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是醫療資源極缺乏的難民營、貧民窟，或是富有國家，每一個醫療體系都難逃被大規模流行疾病擊潰的命運，但相較之下，實施全民健保的英國比較容易統一調配資源與應變，反觀美國雖然醫療水準為世界頂尖，但擁有2,800萬名未納保的人民、1,100萬非法移民以及諸多無法請帶薪病假的勞工，恐成為美國檢疫的死角。
謠言和恐懼來自於對政治人物掩蓋疫情真相的懷疑。在伊朗，當局關閉清真寺的命令不被神職人員服從。在美國，川普一開始盲目的樂觀使得疫情迅速蔓延，即使之後頒布對歐洲30天的旅遊禁令，仍為時已晚。
政治領袖現在該怎麼做？每個國家都必須在追蹤感染源和侵犯人民隱私之間取捨，其中最好的典範是新加坡，因擁有嚴格而高效率的官僚體系、世界級的醫療水準和抗SARS的經驗，政府發布的訊息都能夠受到人民所信任保留。
綜觀全球，疫情讓科學家和政策專家重回政府的核心，人民不再有耐心看黨派角力，各國政府更極需互相合作以研發出疫苗。
]]>木材、鐵礦砂、銅價皆攀上歷史新高，黃豆、小麥、玉米（黃小玉）價格躍升至八年高點，油價近來也觸及二年新高。大宗商品價格這般全面性上漲，是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僅見，上回有此現象要回溯到1970年代。
追蹤24種商品的標普GSCI商品指數上周五觸及535.68的歷史高點，周二盤中則報527.46。
經濟學家預期，本周中美公布的通膨相關數據，也會凸顯物價走高趨勢。中國訂周三發布5月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大宗商品價格持續攀漲之下，預料會升至2008年8月來最高點。美國緊接著周四公布5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勞動成本高漲帶動下，年升幅料見劇增。大宗商品價格波動大，且在CPI的占比較小，經濟學家及央行官員原本對於商品價格走勢不會過度擔憂。但原物料成本上漲正壓縮製造業利潤空間，家庭的瓦斯、雜貨、餐廳帳單的開銷增加，排擠其他方面支出，窮國甚至有人連基本需求都無法滿足。
消費需求旺盛、供應鏈陷瓶頸等諸多因素推高物價。不過經濟學家大多認為，歸根究柢還是與美國及其他地區決策者的寬鬆決定有關，為確保經濟能從新冠疫情重創中完全復甦，猛推各種刺激措施，以致有目前景氣趨熱的景象。
大宗商品價格攀高的緣故，巴西、俄羅斯、土耳其等國央行，已經收緊貨幣政策升息因應。但美國聯準會及歐洲央行對通膨的態度偏向樂觀，歐央首席經濟學家連恩（Philip Lane）甚至主張，高失業率有助控制通膨。
大宗商品價格飆升，對未來通膨走向有預警作用，畢竟比起終端商品價格，商品市場對經濟變化的反應更迅速。像油價漲已反映在CPI數據，歐元區5月CPI創2018年底來最大增幅，能源價格上揚是主因。
金融時報報導刊登中國投資市場研究者觀點，認為大宗商品價格過快上漲，或產生三大風險：宏觀經濟滯脹、微觀企業破產倒閉和居民終端消費品上漲導致的購買力下降。
近期大宗商品價格過快上漲，可能產生宏觀經濟滯脹風險、微觀企業破產倒閉風險和居民終端消費品上漲導致的購買力下降風險，併產生上中下游、大中小企業、國企民企、限產與非限產企業以及南北經濟的利益再分配。
當前中央出台的保供穩價舉措主要集中在財稅手段增加進口減少出口、金融端打擊惡性炒作，持續引導預期，有力地穩住了價格。大宗商品上漲既有輸入性通脹原因，但供需矛盾才是根本原因，國內部分政策執行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價格上漲。
其中，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執行短期化以及環保限產力度過快過急，導致供給收縮，加劇了上漲預期。碳達峰碳中和是國家實現高質量發展的中長期目標，我們建議避免中長期目標執行短期化，防範人為加劇供需矛盾。
一、大宗商品上漲原因
本輪國內大宗商品價格上漲速度較快、幅度高，主要由供給衝擊、需求恢復以及流動性充裕三重因素共同推動。今年以鋼鐵、有色金屬為代表的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上漲，帶動PPI同比大幅攀升至三年以來新高。此輪上漲兼具了2009-2011年和2016-2018年兩輪上漲的特點。2009-2011年的上漲源於金融危機後財政貨幣政策刺激後的流動性寬裕和需求恢復；2016-2018年的上漲源於國內供給側改革導致供給收縮。第一，供給端收縮，受制于海外疫情、地緣政治惡化及國內政策執行。巴西、智利等銅礦出口國因疫情生產受限，中澳關係交惡導致鐵礦石供給不足，國內政策的碳達峰碳中和執行短期化，環保限產的時間和空間範圍擴大。與上一輪供給側改革側重於去產能不同，當前碳達峰碳中和背景下，政策重點在於去產量、降低碳排放，供給不足明顯。第二，需求端持續恢復，房地產投資韌性較強，消費、基建和製造業投資均處在恢復階段。第三，流動性不急轉彎，總體充裕。
但是，大宗商品持續大漲後引發高層關注，監管部門緊急連續出手降溫，意在扭轉市場通脹交易走向非理性投機的預期，5月中旬以來大宗價格階段性回落。4月8日金融委會議特别強調要保持物價基本穩定，特别是關注大宗商品價格走勢，5月21日金融委進一步強調有效應對輸入性通脹，加強預期管理，強化市場監管，做好應對預案和政策儲備。5月12日、19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連續提及大宗商品價格過快上漲影響，部署做好大宗商品保供穩價工作。國內大商所、上期所等商品期貨交易所也緊急出台措施加強對黑色系期貨合約的交易限制。發改委等五部委聯合約談鐵礦石、鋼材、銅、鋁等行業重點企業，要求維護大宗商品價格秩序，不得相互串通操縱市場價格。監管部門加強大宗商品期貨與現貨市場的聯動監管，有助於穩定市場預期，更好發揮大宗商品市場的價格發現的功能。
二、後市展望
展望後市，我們對大宗商品價格有兩點判斷。一是大宗商品牛市並未見頂，短期回落後還將上漲，主要基於供需矛盾短期難以緩解以及流動性尚未根本轉向。疫情反覆下的資源國供給收縮、國內行政命令下高碳行業供給收縮，與當前全球經濟持續修復之間的供需矛盾在短期內難以得到緩解。二是大宗商品走勢分化，要看具體品種的供需基本面。鋼鐵等碳達峰及環保限產行業走勢較強。需求有支撐而供給收縮的品種預計仍將持續上漲，但斜率或將放緩；有需求同時供給生產恢復、產能持續擴張的品種將見頂回落或持續震蕩。
三、影響與後果：三大風險與四大利益再分配
（一）三大風險
一是中下游的中小微企業破產風險上升。上游的大宗商品大漲擠壓了中下游企業的利潤；同時上游產品供不應求，中下游企業面臨全款提貨的要求，現金流緊張，抗風險能力下降，已有部分領域如裝修行業出現了「多生產多虧損」和間歇性停產的情況，直接引發4月每周工時下降，就業質量下降。
二是大宗商品上漲已有向終端消費品價格傳導的趨勢，可能導致居民購買力降低，引發需求走弱。今年家電企業因承受銅、鋁、鋼等大宗商品上漲的壓力紛紛宣布漲價，1-4月空調、冰箱、洗衣機等主要品類線下均價有較大幅度上漲，導致消費者購買意願降低，五一旺季期間零售量同比下滑。今年造紙行業也面臨紙漿原材料持續上漲的壓力，4月多家大型生產企業將生活用紙製品價格上調了10-20%。
三是宏觀滯脹風險上升。如果繼續嚴格實施鋼鐵產量負增長等舉措，供需矛盾加劇，中下游將面臨原材料缺乏、價格高漲的停產風險，中下游破產倒閉後中上游的需求難以持續。
（二）四大利益再分配
上漲的大宗商品集中在上游，中下游競爭相對充分，難以提價或者提價幅度低於上游。大宗商品上漲將帶來上下遊行業、大中小企業、國企與民企、限產與非限產企業之間的利益再分配。
第一，大宗商品上漲加劇上遊行業與中下遊行業之間的盈利分化，導致製造業投資恢復可能不及預期。今年製造業多數行業利潤率普遍修復，但是包括鋼鐵在內的中上游利潤率的漲幅明顯高於下游製造業。2021年一季度中上遊行業中石油煤炭、有色金屬、黑色金屬加工業利潤率較2019年同期分別提升4.9、2.2、1.7個百分點；而下遊行業中紡織服裝、傢具製造業利潤率分別下降0.9、1.0個百分點。值得警惕的是，這種局面可能導致製造業投資恢復不及預期，因為雖然上游利潤改善，但是上游投資受到政策壓制，下游利潤受擠壓，企業擴張投資能力下降。
第二，大宗商品上漲將加劇國企民企之間的分化，降低資源配置效率。大宗商品漲價相對利好上遊行業，目前國企在上遊行業的佔比較高，將進一步擴大國企相對民營企業的優勢。在碳中和目標下，高污染、高耗能上遊行業將面臨傳統工藝路線的大規模調整，具備技術優勢的國有企業更容易降低環保成本，而眾多民營企業難以承受環保設備等資本開支，將會面臨高昂環保成本及產量受限的雙重擠壓，可能面臨被收購或者退出市場。根據統計局發布的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數據，民企營業成本率、費用率明顯高於國企，民企利潤率明顯低於國企。今年4月民企的營業成本率為86.1%，高於國企的80%和外資企業的83.3%。民企費用率8.5%，明顯高於國企的7.21%。民企的利潤率為5.26%，明顯低於國企的8.23%，相差2.97個百分點，利潤率差距甚至高於2018年經濟下行期間。
第三，大宗商品上漲衝擊中小企業盈利能力與供應鏈穩定，加劇大企業與中小企業的分化。大中型企業議價能力、風險管控、成本控制能力相對較強，在PPI結構性上漲時期所受衝擊較小；同時，小型工業企業是環保限產的重點整治對象，受到衝擊較大。2021年一季度工業企業中的小型企業虧損面高於大中型企業2.4個百分點，表明當前小型工業企業實際生產經營情況較為嚴峻。5月小型企業的製造業PMI經營預期指數為56%，低於大型企業的58.8%。
第四，大宗商品上漲將推動限產企業與非限產企業之間利益再分配，可能擴大南北差距。以鋼鐵行業為例，2018年藍天保衛戰以來，不同地區不同類別的企業限產政策執行環節的力度不同，體現為產量結構的變化。非限產鋼企擠出了重點鋼企的產量，重點鋼鐵企業產量佔比在2018、2019年連續下行。2021年鋼價上漲使得鋼廠利潤大幅改善，鋼廠生產意願提升，非限產區域鋼企產量大幅提升。河北唐山等限產地區鋼廠受到行政管制，唐山鋼鐵集團4月粗鋼產量同比大降31.7%。假設唐山地區鋼廠都按30%比例限產，這將意味著河北省今年可能將降低粗鋼產量至少3000萬噸，由此引發限產地區企業與非限產地區企業之間的利益再分配，相對而言華東、華南等非限產區域的鋼鐵企業將受益。
來源：FT、工商時報
]]>而去年中國推出一系列金融支持實體經濟舉措，為經濟強力輸血同時必然導致不良貸款的上升。郭樹清表示，今年將保持不良貸款處置力度不減，但現在尚無明確指標；而去年的支持舉措有些是會延續的，不過今年貸款利率可能會上升，但總體還是比較低。
他指出，去年歐美髮達國家、疫情嚴重的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都採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但是力度上、後果上可能要考慮的更多一些，因為畢竟還會產生一些副作用，現在看這些副作用已經逐步顯現。
他表示，金融市場應該反映實體經濟的狀況，如果和實體經濟差別太大，就會產生問題，遲早會被迫調整，所以我們很擔心金融市場，特別國外金融資產泡沫哪一天會破裂。
另外，由於經濟已經高度全球化，流動性增加之後外國資本流入中國數量增長確實比較快，不過目前來看規模和速度還是在可控範圍。郭樹清稱中國正在繼續研究怎麼採取更有效的措施，一方面鼓勵資本要素跨境流動，越來越開放，另一方面又不能造成國內金融市場太大的波動。
中國去年經濟增速2.3%，成為全球唯一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1月末的一份報告顯示，即便2020年全球爆發疫情，但中國仍是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最大流入國，吸引了1,630億美元資金流入。
發布會後有記者提問「您覺得哪個國家泡沫最嚴重？」
郭樹清稱，以現在情況，因為從規模上肯定美國的市場最大，我最近沒查美國股市的市盈率，…我們比較擔心泡沫破裂會產生一些影響。”
這其實不是郭樹清第一次對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背道而馳表示擔憂。他去年6月在陸家嘴金融論壇曾質疑稱，當實體經濟尚未重啟，股票市場卻依然高歌猛進、不斷上漲，國外有的專家說，“內債不是債，外債才是債，對於美國來說，外債也不是債，”這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似乎都是如此，但是未來真的能夠長久持續下去嗎？
至於外資機構進入會不會給國內金融市場造成乾擾和破壞，他表示，外資機構在中國經營總體上是嚴格按照中國法律來辦事的，在中國金融市場上無論是總資產還是貸款、存款，絕對額都是上升的，但佔比是下降的，比如外資銀行現在只有1%左右，對中國的競爭市場是非常有限的；外資保險公司在6%左右，影響也是有限的。
**不良貸款上升是必然趨勢**
郭樹清並指出，中國每年的貸款都是淨增長，貸款增速保持12%左右，去年情況非常特殊，增長速度非常快，量非常大，但全年沒有超過13%，“這是為什麼沒有實行過度寬鬆的貨幣政策的原因。”
而去年中國整個金融機構向社會讓利1.5萬億元人民幣，今年這樣的政策能否繼續延續？對此他稱，肯定有很多政策還會延續下去的，不過估計今年貸款利率會有回升，但總的來說利率還是比較低的。
此外，針對不良資產處置，郭樹清介紹說，中國去年全年處置不良資產3.02萬億元，2017-2020年累計處置不良貸款8.8萬億元，超過之前12年總和。
他指出，在疫情發生以後一些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肯定處於不正常的狀態，還款就會有困難，甚至有相當一部分企業可能會面臨破產重整或者破產清算的狀況，更沒有能力償還貸款，所以不良貸款上升是必然趨勢。
他稱，2021年將保持處置力度不減。…現在沒有一個明確指標，還在和各家銀行溝通，看看他們怎麼估計自己銀行的狀況，可能2021年需要處置的不良貸款還會增長，甚至會延續到明年，因為有的貸款期限比較長。
他表示有信心、有能力把不良資產處置處理好，不過在加大力度同時，也要穩中求進，保證在經濟和銀行金融體系的可承受範圍內。
另外，中國去年房地產貸款增速八年來首次低於各項貸款增速，房地產金融化泡沫化勢頭得到遏制。
不過郭樹清認為，房地產的問題應該說現在金融化、泡沫化傾向還比較強，因此必須既積極又穩妥地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在美國投資計畫加速進行的同時，台積電在中國大陸的布局也有進展，台積電決定擴建南京廠，以28奈米為生產主力。台積電在同時間推動美國與中國大陸的生產計畫，代表了台積電必須在美國與中國大陸兩隻大象之間，小心翼翼的取得平衡。
相較台積電的鳳凰城廠要採用5奈米先進製程，台積電南京廠的28奈米擴廠計畫較不容易引起美台鷹派的注意，在技術管制上也能符合美方要求。
但28奈米製程對大陸就不重要嗎？不妨看看上個月大陸半導體指標人物的說法。由大陸官方主導的龍芯中科技術董事長胡偉武日前說，大陸ＩＴ技術基礎薄弱，很多關鍵技術都不是掌握在大陸手上，「不要想5奈米，28奈米就夠用了。」
胡偉武的另一身分是大陸中科院計算所總工程師，他的談話代表著大陸官方態度。胡偉武認為28奈米對大陸目前9成以上的產品應用都夠了，台積電在同一時間宣布擴建28奈米產能，既符合大陸的發展需要，也能鞏固大陸客戶。這也是張忠謀去年提出的台積電發展三原則：「技術領先、製造優越和客戶信任。」
台美經濟繁榮夥伴對話上周末簽訂合作瞭解備忘錄（ＭＯＵ），半導體項目是其中的重中之重。短期內，台灣與美國在貿易戰與科技戰聯手的趨勢沒有改變，台積電既要在美國與中國大陸雙邊間取得平衡，同時間還要在晶圓代工市場維持領先地位，台積電必須在地緣政治的棋盤上謹慎前進。
]]>由於各國的抗疫措施令航班停飛、車輛使用減少並遏制經濟活動，全球燃料需求已重挫約3,000萬桶/日，佔全球供應量的30%。
前所未有的1,500萬桶/日減產幅度，仍不足以遏制儲油設施被迅速填滿的趨勢。美國並未暗示為支持減產措施做好任何準備，美國總統特朗普反而威脅OPEC稱，若其不能修正油市供應過剩問題將面臨制裁。
特朗普曾表示，由於油價下跌，美國石油產量已經下降。他警告沙特，如果它不能進行足夠的減產來幫助美國石油行業，就可能面臨制裁和關稅。美國石油行業的較高成本使其在低油價環境難以維持。
OPEC和俄羅斯官員均表示，這場危機的嚴重程度要求所有產油國的參與。
俄羅斯主權財富基金負責人、石油談判主要代表之一德米特理耶夫( Kirill Dmitriev)對路透表示，期待OPEC之外的其他產油國也加入行動，可能在明天的20國集團(G20)會議上實現，”。
4月9日OPEC談判後，G20主要經濟體的能源部長將於隔日召開電話會議，由沙特主持。OPEC和沙特消息人士稱，他們預計其他產油國將減產500萬桶/日。
布蘭特原油期貨上個月觸及18年低點，週四報每桶32美元左右，是2019年底水平的一半。
OPEC報告顯示，OPEC將在5-6月減產1,000萬桶/日。
所有成員國都將減產23%，沙特和俄羅斯分別減產250萬桶/日，伊拉克減產100萬桶/日以上。
漸進減產
報告顯示，OPEC之後在7-12月將減產幅度縮小至800萬桶/日，從2021年1月到2022年4月再進一步縮減至600萬桶/日。
OPEC消息人士稱，他們期望美國和其他產油國減產約500萬桶/日，但OPEC聲明未提及這樣的條件。
消息人士表示，減產將是漸進的，OPEC在尋求讓美國也加入減產行列，認為美國的參與對於協議至關重要。美國官員已經表示，產油量會在未來兩年內自然下降。
美國獲邀請參加4月9日的OPEC磋商，但不清楚該國是否參加了這次視頻會議。巴西、挪威和加拿大也被邀請參會。
加拿大主要產油省阿爾伯塔(Alberta)表示產量已經下降，OPEC沒有要求其進一步減產。這表明OPEC+難以獲得更廣泛的支持。阿爾伯塔省稱支持美國對進口原油徵收關稅的想法。
在談判之前，莫斯科和利雅得一直就應以甚麼產量水平做為計算減產的基準存在分歧。此前沙特4月將產量提高至創紀錄的1,230萬桶/日，3月產量則低於1,000萬桶/日。俄羅斯的產量則一直為約1,130萬桶/日。
OPEC報告指出，雙方同意，兩國都將在1,100萬桶/日的基準上減產。
美國幾個州可以根據很少動用的權力，命令私營公司限制生產。德克薩斯州石油監管機構將於4月14日開會，討論可能的限制措施。德克薩斯州是美國最大的產油產區，產油量約為500萬桶/日。
如果沙特未能控制產量，美國參議員呼籲白宮對利雅得實施制裁，從沙特撤出美國軍隊，並對沙特石油徵收進口關稅。
]]>他們最擔心的許多事情不幸應驗。全球而言，我們可能尚未達到這場大流行的高峰；到今年9月，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狀病毒病）死亡人數可能會超過900萬。從印度傳來的令人心碎的畫面展現了COVID-19的災難性後果，這些畫面對世人的良知構成挑戰。
多款高度有效的疫苗在創紀錄時間內開發出來，這是一項非凡成就，彰顯人類的科學和商業才智。這些疫苗現在必須被迅速部署到最需要它們的地方。如果能夠將它們用於老年人和患有某些基礎病症的人們，我們就有望減輕這場迫在眉睫的災難的影響。出於這個原因，我們迫切需要在全球範圍提供更多疫苗。
一項日益得到支持的建議是，我們放棄智慧財產權——所謂的《與貿易有關的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豁免——以提高全球疫苗生產能力。針對一個複雜問題的貌似簡單的解決方案永遠是有吸引力的，而美國總統喬•拜登(Joe Biden)已經表示了他的支持。然而，多個歐洲國家的政府反對這個主意，理由是它會扼殺未來的創新。可以預見的是，製藥公司持反對立場。
如果能達成一致——那將必須在世界貿易組織(WTO)層面形成共識——那麼TRIPS豁免也許有助於改善疫苗供應。但它遠非快速解決之道。鑒於創建必要的基礎設施涉及一系列政治、商業和後勤挑戰，很難看出這條道路怎麼能夠在今年增加疫苗供應。
還有另一種解決方案。在大流行爆發初期，牛津大學的科學家和領導進行了許多對話，討論如何最好地確保一個全球的、分布式的生產網路，以便在抗疫封鎖期間保護本地供應鏈，最小化疫苗民族主義的威脅，最大化疫苗產量。我們考慮過授權所有申請者按許可生產我們的產品，但我們最終得出的結論是，還有一種更好的選擇。
我們決定物色一個合作夥伴，它必須展示出具有大規模生產和分發疫苗的能力，而且至關重要的是，它準備在非盈利基礎上這麼做。我們覺得，我們不能參與從一場大流行中謀利的活動。我們從一開始就下定決心：如果我們的疫苗被證明有效，它將不僅限於供應富裕國家。作為一所在國際合作基礎上開展很大一部分研究的公立大學，我們希望為世界研發一款疫苗。我們的目標與那些現在主張TRIPS豁免的人們相同，但是我們選擇保留智慧財產權，以便吸引一個商業夥伴，並立即啟動開發工作。
2020年4月，我們與阿斯利康(AstraZeneca)建立了一項合作夥伴關係，該公司同意在中低收入國家永久以成本價提供這種需要注射兩劑的疫苗。 (我們還同意，在大流行期間，該疫苗在發達國家也將按成本價供應。)自那時以來，阿斯利康一直致力於轉讓技術，並為世界各地20多個生產設施提供支持，其中包括世界最大疫苗生產商——印度血清研究所(Serum Institute of India)。
截至上月，我們與阿斯利康建立的合作夥伴關係帶來的疫苗產量超過其他任何研發者，約佔全球14.7億劑已注射疫苗的三分之一，而且在地理和全球收入群體兩方面都具有最廣的分發範圍。如今，阿斯利康在世界各地以每劑5美元或以下的價格供應疫苗，同時，供應給「全球新冠疫苗獲取機制」(COVAX)的疫苗中，我們佔到98%。
我們的戰略表明，儘管TRIPS豁免是解決疫苗獲取方面極其不平等這個問題的一條途徑，但它不是唯一的方法。它遠遠不是人們正開始宣稱的那種靈丹妙藥，在世界的某些地方，它將不會以足夠快的速度結出果實。現在是其他公司——尤其是那些已經從這場大流行獲得巨額利潤的公司——發揮作用的時候了。他們不應該堅持每劑疫苗20美元的價格，而應該從財務上支持COVAX，分享他們的疫苗和分發疫苗的手段，並為中低收入國家的基礎設施發展做出貢獻。
]]>換句話說，川普最近霸淩另一個國家的企圖適得其反，就像他之前的所有事情一樣。從上任第一天起，川普的所作所為就是基於這樣一個顯然的信念：他可以輕易恐嚇外國政府，他們會很快屈服，任憑他蒙羞。也就是說，他想像自己面對的是一個林賽•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s)的世界，只要稍微遇到點挑戰就願意放棄一切尊嚴。（註：林賽•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s)共和黨的保守派參議院大老）
但這種策略一直失敗；他所威脅的政權得以加強，而不是遭到削弱，最終做出丟人現眼的讓步的是川普自己。
還記得川普承諾，如果朝鮮不停止其核武器計劃，就要施以“炮火與怒火”嗎？2018年，他與朝鮮領導人金正恩(Kim Jong-un)舉行峰會後，宣布自己獲勝。但金正恩並沒有做出真正的讓步，朝鮮最近宣布可能會重新進行核武器和遠程導彈試驗。
或者想想同中國的貿易戰，它的本意是讓中國人屈服。目前一項協議已經達成，盡管細節尚不清楚，但是很明顯，它遠遠達不到美國的目標，而且中國官員對自己成功擊敗川普感到歡欣鼓舞。
為什麽這種川普所謂以恐嚇取勝的國際戰略總是失敗？為什麽他還要繼續堅持這個戰略呢？
我懷疑，其中一個答案和很多美國人一樣，川普很難理解，其他國家也是真實存在的，我們國家的公民寧願付出高昂的代價，無論是金錢還是生命，也不願看到國家做出在他們心目中非常恥辱的讓步，但我們不是唯一一個這樣的國家。
捫心自問，如果一個外國勢力暗殺了迪克•切尼(Dick Cheney)，聲稱他手上沾有成千上萬伊拉克人的鮮血，美國人會作何反應？不要說蘇萊曼尼更糟。那不是重點。關鍵是我們不能接受外國政府有權殺害我們的官員。為什麽會覺得其他國家和我們不一樣呢？
當然，我們的外交人員中，有許多人對其他國家及其動機有著深刻的了解，他們明白，恐嚇的限度在什麽地方。但是任何有這種見識的人，都被排除在川普的核心圈子之外。
的確，多年來，美國的確擁有特殊的領導地位，有時還參與重塑其他國家的政治體系。但這就是川普的第二個錯誤：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理解美國為什麽曾經如此特別。
當然，部分原因是美國純粹的經濟和軍事實力：美國曾經比其他國家強大得多。然而，這已不再是事實。例如，以一些關鍵指標衡量，中國的經濟規模明顯大於美國。
然而，更重要的是，美國並非只是一個到處發號施令的大國。我們一直在捍衛的是某種更大的東西。
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一直是一股正義的力量；美國在其擁有全球霸權期間，做了許多可怕的事情。但我們明確支持全球法治，支持一個對包括我們自身在內的所有人施以共同規則的體系。在北約等聯盟和世界貿易組織等機構中，美國可能一直是發揮主導作用的合作夥伴，但我們總是試圖表現得與其他國家平起平坐。
保羅•克魯格曼更表示，由於我們致力於執行規則，我們也會相對值得信賴；與美國結盟是有意義的，因為我們不是那種為了短期政治便利而背叛盟友的國家。
然而，川普卻拋棄了所有曾經讓美國偉大的東西。在他的領導下，我們變成了一個自私自利的大惡霸，一個有著宏大妄想的惡霸，但其實遠沒有他想象的那麽強悍。我們突然拋棄了庫爾德人這樣的盟友；我們尊敬戰犯；我們無緣無故對加拿大這樣的友好國家徵收懲罰性關稅。當然還有，在撒了15000個謊之後，我們的領導人和他的下屬所說的一切都是不可信的。
川普的官員們似乎對蘇萊曼尼被殺帶來的一邊倒的負面後果感到吃驚：伊朗政權聲威大震，伊拉克轉向敵對，沒有人站出來支持我們。但是，背叛自己所有的朋友，揮霍自己所有的信譽，就是會導致這樣的後果。
來源：紐約時報
]]>以上個月主辦了第27屆東盟峰會的馬來西亞為例。通過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協力對抗所謂的「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以及允許美國海軍使用馬來西亞的跑道起降偵察機並將艦船停靠在馬來西亞的港口，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拉扎克(Najib Razak)在穩步提升本國與奧巴馬領導下的美國的合作夥伴關係。這某種程度上是為了回應中國2013年以來對其水域的逐步侵犯。
不過，納吉布政府否認任何與美國的防務活動的擴展是為了針對北京。事實上，馬來西亞同時也在與中國建立更為緊密的軍事關係。2013年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馬來西亞時，兩國提升至「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今年9月，雙方首次在馬六甲海峽舉行聯合實兵演習。這是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規模最大的一次軍事演習。上個月，馬來西亞准許中國的船隻停靠在南海附近的亞庇——而一個月前，美國「拉森號」驅逐艦(USS Lassen)也曾使用這一港口在中國在該地區建造的人工島嶼附近執行航行自由行動。
馬來西亞與中國更加緊密的軍事關係鞏固了兩國本已強健的經濟紐帶。馬來西亞是中國在東盟地區最大的貿易夥伴，而中國是馬來西亞最大的全球貿易夥伴。上個月，債務纏身的馬來西亞主權財富基金一馬發展有限公司(1Malaysia Development Berhad)宣布了一項23億美元的交易，將其電力資產出售給中國的一家國有企業。
但是，馬來西亞政府並不是完全投入了北京的懷抱。它不但繼續藉助與美國的長期關係，還通過以東盟為基礎的論壇和其他一些多邊機構來緩釋中國崛起帶來的風險。
騎牆的國家絕不止馬來西亞。大多數東盟國家（菲律賓除外）及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傳統盟友，如韓國和澳大利亞，在一些問題上對中國表現出一定程度的依從，而在另一些問題上則予以拒斥。
許多國家與中國建立更加密切的經貿關係，加入了中國牽頭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並在商貿、投資和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上與中國開展合作。一些國家表示支持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並參加了北京主辦的安全對話活動香山論壇。另外，部分國家——韓國、越南、緬甸、柬埔寨、老撾和泰國——甚至派出代表參加北京在9月舉辦的慶祝二戰勝利70周年的閱兵式，儘管美國及其主要盟友的高層官員顯眼地缺席了。
不過，亞洲的中小國家也在嘗試減少依賴中國的風險。印度尼西亞等國拒絕了北京的幾項倡議或者與之保持距離，比如在南海與東盟國家舉行聯合軍事演習的提議。越南等國則謹慎回應中國提出的海上絲綢之路計劃。
該地區的國家將南海問題國際化，在東盟牽頭的多邊論壇上提出了這一議題。它們堅持認為，相關水域需要建立一套行為準則。它們正在儘可能與更多的大國建立軍事聯繫。
這種行為是符合邏輯的。騎牆與其說是為了對抗美國或者中國本身，還不如說是為了應對任何超級大國或崛起中的大國帶來的系統性風險。東南亞國家一方面擔憂美國在該地區承諾的長期可持續性，另一方面又警惕崛起的中國未來的意圖，以及中美關係走向的不確定性。所以對如今的東南亞來說，這是尤其理性的做法。
儘管中小國家的騎牆意味着與各個大國保持距離，然而中國和美國應當歡迎並鼓勵這一做法。一方面是因為，防止大國兩極化有利於維持地區穩定。另一方面是因為，它確保了東盟的中立，進而確保了它作為一個討論和管理地區安全與繁榮的包容平台的核心地位。迫使或誘使該地區的國家選邊站隊只可能引發不斷對抗的惡性循環，加劇兩個大國之間的衝突。
華盛頓恐怕無法讓馬來西亞這樣的國家完全聽命於自己，但對馬來西亞、東南亞地區乃至中國和美國自身來說，這都是一件好事。
]]>黃之鋒在開庭前見媒體記者時呼籲大眾不要放棄社會運動；周庭對其個人可能面臨首次監禁感到不安，呼籲各界繼續聲援面臨更重罪名的其他抗爭者；林朗彥堅持稱，對於包圍警察總部抗議，他不感後悔。
中國大陸官方媒體密切關注此次庭審，並以「亂港分子」形容三人，有網民跟帖，紛紛要求重判。外交部稱支持香港法院履行職責。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北京被記者問及此案時說：「你問的這個不是外交問題吧？我們支持香港特區政府有關部門依法履行職責。」
周庭在開庭前說：「雖然我對諸多未知的未來，包括馬上的判決，會有諸多不安，但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記，有許多比我們犧牲更多的『手足』們，也許正面對著更困難的處境。」
林朗彥說：「我相信無論是香港市民的親眼見聞，還是國際專家所言，都顯示出香港警察的合法性已完全崩潰。包圍警總（警察總部）到底是罪案還是伸張正義，爭取民主的必要之舉，我相信香港人心裏早有答案。」
黃之鋒說：「面對《國安法》的打壓，白色恐怖的來臨，即使我們面對監禁，我們也不會放棄在這艱難時刻，呼籲香港人在這民主運動的低谷中互相扶持，那是更加可貴的。」
周庭、黃之鋒、林朗彥分別被控什麼罪名？
24歲的黃之鋒，26歲的林朗彥，以及將於下週年滿24歲的周庭均為前中學生社會運動組織「學民思潮」成員，「學民思潮」解散後一同過渡至政治團體「香港眾志」，直到今年6月30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香港國安法》，「香港眾志」宣佈解散為止。當時林朗彥是該政團的主席，黃之鋒則是秘書長。
黃之鋒與林朗彥曾因其他示威案件被判刑，周庭則是首次被定罪，她在今年8月與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等被指控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被另案拘捕。黃之鋒與周庭剛於今年大學本科畢業，尚未出席畢業典禮。
三人認罪的這起案件發生前，多個網上團體向港府定出2019年6月20日傍晚為最後期限，要求撤銷《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釋放並撤銷起訴此前被捕之示威者、收回港府對6月12日警民衝突之「暴動」定性，並追究衝突期間警員涉嫌濫用暴力與濫權的行為。
香港警方於2019年8月底逮捕周庭與黃之鋒，林朗彥則於9月初返回香港入境時被捕。警方當時起訴黃之鋒「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罪、「組織未經批准的集結」罪及「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罪；起訴周庭「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罪及「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罪；起訴林朗彥「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罪。
案件於今年7月6日提訊時，周庭認罪，其餘兩人不認罪。裁判官於8月確定在11月23日開審，預計審至12月1日，並接納控方要求，押後至審訊完畢後才聽取周庭一方之求情，然後判刑。
但黃之鋒在審前一晚透過Facebook表示，他與林朗彥聽取律師意見之後決定認罪。裁判官星期一在法庭上接納兩人答辯，跳過審訊，只由控方宣讀案情，並出示證據。與此同時，控方提出對黃之鋒「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罪「不提證供起訴」，變相撤回一項控罪。
控方宣讀案情指出，6月21日07:00起，示威者在與香港特區政府總部相連的立法會綜合大樓聚集，至11:00，三名被告人出現，黃之鋒、林朗彥煽動群眾包圍200米外之香港警察總部，周庭則在旁參與。集結行為事前沒有取得警方許可，歷時15個小時，至6月22日03:00結束。
法庭上，主控官播放多段新聞影片，顯示黃之鋒與林朗彥以擴音器喊話，呼籲群眾從政府總部轉往警察總部，也顯示黃之鋒與周庭出現在警察總部外，曾向群眾講話，並接受媒體採訪。主控官還讀出黃之鋒在Telegram通訊軟件內一段對話，提及包圍警察總部安排。
周庭、黃之鋒、林朗彥一旦被判刑會帶來什麼影響？
目前身處英國倫敦的前香港眾志成員羅冠聰相信，三人選擇認罪，是經過與法律團隊商討後得出，最符合三人利益的結論。
羅冠聰對BBC說：「他們不會因為身陷牢獄而被擊倒。」
「雖然（在《香港國安法》下）環境變得非常艱難，但仍有許多人堅持爭取民主，並把目光轉向國際戰線。」
香港屯門區議會民主派無黨籍議員巫堃泰與黃之鋒相識十年。他接受BBC連線採訪時說：「這次檢控無疑是當局，無論是北京還是香港當局，試圖滋擾民主派活動人士或異議人士的又一舉措，旨在讓他們閉嘴，或者在香港人之間產生寒蟬效應。」
巫堃泰對接下來的民主運前景不感樂觀：「因為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和《香港國安法》，抗議的升勢每況愈下，無法重振，老實說，更多家庭在考慮移民他處，尤其當英國『香港BNO簽證』從明年1月起接受申請之後。」
「北京無疑將認為這是一場勝利。黃之鋒過去一年在國際輿論場十分活躍，倡議外界制裁北京。北京也許會為他這次認罪而歡呼慶祝。」
香港城市大學退休政治學者鄭宇碩教授對BBC評論說，「包圍警總」案與最近一連串抓捕民主派立法會議員事件，均反映當局徹底無法容忍任何反對聲音，反映中國不會遵守「一國兩制」承諾。
「中國不幸地正面對著迅速惡化的國際環境，中國領導人似乎覺得已威脅到其存亡，不惜在國際形象方面付出代價，對香港實施打壓。」
在北京，中國國際關係學會理事高志凱說，香港是個民主社會，「但沒有任何人可以透過暴力手段、無政府主義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來推動民主」。
高志凱不願評論這起案件會給中國國際形象帶來何種影響。他對BBC說：「我對於稱呼他們為『支持民主的倡議人士』有保留。他們過去12個月、過去數年的所作所為大力推動了香港的無政府主義和違法犯罪行為，許多港人受害。香港需要的是穩定和尊重法治，透過法治來推動民主，而非策動非法集會。這不為香港法治所容。」
高志凱還認為，英、美等國沒有資格代表國際社會評論「一國兩制」是否受到威脅，「國際社會必須包括我們14億中國人民」。他警告不要破壞「一國兩制」，「英國和美國應當尊重『一國兩制』，而非干預香港內部事務」。
]]>新華社報導，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指出，隨著發達國家的寬鬆貨幣政策逐漸結束，讓世界資本流動出現逆轉。周小川強調，應加強關注全球失衡與國際金融架構之間的內在聯繫。
正在華盛頓出席20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的周小川表示，由於現行國際金融架構存在缺陷，讓資本流動與經常帳戶餘額的變動呈反方向。
他進一步解釋，金融危機爆發後，發達國家因應推出量化寬鬆政策，亞洲各國致力發展出口，並積累外匯存底，購買發達國家的安全資產。隨著全球經濟復甦穩固發達國家逐漸退出量化寬鬆政策，讓資本流動出現逆轉。強調現在更應關注全球失衡與現行國際金融架構之間的內在聯繫。
周小川並稱，發展綠色金融具有重要意義，可以減少未來的補償成本，以增強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還能促使更多金融資源投向到環境保護，不僅增加社會抵禦風險的能力，亦有助於幫助金融企業應對環境風險並為其提供商機。
此外，周小川出席同在華盛頓召開的國際貨幣基金（IMF）第35屆部長級會議時表示，中國的投資與貿易增長恢復穩定，消費穩步增長，就業保持大體穩定，預期中國今年經濟增長可望達到6.5％左右。
報導並稱，IMF決策機構國際貨幣與金融委員會在今年會後的公報中，並未重申去年10月呼籲「抵制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的措辭，而是呼籲各成員國避免採取「向內看」的政策，增強貿易對各經濟體的貢獻，以保持全球經濟增長態勢，用詞相對和緩。
]]>根據英國《金融時報》估算，中國的公司債務已上升到約相當於GDP的160%，而總債務約相當於GDP的230%。國際清算銀行(BIS)本月曾警告，新興市場經濟體——“包括其中最大的”——私人和公司債務急劇增加，“弔詭地讓人聯想起”發達經濟體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出現的金融繁榮。
周小川發表此言之際，中國企業在境外交易方面結束了異常繁忙的一周。中國保險商安邦(Anbang)出價近200億美元收購喜達屋酒店及度假村(Starwood Hotels & Resorts)和Strategic Hotels & Resorts。
Dealogic的數據顯示，自1月以來，中國企業對外並購收購總額已超過1000億美元。另據標準普爾全球市場情報(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介紹，去年達成境外交易的54家中國企業的數據顯示，有很多是“高杠桿的”。
中國官員們擔憂，如果中國企業無法償還大量債務，中國金融體系的穩定可能受到威脅，進而危及經濟增長。同時，正如近幾個月的情況所表明的，中國金融市場的不穩定和中國經濟增長面臨的風險，會很快波及全球市場。
本月早些時候，穆迪(Moody’s)警告其可能下調中國主權評級，這個跡象表明投資者對中國債務上升、外匯儲備下降的擔憂正在加劇。
周小川對出席“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6年會”的高級政府官員和外國企業老總——包括Facebook的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表示，解決高杠桿率的一種方法是“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使企業能夠增加股權融資，減少對借貸杠桿的依賴。
上周中國銀行業監管機構負責人宣佈了一項旨在解決國內不良貸款問題的舉措，允許國內各銀行利用債轉股手段，擺脫其資產負債表上2000億美元不良貸款的一部分。
中國銀監會主席尚福林在北京舉行的全國人大年度會議閉幕會議上提出這一構想。
該計劃是被作為處置中國經濟中積累的數萬億元人民幣債務的一種方式而提出的，這些債務是長期由債務推動的刺激以及寬松信貸的結果。
根據官方數字，中國各銀行的不良貸款總計1.27萬億元人民幣，盡管一些分析師認為，實際數字要高出很多倍。
根據Wind資訊的數字，大約三分之一中國上市企業的債務至少三倍於資產。
同樣在周日會議上發表講話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克裡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表示，中國正在推進一場歷史性轉型，這種轉型“對中國有利，對世界有利”。
“在中國巧妙把握經濟轉型與加深全球一體化之間的微妙平衡之際，世界將密切關註，汲取中國的經驗，”她表示。
]]>把握好多目標貨幣政策：轉型的中國經濟的視角
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有很多關於中央銀行的討論和反思，各國情況存在差異，但也有不少有共性的問題。中國兼具一個大的轉軌經濟體和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特徵，外界對中國央行和貨幣政策也存在不理解，今天我想借這個機會，和大家探討一下危機後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以及中國央行的目標、功能與做法。
一、問題的提出
央行應選取單目標還是多目標？危機前多數主要央行關注的重點是價格穩定，並採用了通脹目標制。危機後，許多央行強化或增加了金融穩定和金融監管職能，經濟復甦的持續乏力也引發了對通脹目標制以外的貨幣政策框架的理論探討，如兼顧了增長和通脹的名義GDP目標制。對新興市場經濟體而言，貨幣政策無疑會受到國際收支和資本流動的影響，涉及的問題是央行應不應該關注國際收支平衡？
相關的問題是央行的獨立性。普遍的看法是央行和貨幣政策應該獨立；也可以把央行和貨幣政策適當分開，強調貨幣政策應獨立。一個實行單目標制的央行是相對容易實現獨立的。但如果一個央行是多目標的，可能就更難以超脫政治現實的影響。這一方面是因為多目標就需要與其他政府部門和監管機構較多地協調、共事，另一方面，央行承擔的宏觀審慎和金融監管等職能，在權責上本身就比較敏感。
第三個問題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什麼關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理論上是有分工的，但在實際中常有衝突，也有交集。全球金融危機以後，財政政策使用得並不充分，這就被動地造成了對貨幣政策過度依賴。一個具體問題是，在發生系統性風險時，特別是在財政政策受到制約或者財力有限的時候，中央銀行是否應當參與救助？如何參與？
第四個問題是轉軌經濟體的央行有何不同。經濟轉軌的含義是從中央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轉軌初期，宏觀調控的市場基礎往往尚不存在，金融市場和金融產品很不完善，而且轉軌過程中通常都有巨大的財務缺口，財政能力極度脆弱。如果央行不推動金融改革和市場發展，就不會有健康的金融機構和市場機制，也就談不上貨幣政策的正常傳導。而且，轉軌經濟體和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一樣，發展水平低，有把“失去的幾十年”追回來的願望，對經濟增長自然也會較多關注。因此，要在這種背景下理解一個轉型經濟體央行的目標選擇。
二、中國央行的目標與功能選擇
維持價格穩定的單一目標制是一個令人羡慕的制度-簡潔、好度量、容易溝通。但對現階段的中國尚不太現實。長期以來，中國政府賦予央行的年度目標是維護價格穩定、促進經濟增長、促進就業、保持國際收支大體平衡。從中長期動態角度來看，轉軌經濟體的特點決定了中國央行還必須推動改革開放和金融市場發展，這麼做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動態的金融穩定和經濟轉軌，轉軌最終是為了支持更有效、更穩定的經濟。人民銀行高度重視價格穩定，這是各國央行都有的目標。經濟增長和就業重疊性較大，也是某些其它央行的目標。但中國央行功能中比較特殊的是改革開放、發展金融市場和國際收支平衡，也比較注意協調其它政府部門。這裡的問題在於：為什麼央行要有這些目標？為什麼是央行而不是財政？
人民銀行為什麼要支持並組織改革開放？轉軌早期的共性問題是價格嚴重扭曲，稅收體系扭曲，非貨幣化實物分配，資源配置非常低效，銀行也還不是真正的商業銀行，缺少銀行法、會計準則、審計、貸款分類、財務報告等方面的健全制度。首先，中央銀行是否利用貨幣政策支持價格、稅收等市場化、貨幣化改革？這些扭曲和資源配置錯誤的損失通常最終都集中於銀行體系。大家可以觀察到的現象是許多轉軌國家的銀行體系都被巨額的不良貸款拖垮了。中國的銀行體系在轉型中面臨同樣的問題，亞洲金融風波則進一步加劇和暴露了這些問題，中國銀行(3.160, -0.04, -1.25%)部門的資本充足率、不良貸款等指標嚴重惡化，國際業界普遍評論中國的大型銀行已經陷入了“技術性破產”。這時，不改革開放就不會有健康的金融機構體系，就沒有金融穩定可言，中央銀行難以實現價格穩定，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也無從談起。因此，在這一歷史階段，金融改革和實現金融系統健康化和穩定的重要性甚至要高於通脹等傳統目標。
當轉軌經濟體的舊有銀行體系被拖垮且財政虛弱時，小的轉型經濟體可以“出售”銀行來尋求金融機構健康性，也比較容易找到願意收購的外國銀行，中東歐的轉軌國家較多見到這一模式。但中國的銀行體系龐大且層級多，也難有外國銀行有能力和意願全面介入。中國不得不靠自己的力量來救助銀行併進行改造。但當時財政沒有足夠的資源，1990年代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的低點僅約為10%，還有大量的計劃經濟歷史包袱，所以央行不得不設法救助金融機構和維護金融穩定。在這一過程中，人民銀行剝離了政策性不良資產，對問題銀行進行了注資，並推動各大型銀行公開發行上市、轉向混合所有制、改革其治理和提高國際競爭力，在宏觀上維護了金融穩定，順利走出了亞洲金融風波的危機。同時，注重監管體制、法規建設、會計審計標準、貸款分類、財務報告等方面的微觀制度建設，為銀行業可持續健康發展和金融穩定奠定了基礎。
人民銀行為什麼要發展金融市場？轉軌經濟體通常價格機制僵化，缺乏成熟經濟體的金融市場和金融產品。絶大多數計劃經濟在轉軌時都沒有股票市場、沒有公司債，金融產品種類匱乏，更沒有衍生品工具用於進行風險管理。這種情況下，即便央行想讓貨幣政策向市場化方向靠攏、想建立現代化的宏觀調控框架也不可能，貨幣政策也無法正常傳導。改革初期，業界並沒有足夠的動力來發展金融市場，央行不得不考慮做這件事，中央政府也指定央行來發展金融市場。因此，人民銀行推動金融市場發展，是其更好履行貨幣政策職責的內在要求。
人民銀行為什麼要關注國際收支平衡？事實上，對所有新興市場經濟體而言，國際收支、資本流動、匯率和外匯儲備都是影響宏觀經濟和貨幣政策的核心內容，新興市場經濟體央行關注國際收支平衡十分正常。這一點基金組織可能更清楚。而轉軌經濟體還有自身特點，因為計劃經濟時代的價格、貿易、匯率政策往往存在嚴重扭曲，許多轉軌經濟體都經歷了國際貿易的崩潰和國際收支的大幅惡化。
中國在轉軌過程中借鑒了東亞外向型國家的發展道路。這對中國經濟的各方面改革開放都貢獻良多，但也提高了中國對國際貿易和外資的依賴度，導致國際收支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了央行的貨幣政策、貨幣供應量和價格穩定目標。因此，中國央行必須要關注國際收支平衡問題，相應也需要承擔管理匯率、外匯、外匯儲備、黃金儲備、國際收支統計等職能。財政在轉軌早期、中期面對大量顯性和隱性虧損，處於極度困難的階段，可以理解會對金融改革、匯率、國際收支取避讓策略。從中國這些年的情況看，內需和外需都向正確的方向得以調節，也應對了亞洲金融風波，說明央行關注國際收支的體制是對的。
與此同時，多目標和貨幣政策功效之間的關係也存在不容易處理的問題。中國央行追求多個目標確實可能會影響其獨立性，這個矛盾真實存在。考慮到中國央行要組織改革，要解決過去金融體系稅率和稅制的種種不合理之處，處理歷史遺留包袱，把大型金融機構改造為健康的、現代化的企業，這都需要和政府各部門去協調並共同完成。在這種情況下，央行要想有所作為，跟政府保持比較緊密的關係是有助於改革的。反過來說，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如果改革不到位，貨幣政策就難以選擇合適的工具，也難以傳導；如果央行過多強調低通脹目標，不在價格改革時容忍一定通脹，那麼反而可能阻礙整體的改革轉軌。當然，《中國人民銀行法》對央行獨立性也是有語言表述的，即“中國人民銀行在國務院領導下依法獨立執行貨幣政策，履行職責，開展業務，不受地方政府、各級政府部門、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如果今後央行的改革任務基本完成，目前的這種狀況也可能發生變化。
綜上，中國央行採取的多目標制，既包含價格穩定、促進經濟增長、促進就業、保持國際收支大體平衡等四大年度目標，也包含金融改革和開放、發展金融市場這兩個動態目標。這種選擇與中國處於經濟轉軌中的國情是分不開的。
三、多目標制帶來的挑戰
多目標制確實會帶來不少潛在的挑戰，首先是能否表達為追求優化的多目標函數，如能解決好權重係數，則可表達為線性或對數線性的多目標函數，且可論證它與一般均衡目標具有對偶關係。此外有若干技術問題，比如：
第一，目標重疊。中國央行的經濟增長和就業兩個目標之間就有重疊，但這個問題不難解決。只要識別出重疊的部分，並賦予其與非重疊部分不同的權重係數即可。
第二，目標衝突。世界上處理經濟問題經常都是面臨兩難、三難困境，都要有取捨和權衡，目標衝突雖難以避免，但也很正常，即表現為目標優化中的相互抵消。
第三，多目標能否加總和如何確定權重。這其實是一個比較技術的問題，可綜合使用模擬市場和專家法來應對，稍後討論。
第四，模型複雜，不夠簡潔，溝通不易。簡單的模型和目標當然好，人人都想追求，但央行所面臨的現實世界和任務是複雜的，特別是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很多央行都被賦予了更多的使命，如美聯儲除就業和價格穩定外還要負責監管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歐央行在歐洲銀行業聯盟建設過程中成為了單一銀行業監管機構，英格蘭銀行也增加了審慎監管職能。所以，複雜和不夠簡潔難以避免，而溝通困難的本質則是事物本身的複雜性。
第五，與經濟金融全球化的聯結仍是難點。傳統的貨幣政策模型多數隻注重國內，但全球互動越來越顯著，產生眾多的關於溢出和反向溢出的討論。而金融穩定則從2008年起就一直是全球性問題，將不同國家、不同類別的模型加以聯結，可想而知是有難度的。多目標、多變數的方法在理論上有助於國內與國際的聯繫、互動，但方法不成熟，挑戰眾多，加大了“維度災難”（Curse of Dimensionality）等困難。
四、多目標貨幣政策的優化問題
（一）多目標優化的權重問題
當央行同時追求多個目標時，央行面對的就是一個多目標的優化問題。這本身在經濟學中是很常見的問題。央行的目標函數可以是各個目標的線性函數或者對數線性函數。在數學上，央行可以理解為在一個一般均衡模型（GE）中，或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DSGE）中，通過選擇合理的政策變數，來最佳化這個目標函數，這裡的關鍵在於如何確定目標函數中各個目標對應的權重係數。
我們知道在計算GDP時其實是一個線性加總的目標函數，所使用的權重係數是市場供需條件下形成的商品、勞務的公允價格。央行在求解目標函數最佳化的時候，也可以模擬市場公允價格的形成機制，通過權衡決策層和專家層等各方面的意見，模擬出類似於在供求關係下得出大致公允價格，作為權重係數。
另外，幾個貨幣政策目標均存在容忍區間，在區間之內目標權重會呈現某種調整變化，這也可以通過專家法加以大致測度。比如在危機期間，中國就調高了金融穩定和金融機構健康化的權重。而在通脹較高的時候，價格穩定的權重升高；在經常項目餘額占GDP比重較大的時候，國際收支目標的權重又會相應得到提高。這是一個動態調整的過程，雖然這會使得中央銀行的目標函數看起來不太穩定，但也難以避免，不妨礙央行的多目標制。
（二）模型複雜化
多目標優化也會使得央行的宏觀經濟模型複雜化。我們需要考慮更多的變數，以及這些變數間複雜的動態關係，需使用向量自回歸（VAR）和結構向量自回歸（SVAR）這些技術來建立行為函數，同時也會遇到更多的挑戰。一個就是通常所說的維度災難問題，但這也有一些技術方法去解決。對轉軌經濟體更大的挑戰還是來自於經濟機制的不斷轉變導致了樣本的不可比性和結構斷點。比如中國80年代以前的樣本幾乎是完全不能使用的，80、90年代的數據也較難運用，這就導致在使用模型進行分析的時候可用的樣本量很小。
（三）溝通問題
模型複雜化還會帶來溝通的困難。貨幣政策決策實際運用的模型是多變數、動態的，各變數及其滯後的變數間有複雜的交互關係。但多數人的思維方式和教科書描述傳統通常是單變數的、語言型邏輯。因此央行在溝通中一直面臨著兩難：如果溝通過於簡單，雖能保證公眾理解，卻無法反映事物本身的複雜性；如果溝通過於技術、複雜，則只有少數經濟學家和市場人士能理解。這種兩難是每個央行在溝通過程中都面臨的。中國央行的做法是強調對專家層的溝通，以維護信息傳遞儘可能準確，並通過專家向廣大公眾做分析、解釋工作；同時，我們也會向公眾提供簡化版的溝通。
五、結語
今天我主要介紹了中國央行的多目標貨幣政策框架的背景和選擇的理由。當然，這種選擇不可能只有收益，沒有成本。我們不否認有些事是有代價的，關鍵是代價不能高於收益。與同樣處在轉軌經濟中的世界其他央行相比，中國央行推進了改革，促進了金融市場的發展，大體上保持了金融穩定，也贏得了機會去更好地實現貨幣政策目標，可以說收益大於成本。儘管有觀點認為中國的體制選擇帶來了信用增長過快、高槓桿率和影子銀行等問題，但也只是相對其他新興市場比較而言。當前的中國仍處於發展變化之中，貨幣政策的目標和理念也仍在演變。中國經歷了較長時段的轉型，因而央行的制度安排也體現這一特點。轉型終將會大致告成，央行目標函數將走向簡化，許多國際經驗也將更加對中國有實踐意義。我們也在密切關注國際上關於中國貨幣政策的討論，並將根據今後的情況動態調整，不斷適應中國改革和發展階段的需求。
周小川行長與拉加德總裁問答環節實錄
問題1
拉加德：這些年中國的貨幣政策框架不断發展，基金組織也與人民銀行持續進行合作。中國已實現了多項重大改革，如實施了存款保險機制，實現了利率自由化，利率走廊取得進展，匯率改革方面也是如此。您也澄清了人民幣與一籃子貨幣（而非僅美元）之間的關係。除這些變革外，請問您下一步還有何打算，特別是在匯率方面？您預計今後會有什麼變化？
周小川：我首先談一談人民幣匯率的歷史演變。匯率政策和匯率制度改革是中國改革和開放政策的關鍵要素。
很多人研究了亞洲經濟體之間的相似性。一些小型經濟體，包括一些東盟國家，實施了出口導向的轉型戰略。後來，中國也採用了所謂的“外向型”發展戰略。
儘管這些經濟體具有不同的特性，其中一些經濟體曾在戰後實行指令經濟，中國則實行中央計劃經濟，但這些經濟的轉型都依賴於定價機制的轉變。在糾正價格扭曲的過程中，通常都要改革匯率制度，並實施稅收改革，例如，將舊的稅收體系轉變為增值稅體系，以將國際價格引入國內價格體系。通過出口參與國際競爭，並通過進口來改變國內價格體系的扭曲。我認為，這正是匯率政策在中國中早期經濟改革中發揮的作用。
但是，隨著中國經濟日益融入全球經濟，下一個階段，我們應當認真研究世界各國的經驗，不僅限於亞洲經濟體的經驗。我們將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促進貿易和投資，使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兌換更加便利，為中國和外國公民經商和旅遊提供更多方便。這些是我們下一步要做的工作。
我們感謝基金組織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的決定。所有這些努力都表明，中國匯率制度的變化是服務於中國總體發展戰略的，並應符合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
因此很容易理解，下一步人民幣匯率制度應符合市場經濟的更高要求，即匯率更加靈活，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資金流動更加自由，本外幣兌換更加方便，並能為本國和外國投資者提供風險管理工具。我認為，這也符合中國經濟與全球經濟之間更加密切聯繫的需要。
問題2
拉加德：面對市場波動，你認為銀行、企業、個人會預期到這些變化麼？銀行會在其中起到什麼作用？也許不只是消費者保護，也包括消費者教育？
周小川：這也與中國轉型的歷史有關。大家可能以為中國的企業、居民只熟悉固定匯率和資本流動高度管制的情況，但其實並非如此。80年代經濟改革初期，第一項重大措施就是人民幣貶值，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從1.9貶值至2.8。此後，官方和市場匯率還有數次變化。90年代人民幣匯率的主要特點是所謂的雙軌制。官方匯率用於對國有企業進行支持，其他市場參與者則適用市場匯率。市場匯率對美元波動較為劇烈，從5開始貶值,到1993年貶至9,後來貶至11。實際上，當時的中國人已經知道如何應對匯率波動。後來適用官方匯率的比例不斷降低，下降至20%以下。到1994年，中國決定匯率並軌，形成單一匯率體制。此後，匯率也是波動的，特別是在亞洲金融危機時期，人們都經歷了人民幣的匯率波動。
但自2003年後的十年內，匯率相對穩定，並呈單向升值。因此，年輕一代人可能只經歷過匯率的單向變動，可能對匯率波動準備不足。但國際形勢是不斷變化的，會出現許多新的情況，就像我們昨天看到的（英國公投那樣）。因此，人們會更好地瞭解匯率波動。從80年代、90年代人的經歷來看，這不會很困難。
對央行來說，我們試圖對公眾進行教育，讓其瞭解市場形勢。我們努力減少過多管制，引入更多的外匯市場風險管理工具，包括外匯掉期、衍生品，希望中國企業和居民在這個環境中變得越來越成熟。
問題3
拉加德：您剛才提到了SDR，在推動人民幣納入SDR方面我們有很好的合作。我知道你和你的團隊支持更加廣泛的使用SDR。因此，你們也正在消除SDR使用者進入人民幣市場的障礙。能否給我們介紹一下您在推動SDR使用方面的思路，比如SDR債券等？
周小川：我們願意看到SDR更廣泛的使用，人民銀行也開始用SDR作為一些報表的報告貨幣。關於你提到的我們正在消除SDR使用者進入人民幣市場的障礙。一方面，央行試圖幫助提高人民幣在貿易、投資和金融市場等領域的可自由使用程度。另一方面，我們將其視為一個促進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式。這就像早期匯率制度改革對中國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所發揮的發動機一樣的作用。
但我們也看到，人民幣更廣泛的使用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要尊重市場參與者的選擇。如果美元匯率穩定、流動性充裕，沒有不正常的資本流動，這時人們願意選擇美元。否則，人們也希望看到貨幣的多元化，以更好地管理風險，我們樂意看到這樣漸進的發展過程。
在擴大人民幣使用方面，央行已經採取了不少政策措施，我們還可以在人民幣可兌換方面做更多工作，包括進一步發展外匯市場和減少不必要的管制措施等。我們特別關注人民幣還不能自由使用的領域，確保人民幣達到可自由使用的標準。我們知道人民幣在金融交易方面的使用還不夠廣泛。雖然交易規模正在逐漸上升，但這不會是一個線性的過程，會受到全球市場波動的影響，螺旋式上升。當然，長期內人民幣還是有望能夠在全球金融市場更廣泛的使用。另外，我們還強調宏觀經濟穩定和低通脹的重要性。如果我們實現了宏觀經濟的穩定增長和低通脹，市場參與者自然會選擇更多使用人民幣。
問題4
拉加德：您和許多人都關注的一個問題是，中國經濟整體負債程度過高，需要削減過剩產能。包括基金組織在內的許多機構也都提出了建議。對於企業債務，中國正在採取什麼應對行動？是否會向殭屍企業“開刀”，將採取什麼措施解決不良貸款問題？
周小川：危機後，中國實施了大規模財政和貨幣刺激計劃。這可能導致了企業部門槓桿程度上升，一些行業出現產能過剩。但是，中國經濟也因此得以從雷曼兄弟事件中迅速恢復。有得必有失。
從全球看，總需求依然不足。我們已經應用了需求側政策，現在有一些問題需要應用供給側政策來解決，這也是中國經濟改革的關鍵所在。
需解決三方面的問題。一是產能過剩。二是企業部門槓桿率過高，要注意不是整體經濟，只是企業部門。三是房地產市場庫存量過大。
為研究這一問題，我們首先需要進行國際比較。中國企業部門的總體槓桿程度很高，但中國的儲蓄率也很高。居民將錢存在銀行裡，而資本市場尚不完善，所以大量資金通過銀行發放貸款和購買企業債券。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的槓桿程度較高，這有其合理性。但槓桿程度過快上升很危險。所以，我們在一開始就認真分析，哪些行業、哪些所有制的企業、哪些治理結構的企業具有過高的槓桿率。
在明確了問題之後，中央銀行和銀行監管機構就可以運用適當的政策影響借貸行為，解決企業負債過高問題。
有時也存在競爭問題。一些企業可能有地方政府背景。如果一家銀行沒有貸給它，它可以找其它銀行。
拉加德：對此，您是否已有工具來應對？例如，限制一些銀行，而對其他向槓桿率正常企業貸款的銀行提供支持？
周小川：這是一個新的挑戰，央行需要與監管者、商業銀行共同合作、形成共識，促進銀團貸款發展，讓銀團貸款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以約束銀行促其降槓桿。另外，企業方面，需要考慮為什麼這些企業在股本不足的情況下可以舉借這麼多債務。補充資本和完善公司治理是企業部門改革的一個重點。第三，投資者方面，金融危機後，中國國有企業發展經歷了一個黃金時期，投資者（特別是個人投資者）可能存在一個錯誤認識，即只要是國有企業的債券，就是安全的，因為國有企業違約很少見。因此投資者教育非常重要。如果我們能在這三個方面開展工作，資源分配將逐步改善，更多資源會流向私人部門、高科技企業、服務業，而這需要一個過程。
拉加德：稅改是否能在鼓勵企業進行股權融資（而非債務融資）中起到作用？許多發達經濟體實際都考慮到了這個問題。
周小川：近期我們推出了營改增改革，這將對服務業更加有益。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交易稅。一方面，人們需要分散風險，因而要進行證券化，出售部分資產，推出債轉股等。這些都與不同類別的交易稅及其他稅種相關。因此，應對上述問題進行系統性的評估，包括稅種設置等。另一個問題是國際比較，看其他國家是否有類似稅種，看稅率是否過高或過低，之後判定其是否有益。
問題5
拉加德：關於影子銀行。您曾表示需要有影子銀行，因為不論金融部門開放有何種重大進展，影子銀行都是銀行業的重要補充。我也知道您在仔細觀察這一問題。您也不想讓他們過於脫離管制。您是否有信心做到這一點？
周小川：我們都知道影子銀行會造成嚴重問題，美國就是一個例子，我們應對影子銀行保持高度關注。
但從中國影子銀行的現象及其結構看，我認為中美的影子銀行並不相同。金融穩定理事會（FSB）和國際清算銀行（BIS）將影子銀行分為兩類，包括影子銀行機構（如對沖基金、貨幣市場基金）和影子銀行活動。其中，影子銀行活動是指傳統的商業銀行採取的旨在規避傳統監管的有關活動，而中國影子銀行主要是這一類。其總規模目前並不很大，如果我們將影子銀行活動的總資產與傳統銀行資產相比較，則規模只有後者的20%；如果與銀行總貸款相比，則只有30%，因為銀行資產比銀行貸款規模要大的多。
但近期影子銀行的發展十分迅速，原因之一是存在監管真空和監管套利。影子銀行發展十分迅速，會佔據較大市場份額並獲得較高利潤，而傳統金融機構（如銀行、保險公司等）則會紛紛效仿。中國已決定開展新一輪監管體制改革來覆蓋這些監管真空領域，希望能解決上述問題。
另一個挑戰是，危機後國際社會對金融機構的資本要求不斷提高，對“大而不能倒”機構的資本要求尤其高；近期還提出了總損失吸收能力（TLAC）方面的有關要求。
拉加德：中國有五家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
周小川：中國有四家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一家全球系統重要性保險公司。但還有多家銀行和保險公司的規模和開展國際業務的程度接近這幾家。當我們要求增加這些機構的資本充足率時，它們會試圖進行一些資本要求較低的業務，或者不受資本充足率監管的業務。因此，我們需要保持監管的平衡。
第三個重要問題是互聯網公司迅速發展。互聯網公司在支付、銀行業服務和眾籌等領域不斷滲透，並創造了新的金融工具。我們從感情上是支持高科技發展的，人們也不希望這些互聯網公司受到太多限制，但這些公司確實在從事一些影子銀行活動。
拉加德：您是否希望加強阿里巴巴的監管？
周小川：阿里巴巴的情況已經有所變化。監管部門向其頒發了銀行牌照。人民銀行也向其頒發了支付牌照。但是，根據金融穩定委員會對影子銀行的定義，他們所進行的影子銀行活動存在期限轉換問題，槓桿程度過高，資本要求也不同於傳統銀行。我們將研究這些問題，並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我們鼓勵互聯網公司發展，但當它們開展金融業務時，在當前的情況下，它們需要遵守現有規則。
]]>非洲所有54個國家全部受邀參加此次峰會。在進行一系列部長級會議後，領導人們將在本周四召開全體峰會。
「我們對目前的增長速度仍不滿意。」賈特裏說。他透露，印度已經決定在非洲建立一家項目發展公司。
印度和非洲的貿易額增長較快，目前已達到每年720億美元，但仍遠遠落後於中國和非洲每年2000億美元的貿易規模。
印度本周主辦的第三次印度-非洲峰會是其規模最大的非洲峰會，總理莫迪尋求挑戰中國在非洲大陸的主導地位。
非洲自然資源豐富，人口增速全球最快。 印度希望呈現其軟實力，以及與非洲的歷史關係；相形之下，中國則注重資源開發和資本投資，中國的重商主義擴張在一些國家引發抵制。
自我標榜為「印度製造」首席銷售的莫迪希望借中國經濟放緩之機，凸顯印度作為貿易和投資的替代合作者地位。
「印度是大型經濟體中增速最快的，非洲也在快速增長，」莫迪在峰會前對非洲記者們說道。 「我們在資源方面趕不上中國，但我們的參與至少讓非洲人多了一個選擇，」新德里的觀察家研究基金會（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外交政策評論員C. Raja Mohan表示。
這是第三次印度-非洲峰會。2008年第一次峰會以來，印度與非洲的年度雙邊貿易額增長超過一倍至720億美元。
全世界都爭相「走進非洲」。去年，美國、土耳其和歐盟都舉行了非洲峰會；中國則擬於12月在約翰內斯堡舉行第六屆中非合作論壇峰會；日本和韓國也在各自籌備2016年的非洲峰會。
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日前透露，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於今年12月出席中非合作論壇約翰內斯堡峰會。目前中國與非洲的年貿易額高達2000億美元，2009年，中國已超過美國成為非洲最大的貿易伙伴。
但數據顯示，隨著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中國對非洲的投資呈現下降趨勢。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今年上半年，中國在非洲綠地項目及現有項目擴建上的跨境投資與去年同期相比減少了84%，從35.4億美元降至5.68億美元。
中國對非投資在2008年即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達到了117億美元的峰值，隨後逐漸回落。隨著在大型項目上的投資減少，中國投資已重新聚焦於對非洲大陸的原材料。雖然中國對非洲總投資在2015年上半年大幅回落，但對採掘業的投資幾乎翻了一番。
一些經濟學家擔心，如果中國房地產泡沫破裂，可能進一步減少對非洲原材料的需求，這樣一來，中國對非洲原材料行業以及更廣泛領域的投資興趣也將隨之減少。也有人認為中國正在大力刺激內需，其對自然資源的需求可能增加。此外，房地產開發與住房將成為非洲內部增長的關鍵領域，可以吸收此前為滿足中國需求而建成的產能。
印度則致力在非洲推進能源多樣化戰略，在莫桑比克、蘇丹、南蘇丹、埃及和利比亞等地投資油氣資源。
]]>目前有數千種的新冠病毒變種在全世界傳播，病毒向來都是不斷發生突變的，而大多數的變化都不會帶來什麼後果，有一些突變甚至會對病毒造成傷害，但是極小部分情形，卻可能令疾病的傳染性更加強，或者傷害性更大，而這些突變往往會成為優勢變種。
這類變種包括以下這些：
1.印度或者「Delta」變種（B.1.617.2）在全英國錄得超過1.2萬宗感染病例
2.英國、肯特或者「Alpha」變種（B.1.1.7）在英國廣泛傳播，傳至50個國家
3.南非或者「Beta」變種（B.1.351）已經在另外至少20個國家被發現，包括英國
4.巴西或者「Gamma」變種（P.1）已經傳播至另外超過10個國家，包括英國
與最初的病毒一樣，最高風險的仍然是長者或者有嚴重的潛在健康問題的人群，但是一種感染性更強而危險性相當的病毒本身就會在未接種疫苗的人當中造成更多死亡。
而疫苗是否能對抗變種病毒，也是大眾關注的焦點，目前的疫苗是針對較早的新冠病毒設計的，但是科學家相信，它們應該會對變種病毒有效，只是效力有可能下降。
實驗室研究顯示，由疫苗或者過去受過感染而激發起來的能夠抵抗感染的抗體，可能對於Delta變種在一定程度上不那麼有效。不過，接種兩劑輝瑞或者阿斯利康疫苗仍然能夠讓被感染者免於重症。
透過數據顯示，輝瑞疫苗能夠抵抗新的變種，儘管效力稍有下降;牛津-阿斯利康疫苗團隊的數據顯示，這種疫苗對於Alpha變種的抵抗力仍然一樣。它面對Beta變種之下的保護力有所下降，但是應該仍然能夠避免重症。而莫德納（Moderna）疫苗對於Beta變種有效，不過其激起的免疫反應可能稍弱，以及時效短。專家們對現有疫苗保持信心，確信能通過改良來更好地對抗新變種。
]]>帶著這個問題，我最近幾天造訪了新德里。很難判斷印度當前經濟表現和政策方面正在發生什麽。但我得出了4項結論。首先，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政府，自2014年上臺以來保持了政策的連續性，並未進行許多支持者天真地期待的市場化轉型。第二，相對於剛剛過去的一段時期以及幾乎所有其他地區的情況，印度的短期表現和前景似乎值得贊賞。第三，中期表現也應當不錯，如果政府能夠實施早已規劃的改革的話。這部分得益於印度蘊藏的巨大潛力。然而，第四，印度也面臨著來自外部和內部的風險。成功絕不是理所當然。
那麽，我們看看印度政府的角色。印度政府以總理辦公室為核心。它更註重管理，而非市場；更註重項目，而非政策。印度政府沒有表現出任何激進私有化或重組效率低下的公共壟斷部門的傾向。政府繼續斥巨資進行低效的補貼。事實上，不受政府控制的議會上院，至今還阻撓政府執行正確政策所需要的立法。這方面突出的例子是服務稅——一項將加速印度國內市場整合的全國性增值稅。
一位既非印度人民黨也非國大黨(Congress Party)的下院議員對我說，現在的印度政府“在平均水平之上”。如果與過去25年間的政府相比，他說的似乎沒錯。
本屆政府上臺之際，印度經濟正遭遇急劇的消費價格通脹和巨額財政赤字。得益於油價下跌，印度的通脹率已從2013年的逾10%下降至不到6%。中央政府的財政赤字預計將從2013-14年度（2013年4月至2014年3月）的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GDP)的4.5%，下降至明年的3.5%。印度經濟在2012-13年僅增長5.3%，預計2015-16年的增速將達到7.5%。印度財政部最新的經濟調查報告預計，盡管存在下行風險，明年經濟增速將處於7%至7.75%之間。按印度的標準衡量，這並不突出，但按照全球標準，卻很顯眼。
由此看來，經濟表現似乎令人滿意。這種局面能持續下去嗎？有可能，尤其是印度央行應該能在未來幾個月下調當前6.75%的利率。此外，連續兩年季風降雨不足之後，今年即將到來的季風降雨可能會猛烈得多。但短期的樂觀必須有度：首先，印度多年來一直不景氣的出口如今正在下滑；第二，信貸增長已大幅放緩；第三，總投資已經從2011-12年占GDP的39%下降至2014-15年的34.2%。至少要讓這些因素企穩，這一點至關重要。
印度可能在中期內一直維持接近當前水平的經濟增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顯示，印度人均GDP（按購買力平價算）只有美國水平的11%，而中國為美國的25%。這預示著巨大的快速增長追趕空間。印度經濟也相當平衡。劇烈的經濟轉型可能不會發生：只要不出現危機，就絕不會發生。但各項改善都在進行中，包括加快基礎設施投資、擴大對外國直接投資的開放、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公共部門銀行合並與資本重組、修訂破產法、賦予各邦自行推出促增長政策的自由、通過唯一身份識別號碼系統發放政府援助，以及（尤其是）推行商品服務稅(GST)。
然而，印度一定不能自滿。印度經濟已從準入受限的社會主義轉型為沒有退出機制的資本主義：關停企業和裁員都極為艱難。後者是組織化私營企業提供的就業占到勞動人口2%的原因之一。土地、勞動力及資本市場都高度扭曲。對國內市場的大力保護限制了印度參與全球價值鏈的能力。重要的產品市場缺乏競爭力。就連印度所誇耀的信息技術業似乎也正在失去動力。教育質量整體較差。總之，印度仍需進行大量改革。來自崛起的中產階層的壓力最終可能迫使政府推行亟需的改革。
印度還面臨另外三大風險。一是爆發直接沖突——最有可能的對象是巴基斯坦。目前看來不太可能。另一風險是全球經濟下滑。但只要印度經濟運行良好，出現嚴重到足以破壞印度這樣規模和多樣性國家的經濟增長的下滑，這樣的概率似乎不大。
最後的風險源於印度人民黨的“茶黨”傾向——沙文主義、狹隘主義。穆斯林占印度人口的14%。獨立後印度的奇跡之一是，宗教、種姓及觀念不同的民眾基本上實現了在一個民主政體下和平共處。這是偉大的成就。如果要延續這種成就，負責任的政治家必須牢記，他們是為所有印度人治理這個國家，包括那些他們不喜歡或者與他們意見不同的人。在所有民主國家，對差異的寬容都很重要。在印度這樣龐大而復雜的國家，寬容更是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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