大宗商品價格秩序，不得相互串通操縱市場價格。監管部門加強大宗商品期貨與現貨市場的聯動監管，有助於穩定市場預期，更好發揮大宗商品市場的價格發現的功能。

二、後市展望

展望後市，我們對大宗商品價格有兩點判斷。一是大宗商品牛市並未見頂，短期回落後還將上漲，主要基於供需矛盾短期難以緩解以及流動性尚未根本轉向。疫情反覆下的資源國供給收縮、國內行政命令下高碳行業供給收縮，與當前全球經濟持續修復之間的供需矛盾在短期內難以得到緩解。二是大宗商品走勢分化，要看具體品種的供需基本面。鋼鐵等碳達峰及環保限產行業走勢較強。需求有支撐而供給收縮的品種預計仍將持續上漲，但斜率或將放緩；有需求同時供給生產恢復、產能持續擴張的品種將見頂回落或持續震蕩。

三、影響與後果：三大風險與四大利益再分配

（一）三大風險

一是中下游的中小微企業破產風險上升。上游的大宗商品大漲擠壓了中下游企業的利潤；同時上游產品供不應求，中下游企業面臨全款提貨的要求，現金流緊張，抗風險能力下降，已有部分領域如裝修行業出現了「多生產多虧損」和間歇性停產的情況，直接引發4月每周工時下降，就業質量下降。

二是大宗商品上漲已有向終端消費品價格傳導的趨勢，可能導致居民購買力降低，引發需求走弱。今年家電企業因承受銅、鋁、鋼等大宗商品上漲的壓力紛紛宣布漲價，1-4月空調、冰箱、洗衣機等主要品類線下均價有較大幅度上漲，導致消費者購買意願降低，五一旺季期間零售量同比下滑。今年造紙行業也面臨紙漿原材料持續上漲的壓力，4月多家大型生產企業將生活用紙製品價格上調了10-20%。

三是宏觀滯脹風險上升。如果繼續嚴格實施鋼鐵產量負增長等舉措，供需矛盾加劇，中下游將面臨原材料缺乏、價格高漲的停產風險，中下游破產倒閉後中上游的需求難以持續。

（二）四大利益再分配

上漲的大宗商品集中在上游，中下游競爭相對充分，難以提價或者提價幅度低於上游。大宗商品上漲將帶來上下遊行業、大中小企業、國企與民企、限產與非限產企業之間的利益再分配。

第一，大宗商品上漲加劇上遊行業與中下遊行業之間的盈利分化，導致製造業投資恢復可能不及預期。今年製造業多數行業利潤率普遍修復，但是包括鋼鐵在內的中上游利潤率的漲幅明顯高於下游製造業。2021年一季度中上遊行業中石油煤炭、有色金屬、黑色金屬加工業利潤率較2019年同期分別提升4.9、2.2、1.7個百分點；而下遊行業中紡織服裝、傢具製造業利潤率分別下降0.9、1.0個百分點。值得警惕的是，這種局面可能導致製造業投資恢復不及預期，因為雖然上游利潤改善，但是上游投資受到政策壓制，下游利潤受擠壓，企業擴張投資能力下降。

第二，大宗商品上漲將加劇國企民企之間的分化，降低資源配置效率。大宗商品漲價相對利好上遊行業，目前國企在上遊行業的佔比較高，將進一步擴大國企相對民營企業的優勢。在碳中和目標下，高污染、高耗能上遊行業將面臨傳統工藝路線的大規模調整，具備技術優勢的國有企業更容易降低環保成本，而眾多民營企業難以承受環保設備等資本開支，將會面臨高昂環保成本及產量受限的雙重擠壓，可能面臨被收購或者退出市場。根據統計局發布的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數據，民企營業成本率、費用率明顯高於國企，民企利潤率明顯低於國企。今年4月民企的營業成本率為86.1%，高於國企的80%和外資企業的83.3%。民企費用率8.5%，明顯高於國企的7.21%。民企的利潤率為5.26%，明顯低於國企的8.23%，相差2.97個百分點，利潤率差距甚至高於2018年經濟下行期間。

第三，大宗商品上漲衝擊中小企業盈利能力與供應鏈穩定，加劇大企業與中小企業的分化。大中型企業議價能力、風險管控、成本控制能力相對較強，在PPI結構性上漲時期所受衝擊較小；同時，小型工業企業是環保限產的重點整治對象，受到衝擊較大。2021年一季度工業企業中的小型企業虧損面高於大中型企業2.4個百分點，表明當前小型工業企業實際生產經營情況較為嚴峻。5月小型企業的製造業PMI經營預期指數為56%，低於大型企業的58.8%。

第四，大宗商品上漲將推動限產企業與非限產企業之間利益再分配，可能擴大南北差距。以鋼鐵行業為例，2018年藍天保衛戰以來，不同地區不同類別的企業限產政策執行環節的力度不同，體現為產量結構的變化。非限產鋼企擠出了重點鋼企的產量，重點鋼鐵企業產量佔比在2018、2019年連續下行。2021年鋼價上漲使得鋼廠利潤大幅改善，鋼廠生產意願提升，非限產區域鋼企產量大幅提升。河北唐山等限產地區鋼廠受到行政管制，唐山鋼鐵集團4月粗鋼產量同比大降31.7%。假設唐山地區鋼廠都按30%比例限產，這將意味著河北省今年可能將降低粗鋼產量至少3000萬噸，由此引發限產地區企業與非限產地區企業之間的利益再分配，相對而言華東、華南等非限產區域的鋼鐵企業將受益。

來源：FT、工商時報

而去年中國推出一系列金融支持實體經濟舉措，為經濟強力輸血同時必然導致不良貸款的上升。郭樹清表示，今年將保持不良貸款處置力度不減，但現在尚無明確指標；而去年的支持舉措有些是會延續的，不過今年貸款利率可能會上升，但總體還是比較低。

他指出，去年歐美髮達國家、疫情嚴重的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都採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但是力度上、後果上可能要考慮的更多一些，因為畢竟還會產生一些副作用，現在看這些副作用已經逐步顯現。

他表示，金融市場應該反映實體經濟的狀況，如果和實體經濟差別太大，就會產生問題，遲早會被迫調整，所以我們很擔心金融市場，特別國外金融資產泡沫哪一天會破裂。

另外，由於經濟已經高度全球化，流動性增加之後外國資本流入中國數量增長確實比較快，不過目前來看規模和速度還是在可控範圍。郭樹清稱中國正在繼續研究怎麼採取更有效的措施，一方面鼓勵資本要素跨境流動，越來越開放，另一方面又不能造成國內金融市場太大的波動。

中國去年經濟增速2.3%，成為全球唯一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1月末的一份報告顯示，即便2020年全球爆發疫情，但中國仍是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最大流入國，吸引了1,630億美元資金流入。

發布會後有記者提問「您覺得哪個國家泡沫最嚴重？」

郭樹清稱，以現在情況，因為從規模上肯定美國的市場最大，我最近沒查美國股市的市盈率，…我們比較擔心泡沫破裂會產生一些影響。”

這其實不是郭樹清第一次對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背道而馳表示擔憂。他去年6月在陸家嘴金融論壇曾質疑稱，當實體經濟尚未重啟，股票市場卻依然高歌猛進、不斷上漲，國外有的專家說，“內債不是債，外債才是債，對於美國來說，外債也不是債，”這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似乎都是如此，但是未來真的能夠長久持續下去嗎？

至於外資機構進入會不會給國內金融市場造成乾擾和破壞，他表示，外資機構在中國經營總體上是嚴格按照中國法律來辦事的，在中國金融市場上無論是總資產還是貸款、存款，絕對額都是上升的，但佔比是下降的，比如外資銀行現在只有1%左右，對中國的競爭市場是非常有限的；外資保險公司在6%左右，影響也是有限的。

**不良貸款上升是必然趨勢**

郭樹清並指出，中國每年的貸款都是淨增長，貸款增速保持12%左右，去年情況非常特殊，增長速度非常快，量非常大，但全年沒有超過13%，“這是為什麼沒有實行過度寬鬆的貨幣政策的原因。”

而去年中國整個金融機構向社會讓利1.5萬億元人民幣，今年這樣的政策能否繼續延續？對此他稱，肯定有很多政策還會延續下去的，不過估計今年貸款利率會有回升，但總的來說利率還是比較低的。

此外，針對不良資產處置，郭樹清介紹說，中國去年全年處置不良資產3.02萬億元，2017-2020年累計處置不良貸款8.8萬億元，超過之前12年總和。

他指出，在疫情發生以後一些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肯定處於不正常的狀態，還款就會有困難，甚至有相當一部分企業可能會面臨破產重整或者破產清算的狀況，更沒有能力償還貸款，所以不良貸款上升是必然趨勢。

他稱，2021年將保持處置力度不減。…現​​在沒有一個明確指標，還在和各家銀行溝通，看看他們怎麼估計自己銀行的狀況，可能2021年需要處置的不良貸款還會增長，甚至會延續到明年，因為有的貸款期限比較長。

他表示有信心、有能力把不良資產處置處理好，不過在加大力度同時，也要穩中求進，保證在經濟和銀行金融體系的可承受範圍內。

另外，中國去年房地產貸款增速八年來首次低於各項貸款增速，房地產金融化泡沫化勢頭得到遏制。

不過郭樹清認為，房地產的問題應該說現在金融化、泡沫化傾向還比較強，因此必須既積極又穩妥地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在美國投資計畫加速進行的同時，台積電在中國大陸的布局也有進展，台積電決定擴建南京廠，以28奈米為生產主力。台積電在同時間推動美國與中國大陸的生產計畫，代表了台積電必須在美國與中國大陸兩隻大象之間，小心翼翼的取得平衡。

相較台積電的鳳凰城廠要採用5奈米先進製程，台積電南京廠的28奈米擴廠計畫較不容易引起美台鷹派的注意，在技術管制上也能符合美方要求。

但28奈米製程對大陸就不重要嗎？不妨看看上個月大陸半導體指標人物的說法。由大陸官方主導的龍芯中科技術董事長胡偉武日前說，大陸ＩＴ技術基礎薄弱，很多關鍵技術都不是掌握在大陸手上，「不要想5奈米，28奈米就夠用了。」

胡偉武的另一身分是大陸中科院計算所總工程師，他的談話代表著大陸官方態度。胡偉武認為28奈米對大陸目前9成以上的產品應用都夠了，台積電在同一時間宣布擴建28奈米產能，既符合大陸的發展需要，也能鞏固大陸客戶。這也是張忠謀去年提出的台積電發展三原則：「技術領先、製造優越和客戶信任。」

台美經濟繁榮夥伴對話上周末簽訂合作瞭解備忘錄（ＭＯＵ），半導體項目是其中的重中之重。短期內，台灣與美國在貿易戰與科技戰聯手的趨勢沒有改變，台積電既要在美國與中國大陸雙邊間取得平衡，同時間還要在晶圓代工市場維持領先地位，台積電必須在地緣政治的棋盤上謹慎前進。

由於各國的抗疫措施令航班停飛、車輛使用減少並遏制經濟活動，全球燃料需求已重挫約3,000萬桶/日，佔全球供應量的30%。

前所未有的1,500萬桶/日減產幅度，仍不足以遏制儲油設施被迅速填滿的趨勢。美國並未暗示為支持減產措施做好任何準備，美國總統特朗普反而威脅OPEC稱，若其不能修正油市供應過剩問題將面臨制裁。

特朗普曾表示，由於油價下跌，美國石油產量已經下降。他警告沙特，如果它不能進行足夠的減產來幫助美國石油行業，就可能面臨制裁和關稅。美國石油行業的較高成本使其在低油價環境難以維持。

OPEC和俄羅斯官員均表示，這場危機的嚴重程度要求所有產油國的參與。

俄羅斯主權財富基金負責人、石油談判主要代表之一德米特理耶夫( Kirill Dmitriev)對路透表示，期待OPEC之外的其他產油國也加入行動，可能在明天的20國集團(G20)會議上實現，”。

4月9日OPEC談判後，G20主要經濟體的能源部長將於隔日召開電話會議，由沙特主持。OPEC和沙特消息人士稱，他們預計其他產油國將減產500萬桶/日。

布蘭特原油期貨上個月觸及18年低點，週四報每桶32美元左右，是2019年底水平的一半。

OPEC報告顯示，OPEC將在5-6月減產1,000萬桶/日。

所有成員國都將減產23%，沙特和俄羅斯分別減產250萬桶/日，伊拉克減產100萬桶/日以上。

漸進減產

報告顯示，OPEC之後在7-12月將減產幅度縮小至800萬桶/日，從2021年1月到2022年4月再進一步縮減至600萬桶/日。

OPEC消息人士稱，他們期望美國和其他產油國減產約500萬桶/日，但OPEC聲明未提及這樣的條件。

消息人士表示，減產將是漸進的，OPEC在尋求讓美國也加入減產行列，認為美國的參與對於協議至關重要。美國官員已經表示，產油量會在未來兩年內自然下降。

美國獲邀請參加4月9日的OPEC磋商，但不清楚該國是否參加了這次視頻會議。巴西、挪威和加拿大也被邀請參會。

加拿大主要產油省阿爾伯塔(Alberta)表示產量已經下降，OPEC沒有要求其進一步減產。這表明OPEC+難以獲得更廣泛的支持。阿爾伯塔省稱支持美國對進口原油徵收關稅的想法。

在談判之前，莫斯科和利雅得一直就應以甚麼產量水平做為計算減產的基準存在分歧。此前沙特4月將產量提高至創紀錄的1,230萬桶/日，3月產量則低於1,000萬桶/日。俄羅斯的產量則一直為約1,130萬桶/日。

OPEC報告指出，雙方同意，兩國都將在1,100萬桶/日的基準上減產。

美國幾個州可以根據很少動用的權力，命令私營公司限制生產。德克薩斯州石油監管機構將於4月14日開會，討論可能的限制措施。德克薩斯州是美國最大的產油產區，產油量約為500萬桶/日。

如果沙特未能控制產量，美國參議員呼籲白宮對利雅得實施制裁，從沙特撤出美國軍隊，並對沙特石油徵收進口關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