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者克雷爾（Michael T. Klare）在《石油的政治經濟學》（2008）一書中，早就預測未來二十五年全球能源需求總增幅會有近一半來自印度與中國兩國。他在書中引用美國能源部的數據資料，推算出印度在2004到2030年之間每年能源消耗量的成長率為2.8%，這個數字是美國的三倍，歐洲富裕國家的七倍。

當時他估計到了2030年，印度的能源消耗量大概在世界排名第四：僅次於美國、中國、俄羅斯。當時這樣的估算已經被認為十分大膽：2006-8年印度經濟成長率最高時，其能源消耗為全世界第六名。但是到了2014年，印度已經成為全球能源消耗第三名（Global Energy Statistics Yearbook, 2015）。

全球成長最快的能源消耗國

雖然目前人均能源消耗量不高（在世界銀行統計的137各國家排名109），但因為起點很低，如果經濟快速發展，未來能源消耗量將十分可觀，甚至超過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耗國。

本文作者在四年於印度進行駐點研究時，發現幾乎所有受訪的學者都認為這個國家未來發展的首要挑戰是能源，但多數人也表示這個問題並不只是單純減少石油進口依賴程度就能解決，這主要與印度國內的能源消耗結構有關。

2014年的統計數字顯示：目前煤仍是印度國內能源消耗的最大來源，佔總能源消耗量的56%，但所產生的污染問題也最為嚴重；石油目前佔印度能源總消耗量的28%成左右，主要作為機動車之燃料。天然氣佔總能源的7.1%，水力發電佔4.6%，核能佔1.22%。

根據印度政府自己的估算，如果不包括水力以外的再生能源，到2025年印度的各類能源消耗比例將會是：煤50%，石油25%，天然氣20%；核能3%，水力2%。

印度欠缺統一的能源政策

印度能源發展的主要問題在於沒有產生統一的能源發展政策。從組織結構來看，印度政府在1992年將專門負責能源相關業務的部門拆成煤礦、石油及天然氣、非傳統能源（後改稱新興與再生能源部，Ministry of New and Renewable Energy）、以及電力部（Ministry of Power）等四個單位；此外其他政府部門也會觸及到能源政策。

例如原子能部（負責核能發電）與計畫委員會等。這些單位彼此之間缺乏協調，很難產生一致且有效的政策。另一個明顯的問題是：受過去計畫經濟的影響，中央與地方政府對於能源的發展有相當大的主導權，例如佔能源消耗量最大的煤，從開採到銷售幾乎仍然掌握在國營企業手中。

國營的石油與天然氣公司（Oil and Natural Gas Corporation, ONGC）掌握了全印度77％的原油開採與81％的天然氣生產（2006年數字）；印度石油（Indian Oil Corporation）則控制全國多數的煉油業務與銷售通路，名列世界前20大石油公司；印度天然氣機構有限公司（Gas Authority of India, Ltd., GAIL）掌控了主要的天然氣運送與銷售業務；這三大國營能源公司都名列在印度九大最成功的國營事業（稱為Navratnas）之中。

能源生產效率低落

此外 ，由於印度實行民主制度，主要政黨為了在選舉中爭取選票，往往對能源價格採取限制政策，並對國營的能源公司提供補貼，這使得印度能源價格（電價、油價）被刻意壓低，造成能源需求不斷上升，但能源生產效率仍然低落的惡性循環。此外，印度能源的使用效率十分低落：目前全國約有八成地區獲得供電，但是供電十分不穩定，停電時有所聞。印度地方政府對於電力供應量與方式有很大的決定權，且負責電力輸送的設備維護。由於效率低落，估計有三成電力在輸送過程中喪失。

缺乏部門協調的結果是到1990年代後期印度才開始思考建立能源政策，2000年公布的「碳氫燃料展望2025」甚至是有史以來第一部有系統的能源政策報告。

到目前為止，由計劃委員會（Planning Commission of India）於2006年所提出的「整合能源政策報告」（Integrated Energy Policy, 2006）可說是最有系統的能源政策說帖。該報告評估了11種未來印度可能的能源發展策略：

1.繼續仰賴傳統的能源供應方式，以煤作為發電來源；

2.全力發展核能發電；

3.全面開發水力發電，估計可增加150,000百萬瓦的電力；

4.核能發電與水力發電併用；

5.增加天然氣為發電來源，將電力的16％轉為天然氣發電；

6.在策略5的基礎上減少能源需求，將需求量降低15％；

7.在策略5的基礎上提升火力發效能；

8.在策略6的基礎上提升火力發效能；

9.在策略8的基礎上提升火車裝載效能（火車貨運量從32%提升至50%）；

10.在策略8的基礎上提升機動車輛效能（提升升機動車輛效能50%）

11.發展再生能源，提升風力、太陽能、與生質能的能源供應量。

結果顯示仰賴煤的火力發電仍將是成本最低的方式，即使發展再生能源（第11種策略），火力發電仍然會佔總發電量的51%，或是41％的能源消耗量。但燃燒煤所造成的環境污染代價太大；另一方面，核能與再生能源雖然無此問題，但其成本仍然居高不下，因此報告最後建議採多管齊下的方式，一方面維持傳統能源供應方式，並逐漸增加新能源供應的比例，這也是在2014年之前印度政府主要的能源策略。

莫迪政府的新能源政策為台灣創造機會

2014年5月，莫迪當選總理後，決定將能源、煤礦、與再生能源三個部門的業務合併交給印度人民黨財務長戈雅爾（Piyush Goyal），由他來擔任部長。表面上來看，這個決定是為了改革煤礦部門長久以來的積弊，但更重要的目的是為了將傳統的能源供給（煤礦部與能源部）與新型態能源的開發（再生能源部）完全整合在一起，形成統一的能源政策部門。

2015年初，莫迪政府進一步宣布將在2022年前將各類再生能源（風力、水力、太陽能等）的供應量提升到175,000MW，為了達成這些目標，印度政府在2015年度預算中增加4億美元用以投資再生能源相關設施，並且宣布將煤稅加倍，這個政策顯示莫迪政府已經決定將發展再生能源作為其未來能源安全戰略的主軸，而不是像過去國大黨政府一樣，以維持穩定能源供應與成本為主要考量。這是自2006年「整合能源政策報告」以來，印度政府最大幅度的能源策略調整。

目前在所有再生能源項目中，莫迪政府對於發展太陽能的興趣最高，提出比前任國大黨政府更具有野心的太陽能發電計畫，甚至承諾將在2022年將太陽能發電量提升三十倍。

日本軟銀（SoftBank）、台灣的鴻海企業（Foxconn Technology Group）及印度巴提企業（Bharti Enterprises Limited）共同合資成立SBG潔淨能源科技公司（SBG Cleantech），在2015年底標下安德拉邦（Andhra Pradesh）甘尼太陽能園區（Ghani Sakunala Solar Park）計畫案。未來將在該地興建一座發電量達350MW的太陽能發電廠，產生的電力將由印度國家電力公司（NTPC Ltd）收購。甘尼太陽能園區計畫案是以新能源項目來吸引國際大廠投資，又能符合環保目標，可說是莫迪政府能源策略的高明策略。

台達電（Delta）是另一個台灣廠商進入印度能源市場的案例：該公司已經在印度耕耘二十年，原本是以製造電力供應設備為主，但近年來開始轉向製造節能管理系統與設備。

總理莫迪在2015年7月特地邀請台達電主管參加「Digital India」開幕式，而該公司也在今年年初宣布將在班加羅爾（Bangalore）設立500人的研發中心，並在南部的泰米爾邦設立新廠區，預計雇用2萬名勞工。

莫迪政府的能源政策已經為台灣開啟了進軍印度的新契機，鴻海與台達電已經成功打入這個新興市場，現在就看其他台灣廠商是否願意跟進而已。

(文章轉載自南亞觀察網站)

一、【南海仲裁】南海爭議大事記

來源:上報國際中心 (http://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239)

2013年1月，菲律賓向國際法庭提出南海仲裁案，海牙國際仲裁法庭將在當地時間12日上午11時（台北時間12日下午5時）公布最終裁決。

儘管仲裁法庭並不直接處理主權爭議，但據我方國安及外交高層研判，仲裁結果將涉及太平島法律地位，以及南海諸島經濟海域爭議，因此我方回應除重申太平島地位外，將以堅持主權及持續 對話為基調；但在主權論述上，將不會直接提及我國所主張的「U型線（十一段線）」一詞。

《上報》特製作南海仲裁大事記帶領讀者回顧南海爭議。（製表：王韻棠，文字：林沿瑜）

二、幾張圖教你馬上看懂剛出爐的南海仲裁案結果(摘)

文/何小、周澄(端傳媒記者)

來源:端傳媒(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712-international-southchinasea/)

菲律賓與中國的南海爭端訴諸國際仲裁法庭，今日，仲裁結果宣布，究竟中菲在南海的爭端是什麼？仲裁法庭的判決會影響什麼？過去一年南海的局勢究竟如何？端傳媒用幾張圖帶你了解南海地區形勢。

2015年10月29日，位於海牙的常設仲裁法院仲裁庭正式宣布受理菲律賓訴中國之仲裁案。在這份由菲律賓提起的「訴狀」中，共列出了十五項針對南海問題的聲索。這些要求大致可總結為三部分內容：一、要求仲裁庭根據《海洋法公約》（以下簡稱「公約」）解釋，中國的九段線能不能作為聲索海洋區域的依據；二：解釋包括黃岩島在內的十個南海島嶼究竟屬於島、礁還是低潮高地；三、解釋中國在南海的填海造島與島嶼建設是否符合「公約」。

為什麼這十個地貌是島還是礁這麼重要？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將海上的島礁分為三類，一是島，適合人類居住，有12海里領海和200海里專屬經濟區。二是礁，即使漲潮也露出水面一點，有12海里領海，沒有專屬經濟區。第三類叫低潮高地，潮落才露出水面，潮漲則看不見，沒有12海里領海。

製圖：端傳媒設計部

根據今日國際仲裁庭的最終裁定，黃岩島(Scarborough Shoal)、赤瓜礁(Johnson Reef)、華陽礁(Cuarteron Reef)、永暑礁(Fiery Cross Reef)、南薰礁（Gaven Reef)、西門礁(McKeenan Reef)為礁，擁有12海里領海，而渚碧礁（Subi Reef）、東門礁（Hughes Reef）、美濟礁（Mischief Reef）、仁愛礁（Second Thomas Shoal）屬於低潮高地，不擁有12海里領海。

這意味着中國實際佔領的渚碧礁、美濟礁、東門礁此後在法理上不再擁有12海里領海權。

都有誰在南海上填海造島？

菲律賓提出的另一項聲索，是關於中國在南海的填海造島與島嶼建設問題。過去幾年中，中國在南海島礁上的設施建造引起了外界的廣泛關注。不能忽略的是，中國並不是最早開始在南海島嶼上建造設施的國家。菲律賓和越南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開始填海造陸，並修建簡易的機場跑道，馬來西亞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跟風，在2009年至2014年間，越南是填海造陸和升級哨所最活躍的聲索國。

根據仲裁結果，中國建設人工島嶼違反了菲律賓在其專屬經濟區享有的主權權利。

「九段線」究竟能不能當做中國聲索海洋區域的依據？

本次仲裁最引人關注的，便是關於「九段線」的相關爭議。學者普遍認為，本案的一大難點在於，一般認為中國一直以來都並沒有清晰解釋自己九段線主張的內涵。根據中方的公開表態，中方堅持中菲已經通過一系列雙邊文件和《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就雙邊談判解決南海有關爭議達成協議，《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的仲裁程序只能處理公約內的條款之解釋與應用，不適用中菲南海有關主權或歷史捕魚權利的爭議。除此之外，中方則一直未有關於「九段線」的清晰表態。

根據仲裁結果，仲裁庭認為，中國對「九段線」內海洋區域的資源主張歷史性權利沒有法律依據。

為何中國抵制這次仲裁，仲裁庭仍能如常進入仲裁程序？

任何《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締約國如有意向另一個締約國提出訴訟，必須首先證明雙方對「公約」條款的解釋或適用上存在爭端，並以兩國的外交函或官方立場書證明雙方的確存在相反立場。中國在1996年加入「公約」時，同意受制於第十五部份第二節內，有關強制性仲裁程序的條款。條款訂明，如果兩國的爭端在訴諸第一節的調解程序後仍未得到解決，經爭端任何一方的要求下，應將爭端提請到具有管轄權的法院或仲裁庭，啟動能產生具約束力裁決的強制程序。換言之，啟動強制程序是不需要爭端他方的預先同意。

在這情況下，即使爭端他方拒絕或無法參與，亦不能阻止強制程序的啟動。而仲裁結果亦會自動對雙方產生法定約束力。但在爭端他方缺席的情況下，仲裁庭必須先確立是否對爭端有管轄權，並確定興訟方的聲索有法理與事實支持。同時，仲裁庭亦會設法尋求缺席方陳述意見。

有關條款的精神在於，考慮到如果爭端他方缺席就令仲裁程序無法啟動的話，缺席方不但弱化了其理據的正當性，同時亦等同阻止了對方利用司法途徑爭取權益，並對國際法院或仲裁庭的職能造成損害。

 

◎南海仲裁結果出爐，各方觀點

一、南海仲裁案的效應：強化太平島作為中國鬆動台灣島鏈角色地緣支點的能量

文/林濁水 (政治人物、民進黨大老)

來源:美麗島電子報(http://www.my-formosa.com/DOC_103343.htm)

歷史水域九段線無法律效力的結論其實早在意料之中，這是1998<領海及鄰接區法>立法時，我在立法院中堅持把歷史水域的概念從條文中刪除的原因。

不幸的是太平島竟被判為岩礁，這就使得台灣非在宣布判決前夕大動作地派1,800噸級的偉星艦去巡弋以表態度，13日又追加了海軍3,200噸的拉法葉艦以示憤怒不可。

台灣的憤怒大有理由，因為要國際法庭判定太平島是岩礁，菲律賓本來非常沒有把握。2013年1月22日，菲律賓向常設仲裁法院提交的原始仲裁申請時，排除了太平島當作仲裁的標的。接著，北京顯然因此認為太平島是菲律賓的軟肋，所以在2014 年12月7日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菲律賓共和國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轄權問題的立場文件> 扛出太平島出擊。<文件>洋洋灑灑寫了6大部分，93個段落，但是其核心重點在第22段：

「菲律賓還刻意將中國臺灣駐守的南沙群島最大島嶼—太平島排除在『中國佔領或控制』的島礁之外，嚴重違反了一個中國的原則，侵犯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中國關於菲律賓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轄權問題立場文件)

從這個過程看，菲律賓主張太平島是岩礁是後來才硬著頭皮被動應戰的。在應戰過程中，菲律賓發動仲裁案的大法官卡皮奧對於法庭對太平島可能的裁決結果的預測仍傾向菲律賓不見得有利 (《自由時報：南海仲裁的可能結果 菲律賓大法官提3種預測》)。只是沒有想到最後太平島竟然被法庭認定是岩礁不是島嶼，使得菲律賓為自己的全面獲勝都不免意外。

儘管據透露，我外交與國安高層原樂觀評估，國際仲裁法院對南海的判決，不會明確點出U形線和太平島，因仲裁法院並不會直接做出對各國主權有直接影響的判決 (《蘋果日報：國安情蒐失準 蔡團隊傻眼》)。

但是台灣在1998年領海法立法時把歷史水域的概念從條文中刪除其實已經預告了今天國際法庭的判決。至於北京對九段線敗訴恐怕都不是完全沒有心理準備，也因此北京從一開頭就強調絕對不承認仲裁法庭的合法性。

如今台灣回應九段線仲裁的作法是跳過明確點名歷史水域九段線而含糊概括地主張台灣的南海主權立場不變，以免不是太刺激北京就是太刺激左鄰右舍和美國，只好如此。

至於太平島，如果判決是島，固然對台灣非常有利，但是台灣要表達立場時反而會在接受仲裁與否處於尷尬；而如今一旦太平島被判不是島，則台灣立場日趨單純，只有堅決反對並抗議一途。這一來在仲裁案的唯二兩個輸家台灣和中國便站在一起了。

早在2013年前半年我在太平洋基金會指出，迄2012年東亞冷戰並未結束，且島鏈上的爭端反而持續升溫，而且在其間，太平島和釣魚臺都將成新冷戰中北京鬆動島鏈圍堵的支點。2013年2月台日漁業協議簽訂前夕，我在<台灣新社會>發表文章認為：

「突破島鏈，中國認為最有價值就是突破台灣，統一台灣如不是一蹴可幾，就是鬆動台灣在島鏈上的準軍事結盟關係。在馬總統上台採取親中政策時，中共軍方人事認為機會已經出現，兩岸一甲子、孫子兵法會議中，中方強烈地要求軍事互信機制的建立應從南海軍事合作開始，如今又強烈要求在保釣上的合作，中國軍方很用力運用太平島和釣魚台作為鬆動台灣島鏈角色的兩大地緣支點。」 (新台灣社會智庫：未結束的冷戰與台灣的海域領土爭議)。

如今南海情勢進一步發展出中、台兩國合力對抗國際法庭、國際海洋公約及周邊國家和美國的結盟的態勢了，這使得天性謹愼保守以維持現狀當最高政策目標的蔡總統不只派出拉法葉艦，今天還將登艦，對官兵精神講話，以彰顯政府立場，而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則適時喚話「兩岸同胞有責任共同維護南海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共同維護中華民族的整體和根本利益」。這個勢頭能走多遠，現在雖然還難以預料，但是當前緊張的升級已經是事實，亞太政經權力的角力情勢已經更加複雜化了。

二、南海仲裁之後（二）：邵宗海》回應U型線 台北不能沉默

文/邵宗海(澳門理工學院名譽教授)

來源:中國時報(http://opinion.chinatimes.com/20160713006410-262105)

設在海牙的國際法庭常設仲裁法院，7月12日下午5點宣布了「南海爭議仲裁結果」。這個由菲律賓提出仲裁的案子，經過3年審議、2次聽審與近4000頁證據的檢驗後，就在北京缺席的情況下，真的在最後宣判了有利於菲律賓的仲裁結果。仲裁法院的裁決認為中國大陸在9段線範圍內主張的歷史權利沒有法律依據，而南沙群島所有海上地物均為礁岩，包括太平島在內。

這是對兩岸最不利的判決結果，因在此情況下，中、菲、台的爭議海域面積從53.1萬平方公里縮小至僅1551平方公里，也就是除了太平島12浬範圍，菲國將享有鄰近太平島、南部巴拉旺省延伸出去的200浬專屬經濟海域。大陸的人工島也將全部被認定為「非法建築」。

對大陸而言，這是極為不利的判決。北京已透過新華社在南海仲裁結果出爐後表示，菲律賓南海仲裁案的仲裁庭做出非法無效的所謂最終裁決。對此，北京已多次聲明，菲律賓前政府單方面提出仲裁是違背國際法，仲裁庭沒有管轄權，中國不會接受，也不承認。

不過，在說明這個仲裁案到底會對兩岸關係產生什麼樣的影響之前，必須要先所釐清的是：菲律賓提起仲裁的這項訴求，並沒有提及在南海島嶼的主權歸屬的問題，案子所涉及的只是菲律賓與中國一些島礁爭議和兩國之間的海域劃界問題。由於領土主權問題不屬於《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授權範圍，國際法庭常設仲裁法院也就無權受理。所以，兩岸之間就不會對仲裁案以外的南海島嶼主權歸屬，有任何不同看法的衝突出現。

因此，國台辦早在前一天就發布聲明，希望兩岸維護老祖宗留下的祖產，呼籲台灣了解大陸立場，並予以支持與呼應，別在立場上倒退。

那麼台北呢？特別當仲裁法院的裁決，認為太平島是礁而不是島；另外裁決也認為9段線無效，實際上就是間接否認U型線的存在，台北在這前提下，受到的衝擊應該跟中國大陸一樣，是非常的強烈。

但是台北對仲裁案的回應卻是相當分岐，針對仲裁判斷，尤其對太平島的認定，認為已經嚴重損及它在南海諸島及其相關海域之權利，因此台北絕不接受，也主張此仲裁判斷對中華民國不具法律拘束力。總統府並重申，南海諸島及其相關海域主權屬於中華民國所有，這是中華民國的立場與堅持，絕對會捍衛國家的領土與主權，也不讓任何損害國家利益的情形發生。蔡總統昨在康定級迪化艦上重申此一立場。這個說法相當贏得對岸民眾的認同，會是兩岸關係的轉機。

但是台北在反駁之際，並沒有特別對U型線有所回應，雖然新政府過去立場曾說過不會「放棄」U型線的主張，在總統府新聞稿上也提到「南海諸島及其相關海域主權屬於中華民國所有」，可惜民進黨不願在仲裁案宣布後再刻意、主動提出，固是在避免讓美國在協調處理上產生困擾，但沉默反而錯失了重建兩岸關係的最佳契機。

開拓南亞市場是新南向政策的重點之一。所謂新南向政策，和舊南向政策最大的不同點在於「三新」，即新的範圍、新的方向和新的支撐。其中「新的範圍」是將市場範圍由東協十國延伸到南亞六國─印度、孟加拉、斯里蘭卡、巴基斯坦、不丹、尼泊爾。印度市場則是南亞最重要的主力市場。

印度今年首季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7.9％，遙遙領先中國大陸的6.7％，成為全球經濟成長最快速的國家，加以印度莫迪政府正積極效法過去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模式，力拚印度成為下一個全球製造業和出口重鎮，因此不久極有可能取代中國大陸成為下一階段全球產業及國際資金匯聚的地方。台灣如果能順利搭上這一班經濟成長列車，必能為國內的經濟成長注入一劑強針。

其實政府近年來一直都強力鼓吹台商前進印度市場，只可惜成效不佳。開拓新興市場不能依賴傳統的行銷理論與策略規劃，必須有新的思維模式，適地化以及創新經營正是有效落地實踐的成功之鑰。新興市場的關鍵影響因素通常是價格競爭，顧客的價值主張是買得起以及買得到，針對此市場未滿足的重要需求，必要設計出嶄新的商業模式。

例如，早期諾基亞在印度市場推出具有手電筒功能的特製手機，以及推出家庭五人共用五個門號，讓大家都買得起的30元手機，便曾經為諾基亞在印度市場搶下50％的市佔率；另外，塔塔集團在印度市場推出2,500美元的Nano微型車，以及Godrej & Boyce公司在印度市場推出重量僅7.8公斤，價格69美元，電池供電的ChotuKool小冰箱，都成功的快速打進當地市場。都是適地化以及經營創新的經典案例。

康陽公司是台商在印度市場經營成功的典範案例。康陽是一家生產醫療輔具的公司，2008年進軍印度市場，因為不熟悉當地市場環境，遭遇到物流送貨與收款的困難，康陽公司於是開始尋找策略合作夥伴，與當地物流公司合作，貨到收款。為能深耕印度市場，康陽公司也與當地時代集團媒體聯盟，以整合行銷技術入股方式，分五年時間協同合作。由於與當地媒體合作，深入了解當地消費者生活習慣與購買者行為，訂定有效的行銷組合策略，推出了能迎合當地消費者喜好的產品。此一整合行銷技術入股合作方式，對台商進軍新興市場確實發揮成效，康陽公司的輪椅銷售，目前市佔率已高達五成左右。

台商在新興市場渠道建置不易，交易風險也高，因此大都以現金交易，使得高單價商品的市場擴展困難。倘若能以租售模式取代現金交易，銷售量將會大大提升。只可惜租售交易模式在新興市場尚未普遍，政府若能鼓勵台灣的金融機構，例如中租迪和等，積極投入新興市場以擴大租售交易服務模式，台商開拓新興市場便可輕鬆許多。此外，逆製造模式也是一種創新經營的商業模式，以往都是先進國家品牌廠商委託新興國家代工生產，逆製造模式則是反向，由新興國家廠商推出品牌，委託先進國家廠商代工生產。例如中國大陸社稷品牌（Sorgere）委託義大利公司為其製造商，成功打造了中國第一個奢侈男裝品牌。相信將來會有更多的類似成功案例，或許台商也可以思考藉由此種逆製造模式，推出自有品牌行銷海外新興市場。

適地化以及創新經營是進軍新興市場的勝利方程式。新南向政策以及開拓印度市場要能落地有效執行，一定要有新思維和新經貿戰略，才能突破困境，在異域勇佔鰲頭。

行政院長林全日前在立法院答詢時強調，新南向政策是讓台灣經濟多元化，在國際平衡發展，不是要取代任何政策，也不是要擺脫中國在經濟上的影響力，並非是「戒急用忍」。在此之前，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會見台灣工商團體秘書長聯誼會訪問團時則認為「新南向政策不太可能成功，主要是違反經濟學的規律」。

張志軍的評論有一定的道理，因為台灣出口到大陸金額很龐大，東協十國和南亞六國的確難以成為出口替代市場，加上目前台灣1,515家上市（櫃）公司中赴大陸投資者佔了77.23％，的確不可能放棄已經營許久的大陸市場。在這樣的現實狀況下，林全院長的說明，反映出「新南向政策」是一種「中國加一」的布局思維，特別是在TPP和RCEP等區域經濟整合加速進行的趨勢下，「新南向政策」可視為是新政府掌握新興市場成長機會的「全球布局」的重要環節。

至於「新南向政策」未來能否達到「把東協當成台灣內需市場的延伸」，以及蔡英文總統所提出「經濟結構轉型」的策略目標，則決定於台灣能否形成符合東協或南亞國家所需要的合作模式，以及能否藉由雙邊合作克服市場進入障礙而定。

整體而言，新政府的「新南向政策」與過去李登輝總統時代的「南向政策」和陳水扁總統所宣示的「重啟南向政策」，有兩項截然不同的發展情境，也是驅動該政策的重要因素。

其一是中國大陸經營環境的轉變。過去李登輝時代的「南向政策」之所以失敗，主要是因為抵不過大陸改革開放政策對台商的吸引力。不過近年來的大陸經營環境，根據美國波士頓諮詢集團（BCG）《全球製造業的經濟大挪移》報告顯示，經生產力調整後，中國工人的工資水準，已經從2004年的4.35美元時薪漲到2014年的12.47美元，漲幅達187％，在成本大幅上揚下，台商自然也將目光轉向東協。據統計至2015年底台商投資東協總金額已超過860億美元，與台灣產業的供應鏈關係也日益密切。

其二是隨著大陸經濟成長減緩，東協市場前景極具吸引力。東協經濟規模達2.6兆美元，是全球第7大經濟體，預計2030年將擴增近1倍，將成世界第4大經濟體，同時「東協經濟共同體」（AEC）的成立，預計於2025年前達到貨品、服務、投資、資金與技術勞工自由流通，加上城鎮化發展、基礎建設與交通網絡，以及逐漸重視永續能源與環境等領域的需求大增，都將對台商創造市場拓展的商機，自然使東協成為台商「中國加一」的布局選項。

至於新政府「新南向政策」的「把東協當成台灣內需市場延伸」的商機，主要是因為東協和南亞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都將面對如何解決環保、清潔能源、城鎮化所需的公共服務、基礎建設與交通網絡或工業自動化或智慧化等問題與需求，對於這一類需求，由於目前台灣已經在交通電子收費、綠色運輸、智慧物流、智慧健康、智慧校園、電子化政府、LED照明、雲端系統、石化、太陽能、YouBike、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的eTag等領域，已經形成可行的解決方案或服務模式，當然也有將這些服務系統，複製對東協和南亞國家出口的機會，而這也正是把「東協當成台灣內需市場的延伸」的商機所在。

但值得注意的是，對東協和南亞國家而言，這些服務系統的引進，除了決定於各國主要城市的發展需求外，其專案項目的確定決定於各地主國政府的規劃，方案的推動，也是以「政府招標」的方式執行，自然涉及各國公共建設推動模式和各國政府的態度和政治考量，因此新政府在推動「新南向政策」時，勢必將面對兩項阻力，必須積極地加以克服。

第一，政府採購和公私夥伴關係計劃（PPP）已經成為各國推動基礎建設換公共服務專案項目的主要方式，政府除了應幫助廠商掌握這些規範外，也要關注其政府採購制度對外商市場進入機會的限制，以印尼「政府物品及服務採購綱領及執行指引」為例，不但規定外商可參與之物品及服務政府採購案或諮詢服務政府採購案的門檻之外，更要求「如印尼本國業者亦有能力提供者，外商應與印尼業者合夥或為其下游包商等」，實顯示在地主國保護當地廠商的考量下，未來必須與當地合作或合資，才能取得市場機會。

第二，「一中原則」可能成為影響雙邊合作的因素。特別是未來當台灣想要與東協和南亞各國針對環保、能源、都市治理、基礎建設與交通網絡或工業化等議題，簽署雙邊合作協議時，勢必將面對大陸「希望各國繼續恪守一個中國政策，慎重妥善處理與台灣的經貿關係」的政治宣示，在該政治制約下，政府尤其應該以務實的策略，運用多元管道尋求突破，才能達到「將東協當成台灣內需市場延伸」的目標。

台灣該向何方發展？是大哉問，但也是假議題。

其實，從一開始，台灣就是全向發展，不拘一方，全力開拓。廿年前的西向，乃大勢所趨，被牽引而去。因此李前總統推動南向以壓倒西向，有若螳臂當車，自然徒勞。今日則大勢已去，西向已成明日黃花，東施效顰，再倡南向，如無的放矢。

然而這一切都始於半世紀前台灣的驚天一擊。方此時也，敗退海隅的國民政府，內有沉重的軍需民糈，捉襟見肘；外則美援即將斷炊，而狹小的國內市場已經飽和，出現惡性競爭，不得不限設新廠壯士斷腕。

身為落後國家，處處仰人鼻息，毫無競爭之力；幸賴學者睿智，將貧窮又赤手空拳的剩餘勞動力，開發成大降生產成本的奇兵。廉價又可靠的加工品，暢銷各國，不拘一方，為台灣打開寬廣出路；使經濟一飛沖天三十年，創出史上罕見熔高速成長與分配平均於一爐共冶的經濟奇蹟；成為落後國家發展的新典範，終能躋身已開發國家之列。

一九八六年，台灣的小型世界工廠，終因經濟富裕、所得攀高而退場；王謝堂前燕乃飛入勞動成本相去十餘倍的中國大陸，挾其數十倍的規模，踵武台灣之後建立超級世界工廠，所迸發的動能，驅使整個世界快步向前。台灣既是元祖，新世界工廠又以台商為基礎，自是此動能的最大受惠者；台商乃絡繹不絕西向發展，在台的中上游生產亦以對岸為主要出路。

西向的步伐本應更大更快，推動經濟向上之力也會更大更猛；只因政府杯葛、阻礙，資金與企業乃單向失血，經濟元氣只洩難補。支撐經濟的重擔反而仰賴對世界工廠的連年出超，西向竟如飲鴆止渴，一旦西向斷絕，反將致命。

二○○八年，西向的末日喪鐘響起。對岸過急地「騰籠換鳥」，揚棄令經濟高飛廿年的世界工廠，改以內需與世界市場取而代之。全力推動「十二五計畫」力促其成。事實證明，如意算盤落空，毀棄的主引擎難以取代。但萬千台商則出路斷絕，台灣中間財失去用武之地；反之，不能透過世界工廠去化其產品的紅色供應鏈，乃如水銀瀉地，向全球傾瀉產品。西向乃失去血肉，名存實亡。

在此時刻，新政府效李前總統故技，祭出新南向政策對抗西向，宛如向風車宣戰的唐吉訶德，令人失笑。眼前真正的挑戰，是失去西向奶嘴的台灣，要如何維繫橫遭斬斷的經濟出路。

可歎命運捉弄，我們忽然又回到半世紀前。中上游產業出超支撐經濟的主引擎，隨世界工廠退場而熄火；在外ＦＴＡ、ＴＰＰ、ＲＣＥＰ等都在對岸阻撓下，寸步難行，猶如甕中捉鱉；在內則百廢待興、缺人才、缺人、缺水、缺電，投資者廢然而去、年輕人前途茫茫、薪資倒退十六年。

比諸半世紀前，我們更急需巨眼如椽的智者，用半世紀磨礪的萬千企業家、各行各業的好手、完整的產業鏈，尤其台灣身處東亞島鏈核心，緊扼海峽咽喉令人嫉妒的優越地理位置，跳出既有框架，不拘一方，為台灣打開寬廣出路。半世紀前我們能創造奇蹟，今天豈能坐困愁城！

新政府對外經濟戰略強調「新南向政策」，蔡英文不僅視之為推動經濟共同體的重要環節，並在總統府設立「新南向政策辦公室」，還將成立「東協及南亞研究智庫」，以落實執行。事實上，之所以稱為「新南向」，主要是過去廿多年歷任總統均曾推動「南向」卻收效有限，新南向其實不新，關鍵在於能否突破過去的瓶頸。

新南向政策的內容，涵括人才培育、參與基礎建設、招商投資及促進觀光等四大領域，將從以往的南向政策從單向地強調台灣對外投資，擴大為台灣和東協的雙向交流，並從經貿領域擴大為比較多元的經濟夥伴關係。亦即，它試圖從人的點、企業的線以及文化的面等三個層次，深化我國與東協間的關係。

新南向政策的思維，則強調台灣與東南亞的連結性，著眼當地六點五億的龐大人口，把東協地區當成我國內需市場的延伸。此外，它也強調台灣軟實力的延伸，希望大量培育東協各國語言人才，以發揮台灣在該地區的影響力。這是試圖以人際互動為本、企業投資為輔，來鋪墊台灣與東協的互動模式。

從新南向的內容看，它似較過去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的南向政策更跨出一步；但從其思維看，其實仍不脫以往聯合東協、印度抗中的老路。問題是，它忽視中國大陸在東亞產業分工所扮演關鍵性的角色，也過度樂觀地認為南向政策可以繞過ＲＣＥＰ，更輕忽長期以來台灣與東協之間的政治不對等性。若不釐清這三項盲點，將可能導致政策執行上產生下列三項危機。

首先，新南向不可能避開中國大陸。大陸近年已從「世界工廠」轉型成為「世界市場」，這也使得傳統的東亞雁型分工體系重新洗牌。大陸不少高端技術已足以和美日韓抗衡，日韓的品牌、中國大陸的代工、東南亞的生產，儼已成為東亞產業鏈的新模式。事實上，台灣企業在東南亞投資，許多關鍵零組件必須仰賴中國，若新南向忽略了對岸的角色，台灣產業鏈將無法完全銜接。

其次，新南向無法繞過ＲＣＥＰ。新南向企圖把東南亞的年輕人口紅利當成台灣的外部經濟支撐，藉此擴大台灣的經濟版圖。但從過去韓國的經驗來看，要擴大經濟版圖，不能單靠對外投資，還須藉雙邊或多邊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取得進入他國內需市場的便利。目前東協最主要的多邊經濟合作機制，便是大陸主導的ＲＣＥＰ；因此，台灣要深耕東南亞市場，就不能迴避ＲＣＥＰ，否則，對東協投資將會出現斷層。

最後，新南向不能過於一廂情願。新南向企圖學習日本，招攬東南亞觀光客取代大陸觀光客。事實上，近年東南亞觀光客之所以大量湧向日本，主要是日本去年底對馬來西亞、泰國等國開放全面免簽。免簽是一種雙向互利措施，目前台灣雖擁有一百多國的免簽待遇，但在東南亞，除了星、泰、馬，連台商投資最多的越南等多數國家都未給台灣免簽，這也增加了台灣對東南亞開放免簽的難度。因此，新政府想要招攬東南亞旅客取代陸客，在國際現實上恐有困難。

過去八年，馬政府陸續開放兩岸直航，並與大陸簽署ＥＣＦＡ；但由於兩岸經濟競合的變化，許多台商也逐漸將投資重心移向東南亞。台灣目前是越南第三大外來投資國，去年台商對東南亞的投資金額更首度超越大陸，從這個觀點看，台灣早就南進了。問題在國際政治，在東南亞國家普遍親中及左右搖擺下，台灣不易將經濟成果化為政治的突破。

的確，台灣不能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台灣必須走得更深、更遠，這是新南向的實像。但如果忽視國際政治的現實，以為東南亞可以取代西進，那麼新南向可能只得到虛像。虛實之間，要看新政府如何準確拿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