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股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能表現超強，顯然是因為利率接近於零，投資人很難找到能獲得正報酬率的標的，加上輝瑞宣布研發出保護效果超過90%的疫苗，帶動股市演出慶祝行情。

問題在於，股市表現無法被計入未來的國民所得中，真正攸關所得的其實是企業獲利。股市要有好表現，要靠企業獲利提高，或者是企業獲利分給勞工的比率下降。從1970年代以來，美國國民所得之中，薪資占比一直在降低。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國民所得流向更加速從勞工移往資本。疫情抹殺就業，工作更無保障，而僱用勞工相對較多的中小企業，也比大企業慘得多。新冠疫情嘉惠了股票持有者及領取確定退休金者，零售、接待與娛樂等產業的勞工則在寒風中顫慄。

民主黨在去年大選取得白宮與國會兩院的掌控權，有望透過立法扭轉這些趨勢。政府可能推出更多公共健保選項，取代或補充現行以雇主為基礎的健保體制，有望降低美國家庭慘遭健保制度掠奪的程度。再者，選後政府還可能對大型科技公司採取更有意義的反托拉斯行動，且多少有些機會能通過與氣候變遷有關的法案，並將延緩各項反工會法律的進展速度，甚至予以扭轉。

另外，最高法院也將繼續推動各項有利於企業的法制，使法院能夠做出一些對經濟效率有利的裁判，而不太關切與所得分配有關的事項。對此經濟學者應承擔相當大的責任，特別是傅利曼堅持貧富差距不是問題，並反對現付現收式徵稅、課徵遺產稅、或關閉租稅天堂等做法。這套思維也被引入司法界，主張唯有社會總財富最大化才是正義，倡議司法應較偏向生產者，而非消費者；應偏向富者，而非窮人。這套「正義理念」不僅成為思潮，還在法院橫行多年。

美國要恢復到更具創意與競爭力的資本主義形式，就必須扭轉「妖魔化國家」的思維。目前我們的體制是以多數人為代價，使少數人繁昌。製藥公司不惜為利潤而使民眾用藥上癮，甚至草菅人命。一些全世界最大、且曾經信譽卓著的公司，現在也以避稅為家常便飯，違逆本身對社會、經濟及國家體制的責任，且視之如敝屣。

前總統川普雖然下台，但卻無法修復已經破碎的制度。美國資本主義能促進創新與福祉的潛力依然無限，但現存的瑕疵卻正在吸乾許多美國民眾的生計。尋租者的力量太強，而且未來可能依然如此。

（作者Angus Deaton是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Project Syndicate專欄作家／編譯任中原）

另外一個 p 開頭的字pilfer 源自於法文的pelfre，意指 plunder 或 pillage，從中文都可以解釋成偷竊或搶劫。為何這個月要以 Poverty 做為主題，原因其實是最近一些經濟頭版新聞都與這個主題有關。

字源解釋

pauper (拉丁文，窮光蛋or貧民)
↓
poverté (法文)
↓
poverty (英文，缺乏金錢或資源)

法國「黃背心運動」一週年：政府精簡支出

先從 2018 年 11 月 17 日在法國爆發的黃背心運動說起。

當初爆發抗議人潮，主要是針對燃油價格飆漲及物價攀升，後來則演變成反對法國總統馬克宏 (Emmanuel Macron) 和他所推動的經濟改革措施。

今年適逢黃背心運動一週年，示威者再度走上巴黎街頭，並占領所謂的「消費殿堂」拉法葉百貨公司導致其關門。為了平息示威者的怒氣，馬克宏去年即暫緩調高燃油稅，同時凍結電費、天然氣價格，也暫緩於 2019 年實施汽車排放規定和老舊汽車罰款政策，之後馬克宏決定徹底取消 2019 年調漲燃油稅的計畫，並舉辦全國大辯論。

今年 4 月 25 日馬克宏宣布幾項改革措施，包括大幅精簡中央政府機構，增加地方一線辦事員數量、取消高級公務員的高薪待遇、象徵性減少公民稅收，2020 年起，月收入不超過 2000 歐元者，其退休金將與通膨同步調升。

智利百萬人上街：總統解散內閣

第二個例子發生在智利。

由於國內政治危機未平息，智利總統皮湼拉 (Sebastian Pinera) 於 10 月 30 日宣布取消主辧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PEC) 高峰會以及 Cop 25 氣候變遷大會，這是 APEC 自 1993 年舉辧第一次非正式經濟領袖會議以來，首度取消峰會，也讓原本計畫在本次會議中簽署美中貿易協議的美國與中國大陸不得不另外安排其他時間及地點。

這次智利民眾示威的導火線也是因為地鐡票價調高 30 披索(約新台幣 1.26 元)，尖峰時段單程票從 800 智利披索調高至 830 智利披索 (約新台幣 35 元) 所致，但民眾高喊「不是 30 披索，是 30 年！」，智利自前一位獨裁者皮諾契特 (Pinochet) 政權結束後，從1990年至今，智利的經濟與法律政策尚未得到全盤改革，現任總統皮湼拉個人財產估達 28 億美元，是智利最富有的人物之一，自然更引起民眾的不滿。

近百萬人民上街頭的結果，逼得總統宣布解散內閣，公開向人民道歉，並承諾保障最低工資、提高國民年金 20%、凍漲電費，未來並將提出法案由國家負擔昂貴的醫療費用。

「貧窮」其實是一種感覺

今年 10 月 14 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出爐，由研究貧窮議題的印度裔美國經濟學家巴納吉 (Abhijit Banerjee)、法國經濟學家杜芙若 (Esther Duflo)、以及美國發展經濟學家克雷默 (Michael Kremer) 共同獲得，以表彰他們對減輕全球貧困之實驗方法做出貢獻。

根據他們的實驗發現，在消滅貧窮上，政府必須對試圖解決的問題進行更細的切割，並針對制度上的細節 (institutional details) 進行系統性的比較分析，才能有效的解決問題。

舉例來講，許多專家學者可能認為微型信貸可以協助低所得者取得資金融通，但問題是，雖然微型信貸增加借錢的機率，但是其效果普通，實驗研究也未找到微型信貸可以提高窮人家庭所得的證據。

其實貧窮是一個相對的感覺，在解決貧窮問題的背後，凸顯的是所得分配不均日益惡化的問題。

聯合國自 1993 年起將每年的 10 月 17 日定為「國際消除貧窮日」，用以喚起世界各國對因制裁、各種歧視與財富集中化引起的全球貧富懸殊，提高全球的滅貧意識，提醒所有人持續為減少貧困的共同目標--「2015 年時，每日以不到 1 美元維生的人口比例能減半，以及挨餓的人口比例減半」而努力。

但這個目標並沒有被達成。於是聯合國又在 2015 年將「消除貧窮」列為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稱 SDGs) 17 項指標的第 1 名，將貧窮人口減半的目標延後到 2030 年。如果沒有新的突破，這項目標的達成可能依然充滿挑戰。

「貧窮」將影響 2020 美國總統選舉

貧富差距過大問題不僅僅影響發展中國家，甚至連已開發國家也面臨衝擊，例如法國就面臨到如何減少政府赤字並兼顧窮人福利，但又能振興經濟的困境。

在大西洋岸另一邊的美國，前 1% 富豪財富暴增，其資產總和將超越中產階級和中上層階級的總和，這也讓 2020 年的美國總統選舉出現變數，其中尤以民主黨參議員華倫 (Elizabeth Warren) 的富人稅主張最引人矚目，在此之前另一民主黨參議員桑德斯 (Bernie Sanders) 也表示美國不應存在任何億萬富豪，他們的主張引起美國富人的反彈與憂慮，並導致前紐約市長、億萬富豪彭博 (Michael R. Bloomberg) 在 11 月8 日登記參加 2020 年民主黨總統初選，成為對 2020 總統大選表露興趣的四名億萬富豪之一。

這或許是美國選舉歷史中，首次在全國性的選舉上出現討論億萬富豪的議題，顯示民眾開始意識到財富和機會的巨大差距。當初川普因為要「讓美國再次偉大」而當選總統，這一次會不會因為「讓美國貧富差距擴大」而落選，讓我們拭目以待。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於2014年12月20日（周六）下午兩點，在中國時報大樓8F余紀忠講堂，舉辦「面對公與義─承擔與試煉」講座，特邀中研院院士朱敬一、知名評論家南方朔及前國安會秘書長蘇起，就政治、經濟與國際面向，探討國家未來出路，並邀請世新大學客座教授王健壯擔任主持人。

審時度勢，綜觀大局，劃時代的試煉，承擔的艱鉅，不可謂不沉重；成熟公民社會有賴充足的對話與討論，26年來，余紀忠文教基金會秉持探索公與義的初衷，提供產、官、學及公民溝通平台，關鍵時刻，面對問題，慎謀致遠，承擔試煉。

主  題：面對公與義─承擔與試煉

主持人：王健壯（世新大學客座教授）

主講人：朱敬一（中研院院士）

南方朔（資深時事觀察者）

蘇起（前國安會秘書長）

時  間：103年12月20日（六）14：00-17：00

地  點：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303號8樓（中國時報大樓余紀忠講堂）

民眾報名網址http://goo.gl/forms/7hDd7SEU3i 或電02-23065297#308

講座相關報導：

台灣經濟悶 朱敬一：不是景氣 是轉型問題

http://www.stormmediagroup.com/opencms/news/detail/c639f955-8840-11e4-aa15-ef2804cba5a1/?uuid=c639f955-8840-11e4-aa15-ef2804cba5a1

蘇起籲民進黨:忘了九二共識 關鍵是「不獨」

http://www.stormmediagroup.com/opencms/news/detail/5d6f4a98-883b-11e4-aa15-ef2804cba5a1/?uuid=5d6f4a98-883b-11e4-aa15-ef2804cba5a1

南方朔批馬 「不統不獨不武」是抱殘守缺

http://www.stormmediagroup.com/opencms/news/detail/f094ab3d-8830-11e4-aa15-ef2804cba5a1/?uuid=f094ab3d-8830-11e4-aa15-ef2804cba5a1

warren的人生很傳奇，但令人更驚奇的是她想重塑美國資本主義的雄心壯志。她的很多想法是好的，她想限制大企業過往那種買通政客然後吞食對手的陋習，這是對的。但從本質上來說，她的計畫仍需依靠監管力度和保護主義，但她低估了市場機制中，幫助中產階級的動態力量。目前看來，它還不是解決美國問題的答案。

Warren正努力回應一系列長期存在的隱患問題。儘管工作機會充裕，但工資增長異常緩慢，這讓美國的不平等程度，高於任何其他富裕國家。在高達三分之二的產業中，我們看見大企業愈來愈大，這使他們可以創造出非比尋常的高利潤，但卻很少和他們的員工分享。

對於Warren來說，這事關每個人。她的父母在1930年代經歷了大蕭條，後來她父親還因病破產。身為一名學者，她專門研究破產法是如何使這些人陷入困境。她的思想，起源於一個不穩定的中產階級，那是一個被大企業猛烈欺凌、華盛頓政客被利益捆綁的大時代。

一些共和黨和華爾街評論家，聲稱Warren女士是社會主義者，其實她不是。她不支持企業公有化，或貸款信用由政治所控制，相反的，她贊成應該強制民營企業通過一種公平測試法規，以證明其所作所為是否經得起驗證。

這些法規涵蓋的範圍令人瞠目結舌。銀行將被拆分為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像臉書這樣的科技巨頭將被分拆而轉爲公用事業；在能源領域，將禁止水力壓裂開採頁岩氣（對於燃油市場來講，這就好比關停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工業）；逐漸停止使用核能源，並致力於再生能源；全民醫保系統將取代私人健康保險；私募股權巨頭們再也不能拿有限責任作擋箭牌，相反，他們將承擔所投資公司的債務。

這種部門的重新監管制定，將全面的以經濟措施展開。對收入超過25萬美元的人群，徵收15％的社會保障稅；對資產超過5,000萬美元的人群，徵收2％的年度財富稅；對身價10億美元以上的人群，徵收3％的稅收；對公司利潤，徵收7％的額外賦稅。

同時，國家將解放所有者對公司的控制：所有大企業都必須向聯邦政府申請許可證，如果它們一再輕忽員工、客戶和社區的權益，則可以將其吊銷營業執照；工人可以獲得五分之二的董事席位。

Warren女士不是排外人士，但她是保護主義者，她的主張，與《經濟學人》支持的一些想法雷同。她認為，造成不平等的原因之一，是內部人士鎖定了經濟體系裡最有利可圖的地方，因此她呼籲採取強有力的反托拉斯政策，這個主張是正確的，包括對科技公司採取反托拉斯政策。

對裙帶關係她也表示零容忍，認為應該終止禁業條款，這（禁業條款）限制了員工獲得更高工資和更換工作的能力。考慮到通貨膨脹，她計畫在五年內，將聯邦最低工資提高到每小時15美元，這可能是幫助貧困工人的合理方法。富人確實應該繳納更多的稅，儘管《經濟學人》認為，務實的途徑是縮緊漏洞，例如資本利得稅，並提高遺產稅，而不是財產稅。儘管碳稅是我們應對氣候變化的首選方式，但她制定的清潔能源計畫，將帶來很大的不一樣。

但是，如果整個Warren計畫得以制定，美國這種自由的體制將遭受嚴重衝擊。大約一半的股票市場和私募股權掌控的公司將被解散，並進行嚴格的重新監管，商業活動也可能面臨停止。隨著時間的推進，在經濟體系運作上，人們對Warren女士的主張形成了兩個質疑，並擔憂會削弱經濟運作的活力。

首先，是她對政府是良性和有效率的運轉的假設。政府是有能力做大事，但像任何大型組織一樣，政府很容易被強大的內部人士影響，而顯得欲振乏力；而官僚風格，則會讓Warren女士最關心的人民感受更加失落。

當電信公司和航空公司在1970年代受到嚴格的監管時，它們就因其僵化和低效而惡名昭彰。Warren女士的標誌性成就，是在2011年創立了一個保護金融服務消費者的機構。它做得很好，但當時的它，是具有非同尋常力量的，它可以高舉高打，並成為政治上的標識。

另一個會引人質疑的思維，是對企業形象的詆毀。她低估了市場幫助美國中產階級的動力，這個動力以無形的方式，指導了人和企業多樣化和自發性的運作，並將資本和勞動力從欲振乏力的產業，轉移到正在蒸蒸日上的產業，並讓固守陳規的企業付出代價。沒有這種所謂破壞性的創新，政府的任何作為，都沒有辦法提高人民的長期生活水平。

文章最後一段提到，許多總統後選人在初選期間，都會說出、做出一些不像黨總統提名人的言行。如果Warren女士真的在15個月後，成為橢圓形辦公室的主人，她將受到法院、各州，甚至參議院的限制。美國經濟體系的規模和深度，意味著從來沒有人，甚至坐在白宮的人，可以輕易改變其運作性質。

無論如何，Warren女士政府的總體規畫，仍然有很多令人擔憂的地方。她需要為創新和充滿活力的民營企業找到更多空間，而民營企業一直是美國繁榮的核心。

(解讀者丁學文現為上海金庫資本管理合夥人兼總經理)

資料來源:經濟學人、遠見華人菁英論壇

根據蘋果日報報導，財政部推出的股利課稅新方式僅26%單一稅率，被外界批評圖利富人，立法院財委會要求財政部試算，將二擇一的單一分離課稅改為3級稅率，分別為26% 、30%、36%，若由單一稅率改為3級稅率，稅損將由69億元縮減至45億元，對於高股利所得的富豪如郭台銘、張忠謀等企業大老闆而言，如果走累進制，最高稅率將增加1成，勢必得繳更多股利所得稅。根據財政部今天回覆的試算結果，股利1000萬元以下的稅率26%，超過1000萬元至1億元的稅率為30%，1億元以上稅率36%，若廢除兩稅合一部分設算扣抵制度，稅損577億元，不得再減除的可扣抵稅額532億元，淨稅損為45億元。

這樣的稅改調整方案持續遭到學者與立委批評。

根據中國時報報導，日前國民黨團提出股利所得稅改版本，三級稅率比照財委會提案，即26％、30％及36％等三階段稅率，將股利所得分為500萬以下、500萬以上至1000萬、1000萬以上等三個級距。財政部昨日提出的試算版本，高股利族群股利所得1億以上才試用36％的稅率，比國民黨版本寬鬆一些。

立委曾銘宗指出，依政院版單一稅率方案估算，大老闆如郭台銘、林百里等可少繳很多稅負，如郭台銘節稅金額粗估可逾10億。

但若依國民黨版本股利所得分三級累進計算，郭台銘應繳稅額將比原政院單一稅率版多3成。曾銘宗強調，財政部試算版本將最高級距定在1億，其實意義不大，因為就資料顯示，國內股利所得超過500萬元的大戶僅約8000人左右。

不過，對於財政部這項分級試算方案出爐，稅制專家私下直言，財政部根本敷衍了事，金額不知怎麼來，且忽略部分民眾股利所得雖高，但薪資所得可能很低，甚至為零，建議基於稅負公平性，股利所得級距應與綜所稅率綁在一起。

政大財稅系副教授陳國樑建議，台灣可以比照美國制度，針對股利所得設計分離課稅機制，稅率採不同級距，至於所得分級可套用綜所稅計算，而非採用絕對金額，如比照中華財政學會提出的第2案，綜所稅5％至12％，適用股利所得稅制的第一段稅率，綜所稅20％至30％，則適用第二段稅率等。

參考來源:蘋果日報、中國時報

行政院發言人徐國勇昨轉述表示，賴揆與執政黨立委達成共識，股利所得課稅將採取財政部提出的乙案的二擇一制度，可選擇26％分離課稅，也可選擇將股利所得併入綜所稅，抵減8.5％稅額，最高上限每戶扣抵8萬元。

至於朝野立委高度期待綜所稅扣除額再調升薪資及個人標準扣除額的基準，最後「原封不動」，薪扣依財政部規劃，由目前的12.8萬元調升至18萬元，標扣由9萬元調升至11萬元，賴揆尊重立委最後審議結果。

徐國勇強調，稅改方案牽一髮動全身，若單獨就綜所稅提出修正，容易「掛一漏萬」，無法達到稅改整體配套改革目的，因此最終便當會達成共識，行政院將依照財政部提出的版本送交院會通過，再交由立法院最終審議。

據悉，保留盈餘稅部分，有綠委在會中主張稅率由10％降為5％，應「有條件」降稅，設定降稅投資門檻，但副院長施俊吉表示，企業營所稅已從17％升至20％，剝了一層皮，再設限就說不過去了。最後維持原案，保留盈餘稅減半徵收5％不設門檻，大中小企業一體適。至未來能否設定投資門檻，自5％降至零，施俊吉已指示財經部會另案研究。

這次稅改方案將內外資差距縮小為3～4％，會中有綠委提議再縮小，但官員說，若再提升外資稅率恐衝擊資本市場，最終仍維持林內閣規劃的稅改版本。

此外，也有綠委主張稅改案應廣納教育、體育及文化扣除額，惟最終賴揆並未點頭。

賴清德昨指示，財政部應秉持「有濟無劫、合理分配、全民受惠」12字箴言，為稅改定調，務必向全民清楚論述稅改方案。

府方認為乙案營所稅增3%將使全民受惠

根據台灣醒報報導，「稅制優化法案若照乙案通過，營所稅從17％調高到20％，將從企業多增654億元稅收，但將有500多萬戶受惠599億元。」徐國勇強調，「我們是把企業增加的稅收分配給全民」，讓財富合理分配、內外資差距縮短。他也說，過程中有立委也提出希望增加教育、體育及文化等扣除額，但稅改是一套整體配套的法案，若抽出單向處理恐怕掛一漏萬，因此大家決定支持財政部稅改乙案。

「這次稅改是施民眾小惠，給富人大惠。」曾銘宗則質疑，財政部的稅改對一般民眾減稅比率為20.46%，而富人減稅比例為10.12%，看似劫富濟民，但一般民眾的減稅金額僅約1.1萬元，富人減稅卻高達378萬元。國民黨團也提出3大建議，包括中小企業公司營所稅適用17%、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由2.5萬元提高為5萬元，及學貸特別扣除額，自畢業開始就業後5年內，每年扣除2.5 萬元。

參考來源:工商時報、台灣醒報

根據工商時報報導，針對未分配盈餘課稅問題，財政部官員指出，若要訂出條件，使符合條件的企業可享未分配盈餘免稅或更低稅率，就不應在所得稅法上訂定，而是要參照經濟部是否有需求，評估目的及可行性後，另外再訂出相關抵稅政策較為妥當。

財政部預告所得稅法修正草案，包括調高營所稅率從17％到20％、修訂股利所得課稅方式（分為甲、乙兩案）、未分配盈餘稅從10％降到5％、調降綜所稅最高稅率至40％、調高薪扣、標扣及身障等扣除額，幾乎納稅義務人都受惠。

而企業界在此次稅改中，較多反應是未分配盈餘稅的部分，包括工商協進會、中小企業總會與工業總會等，皆反對未分配盈餘稅存在或建議有條件降稅。

但官員指出，當初訂定稅改相關措施時，已考慮到鼓勵企業投資因素，才將10％降到5％，且國際趨勢皆有未分配盈餘稅，包括美國稅率20％、韓國10％及日本10％至20％等，且所得稅法為所有企業皆適用的稅目，必須考量所有企業，而非圖利「特定」產業。

官員認為，若未來企業有特殊需求，可參照產業主管機關經濟部是否有鼓勵投資相關政策，在評估過後，再訂定規定給予優惠。政院人士說，保留盈餘不應全面免稅，否則形同圖利大股東，對參與投資散戶小股東不利。至於企業若拿去投資能否有條件抵稅，應另訂辦法或在產創條例處理，否則會把稅改複雜化，政院已指示財經兩部另案研究。

針對有人認乙案分離課稅稅率26％太低，是圖利富人，知情高層說，這次稅改提高營所稅、取消兩稅合一設算扣抵，收回近千億元，股利改革也打擊假外資，稅改應整體來看，不應單點切入評斷。

至股利所得多數人挺乙案，有人認為可再調高可抵減稅額抵減比率。財政部官員表示，104年度平均扣抵比率為8.4％，與此次稅改差不多，且要考慮財政上能否負擔得起稅損，不管是要增加扣除額或扣抵比率，都必須考量是否有其他財源收入。

面對工商團體要求取消未分配盈餘稅的聲浪，財政部稅改委外研究計畫主持人、政大財政系副教授陳國樑則主張，現階段未分配盈餘仍有課稅的必要。

根據經濟日報報導，憂心財政部無法堅持未分配盈餘加徵營所稅底線，陳國樑與政大名譽教授陳聽安都強調，不論就效率或是公平層面，未分配盈餘稅都有存在的必要。

從效率面來看，陳國樑表示，企業的所有與經營兩權分離，股東與經理人是委託與代理的關係，企業盈餘如保留在公司，容易衍生道德危機及逆選擇問題。

陳國樑說，企業盈餘本應由股東決定錢要用於何處，但實際上卻會發生保留盈餘被掏空，或者是企業投資不是從股東利益出發等「逆選擇」狀況。

陳國樑說，未分配盈餘加徵營所稅規定，可以降低公司盈餘保留的誘因，導正股利所得課稅所造成的資源配置錯誤。

從公平面來看，陳國樑指出，公司保留的盈餘反映在公司的股價，在證券交易所得免稅下，未分配盈餘加徵營所稅，有證券交易所得稅「替代稅」的效果。

其次，對於轉投資收益不課稅等租稅優惠，未分配盈餘的加徵，有營所稅「補充稅」的效果。

此外，未分配盈餘加徵，可拉近綜所稅、營所稅兩稅差異，降低個人以公司為避稅管道的誘因。

陳國樑說，稅改方案已配合營所稅稅率調升3個百分點，而調降未分配盈餘稅稅率至5％，希望財政部務必維持未分配盈餘稅。

參考資料:工商時報、經濟日報

記者沈婉玉／台北報導

來源:聯合報(https://udn.com/news/story/10755/2232181)

財政部推動的稅改工程啟動！據了解，財政部委外研究報告規畫將個人綜合所得稅最高稅率降為百分之四十，調高營利事業所得稅為百分之二十；為縮小內外資股利所得的稅負差距，將取消現行兩稅（營所稅、綜所稅）合一制度，股利所得改採「分離課稅」或「部分計入（部分免稅）」的方案。

財政部委託學者研究的稅改方案今天提出期中報告，本周五（二十日）將召開審查會，預計春節後端出補強後的財政部建議方案。官員表示，預計四月中提出修法方向，待行政院核可後，四月底前將修法草案呈報行政院，五月底前送交立法院審議。

報告建議，營所稅率將從百分之十七調高至百分之二十，綜所稅最高稅率則從百分之四十五回歸百分之四十，以減少營所稅及綜所稅的差距，達到整體稅收不變的目標；此外，降低綜所稅最高稅率，甚至調高標準扣除額、薪資特別扣除額等，可讓高階人才等所有綜所稅納稅人都受惠，避免稅改獨厚股民。

內外資股利課稅議題方面，目前內資股利要併入個人綜所稅申報，最高稅率百分之四十五，外資則是分離課稅百分之二十，報告建議內資改採「分離課稅」或「部分計入（部分免稅）」兩方案。財政部高層表示，希望稅改能在總稅收不變下，達成內外資稅負衡平、縮短營所稅及綜所稅稅率差距的目標；取消兩稅合一設算扣抵制度，讓股利所得分離課稅，或改為半數或定額免稅，也符合國際潮流。

不過，股利所得課稅方式改變後，對於原本適用綜所稅低稅率的人，稅負可能加重，因此學者建議兩配套方案，一個是將股利所得納入綜所稅的廿七萬元利息免稅額，另一個則是訂出股利定額抵減額，避免這些中低所得者遭到「錯殺」。

據了解，股利若採分離課稅，可能比照房地合一稅，採二級或三級制累進課稅。另訂上限三萬或五萬元股利抵減額，或股利納入廿七萬利息免稅額，讓適用低稅率或免繳稅的民眾可不用繳稅，甚至退稅。

若股利採部分計入的方案，以半數計稅為例，就是股利只有一半要併入個人綜所稅申報，股利所得一億元的大股東，等於五千萬元股利所得可免稅，但也會搭配股利納入廿七萬利息免稅額等配套措施。

稅改啟動 擬取消兩稅合一

記者沈婉玉、林潔玲、邱金蘭／台北報導

來源:經濟日報(https://udn.com/news/story/10755/2232186)

財政部今年啟動所得稅稅改工程，委外期中報告今（16）日出爐。據了解，在參考各國股利課稅制度後，委外研究提出，取消現行兩稅合一制度，股利所得改採「分離課稅」或「部分計入（部分免稅）」兩方案，以縮短內外資的稅負差距，減輕股民負擔。

為符合賦稅公平原則，避免稅率低的散戶被錯殺，將配套提出股利抵減額或將股利納入27萬元利息免稅額。

另外，營所稅率將調高至20%，綜所稅最高稅率則回歸40%，以減少營所稅及綜所稅兩稅的差距，達到整體稅收不變的目標；降低綜所稅最高稅率，甚至調高標準扣除額、薪資特別扣除額等，可讓高階人才等所有綜所稅納稅人都受惠，避免稅改獨厚股民。

據了解，這次稅改主要有兩大重點方向，包括所得稅率結構調整，以及兩稅合一制度的檢討。行政院長林全日前表示，稅改目的在減少稅制對經濟行為的影響並提升經濟效率，也要兼顧公平。希望透過稅改解決綜所稅和營所稅稅率差距過大的問題，以及本國和外國人所得適用稅率不一致，不是要減稅。

財政部高層表示，希望稅改能在總稅收不變下，達成內外資稅負衡平、縮短營所稅及綜所稅稅率差距的目標；取消兩稅合一設算扣抵制度，讓股利所得分離課稅，或改為半數或定額免稅，也符合國際潮流。

財政部本周五將召開稅改期中報告審查會，針對稅改方案細節及呈現方式等提供建議，預計農曆年後正式端出補強後的財政部建議方案，舉辦座談會，徵詢產官學各界的意見。

外資沒有可扣抵稅額，因此稅改若取消兩稅合一，對外資沒影響，但會讓內資股利負擔加重，因此股利所得改採分離課稅或部分免稅，讓內資股民負擔減輕。股民同時是贏家也輸家，公平合理，但可解決內外資稅率差距過大的問題。

據了解，股利若採分離課稅，可能採二級或三級制累進課稅，再合併申報、結算完稅。稅率可能是10%、20%、30%；或20%、30%。另外訂定上限3萬元或5萬元股利抵減額，或股利納入27萬元利息免稅額，讓低稅率或免繳稅的散戶，可以免課稅，甚至可退稅。

學者：難度最高稅改方案

記者沈婉玉／台北報導

來源:聯合報(https://udn.com/news/story/10755/2231893)

外界矚目的稅改方案期中報告出爐，宣告稅改列車啟動。財稅學者表示，現行稅制面臨股利負擔過重、內外資及營所稅綜所稅稅率差距過大的問題，稅改要解決上述難題，又要符合稅收不減及維護租稅公平，難度很高。

一位財稅學者表示，一個稅改要達成多項目標，必須使用多種工具，每個工具之間又會互相影響，加上有很多原則及條件的現制，可說是「史上最高難度稅改」。

另一位學者指出，依據中研院研究，我國自八十七年開始實施兩稅合一制度以來，降低資本所得稅，結果並未提高投資意願，反倒對薪資所得者不公平，帶來所得分配更惡化的壞處。

學者說，資本報酬不宜過重，否則不利投資，但若要真的提高投資意願，必須讓減稅的利益讓企業決策者而非投資者享有。企業決策者可能因為低稅率而決定增加投資，但是賺股利的大股東享有減稅好處後，很可能去買豪宅、名車，不一定會增加持股。

我國因為綜所稅最高稅率百分之四十五太高，而營所稅稅率百分之十七太低，導致富人常常利用成立公司來避稅，造成帝寶豪宅多為法人持有，登記在公司名下的進口超跑、豪華名車滿街跑，就是稅制影響了經濟行為。

還有學者提醒，稅改不能忽略有能力者多繳一些是最基本的租稅公平，高所得者繳得多、低所得者繳得少，在進行股利所得稅改時，不能只讓大股東享受減稅利益，而錯殺小散戶。

另外，台灣的租稅負擔率偏低，累積債務持續創新高，並沒有減稅的空間，但目前綜所稅七成都由受薪階級負擔，許多資本利得都分離課稅，在幫股民減稅時，一定要考慮薪資所得者的負擔，以免稅改受到公平性的質疑。

王姿琳／台北報導

來源:工商時報(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104000080-260202)

行政院長林全日前接受媒體專訪時透露，今年稅改將調升營所稅，企業大老一致認為將打壓我國競爭力。對此，財政部出面緩頰，認為林全只是拋出議題供大眾討論，強調所得稅制需要全面的結構性調整，現在談調升與否，還「言之過早」，目前已委外研究，本月中旬將有初步方案，屆時會再邀請產官學界討論。

面對全球吹起調降公司稅風潮，財政部指出，我國營所稅率17％，只比香港16.5％略高，與新加坡持平，但比起日本、南韓與中國大陸，低了3～8個百分點，在亞洲鄰近國家中偏低，「未必沒有調整的空間」。

不過，官員也說，所得稅改革必須全面的結構性調整，並非只調升營所稅，沒有搭配調整的方案；況且，林全只是希望縮短兩稅邊際稅率差距，並未提及要大幅度改革，如果「稅收夠，也許不用調高（營所稅）。」

此外，若在所得稅總稅收不變的前提下調升營所稅，綜所稅率勢必調降，外界質疑是打臉財政健全方案。財政部則回應，每個稅改都須視時間點與經濟發展需求而定，當時在「仇富」氛圍下課徵富人稅，卻不利目前的留才攬才，確實有檢討的必要。

財政部強調，為了提供具有競爭力環境，並考量經濟效率下，目前已經委外研究所得稅改方案，請專家學者試算，並初擬幾個可行方案，期中報告本月中就會出爐，屆時會再邀請產官學界共同討論，現在談調升與否仍「言之過早」，且認為林全只是拋出議題，提供討論方向。

但KPMG安侯建業專業組織策略長張芷指出，若以綜所稅45％、營所稅調升成25％計算，國人直接投資公司的股利所得部分，內外資稅負差距由16.08％縮至11.88％，個人綜所稅負則減少5.8個百分點，政府總稅收也增加2.12個百分點來到51.88％。但企業接連面對《勞基法》與營所稅調升負擔，勢將會面臨更嚴峻的經營壓力。

稅改推拖拉 不公又傷經濟

林騰鷂／東海大學法律系退休教授（台中市）

來源:聯合報(http://udn.com/news/story/7339/2208448)

行政院長林全受訪表示，今年登場的稅制改革將適度增加營利事業所得稅收、減少個人綜合所得稅收；至於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是否提高，則要尊重大家意見。這種上任至今已七個月，但對攸關政府財稅、經濟發展與人民生計的稅制改革，仍無定見與良好方向的說法，可能無法獲得社會大眾的認同！

林全又表示，財政部才要於十六日聽取委託學者研究稅改方案之期中報告，而財政部長許虞哲也表示，明年四、五月才會推出的中長期稅制改革方案。這種推拖拉式的稅制改革，恐會對台灣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產生極大的傷害！因為，明年四、五月才推出稅制改革方案，經行政院會通過後，送至立法院，已是立法院常會結束之時，若至九月下旬立法院常會，朝野協商無期，則稅制改革將在此漫長的立法過程中，失去其立竿見影的功能！

其實，中研院曾於二○一四年提出「賦稅改革建議書」，指出我國明顯存在著嚴重之財政問題：一、租稅負擔率（十二點八％）為全球最低，不利財政穩定及國家長期發展；二、薪資所得者稅負比重偏高，而企業及資本所得稅負比重偏低，還有許多未稅所得，均造成不公現象；三、財政赤字日益嚴重，未來不但沒有任何改善之跡象，並且將愈形惡化。

這些問題，在第三次政黨輪替後，更趨嚴重。財政部綜合規劃司去年十月四日之更新報告就指出，至二○一六年三月底，所得稅減免項目就有一一一項，推估二○一七年所得稅重大稅式支出項目在個人綜所稅部分，金額最大項為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減少稅收約三三六億元；而在營所稅部分，金額最大前三項為：一、符合規定之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五年免徵營所稅，減少稅收約三○八億元；二、公司投資於創新研究發展支出金額投資抵減，減少稅收約二二六億元；三、國際金融業務分行之所得免徵營所稅，減少稅收約一百億元。

廿七萬元儲蓄投資所得特別扣除額，使政府減少了三三六億元稅收，但對年輕勞工卻產生很大的傷害。因為以當前的低利環境，利息所得要達到廿七萬元，約要近三千萬元，但有這麼多存款的人還可扣抵免稅，則對辛勤勞動所得還要扣繳稅款者，實在是不公義！

又依立法院預算中心去年九月之「一○六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整體評估報告」，科技經費已由一百年度的九○七億元暴增至一○六年度的一三三三億元，但技術貿易逆差則由九十一年之三六八億元暴增至一○二年的一二一一億元，顯示政府鼓勵公司投資於創新研究發展之稅收減免，並無實質效能，值得檢討！

稅制改革，不宜再推拖，應立即採行中研院二○一四年「賦稅改革建議書」，以挽救台灣即將面臨的財經危機！

所得稅改革四大攻略…

文/黃士洲(台北商業大學財政稅務系主任)

來源:聯合報(http://udn.com/news/story/7243/2208452)

林全院長接受專訪談今年稅改藍圖，擬調高營所稅率，降低綜所稅率，弭平內外資稅負差距，並檢討高階白領人才的所得稅負擔。按綜所稅最高稅率是45%、營所稅率17%，兩稅稅率差距頗大，即便加上股利匯出扣繳稅20%，內外資稅率差距高達16個百分點以上。林全院長表示，這造成很多本國投資人變成外國人等問題，「我們會面對所得稅長期來造成的問題，面對問題就是另外開一個戰場」，執政團隊如此勇敢面對並改革的魄力，實令人感佩再三。

內資轉換成外資，早已隱身在我們周遭生活。跟連鎖麵包店買條麵包，統一發票上載的營業人竟然是來自南太平洋小島的「薩摩亞商」！究竟多少境內的營利事業、股市大戶，透過層層迂迴轉投資，化身為「外資」回台享受稅負利益？相信財稅主管機關業已了然於胸，但所得稅制再不改，不啻告訴所有想創業的國民，先找代辦商設好境外公司與OBU帳戶之後，再辦國內工商登記，即可合法減輕三成稅負！

作為稅改大方向，提高營所稅、降低綜所稅率，固然是對症下藥的正確選擇，惟為周全計，筆者仍建議宜再考量以下幾點：

首先，此次稅改的口號與論據，還需更明確、更為有力。相較87年改採兩稅合一制時，以「消除重複課稅，提振投資」作為訴求，贏得各方認同。現重新檢討兩稅合一制，誠乃所得稅制大轉彎，單憑「均衡內外資稅負」，容稱不上強而有力。試若重回兩稅分離制，搭配股利／資本利得分離課稅，設定營所稅25%，股利所得扣繳稅率20%，並取消加徵補充保費，股利所得負擔稅負最高即不超過40%，「淨所得納稅上限最高40趴」即可定調為國家對人民、外資承諾的長期稅負約定，或可提高改革號召力。

其次，資本利得稅制要完整，不能忽視證券交易所得這一塊，證交所得免稅，代之以證券交易稅，乃我國稅制特色，然藉由除權息前賣出，應稅股利所得隨即轉換為免稅證交所得，也形成我國資本稅制明顯漏洞。固然，證所稅復徵絕不能冒進，但未上市櫃有價證券先前透過最低稅負制及證所稅復課至104年底，此間執行過程並無太大問題，現若研議復徵未上市櫃證所稅，也可創造未來稅改的政策迴旋空間。

再者，提高營所稅率，也不宜忽視大企業與中小企業間稅負的平衡。據稽徵機關統計104年營所稅結算申報資料，經由會計師簽證申報的案件（公司資本額超過3,000萬元），占總申報件數不到10%，貢獻稅額超過八成，但營業額不滿3,000萬元、適用擴大書審簡易稅制的中小企業，竟占申報件數61%，卻僅貢獻稅額5%左右。多數中小企業獲利能力難與大企業相較，但吾人相信此間也可能潛藏著不少隱形冠軍，藉此簡易稅制來隱匿財務狀況並低報實質獲利。提高營所稅負的同時，若不同時檢討甚至廢除擴大書審稅制，對於奉公守法、委任會計師查核簽證的大企業來說，不啻構成納稅懲罰。

最後，檢討高階、外國白領人才的薪資稅負，不宜透過「租稅優惠」手段，而應全盤檢討薪資所得稅制。獨厚特定高薪族群給予稅捐特權，是歧視其他同樣勞心勞力的中產與勞動階層。現在各行各業的工作者無不需要長久培育的專長與證照，薪資所得者實際上已與技藝自力營生的執行業務者難分軒輊，故薪資所得如可參照執行業務者的課稅方式，選擇列舉或設算減除成本費用，亦可收稅負合理減輕的政策效果。

地價稅大漲惹民怨，也引發多位立委關切，財政部長許虞哲昨天表示，若稅基調整、稅率也會調整，未來三年內將配合內政部所提出的檢討方案，隨時「滾動調整」，調降地價稅及土增稅的稅率。

許虞哲說，做為土增稅稅基的公告現值已占市價的九成，未來將優先朝調降土增稅的稅率方向檢討。

公告地價則僅為市價的二成，但累進稅率較重、實施的國家比較少，也會在三年內檢討調降稅率，但「不見得就是要改成單一稅率」。

今年地方政府調高公告地價，平均調幅逾三成，讓十一月收到地價稅單的民眾很「有感」，怨氣高升。桃園市有意今年地價稅打六折，立委陳賴素美高聲批評財政部為什麼不同意，許虞哲解釋，財政部沒有同意的權限。

立委江永昌表示，公告地價提高，讓大地主多繳一點，達成地方的財政健全及公平正義是必要的。但依據土地法，因地方發生災難或調劑社會經濟狀況，得由財政部會同中央地政機關呈經行政院核准，於災難或調劑期中，免稅或減稅，所以行政院也有權去調整。

許虞哲說，當年是因為公告地價調整了三、四倍之多，今年只漲三成，沒那麼嚴重。

美國西岸三州選民將在伴隨此次大選同步舉行的公投中，悄悄延長一項龐大的經濟實驗，試探州政府對富人增稅，以扶持窮人的政策極限。

華盛頓郵報報導，加州、華盛頓州與俄勒岡州經濟火熱，公投議題與保守派主張、減稅才能刺激經濟成長的論點完全相反。主張對富人加稅的陣營已經開始規畫，將其論點推廣到全美其他地區。

新的「西岸模式」關鍵是，對富人加稅，擴大州政府開支，同時以廣泛的具體措施協助貧窮勞工，以追求更平均分享的成長。加州選民將決定是否對富人開徵所得稅附加額，以挹注教育。華盛頓州可能將全州的法定最低時薪提高到每小時13.25美元（約台幣420元），同時讓勞工享有支薪病假。俄勒岡選民則將決定是否對大企業加稅，以提高州政府預算。

美國目前聯邦最低時薪僅7.25美元（約台幣230元）。

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華倫表示：「西岸不只有如實驗室，也孕育進步思想。經濟蓬勃時，你很難反駁它。」

俄勒岡與加州2015年的經濟成長幅度高於全美任何一州，華盛頓州也不差。創新與超級明星城市驅動成長，其中包括科技樞紐西雅圖、波特蘭、舊金山灣區，以及娛樂之都洛杉磯，這些城市對有才華的年輕勞工具有莫大吸引力。

然而成長始終無法迅速擴大至大都市以外的地區。議會不斷設法平衡預算，削減對高等教育的補助，同時以適當的程度補助學校。對成長比較緩慢的廣大鄉間地區，以及住在高消費城市中心的窮人來說，這是艱鉅的挑戰。

波特蘭路易斯克拉克大學經濟學榮譽教授哈特朗茲柏格表示：「多年來，我們一直在全國實驗為企業與富人減稅，有理論認為，這將有助於創造更多利潤與投資，進而全民均霑。然而並未出現這種結果。」

美國西岸正嘗試透過更多的規定與加稅刺激成長。這種理念已經成為主流，而且擴散中。哈特朗茲柏格說，確保成長的關鍵包括穩定的州政府預算、適度補助教育與社會服務，以吸引有價值的勞工。

行政院主計總處日前發布去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這份調查讓大家最關心的莫過於所得分配，結果揭曉，去年我們前20％高所得家庭的所得是後20％家庭的6.06倍，這個數字非但與前年相差無幾，甚至過去十多年來也幾乎沒什麼變化。

依主計總處的調查，自2001年以來我國所得分配一直相當平穩，毫無惡化跡象，但這是事實嗎？顯然不是。自金融海嘯過後，全球陸續出現所得集中，貧富差距擴大的現象，這由2011年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蔓延二十座城市即可明白。我國的情況亦然，這些年薪資階層收入停滯，青年失業居高不下，但豪宅卻如雨後春筍十年成長十倍，自美、歐進口的房車更在台中港大排長龍，說台灣所得分配沒有惡化，其誰能信？

然而，我們的家庭收支調查卻告訴我們，十多年來我國所得差距非但沒有擴大，反而還有些微下滑。我們相信，以主計總處辦理此項調查數十年的經驗，抽樣推估不致有問題，問題應該是出在「五等分位」這個分法過於粗略，以致於無法反映所得差距的變化。

所謂五等分位所得分配，是把國內所有家庭依其所得高低排序，分為五等分，然後觀察每一等分所分配到的所得比例，藉此可以了解所得差距。以去年而言，五等分位由低而高的分配比依序是6.6％、12.2％、17.3％、23.6％、40.2％，令人意外的是，最高所得組的分配比竟然還低於2001年的41.1％，尤有甚者，十五年來此一數據幾近鈍化，根本沒有出現所得集中的趨勢。

何以昔日五等分位能反映實況，近年卻趨於鈍化？概而言之，隨著全球資本經濟的發展，贏者圈愈來愈小，五等分位這個過大的組距已難以掌握日趨縮小的贏者圈，如此豈有不鈍化之理？以我國而言，去年五等分位的每一分位有167萬戶，而最高所得組的167萬戶裡屬於金字塔頂端的家庭不過十萬戶，其餘絕大多數是所得停滯的中產階級，稱不上是有錢人，如此逾百萬中產家庭與贏者圈裡的十萬家庭組合而成的前20％高所得組，自然難以反映所得日趨集中的現象。

對於政府每年耗費人力、財力所辦理的調查出現此一鈍化的現象，相關部門必須加以正視，並進行改革，以使這項調查統計更能反映所得分配的實況，對此我們有以下的三點建議：

第一、精進統計方法以取得前5％所得分配比：依五等分位，前20％家庭近十年所得分配比都在40.2％上下，變化不大，但同一期間依所得稅檔，前10％家庭所得分配比卻由35.7％升至38.8％，而前5％金字塔頂端的家庭更由24.5％提升至27.7％。由此可知，五等分位看不出來的集中趨勢，細分到十等分位、二十等分位即可一目瞭然。

當然，所得稅檔裡的所得總額，與家庭收支裡的可支配所得，兩者內涵有些差異，因此如何援引稅檔資料及調查資料加以調整，以獲得前5％、甚至1％的所得分配比，應是日後改革的重點。

第二、讓所得分配調查延伸至財富分配統計：我國目前只有所得分配統計，尚無財富分配統計，長期以來，多數人把財富分配與所得分配混為一談，事實上，兩者有些出入。所得分配裡的所得，指的是家庭一年獲得的收入，而財富分配裡的財富，則是指某一時點家庭所持有的存款、股票、債券、房地產等資產總值，雖然兩者都是錢，但前者是流量，後者是存量，所代表的意義並不相同。

我國長期缺乏財富分配的統計，所幸目前政府擁有許多大數據資料庫，若能參考家庭收支調查的樣本，去聯結財稅、金融等大數據資料庫，即可推估出家庭部門財富分配的情況，惟如何整合相關部會的資料庫以進行運算推計，仍有不小的挑戰。

第三、行政院設專案小組全力協調；行政院去年兩度運用稅檔、公保、勞保及勞退等大數據運算，揭開了近年企業加薪及大學畢業生起薪的真相，釐清了長久以來外界的誤解。政府能於短短數月完成如此複雜的統計工作，全賴閣揆毛治國的支持，加以副閣揆張善政直接領導「大數據小組」，有效的跨部會協調，才讓這項工作迅速完成。如今所得分配、財富分配若要運用大數據估算，自不可能單靠主計總處孤軍奮戰，有必要提高層級，在行政院設專案小組，由副閣揆或指定政委直接負責，進行跨部會協商，如此所得、財富分配統計的改革才有成功的可能。

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時刻，此刻我們的內閣有三位主計長，除了現任主計長朱澤民，政務委員許璋瑤及閣揆林全也都曾出任主計長，他們三人對於所得分配、財富分配統計的重要性知之甚詳，此刻改革可謂如魚得水，政府統計層次也將更上層樓，不掌握這個歷史機遇，豈不可惜。試想，一個連所得分配、財富分配都無法準確掌握的政府，如何掌握民心？又如何讓台灣經濟社會行穩致遠？願三位主計長深思之。

談到分配不公、不義，其正面訴求就是公平（equality）、正義（justice），存在兩個基本概念：一為發展機會的均等，追求起跑點或立足點的公平，亦即在自由競爭市場上，人人應有同等參與競爭並取得成果的機會。一為分配結果的公平，藉由競爭市場機能的有效運作，機會均等精神的發揮，其結果就能合乎分配正義。曾任美國尼克森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奧肯（A. M. Okun） 指出，機會均等為分配結果公平的基石。

自由主義經濟學者一向重視市場機制與資源配置效率，輕忽所得及財富分配的公平性。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盧卡斯（R. Lucas）認為，分配不均問題不是經濟學研究的重點。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 （F. A. Hayek ）指出，具機會均等且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實為符合資源配置效率及社會公平的制度；任由政府出面強行干預市場機能，反會造成社會不公，而允許分配結果差異為社會進步動力。亦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傅利曼（M. Friedman ），同樣反對「分配結果均等論」。

然在疊代傳承的動態社會中，縱使「最初狀態」合乎機會均等，市場機制也無失靈，仍會因這一代分配結果不公而影響下一代機會均等，尤其是財富的累積；何況，在現實社會中，發展機會不均、市場機能失靈、分配結果不公成為普遍存在現象。面對此種困局，需要政府公平、有效率介入，成為「必要之惡」；而在民主社會中，人民應監督政府做得更好。

由於機會不均必然帶來分配不公，故在機會均等方面，政府應保障人民生存權；公平合理的課徵遺產稅、富人稅，縮小貧富差距，讓每一個人平等的站在起跑點上；均等提供人民受教育、工作及創業的機會。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托賓（J. Tobin）更從消費面及生存權，提出商品平等主義（commodity egalitarianism）的概念，包括食物、基礎教育、住宅、醫療、養老等方面，人人能公平合理消費，尤其是對弱勢者的照顧。此與財政學大師馬斯格瑞夫（R. A. Musgrave）的殊價財（merit goods）觀念相通，成為矯正機會不均與分配不公的良藥。至於哲學家羅斯（J. Rawls）在《正義論》中，更是關懷弱勢，強調追求「最弱勢者的最大幸福」。

機會均等與分配公平本為人民訴求及政府職責所在，不可偏廢。然而現實生活中，政府在事前未能創造機會均等的環境，事後又無法有效改善分配結果；加上市場機能受政治與利益團體扭曲，政府管制、保護、獎勵、減稅措施普遍存在；並且縱容市場壟斷、外部不經濟、資訊不對稱等市場失靈現象；更因貪污、競租、官商勾結等政府失靈現象橫行，以及財團、官僚、民代所形成的「鐵三角」關係，成為助長不公不義的幫凶。市場機能與政府效能雙雙失靈，以致財富向少數人集中，貧者卻無立錐之地。諾貝爾經濟學獎大師史迪格里茲（J. S. Stiglitz）一再大聲疾呼，當分配不均問題非常嚴重，金字塔頂端1％與其餘99％對立時，社會將分裂、對抗與不安，所付代價將無比昂貴。

在台灣，從出生到死亡之生命周期中，或是在世代間，已處處見到不公平對待。在機會不均上，例如富有家庭擁有大量遺產卻稅負極輕，受教育機會也因財富與所得高而過度享有；在分配不公上，例如稅制不能量能課稅，社會保障呈現不足與不公現象，年金制度在不同職業、世代間差別待遇，潛藏性債務更是禍延子孫；凡此種種，使得政府在追求公平正義上的角色盡失。未來政府實應加速推動財政、稅制、教育、土地、年金、福利等方面的改革，有為者豈可輕忽！

根據統計，101年實徵淨額證交稅為719億，較100年減少221億（減少23.5%）；102年證交稅更低到714億；而102年證所稅實際申報金額亦僅24億元，較之過去5年（96～100年）平均每年1048億元之水準，101至102年國庫合計減少近600億元收入，這是國民黨寧可打臉馬總統也要廢除證所稅的原因，但是我們必須坦率地指出，廢證所稅不足以振興股市。

台灣股市不振的結構性因素，在於長期持股者的資金正在持續外逃，根據中央銀行國際收支統計的國際證券投資部位，自98年第一季起已連續24季呈現淨流出，其中101年第二季後之資金淨流出規模明顯擴大。就長期趨勢觀察，台灣股市逐漸走弱，不但不及大陸及亞洲四小龍其他國家與地區火紅，甚至已落入邊緣化地位。台股自1990年創下12682高點後，25年來僅少數幾次曇花一現破萬點，始終沒有更好的表現。甚者，2003年起台股新上市（IPO）案件急速減少，今年更形萎縮，前3季累計只有16家上市公司加入資本市場，籌資金額3408億元。

台股走弱、周邊國家地區相對走強，已迫使台資企業開始選擇在海外掛牌上市籌募資金。更堪憂的是，最近十幾年來台股成交量持續萎縮，周轉率下滑、本益比壓低之下，很多公司本益比已跌到10倍左右。8月底有一半上市公司股價低於淨值。證所稅在醞釀廢除時，資金並沒有回來，廢除後也只有一天行情。台股疲弱，台灣資本市場籌資功能日益衰頹。

業者及市場人士現在將矛頭指向目前台灣租稅負擔過高。2015年上路的富人稅，所得稅淨額超過1千萬的富人，所得稅率從40%提高到45%，加上2%的二代健保附加費，及兩稅合一抵扣減半的8.5%，稅率高達55.5%。比起新加坡和香港最高所得稅率只有20%和15%，差距難以斗量。而且新加坡、香港股息股利免稅，連中國股息股利也採分離課稅10%，而台灣是股息股利併入綜合所得稅。不少人認為，台灣的所得稅率形同回復到2008年前的遺產稅，造成「一頭牛要剝九層皮」，人財難以兩留，恐更會引發逃稅潮。

任何政策的推動，都不能一廂情願。如同當時推動證所稅，沒有考慮到市場的反應，中實戶、大戶的出走，造成成交量的大幅下滑。在全球化下，資金、人才都是無國界。一個國家的資本市場要好，必須獎勵長期投資者及創業者，這些人是市場興旺的主要動力。今日台灣卻是殺雞取卵，這樣的方向再不改變，造餅的人愈來愈少，分餅的人越來越多，胃口愈來愈大，台灣怎麼會進步？

我們社會也要認清政治的現實。目前政治紛擾，某種程度而言，自以為是的一廂情願，也會妨害台灣的發展。我們不能不管周遭環境變化，不懂國際情勢發展，把頭埋在沙子中不肯面對中國崛起的事實。一味地抗拒國際化，過度注重本土的利益，反服貿，反對自由經濟示範區，最後作繭自縛，造成國家越來越弱。

「公平正義」的租稅改革必須推動，但要講究方法，也要思考市場反應。股票市場做為一國經濟活動重要之資本籌措管道，政府對於股市管理之考量必須是全球資本市場競爭力的角度，而不只是能給政府抽到多少稅收、能不能維繫租稅公平正義這樣的角度。

長遠來看，復徵證所稅，課徵廣泛的資本利得稅都是必要的。但須將正確的賦稅觀念推廣到社會大眾，營造出社會公平與正義的環境來減少民眾對課稅的恐懼與排斥。且要提升政府效能，讓人民樂於納稅。讓課稅效果達到「租稅公平」、「輕稅減政」與「經濟發展」兼顧的目標。

這樣的願景是有一定的難度。我們寄望於新的政府、新的領導人。

國際結算銀行(BIS)一直以來匯總跨國銀行借貸和證券方面的相關數據，近幾年更是關註這些領域的研究。博里奧（Borio，2014）指出，跨境金融鏈接會導致國際金融體系放大金融失衡。在信貸繁榮時期，外部信貸的流入會引致經濟體擺脫國內信用，從而大大提高爆發金融危機的概率（Borio等人，2011）。與此同時，跨境美元貸款和美元債券增加，反映出美元對亞洲發展中國家的關鍵作用。美元的主導地位會致使美國的貨幣政策和杠桿周期傳遞到其他國家，因而影響到這些國家的金融環境（McCauley等人，2015）。

此外，跨境金融鏈接產生影響的渠道也在不斷演化。例如，在後金融危機時期，出現了融資渠道從國際銀行向全球債券市場的轉變，或稱全球流動性“第二階段”（Bruno and Shin，2015）。這種趨勢助推了許多亞洲國家國內銀行信貸的強勁擴張（Shin and Turner，2015）。另外，在追蹤企業風險時，監管者也應考慮離岸與在岸債券發行之間的轉移（Mizen等人，2012）。總體來說，來自新興市場的借款人和貸款人都在全球債券市場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將長期利率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Turner，2015）。

2014年10月23～24日，由新西蘭儲備銀行（RBNZ）和國際結算銀行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代表機構共同主辦，在惠靈頓召開了有關跨境金融鏈接的研討會。本捲收集了會議上發表的論文。此研討會充分顯示了國際結算銀行一直以來對這些問題研究的高度重視。

跨境金融鏈接模式

研討會的兩篇論文描述了亞太地區跨境金融鏈接的模式和驅動力。綜合來看，它們試圖回答這一系列問題：為什麽亞洲受全球金融危機對的影響相對小？該地區的國際銀行業自危機之後有何發展？這個地區的金融系統的抗震性是增強還是減弱了？

克庫魯（Curcuru）、托馬斯（Thomas）和沃諾克（Warnock）在探討跨國投資組合的論文中指出亞洲新興市場受全球金融危機沖擊相對不大，主要得益於該地區有限的外部聯系。作者結合幾個數據庫資料，把新興亞洲跨境金融鏈接的結構與先進經濟體做了對比。分析重點聚焦於非流動性調整。這個概念涵蓋了資產價格、匯率變動以及其他統計調整產生的影響。亞洲新興經濟體2006～2011年的非流動性調整損失發估計約為6000億美元，相對於GDP規模甚小。如此有限的損失反映出亞洲對外投資相對小的規模，及相對小的收益率。投資上存在的顯著本土偏好亦表明，評估一個國家的整體投資組合風險時，考慮來自國內投資組合的風險也十分重要。

埃勒斯（Ehlers）和伍德里奇（Wooldridge）在關於外國銀行貸款的渠道及其決定因素的論文中主要關註亞太地區的國際銀行業務。國際銀行業可以包括國際銀行分支機構在東道國本地開展的業務，以及在東道國以外進行的跨國界的業務。借款國銀行業的發展狀態和脆弱性將會影響國外貸款的形式：外國銀行傾向於給銀行系統脆弱或欠發達的經濟體進行本地放貸；而在銀行系統穩定或發達的經濟體，跨境貸款較為常見。

埃勒斯和伍德里奇還關註了亞太地區金融鏈接的另一個特點：銀行活動的區域化。如今，亞太經濟體的債權人基礎比過去更加多元化。特別是，他們變得愈發依賴區域性銀行提供的資金。這種趨勢可能會提升該地區應對區域外債權國帶來的不利沖擊。然而，另一種風險又可能加大：該地區的跨境資金主要以美元計價，而這些美元資金可能沒有完全對沖貨幣風險。

外匯市場和匯率風險

兩篇會議論文分析了外匯市場和匯率方面的問題。萊維奇（Levich）和潘（Packer）的研究表明，亞太地區外匯市場的發展較其它地區迅速。國際結算銀行2013年發布的外匯及衍生品市場發展三年期調查報告顯示，發達國家和亞洲新興經濟體的貨幣交易量（尤其是人民幣），都遠高於全球平均水平的快速增長。亞洲區外匯市場所有產品的成交額（如即期和衍生品交易，在岸和離岸市場，等）均迅猛擴張。

CLS銀行等多種同步支付（PVP）系統已經顯著增強了外匯市場交易的制度保障，盡管這些市場的監管和報告要求相對寬松。另外，最近幾年外匯交易中的羊群行為已經不那麽明顯。區域外匯市場在2013年“縮減恐慌”時期的相對穩健反映了這些發展趨勢。在這期間中，亞太地區的貨幣總體來說遭受的貶值壓力比其他地區小，盡管匯率波動也有所增加。跟 2008～2009年相比，市場價格跟利率平價沒有明顯偏差，買賣報價價差也無巨大波動。而且相較於早些時期，套利交易的撤離也相對井然。

萊維奇和帕克提出兩項政策建議，以進一步強化亞太地區外匯市場的安全性和應變能力。首先，更多國家應為本國貨幣採用CLS或其他PVP系統。其次，須完善並定期公佈外匯市場交易活動的擁擠度指標 (crowdedness metrics)，以提示金融市場的脆弱性。

蒙羅（Munro）根據自己的早前研究，在“匯率、預期收益和風險：我們能從亞太貨幣中學到什麽？”（Exchange rates, expected returns and risk: what can we learn from Asia-Pacific currencies?）一文中分析了亞太貨幣的風險和收益。此論文提出了更精細的方法檢驗非拋補利率平價（UIP）理論。依照標準方法估算的UIP偏差通常非常顯著，可能是因為未能充分考慮到某些風險。特別在考慮進債券溢價以後，估算的匯率對預期收益變動的反應就十分接近於理論的預測。

蒙羅的分析有助於深入探討蒙代爾三元悖論（Mundellian trilemma）。研究結果指出，當把預期和風險納入分析，評估控制資本、利率和匯率之間的權衡是非常困難的。該論文的實證結果也表明，政策制定者並不必定局限於“角點”解決方案：通過匯率管理，亞洲各國進行貿易時可以減小對利率的控制，從而降低匯率波動。

地區金融市場溢出效應

舒、何、王、董的論文側重於比較美國和中國金融市場在亞太地區產生的影響。關於美國金融市場對全球市場的溢出效應有非常多文獻，另外不少研究文章也分析了中國在實體經濟中的全球影響。該論文首次嘗試系統性研究中國金融市場對亞太地區金融市場的溢出效應，並與美國相應的效應做了對比。實證分析表明，中國的股市和匯市走勢在該地區已頗具影響力。在正常的市場條件下，中國股市在該地區的影響接近於美國股市，盡管美國市場在緊張時期仍舊占據主導地位。人民幣的走勢是區域貨幣的重要驅動力之一。相比之下，中國債券市場則對該地區其他金融市場沒有影響。

資本流動及其有效性之應對政策

在會議最後發表的論文里，布魯諾（Bruno）、沈（Shim）和申（Shin）評估了亞太地區12個經濟體管理資本流動及宏觀審慎措施的有效性。此項研究用一個涵蓋這些措施數據庫的數據進行面板回歸分析，並借助控制全局和局部因素隔離出這些政策的影響。

他們發現政策的效果好壞參半。針對銀行業和債券市場的措施，似乎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前減緩了這些項下的資本流動，但之後卻不能。同時，宏觀審慎措施對跨境貸款、銀行信貸和信貸總量影響也不太大。

該論文對資本控制文獻的一個主要貢獻在於，它關註了政策的溢出效應，即政策對非目標行業和市場產生的影響。實際上，有證據表明政策存在顯著的溢出效應：針對銀行業的措施與國際債券發行量的增加有關，而針對債券市場的措施與跨境銀行貸款的增加有關。這一發現對政策的重要警示是，在監管者在斟酌宏觀審慎措施時，需要一並考慮政策的溢出效應。

全球流動性

海倫·雷伊（Helene Rey）的主題演講闡釋了大規模資本流動如何影響貨幣政策的國際傳導。近年來，有幾個趨勢是有目共睹：大規模的全球信貸增長；協同性增強的資本流動；風險資產價格的全球性周期。雷伊的演講根據她與合作者完成的一系列研究來解釋這些現象。

雷伊建立一個理論模型來展示金融中介和杠桿作用在全球金融狀況傳遞中扮演的角色。與布魯諾和申（Bruno and Shin，2014）主要關註全球銀行的分析相比，雷伊的模型包括了銀行和資產管理者在內的多類金融中介機構。全球金融市場的風險資產價格被證明是依賴於一個全球性因素。這個全球性因素是實際波動性和隨時間變化的綜合風險偏好的一個函數。而這個總綜合風險偏好取決於各類投資者的風險偏好和他們的杠桿。

雷伊用實證評估了中心國家（美國）的貨幣政策對全球信貸條件和跨國銀行的風險偏好產生的影響。運用動態因子模型提取的一個全球性因素可以解釋相當大一部分全球風險資產收益的波動。基於大型貝葉斯VAR模型的更深層分析顯示，美國的貨幣政策是本國和其它國家信貸增長的重要驅動力之一，尤其影響了歐洲銀行的跨境信貸流動和杠桿。因此，即便是在匯率靈活的國家，美國的貨幣政策也可以影響它們的國內金融環境。

雷伊總結到，主要的中央銀行驅動了全球流動性周期；對於受周期影響的經濟體，其政策困境從“三難”變成為自由資本流動與獨立貨幣政策之間的“兩難”選擇。在這樣的情形下，宏觀審慎政策可以幫助增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