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第一名的醫院—美國梅奧醫院

美國新聞全球最權威醫院排行榜（U.S. News & World Report, 2020-2021）綜合評比了 16 大專業（specialties）、10 大常見醫療過程（procedure），梅奧拿下 6 個第一，總排名第一，遠遠拋下其他醫院。就像底特律因為汽車產業發達而成為汽車大城，這間醫院從明尼蘇達州的一人診所發跡，也讓明尼蘇達州成為名符其實的醫療大城。

梅奧醫院的總裁兼執行長 Gianrico Farrugia 醫學博士表示：「我們正在領導必要的醫療保健變革，以造福全世界的人們。」身為全世界最大的醫療集團之ㄧ，梅奧更有機會率全球之先，投入更多 AI 與醫療的結合研究。2019 年，梅奧先後成立了新創加速器 Life Science Incubator，之後更成立了自己的數據平台 Clinical Data Analytics Platform，提供醫療研究者建立 AI 跟機器學習模型。

讓 AI 協助做疾病預測，重新定義醫療

除了由醫院主導協調新創與臨床端協作，AI 也將以顛覆式的方式影響醫院。以商業顧問公司 L.E.K 出版的 2020 人工智慧與醫院報告中為例，觀察醫院若導入 AI 技術，將會如何產生顛覆式的影響。

1. 從醫療提供者的角度來看：

一套好的演算法，能協助醫療團隊「提早預測」疾病發作。例如英國新創 Babylon Health，在 2013 年於英國推出訂閱制的私人醫療服務，讓 AI 醫生協助人類醫生診斷病情。這樣的醫療新創，不僅可幫助醫療昂貴、重視事前預防的高發展國家，在醫療資源短缺的國家也同樣適用。

2. 從病患角度來看：

好用的 AI 操作平台，能將身體的狀態數據化，改善醫病溝通方式。傳統的醫病關係大多建立在診間一對一的互動上，病情狀態變化、病患的生活品質變化，皆仰賴於病患的自述；此外，醫生也難以確實量化來自不同背景的病人的觀點，難以確保病人醫囑的遵從性（adherence）。現在透過 AI 工具協助，例如美國醫療新創 AiCure 智慧醫療助理（IMA），可以利用臉部識別跟動作感應偵測，觀察病患每日服藥效果，並提供電子問卷方便醫師客製化問題；對病患來說，也有更大的主動權參與自己的療程。

過去醫療界最常遇到的是資源不足、人力不足，都有可能透過科技的介入解決問題，但過往科技扮演的角色多半是在「協助」與「紀錄」，如今隨著 AI 的出現，醫師一方面得到減下重擔的機會，權威性卻也跟著受到挑戰。

醫生能不能接受與閃電般創立的新創科技共處？就像短短 10 年間改變媒體、廣告生態的「iPhone」一樣，醫療界未來的改變是什麼？正如同梅奧醫院的創新目標一樣，當科技與醫療相遇，許多改變正在發生。

美國股市繼上周創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最差表現後，今天絕地大反攻，道瓊收盤暴漲1,293點，創史上最大反彈。強彈主因是投資者引頸期盼全球央行聯手救市，美國總統川普也施壓聯準會降息。不過，華爾街金融大咖庫柏曼看法不同，認為這招會比降息更有用。

面對新冠疫情對經濟構成的風險，聯準會主席鮑爾 (Jerome Powell) 上週五表示，聯準會將使用工具並採取適當行動來支持經濟。市場普遍預期聯準會將在3月中會議前降息，華爾街甚至瘋狂對賭聯準會降息兩碼的機率高達百分百。美國總統川普今天也不意外的再度施壓聯準會降息。川普推文：「基於所有正當理由，美國理應擁有最低的利率，但我們沒有，這使我們處於競爭劣勢。美國應該當領先者而不是當跟隨者！」

外界引頸期盼聯準會降息救經濟之際，有「揀股王」之稱的美國著名對沖基金經理人庫柏曼 (Leon Cooperman)提出不同看法，他接受美國CNBC專訪時建議，現行利率已經夠低了，與其降息，不如恢復一項傳統交易規則：上漲拋空規則 (Uptick Rule)，防止賣空者在股票下跌之際，增加更多空頭部位。

庫柏曼提出的「上漲拋空規則」於1938年實施，明訂禁止投資者在股票上一筆成交股價走勢向下時進行賣空，這項規則後來在2007年被取消。他解釋，如果恢復這項舊規，對穩定市場而言，會比聯準會降息更加有效。

與Facebook、谷歌(Google)和其他互聯網巨頭一樣，阿里巴巴聲稱，廣泛的業務範圍有助於讓其各項服務更有益。但批評人士說，阿里巴巴的規模使競爭對手處於不利地位，限制了消費者的選擇。

重罰790億元之後 阿里巴巴表態：堅決服從

公告表示，經調查，阿里巴巴集團控股有限公司自2015年以來，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對平台內商家提出『二選一』要求，禁止平台內商家在其他競爭性平台開店或參加促銷活動。

公告又說，阿里巴巴藉助市場力量、平台規則和數據、演算法等技術手段，採取多種獎懲措施保障「二選一」要求執行，維持、增強自身市場力量，獲取不正當競爭優勢。

公告指出，阿里巴巴集團排除、限制了中國境內網路零售平台服務市場的競爭，妨礙商品服務和資源要素自由流通，影響平台經濟創新發展，侵害平台內商家合法權益，損害消費者利益，已構成違反「反壟斷法」。

公告表示，中國國家市場監管總局根據「反壟斷法」相關規定，綜合考慮阿里巴巴集團違法行為的性質、程度和持續時間等因素，今天作出行政處罰決定，責令阿里巴巴集團停止違法行為，並處以其2019年中國境內銷售額4557.12億元4%的罰款，計182.28億元。

公告也提到，同時，按照「行政處罰法」向阿里巴巴集團發出「行政指導書」，要求其根據「嚴格落實平台企業主體責任、加強內控合規管理、維護公平競爭、保護平台內商家和消費者合法權益等方面」進行全面整改，並連續3年向中國國家市場監管總局提交「自查合規報告」。

公告顯示，中國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去年12月依據「反壟斷法」成立專案組，對阿里巴巴集團在中國境內網路零售平台服務市場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立案調查。

在此之前，阿里巴巴持股的螞蟻科技集團去年11月原定在上海、香港掛牌上市。但螞蟻集團實際控制人馬雲、董事長井賢棟、總裁胡曉明卻在前3天遭中國人民銀行（央行）、中國銀保監會、中國證監會、國家外匯管理局監管約談，迫使上市計畫宣告暫緩。

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去年9月展開反不正當競爭法執法檢查，並於同年底聽取審議相關報告。其中關於「二選一」壟斷的定義，指的是網路平台「利用優勢地位和商家對其的依賴性，採取不正當手段強迫中小商家進行『二選一』」。

誰是下一波 房產業者掀互咬 阿里巴巴遭重罰 馬雲消聲

阿里巴巴壟斷案遭重罰182.28億元（人民幣，下同），由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一手催生的杭州湖畔大學也被叫停本年度招生，並傳出於3月開課的一年級已停止授課。風暴眼中，馬雲並沒有公開發聲，仍然保持著沉默。阿里吞下反壟斷天價罰單後，更多平台巨頭心驚膽顫，甚至還有房產平台舉報貝殼網壟斷情事，並呼籲當局重罰40億元。

馬雲創辦的湖畔大學今年3月已停止招生，湖畔大學於2015年由馬雲、柳傳志、郭廣昌、史玉柱等9名企業家共同創辦，馬擔任校長，旨在培訓中國初創企業家。在被迫停招事件後，相關批評指稱，湖畔大學打著大學旗幟，拉攏名流，官二代，富二代為實，這是拉圈壟斷社會資源，國家必定要打擊。

天價罰單 只是整肅開端

對於官方的處罰結果，阿里巴巴連續做出回應，在表示「誠懇」接受處罰的同時，亦指出將出台一系列降平台經營門檻、減平台經營成本的措施。阿里巴巴並將於12日早上8點召開電話會議，討論上述監管層對該公司的行政處罰決定。

而官方處罰落定後，也有分析師對阿里巴巴未來發展表示出信心。路透報導，紐約獨立分析師MITCHELL KIM認為，以懸在這家公司股票頭頂的威脅終於解除來看，這其實是利多；已知的下檔好過未知的風險。罰款創下紀錄，但仍不到阿里巴巴市值的1％；如果這能讓阿里巴巴走出谷底，就值得了。

分析人士並指出，對於阿里巴巴的處罰可能只是整肅平台經濟的開端，未來不排除有更多平台巨頭受到波及。

貝殼找房回應 依法經營

阿里罰單公布後，市場熱議下一家是誰？自媒體「YOUNG財經」就報導，58集團CEO、安居客董事會主席姚勁波在社交平台發文，稱「房產交易領域有明目張膽的二選一包裝成自願，強烈呼籲國家反壟斷罰款貝殼40億（4％標準）」，並附有門店合作協定。對此，貝殼找房回應「自創立起，堅持依法經營，完善合規體系」。

路透3月下旬也曾引述兩位直接知情人士報導稱，中國最大的社交媒體和視頻遊戲公司騰訊控股創始人馬化騰當月會見了中國反壟斷監管機構的官員。預計騰訊是下一個面臨更嚴格的反壟斷監管調查的公司。

阿里巴巴：不知與反壟斷有關的其他調查

阿里巴巴高層周一（12日）在電話會議中向分析師說，除了橫跨整個網路產業的合併、收購和策略投資的拷問以外，不知中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對公司業務的其他任何調查。阿里巴巴也說，未來將專注於提供更好的服務給為客戶及合作商家，同時遵守監管機構的規定。

阿里巴巴副主席蔡崇信說：「我們挺過這次的審查，很高興這件事就此落幕。」他也說，大型網路公司正做許多事以促進經濟成長，「我們就是其中一員，正在推動政府政策」。

大陸監管機構僅利用四個月時間，就成完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反托辣斯調查，反觀歐美國家須歷時數年才能完成。大陸當局向本國龍頭企業及領導人傳遞明確的訊息，就是為反競爭行為付出代價。

蔡崇信表示，大陸監管部門調查阿里巴巴的電商平台後，將著重研究其他可能存在不公平競爭的領域，還會專注於數據隱私和保護，阿里巴巴正配合政府在這個領域的工作。

對於阿里巴巴而言，這筆罰款並不像許多人擔心得這麼嚴重，還有助消除環繞著阿里巴巴的諸多不確定性。大陸監管當局說，這筆人民幣182億元的罰款，僅占阿里巴巴2019年大陸銷售額的4%。這筆罰款是中國2015年裁罰高通近10億美元罰款的接近三倍，但遠低於中國法律允許的罰款對營收占比上限10%。

除了罰款，阿里巴巴還要推動大量「矯正」工作，例如矯正先前要求合作商家「二選一」的做法。對於多項須矯正之處，阿里巴巴承諾採取對應措施。

阿里巴巴12日表示，不會利用排他政策來留住合作商家，調整這類做法預料不會造成重大影響。阿里巴巴執行長張勇表示，過去只在少數旗艦合作商家實施「二選一」策略，如今這些商家能同時在多個平台經營。

這次的罰款影響將反映在阿里巴巴3月起算的本季財報中。阿里巴巴高層說，公司也提列人民幣數十億元的額外支出，來支應獎勵合作商家的計畫。張勇也說，將採措施降低商家的合作門檻及商業成本。

來源：紐約時報、聯合報、中時、中央社

香港允許「同股不同權」股票

阿里巴巴2014年在紐約上市。股票總市值換算成日元超過50萬億日元，是豐田汽車的2倍。阿里巴巴的手頭資金充足，無需急於在其他市場上市以籌集資金。此次之所以決定二次上市首先是因為港交所的方針發生重大變化。

當時，阿里巴巴直到最後關頭一直摸索赴港上市。但是由於港交所不允許經營層可以指定董事的「合夥人制度」，最終阿里巴巴放棄赴港上市。「阿里巴巴不得已只好選擇赴紐約上市」（投資銀行）。

之後，港交所為了吸引有力企業，在2018年轉變了方針。允許發行較普通股相比，經營層擁有更高表決權的「同股不同權」股票。智慧手機廠商小米和運營在線點餐APP的美團點評選擇赴港上市，阿里巴巴也認為時機已經成熟。

「只要條件允許，我們就會回來」，阿里巴巴赴港上市被認為是創始人馬雲的意向。阿里巴巴曾讓B2B企業阿里巴巴網路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但是受雷曼危機和店家違規問題影響，股價萎靡不振，最終在2012年選擇私有化。對於馬雲來説，此次赴港上市可以説是捲土重來。

還有觀點指出，在香港上市預計中國內陸的個人投資者的資金將流入（國金證券）。對於中國內陸的個人投資者來説，難以購買紐約市場的股票。一方面，通過內陸與香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制度來投資阿里巴巴的可能性則很高。

阿里巴巴對併購態度積極

阿里巴巴面向投資者的説明書顯示，赴港上市的融資額最高將達134億美元。計劃進一步強化作為主要收益源的網路零售業務。

2018年4月阿里巴巴以5000億日元收購外賣平臺「餓了麼」。2019年 9月以20億美元獲得網易的跨境電商業務。2018財年（截至2019年3月）的投資額為1510億元，增至上財年的1.8倍，阿里巴巴現在依然對併購持積極態度。

此外，預計阿里巴巴將引入人工智慧（AI）等最尖端技術，進一步推進集團的數位化。近年來阿里巴巴正式向旗下負責研發半導體和量子計算機的研究機構「達摩院」投資。阿里巴巴已經成為中美主導權爭奪中的主要企業。此次阿里巴巴赴港上市的背後，可能也存在中國希望進一步提高阿里巴巴存在感的意向。

應對中美不測事態

另外還存在阿里巴巴的最大股東軟銀集團（SBG）的因素。軟銀持有的股票價值約為28萬億日元。其中，阿里巴巴1家公司就佔13萬億日元以上，作為個別的投資對象，具有壓倒性的規模。阿里巴巴股票的動向還對投資公司軟銀集團的戰略産生重大影響。

阿里巴巴的赴港上市對軟銀集團來説具有「上保險」的意義。這是因為作為中國最大的電子商務企業，在紐約上市的阿里巴巴容易受到中美政治動向的影響。

據香港經濟日報108年11月12日報導，阿里巴巴在不缺錢的情況下，仍要在香港上市的可能原因有三:

原因一：中美金融戰

繼貿易戰、科技戰後，中美金融戰也山雨欲來，外電此前報道華府擬限制美國資金投資中國股票，以及審視在美國上市外國公司，需符合美國法規，若未能通過審查將要求退市。阿里來港上市，可以解讀為自己留後路。

中國資本管制下，沒有海外資金的投資者難以投資美國上市股票，但如果企業在香港有上市，中國投資者就可以透過港股通，投資阿里的股票。這也解釋了為何上月底美團、小米 這些同股不同權企業獲納入港股通後，隨即傳出阿里上市的消息。

原因二：獲得更高估值

阿里巴巴來港上市可能有助獲得更高估值。不計中國瘋炒科創板，中國投資者對投資科網企業也有相當有興趣，北水持續流入騰訊 是證據之一。雖然騰訊的股價已回落不少，但目前其市盈率仍達34倍，反觀今年以來阿里股價升逾3成半，漸漸邁向歷史高位，市盈率也只是37.5倍。

原因三：發展人工智能

有傳媒引述消息人士指出，阿里巴巴集資所得可能用作佈署於人工智能（AI）計畫或是收購食物外送和旅遊公司。若消息屬實，將意味阿里巴巴將奮力挑戰目前此兩大領域霸主美團的地位。

據金融時報108年11月14日報導，在中國政府號召在美國上市的科技冠軍企業「回歸」大中華地區之後，阿里巴巴這家中國電商集團是第一家響應這一號召的公司。此次上市能否成功事關重大。如果圓滿完成，將會有更多在美國上市的公司跟著回歸，從而增加中國內地投資者投資科技股的機會。

對阿里巴巴來說，這是個好消息。但對其主要競爭對手騰訊(Tencent)來說，這個消息就沒那麼好了。阿里巴巴是中國市場的典型代表：其絕大部分收入來自國內消費者。因此，自美中貿易戰於去年6月爆發以來，美國和其他國際投資者一直在拋售該股。儘管今年上漲了37%，阿里巴巴的遠期市盈率也只有24倍，遠低於其過去3年的平均市盈率，並較騰訊折價13%。預計在阿里巴巴於本月晚些時候登陸香港交易所之後，其與騰訊之間的估值差距將大幅收窄。

資料來源:日經中文網、香港經濟日報、金融時報

首席執行官張勇(Daniel Zhang)警告稱，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使中國陷入停擺，將會全面影響阿里巴巴的業務，即便他宣布去年最後一個季度凈利潤同比增長56%，至520億元人民幣（合75億美元）。

該公司現在預計，其天貓(Tmall)和淘寶(Taobao)零售業務、送餐和其他消費者部門，加在一起佔第四季度營收的大約57%，在2020年前三個月將出現萎縮。此前這塊業務在多年期間每年增長30%以上。

根據阿里巴巴提供給商家的數據，對於其平台上的一些大品牌，如優衣庫(Uniqlo)、雅詩蘭黛(Estée Lauder)和Big Eve，自疫情爆發以來，平均日銷售額比2019年1月至2月期間下降了40%至80%。

「影響大於所有人的預期。如果阿里巴巴的情況是這樣，那麽其他許多企業也會是如此。我們需要修改我們對整體經濟影響的假設，」伯恩斯坦(Bernstein)的戴昊(David Dai)表示。

阿里巴巴在紐約上市的股票早盤下跌1.4%。

在阿里巴巴總部所在地杭州，很大一部分地區處於社區封閉式管理狀態。許多社區只允許每家每兩天派一人出門購買生活必需品。

那應該鼓勵更多的在線購物。但是阿里巴巴平台上的商家缺乏庫存。向它們供貨的工廠在復工方面遇到困難。而那些有商品可以銷售的商家發現，遞送公司缺乏快遞員。

張勇稱，阿里巴巴正受到考驗，春節假期後員工延遲返工，使商家和物流公司難以恢復運營。

張勇表示，較大數量的包裹遭遇送貨延誤，送餐部門“餓了麽”(Ele.me)的銷售額大幅下降，而旅遊出行預訂服務平台飛豬(Fliggy)被迫向許多取消旅行的客戶提供免費退票。

劉松（音譯）是阿里巴巴平台上的商家之一。他通常坐鎮廣東的寬敞居所兼辦公室，在天貓上銷售女裝和裙子。「我們在湖北動不了，我們的天貓店是空的，」他表示。他指出，他的競爭對手和供應商也仍然處於關閉狀態。

「如果我們賺不到錢，阿里巴巴也賺不到，」他表示。

在疫情發源地湖北省，實施正式交通管制的區域覆蓋多達5900萬人口。在這些區域以外，還有數千萬人受到其他非正式隔離措施的約束，就像在杭州那樣。這使數以百萬計回家過年的農民工，無法返回各自打工的城市；他們構成中國各地城市藍領勞動力大軍的主力。

向客戶遞送包裹的廉價勞動力，對阿里巴巴的業務至關重要。但首席財務官武衛(Maggie Wu)表示，「快遞員沒有回來。」她補充稱，「運力不夠……不到20%。」

阿里巴巴在召集員工隊伍方面的掙札，已使其競爭對手京東(JD.com)受益；控制自家物流的京東，在疫情期間維持了送貨服務。在北京，36歲的史墨（音譯）表示，她被迫下載了京東app。

「我曾經是天貓超市的忠實客戶……最近我卻發現，他們的送貨速度要慢得多，而且供應短缺，」她說。

來源：FT

從這些禁令來看，晶圓代工領域要脫離對美國技術依賴相當困難，發展IC設計將是必走之路。IC設計產業以矽智財（IP）與電子設計自動化（EDA）為重，CPU指令集架構RISC-V開發計畫也成為大陸半導體國家大基金發展重點之一。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在美國研究並推行的RISC-V技術，可能成為大陸半導體企業發展的跳板之一，這種開源性晶片架構起源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將可以用來設計PC、智慧型手機與伺服器的處理器。目前該市場分別由英特爾、ARM主導PC與移動式裝置的處理器架構。

行業諮詢分析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rategies Inc.首席執行長Handel Jones表示，大陸想要有自己的晶片設計架構，同時還無須支付費用，RISC-V技術有望在大陸有強勁發展。RISC-V的開發先驅之一David Patterson表示，讓技術從巨頭手上解放，這個願景成為願意繼續研發的動力。

華為在2019年被美國商務部列入實體清單，並限制各大半導體廠商與軟體服務商出貨華為，甚至連大陸晶圓代工龍頭中芯國際也被列入實體清單，讓大陸半導體前端生產的先進技術研發面臨極大困境。

對於ARM技術往後能否供應華為等陸企，成為關鍵問題，大陸仍握有許多半導體生產技術，但絕大部份仍相當依賴歐美。五角大廈的研究部門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也提出警告，北京當局做為美國未來在地緣政治對手，關鍵技術不能被掌握。

不過，是否能利用這些技術追上美國，DARPA負責半導體項目的經理Serge Leef提到，這些技術能否助大陸科技產業發展一臂之力，讓他們節省20年發展，趕上西方的科技技術？他認為，並非沒有可能。

就目前而言，顯著升高的通脹率似乎是一個遙遠的風險。但是，在通脹得到有效控制40年後，因疫情而採取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加上世界經濟的較長期結構性變化，可能會推翻這種舒適的觀念。

歷史回顧

高收入國家上一次通脹失控發生在上世紀70年代。英國堪稱這個故事的主舞台。1975年8月，零售價格同比上漲27%。1980年4月，該數字再次飆升至22%。

兩次石油衝擊是通脹飆升的重要原因。然而，這一敘事中有一些至關重要的國內因素。由高通脹、工資管制和激進工會形成的惡性循環，是那10年的特徵。1974年1月，針對煤礦工人罷工，英國首相愛德華•希思(Edward Heath)甚至宣布實行每周三天工作制。

當時，英國似乎即將變成以工人激進和高通脹出名的阿根廷。但不只是英國。義大利的通脹經歷與英國一樣糟糕。其他高收入國家也受到高通脹的打擊。

在當今的七國集團（G7，由主要高收入國家組成）中，當時德國表現最好：上世紀70年代，其平均消費價格通脹率低於5%，而英國為13%，美國為7%。德國的相對成功，幫助強化了保持央行獨立以及貨幣政策應以反通脹為主要目標的理由。

上世紀70年代是滯脹時代，即同時出現高通脹和低增長。其結果是，那段時期也成為資產價格表現糟糕的時代。

對債券持有者——大多數是依靠債券獲得養老保障的老年人——來說，持續10年的高通脹是一場金融災難。股票表現也非常糟糕。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提出的周期調整市盈率(CAPE)，從1966年的24倍跌至1974年的8倍和1982年的7倍。

美國股市估值跌落至接近上世紀30年代初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時期的水平。在英國，股市價值與國內生產總值(GDP)之比在1974年降至11%的低點。美國的這一比率在1982年跌至21%的谷底。

造成災難原由

首先是上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通脹性財政和貨幣政策、油價大幅上漲、勞工紛爭、工資管制失敗、價格控制，以及利潤受到擠壓——未能調整稅收以計入通脹影響使最後一點變得更糟。後來是80年代初美聯儲(Federal Reserve)主席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在美國——以及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及其財相傑弗里•豪(Geoffrey Howe)在英國——收緊貨幣政策。

經歷了這些痛苦歲月之後，控制通脹的任務進入舞台中心。「通脹是為了降低失業率而值得付出的代價」的觀念遭到否定，被視為一種失敗的理論。最初，取而代之的是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所建議的貨幣目標制(monetary targeting)。

當事實證明這種做法的效果不如預期時，政策制定者從瞄準一種工具（貨幣）轉向瞄準目標（通脹）。正式的通脹目標制始於上世紀90年代初的紐西蘭，隨後與央行獨立性一起，被世界上很多國家採用，尤其是英國。

伴隨著成功控制通脹，資產價格進入一段漫長而令人驚嘆的繁榮期。

長期債券牛市是通脹快速下降的自動後果。實際利率大幅跌至當今的負數區間進一步加強了債券牛市。債券基金經理讓自己看起來像一個天才並不難。

股票基金經理的運氣也差不多一樣好。在美國，CAPE在2000年上升至44倍的歷史最高點。唯一接近這種估值的另一個牛市出現於上世紀20年代。2000年，英國的股市價值與GDP之比飆升至162%，美國的這一比率飆升至157%。那時，資本主義看似揚眉吐氣。

「網路股泡沫」在2000年達到頂峰，隨後股市發生崩盤，後來又在2007-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再度崩盤。然而，美國市場復甦了：到2020年底，美國的CAPE升至有記錄以來第二高的水平，而股市價值與GDP之比達到187%。

轉向自由市場經濟

在控制通脹方面取得的成功，絕非推動此輪大牛市的唯一力量。相反，此輪牛市是一場全面轉變的一部分，即從受監管的二戰後經濟轉向自由市場經濟，其特徵包括：工會力量減弱；減稅；貿易自由化; 金融放鬆管制；以及資本流動開放。

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的肯尼斯•羅格夫(Kenneth Rogoff)在2004年發表的一篇經典分析中提出，競爭壓力加大——部分源於中國加入世界經濟——是反通脹政策成功背後的一個關鍵因素。

人們也許還可以補充說，反通脹、放鬆管制和全球化這些變化，也導致了經濟和政治實力的根本轉移，從勞工一方轉向資本所有者一方。這也推動了牛市。

一個重要的問題是，為什麼高收入國家的通脹-反通脹周期——事實上這種周期在經濟上是如此多見——如此相似？答案必然是：它們既受到共同理念的熏陶，又通過經貿、資本流動和貨幣政策相互連結。

過去40年的另一個顯著特徵是，在金融放鬆管制的推動下，債務不斷增加——最初主要是私人部門債務，2007-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及隨後的歐元區危機之後，政府債務也出現飆升。

債務積累也是世界經濟中結構性需求疲弱的結果。前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在2005年稱這種現象為「儲蓄過剩」。後來，美國前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則稱其為「長期停滯」。

其結果是實際利率一路下降，最終跌至負數區間，同時由於通脹率較低，名義利率也接近於零，甚至為負數，尤其是在嚴重危機時期。

1997-98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0年網路股泡沫破滅，只是對可能發生什麼事態的預示。對系統的最大衝擊是全球金融危機，那場危機引發規模巨大的貨幣和財政回應。

當時有人擔心，這將終結低通脹時代。那種擔心結果被證明沒有必要。相反，過早的財政收緊和疲弱的貨幣政策回應（尤其是在歐元區），在美國和歐元區導致復甦令人失望，通脹持續低於目標。

各方從這一令人失望的經歷中領悟到的教訓是，下一次，政策回應必須更快、更大、更堅決。結果，一種相當不同的衝擊，即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成了「下一次」。疫情引發非常規的財政和貨幣行動，以穩定經濟和民眾收入。

12年來第二次發生的這場巨大衝擊，會不會觸發全球金融危機並未觸發的事情，即推高通脹（這是許多右翼人士當年擔心的）以及民眾反對資本主義（這是許多左翼人士當年渴望發生的）？

這肯定不是市場現在所預期的。市場預期會有一輪健康的復甦。債券市場的行情只是預示著通脹預期和通脹風險溢價會出現適度且可取的上升，尤其是在美國。股市也仍對未來盈利能力保持信心。

央行（尤其是美聯儲）的首要關切仍然是提高——而不是壓低——通脹。各大央行希望，隨著通脹率和通脹預期提高，他們將能夠將利率提升至遠高於零的水平。這將在未來需要應對負面衝擊時，為他們提供更大的迴旋餘地。

此外，各大央行認為，在當今的經濟中，工資對失業的反應非常弱。這意味著他們能夠讓經濟以相當高的熱度運行，而不用怎麼擔心通脹過分強勁地上揚。

政治也發生了變化，尤其是在喬•拜登(Joe Biden)當選總統之後的美國。「現代貨幣理論」(Modern Monetary Theory)思想——認為通脹是對政府貨幣融資的唯一約束，而通脹最好由財政政策來控制——贏得很多左翼知識分子的青睞。這些人還堅信，必須朝著有利於工人的方向再平衡勞資關係。

這些新觀念現在已被付諸實踐：美國通過一項1.9兆美元的財政刺激計劃，同時擴張性貨幣政策預計至少將持續至2024年，儘管美聯儲預測美國今年的GDP增速最快將會達到6.5%。拜登政府還考慮在較長期優先事項上（包括綠色經濟）再投入3兆美元。若加在一起，這些計劃在規模上將相當於美國GDP的近四分之一。這是變革性的政策制定。

薩默斯批評了這種做法，他告訴彭博(Bloomberg)：「這是過去40年來我們見過的最不負責任的財政宏觀經濟政策。」此外，「在根本層面上，它的驅動因素是民主黨左翼的頑固立場以及整個共和黨的頑固立場和完全不負責任的行為」。

這意味著，支出將會大幅增加，而增稅卻很少。考慮到還有貨幣擴張，通脹超出目標的幾率也大大增加了。

如果美國發生這種情況，那就很有可能在世界各地產生溢出效應，尤其是在英國。但其他高收入國家也存在家庭儲蓄很高、財政赤字很大的情況以及擴張性貨幣政策。引燃通脹的「火種」幾乎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

扭曲經濟

上世紀70年代，英國經濟學家查爾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提出了後來被稱為古德哈特定律(Goodhart's law)的理論：「一旦出於控制的目的對某個觀測到的統計規律施加壓力，任何規律都將趨向於瓦解。」這項定律可以幫助解釋貨幣主義的失敗。

該定律也許有一個推論：「某種統計關係一旦被忽略，就會變得相關。」若果真如此，將失業與通脹聯繫在一起的菲利普斯曲線(Phillips curve)，或者廣義貨幣與支出之間的關係，可能會再次困擾我們。

那麼，如果通脹率升至遠高於2%或3%的水平，那對投資者意味著什麼？最初的效應將是增加利潤，因而對股票有利，但通脹對於債券市場將是可怕的。

高通脹往往會扭曲經濟，部分原因是稅收不可能完美地針對通脹進行調整。通脹將會推高長期利率。在債務滾轉的時候，那將損害許多債務人（包括企業）的償付能力。

最重要的是，通脹率過高將會引發央行的反通脹回應。那將意味著高得多的政策利率。這可能會導致比上世紀80年代初波及面廣泛得多的違約浪潮。當年的大問題是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危機，這一次，債務危機可能會在幾乎任何地方發生，因為當今的債務多得多。

這些風險還可能與古德哈特和馬諾傑•普拉丹(Manoj Pradhan)在《人口大逆轉》(The Great Demographic Reversal)中提出的結構性威脅相互作用。他們認為，隨著保護主義抬頭，隨著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重要經濟體快速老齡化，始於上世紀80年代的經濟管理方法正在落下帷幕。

該書提出，隨著勞動年齡人口減少，消費者數量相對於生產者數量將會增加，從而推高價格。隨著人口老齡化，財政壓力將不可避免地上升。如果政府不得不在通脹與財政收緊之間做出選擇，他們將選擇前者。最後，如果利率升至令人不安的高水平，政府將迫使央行降低利率。

最終而言，這些壓力將會帶來又一個高通脹時代。針對這種觀點，有些人會指出，日本的情況並不是這樣子的。在日本，幾十年的寬鬆貨幣政策始終未能引燃通脹。

也許，現在同樣的情況將出現在整個世界範圍：我們所有人最終都會有日本人的經歷。但可以肯定的是，歷史永遠不會精準重複。

上世紀70年代的滯漲，特别是對利潤的擠壓和股市的低迷，是由於當時經濟的特點，尤其是勞工在政治上的力量。因此，這一次的情況可能會大不相同。

通脹還沒有捲土重來。它也許永遠不會回來。但是，我們在新冠疫情爆發後看到的政治變遷，加上世界經濟中發生的較長期變化，已經增加了發生某種形式的通脹衝擊的幾率。投資者必須考慮這種可能性。

陸加強監控大宗商品價格走勢

面對近期大宗商品價格急漲，大陸官方近期頻頻出手降溫。大陸國家發改委9日召開工作會議，提出要密切跟蹤大宗商品價格走勢，並切實做好價格預測預警與市場監管工作。同時，9日下午傳出，在夏季用電量高峰來臨前，大陸政府考慮給動力煤價格設定上限。

為了抑制不斷上漲的大宗商品價格，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先後在5月12日、19日、26日召開常務會議，將大宗商品列入重點討論議題。23日，大陸發改委等五部門聯合約談鐵礦砂、鋼、銅等重點企業，警告業者不可哄抬價格。29日，大陸證監會官員表示，將配合推動期貨法，完善大宗商品期貨監管和風險控管制度。

綜合陸媒報導，大陸國家發改委9日召開工作座談會，包括價格司、價格認證中心、價格監測中心、價格成本調查中心等官員均出席會議。會上提出，要密切跟蹤大宗商品價格走勢，切實做好價格預測預警工作，進一步了解相關市場主體經營情況，查清違法違規漲價線索。並配合相關部門加強期現貨市場聯動監管，規範價格行為，維護市場正常秩序。

另據消息人士透露，隨著天氣逐漸炎熱，大陸政府正考慮給動力煤價格設定上限，其中的一個想法是限制礦商銷售煤炭的價格。目前，陝西省動力煤主要生產基地榆林已經在測試價格上限。

此外，另一個想法則是對秦皇島港基準價格執行每噸人民幣（下同）900元或930元的限制，該港一些國有發電企業正在進行測試。消息人士稱，此舉將影響大陸其他市場，在這種情況下，官方會告知發電廠不能以高於該水準的價格買煤。

自2021年春節過後，大陸動力煤價格急飆，以動力煤主力（ZCM）來看，截至6月9日，期間累計漲幅達四成。若以5月上旬最高點來看，漲幅更突破五成。目前動力煤價格雖略有回調，仍持續維持在高檔，給發電、鋼鐵、石化等業者帶來沉重的成本壓力。

除了動力煤之外，包括鐵礦砂、焦煤、銅、鋁，以及黃豆、玉米等農產品，價格均在5月份衝至最高點，迫使大陸政府連續出手降溫。

來源：紐約時報、工商時報

這一預測來自受人尊敬的學者查爾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和曾供職於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馬諾傑•普拉丹(Manoj Pradhan)合著的《人口大逆轉》(The Great Demographic Reversal)。事實上，該書的分析框架比它對即將到來的通脹末日的預言更為重要。兩位作者認為，世界經濟的範式將改變。上一次發生這種情況是在20世紀80年代。40年前那次重大轉變的本質與其說是渴望控制通脹，不如說是全球化和中國進入世界經濟。他們認為，那個低通脹、高負債的時代現在即將終結。相反的情況很快就會出現。

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中國、前蘇聯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對外開放。「烏拉圭回合」(Uruguay Round)談判達成一致，世界貿易組織(WTO)由此誕生，中國於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全球經濟一體化迅速推進，尤其是通過貿易，不過高收入國家的直接投資也是重要推動力。用於生產可貿易商品的全球勞動力供應大幅增加。大型貿易經濟體的出生率在下降，但人口依然年輕，女性加入勞動力市場增強了這種趨勢。所以勞動力的增長速度快於人口的增長速度，人均產出的增長速度快於每位勞動者平均產出的增長速度。

古德哈特和普拉丹認為，所有這些因素導致：高收入國家中勞動力掌握的市場權力減弱，國內生產總值(GDP)中利潤佔比上升，國內不平等加劇，全球不平等縮小，「儲蓄過剩」，通脹壓力減弱以及實際利率下降。負債出現了激增。

現在，他們認為，這一切都將逆轉。全球化正受到攻擊，再沒有哪個經濟體能夠複製中國當年走過的道路。老齡化打擊了勞動力的增長，加劇了財政壓力。他們斷言，最重要的是，隨著消費者數量相對於生產者數量的增長，通脹壓力將加大。此外，隨著勞動力規模縮小、全球化減弱，勞動力將重新掌握市場權力，加劇這些通脹壓力。

他們補充稱，這些轉變將造成巨大的政策困境，尤其是考慮到政府和非金融企業的龐大資產負債表。如果失業和通脹之間的關係真的發生了像兩位作者認為的那樣不利的轉變，央行會為了控制通脹而儘可能地收緊銀根嗎？當局將如何應對違約浪潮？在一個結構性低增長（部分由老齡化導致）、利率上升和增加支出的壓力加大的世界裡，政府如何才能將赤字重新置於控制之下？如果它們做不到這一點，央行將繼續印鈔還是放任國家破產？簡而言之，我們是否在更糟糕的情況下面臨1970年代的歷史重演？

兩位作者認為，世界經濟正在經歷巨大的結構性轉變，這是對的。老齡化持續加劇，商品生產中的全球化持續減弱。此外，中國也在這個過程之中。這種結合將改變我們的經濟。

然而，同樣重要的是要記住，對於這種轉變在現實世界中會如何發生，我們知之甚少。如果我們1980年就知道中國將向世界開放經濟，並掀起世界歷史上最大的投資熱，最終使得投資率達到GDP的50%，那會怎麼樣呢？有多少人曾預料到，幾十年後的宏觀經濟形勢將是儲蓄過剩、實際利率較低、超寬鬆的貨幣政策和債務危機？相反，大多數人當時肯定會認為，蓬勃發展的中國將大舉進口儲蓄，從而提高實際利率並出口凈需求。

同樣，古德哈特和普拉丹的如下觀點可能也是正確的：在他們的美麗新世界中，儲蓄意願的下降速度往往會快於投資意願的下降速度，儲蓄過剩將變成儲蓄短缺，實際利率將飆升。但儲蓄意願和投資意願之間的差距很小。相反，隨著經濟增長放緩和資本品相對價格持續下跌，在高收入經濟體中，企業的留存利潤很有可能將繼續超過投資。中國企業也可能效仿。如果是這樣的話，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需求可能保持疲軟，實際利率可能保持低位，而所有這些經濟體中私營部門的巨額債務將進一步加劇這種情況。

甚至不清楚全球化是否是勞動力市場變化的主要歷史驅動力。新技術，公司治理中的股東價值最大化模式、金融的地位不斷上升以及不斷增強的壟斷力量，它只是一系列轉變中的一個因素。

有理由對這些觀點表示懷疑。但依據現在推斷未來也是危險的。1965年，幾乎沒有人想到戰後凱恩斯主義會很快消亡。同樣，「較長時間內保持低位」的世界也會消失。大變革正在發生。我們需要嚴謹地思考我們的未來與過去可能有何不同。

全球化正在逆轉嗎？沒有，但它失去了動力，尤其是從幾十年來充當全球經濟一體化引擎的貿易的角度來看。然而，問題在於，貿易增長為何放緩？是因為全球經濟放緩？因為某些機遇消耗殆盡？還是因為保護主義？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新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答案是這3個原因全都“成立”，只是程度各有不同。

從1960年到2015年，按實際值計量，世界貿易平均增長率達到6.6%，同時產值平均增長率為3.5%。然而，從2008年到2015年，世界貿易年均增長率按實際值計量僅為3.4%，同時全球產值年均增長2.4%。不僅貿易增速放緩，而且貿易增速與產值增速之間的差距也急劇縮小。

IMF認為，貿易額增長疲弱在很大程度上是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同步放緩的結果。它還補充稱，“在商品領域，85%的產品系列貿易增長放緩，其中資本品和中間產品的貿易增長放緩最為明顯”。

IMF認為，後危機時代的投資放緩因此尤其顯著，因為投資相對而言是進口密集型的。全球產值構成的變化幫助解釋了世界貿易增長放緩程度為何比產值增長放緩程度大得多。總的來說，“從2003年到2007年以及從2012年到2015年，高達四分之三的實際商品進口值增長下降可以溯源至經濟活動減弱。”

這種分析表明，只要世界經濟和投資復蘇，世界貿易就會復蘇。然而，當前情況並非如此簡單。IMF還聚焦於其認為重要的另外兩個因素：保護主義，以及“價值鏈”內部貿易的較長期增長趨勢在危機後停滯。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不同經濟體之間的勞動分工——一些經濟體製造零部件，然後由其他國家組裝——促進了生產鏈內部的貿易。這可以通過如下方式衡量：一國出口商品中所包含的進口成分價值，加上該國出口給貿易夥伴國用於製造出口商品的材料中所包含的國內成分價值，然後除以出口總值。這個比率到2008年一直在上升，但自那以後停滯。這標志著至少有很大一部分的跨境生產一體化陷入了停滯。

保護主義的情況與價值鏈的情況或許不是毫無關聯。二者同樣微妙。隨著烏拉圭回合的多邊貿易談判達成削減關稅協議，以及中國按部就班地加入世貿組織(WTO)，平均關稅下降的趨勢在本世紀初停滯。此外還有證據表明，近年非關稅的貿易壁壘有所增多。與此同時，自由貿易協定的覆蓋範圍繼續擴大，盡管速度略有放緩。《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簡稱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系協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這兩項最為宏大的貿易協定的命運依然相當不確定，前者雖然已經簽署，但還未得到簽署國的批準，後者則遠未達成一致意見。

出於以上原因，IMF指出，從2012年到2015年期間，平均而言，進口增速比根據貿易流動和全球經濟活動的歷史關系推導出來的水平低了大約1.75個百分點。此外，貿易增長放緩反過來也可能導致了增長（包括生產率增長）疲弱。

那麽未來可能發生什麽情況？

達成新的大型自由貿易協議將面臨巨大的政治障礙，無論是世貿組織框架下的多邊協議還是TPP或TTIP此類諸邊貿易協議。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貿易自由化的熱情下降。但還有一個原因是如今的貿易協定包含大量基本上與貿易無關的監管內容：知識產權是一個例子；投資者保護是另一個例子。更特別的是，如今有不少人認為，許多此類協定中包含的“投資者與政府間糾紛解決”程序代表著對民主主權的侵犯。最近瓦隆地方議會就是基於此類原因，反對加拿大與歐盟簽署“全面經濟和貿易協定”。

比這種不願推進貿易自由化的情緒更具威脅性的是，原始形式的純粹保護主義的興起。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就擅長發表此類主張。實際上，他表示，抑制進口將會奇跡般地恢復在美國“偉大”時期存在的製造業崗位。然而，正如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的賈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指出的那樣，“製造業就業人數的下降已持續了半個世紀”。隨著美國製造業產值占整體經濟產值的比重穩步下降，製造業就業人數占整體就業人數的比例也相應下降，只是降速更大一些，因為製造業生產率增長快速。任何貿易政策都無法扭轉這一趨勢，它是受到需求變化和科技變革推動的。製造業只是重蹈農業曾經的軌跡。

如果幸運的話，此類思維簡單的保護主義在政治上會行不通：它當然無法解決失業者和未來勞動者的困境。但貿易自由化再次興盛遙遙無期。如果全球經濟增長加速，貿易增長將會開始加速。但貿易增長明顯快於產值增長的時代可能一去不復返了，部分原因是擴大加工貿易的機遇已經消失，還有部分原因是大規模貿易自由化的時代已經結束。此外，如果貿易增長復蘇，那可能也是中國和印度這兩個亞洲大國推動的。西方引領貿易繁榮的時代似乎已經結束。

衛報表示，多位衛生與社會專家表示，在病毒於全世界一波波擴散之際，台灣當局未跟上有關新的病毒株的新知識、包括對抗空氣傳播必須通風的重要性與大規模檢測的有效性。一些人士認為，台灣已成為「自身成功的受害者」。

公衛專家、前副總統陳建仁表示，當局原先以為他們靠著接觸史追蹤系統和精確篩檢就已控制住疫情，但英國病毒株傳播速度更快，帶來挑戰，而且5月9日母親節又釀成超級散播事件。

俄勒岡大學全球衛生中心主任紀駿輝教授則是直言：「其中一大問題是，多數台灣人都被寵壞了。」紀駿輝說：「起初，政府措手不及，不只是疫情爆發本身、還有規模，因此他們急著動用所有資源來抑制疫情，包括醫院和檢測設施。」他說，台灣過去11個月的正常生活和四次的危機事件，包括鑽石公主號、磐石艦、去年12月機師感染和1月桃園醫院院內感染事件順利化解，都讓民眾和政府對於控制疫情「過度有信心」。

衛報也指出，台灣當局顯然反對採取激烈的封鎖措施，而且屢次重新界定引發必須封鎖定義門檻。振興醫院感染科主治醫師顏慕庸表示，從疫情大爆發以來，已有很大的改善，但他仍希望台灣能基於感染數和風險水準制定明確定對應的封鎖限制措施。

顏慕庸說，他仍擔心加護病房被增加的病患數壓垮，進而導致外溢至社區的風險，「這曾經發生在紐約市、義大利北部。你必須要停止傳播，就是要採用封鎖。一個必要、精心規劃的封鎖」。

衛報還指出，全球應對疫情的焦點仍是疫苗，但台灣在取得疫苗方面也面臨問題。全球台灣醫衛總會總會長張武修表示：「我認為政府太晚開始認真思考疫苗。他們認為我們配戴口罩情況良好，而且人們在社交距離上非常自律，所以就OK了。」

報導稱，根據螞蟻集團消費信貸業務的整改方案，自螞蟻消金公司開業起一年過渡期內，兩家小貸公司將實現平穩有序市場退出。過渡期內，螞蟻集團也將按照監管要求妥善做好小貸公司存續ABS（資產抵押證券）的處理工作，維護金融市場穩定。

根據監管部門的批復函，螞蟻消金公司開業後可承作的業務包括：吸收存款、個人消費貸款、發行金融債券、境內同業拆借、代理銷售和消費貸款相關的保險產品，固定收益類證券投資業務等。

銀保監會還要求，螞蟻消金公司作為一家持牌金融機構，必須依法接受監管，嚴格遵守監管規定；從開業起，即應嚴格按照規定的出資比例、集中度和限額等經營規則開展互聯網貸款業務，依規披露貸款主體、貸款條件、實際年利率、年化綜合資金成本、還本付息安排、逾期清收等基本資訊，保障客戶權益。

花唄、借唄業務一直是官方緊盯螞蟻整改的重點業務。4月中旬，中國人民銀行等部委再度約談螞蟻集團，其中明確要求斷開支付寶與花唄、借唄等其他金融產品的不當連接，主動壓降餘額寶餘額等。5月下旬，上交所債券專案資訊平台顯示，螞蟻集團旗下花唄、借唄兩個ABS專案狀態均顯示為「終止」，規模共人民幣180億元。

監管機構未提供進一步的細節，但在中文中，「約談」通常表示被當局敲打。

當螞蟻集團今夏決定推進IPO時，該公司的兩名高層負責人表示，他們已從中國央行獲得監管事務不會成為問題的保證。

那是在馬雲上月在上海發表演講，批評國內外監管機構以及中國銀行業者之前。那次演講在螞蟻對其IPO定價之際激起了爭議。

馬雲當時表示，中國的問題正好相反，不是金融系統性風險，而是缺乏金融生態系統的風險。

馬雲補充稱，今天的銀行延續的還是當舖思想，抵押和擔保就是最當的當舖……中國的金融當舖思想最為嚴重。

近年來，中國對金融風險採取的監管整治行動，多次迫使螞蟻改變其業務模式。對其主導地位的最新挑戰是央行推出一種數字貨幣；知情人士稱，這是中國央行在各銀行與螞蟻和騰訊(Tencent)之間營造一個公平競爭環境的嘗試。

馬雲在演講中更強調，監和管是兩件事，監是看著你發展，管是有問題的時候才去管，但是我們現在管的能力很強，監的能力不夠。

螞蟻集團的一名發言人表示，今日螞蟻集團實際控制人與相關管理層接受了各主要監管部門的監管約談。螞蟻集團會深入落實約談意見，繼續沿著「穩妥創新、擁抱監管、服務實體、開放共贏」的十六字指導方針，繼續提升普惠服務能力，助力經濟和民生髮展。

在投資者認購370億美元股票後，螞蟻集團在上海和香港兩地進行的IPO預計將是世界上最大的。鑑於面向散戶的股票被超額認購870倍，該公司的銀行家上週四增加了發股數量。擴大後的交易使該公司的估值達到約3160億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