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紀忠文教基金會 http://2021.yucc.org.tw:8080/yucc These are the search results for the query, showing results 1 to 15. 朱敬一專欄：長照─要吃多少麵，就得煮多少麵條 http://2021.yucc.org.tw:8080/yucc/news/domestic/20150527-4 「長照法」三讀通過了，但是真正關係長照執行的「長照保險法」還沒審議。我的意見很簡單：先別急著審；先讓我們把「長期照護」的社會保險本質弄清楚。以下，我從幾個基本數字開始談；先說數字、再講觀念。 「長照法」三讀通過了，但是真正關係長照執行的「長照保險法」還沒審議。我的意見很簡單：先別急著審；先讓我們把「長期照護」的社會保險本質弄清楚。以下，我從幾個基本數字開始談；先說數字、再講觀念。

一、台灣的租稅負擔率（分子為總稅收，分母為GDP)是12.6%；美國、韓國接近19%，法國德國接近25%，北歐諸國接近40%。這些數字每年小有變 化，大家大略知道即可，不必拘泥。如果加上社會安全捐，台灣租稅負擔率改為18.5%，而德國法國約為40%上下，美國24%，北歐接近45%。

二、台灣的福利制度大概不及北歐，但是比美國要好。台灣與德國較難比較，健康與就業方面的保障各有利弊。但是大體而言，在加上長照之後，我們的福利涵蓋範圍大概在美國與北歐之間，可能比德國還好一些。

三、福利制度關照面越廣，人民所需要繳納的費用就越高。不論這費用是以租稅或保險費（如全民健保的6%保費）或捐（如香菸捐）的形式課扣，也不論這些費用是被保險人或僱主或政府負擔，無論如何就是某種形式的人民租稅負擔。

四、前論台灣的福利涵蓋大約比北歐差些，與歐洲大陸差不多。如果「吃幾碗麵就要煮幾把麵條」，那麼台灣含社福的租稅（費、捐等）負擔率就大概要接近35%才夠。就算台灣行政效率比番邦好，所需費用能省下一成，那也得要31.5%左右的租稅負擔率才夠支應。

五、台灣的GDP大約14.5兆一年，故租稅負擔率每增加1%，大概是要增加1450億台幣。如果目前加上全民健保的租稅負擔率18.5%，要增加 到31.5%，那要增加13%的稅或費，大約是一兆八千八百億。簡單地說，要養台灣的社會福利制度，就得有這樣的加稅準備，否則長期是入不敷出的。

六、要累積上兆元台幣的新增稅費收入，絕對要有一套論述，坦白地向人民說明、溝通、形塑社會氛圍，尋找適當的切入，分年逐步推動。如果人民認為這樣 的稅費太大，不願意承擔，那麼就得面對若干福利縮減的結果。政客千萬不要騙人，一下健保、一下年金、一下長照、一下募兵，還外加「輕稅簡政」。騙人的後果 就是遺禍子孫：我們這一代亂花錢，子孫輩還債。

七、國家的福利制度是一面網（network)，其對應的收入也是一面網。稅與稅之間、費與費之間，都有彼此相連的關係。因此，不應該有「為單一支 出目的找財源」這種片面的、局部的思考，更不該有「先通過某個福利再找財源」這樣的矇混邏輯。用A稅支應X福利支出、B稅支應Y福利支出，是錯誤的觀念。

以上，都是福利國家的基本觀念。要吃麵就得先買麵條，台灣人民要面對，台灣政客更要面對。

]]> No publisher weiyao 風傳媒 國內新聞 公共政策 產業轉型 公與義 富人稅 服務業轉型 醫療改革 產業與開發 國家財政 永續發展 2015-05-26T16:00:00Z 新聞 朱敬一專欄：只靠改善教育機會 解決不了貧富不均 http://2021.yucc.org.tw:8080/yucc/news/domestic/20141119-3 《廿一世紀資本論》作者法國皮凱提教授來訪，由我主持了一場論壇，參與的人包括張忠謀董事長等多人。在論壇中有若干人提到「教育」對消弭貧富不均的重要性，這當然沒有人反對；包括皮凱提與我本人都同意，教育對於中下階層向上攀爬、脫離貧困，是極度重要的。但是若要把這個論述簡化為「改善教育機會是解決當前貧富差距擴大的關鍵」，我就無法同意，而且認為這個說法太過忽略其他制度面的因素，也太輕鬆放過錯誤政府政策的責任。且讓我分段說明之。 《廿一世紀資本論》作者法國皮凱提教授來訪，由我主持了一場論壇，參與的人包括張忠謀董事長等多人。在論壇中有若干人提到「教育」對消弭貧富不均的重要性，這 當然沒有人反對；包括皮凱提與我本人都同意，教育對於中下階層向上攀爬、脫離貧困，是極度重要的。但是若要把這個論述簡化為「改善教育機會是解決當前貧富 差距擴大的關鍵」，我就無法同意，而且認為這個說法太過忽略其他制度面的因素，也太輕鬆放過錯誤政府政策的責任。且讓我分段說明之。

我認為，在大環境極度貧困的經濟發展初期（例如六十年前的台灣、中國大陸的內陸省份），或是在成長環境極度不利知識吸收的貧民窟、毒品泛濫 社區，許 多孩子們幾乎難有受教育的機會，那種教育機會的不平等絕對是不利於階級流動的。但是到了今天的台灣社會，幾乎任何人想念大學、想念研究所都可以念。雖然台 灣的教育頗多問題，也有「八分入學」的參差水準差異，但是若要說教育機會還是今日台灣貧富差距的重要原因，我就覺得觀察面太窄了。

其實每個人都有他特殊的生長環境，這些際遇與經驗當然也會影響他們的觀察。許多七十、八十幾歲的人早年在戰亂中成長，他們漂泊流離，沒有任何實體資 本之庇蔭，唯一幸運的機會就是讀書、求學，然後得以循經濟階梯向上攀爬；他們的經驗當然會得到「教育機會是社會流動最重要因素」的結論。但是這些個人經 驗，不適合作為一般性的論述，而當事人恐怕也對於不同世代年輕人的鬱卒，缺少深刻的體認。

就隨便拿幾個現實面的例子來看吧：華爾街那些金融肥貓，發財都靠壓榨訊息不對稱結構債購買者而來，金融海嘯發生後又靠黃金降落傘再撈一筆。一群肥豬 或肥貓富豪使1%高所得者佔所得份額越來越大，這跟「教育機會」有什麼關係？再看歐洲大陸的貴族、台灣社會的世家、美國那些智商不到一百也能進耶魯大學的 巨富，完全是皮凱提所描述的「財富世襲」的典型。這些家族代復一代佔盡好處，哪裡是一個鄉間孩子有機會念大學所能項背？就算教育機會均等如台灣，對於那 1%與0.1%高所得者所得份額的持續攀升，又哪裡有什麼改善？

簡言之，我認為教育機會改善是貧窮子女跨代移動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教育比較能提升低出生背景者的向上機會，但是對於高所得群的財富世襲結構，卻全無扭轉能力。已經是1%階級的人比較喜歡強調教育的重要，他們不喜歡談累進稅、遺產稅、財富稅，因為後者是會讓他們「痛」的改變，而前者是與人為善的、展現愛心的、「大家一起走向光明」的，或者我用白話文說，是「解決不了貧富差距擴大問題」的。

誰會反對「擴大教育機會均等」這麼闊然大公的建議呢？當然沒有人會反對。但是改善教育機會就夠了嗎？絕對不夠。單單改善教育，能夠改變台灣或世界各國所得日益往有錢人集中的趨勢嗎？絕對不能。還有什麼該做呢？還是得回到所得稅累進、遺產稅拉高、甚至資本稅開徴。這些都是皮凱提在書中「正港」的建議，政治人物迴避不了，大富豪更迴避不了。

而且，告訴讀者一個簡單的判斷準則：有錢人反對的政策，通常是抑制財富最有效的政策。當然，抑制財富未必是好事；但是好或不好，其評估是要看成長與公平之間的整體取捨，而不是看哪位富豪或政客贊成或反對。

]]> No publisher weiyao 風傳媒 居住正義 稅改 公共政策 富人稅 公與義 稅務正義 貧富差距 2014-11-18T16:00:00Z 新聞 朱敬一專欄：只靠改善教育機會 解決不了貧富不均 http://2021.yucc.org.tw:8080/yucc/news/column/6731656c4e005c086b04-53ea976065395584655980b26a5f6703-89e36c7a4e0d4e868ca75bcc4e0d5747 《廿一世紀資本論》作者法國皮凱提教授來訪，由我主持了一場論壇，參與的人包括張忠謀董事長等多人。在論壇中有若干人提到「教育」對消弭貧富不均的重要性，這當然沒有人反對；包括皮凱提與我本人都同意，教育對於中下階層向上攀爬、脫離貧困，是極度重要的。但是若要把這個論述簡化為「改善教育機會是解決當前貧富差距擴大的關鍵」，我就無法同意，而且認為這個說法太過忽略其他制度面的因素，也太輕鬆放過錯誤政府政策的責任。且讓我分段說明之。 我認為，在大環境極度貧困的經濟發展初期（例如六十年前的台灣、中國大陸的內陸省份），或是在成長環境極度不利知識吸收的貧民窟、毒品泛濫社區，許 多孩子們幾乎難有受教育的機會，那種教育機會的不平等絕對是不利於階級流動的。但是到了今天的台灣社會，幾乎任何人想念大學、想念研究所都可以念。雖然台 灣的教育頗多問題，也有「八分入學」的參差水準差異，但是若要說教育機會還是今日台灣貧富差距的重要原因，我就覺得觀察面太窄了。

其實每個人都有他特殊的生長環境，這些際遇與經驗當然也會影響他們的觀察。許多七十、八十幾歲的人早年在戰亂中成長，他們漂泊流離，沒有任何實體資 本之庇蔭，唯一幸運的機會就是讀書、求學，然後得以循經濟階梯向上攀爬；他們的經驗當然會得到「教育機會是社會流動最重要因素」的結論。但是這些個人經 驗，不適合作為一般性的論述，而當事人恐怕也對於不同世代年輕人的鬱卒，缺少深刻的體認。

就隨便拿幾個現實面的例子來看吧：華爾街那些金融肥貓，發財都靠壓榨訊息不對稱結構債購買者而來，金融海嘯發生後又靠黃金降落傘再撈一筆。一群肥豬 或肥貓富豪使1%高所得者佔所得份額越來越大，這跟「教育機會」有什麼關係？再看歐洲大陸的貴族、台灣社會的世家、美國那些智商不到一百也能進耶魯大學的 巨富，完全是皮凱提所描述的「財富世襲」的典型。這些家族代復一代佔盡好處，哪裡是一個鄉間孩子有機會念大學所能項背？就算教育機會均等如台灣，對於那 1%與0.1%高所得者所得份額的持續攀升，又哪裡有什麼改善？

簡言之，我認為教育機會改善是貧窮子女跨代移動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教育比較能提升低出生背景者的向上機會，但是對於高所得群的財富世襲結構，卻全無扭轉能力。已經是1%階級的人比較喜歡強調教育的重要，他們不喜歡談累進稅、遺產稅、財富稅，因為後者是會讓他們「痛」的改變，而前者是與人為善的、展現愛心的、「大家一起走向光明」的，或者我用白話文說，是「解決不了貧富差距擴大問題」的。

誰會反對「擴大教育機會均等」這麼闊然大公的建議呢？當然沒有人會反對。但是改善教育機會就夠了嗎？絕對不夠。單單改善教育，能夠改變台灣或世界各國所得日益往有錢人集中的趨勢嗎？絕對不能。還有什麼該做呢？還是得回到所得稅累進、遺產稅拉高、甚至資本稅開徴。這些都是皮凱提在書中「正港」的建議，政治人物迴避不了，大富豪更迴避不了。

而且，告訴讀者一個簡單的判斷準則：有錢人反對的政策，通常是抑制財富最有效的政策。當然，抑制財富未必是好事；但是好或不好，其評估是要看成長與公平之間的整體取捨，而不是看哪位富豪或政客贊成或反對。

]]> No publisher weiyao 風傳媒，朱敬一專欄 富人稅 公與義 貧富差距 全球化 公共政策 稅改 稅務正義 2014-11-18T16:00:00Z 文章 改革所得分配統計，此其時矣－致三位主計長 http://2021.yucc.org.tw:8080/yucc/news/domestic/20160901-1 行政院主計總處日前發布去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這份調查讓大家最關心的莫過於所得分配，結果揭曉，去年我們前20％高所得家庭的所得是後20％家庭的6.06倍，這個數字非但與前年相差無幾，甚至過去十多年來也幾乎沒什麼變化。 文/工商時報主筆室

行政院主計總處日前發布去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這份調查讓大家最關心的莫過於所得分配，結果揭曉，去年我們前20％高所得家庭的所得是後20％家庭的6.06倍，這個數字非但與前年相差無幾，甚至過去十多年來也幾乎沒什麼變化。

依主計總處的調查，自2001年以來我國所得分配一直相當平穩，毫無惡化跡象，但這是事實嗎？顯然不是。自金融海嘯過後，全球陸續出現所得集中，貧富差距擴大的現象，這由2011年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蔓延二十座城市即可明白。我國的情況亦然，這些年薪資階層收入停滯，青年失業居高不下，但豪宅卻如雨後春筍十年成長十倍，自美、歐進口的房車更在台中港大排長龍，說台灣所得分配沒有惡化，其誰能信？

然而，我們的家庭收支調查卻告訴我們，十多年來我國所得差距非但沒有擴大，反而還有些微下滑。我們相信，以主計總處辦理此項調查數十年的經驗，抽樣推估不致有問題，問題應該是出在「五等分位」這個分法過於粗略，以致於無法反映所得差距的變化。

所謂五等分位所得分配，是把國內所有家庭依其所得高低排序，分為五等分，然後觀察每一等分所分配到的所得比例，藉此可以了解所得差距。以去年而言，五等分位由低而高的分配比依序是6.6％、12.2％、17.3％、23.6％、40.2％，令人意外的是，最高所得組的分配比竟然還低於2001年的41.1％，尤有甚者，十五年來此一數據幾近鈍化，根本沒有出現所得集中的趨勢。

何以昔日五等分位能反映實況，近年卻趨於鈍化？概而言之，隨著全球資本經濟的發展，贏者圈愈來愈小，五等分位這個過大的組距已難以掌握日趨縮小的贏者圈，如此豈有不鈍化之理？以我國而言，去年五等分位的每一分位有167萬戶，而最高所得組的167萬戶裡屬於金字塔頂端的家庭不過十萬戶，其餘絕大多數是所得停滯的中產階級，稱不上是有錢人，如此逾百萬中產家庭與贏者圈裡的十萬家庭組合而成的前20％高所得組，自然難以反映所得日趨集中的現象。

對於政府每年耗費人力、財力所辦理的調查出現此一鈍化的現象，相關部門必須加以正視，並進行改革，以使這項調查統計更能反映所得分配的實況，對此我們有以下的三點建議：

第一、精進統計方法以取得前5％所得分配比：依五等分位，前20％家庭近十年所得分配比都在40.2％上下，變化不大，但同一期間依所得稅檔，前10％家庭所得分配比卻由35.7％升至38.8％，而前5％金字塔頂端的家庭更由24.5％提升至27.7％。由此可知，五等分位看不出來的集中趨勢，細分到十等分位、二十等分位即可一目瞭然。

當然，所得稅檔裡的所得總額，與家庭收支裡的可支配所得，兩者內涵有些差異，因此如何援引稅檔資料及調查資料加以調整，以獲得前5％、甚至1％的所得分配比，應是日後改革的重點。

第二、讓所得分配調查延伸至財富分配統計：我國目前只有所得分配統計，尚無財富分配統計，長期以來，多數人把財富分配與所得分配混為一談，事實上，兩者有些出入。所得分配裡的所得，指的是家庭一年獲得的收入，而財富分配裡的財富，則是指某一時點家庭所持有的存款、股票、債券、房地產等資產總值，雖然兩者都是錢，但前者是流量，後者是存量，所代表的意義並不相同。

我國長期缺乏財富分配的統計，所幸目前政府擁有許多大數據資料庫，若能參考家庭收支調查的樣本，去聯結財稅、金融等大數據資料庫，即可推估出家庭部門財富分配的情況，惟如何整合相關部會的資料庫以進行運算推計，仍有不小的挑戰。

第三、行政院設專案小組全力協調；行政院去年兩度運用稅檔、公保、勞保及勞退等大數據運算，揭開了近年企業加薪及大學畢業生起薪的真相，釐清了長久以來外界的誤解。政府能於短短數月完成如此複雜的統計工作，全賴閣揆毛治國的支持，加以副閣揆張善政直接領導「大數據小組」，有效的跨部會協調，才讓這項工作迅速完成。如今所得分配、財富分配若要運用大數據估算，自不可能單靠主計總處孤軍奮戰，有必要提高層級，在行政院設專案小組，由副閣揆或指定政委直接負責，進行跨部會協商，如此所得、財富分配統計的改革才有成功的可能。

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時刻，此刻我們的內閣有三位主計長，除了現任主計長朱澤民，政務委員許璋瑤及閣揆林全也都曾出任主計長，他們三人對於所得分配、財富分配統計的重要性知之甚詳，此刻改革可謂如魚得水，政府統計層次也將更上層樓，不掌握這個歷史機遇，豈不可惜。試想，一個連所得分配、財富分配都無法準確掌握的政府，如何掌握民心？又如何讓台灣經濟社會行穩致遠？願三位主計長深思之。

]]> No publisher admin 稅務正義 公共政策 富人稅 公與義 國內新聞 稅改 內政 國家財政 2016-08-31T16:00:00Z 新聞 改善台灣世代不公平五論（五）──家族公司治理之強化 http://2021.yucc.org.tw:8080/yucc/news/domestic/20150520-6 家族企業的另一項問題，就是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如果家族企業的股票沒有公開發行，那麼社會對於其公司治理的要求可以比較低；但是一旦家族企業是上市上櫃公司，那麼社會大眾就是利益攸關者，我們對其公司治理就應該有較為嚴格的要求。 家族企業的另一項問題，就是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如果家族企業的股票沒有公開發行，那麼社會對於其公司治理的要求可以比較低；但是一旦家族企業是上市上櫃公司，那麼社會大眾就是利益攸關者，我們對其公司治理就應該有較為嚴格的要求。

為什麼公司治理與動態社會公平有關呢？這需要做一些解說。所謂公司治理，就是指公司內部的監督、管理、檢查、獎懲制度是否上軌道之總稱。如果把公司視為一個國家，那麼公司治理就像是國家的民主制度與營運機制。但是家族企業就像是「帝制」；如果沒有特殊強化的治理規定，帝制是不可能運作出符合人民期待的結果的。以下，讓我以實例解釋大要。

熟 悉控股公司實務的人都知道，大公司往往有好幾層的架構，從最上層的控股母公司，到子公司、孫公司、曾孫公司等。這樣多層的公司架構，非常容易創造「決策 權」與「現金流量權」的歧異。例如，若公司有n層，每層都由上層擁有1/2的持股，則母公司對n層之後曾玄孫公司仍然有100%的決策控制權，但是其現金 流量則只剩下1/2的n次方，微不足道。一旦決策權與現金流量權有歧異，任何牟利者都會利用其100%的決策權，把好康的交易留給自己現金流量大的公司，把較差的、風險大的交易推給自己現金流量小的公司，是為標準的「損人利己」。公司治理差，則這類損人利己之事就一定多。

由於家族企業的公司治理是「帝制」，故家族企業膨脹時，必然是家族獲利遠大於公司其他利害關係人，這顯然有害於動態公平。因此，國家基於動態公平與世代流動的考量，對於家族企業的擴張，必須要搭配「公司治理同時改善」的要求。這些要求未必需要立法，而可以用「行政配合條件」的方式處理。

例 如，台灣許多私人銀行、私人大企業都是家族集團控制，他們都希望去中國大陸市場開疆闢土。但是要對岸容許台灣的事業去拓展，絕對需要政府的談判與助力。由 於私人財團拓展的利益未必歸屬全民，故政府可以在應允協助之同時，訂下比證券交易法嚴格許多的公司治理規範，做為協助之條件。這樣，才是較符合動態公平理 念的做法。

總之，要改善台灣的世代不公平，只是看所得稅、遺贈稅是不夠的。只知空談教育的重要，也是不夠的。只想靠立法手段弄個什加薪幾法，是唬弄人的。只曉得抄襲外國的制度，是隔靴搔癢的。這篇文章分析了一些重要問題，但是顯然還有其他面向。

台灣其實是一個「快速」趨向不公平的國家。1945年國民政府自日本人手中接管治理，日本人的大財團、大企業全都成為國營事業。相對於歐洲大陸、中南美洲、印尼等有數百年家族裙帶勢力陰影的國家，我們七十年前在公平面真的是一張白紙，完全沒有大號的既得利益者。七十年間從絕對公平快速惡化到今天，我們的政府該慚愧，制度更該檢討。

動態公平比靜態公平重要，而影響動態公平的關鍵制度不在稅法，而在公司法、金控法、證交法、兼業限制之實質貫徹等。這些面向錯綜複雜，需要靜下來做功課。遺憾的是，台灣的政治人物或想要從政的人，既靜不下來，更不想做功課。

]]> No publisher weiyao 朱敬一，天下獨評 全球化 稅改 國內新聞 產業與開發 公共政策 稅務正義 產業轉型 公與義 富人稅 國家財政 貧富差距 2015-05-19T16:00:00Z 新聞 改善台灣世代不公平五論（四）──法人代表制之弊端 http://2021.yucc.org.tw:8080/yucc/news/domestic/20150520-5 前文已論及「產金不分離會惡化動態階級流動」。以下我再談另外一個有利於富裕家族永保安康的規範──公司法27條的法人代表制。在法人代表制度下，許多大公司的董事全是其他公司或財團的「法人代表」，而非自然人。因此，某財團家族成員甲在X公司任負責人，如果因為違反金控法、證交法、內線交易、背信、詐欺，而被主管機關撤職，原本這是一個嚴重至極的處分，理論上是該剝奪該家族在X公司的經營權的。但是在法人代表制度下，甲自己被撤職沒關係，只要另外派甲的太太續做法人代表即可，其家族實力完全不受影響。 前文已論及「產金不分離會惡化動態階級流動」。以下我再談另外一個有利於富裕家族永保安康的規範──公司法27條的法人代表制。在法人代表制度下， 許多大公司的董事全是其他公司或財團的「法人代表」，而非自然人。因此，某財團家族成員甲在X公司任負責人，如果因為違反金控法、證交法、內線交易、背 信、詐欺，而被主管機關撤職，原本這是一個嚴重至極的處分，理論上是該剝奪該家族在X公司的經營權的。但是在法人代表制度下，甲自己被撤職沒關係，只要另 外派甲的太太續做法人代表即可，其家族實力完全不受影響。

因此，法人代表制阻絕了財團家族被處罰、被剝奪影響力的管道，當然不利於健康的階級流動。美國公司所有的董事全是自然人董事，誰違規誰就解職，不可能靠法人代表借屍還魂。因此台灣的法人代表董事，讓本該向下沉淪的惡劣富二代居然沉不下去。

在 市場上，所謂的競爭與流動往往呈現於潛在的取而代之（take-over）的威脅。例如甲是阿斗，因為父蔭而在X公司任董事長。由於其經營績效差，所以市 場上乙會有取而代之的企圖。在台灣現制之下，潛在想取代者乙必須要靠徵求股東大會委託書的方式，才能改選為董事。但是現在股東的名冊與聯絡只有現在的董事 長甲知道，乙根本不知道要從哪裡拉票，因此極難取代成功。再加上徵求千萬份委託書所致贈的小禮物，往往是X公司出帳，因此乙也很難以個人力量對上甲所代表 的公司力量。整體而言，台灣的制度極有利於現在的掌權者，極不利於潛在的取代者。這當然不利於動態流動。換言之，台灣收委託書的惡劣現況，使得原本該冒出頭的潛在競爭者不容易冒出頭。

在 全球化之下，台灣與世界各國都面臨所得與財富分配的惡化。但是雖然各國「不均」的病況相似，其結構性病因卻頗有不同。美國CEO待遇不成比例的高，這是老 美的肥貓症；歐洲大陸有若干立足數百年的貴族世家，這是當地的貴族症。韓國、印尼與南美洲有盤根錯節的政商世家，那是他們的裙帶政商宿疾。可是台灣社會不 公平的病根子，在哪裡呢？我們必須要找到病根、了解其株連影響，才能對症下藥，找到解方。

]]> No publisher weiyao 朱敬一，天下獨評 全球化 居住正義 國內新聞 產業與開發 公共政策 稅務正義 產業轉型 公與義 富人稅 國家財政 稅改 貧富差距 2015-05-19T16:00:00Z 新聞 改善台灣世代不公平五論（三）──產金分離之必要 http://2021.yucc.org.tw:8080/yucc/news/domestic/20150520-4 然而風險控管、金融檢查等管理，都只是消極被動面的、不涉及銀行主動違規意願的。如果銀行A的老闆甲自己也在經營X事業，那麼如果X事業面臨財務危機，而甲若要用銀行財務對X伸予特殊援手，甲的操作就會是積極主動的，甚至刻意迴避主管機關監督的。簡言之，甲既然同時是A與X的老闆，那麼甲自然會傾向把A銀行視為X企業的金庫。這樣，A銀行存戶的錢在甲的眼中，就是同為家族企業X的金庫。 然而風險控管、金融檢查等管理，都只是消極被動面的、不涉及銀行主動違規意願的。如果銀行A的老闆甲自己也在經營X事業，那麼如果X事業面臨財務危 機，而甲若要用銀行財務對X伸予特殊援手，甲的操作就會是積極主動的，甚至刻意迴避主管機關監督的。簡言之，甲既然同時是A與X的老闆，那麼甲自然會傾向 把A銀行視為X企業的金庫。這樣，A銀行存戶的錢在甲的眼中，就是同為家族企業X的金庫。

原本銀行應該是存款戶的看守者、盡職放款者；可是 一旦產金未能分離，銀行所有人在心理上就另有所屬，即使沒有把存款戶的利益忘記，也不再對存戶「專情」。如果再極端一點，假若銀行所有者除了銀行之外還有 建設、通訊、百貨、保險、電子收費、電子商務、高鐵、醫院、紡織、大學等滿坑滿谷的事業（台灣類比恕我不明言），全是由銀行老闆直接或間接兼任經營，那麼 這個銀行怎麼可能維持中性營運？正因為產金不分最後一定難以避免銀行獨立性的淪喪，所以才會有產金分離的種種上位規範。

美國的產金分離是嚴 格實質面執行的，但是台灣經常只是在形式面敷衍。例如某甲經營A銀行，然後某甲太太的弟弟經營X公司，形式上就輕鬆迴避了產金分離的規範。但是若考慮實質 面，不管甲繞了多少圈，只要主管機關找到一絲絲「實質間接影響」的證據，依美國法律就可以強迫某甲親屬交出A的經營權，只能充當被動的「A銀行股利受分配 者」。

為什麼我要在談動態公平的時候特別提到產金分離呢？那是因為若是棄守了產金分離原則，那麼擁有銀行的家族就太容易利用其財務槓桿擴充 地盤，對社會而言固然是扭曲了銀行的角色，對家族而言卻是使家族經濟實力大幅拓展，非常不利於動態階級流動。讀者試想，如果某家族擁有銀行、保險、高鐵、 通訊、百貨、物流、醫院，幾乎是整體台灣具體而微的2%、3%，那麼除非台灣全部垮了，這個家族怎麼可能垮？產金不分的壞處，就是太容易使財團家族「大到 不能倒」，「大到它等同於具體而微的台灣」，當然也使富二代「富到不能倒」。這，絕對是不符合Dworkin動態公平理念的。換言之，產金不分容易使大富 豪靠金融業膨脹版圖，結構性得穩定其家族財富。

其實不只是銀行，有不少特許事業都應該有兼營其他事業的限制，只是我們平常沒有這樣的思考。 許多事業之所以要特許才能經營，往往是因為其營業的外部性（externality）非常強，或是其所需要的中立性特別重要。例如媒體，它號稱第四權，是 監督所有政治人物、商業操作的，因此我們特別期待媒體的中立性。大財團不是不能買媒體，但是絕對不可以介入媒體的編採評論，否則媒體就喪失了中立。媒體如 果對於老闆事業的報導偏頗扭曲，那就是個爛媒體。雖然媒體與銀行都該保持中立、都應避免財團私心自用，但是銀行倒閉的後果遠比媒體倒閉嚴重，因此各國對於 產金分離的原則較嚴格，但是對於「產媒分離」就有稍大的處理彈性。

]]> No publisher weiyao 朱敬一，天下獨評 全球化 居住正義 國內新聞 產業與開發 公共政策 稅務正義 金融 產業轉型 金融改革 公與義 富人稅 國家財政 稅改 貧富差距 2015-05-19T16:00:00Z 新聞 改善台灣世代不公平五論（二）──Dworkin的動態公平觀 http://2021.yucc.org.tw:8080/yucc/news/domestic/20150520-3 我最喜歡的廿世紀哲學家Ronald Dworkin說，一個公平的社會應該要是endowment insensitive, ambition sensitive，真的是一語道破動態公平的核心概念。Ambition 是指個人的努力、發奮向上的拼勁。Endowment則是指諸如金湯匙之類無關個人努力的、生下來就給定的資源或機會。一個動態公平的社會，就是要使endowment的重要性降低、ambition的重要性提高。這，就是動態公平的最重要觀念。 我最喜歡的廿世紀哲學家Ronald Dworkin說， 一個公平的社會應該要是endowment insensitive, ambition sensitive，真的是一語道破動態公平的核心概念。Ambition 是指個人的努力、發奮向上的拼勁。Endowment則是指諸如金湯匙之類無關個人努力的、生下來就給定的資源或機會。一個動態公平的社會，就是要使 endowment的重要性降低、ambition的重要性提高。這，就是動態公平的最重要觀念。

有了以上的概念，我們就可以檢視現有台灣的若干制度合不合理、還有哪些面向可以再做改善。累進所得稅的重要性前文已經述及，那麼遺產贈予稅呢？

遺產贈予稅是唯一一項與靜態公平無關、只與動態公平相關的稅制。課遺贈稅的目的，就是要減少endowment sensitivity，相對而言就是要改善個人的ambition sensitivity。

Thomas Piketty 與Emmanuel Saez 等人寫了不少文章分析所得稅與遺贈稅，但是他們還是覺得不夠，還要討論資本持有稅、其他制度設計等，看看要如何才能避免財富世襲。The Economists雜誌2015年4月下旬也有專輯探索家族企業，其重點之一也是在於家族企業世襲的弊端。我以下要從幾個面向檢視台灣公司法與金控法等 相關規定，尋找其中最不利於動態公平的因素。

首先，就是要探討「開銀行的家族可不可以再經營其他事業」。這裡的相關規範很多，在美國統稱為 「產金分離」。產金分離的意涵是：從事銀行事業的，不可以再直接或間接實體經營其他的事業。美國對於這個禁制有些例外規定，但是是用「正面表列」的方式一 一列出，例如銀行可以兼營不動產鑑價、證券承銷、資產管理、契約擔保等十餘種非銀行業務；非在表列者一律禁止。詳細情形可以參閱American Banker Online -Regulation Y, sec. 225.28。

為 什麼要有產金分離的規範呢？為什麼經營銀行的家族不可以再經營其他事業呢？其理念大概是這樣的。銀行的資金其實都是存款戶的，不是銀行經理人的。銀行本身 的浄值（net worth）通常不大，但是由於存款總額極大，故銀行的財務槓桿可以玩得非常大。正因為銀行「本錢小、槓桿大」，所以其存續的關鍵是「信用」。如果銀行經 理人亂放款給親朋好友、關係企業、民代高官，那久而久之一定呆帳累積、信用不良，倒閉的風險大增。

但是也因為銀行存戶動輒數十萬，一旦倒閉社會衝擊太大，所有國家的監管機關都不希望發生銀行破產。所以，事前對銀行的存款準備率、貸款風險控管、金融檢查、甚至金控法54條「有礙健全經營之虞」這麼抽象的概念，都可以是主管機關介入干預的條件。

]]> No publisher weiyao 朱敬一，天下獨評 全球化 居住正義 國內新聞 產業與開發 公共政策 稅務正義 產業轉型 年金改革 公與義 富人稅 國家財政 稅改 貧富差距 2015-05-19T16:00:00Z 新聞 改善台灣世代不公平五論（一）──靜態與動態公平之辨 http://2021.yucc.org.tw:8080/yucc/news/domestic/20150520-2 最近有些朋友想要參政，其所提「政見」之一，就是改善台灣社會的不公平。至於要怎麼做才能改善不公平，目前我所看到的論述還相當單薄，除了改革稅制之外，其他方面的政策構想並不多見。諾貝爾獎得主Stiglitz最近提出了改善美國不公平的三個解方，除了「稅制」一點有交集之外，其餘都未必與台灣情境契合。 最近有些朋友想要參政，其所提「政見」之一，就是改善台灣社會的不公平。至於要怎麼做才能改善不公平，目前我所看到的論述還相當單薄，除了改革稅制 之外，其他方面的政策構想並不多見。諾貝爾獎得主Stiglitz最近提出了改善美國不公平的三個解方，除了「稅制」一點有交集之外，其餘都未必與台灣情 境契合。

對於台灣社會的不公平，我寫了書、發表了文章、到處給演講，但是多著重在分析現狀，對於稅制改革以外的建言，也甚少著墨。現在，就讓我提出一些粗淺看法。

公平其實有兩種意涵，其一是靜態的，看看在任何一個時點的所得分配平均與否。例如2014年如果台灣最高所得的1%人其所得佔社會總所得的百分比過高、或是最高所得5％與最低所得5%的所得比差距過大，那麼我們就說台灣社會靜態的所得分配不太公平。公平的第二種意涵是動態的，其意義是希望父母屬中下階層者，只要其子女夠努力，仍然有很大的機會往上攀升；而富有的父母其子女不長進、不努力的，也該有很大的機會一蹶不振。一個動態公平的社會，不應產生Thomas Piketty所批評的「財富世襲」現象，應該是「富不過數代」的。

靜 態與動態的公平觀概念上是相關的，在租稅制度上也有交互影響。例如累進所得稅有助於壓抑靜態的所得分配不公，同時也使得富人父母得以掖助子女的錢減少，所 以亦有助於促進動態公平。但是單純靠所得稅制度未必足夠改善社會不公，因為所得統計資料顯示，即使所有國家都有累進的所得稅制，誠如WTID（world top income database）資料庫所顯示，各國的高所得者所佔的所得比例還是持續在攀升。當富有者的所得份額變大了，當然他們的影響力也會增加，而澤被後世的機率 也會提高，也就不利於動態公平。正因為如此，Piketty才會認為現有稅制還不夠，建議在現有所得稅制之外，再加課「資本持有稅」。

雖說靜態與動態公平是相關的觀念，你若問我，靜態公平與動態公平何者比較重要？我個人更重視動態公平。為什麼呢？這背後可能有一些個人偏見，但也有些道理。對於何謂公平通常言人人殊，但是以下則是少有的一項客觀證據，呈現出社會大眾對於財富世襲的不以為然。

有 財務學者做過一個有趣的研究：他把Forbes雜誌上所列全球500大企業中的家族企業挑出來，把他們的股價指數做一圖，橫軸是時間，縱軸是股價。學者觀 察各公司家族CEO「暴斃」時，該公司股價是漲是跌，結果發現：大致而言，如果是家族第一代CEO暴斃，公司股價大跌；若是家族第二代CEO暴斃，則股價 大漲。

一家上市公司的股價漲跌，反映了千萬股民對公司的評價，大數法則之下應該是公正的判斷。股價在CEO暴斃時的漲跌，代表千萬股民對暴 斃之人治理公司的評價。前述研究顯示，第一代企業家那種斬荊披靡、開疆拓土的氣勢與魄力，通常不會「遺傳」給含著金湯匙出生、生下來小屁股上就包著LV牌 尿布的第二代。因此富二代對於其所繼承企業的貢獻，乃至於富二代對於社會經濟的貢獻，其實是不被普遍股民接受的。

但是即使千萬股民看不起這第二代的能力，家族企業還是傳給第二代了。這種「沒能力的富二代繼續掌握資源」，相對於許多有能力且努力打拼的中產階級子女之機會受限，當然是不公平。

]]> No publisher weiyao 朱敬一，天下獨評 全球化 居住正義 國內新聞 產業與開發 公共政策 稅務正義 產業轉型 年金改革 公與義 富人稅 國家財政 稅改 貧富差距 2015-05-19T16:00:00Z 新聞 全球跨境資本流動：沖擊與挑戰 http://2021.yucc.org.tw:8080/yucc/news/foreign/20151118-2 如今，不斷擴展的全球金融鏈接正日益顯著地影響政策。新西蘭儲備銀行行長惠勒（Graeme Wheeler）在會議致辭中指出，國際金融危機後亞太地區國家都經歷了尤其迅猛的金融資金流動增長。他強調，資本賬戶開放是強有力的改革措施，因為更大的跨境金融鏈接可以大幅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與此同時，他也警告跨境資本流動對貨幣政策和金融穩定提出了挑戰。 如今，不斷擴展的全球金融鏈接正日益顯著地影響政策。新西蘭儲備銀行行長惠勒（Graeme Wheeler）在會議致辭中指出，國際金融危機後亞太地區國家都經歷了尤其迅猛的金融資金流動增長。他強調，資本賬戶開放是強有力的改革措施，因為更大的跨境金融鏈接可以大幅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與此同時，他也警告跨境資本流動對貨幣政策和金融穩定提出了挑戰。貨幣政策要面對的是匯率傳導渠道上存在的巨大不確定性；而全球金融市場狀況可能引致實際有效匯率出現不合理升值，會造成經濟體資源配置扭曲，因而抑制長期經濟潛力。惠勒還提醒，跨境金融鏈接也許會對金融穩定產生重要影響，國際投資者的羊群行為往往會導致國際資金流動放大金融沖擊。

國際結算銀行(BIS)一直以來匯總跨國銀行借貸和證券方面的相關數據，近幾年更是關註這些領域的研究。博里奧（Borio，2014）指出，跨境金融鏈接會導致國際金融體系放大金融失衡。在信貸繁榮時期，外部信貸的流入會引致經濟體擺脫國內信用，從而大大提高爆發金融危機的概率（Borio等人，2011）。與此同時，跨境美元貸款和美元債券增加，反映出美元對亞洲發展中國家的關鍵作用。美元的主導地位會致使美國的貨幣政策和杠桿周期傳遞到其他國家，因而影響到這些國家的金融環境（McCauley等人，2015）。

此外，跨境金融鏈接產生影響的渠道也在不斷演化。例如，在後金融危機時期，出現了融資渠道從國際銀行向全球債券市場的轉變，或稱全球流動性“第二階段”（Bruno and Shin，2015）。這種趨勢助推了許多亞洲國家國內銀行信貸的強勁擴張（Shin and Turner，2015）。另外，在追蹤企業風險時，監管者也應考慮離岸與在岸債券發行之間的轉移（Mizen等人，2012）。總體來說，來自新興市場的借款人和貸款人都在全球債券市場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將長期利率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Turner，2015）。

2014年10月23～24日，由新西蘭儲備銀行（RBNZ）和國際結算銀行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代表機構共同主辦，在惠靈頓召開了有關跨境金融鏈接的研討會。本捲收集了會議上發表的論文。此研討會充分顯示了國際結算銀行一直以來對這些問題研究的高度重視。

跨境金融鏈接模式

研討會的兩篇論文描述了亞太地區跨境金融鏈接的模式和驅動力。綜合來看，它們試圖回答這一系列問題：為什麽亞洲受全球金融危機對的影響相對小？該地區的國際銀行業自危機之後有何發展？這個地區的金融系統的抗震性是增強還是減弱了？

克庫魯（Curcuru）、托馬斯（Thomas）和沃諾克（Warnock）在探討跨國投資組合的論文中指出亞洲新興市場受全球金融危機沖擊相對不大，主要得益於該地區有限的外部聯系。作者結合幾個數據庫資料，把新興亞洲跨境金融鏈接的結構與先進經濟體做了對比。分析重點聚焦於非流動性調整。這個概念涵蓋了資產價格、匯率變動以及其他統計調整產生的影響。亞洲新興經濟體2006～2011年的非流動性調整損失發估計約為6000億美元，相對於GDP規模甚小。如此有限的損失反映出亞洲對外投資相對小的規模，及相對小的收益率。投資上存在的顯著本土偏好亦表明，評估一個國家的整體投資組合風險時，考慮來自國內投資組合的風險也十分重要。

埃勒斯（Ehlers）和伍德里奇（Wooldridge）在關於外國銀行貸款的渠道及其決定因素的論文中主要關註亞太地區的國際銀行業務。國際銀行業可以包括國際銀行分支機構在東道國本地開展的業務，以及在東道國以外進行的跨國界的業務。借款國銀行業的發展狀態和脆弱性將會影響國外貸款的形式：外國銀行傾向於給銀行系統脆弱或欠發達的經濟體進行本地放貸；而在銀行系統穩定或發達的經濟體，跨境貸款較為常見。

埃勒斯和伍德里奇還關註了亞太地區金融鏈接的另一個特點：銀行活動的區域化。如今，亞太經濟體的債權人基礎比過去更加多元化。特別是，他們變得愈發依賴區域性銀行提供的資金。這種趨勢可能會提升該地區應對區域外債權國帶來的不利沖擊。然而，另一種風險又可能加大：該地區的跨境資金主要以美元計價，而這些美元資金可能沒有完全對沖貨幣風險。

外匯市場和匯率風險

兩篇會議論文分析了外匯市場和匯率方面的問題。萊維奇（Levich）和潘（Packer）的研究表明，亞太地區外匯市場的發展較其它地區迅速。國際結算銀行2013年發布的外匯及衍生品市場發展三年期調查報告顯示，發達國家和亞洲新興經濟體的貨幣交易量（尤其是人民幣），都遠高於全球平均水平的快速增長。亞洲區外匯市場所有產品的成交額（如即期和衍生品交易，在岸和離岸市場，等）均迅猛擴張。

CLS銀行等多種同步支付（PVP）系統已經顯著增強了外匯市場交易的制度保障，盡管這些市場的監管和報告要求相對寬松。另外，最近幾年外匯交易中的羊群行為已經不那麽明顯。區域外匯市場在2013年“縮減恐慌”時期的相對穩健反映了這些發展趨勢。在這期間中，亞太地區的貨幣總體來說遭受的貶值壓力比其他地區小，盡管匯率波動也有所增加。跟 2008～2009年相比，市場價格跟利率平價沒有明顯偏差，買賣報價價差也無巨大波動。而且相較於早些時期，套利交易的撤離也相對井然。

萊維奇和帕克提出兩項政策建議，以進一步強化亞太地區外匯市場的安全性和應變能力。首先，更多國家應為本國貨幣採用CLS或其他PVP系統。其次，須完善並定期公佈外匯市場交易活動的擁擠度指標 (crowdedness metrics)，以提示金融市場的脆弱性。

蒙羅（Munro）根據自己的早前研究，在“匯率、預期收益和風險：我們能從亞太貨幣中學到什麽？”（Exchange rates, expected returns and risk: what can we learn from Asia-Pacific currencies?）一文中分析了亞太貨幣的風險和收益。此論文提出了更精細的方法檢驗非拋補利率平價（UIP）理論。依照標準方法估算的UIP偏差通常非常顯著，可能是因為未能充分考慮到某些風險。特別在考慮進債券溢價以後，估算的匯率對預期收益變動的反應就十分接近於理論的預測。

蒙羅的分析有助於深入探討蒙代爾三元悖論（Mundellian trilemma）。研究結果指出，當把預期和風險納入分析，評估控制資本、利率和匯率之間的權衡是非常困難的。該論文的實證結果也表明，政策制定者並不必定局限於“角點”解決方案：通過匯率管理，亞洲各國進行貿易時可以減小對利率的控制，從而降低匯率波動。

地區金融市場溢出效應

舒、何、王、董的論文側重於比較美國和中國金融市場在亞太地區產生的影響。關於美國金融市場對全球市場的溢出效應有非常多文獻，另外不少研究文章也分析了中國在實體經濟中的全球影響。該論文首次嘗試系統性研究中國金融市場對亞太地區金融市場的溢出效應，並與美國相應的效應做了對比。實證分析表明，中國的股市和匯市走勢在該地區已頗具影響力。在正常的市場條件下，中國股市在該地區的影響接近於美國股市，盡管美國市場在緊張時期仍舊占據主導地位。人民幣的走勢是區域貨幣的重要驅動力之一。相比之下，中國債券市場則對該地區其他金融市場沒有影響。

資本流動及其有效性之應對政策

在會議最後發表的論文里，布魯諾（Bruno）、沈（Shim）和申（Shin）評估了亞太地區12個經濟體管理資本流動及宏觀審慎措施的有效性。此項研究用一個涵蓋這些措施數據庫的數據進行面板回歸分析，並借助控制全局和局部因素隔離出這些政策的影響。

他們發現政策的效果好壞參半。針對銀行業和債券市場的措施，似乎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前減緩了這些項下的資本流動，但之後卻不能。同時，宏觀審慎措施對跨境貸款、銀行信貸和信貸總量影響也不太大。

該論文對資本控制文獻的一個主要貢獻在於，它關註了政策的溢出效應，即政策對非目標行業和市場產生的影響。實際上，有證據表明政策存在顯著的溢出效應：針對銀行業的措施與國際債券發行量的增加有關，而針對債券市場的措施與跨境銀行貸款的增加有關。這一發現對政策的重要警示是，在監管者在斟酌宏觀審慎措施時，需要一並考慮政策的溢出效應。

全球流動性

海倫·雷伊（Helene Rey）的主題演講闡釋了大規模資本流動如何影響貨幣政策的國際傳導。近年來，有幾個趨勢是有目共睹：大規模的全球信貸增長；協同性增強的資本流動；風險資產價格的全球性周期。雷伊的演講根據她與合作者完成的一系列研究來解釋這些現象。

雷伊建立一個理論模型來展示金融中介和杠桿作用在全球金融狀況傳遞中扮演的角色。與布魯諾和申（Bruno and Shin，2014）主要關註全球銀行的分析相比，雷伊的模型包括了銀行和資產管理者在內的多類金融中介機構。全球金融市場的風險資產價格被證明是依賴於一個全球性因素。這個全球性因素是實際波動性和隨時間變化的綜合風險偏好的一個函數。而這個總綜合風險偏好取決於各類投資者的風險偏好和他們的杠桿。

雷伊用實證評估了中心國家（美國）的貨幣政策對全球信貸條件和跨國銀行的風險偏好產生的影響。運用動態因子模型提取的一個全球性因素可以解釋相當大一部分全球風險資產收益的波動。基於大型貝葉斯VAR模型的更深層分析顯示，美國的貨幣政策是本國和其它國家信貸增長的重要驅動力之一，尤其影響了歐洲銀行的跨境信貸流動和杠桿。因此，即便是在匯率靈活的國家，美國的貨幣政策也可以影響它們的國內金融環境。

雷伊總結到，主要的中央銀行驅動了全球流動性周期；對於受周期影響的經濟體，其政策困境從“三難”變成為自由資本流動與獨立貨幣政策之間的“兩難”選擇。在這樣的情形下，宏觀審慎政策可以幫助增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 No publisher weiyao FT中文網 國外新聞 金融 公與義 全球化 公共政策 富人稅 金融改革 2015-11-17T16:00:00Z 新聞 虛矯文化阻礙稅改 http://2021.yucc.org.tw:8080/yucc/news/domestic/20150416-3 北歐各國在追求經濟成長時，能夠兼顧社會均富與環境永續，成為發展的典範。在瑞典，如果開車超速被取締，依駕駛人平均一日所得開罰，因此董事長與小職員所繳罰金可能相差十倍，民眾認為這才能達到真正的公平。在台灣，這樣的公平正義文化何處尋？

北歐各國在追求經濟成長時，能夠兼顧社會均富與環境永續，成為發展的典範。在瑞典，如果開車超速被取締，依駕駛人平均一日所得開罰，因此董事長與小職員所繳罰金可能相差十倍，民眾認為這才能達到真正的公平。在台灣，這樣的公平正義文化何處尋？

中 研院院士、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日昨在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舉行的論壇中以瑞典為例指出，這個國家認為所得分配差距不應太大，人人相信社會正義，假如董事 長開車超速被取締，要罰一日所得，他所繳罰金可能是一般小職員10倍以上；瑞典人認為這樣處罰很合理，但在台灣可能行不通，這是文化問題。

在 台灣，執政的國民黨長期充斥著虛矯文化，以致許多真相被蒙蔽。以所得分配統計為例，現行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有許多盲點，不僅國際知名學者如《廿一世紀資 本論》作者皮凱提對這樣的統計提出質疑，前經建會副主委葉萬安也表示，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的可靠性值得懷疑，由於實際執行上訪問不到最有錢的人，也未納 入富人以錢滾錢的財富，因此使得統計結果失真。

依「全球頂尖所得資料庫」統計，台灣自1977～2013年間，最頂端1%所得層占國民所得 比，從6.52%上揚至10.68%，增加4.16個百分點；最頂端10%所得層占國民所得比，從25.21%上場至36.39%，增加11.18個百分 點。顯示，過去36年來台灣財富集中的情況非常明顯；如果與南韓相較，南韓最頂端10%所得層占國民所得比為44.87%，其財富集中度比台灣嚴重多了。

前經建會主委陳添枝指出，從長期趨勢看，台灣36年來所得分配惡化情勢嚴峻，不過，這項報稅資料未納入財產項目，因此也可能低估了貧富差距的真相。

貧 富差距擴大是全球趨勢，許多國家以租稅做為財富重分配的重要工具，有能力的富人多繳一些，讓所得分配公平一些。不過，在台灣卻是反其道而行，政府把遺產贈 與稅率由50%調降為10%，接著把營所稅率由25%調降為17%。不當的減稅措施，加上量化寬鬆推波助瀾，使房地產、股票大漲，更擴大貧富差距。

要 縮小貧富差距，建立較公平的社會，前財長何志欽建議，政策上多管齊下，將房地合一實價課稅、整合遺產贈與稅、最低稅負制稅率調高，並將三者稅率調升為 20%，這是1996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摩里斯建議的最適稅率。大選前談加稅，可以想見，阻力重重，但執政黨的稅改遲遲無法落實，也是虛矯文化作祟所致。 一個社會無法建立公平正義的文化，當然也不會有公平正義。

]]> No publisher weiyao 中時電子報 稅改 公共政策 富人稅 公與義 稅務正義 2015-04-15T16:00:00Z 新聞 「面對公與義─承擔與試煉」講座 http://2021.yucc.org.tw:8080/yucc/events/recent/20141220-1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秉持探索公與義的初衷，提供產、官、學及公民溝通平台，關鍵時刻，面對問題，慎謀致遠，承擔試煉。「面對公與義─承擔與試煉」講座，特邀中研院院士朱敬一、知名評論家南方朔及前國安會秘書長蘇起，就政治、經濟與國際面向，探討國家未來出路，並邀請世新大學客座教授王健壯擔任主持人。 北京APEC峰會後，國際勢力重新建構，台灣在期中地方大選後，國內政黨版圖亦重新洗牌，面對國、內外局勢丕變，政府與民間須盡速提出因應策略，解決發展與分配的兩難並凝聚社會共識。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於2014年12月20日（周六）下午兩點，在中國時報大樓8F余紀忠講堂，舉辦「面對公與義─承擔與試煉」講座，特邀中研院院士朱敬一、知名評論家南方朔及前國安會秘書長蘇起，就政治、經濟與國際面向，探討國家未來出路，並邀請世新大學客座教授王健壯擔任主持人。

審時度勢，綜觀大局，劃時代的試煉，承擔的艱鉅，不可謂不沉重；成熟公民社會有賴充足的對話與討論，26年來，余紀忠文教基金會秉持探索公與義的初衷，提供產、官、學及公民溝通平台，關鍵時刻，面對問題，慎謀致遠，承擔試煉。

 

主  題：面對公與義─承擔與試煉

主持人：王健壯（世新大學客座教授）

主講人：朱敬一（中研院院士）

南方朔（資深時事觀察者）

蘇起（前國安會秘書長）

時  間：103年12月20日（六）14：00-17：00

地  點：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303號8樓（中國時報大樓余紀忠講堂）

民眾報名網址http://goo.gl/forms/7hDd7SEU3i 或電02-23065297#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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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publisher 基金會編輯 內政 能源 公共政策 城鄉發展 民眾參與 居住正義 公與義 富人稅 經濟 金融 稅改 兩岸 教育 中國 稅務正義 土地正義 青年就業 2014-12-19T16:00:00Z 事件 「面對公與義─承擔與試煉」講座 http://2021.yucc.org.tw:8080/yucc/events/recentoldd/20141220-1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秉持探索公與義的初衷，提供產、官、學及公民溝通平台，關鍵時刻，面對問題，慎謀致遠，承擔試煉。「面對公與義─承擔與試煉」講座，特邀中研院院士朱敬一、知名評論家南方朔及前國安會秘書長蘇起，就政治、經濟與國際面向，探討國家未來出路，並邀請世新大學客座教授王健壯擔任主持人。 北京APEC峰會後，國際勢力重新建構，台灣在期中地方大選後，國內政黨版圖亦重新洗牌，面對國、內外局勢丕變，政府與民間須盡速提出因應策略，解決發展與分配的兩難並凝聚社會共識。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於2014年12月20日（周六）下午兩點，在中國時報大樓8F余紀忠講堂，舉辦「面對公與義─承擔與試煉」講座，特邀中研院院士朱敬一、知名評論家南方朔及前國安會秘書長蘇起，就政治、經濟與國際面向，探討國家未來出路，並邀請世新大學客座教授王健壯擔任主持人。

審時度勢，綜觀大局，劃時代的試煉，承擔的艱鉅，不可謂不沉重；成熟公民社會有賴充足的對話與討論，26年來，余紀忠文教基金會秉持探索公與義的初衷，提供產、官、學及公民溝通平台，關鍵時刻，面對問題，慎謀致遠，承擔試煉。

 

主  題：面對公與義─承擔與試煉

主持人：王健壯（世新大學客座教授）

主講人：朱敬一（中研院院士）

南方朔（資深時事觀察者）

蘇起（前國安會秘書長）

時  間：103年12月20日（六）14：00-17：00

地  點：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303號8樓（中國時報大樓余紀忠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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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publisher 基金會編輯 土地正義 稅務正義 兩岸 城鄉發展 居住正義 青年就業 能源 經濟 公與義 民眾參與 公共政策 中國 金融 富人稅 教育 內政 稅改 2019-12-31T16:00:00Z 事件 《經濟學人》檢視Elizabeth warren重塑美國資本主義的計畫 http://2021.yucc.org.tw:8080/yucc/news/foreign/20191031-1 編按:美國資本主義的運作現許多問題。108年10月26出刊的《經濟學人》檢視Elizabeth Warren想要重塑美國資本主義的計畫。Warren的很多想法是好的，她想限制大企業過往那種買通政客然後吞食對手的陋習也是對的。但《經濟學人》認為她的計畫仍需依靠監管力度和保護主義，而她似乎低估了市場機制中也有著幫助中產階級發展的動態力量。 據遠見華人菁英論壇於108年10月29日報導，上海金庫資本管理合夥人兼總經理丁學文撰文解讀108年10月26出刊的《經濟學人》。《經濟學人》文章開頭表示，Elizabeth warren 其實非常不容易。她出生於俄克拉荷馬一個困苦的家庭，她一路堅持，最後成為哈佛大學的明星法學教授。做為一個1970年代時期的單身母親，她藉由努力的工作打破了常規。在現在這樣一個用Twitter治國的時代，她是一個不在乎旁人眼光，死咬政策缺陷的狂熱者，這讓她在2020年成功超過其他候選人，成為民主黨內最具競爭力的總統候選人。這場激烈的競爭中，支持warren的美國人比支持唐納德·川普的人還要多。

warren的人生很傳奇，但令人更驚奇的是她想重塑美國資本主義的雄心壯志。她的很多想法是好的，她想限制大企業過往那種買通政客然後吞食對手的陋習，這是對的。但從本質上來說，她的計畫仍需依靠監管力度和保護主義，但她低估了市場機制中，幫助中產階級的動態力量。目前看來，它還不是解決美國問題的答案。

Warren正努力回應一系列長期存在的隱患問題。儘管工作機會充裕，但工資增長異常緩慢，這讓美國的不平等程度，高於任何其他富裕國家。在高達三分之二的產業中，我們看見大企業愈來愈大，這使他們可以創造出非比尋常的高利潤，但卻很少和他們的員工分享。

對於Warren來說，這事關每個人。她的父母在1930年代經歷了大蕭條，後來她父親還因病破產。身為一名學者，她專門研究破產法是如何使這些人陷入困境。她的思想，起源於一個不穩定的中產階級，那是一個被大企業猛烈欺凌、華盛頓政客被利益捆綁的大時代。

一些共和黨和華爾街評論家，聲稱Warren女士是社會主義者，其實她不是。她不支持企業公有化，或貸款信用由政治所控制，相反的，她贊成應該強制民營企業通過一種公平測試法規，以證明其所作所為是否經得起驗證。

這些法規涵蓋的範圍令人瞠目結舌。銀行將被拆分為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像臉書這樣的科技巨頭將被分拆而轉爲公用事業；在能源領域，將禁止水力壓裂開採頁岩氣（對於燃油市場來講，這就好比關停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工業）；逐漸停止使用核能源，並致力於再生能源；全民醫保系統將取代私人健康保險；私募股權巨頭們再也不能拿有限責任作擋箭牌，相反，他們將承擔所投資公司的債務。

這種部門的重新監管制定，將全面的以經濟措施展開。對收入超過25萬美元的人群，徵收15％的社會保障稅；對資產超過5,000萬美元的人群，徵收2％的年度財富稅；對身價10億美元以上的人群，徵收3％的稅收；對公司利潤，徵收7％的額外賦稅。

同時，國家將解放所有者對公司的控制：所有大企業都必須向聯邦政府申請許可證，如果它們一再輕忽員工、客戶和社區的權益，則可以將其吊銷營業執照；工人可以獲得五分之二的董事席位。

Warren女士不是排外人士，但她是保護主義者，她的主張，與《經濟學人》支持的一些想法雷同。她認為，造成不平等的原因之一，是內部人士鎖定了經濟體系裡最有利可圖的地方，因此她呼籲採取強有力的反托拉斯政策，這個主張是正確的，包括對科技公司採取反托拉斯政策。

對裙帶關係她也表示零容忍，認為應該終止禁業條款，這（禁業條款）限制了員工獲得更高工資和更換工作的能力。考慮到通貨膨脹，她計畫在五年內，將聯邦最低工資提高到每小時15美元，這可能是幫助貧困工人的合理方法。富人確實應該繳納更多的稅，儘管《經濟學人》認為，務實的途徑是縮緊漏洞，例如資本利得稅，並提高遺產稅，而不是財產稅。儘管碳稅是我們應對氣候變化的首選方式，但她制定的清潔能源計畫，將帶來很大的不一樣。

但是，如果整個Warren計畫得以制定，美國這種自由的體制將遭受嚴重衝擊。大約一半的股票市場和私募股權掌控的公司將被解散，並進行嚴格的重新監管，商業活動也可能面臨停止。隨著時間的推進，在經濟體系運作上，人們對Warren女士的主張形成了兩個質疑，並擔憂會削弱經濟運作的活力。

首先，是她對政府是良性和有效率的運轉的假設。政府是有能力做大事，但像任何大型組織一樣，政府很容易被強大的內部人士影響，而顯得欲振乏力；而官僚風格，則會讓Warren女士最關心的人民感受更加失落。

當電信公司和航空公司在1970年代受到嚴格的監管時，它們就因其僵化和低效而惡名昭彰。Warren女士的標誌性成就，是在2011年創立了一個保護金融服務消費者的機構。它做得很好，但當時的它，是具有非同尋常力量的，它可以高舉高打，並成為政治上的標識。

另一個會引人質疑的思維，是對企業形象的詆毀。她低估了市場幫助美國中產階級的動力，這個動力以無形的方式，指導了人和企業多樣化和自發性的運作，並將資本和勞動力從欲振乏力的產業，轉移到正在蒸蒸日上的產業，並讓固守陳規的企業付出代價。沒有這種所謂破壞性的創新，政府的任何作為，都沒有辦法提高人民的長期生活水平。

文章最後一段提到，許多總統後選人在初選期間，都會說出、做出一些不像黨總統提名人的言行。如果Warren女士真的在15個月後，成為橢圓形辦公室的主人，她將受到法院、各州，甚至參議院的限制。美國經濟體系的規模和深度，意味著從來沒有人，甚至坐在白宮的人，可以輕易改變其運作性質。

無論如何，Warren女士政府的總體規畫，仍然有很多令人擔憂的地方。她需要為創新和充滿活力的民營企業找到更多空間，而民營企業一直是美國繁榮的核心。

(解讀者丁學文現為上海金庫資本管理合夥人兼總經理)

 

資料來源:經濟學人、遠見華人菁英論壇

]]> No publisher 基金會編輯 國外新聞 貧富差距 公與義 經濟 富人稅 2019-10-31T05:00:00Z 新聞 關於「貧窮」這件事引起的全球問題 http://2021.yucc.org.tw:8080/yucc/news/foreign/20200605-2 法國黃背心一週年、智利百萬人上街、美國貧富差距影響大選⋯⋯近期的國際上出現不少爭議是因「貧窮」引起。聯合國在 2015 年將「消除貧窮」列為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稱 SDGs) 17 項指標的第 1 名，將貧窮人口減半的目標延後到 2030 年。如果沒有新的突破，這項目標的達成可能依然充滿挑戰。 Poverty (貧窮)這個單字是出自拉丁文的 pauper，意思是 poor，泛指缺乏金錢或資源，後來演化成法文的 poverté，再變成現今的英文。Pauper 一字如今在英文仍是指窮光蛋或貧民，美國大文豪--馬克吐溫曾經寫了一本著名小說「乞丐王子」，英文書名就是(The Prince and the Pauper)。

另外一個 p 開頭的字pilfer 源自於法文的pelfre，意指 plunder 或 pillage，從中文都可以解釋成偷竊或搶劫。為何這個月要以 Poverty 做為主題，原因其實是最近一些經濟頭版新聞都與這個主題有關。

字源解釋

pauper (拉丁文，窮光蛋or貧民)
↓
poverté (法文)
↓
poverty (英文，缺乏金錢或資源)

法國「黃背心運動」一週年：政府精簡支出

先從 2018 年 11 月 17 日在法國爆發的黃背心運動說起。

當初爆發抗議人潮，主要是針對燃油價格飆漲及物價攀升，後來則演變成反對法國總統馬克宏 (Emmanuel Macron) 和他所推動的經濟改革措施。

今年適逢黃背心運動一週年，示威者再度走上巴黎街頭，並占領所謂的「消費殿堂」拉法葉百貨公司導致其關門。為了平息示威者的怒氣，馬克宏去年即暫緩調高燃油稅，同時凍結電費、天然氣價格，也暫緩於 2019 年實施汽車排放規定和老舊汽車罰款政策，之後馬克宏決定徹底取消 2019 年調漲燃油稅的計畫，並舉辦全國大辯論。

今年 4 月 25 日馬克宏宣布幾項改革措施，包括大幅精簡中央政府機構，增加地方一線辦事員數量、取消高級公務員的高薪待遇、象徵性減少公民稅收，2020 年起，月收入不超過 2000 歐元者，其退休金將與通膨同步調升。

智利百萬人上街：總統解散內閣

第二個例子發生在智利。

由於國內政治危機未平息，智利總統皮湼拉 (Sebastian Pinera) 於 10 月 30 日宣布取消主辧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PEC) 高峰會以及 Cop 25 氣候變遷大會，這是 APEC 自 1993 年舉辧第一次非正式經濟領袖會議以來，首度取消峰會，也讓原本計畫在本次會議中簽署美中貿易協議的美國與中國大陸不得不另外安排其他時間及地點。

這次智利民眾示威的導火線也是因為地鐡票價調高 30 披索(約新台幣 1.26 元)，尖峰時段單程票從 800 智利披索調高至 830 智利披索 (約新台幣 35 元) 所致，但民眾高喊「不是 30 披索，是 30 年！」，智利自前一位獨裁者皮諾契特 (Pinochet) 政權結束後，從1990年至今，智利的經濟與法律政策尚未得到全盤改革，現任總統皮湼拉個人財產估達 28 億美元，是智利最富有的人物之一，自然更引起民眾的不滿。

近百萬人民上街頭的結果，逼得總統宣布解散內閣，公開向人民道歉，並承諾保障最低工資、提高國民年金 20%、凍漲電費，未來並將提出法案由國家負擔昂貴的醫療費用。

「貧窮」其實是一種感覺

今年 10 月 14 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出爐，由研究貧窮議題的印度裔美國經濟學家巴納吉 (Abhijit Banerjee)、法國經濟學家杜芙若 (Esther Duflo)、以及美國發展經濟學家克雷默 (Michael Kremer) 共同獲得，以表彰他們對減輕全球貧困之實驗方法做出貢獻。

根據他們的實驗發現，在消滅貧窮上，政府必須對試圖解決的問題進行更細的切割，並針對制度上的細節 (institutional details) 進行系統性的比較分析，才能有效的解決問題。

舉例來講，許多專家學者可能認為微型信貸可以協助低所得者取得資金融通，但問題是，雖然微型信貸增加借錢的機率，但是其效果普通，實驗研究也未找到微型信貸可以提高窮人家庭所得的證據。

其實貧窮是一個相對的感覺，在解決貧窮問題的背後，凸顯的是所得分配不均日益惡化的問題。

聯合國自 1993 年起將每年的 10 月 17 日定為「國際消除貧窮日」，用以喚起世界各國對因制裁、各種歧視與財富集中化引起的全球貧富懸殊，提高全球的滅貧意識，提醒所有人持續為減少貧困的共同目標--「2015 年時，每日以不到 1 美元維生的人口比例能減半，以及挨餓的人口比例減半」而努力。

但這個目標並沒有被達成。於是聯合國又在 2015 年將「消除貧窮」列為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稱 SDGs) 17 項指標的第 1 名，將貧窮人口減半的目標延後到 2030 年。如果沒有新的突破，這項目標的達成可能依然充滿挑戰。

「貧窮」將影響 2020 美國總統選舉

貧富差距過大問題不僅僅影響發展中國家，甚至連已開發國家也面臨衝擊，例如法國就面臨到如何減少政府赤字並兼顧窮人福利，但又能振興經濟的困境。

在大西洋岸另一邊的美國，前 1% 富豪財富暴增，其資產總和將超越中產階級和中上層階級的總和，這也讓 2020 年的美國總統選舉出現變數，其中尤以民主黨參議員華倫 (Elizabeth Warren) 的富人稅主張最引人矚目，在此之前另一民主黨參議員桑德斯 (Bernie Sanders) 也表示美國不應存在任何億萬富豪，他們的主張引起美國富人的反彈與憂慮，並導致前紐約市長、億萬富豪彭博 (Michael R. Bloomberg) 在 11 月8 日登記參加 2020 年民主黨總統初選，成為對 2020 總統大選表露興趣的四名億萬富豪之一。

這或許是美國選舉歷史中，首次在全國性的選舉上出現討論億萬富豪的議題，顯示民眾開始意識到財富和機會的巨大差距。當初川普因為要「讓美國再次偉大」而當選總統，這一次會不會因為「讓美國貧富差距擴大」而落選，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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