衍生性的影響和響應已經開始顯現，尤其是在東亞和歐洲。從匈牙利到中國，從瑞典到日本，政府在日漸擴大的老齡人口的需求和年輕人的需求之間艱難地尋找平衡，對後者而言，生育後代這個極為私人的決策取決於一些正面（女性有更多工作機會）和負面（持續存在的性別不平等和高昂的生活成本）的因素。
隨著女性獲得更多的教育和避孕手段，以及與生育有關的焦慮繼續加劇，越來越多的父母推遲懷孕，嬰兒出生的數量也越來越少。即使是在印度和墨西哥等長期與人口快速增長相關的國家，出生率也在下降，或已經低於每個家庭2.1個孩子的更替率。
這種變化可能需要幾十年的時間，但一旦開始，下降的趨勢（和增長一樣）就會呈指數級加速。隨著出生人數的減少，長大後能生孩子的女孩也會越來越少，「這變成了一種循環機制，」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和公共政策教授、亞洲人口問題專家斯圖爾特·吉特爾·巴斯滕(Stuart Gietel Basten)說。「這是人口發展的趨勢。」
美國、澳洲和加拿大等國家的出生率徘徊在1.5到2之間，它們用移民沖淡了這種影響。但在東歐，人口外流加劇了人口減少，而在亞洲大部分地區，幾十年前首次成為爭論話題的「人口定時炸彈」終於引爆了。
2019年，韓國生育率降至0.92的歷史新低，每名女性不到一個孩子，是發達國家中的最低生育率。在該國，過去的59個月裡，每個月出生的嬰兒總數都降到了歷史最低水平。創造了一個看起來像是兩級社會的局面。首爾這樣的大城市繼續發展，給基礎設施和住房帶來巨大壓力，而不屬於精英院校的大學，尤其是在首爾以外，招生越來越困難——韓國18歲學生的數量已經從1992年的90萬下降到今天的50萬。
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上週五在一個有關義大利出生率危機的會議上發表講話時說，「人口寒冬」仍然「寒冷而黑暗」。在更多國家，更多人可能很快就會尋找他們自己關於人口的比喻。出生預測往往會根據政府和家庭的反應而變化，但根據一個國際科學家團隊去年在《柳葉刀》(The Lancet)上發表的預測，到2100年，195個國家和地區中有183個生育率將低於更替水平。
他們的模型顯示，中國的人口下降幅度特別大，預計到2100年，中國人口將從現在的14.1億下降到約7.3億。如果發生這種情況，人口金字塔就會翻轉。中國將不再以年輕工人為基礎來支持更少的退休人員，85歲的人將會和18歲的人一樣多。即使在像印度這樣長期以來一直與經濟快速增長聯繫在一起的國家，出生率也在下降，接近或已經低於每個家庭2.1個孩子的更替率。
未來的挑戰仍然是一條死胡同——除了德國實現的小幅上升之外，沒有一個人口增長嚴重放緩的國家能夠成功提高生育率。在經濟萎縮的國家幾乎沒有工資增長的跡象，也不能保證人口減少就意味著環境壓力減少。許多人口學家認為，在未來的歷史學家看來，當前的時刻可能是一個過渡期或醞釀期，它決定著人類能否想出辦法，讓世界變得更加友好，足以讓人們建立他們想要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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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兼中國國務院第7次全國人口普查領導小組副組長的寧吉喆在會中指出，2010年至2020年，60歲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5.44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上升了4.63個百分點。與上個十年相比，這次上升幅度分別提高了2.51和2.72個百分點。
他說，老年人口比例上升較快，顯示高齡化已成為今後一段時期中國的基本國情。「這既是挑戰也存在機遇」。
寧吉喆指出，人口高齡化將減少勞動力的供給數量、增加家庭養老負擔和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壓力，但同時也促進「銀髮經濟」發展，擴大老年產品和服務消費，有利於推動技術進步。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3月在人大會議上宣布將「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以『一老一小』為重點完善人口服務體系，推動實現適度生育水平，逐步延遲法定退休年齡。」
面對媒體追問延後退休年齡政策什麼時候實施，寧吉喆今天僅表示，接下來要開發好、利用好人口普查數據，對普查數據進行認真研究，開展深度分析，切實為科學制定政策提供統計資訊支撐。
他強調，要辯證看待人口變化對經濟社會的影響。中國人口基數大、人口眾多的基本國情沒有改變，超大規模國內市場優勢將長期存在，人口與資源環境仍將處於緊平衡狀態。同時，人口成長放緩，需要採取措施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寧吉喆也提到，人口成長還受人口年齡結構、人們的生育觀念、生育政策、生育成本、公共衛生和健康水平等經濟社會因素的影響，中國人口今後會達到峰值，「但具體時間現在看還有不確定性」。
他並表示，預計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中國人口總量會保持在14億人以上。
來源:中央社/香港經濟日報
]]>中國旅美學者易富賢稱，他在研究多年後發現，包括現已併入國家衞健委的原國家計生委，以及國家統計局、地方教育和公安局戶籍管理部門等，都出於不同原因誇大了人口數字，易富賢基於醫療、教育、婚姻等各項社會指標，重新評估中國的生育率和出生數，認為2020年的實際人口不超過12.8億。
易富賢舉例稱，2000年人口普查顯示的年度出生人數為1,400多萬，但是國家計生委和統計局公佈的卻是1,771萬，而2010年人口普查亦顯示當年10歲人口為1,400多萬。他指，人口普查顯示的中國總和生育率（每名在育齡期婦女生育的平均子女數目）在2000年已跌至1.2左右，遠低於世代更替水平的2.1，但中國官方公佈的卻是1.8。「國家計生委政策法規司于學軍在2007年接受中國政府網訪問時說：『我們的（總和）生育率肯定不是1.2，如果是1.2的話，我們就沒必要實行計劃生育了。由於生育率仍有1.7至1.8，所以我們還是要實行計劃生育。』如果中國能夠客觀調查生育率的話，早就應該停止計劃生育了。」
易富賢指出，中國自90年代初的人口數據即存在「灌水」，因此形成長期以來對未來國民經濟發展的估算都過於樂觀。內地經濟學家任澤平去年曾發表報告指，隨着中國人口提前出現負增長，中國的大市場優勢將逐漸喪失，綜合國力也將受到影響，易富賢認為，中央已意識到人口急速老化不利經濟發展，斷言在今秋舉行的中共中央六中全會有可能宣佈停止計劃生育。他估計官方公佈的最新人口普查數據仍有「灌水」成份，畢竟若與以往數據相差太大的話難以自圓其說，但這次的「灌水」幅度應會有所收斂。「紙已包不住火，利益集團很難再繼續阻攔，中央政府應該會有勇氣來徹底停止計劃生育。」
]]>然而以世界各國的先例，尤其是亞洲的經驗顯示，政府提供的種種獎勵生育措施，幾乎都是徒勞無功，少子化恐已成為不可逆的人口趨勢。
為鼓勵年輕人結婚生子，新加坡每年預算高達廿億星幣（約四二二億台幣），不但讓夫妻擁有組屋優先購買權，中等收入家庭生一個孩子，七歲前也可獲得政府約十四萬星幣（約三百多萬台幣）津貼。然而在ＣＩＡ報告中，世界排名新加坡仍是倒數第三，僅微幅領先台灣，平均生育僅有一點一五。
「少子化」的焦慮與恐慌大致基於一種假定：出生率低將不利經濟、社會長期發展，包括勞動人力下降、年輕人負擔加重、醫療福利支出提升等。事實上，人口的成長率、數量，以及年齡結構對社會經濟的影響，至今仍缺乏一致認同的理論。
經濟學家克里寇夫（Laurence J. Kotlikoff）在其《世代風暴》（The Coming Generational Storm）書中指出，人口老化將使美國陷入財政危機，並面臨政治動盪、失業、罷工、犯罪率高升。管理學家彼得杜拉克也說，生育率極低國家正在進行的是「集體自殺」。有悲觀者甚至認為，人口減少趨勢若持續下去，將會導致「亡國滅種」。
然而，經濟學家克魯曼則認為，美國確實有健保支出膨脹和退休財政的問題，但這些問題和人口老化關係不大。人口學家麥凱勒（F. Landis MacKellar）也認為，人口老化不表示人力資本存量將會減少，也不意味著勞動生產力將滑落，更不代表總要素生產力的成長將減緩。
擔心生育率降低會影響經濟發展者，大致基於「人口紅利」的概念。在人口統計定義上，當社會的扶養比小於或等於五十％時，勞動力較高，有利於經濟生產。這種「人口紅利」概念又基於「勞動人口」和「扶養比」的年齡定義，將十五到六十四歲界定為勞動人口，認為他們是支撐經濟生產力的主要族群。生育率降低，會造成勞動人口不足、扶養比加重。
然而，人口不足的重點並不是人口實際數字。在後工業的時代，經濟總要素生產力大體由兩個因素決定：技術水準與生產效率。並非人多就代表紅利越多，人口素質比人口多寡更為重要。
其實，我們毋需過度擔心少子化問題。生育率降低不僅稀釋了人口密度，人口結構轉型也會導致經濟生產模式和社會行為的改變，包括加強高素質的人力培養、跨域生產，人工智慧的運用，降低人力的需求，以及高齡者勞動參與率提高等。此外，因少子化、預期壽命延長，導致「孤老死」的問題，也可透過個人儲蓄保險、養老伴老觀念的改變、單身老人共居政策的推廣，來減弱或抵銷人口結構改變的負向效果。
邱天助/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教授、兼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異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據分析新冠疫情導致人們對經濟情況和未來的不安加強，在疫情對生育的影響顯現出來的2020年12月至2021年1月，多個國家的出生人數下降10～20％。如果這種趨勢在全世界確定下來，將成為可持續增長的絆腳石。
全球出生人數正在銳減。據分析新冠疫情導致人們對經濟情況和未來的不安加強，在疫情對生育的影響顯現出來的2020年12月至2021年1月，多個國家的出生人數下降10～20％。如果這種趨勢在全世界確定下來，將成為可持續增長的絆腳石。
在歐洲最初成為疫情擴大中心的意大利，2020年12月的出生人數同比減少22％。西班牙和法國2021年1月的出生人數分別減少20％、13％。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INSEE）的數據顯示，法國出生人數創出1975年以來的最大降幅。
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的負責人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很多夫妻都對生孩子感到猶豫」。其背景是新冠疫情的擴大。似乎很多夫妻都對前往住院新冠患者較多的醫院生孩子感到不安。
應該成為世界經濟火車頭的美國也面臨出生人數的危機。美國整體的數據尚未出爐，發佈月度數據的美國康乃迪克州的2021年1月出生人數同比減少14％。
據英國調查公司牛津經濟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預計，2021年美國人口增長率將放緩至同比增長0.2％。這是西班牙流感導致減少0.1％的1918年以來的最低水平。新冠疫情和川普前政權的移民抑制政策産生影響。
中國大陸尚未公佈最新統計數據，香港1月的出生人數同比減少56％，台灣減少23％。韓國減少6.3％，亞洲多地的出生人數減少。
上述一系列趨勢有可能進一步拉低疫情前已在發展的少子化。以已開發國家為中心，顯示1名女性一生中生育孩子的數量的總和生育率持續下降，2000～2005年平均為2.65，到2019年降至2.5。有分析認為，如果總和生育率低於2.1，則人口將不斷減少，各國一直受到少子化的困擾。
過去在戰爭、經濟危機和災害後曾出現嬰兒潮，但如今存在出生人數並不會在疫情後反彈的風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統計顯示，全球參加工作的18～29歲人口當中，有17.4％因疫情而失業或停業。疫情對年輕人就業的打擊更為嚴重，變異病毒的感染也在持續，對未來的不安並未消除。
日本的少子化也將進一步加劇。1月的出生人數同比減少14％，降至6萬3742人。日本國立成育醫療研究中心的1月分娩數為126件，同比減少約3成。今後的分娩預約也較少，該中心表示「2021年整體有可能比往年減少近10％」。
從日本9成以上的孕婦會提交的懷孕申報件數來看，2020年1～10月同比減少5.1％。2020年4月日本全國發佈緊急事態宣言之後下滑明顯。疫情還導致結婚人數大幅減少。有民間估算顯示，2021年日本全年出生人數（不含外國人）將低於80萬人。
日本第一生命經濟研究所的主任經濟學家星野卓也分析稱，如果維持目前的出生情況，日本人口到2049年將低於1億人。這比日本國立社會保障與人口問題研究所的推算要早4年。星野表示，「隨著人口減少速度加快，增長率下降和財政及社會保障受到的影響令人擔憂」。
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近日公布，台灣育齡婦女僅生1.07個子女，生育率全球排名倒數第一，而國發會人口推估報告也警示，國人近年婚育狀況不理想，若再不有效提高生育率，不僅加速進入「超高齡社會」，16年後、至2037年時新生兒恐「提早」跌破10萬人大關，屆時全台全年出生人數僅9.8萬人，相當於現在南投縣草屯鎮的總人口數。
遲婚不育 求子路最大天敵
國發會官員分析，台灣生育率低，與社會變遷、婚育價值觀改變有關，舉例來說，女性教育程度、就業機會提升，遲婚、遲育甚至不婚、不育的現象日益普及，延後了婦女生育第一胎的年齡，也縮短育齡婦女的生育時間；台灣試管嬰兒之父、TFC台北婦產科診所生殖中心創辦人曾啟瑞表示，來做試管嬰兒的婦女平均年齡39、40歲，幾乎已經過了生育黃金期，「女性年齡」是求子之路最大天敵。
政大勞工所教授成之約憂心，「少子化」恐怕是不可逆的趨勢，年輕人想法改變，寧可同居也不要結婚，政府即使絞盡腦汁，以政策工具鼓勵生育，預期效益也不大；加上超高齡社會來臨，若政府放太多資源在「育兒」上，成之約認為，將排擠長照、醫療等預算支出，社會又有一股反彈聲浪再起。
政策鼓勵生育 效益恐不大
值得留意的是，CIA認證台灣是全球生育率倒數第一的國家；成之約解讀，CIA是情治單位，顯示少子化問題，不只是經濟、社會的問題而已，與國家安全、國防軍事息息相關，尤其台灣是美國盟友之一，美國也同樣關切台灣少子化問題。
強化育才攬才 解國安危機
少子化已升級為「國安問題」；TFC台北婦產科診所暨生殖醫學中心副院長王瑞生，如果從民眾切身角度出發，低出生率將不利文化、經濟、社會等長遠發展，舉例來說，台灣的勞動人力下降，不僅不利於產業結構發展，老年人數變多、繳稅人數變少，年輕人的負擔就變重了，家庭的醫療支出也會提升。
國發會表示，除提高育兒津貼、平價教保、減輕民眾育兒負擔外，也將強化育才攬才、提升勞動生產力，以降低勞動人口減少的衝擊。
來源：日經、中時
]]>中情局的職責，是蒐集、處理、分析來自全球各地的國家安全相關情報，由這份調查可推斷，中情局將生育率作為理解國情的重要資訊；而榜單中與台灣一同名列倒數前五的香港、澳門、新加坡、韓國，也是多項研究認證的超低生育率國家或地區，可看出中情局的預測模型，並未偏離現實。
事實上，行政院早在06年已察覺台灣可能陷入「低生育率陷阱」，開始針對少子女化問題研擬對策；11年，時任總統馬英九更喊出「少子化是國安問題」，並陸續推出育兒津貼等鼓勵政策，但15年來台灣生育率絲毫未見起色。
2020年，台灣新生兒數比當年死亡人數少了近8000人，全年首次出現「人口自然負成長」；今年出生人口持續下探，1到3月出生人口自然負成長已超過12000千人。而22年適逢虎年，情勢更不容樂觀。由於部分觀念傳統的家長，不樂見子女生肖屬虎，每逢虎年，台灣的出生人口都會明顯萎縮，例如，10年新生兒人數比09年少了25000千人；1998年更比前1年減少55000千人。
正因為前景堪慮，政府因應少子女化現象的負責人、行政院政務委員林萬億，近期接受《今周刊》專訪時，將台灣長期的低生育率形容為誤點火車，身為駕駛的政府，必須縮短推出鼓勵政策的頻率，化解年輕人因自覺「養不起」而「不想生」的心理障礙，「目標是虎年過後，生育率能明顯提高，從此不要掉下來。」
所有專家都同意，收費合理、品質穩定的托育服務，是最能刺激年輕人生育意願的政策，但這正是台灣最缺乏的公共設施。根據衛福部統計，台灣未滿3歲的嬰幼兒送托率僅16％，遠低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平均的33％；且台灣提供3足歲以上幼童就讀的公立幼兒園名額，也嚴重不足。
衛福部次長李麗芬坦言，參照先進國家經驗，公共化托育服務確實是提高生育率的最重要措施，但適合設置托育機構的場地非常難覓，短時間內難以大幅提高供給量。因此，政府現階段加入準公共化托育補助、鼓勵企業新設托育設施等方案，並分年度提高育兒津貼金額，盡量滿足民眾需求。
想聘外傭顧孩 條件又嚴苛
由於扭轉少子女化的迫切性，已到了「一個新生兒都不能少」的程度，在上述全面性措施外，其他適用範圍較小、但同樣具體可行的方案，如降低生育多名子女的民眾所得稅率，也應被納入政策考慮。
在托育設施供不應求下，外籍家庭幫傭可以是雙薪夫妻的替代方案之一。但勞動部規定，家中須有「3名以上未滿6歲的孩子」或「4名以上未滿12歲且其中兩名未滿6歲的孩子」才符合資格，條件嚴苛，以致全國20年底僅有1668名合法外籍家庭幫傭。相對於香港與新加坡，合法居民只要具備基本財力、身心健康良好、無犯罪紀錄就能申請成為雇主，少子化情勢嚴峻的台灣或許有放寬空間。
人工生殖補助 看得到吃不到
長期關注少子女化現象的民進黨立委管碧玲指出，18年台灣有10236名人工生殖嬰兒誕生，已超過當年全國新生兒總數的5％，但衛福部提供的人工生殖補助，僅限低收入與中低收入不孕夫妻申請，自15年補助以來，僅核定補助82案、44案完成核銷、12案成功懷孕。
「衛福部對中低收入老人的補助，每年可到上億元，但人工生殖補助6、7年來只核銷370幾萬元，政府對生育提供的資源實在太少。」管碧玲認為，一次治療週期動輒數萬元，且還未必能成功受孕的人工生殖費用，對許多家庭是沉重負擔，呼籲衛福部擴大補助範圍，替更多不孕卻有意願生育的夫婦分擔經濟壓力。
除了制度，台灣社會對於「生育」的既定觀念，也應該適度解放。過去10年，台灣的非婚生新生兒比率約為4％，明顯低於OECD會員國18年平均值41％，可見「要結婚才能生小孩」，仍是台灣社會的主流價值。
但曾任立委的婦產科醫師林靜儀認為，沒有所謂正確、不正確的生育資格，「不同年齡與階段生育都應獲得支持，也包括婚育脫鈎、單身生育。」過去15年的經驗證明，光是單純給獎勵、發津貼，無法協助台灣掙脫低生育率泥淖，擺脫既定框架，客觀審視每項可能刺激生育意願的方案，是危機當下的必要態度。
]]>根據yes123統計，台灣目前有50.3%人不打算有小孩。依據國發會公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18至2065年）」之我國未來長期人口變動趨勢，我國未來仍維持高齡少子化趨勢，人口紅利將於2027年結束，並在青壯年口持續下降趨勢下，伴隨育齡婦女人數減少以及育齡年齡上升，使得未來幼年人口數持續下降，至2065年減少至159萬人，減幅近五成。
女性在婚姻關係中的角色定位具有歷史演進進程，特別是現代工業資本主義開展後，「工作」被切割為時間、報酬明確的勞動參與， 讓女性有了經濟獨立的機會。擁有經濟獨立能力之女性不再需要依靠男性維持生活品質及需求，甚至「婚姻」與「生育」兩者的概念及趨勢日漸分化。換言之，女性是否選擇進入婚姻關係，以及接續而來的生育意願與生育數期待等，攸關女性在工作選擇上之機會成本考量。
行政院性平會表示，女性經濟獨立後，應該要更強烈鼓勵女性除了積極投入就業市場，婚姻關係同時也是完善生命的因素之一，使婚姻及工作達到平衡。若是晚婚或不婚，比較可能會發生因離開職場而走入婚姻的機會成本過高，影響生育率。依照行政院主計總處「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報告」顯示，步入婚姻後的女性，約有144.3萬人選擇離開職場。 女性主要退出勞動市場的因素為「家庭因素」，即便時代進步，要承擔的責任依然相較於男性多。
前外交官劉仕傑也在臉書發文分析，高房價、低薪、公托不足3大關鍵，是造成少子化的原因 。與yes123調查勞工不想生小孩的原因不謀而合，在可複選情況下，年輕人不想生小孩的原因主要依序有：「怕賺的錢不夠養小孩」(72.3%)、「覺得買不起房子，沒法給小孩一個家」(53.2%)、「工作忙，怕沒有時間照顧小孩」(36.6%)，以及「社會太亂，擔心小孩被傷害或學壞」(27%)、「覺得令人安心的保母或托育機構難尋」(24.3%)。
來源:風傳媒/蘋果日報
]]>劉建國於質詢時提到，國發會希望「打造亞洲矽谷，發展相關人才」，但近年來台灣人口因少子化及老化而持續減少，在勞動力衰退的情況下，國家有再大的目標，「但沒有人才根本什麼都做不了」。
此外，劉建國認為財政部目前的打房政策無助於年輕人買房，即使買了房，在龐大的貸款壓力下也不可能生小孩。而過去國發會編列大量經費，希望將來台僑生留在台灣，卻不敢預估今年能增加多少僑生，他質疑國發會對於人口政策缺乏全面的規劃。
三方向因應少子化
對此龔明鑫以降低開銷、延攬僑生、長照協助等三大方向回應。龔明鑫提到，針對本國人口，未來育兒補助經費將從原本的100億提升至800億，並釋出社會住宅，提供較低的租金，減少年輕人生活開銷並有餘力進行儲蓄，未來也將研擬跨部會協商就業輔導方案，並在長照方面進行補助，減輕年輕人的負擔。
外來人口部分，龔明鑫表示，國發會將積極督促各部會發展，增加來台僑外生，並期待畢業後留在台灣的僑生「越多越好」，並指出108年有近半數的僑生畢業後留台工作。
劉建國卻進一步指出，108年留台僑生近半，但總數卻少於107年，而「國家一起養」的政策實施下，去年的人口依舊呈現負成長，國家政策必要時的確需要下猛藥，從100億到800億無可厚非，但沒有看到成效的話，國發會也要做出應對，要求在一個月內提出人口政策的相關規劃，送交經委會。
]]>疫情爆發9個月後，法國、韓國、台灣、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都報告了12月或1月的月度出生數據，皆是20多年來的最低值；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的報告顯示，2020年12月份的出生人數下降8%；而意大利的早期數據顯示，今年年初的嬰兒出生率下降21.6%，西班牙報告的出生率是有記錄以來最低的，數據下降了20%。
約書亞·威爾德（Joshua Wilde）和他在德國馬克斯·普朗克人口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Demographic Research） 的團隊預測到這種下降趨勢。他們的研究表明，至少在美國，這種影響可能會持續幾個月，2020年10月，他們預測到2021年2月出生率將下降15.2%。這將是一個多世紀以來美國出生率的最大跌幅，持續時間比2008年經濟衰退甚至1929年大蕭條的影響還要長。
而出生率的成長與否，某些論點是其與經濟之間的關係。不同國家的歷史顯示，經濟信心導致出生率上升，不確定性導致出生率下降。對歐洲成年人生育計劃的研究發現，德國、法國和英國居住在受新冠疫情影響最嚴重地區的人更有可能推遲生育；與此同時，一些應對疫情相對較好的北歐富裕國家，如荷蘭、挪威、丹麥和芬蘭，2020年12月或2021年1月的出生率幾乎沒有下降。
然而，對於經濟發展較好國家的中產階級來說，孩子是一種選擇，但相對弱勢的國家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如此。根據聯合國性與生殖健康機構表示，新冠大流行已導致115個國家的近1200萬女性失去計劃生育服務，並可能導致140萬例意外懷孕，僅在印尼，政府就預測這場大流行將多出生50萬名嬰兒，印尼的國家計劃生育機構說，多達1000萬人停止使用避孕藥和工具，因為他們在那段時間診所或藥店不開門。這樣極端的情下若隨著疫情無法趨緩持續下去，整個世界將造成更大的隔閡與差距。
]]>烏恩慈指出，目前政府對於懷孕的補助集中在產檢，著重於胎兒的部分，建議應有一筆實際金額指定用於補助孕產照護，支持女性可以自由選擇打減痛分娩、找助產師、甚至是剖腹產。建議政府應該要從國民教育就好好傳達備孕、懷孕的知識，別再讓大家透過誇大的影劇情節學習錯誤的觀念。
新竹國泰醫院婦產部主治醫師張瑜芹表示，每個人養育孩子的計畫都不一樣，需要更多元的觀點來支持女性。「育兒不是媽媽一個人的事，媽媽也不是只有育兒一件事要做，」張瑜芹表示，女性生育需要很多支持，比如育兒時，有沒有足夠的經濟支持、精神支持？孩子年紀可以上幼稚園了，可負擔的幼稚園數量、容額是否足夠？有沒有管道讓女性可以再就業？
烏恩慈表示，近十年來，好像要當全職媽媽才算愛小孩、不會錯過孩子成長，但現代女性事業表現越來越好，生育代價太高。社會制度應該要支持女性不因生育而喪失選擇，就算回到職場也不會受到指責，就像沒有人會因為爸爸不放棄工作而指責他。他也呼籲政府要多推廣男性請產假和陪產假，促進投入共同育兒、促進男女平權、性別分工平等，「讓每個人都能開心舒服地在各場域貢獻自己的能力，豈不是全體社會共贏的局面？」
]]>事實上台灣女性的勞動參與率雖未必高於鄰近國家，但育齡婦女25歲至34歲間者的勞參率卻高達85％以上，甚至高於歐美先進國家，因此如欲提高生育率，勢必在營造友善生育職場部分，加強力道。
觀察近十年來的出生數變化發現，在蔡英文總統任內幾乎呈直線下墜趨勢，雖台灣近期經濟情況有轉好趨勢，但為何生育率還是直直落？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發現，蔡政府在2018年7月26日就端出「史上第一次幼托政策」，內容包括擴大公共化教保服務量、建置准公共化機制、擴大發放0-4歲育兒津貼、鼓勵企業設置托兒機構等，但這些做法仍未能如願保住生育率，特別是2020年竟出現人口負成長現象，所以在今（110）年2月又提少子女化對策第二期計畫，以「加碼」催生為主，即調高育兒津貼、增加托育學費補助。
由於育齡女性多在職場，晚婚造成生育期間縮短，因此單靠托育政策是不足以提升生育率的，必須同時在友善生育職場層面，再加把勁。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遂與陳玉珍、吳怡玎兩位立法委員合作，提出「將育嬰留職停薪由六成薪增加至七成五」與「懷孕特別扣除額」兩項修法，並呼籲當局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應該合併育兒津貼，嘉惠年輕夫妻，同時運用彈性工時與遠距上班，打造一個更適宜女性孕育、教育下一代的環境。
為何需要「懷孕特別扣除額」？主要是晚婚已成現代社會趨勢，統計也顯示六成以上的新生兒產自30歲以上女性，所以懷孕一事必須特別慎重，除了備孕，亦需補充特定營養，孕期保健同樣不可輕忽，實有必要增列「懷孕特別扣除額」，以減輕婦女生育負擔。
目前「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與「育兒津貼」只能擇其一的規定，也應該開放兩者都可受領，因為「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是補償工作損失，而「育兒津貼」是減輕父母育兒的負擔，兩件事的屬性完全同。此外，因為疫情的關係，遠距工作漸為職場所接受，如果能配合《性別工作平等法》中的彈性工時規定，可讓年輕夫妻再照顧子女時更能調配時間，不用天天趕著接送孩子去托兒所、幼稚園。昨日適逢國際婦女節，如何有效提升國人對生育下一代的意願，是政府值得長遠規劃的目標，也期待未來能打造友善生育職場，解決即將面臨超高齡化社會的問題。
]]>因應此問題，大陸國家衛健委2月就曾表示，率先在東北地區全面放開人口生育限制的建議很有參考價值，東北地區可以立足本地實際進行探索，組織專家進行研究，深入研判全面放開生育限制對當地經濟增長與社會的穩定，進而提出全面生育試點方案。另一方面，廣東地區全國人大代表的張紅偉表示，學制太長或許是少子化的原因之一，會推遲了就業時間，社會各方面壓力又導致各種社會問題，如教育成本高，增加家庭負擔，而婚育時間明顯延遲，使得老齡化問題更嚴重。
又針對高齡化社會來臨，就公開資料顯示，中國現行法定退休年齡是根據1978 年的法規要求，男性60歲，女性主管階層55歲，女性工人50歲。但社會輿論對這項機制長期缺乏共識，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中國的養老保險金機制並不統一。中國保險行業協會日前公布的「中國養老金第三支柱研究報告」顯示，預計未來5至10年的時間裡，大陸會出現人民幣8兆至10兆元的養老金缺口，且缺口會隨著時間逐步擴大，需要有措施來積極應對。雖然部分金融科技創新能舒緩養老金缺口，但最終治根之法仍是延後退休，甚至是改善人口年齡結構。
來源:工商時報/蘋果日報
]]>內政部日前公布去年人口統計，台灣人口數首次出現負成長，去年底台灣人口數為2,356萬1,236人，較前年底減少逾4萬人；此外，新生兒僅16萬5,249人，也是史上新低，同時死亡人數也是第一次多過出生人數，人口自然成長首度形成「死亡交叉」。
最新統計，今年元月全台灣出生人數僅9,601人，粗出生率為千分之4.8；而死亡人數達16,332人，粗死亡率為千分之8.16。也就是說，光是元月，死亡人數足足比出生人數多了6,731人，「生不如死」的情況持續，且單月差距就高達6,000多人，也是史上少見。
立法院法制局研究分析則指出，少子化影響層面深遠，包括就業人力萎縮、勞動力高齡化；而在財政方面，以年金與健保為例，由於少子化造成的倒金字塔人口結構，將使既存虧損愈來愈大。若少子化問題繼續惡化，將影響國家經濟發展，並削減國家總體競爭力。
法制局也提出諸多建議，除了友善育兒環境、提高房屋首購族零利率之貸款金額、延長零利率補助期限等，也建議在少子化問題嚴峻下，政府應由政院主導，比照日本制定專法，透過整合性規畫及監督機制有效解決問題，避免各部會、中央地方各自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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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年來生育率不斷下降，在2016年一改實施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推出「全面二孩」。然而，對出生率僅有短暫刺激，2016年出生人口回升至1786萬，之後政策紅利快速消退，出生人口連年下降，2018年為1523萬，2019年1465萬，分降14.7%和3.8%。
關於中國已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的討論一時間甚囂塵上，但在東亞地區中比中國的形勢更嚴峻的比比皆是。日本為全球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少子化危機在疫情中雪上加霜，2020年出生人口僅為84.8萬人，相比上一年再減1.7萬人，是該國1899年有統計以來最低值。韓國、台灣、香港則同時在過去一年錄得首次人口負增長。
韓國統計部門公布，2020年出生27.6萬人，死亡30.8萬人，不僅新生兒數量減少10%，創下新低， 還首次出現人口負增長。去年每位韓國婦女預期生育子女數降至0.84個，比2019年所創0.92個的歷史紀錄還要低。台灣情況類似，出生16.5萬人，死亡17.3萬人，同樣首次出現負增長。香港勞福局局長羅致光日前表示，去年前11個月新生嬰兒數同比下降17%，死亡數字也是首次超過新生嬰兒數目。
發達經濟體中，生育率走低是長期趨勢和普遍現象。多數分析人士認為，原因可以歸結為工業化和現代化，使女性地位提升，需要在家庭和事業之間取得平衡，同時教育延後生育年齡，再加上城市化使房價高企，各項養育成本一路走高。多種因素共同促使生育率不斷下降。
不過，去年年初，有觀點認為，疫情使大家減少外出，居家辦公，或許會在2020年底帶來「生育潮」，延緩各國老齡化進程。然而，結果與預期大相徑庭，不但沒有延緩，反而有加劇的跡象。
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份報告解釋，遭遇重大災難時，人們往往會推遲自己的生育計劃，從而使人口增長速度呈現下降趨勢。疫情、饑荒、地震等災難性事件的發生，將平均導致9個月後出生率下降10%~15%左右。
背後的原因不難理解，疫情使造成經濟困境，失業率大幅上升，家庭收入下降，使人們推遲包括生育在內的重大決定。此外，各國的限制措施，幾乎都包括禁止大規模聚會包括婚禮。舉例而言，中國封鎖最嚴厲的2020年1季度，登記婚姻對數為155.7萬同比下降44.7%；在法國， 2020年的結婚人數下降34.1%，只有14.8萬對。
長期來看，人口少子化，對一個經濟體的打擊巨大。以日本為例，65歲以上人口近三成，適齡勞動力不斷減少，會造成養老金缺口擴大，老年人退休年齡也不得不後移，社會陷入消費不振，經濟活力減弱的惡性循環中。
日本和韓國經常被中國學者視為前車之鑒。按目前數據預測，2022年左右，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將佔總人口的14%以上，中國將由老齡化社會進入老齡社會，速度遠快於發達國家。雖然實施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變為全面開放兩胎，但是並未迎來生育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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