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情局的職責，是蒐集、處理、分析來自全球各地的國家安全相關情報，由這份調查可推斷，中情局將生育率作為理解國情的重要資訊；而榜單中與台灣一同名列倒數前五的香港、澳門、新加坡、韓國，也是多項研究認證的超低生育率國家或地區，可看出中情局的預測模型，並未偏離現實。

事實上，行政院早在06年已察覺台灣可能陷入「低生育率陷阱」，開始針對少子女化問題研擬對策；11年，時任總統馬英九更喊出「少子化是國安問題」，並陸續推出育兒津貼等鼓勵政策，但15年來台灣生育率絲毫未見起色。

負擔重、公托難抽是主因

2020年，台灣新生兒數比當年死亡人數少了近8000人，全年首次出現「人口自然負成長」；今年出生人口持續下探，1到3月出生人口自然負成長已超過12000千人。而22年適逢虎年，情勢更不容樂觀。由於部分觀念傳統的家長，不樂見子女生肖屬虎，每逢虎年，台灣的出生人口都會明顯萎縮，例如，10年新生兒人數比09年少了25000千人；1998年更比前1年減少55000千人。

正因為前景堪慮，政府因應少子女化現象的負責人、行政院政務委員林萬億，近期接受《今周刊》專訪時，將台灣長期的低生育率形容為誤點火車，身為駕駛的政府，必須縮短推出鼓勵政策的頻率，化解年輕人因自覺「養不起」而「不想生」的心理障礙，「目標是虎年過後，生育率能明顯提高，從此不要掉下來。」

所有專家都同意，收費合理、品質穩定的托育服務，是最能刺激年輕人生育意願的政策，但這正是台灣最缺乏的公共設施。根據衛福部統計，台灣未滿3歲的嬰幼兒送托率僅16％，遠低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平均的33％；且台灣提供3足歲以上幼童就讀的公立幼兒園名額，也嚴重不足。

衛福部次長李麗芬坦言，參照先進國家經驗，公共化托育服務確實是提高生育率的最重要措施，但適合設置托育機構的場地非常難覓，短時間內難以大幅提高供給量。因此，政府現階段加入準公共化托育補助、鼓勵企業新設托育設施等方案，並分年度提高育兒津貼金額，盡量滿足民眾需求。

想聘外傭顧孩 條件又嚴苛

由於扭轉少子女化的迫切性，已到了「一個新生兒都不能少」的程度，在上述全面性措施外，其他適用範圍較小、但同樣具體可行的方案，如降低生育多名子女的民眾所得稅率，也應被納入政策考慮。

在托育設施供不應求下，外籍家庭幫傭可以是雙薪夫妻的替代方案之一。但勞動部規定，家中須有「3名以上未滿6歲的孩子」或「4名以上未滿12歲且其中兩名未滿6歲的孩子」才符合資格，條件嚴苛，以致全國20年底僅有1668名合法外籍家庭幫傭。相對於香港與新加坡，合法居民只要具備基本財力、身心健康良好、無犯罪紀錄就能申請成為雇主，少子化情勢嚴峻的台灣或許有放寬空間。

人工生殖補助 看得到吃不到

長期關注少子女化現象的民進黨立委管碧玲指出，18年台灣有10236名人工生殖嬰兒誕生，已超過當年全國新生兒總數的5％，但衛福部提供的人工生殖補助，僅限低收入與中低收入不孕夫妻申請，自15年補助以來，僅核定補助82案、44案完成核銷、12案成功懷孕。

「衛福部對中低收入老人的補助，每年可到上億元，但人工生殖補助6、7年來只核銷370幾萬元，政府對生育提供的資源實在太少。」管碧玲認為，一次治療週期動輒數萬元，且還未必能成功受孕的人工生殖費用，對許多家庭是沉重負擔，呼籲衛福部擴大補助範圍，替更多不孕卻有意願生育的夫婦分擔經濟壓力。

除了制度，台灣社會對於「生育」的既定觀念，也應該適度解放。過去10年，台灣的非婚生新生兒比率約為4％，明顯低於OECD會員國18年平均值41％，可見「要結婚才能生小孩」，仍是台灣社會的主流價值。

但曾任立委的婦產科醫師林靜儀認為，沒有所謂正確、不正確的生育資格，「不同年齡與階段生育都應獲得支持，也包括婚育脫鈎、單身生育。」過去15年的經驗證明，光是單純給獎勵、發津貼，無法協助台灣掙脫低生育率泥淖，擺脫既定框架，客觀審視每項可能刺激生育意願的方案，是危機當下的必要態度。

衍生性的影響和響應已經開始顯現，尤其是在東亞和歐洲。從匈牙利到中國，從瑞典到日本，政府在日漸擴大的老齡人口的需求和年輕人的需求之間艱難地尋找平衡，對後者而言，生育後代這個極為私人的決策取決於一些正面（女性有更多工作機會）和負面（持續存在的性別不平等和高昂的生活成本）的因素。

隨著女性獲得更多的教育和避孕手段，以及與生育有關的焦慮繼續加劇，越來越多的父母推遲懷孕，嬰兒出生的數量也越來越少。即使是在印度和墨西哥等長期與人口快速增長相關的國家，出生率也在下降，或已經低於每個家庭2.1個孩子的更替率。

這種變化可能需要幾十年的時間，但一旦開始，下降的趨勢（和增長一樣）就會呈指數級加速。隨著出生人數的減少，長大後能生孩子的女孩也會越來越少，「這變成了一種循環機制，」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和公共政策教授、亞洲人口問題專家斯圖爾特·吉特爾·巴斯滕(Stuart Gietel Basten)說。「這是人口發展的趨勢。」

美國、澳洲和加拿大等國家的出生率徘徊在1.5到2之間，它們用移民沖淡了這種影響。但在東歐，人口外流加劇了人口減少，而在亞洲大部分地區，幾十年前首次成為爭論話題的「人口定時炸彈」終於引爆了。

2019年，韓國生育率降至0.92的歷史新低，每名女性不到一個孩子，是發達國家中的最低生育率。在該國，過去的59個月裡，每個月出生的嬰兒總數都降到了歷史最低水平。創造了一個看起來像是兩級社會的局面。首爾這樣的大城市繼續發展，給基礎設施和住房帶來巨大壓力，而不屬於精英院校的大學，尤其是在首爾以外，招生越來越困難——韓國18歲學生的數量已經從1992年的90萬下降到今天的50萬。

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上週五在一個有關義大利出生率危機的會議上發表講話時說，「人口寒冬」仍然「寒冷而黑暗」。在更多國家，更多人可能很快就會尋找他們自己關於人口的比喻。出生預測往往會根據政府和家庭的反應而變化，但根據一個國際科學家團隊去年在《柳葉刀》(The Lancet)上發表的預測，到2100年，195個國家和地區中有183個生育率將低於更替水平。

他們的模型顯示，中國的人口下降幅度特別大，預計到2100年，中國人口將從現在的14.1億下降到約7.3億。如果發生這種情況，人口金字塔就會翻轉。中國將不再以年輕工人為基礎來支持更少的退休人員，85歲的人將會和18歲的人一樣多。即使在像印度這樣長期以來一直與經濟快速增長聯繫在一起的國家，出生率也在下降，接近或已經低於每個家庭2.1個孩子的更替率。

未來的挑戰仍然是一條死胡同——除了德國實現的小幅上升之外，沒有一個人口增長嚴重放緩的國家能夠成功提高生育率。在經濟萎縮的國家幾乎沒有工資增長的跡象，也不能保證人口減少就意味著環境壓力減少。許多人口學家認為，在未來的歷史學家看來，當前的時刻可能是一個過渡期或醞釀期，它決定著人類能否想出辦法，讓世界變得更加友好，足以讓人們建立他們想要的家庭。

據分析新冠疫情導致人們對經濟情況和未來的不安加強，在疫情對生育的影響顯現出來的2020年12月至2021年1月，多個國家的出生人數下降10～20％。如果這種趨勢在全世界確定下來，將成為可持續增長的絆腳石。

全球出生人數正在銳減。據分析新冠疫情導致人們對經濟情況和未來的不安加強，在疫情對生育的影響顯現出來的2020年12月至2021年1月，多個國家的出生人數下降10～20％。如果這種趨勢在全世界確定下來，將成為可持續增長的絆腳石。

在歐洲最初成為疫情擴大中心的意大利，2020年12月的出生人數同比減少22％。西班牙和法國2021年1月的出生人數分別減少20％、13％。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INSEE）的數據顯示，法國出生人數創出1975年以來的最大降幅。

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的負責人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很多夫妻都對生孩子感到猶豫」。其背景是新冠疫情的擴大。似乎很多夫妻都對前往住院新冠患者較多的醫院生孩子感到不安。

應該成為世界經濟火車頭的美國也面臨出生人數的危機。美國整體的數據尚未出爐，發佈月度數據的美國康乃迪克州的2021年1月出生人數同比減少14％。

據英國調查公司牛津經濟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預計，2021年美國人口增長率將放緩至同比增長0.2％。這是西班牙流感導致減少0.1％的1918年以來的最低水平。新冠疫情和川普前政權的移民抑制政策産生影響。

中國大陸尚未公佈最新統計數據，香港1月的出生人數同比減少56％，台灣減少23％。韓國減少6.3％，亞洲多地的出生人數減少。

上述一系列趨勢有可能進一步拉低疫情前已在發展的少子化。以已開發國家為中心，顯示1名女性一生中生育孩子的數量的總和生育率持續下降，2000～2005年平均為2.65，到2019年降至2.5。有分析認為，如果總和生育率低於2.1，則人口將不斷減少，各國一直受到少子化的困擾。

過去在戰爭、經濟危機和災害後曾出現嬰兒潮，但如今存在出生人數並不會在疫情後反彈的風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統計顯示，全球參加工作的18～29歲人口當中，有17.4％因疫情而失業或停業。疫情對年輕人就業的打擊更為嚴重，變異病毒的感染也在持續，對未來的不安並未消除。

日本的少子化也將進一步加劇。1月的出生人數同比減少14％，降至6萬3742人。日本國立成育醫療研究中心的1月分娩數為126件，同比減少約3成。今後的分娩預約也較少，該中心表示「2021年整體有可能比往年減少近10％」。

從日本9成以上的孕婦會提交的懷孕申報件數來看，2020年1～10月同比減少5.1％。2020年4月日本全國發佈緊急事態宣言之後下滑明顯。疫情還導致結婚人數大幅減少。有民間估算顯示，2021年日本全年出生人數（不含外國人）將低於80萬人。

日本第一生命經濟研究所的主任經濟學家星野卓也分析稱，如果維持目前的出生情況，日本人口到2049年將低於1億人。這比日本國立社會保障與人口問題研究所的推算要早4年。星野表示，「隨著人口減少速度加快，增長率下降和財政及社會保障受到的影響令人擔憂」。

16年後 台新生兒恐跌破10萬人

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近日公布，台灣育齡婦女僅生1.07個子女，生育率全球排名倒數第一，而國發會人口推估報告也警示，國人近年婚育狀況不理想，若再不有效提高生育率，不僅加速進入「超高齡社會」，16年後、至2037年時新生兒恐「提早」跌破10萬人大關，屆時全台全年出生人數僅9.8萬人，相當於現在南投縣草屯鎮的總人口數。

遲婚不育 求子路最大天敵

國發會官員分析，台灣生育率低，與社會變遷、婚育價值觀改變有關，舉例來說，女性教育程度、就業機會提升，遲婚、遲育甚至不婚、不育的現象日益普及，延後了婦女生育第一胎的年齡，也縮短育齡婦女的生育時間；台灣試管嬰兒之父、TFC台北婦產科診所生殖中心創辦人曾啟瑞表示，來做試管嬰兒的婦女平均年齡39、40歲，幾乎已經過了生育黃金期，「女性年齡」是求子之路最大天敵。

政大勞工所教授成之約憂心，「少子化」恐怕是不可逆的趨勢，年輕人想法改變，寧可同居也不要結婚，政府即使絞盡腦汁，以政策工具鼓勵生育，預期效益也不大；加上超高齡社會來臨，若政府放太多資源在「育兒」上，成之約認為，將排擠長照、醫療等預算支出，社會又有一股反彈聲浪再起。

政策鼓勵生育 效益恐不大

值得留意的是，CIA認證台灣是全球生育率倒數第一的國家；成之約解讀，CIA是情治單位，顯示少子化問題，不只是經濟、社會的問題而已，與國家安全、國防軍事息息相關，尤其台灣是美國盟友之一，美國也同樣關切台灣少子化問題。

強化育才攬才 解國安危機

少子化已升級為「國安問題」；TFC台北婦產科診所暨生殖醫學中心副院長王瑞生，如果從民眾切身角度出發，低出生率將不利文化、經濟、社會等長遠發展，舉例來說，台灣的勞動人力下降，不僅不利於產業結構發展，老年人數變多、繳稅人數變少，年輕人的負擔就變重了，家庭的醫療支出也會提升。

國發會表示，除提高育兒津貼、平價教保、減輕民眾育兒負擔外，也將強化育才攬才、提升勞動生產力，以降低勞動人口減少的衝擊。

來源：日經、中時

台東池上鄉的一所幼兒園，全園學生人數只有35位。每逢週五，來了一群爺爺奶奶們，他們是池上樂齡班的成員，平均年齡70幾歲，年齡最長的成員今年96歲。一年多前，這群祖孫輩們一同開啟了祖孫代間學習課程。

第一堂課，老師設計活動讓祖孫們熟識，一位長者認養一、兩個小孫子。沒多久，孩子們已為樂齡班成員徐仁超先生取了個綽號──超人爺爺，拉著他一起玩遊戲。老師說：「阿公阿嬤的子孫大部分時間都在外地，多了這些小孫子，生活突然熱鬧了，這些是爺爺奶奶們平常經歷不到的。」

左擁右抱，超人爺爺的小孫子們。

池上以美麗純淨的稻田風光聞名，在觀光榮景背後，亦避免不了人口老化、農村人口結構失衡的問題。池上不但已符合高齡社會的標準，且即將成為超高齡鄉鎮。這不只是池上鄉，同時也是台灣許多鄉鎮正面臨的挑戰。

晚間走在池上街頭，一望進民宅，許多都是一、兩個老人坐在電視前。假如另一半走了，就是靠自己打理一切，和鄰里同儕互相照應。偶爾接到外地子女的電話問候，一年也僅有幾天和兒孫見面。若子女提議接他們到都市生活，除了擔心不適應都會生活，不想離開熟悉的朋友鄰里，也擔心打亂子女的小家庭生活，害怕變成包袱。

年輕時做家事有條不紊、手腳俐落，如今帶著不再好使的身體，有時得忍著病痛打理日常一切，不小心失手摔破碗、忘記關火讓鍋子燒乾、行動不便就醫困難只能忍耐──生活不時出現令人氣餒的大小訊息，提醒自己老了、能力不好了。這是許多年長者不得不面臨的心理矛盾：在地老化雖是許多池上在地人的心願，他們期待在熟悉的地方過一個有尊嚴、有自主性的年老生活；但也擔心能否克服這些步入老年而伴隨來的負面思緒和生活不便，特別是獨居者們。

在地老化：不只一個人老，也和大家一起老

為了實現在地老化，不能光等待政府政策和單靠硬體的增設，社區必須準備好社會、心理支持系統，建立有趣、樂觀的生活氛圍，讓長者走出戶外，形成互助網絡，讓每個人處在這個網絡中，守護人人，也讓人人守護自己。

創造友善的社區氛圍從塑造居民生活風格開始。在空間填入有趣的生活經驗，讓一群人的經驗累積成社區的共同記憶。打造地老化的社區環境，第一步就是創造人與人間的連結，增加社會接觸，並帶動其他，形成更多活絡的社區空間。祖孫代間學習就是池上鄉不倒翁長青關懷協會推動在地老化的第一步實踐方案。

樂齡班成員和幼兒園孩子一起玩遊戲、說故事、做勞作。課程設計融入時節、農作、多元文化等在地元素－這同時是長者們的專長，他們隨時可道出一個精彩的地方故事和風土傳奇。雖然共同生活在池上，曾祖父輩的生活經驗對孩子來說仍很陌生，於是幼兒園老師們負責課前教育，引導孩子們進入狀況。阿公阿嬤的生活經驗，對孩子來說是平常無法接觸到的新鮮故事，能刺激他們的好奇心和想像。

祖孫遊戲融入在地生活元素。例如11月間，池上農民進入第二期稻作收割，孩子聽阿嬤訴說務農的樂趣與辛勞，一起組隊玩慶豐收遊戲，感受池上農民豐收的喜悅。上個月推出在地好食課程，請阿公阿嬤各帶一道在地美食，一一向孫子們訴說美食的記憶和生態意義。課後是自由互動時間，孩子們可私下向阿公阿嬤提問題。

媒合雙方需求的社區設計，讓大家都是受益者

推動祖孫代間教育的動機源於一次偶然事件。某次老師帶著幼兒園孩子到專門照護重症、慢性病患的療養院參訪，情況卻超乎老師意料。孩子們從沒見過如此情景，抗拒靠近插著鼻管、掛著尿袋、坐輪椅、有的甚至面容扭曲、四肢萎縮的長者們，幾位孩子哭了起來，讓在場社工人員和老師們非常尷尬。只有一位小女孩，主動上前摸一位阿嬤的手。這位小朋友的阿嬤長期臥病在床，所以輪椅、尿袋、飽受病痛折磨的身軀──這一切情景對她來說並不陌生。

幼兒園園長說：「這一刻給我很大的衝擊，開始思索如何加強孩子們的生命教育，主動靠近並關懷悲傷、痛苦的人，而不是害怕，甚至歧視。現代孩子被父母保護得很好，學習資源豐富，物質也不缺乏，但對於人之所以活著的基本尊嚴、生命的強韌與脆弱卻理解甚少，他們的生活很少接觸這個區塊。所以開始思考課程，讓孩子們學習同理、理解和自己不一樣的人，並主動表達關心。」

透過教育創造人與世界、人與人的連帶，孩子的學習不能光交給學校，必須將社區角色帶入幼兒教育。讓孩子理解老化，學習和長者相處，挖掘他們的學問並從中發現樂趣。祖孫代間學習就是將孩子的生命教育和社區在地老化的理想結合。

現代孩童的玩具大多直接買現成的，阿嬤親手替孫子製作玩具，並向孩子講述背後的童年記憶，讓孩子知道以前的小朋友想要玩具就得自己想辦法就地取材。不需說教與不斷耳提面命，透過一同參與、遊戲，將舊時代的在地智慧、惜福精神傳達給新生代。有次阿嬤們和小朋友一起討論現在的小朋友和以前小朋友有甚麼不同，有位阿嬤提到童年食物匱乏的經歷。老師說：「那天的中餐，平常挑食的孩子們自動把蔬菜吃完。」

活潑天真的孩子為高齡和獨居的長者們帶來樂觀的生活態度，積極面對老化與病痛；對孩子來說，阿公阿嬤的經驗分享是最好的本土環境和生命教育；對整個鄉的而言，本土知識、在地精神與家鄉認同透過如此的代間對話來承傳。達到雙贏效果的社區設計，就能帶動主動參與，達到永續經營的效果。推行至今，阿公阿嬤們除非嚴重病痛，缺席率很低，他們克服交通、行動的不便來參加課程，有的阿嬤們甚至精心打扮，開心期待每週的祖孫相會，成員也陸續增加。

貼合居民需求且有樂趣的社區設計能提高居民的公民自主性與社區責任，而非經費花完、活動結束，能量也同時歸零。如果讓長者只要一出門，就已經是實踐社區美好生活的其中一環，就能讓他們形成責任意識，並在實踐中發現自我價值。代間學習不只帶來樂趣，也在成員間形成責任共識，例如請假的爺爺奶奶們會主動交代同伴看照他們的小孫子，以免孩子在遊戲、勞作課程中落單。一位80幾歲的阿嬤有次因眼睛疼痛缺席，特地把做好的陀螺託給另外一位阿嬤，請她轉交給孫子。一位80幾歲的阿嬤一口氣做了3個風車，她認養了3個孫子，阿嬤說：「一人一個，這樣才公平」。

「租一個奶奶」

連結老人和孩童作為在地社區工作策略的概念，在一些歐美國家已行之有年，例如德國紅十字會、德國各地方機構推行「租一個奶奶」服務（Rent a Oma/ Großelterndienst），為了因應德國高齡人口增加，同時單親家庭、雙薪家庭比例提高所衍生的新問題。一般德國小學採半日制，讓許多父母無法兼顧工作和孩子下午放學後的看照。參加「租一個奶奶」的長者們大多為退休的地方義工，這個服務考量老年人的情感需要、父母的育兒壓力和孩子的看照，將退休族群、父母、孩童的需求媒合並達成三贏的模式。長者能夠傳達知識、對生活感到正向愉悅，父母減輕生活壓力，而孩童能延伸跨世代的生活觸角。

不論德國或台灣，愉悅、有成就感的老年生活是長者共同的期待。

今年德國出生率自1990年德國統一後創新高，這對德國的社會結構、經濟發展是樂觀的訊息。南德日報（Süddeutsche Zeitung）近日報導指出，出生率創新高的關鍵為祖父母作為背後支持的角色。德國有3分之1的6歲以下孩童，一週一次被祖父母看照。53%的德國父母會定期拜託祖父母幫忙照顧，否則無法工作。德國Max-Planck研究院近期發表的人口研究結果顯示，若祖父母有餘力看照孩子，年輕夫妻生孩子的意願較高。另一項研究也顯示，3分之2的16歲到29歲的德國青年認為他們的成長過程深受祖父母的影響，並在青少年時期和祖父母保持親密的關係。（資料來源：南德日報）

老年人雖退出主要勞動市場，對德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教育仍扮演重要的支持性角色，若能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與身心品質，對後代教育、國家經濟亦是一大助益。高齡族群應被視為國家發展的人力資源，妥善培訓、運用，而非視其為純粹的社會福利消耗者。

面對老化社會，社區的軟體面準備

面對高齡社會的挑戰，除了個人理財、心態的準備，需一併關注的是，與我們生活緊密相鄰的社區準備好了嗎？池上青壯年人口（通常為主要撫養者）不足，加上長照硬體設施尚未完備，貫徹在地老化的路仍長遠，然而祖孫代間學習是腳下踏出的第一步實踐。實現在地老化的前提，在於社區含有足夠的社會資本，形成互助互信網絡，建立有效的資訊通報和資源媒合機制。打造適合在地老化的社區需透過居民的主動參與來實現，因為在地人熟知在地問題，關鍵在於激發社區責任並主動投入在地事，共同設計因地制宜的活動方針。讓每個個體成為「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美好體現，這是社區營造的核心價值。

祖孫代間學習不只豐富幼教題材，擴大孩童的視野，也活化社區長者的社交生活，並讓在地精神、本土價值得以承傳，創造多贏效應。長者需要社區，同時也被社區需要，去除對老年人口的偏見，將問題現象視為改變的潛能，善用老年人口為社區發展的人力資源，就能改變社區命運，產生源源不絕的社區創新能量。

疫情爆發9個月後，法國、韓國、台灣、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都報告了12月或1月的月度出生數據，皆是20多年來的最低值；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的報告顯示，2020年12月份的出生人數下降8%；而意大利的早期數據顯示，今年年初的嬰兒出生率下降21.6%，西班牙報告的出生率是有記錄以來最低的，數據下降了20%。

約書亞·威爾德（Joshua Wilde）和他在德國馬克斯·普朗克人口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Demographic Research） 的團隊預測到這種下降趨勢。他們的研究表明，至少在美國，這種影響可能會持續幾個月，2020年10月，他們預測到2021年2月出生率將下降15.2%。這將是一個多世紀以來美國出生率的最大跌幅，持續時間比2008年經濟衰退甚至1929年大蕭條的影響還要長。

而出生率的成長與否，某些論點是其與經濟之間的關係。不同國家的歷史顯示，經濟信心導致出生率上升，不確定性導致出生率下降。對歐洲成年人生育計劃的研究發現，德國、法國和英國居住在受新冠疫情影響最嚴重地區的人更有可能推遲生育；與此同時，一些應對疫情相對較好的北歐富裕國家，如荷蘭、挪威、丹麥和芬蘭，2020年12月或2021年1月的出生率幾乎沒有下降。

然而，對於經濟發展較好國家的中產階級來說，孩子是一種選擇，但相對弱勢的國家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如此。根據聯合國性與生殖健康機構表示，新冠大流行已導致115個國家的近1200萬女性失去計劃生育服務，並可能導致140萬例意外懷孕，僅在印尼，政府就預測這場大流行將多出生50萬名嬰兒，印尼的國家計劃生育機構說，多達1000萬人停止使用避孕藥和工具，因為他們在那段時間診所或藥店不開門。這樣極端的情下若隨著疫情無法趨緩持續下去，整個世界將造成更大的隔閡與差距。

中國近年來生育率不斷下降，在2016年一改實施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推出「全面二孩」。然而，對出生率僅有短暫刺激，2016年出生人口回升至1786萬，之後政策紅利快速消退，出生人口連年下降，2018年為1523萬，2019年1465萬，分降14.7%和3.8%。

關於中國已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的討論一時間甚囂塵上，但在東亞地區中比中國的形勢更嚴峻的比比皆是。日本為全球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少子化危機在疫情中雪上加霜，2020年出生人口僅為84.8萬人，相比上一年再減1.7萬人，是該國1899年有統計以來最低值。韓國、台灣、香港則同時在過去一年錄得首次人口負增長。

韓國統計部門公布，2020年出生27.6萬人，死亡30.8萬人，不僅新生兒數量減少10%，創下新低， 還首次出現人口負增長。去年每位韓國婦女預期生育子女數降至0.84個，比2019年所創0.92個的歷史紀錄還要低。台灣情況類似，出生16.5萬人，死亡17.3萬人，同樣首次出現負增長。香港勞福局局長羅致光日前表示，去年前11個月新生嬰兒數同比下降17%，死亡數字也是首次超過新生嬰兒數目。

發達經濟體中，生育率走低是長期趨勢和普遍現象。多數分析人士認為，原因可以歸結為工業化和現代化，使女性地位提升，需要在家庭和事業之間取得平衡，同時教育延後生育年齡，再加上城市化使房價高企，各項養育成本一路走高。多種因素共同促使生育率不斷下降。

疫情為何加劇生育率下滑?

不過，去年年初，有觀點認為，疫情使大家減少外出，居家辦公，或許會在2020年底帶來「生育潮」，延緩各國老齡化進程。然而，結果與預期大相徑庭，不但沒有延緩，反而有加劇的跡象。

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份報告解釋，遭遇重大災難時，人們往往會推遲自己的生育計劃，從而使人口增長速度呈現下降趨勢。疫情、饑荒、地震等災難性事件的發生，將平均導致9個月後出生率下降10%~15%左右。

背後的原因不難理解，疫情使造成經濟困境，失業率大幅上升，家庭收入下降，使人們推遲包括生育在內的重大決定。此外，各國的限制措施，幾乎都包括禁止大規模聚會包括婚禮。舉例而言，中國封鎖最嚴厲的2020年1季度，登記婚姻對數為155.7萬同比下降44.7%；在法國， 2020年的結婚人數下降34.1%，只有14.8萬對。

少子化：經濟發展的慢性病

長期來看，人口少子化，對一個經濟體的打擊巨大。以日本為例，65歲以上人口近三成，適齡勞動力不斷減少，會造成養老金缺口擴大，老年人退休年齡也不得不後移，社會陷入消費不振，經濟活力減弱的惡性循環中。

日本和韓國經常被中國學者視為前車之鑒。按目前數據預測，2022年左右，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將佔總人口的14%以上，中國將由老齡化社會進入老齡社會，速度遠快於發達國家。雖然實施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變為全面開放兩胎，但是並未迎來生育潮。

這一預測來自受人尊敬的學者查爾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和曾供職於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馬諾傑•普拉丹(Manoj Pradhan)合著的《人口大逆轉》(The Great Demographic Reversal)。事實上，該書的分析框架比它對即將到來的通脹末日的預言更為重要。兩位作者認為，世界經濟的範式將改變。上一次發生這種情況是在20世紀80年代。40年前那次重大轉變的本質與其說是渴望控制通脹，不如說是全球化和中國進入世界經濟。他們認為，那個低通脹、高負債的時代現在即將終結。相反的情況很快就會出現。

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中國、前蘇聯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對外開放。「烏拉圭回合」(Uruguay Round)談判達成一致，世界貿易組織(WTO)由此誕生，中國於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全球經濟一體化迅速推進，尤其是通過貿易，不過高收入國家的直接投資也是重要推動力。用於生產可貿易商品的全球勞動力供應大幅增加。大型貿易經濟體的出生率在下降，但人口依然年輕，女性加入勞動力市場增強了這種趨勢。所以勞動力的增長速度快於人口的增長速度，人均產出的增長速度快於每位勞動者平均產出的增長速度。

古德哈特和普拉丹認為，所有這些因素導致：高收入國家中勞動力掌握的市場權力減弱，國內生產總值(GDP)中利潤佔比上升，國內不平等加劇，全球不平等縮小，「儲蓄過剩」，通脹壓力減弱以及實際利率下降。負債出現了激增。

現在，他們認為，這一切都將逆轉。全球化正受到攻擊，再沒有哪個經濟體能夠複製中國當年走過的道路。老齡化打擊了勞動力的增長，加劇了財政壓力。他們斷言，最重要的是，隨著消費者數量相對於生產者數量的增長，通脹壓力將加大。此外，隨著勞動力規模縮小、全球化減弱，勞動力將重新掌握市場權力，加劇這些通脹壓力。

他們補充稱，這些轉變將造成巨大的政策困境，尤其是考慮到政府和非金融企業的龐大資產負債表。如果失業和通脹之間的關係真的發生了像兩位作者認為的那樣不利的轉變，央行會為了控制通脹而儘可能地收緊銀根嗎？當局將如何應對違約浪潮？在一個結構性低增長（部分由老齡化導致）、利率上升和增加支出的壓力加大的世界裡，政府如何才能將赤字重新置於控制之下？如果它們做不到這一點，央行將繼續印鈔還是放任國家破產？簡而言之，我們是否在更糟糕的情況下面臨1970年代的歷史重演？

兩位作者認為，世界經濟正在經歷巨大的結構性轉變，這是對的。老齡化持續加劇，商品生產中的全球化持續減弱。此外，中國也在這個過程之中。這種結合將改變我們的經濟。

然而，同樣重要的是要記住，對於這種轉變在現實世界中會如何發生，我們知之甚少。如果我們1980年就知道中國將向世界開放經濟，並掀起世界歷史上最大的投資熱，最終使得投資率達到GDP的50%，那會怎麼樣呢？有多少人曾預料到，幾十年後的宏觀經濟形勢將是儲蓄過剩、實際利率較低、超寬鬆的貨幣政策和債務危機？相反，大多數人當時肯定會認為，蓬勃發展的中國將大舉進口儲蓄，從而提高實際利率並出口凈需求。

同樣，古德哈特和普拉丹的如下觀點可能也是正確的：在他們的美麗新世界中，儲蓄意願的下降速度往往會快於投資意願的下降速度，儲蓄過剩將變成儲蓄短缺，實際利率將飆升。但儲蓄意願和投資意願之間的差距很小。相反，隨著經濟增長放緩和資本品相對價格持續下跌，在高收入經濟體中，企業的留存利潤很有可能將繼續超過投資。中國企業也可能效仿。如果是這樣的話，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需求可能保持疲軟，實際利率可能保持低位，而所有這些經濟體中私營部門的巨額債務將進一步加劇這種情況。

甚至不清楚全球化是否是勞動力市場變化的主要歷史驅動力。新技術，公司治理中的股東價值最大化模式、金融的地位不斷上升以及不斷增強的壟斷力量，它只是一系列轉變中的一個因素。

有理由對這些觀點表示懷疑。但依據現在推斷未來也是危險的。1965年，幾乎沒有人想到戰後凱恩斯主義會很快消亡。同樣，「較長時間內保持低位」的世界也會消失。大變革正在發生。我們需要嚴謹地思考我們的未來與過去可能有何不同。

薛承泰，台大社會系教授，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社會學博士，研究領域為社會階層與流動、家庭、福利人口學、教育社會學。

根據yes123統計，台灣目前有50.3%人不打算有小孩。依據國發會公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18至2065年）」之我國未來長期人口變動趨勢，我國未來仍維持高齡少子化趨勢，人口紅利將於2027年結束，並在青壯年口持續下降趨勢下，伴隨育齡婦女人數減少以及育齡年齡上升，使得未來幼年人口數持續下降，至2065年減少至159萬人，減幅近五成。

女性是婚姻、就業與生育之動態關係中的關鍵因素

女性在婚姻關係中的角色定位具有歷史演進進程，特別是現代工業資本主義開展後，「工作」被切割為時間、報酬明確的勞動參與， 讓女性有了經濟獨立的機會。擁有經濟獨立能力之女性不再需要依靠男性維持生活品質及需求，甚至「婚姻」與「生育」兩者的概念及趨勢日漸分化。換言之，女性是否選擇進入婚姻關係，以及接續而來的生育意願與生育數期待等，攸關女性在工作選擇上之機會成本考量。

行政院性平會表示，女性經濟獨立後，應該要更強烈鼓勵女性除了積極投入就業市場，婚姻關係同時也是完善生命的因素之一，使婚姻及工作達到平衡。若是晚婚或不婚，比較可能會發生因離開職場而走入婚姻的機會成本過高，影響生育率。依照行政院主計總處「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報告」顯示，步入婚姻後的女性，約有144.3萬人選擇離開職場。 女性主要退出勞動市場的因素為「家庭因素」，即便時代進步，要承擔的責任依然相較於男性多。

為何不敢生孩子？72%怕沒錢，超過一半的人買不起房子

前外交官劉仕傑也在臉書發文分析，高房價、低薪、公托不足3大關鍵，是造成少子化的原因 。與yes123調查勞工不想生小孩的原因不謀而合，在可複選情況下，年輕人不想生小孩的原因主要依序有：「怕賺的錢不夠養小孩」(72.3%)、「覺得買不起房子，沒法給小孩一個家」(53.2%)、「工作忙，怕沒有時間照顧小孩」(36.6%)，以及「社會太亂，擔心小孩被傷害或學壞」(27%)、「覺得令人安心的保母或托育機構難尋」(24.3%)。

來源:風傳媒/蘋果日報

烏恩慈指出，目前政府對於懷孕的補助集中在產檢，著重於胎兒的部分，建議應有一筆實際金額指定用於補助孕產照護，支持女性可以自由選擇打減痛分娩、找助產師、甚至是剖腹產。建議政府應該要從國民教育就好好傳達備孕、懷孕的知識，別再讓大家透過誇大的影劇情節學習錯誤的觀念。

新竹國泰醫院婦產部主治醫師張瑜芹表示，每個人養育孩子的計畫都不一樣，需要更多元的觀點來支持女性。「育兒不是媽媽一個人的事，媽媽也不是只有育兒一件事要做，」張瑜芹表示，女性生育需要很多支持，比如育兒時，有沒有足夠的經濟支持、精神支持？孩子年紀可以上幼稚園了，可負擔的幼稚園數量、容額是否足夠？有沒有管道讓女性可以再就業？

烏恩慈表示，近十年來，好像要當全職媽媽才算愛小孩、不會錯過孩子成長，但現代女性事業表現越來越好，生育代價太高。社會制度應該要支持女性不因生育而喪失選擇，就算回到職場也不會受到指責，就像沒有人會因為爸爸不放棄工作而指責他。他也呼籲政府要多推廣男性請產假和陪產假，促進投入共同育兒、促進男女平權、性別分工平等，「讓每個人都能開心舒服地在各場域貢獻自己的能力，豈不是全體社會共贏的局面？」

依照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2019年中國全年出生人口為1465萬人、2018年為1523萬人、2017年1723萬人、2016年為1786萬人。等於2016年中國修改並實施《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之後，「全面二孩」政策（所有夫婦均可生育兩個子女）雖然一度看似發生效果，但2017年之後依舊止不住出生率大為衰退的問題。僅僅5年，中國的出生人口就從將近1800萬人減為不到1300萬。

中國國家統計局1月18日才宣佈推遲公佈2020年的出生人口數據，預計延後到4月公佈。不過中國媒體查閱地方政府公佈的數據，發現中國的出生人口確實嚴重減少，有些地方與2019年相比更大降超過30%。例如浙江温州全年出生7萬3230人，較2019年下降19.01%、安徽合肥下降23%、浙江台州下降32.6%，貴州貴陽下降31.6%。有人口學家認為，中國全國2020年出生人口比2019年大為衰退幾乎已經沒有懸念。「出生人口塌陷之狼已經到來」、「中國已落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分析幾乎是中國媒體的共識。

旅遊網站攜程網創辦人梁建章警告，隨著育齡婦女人數下降、結婚人口減少、育兒成本上升，未來中國人的生育意願還會繼續走低。「我們可以說，2020年出生人口雖然是近幾十年來最少的一年，但卻很可能是未來幾十年內出生人口最多的一年」、「中國未來每年出生人口再也不可能超過1,400萬，而是在向1,000萬以下急速滑去。如果無法大幅提升生育率，這種下滑將不會見底」。美國馬里蘭大學社會學系陳緋念（Feinian Chen）指出，中國的生育率若難以拉抬，人口老齡化的巨大壓力將隨之而來。不僅勞動力受到影響，老年人口照料等社會問題也會造成極大影響。

然而以世界各國的先例，尤其是亞洲的經驗顯示，政府提供的種種獎勵生育措施，幾乎都是徒勞無功，少子化恐已成為不可逆的人口趨勢。

為鼓勵年輕人結婚生子，新加坡每年預算高達廿億星幣（約四二二億台幣），不但讓夫妻擁有組屋優先購買權，中等收入家庭生一個孩子，七歲前也可獲得政府約十四萬星幣（約三百多萬台幣）津貼。然而在ＣＩＡ報告中，世界排名新加坡仍是倒數第三，僅微幅領先台灣，平均生育僅有一點一五。

「少子化」的焦慮與恐慌大致基於一種假定：出生率低將不利經濟、社會長期發展，包括勞動人力下降、年輕人負擔加重、醫療福利支出提升等。事實上，人口的成長率、數量，以及年齡結構對社會經濟的影響，至今仍缺乏一致認同的理論。

經濟學家克里寇夫（Laurence J. Kotlikoff）在其《世代風暴》（The Coming Generational Storm）書中指出，人口老化將使美國陷入財政危機，並面臨政治動盪、失業、罷工、犯罪率高升。管理學家彼得杜拉克也說，生育率極低國家正在進行的是「集體自殺」。有悲觀者甚至認為，人口減少趨勢若持續下去，將會導致「亡國滅種」。

然而，經濟學家克魯曼則認為，美國確實有健保支出膨脹和退休財政的問題，但這些問題和人口老化關係不大。人口學家麥凱勒（F. Landis MacKellar）也認為，人口老化不表示人力資本存量將會減少，也不意味著勞動生產力將滑落，更不代表總要素生產力的成長將減緩。

擔心生育率降低會影響經濟發展者，大致基於「人口紅利」的概念。在人口統計定義上，當社會的扶養比小於或等於五十％時，勞動力較高，有利於經濟生產。這種「人口紅利」概念又基於「勞動人口」和「扶養比」的年齡定義，將十五到六十四歲界定為勞動人口，認為他們是支撐經濟生產力的主要族群。生育率降低，會造成勞動人口不足、扶養比加重。

然而，人口不足的重點並不是人口實際數字。在後工業的時代，經濟總要素生產力大體由兩個因素決定：技術水準與生產效率。並非人多就代表紅利越多，人口素質比人口多寡更為重要。

其實，我們毋需過度擔心少子化問題。生育率降低不僅稀釋了人口密度，人口結構轉型也會導致經濟生產模式和社會行為的改變，包括加強高素質的人力培養、跨域生產，人工智慧的運用，降低人力的需求，以及高齡者勞動參與率提高等。此外，因少子化、預期壽命延長，導致「孤老死」的問題，也可透過個人儲蓄保險、養老伴老觀念的改變、單身老人共居政策的推廣，來減弱或抵銷人口結構改變的負向效果。

邱天助/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教授、兼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異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央行於報告中點出，台灣在少子化及高齡化的趨勢下，未來勞動力供給不足，而且隨著人口結構老化，工作年齡人口減少，勞動力的結構也會趨於高齡化。

根據國發會人口推估資料，台灣15歲至64歲的工作年齡人口已在2015年達到高點，而後逐年減少，估計工作年齡人口比重將從2015年的73.9%，降至2065年的49.7%；央行指出，屆時工作年齡人口將不及人口的半數，和美國、日本、南韓、新加坡、香港等相比，僅略高於南韓。

近幾年政府因應台灣少子高齡化、整體勞參率偏低的勞動市場長期結構性問題，已積極透過人口、勞動、教育、投資及產業政策，希望提升勞動力的量與質；央行指出，政府因應勞動市場結構問題的對策方向與國際作法一致，但若能擴大財源推動，效果可能較佳。

央行表示，日本及南韓同樣面臨少子高齡化的嚴峻問題，且均投入高額財政預算積極因應；雖然台灣也推動「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前瞻基礎建設當中的「因應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及「人才培育促進就業之建設」，但相較之下，規模仍有限。

央行指出，日本以2019年10月起，調高消費稅率約1.7兆日圓的財源（約新台幣5000億元），挹注幼兒教育免費措施、低收入家庭的大學等高等教育免費措施，希望能提高生育率，並促使婦女重返職場及強化人力資源發展；南韓政府也為了提高生育率，自2006年以來，投入約152.9兆韓元（約新台幣4.3兆元）於生育補貼。

我國目前在少子化情勢嚴峻下，為鼓勵生育，生育給付持續增加。行政院主計總處指出，儘管2018年新生兒人數降至18.1萬人，但因政府持續推動各項獎勵生育政策，並放寛及提高生育給付條件，生育給付增至246億元，較2017年增加1.2%；而且，與2010年（虎年）的134億元相較，過去8年生育給付平均年增7.9%，現金給付占99.8%。

主計總處說明，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規範，生育給付涵蓋提供婦女生育前後一定期間內的各項給付。2018年生育給付246億元，若依計畫型態觀察，以「社會救助及福利服務」計畫148億元、占60%最多，年增1%；依給付項目觀察，則以雇主對員工產假薪資給付111億元、占75%最多，年增1.9%，其次為生育補助、獎勵金及其他37億元、占25%。

另外，「社會保險」計畫部分，因勞工保險條例及國民年金法分別於2014及2015年修正，放寬生育給付標準，使得社會保險生育給付逐年走高，2018年為98億元，年增1.5%。各保險計畫中，以勞工保險為大宗，2018年給付金額為85億元、占86.5%，其次為國民年金保險7億元、占7.4%。

央行總結，政府未來財政若有餘裕空間，或許可適度計劃性增加經費，擴大政策成效。

來源：經濟日報、自由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