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畢，《BBC》的記者麥肯齊（Kirsty MacKenzie）揶揄地說：「球是打出去沒錯，但是落地安打還是接殺還不得而知。」

「你算老幾？」

1944年布列敦森林協議（Bretton Woods Conference）後，IMF與世界銀行（World Bank）成立，透過借貸穩定世界金融體系，歷經冷戰結束至今。1997年亞洲爆發金融風暴時，IMF積極介入東南亞貨幣市場，用銀彈穩定情勢，2010年的歐債危機中，IMF同時資助了希臘、愛爾蘭和葡萄牙。

然而，IMF的債務國都必須為貸款進行財政改革，包括稅制和退休金制，更要保證國家減少貪腐。也正因這些限制，使得債務國在還款時飽受壓力，更可能因為無力償還導致更嚴重的經濟衰退。

2015年，隨著希臘債務問題越演越烈，IMF的權威光環不再，面對民意拒絕改革，債權國紛紛放膽反問：「你算老幾？」

「西方勢力」的同義詞

IMF在成立後的慣例，由歐洲人出任總裁，包括現任總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在內，造成至今11任總裁中已有5名是法國人，世界銀行的慣例則是由美國人擔任總裁。

對接受金援的國家而言，這兩個組織根本是「西方勢力」的同義詞，自然懷疑是西方國家以援助之名行干涉之實，藉此掌握世界金融體系的話語權，維持既有利益。

曾擔任IMF前首席經濟學家、現任教於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的羅果夫（Kennth Rogoff）教授說，「IMF改革的第一要務就是廢除歐洲人才能當主席的荒謬規則，世界銀行也是。」

牛津大學布拉瓦尼克公共政策學院（Blavatnik school of Government）的院長伍德（Ngaire Woods）教授說，IMF最大的危機就是不切實際，並且被世界體系逐漸邊緣化。「新興經濟體會盡其所能的運用手邊的資源，但絕對不會跟IMF扯上關係。從尚比亞（Zambia）、巴西和中國的立場看來，IMF根本就是歐洲跟美國的打手。」

新興經濟體異軍突起

近年來，新興國家開始在金融政策上結盟，與IMF和世界銀行打對台。

像是由金磚五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BRICS）成立的新開發銀行，其宗旨基本上與世界銀行相去不遠，只是規模和會員國小了一點。

先前在台灣也掀起討論熱潮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也是如此，即便美國宣布暫不加入，仍有德國、法國和英國成為會員國。

倘若繼續維持70年前的陳年規則，IMF勢必在與其他新興國際組織競爭時居於下風，正如同首席理事利普頓所言：「我相信大家不會放棄IMF，但未來面臨的挑戰肯定不會少。」同時他也表示，下一屆IMF總裁將有機會解除僅能由歐洲人出任的禁令。

抗爭無益大局  自助方能脫困

雖然公債法的執行確實對控制地方政府債務膨脹產生一定約束功效，但為配合六都改制，通過公債法修正草案有三點值得觀察：

第一、1年以上非自償債務餘額限制的改變對台北市影響最大，經設算對台北市以外的五都(含桃園縣)此項債務餘額均可提高，唯台北市可能大幅減少。

第二、因應六都成立，修正案對其餘各縣(市)、鄉鎮1年以上未償債務餘額設定不得超過前3年度名目GDP平均數1.43%、0.12%，惟目前各縣(市)1年以上未償債務占前三年度GNP比合計已超過現行公債法2%上限，各縣(市)對此項修正必定會有不同意見。

第三、新修正案中，對直轄市1年以上公共債務的餘額分配中，加入「按各直轄市前三年度自籌財源占其歲入比率之平均數為權數所計算之分配比率」，以及對每年舉債額度的分配，將「前2年度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歲出總額15%之平均數乘以其前三年度自籌財源決算數平均成長率之數額」納入考慮，有助提升財務自治能力。

此次修法，債務餘額或每年舉債額度無法擴大或增加不足的縣市一定會有所反彈，期盼立法院能堅持不要再擴大修正案中的總債務額度，至少在債務存量(1年以上未償債務及未滿1年未償債務)的總額限制上不再增加，以免債留子孫。

地方首長重視公債法修正甚於財劃法修正

依財劃法修正版本，統籌分配稅款與一般補助款合併考量，中央政府一年將釋出約1,000億元給地方政府，但公債法修正案卻可大幅擴增直轄市舉債額度，因此地方首長更在乎公債法修正！

另依99年公債法修正版本，中央一年期以上未償債務額度仍維持40%GNP；直轄市部分則放寬至不得超過當年度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歲出總額250%，縣市為70%，鄉鎮為25%。估算加上桃園縣，六直轄市未來舉債額度較現制增加9,488億元，將導致政府未償債務餘額佔GNP比達55.66%。當初的構想應是財劃法無法釋出較多財源，只好為直轄市大開舉債後門！

公債法修正引起反彈終而退讓

目前之公債法修正案，將一年以上未償債務餘額上限訂為GDP50%(中央41.5%，直轄市7.25%，縣市1.43%，鄉鎮0.12%)，六都未來可舉債額度合計增加100億元內；與99年版本比較，減幅高達9,579億元引發六都強烈反彈。因此，立法院財委會十二月二十四日初審通過，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總債限維持為前三年名目GDP的50%，其中，中央為40.7%，直轄市7.65%，縣市1.53%，鄉鎮市0.12%。即中央政府釋出約685億元舉債額度給地方，其中台北市拿回約548億元，十六縣市增加約137億元舉債空間。

行政院退讓現實上固有其必要，也反應了以往的不合理。現行公債法對縣市政府舉債額度多所限制，立法意圖上顯然是對縣市首長的不信任，也相當程度的束縛了縣市政府舉債空間，以致實務上出現「道高一始魔高一丈」現象，造成「浮編歲出」與「以短支長」流弊。其實中央政府在獨厚台北市等直轄市之餘，應擴大釋放縣市財務資源，滿足縣市急需也可平衡城鄉差距。

過去台北市得天獨厚，今日國家財政拮据，實不應過度要求舉債空間，其他直轄市亦然。以六都截至101年10月底止一年期以上未償債務餘額4,999億元看，如果六都可以不過度依賴債務融資，依財委會初審結果，應可支應數年。何況經濟好轉，GDP成長，舉債空間還會擴大。

大家都了解歐元區的存續仰賴德國能持續援助所謂歐洲邊緣國家，但較少注意到德國的經濟命脈完全繫於歐元區的存在，一旦歐元區解體，將為德國帶來毀滅性的災難。德國在兩德統一時曾付出經濟上慘痛的代價，之後藉著歐元區共同貨幣與自由貿易的優勢，運用強大的工業基礎，賺取了可觀的財富，也使得歐元區成為德國最大的出口地區，佔出口總額約42%。近幾年的歐債危機又造成了弱勢歐元與超低利率，進一步大幅刺激德國出口，使得德國在全球經濟衰退中一枝獨秀，創造2010與2011年貿易順差皆超過1500億歐元的佳績。如果在歐元區中沒有這些邊緣國家的財經慘況，來「平衡」德國經濟的強勢表現，根據經濟理論，德國絕對不可能維持如此弱勢的貨幣與低廉的借貸成本，同時又不引發通貨膨脹。簡單的說，德國經濟有今天的成就，很大部份是由歐元區這些國家本身的購買力，與犧牲國家競爭力所補貼出來的優質雙率環境所支撐的。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假使歐元區解體，德國立即恢復馬克會是什麼樣的情境？以去年歐債危機時所的謂避險貨幣為例，瑞士法郎去年7、8月間對歐元升值將近20%，最後瑞士央行無限制拋出法郎才將匯率壓下來，日元相對歐元也在去年中到今年1月的一波走勢升值約20%。考慮德國長久以來被壓抑的匯率，加上市場避險與投機資金的流入，新馬克升值潛力絕對遠超於20%，必重創出口，連帶引發企業倒閉與銀行業危機，潛在損失的金額實難以估計，絕不是紓困希臘的1700億歐元或是西班牙銀行業的1000億歐元能相比較的。

雖然現在還難說歐債危機最終是否緩著陸，但是暫時緩解、以拖待變的作法的確可行。綜觀歐盟與國際貨幣基金財經官員以及許多經濟學家的看法，緩解的藥方不外乎以下三者：

1. 成立歐元區銀行監管機構，負責主持歐元區大銀行存款保障機制及問題銀行的處理

2. 成立財政聯盟，建立財政紀律制度，進而發行共同擔保的歐元債劵

3. 各國共同推出經濟振興方案，適度的修正單純追求撙節的現行作法

不論採取何藥方，都一定有代價，而德國將無法避免地負擔大部分的成本。考量德國的GDP規模約當是西、義兩國總和，如果加上IMF的協助，德國是足以在短期之內負擔這樣規模的成本。德國自己也很明白這點，只不過仍顧忌著這些邊緣國家終究難以自律，希望藉由制度上的設計獲得更多制約權力，避免負擔過重，甚至賠進自身的債信而造成難以控制的災難。

許多人責難德國，將紓困議題泛道德化，不肯共同承擔責任，拖延救援時機。其實德國基於本身的利益有充分的動機協助歐元區，緩解藥方也很明確，且最後一定會執行這些藥方，真正的關鍵在於談判需要過程。與典型的討價還價過程相同，買賣雙方都知道彼此非常需要這項交易，過程中還是反覆故作姿態，威脅交易可能告吹，雙方出價因此慢慢接近而最後成交。雙方談判如果是一對一闢室密談，比較容易以理性的態度來處理。現在德國必須同時且公開地面對希臘、西班牙與義大利，在圍觀群眾的指指點點與紛雜意見之中還要進行務實的協商，立場實令人同情。當初義大利國會與希臘公投決定是否採取撙節方案時，都是遵循相同壓力公式而最後達成共識的。

總之，德國需要歐元區存在的程度可能遠超過我們看到的表象，勢必採取適度的犧牲以換取長遠的利益，而討價還價需要時間，過程中難免造成市場的動盪，但針對短期緩解的對策明確且早晚會達成共識。雖然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與史提格里茲等，越來越多重量級人士公開反對單純的撙節，而呼籲採取刺激經濟的措施，將有效軟化德國立場加速談判進行，這仍然是單方面對德國施壓，完全無助於長期問題的解決。

歐洲問題的規模與複雜程度已經遠遠超過德國，甚至歐盟國家整體的能力範圍。如同克魯曼所指出『歐洲貨幣聯盟是一個命中註定的錯誤』，缺乏統一的財政與政治主權的事實，使得歐元區處理自身問題的能力遠遜於任何一個主權國家，期待歐元區自我痊癒的機會實在渺茫。二次大戰後歐洲國家能如此迅速復甦的主要原因，是有一個兼具實力與使命感的超級強權—美國以驚人的規模與執行力實施馬歇爾計劃，而現在的世界情勢不存在這樣的超級強權，今日的歐洲各國也不可能無條件接受單一國家的擺佈。在全球經濟活動如此緊密結合的時代，歐洲的問題早已成為全球的問題，任何具規模的經濟體都不可能置身事外，必須藉由Ｇ20與ＩＭＦ等國際機構，以更大膽的注入資源與擴大事權，合力調整全球的經濟與金融秩序。

在全球金融快速連動的今天，台灣應該引以為鑑，保有良好的財政狀況與健全的金融體制，同時維持低失業率及控制通膨。

敬畏對待不公平紅線 避免社會墜入萬丈深淵

如果是「急性心臟病」，執政者就必須大破大立，不能再受高所得族群或企業團體的遊說與阻撓，也不能再置經濟增長優先於租稅公平。引用諾貝爾經濟學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不平等的代價」中提到，每個社會都有一條「不能忍受」的(不)公平紅線!一旦觸及，國家財政懸崖式的沈淪，歐債風暴的殷鑑尚且不遠。

如果是等同於糖尿病，那麼「早期發現，耐心治療」，就該成為財政與租稅改革的中長期目標。國民租稅負擔率的逐年提昇，是患病的體系應自我惕勵的養生目標。可比照國債鐘，每年具體發佈實際國民租稅負擔率與國際間的評比。及時善財政治理，提昇公共服務效能，都是養足長期稅收所得彈性的良方，也是可立竿見影的作為。

史迪格里茲反思在世界銀行與白宮的諸多政治經歷後，如此刻畫了租稅與國家的關係：「每一個國家的租稅制度，都充份的反映該國的基本價值觀念與政治習性。」

希臘大選結果出爐前，歐洲國家解決問題的劇本已非常明確，首先大量提供歐元區內銀行流動性，其次要求歐盟邊緣國以撙節方案換取紓困金。目的是避免系統性危機立即發生，盡量買時間冀望邊緣國家能自行調整體質進而痊癒。時下「以拖待變」滿足檯面政治人物的短期利益，似成為歐盟基本國策。試問這段時間歐元區的問題與結構有任何改善嗎？絕大國際財經專家都擠不出任何關於情勢改善的數字依據。可以看到的是希臘財政目標屢屢無法達標，民間經濟凋敝導致民怨升高，示威暴動頻傳。接班演出的西班牙背負著大約25%失業率與50%的青年失業率，GDP預計加速萎縮。最近一季的民間住宅房價年跌11%，超越2008/09次貸風暴最烈時的跌勢，使得肩負產業活水任務的銀行系統也陷入更深的困境。種種跡象都顯示西班牙正走向希臘之路，只不過是時間問題。

在這樣的財經主軸氛圍下，冷靜面對新聞揭露的如西班牙政府接管第三或第四大銀行事件，真如媒體報導的如此重要嗎？我的答案是「當然不重要！」就算第一、二大銀行被接管也不應令人張慌失措，因為國際金融市場早已接受這樣情境的可能性，提前漸漸反應。就如當初希臘公債在談判減記方案時的情況，輿論擔心金融機構的損失會不會擴大，殊不知希臘公債價格早就反應減記所造成的投資人損失，就算暫不減記，損失情況也不會改善。再則當去年希臘與歐洲央行、國際貨幣基金以及德國協商第二階段援助方案時，市場因為雙方時而強硬、時而軟化造成上下激烈震盪後，當市場逐漸了解這是雙方較勁的過程，也就產生了對壞消息的免疫能力。這些不過是一齣戲的一幕中的抑揚頓挫，不至於影響情節發展的主軸，無關市場的主流。

值得密切觀察的是希臘最新的選舉結果，進一步可能將情勢帶向急轉直下？這代表下一幕的序曲與輿論的看法有差異，希臘政府難產，甚至將退出歐元區，都不具有經濟態勢的影響，市場已有準備。從花旗分析師大張旗鼓主張希臘退出歐盟有75%的可能，及其他金融機構關於希臘退出的預測，都沒有引起市場驚嚇即明顯可見。值得注意的焦距在於歐洲極端主義者的政治支持率是否會在歐洲邊緣國家一發不可收拾，如同茉莉花革命般。在希臘，大舉反對撙節旄纛的左派聯盟在三大黨接棒組閣失敗的過程中，其領導人齊普拉斯被民眾視為護國英雄，該派支持率已經從前日大選得票的16.7%，升高至最新民調的25.5%，已具相當氣勢重新舉辦大選後變為第一大黨。

歐洲民主國家的極端主義者，不論偏左、偏右，一向都是小眾市場，很難主導一國之政。但歷史告訴我們，倘若人民難以生活累積極度不滿之時，極端主義者就有掌權的可能。歐洲久享幾十年繁榮，極端主義者苦無機會爬上舞台，不可不慎。茉莉花革命的發生令人意外，累積已久的乾柴遇上網際網路這樣的超級催化劑。今日看到歐洲人民不滿的乾柴在累積，各國極端主義領導人必定不會放過這個難得的翻身機會，各種形式的媒體催化作用更是不虞匱乏。如果希臘重新舉行大選之後齊普拉斯大獲全勝，市場必定會開始聯想反應此項憂慮。如再有任何一個歐洲大國的極端主義者選勝，擔心歐洲市場與經濟環境將承受重大衝擊的下一幕。

宏觀經濟學家，素有「烏鴉嘴」之稱的紐約大學教授魯比尼，於次貸危機爆發前，準確預測而名噪一時。他最近撰文比喻歐元區邊緣國家和西班牙危機，像一場慢鏡頭中的火車相撞事故，雖然對於可預計的事件不值得過度擔憂，但要開始提防是否有人趁不備按下「快轉」鍵。

重複課稅之說似是而非 已然重創稅收

兩稅合一最引人質疑是所謂公司所得稅與個人所得稅的重複課稅論，認為公司階段已就其利潤繳公司所得稅，利潤分配給股東為股利，個人申報所得稅時又將股利納入計稅，此說在1980年代為財稅學說的主流。財政學家Richard A Musgrave曾指出，公司所得稅不僅可轉嫁，且可超過100%。既然公司繳的稅可移轉給別人，公司僅為租稅的繳納者，就難謂公司與股東構成双重課稅。我國在1980年代隨歐洲國家實施兩稅合一後，迄今未改變，但經濟全球化下，歐盟組織擴大、跨國投資深化，除荷蘭、愛爾蘭維持原有未變動外，自1990年代起，實施兩稅合一國家紛紛改弦易轍行新古典制，即公司與個人分別為獨立課稅主體。公司所繳之稅，不得在股東個人所得稅中扣扺，但對股利所得、利息所得及其他資本所得的課稅，盡可能維持同等課稅，以避免因課稅不同，造成公司偏向用舉債取代發行股票，引發財務危機。至於公司所得稅則以設算利潤率，或以超過正常利潤率等方法計稅。歐洲法院對實施兩稅合一國家引發的訴訟案，曾明確的裁決：1. 公司與股東均為獨立的課稅主體，否定兩稅合一的必要性；２. 任何國家實施兩稅合一，採稅額扺繳，國內、外股東一體適用，不得用任何理由予以差別待遇。兩項裁決，一項推翻重複課稅的理論基礎；另一則使該國稅收損失無法承擔。

未享實益外資不增反減 改制已成潮流

我國自實施兩稅合一後：一，減稅並未能使投資真正增加，短期尚有正效果，但長期並無助益，二，甚至使總投資不增反減，因為在此稅制下，外資股東無法享租稅扺繳的利益，須以20%的稅率就源扣繳，此一制度不利於外人投資不言而喻。三，有關稅收損失及對所得重分配的反效果，以民國100年為例，稅收減少達1000億餘元，而減稅的利益中，超過20%落入最高所得10%人的口袋。

綜上所述，無論從理論的角度，從吸引外資促進經濟成長的觀點，或從稅收損失的立場及考量所得分配的逆效果，兩稅合一作澈底改革已是必要。

對於希臘是否退出歐元區的重大議題，歐盟立場顯得搖擺不定。歐盟執委會主席巴洛索（Jose ManuelBarroso）曾說，希臘若離開歐元區，歐盟付出的代價會超過紓困。

但他最近接受義大利電視台專訪時卻表示，不守規矩的會員國應該退出。

歐盟指責會員國不守規矩，但未能早期遏止希臘的弊端在先，歐盟主管機構本身也有責任。根據1992年歐盟通過的馬斯垂克條約，以及1997年公布的歐盟穩定暨成長公約規定，國家的預算赤字及政府債務，分別不得超過國內生產毛額（GDP）的3%與60%。

不過直到2011年歐盟統計局才發現，希臘美化帳面數字，呈現國家財政符合歐盟標準的假象，實際上希臘的國家預算赤字及政府債務占GDP的比例，分別高達15.7%與127%。

剛卸任的法國總統沙柯吉去年接受法國電視台訪問時說，2001年容許希臘加入歐元區是個錯誤，當時希臘根本沒有準備好。但這一切的懊惱為時已晚。

再者，希臘經濟規模僅占歐元區17國的2.5%，相較歐洲經濟火車頭德國占27%、法國占20%，起初由這個南歐國家爆發的危機，如同星星之火。

因此2009年當希臘自曝債台高築亟需外援之際，美國當時的財政部長鮑爾森（Henry Paulson）就極力主張，趕快找個能砸鉅資的重砲鎮住金融市場，就能一招止住仍在萌芽狀態的歐債危機。

可惜歐盟以及歐元區的主要國家都缺乏釜底抽薪的決心。先是德法兩國批評希臘不遵守歐盟成長與穩定公約規定而債台高築，並主張歐元區不應買單。不作為拖延約半年至2010年3月底，歐盟才敲定，在「必要情況下」援救希臘。

但此時國際信評機構如標準普爾（Standard &Poor's）已調降希臘信評至B級，即使國際貨幣基金（IMF）與歐盟聯手出擊，在2010年5月間撒下數千億歐元的銀彈，已難力挽狂瀾，初估歐元區17國債務總額已近8兆歐元。

歐盟不能洞燭機先，歐元區國家又不能當機立斷，歐洲資深經濟研究員威廉斯（Darren Williams）曾分析，歐盟因應歐債危機的政策偏向漸進式而非大刀闊斧改革，除非歐元區各國集體肩負責任，否則難擺脫歐債危機。

果不其然，希臘經過1100億歐元的首輪紓困仍過不了難關，今年3月勉強捱到了1300億歐元的第二輪紓困，但是砸下2400億歐元，希臘公債占GDP的比例還是由127%竄至160%，歐盟更坦言，不排除進行第三輪紓困的可能性。

希臘災情慘重，雪球越滾越大，也波及至西班牙與義大利。這兩個在歐元區17國中經濟規模分居第3、4，被視為大到不能救的國家，近來更頻拉警報，將出現第二個希臘的傳聞不脛而走。

自2010年至今，歐盟為解決歐債危機召開峰會不下17回，但億萬投資客索羅斯（George Soros）撰文示警，根本問題沒有解決，債權國和債務國的差距確實持續擴大，危機「已進入動盪程度也許較低但危險性可能更高的階段」。

歐盟與歐元區國家因應歐債危機的作為進退失據，原本寄予厚望由建立制度完善財政紀律化減歐債的策略，也因未兼顧成長與就業的平衡，掀起反緊縮的聲浪。

經德國積極運作，去年底歐盟峰會敲定通過財政協定（Fiscal Compact），27個歐盟會員國中計有25國簽署，使歐盟於法有據可與聞甚至干涉簽署國的財政預算規劃，嚴格要求遵守預算赤字與政府債務上限的規定。

但是歐盟會員國力行財政緊縮，歐盟執委會公布的今年度春季經濟預估報告，西班牙、義大利等國相繼陷入衰退，歐洲經濟今年將出現負成長，歐盟27國GDP零成長，歐盟經濟暨貨幣事務執委雷恩（Olli Rehn）更憂心，若不進一步採取堅決行動，歐盟可能持續低成長。

歐洲的衰退似乎更沉重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在「紐約時報」撰文表示，事實證明，歐洲國家採取財政緊縮政策並未提振市場信心，顯見緊縮政策並未達成預期效果，解決歐債難題不能單靠緊縮政策。

而法國總統歐蘭德扛著反緊縮大旗勝選且矛頭直指財政協定，打亂歐洲聯盟因應歐債危機的布局，加上希臘國會選舉反緊縮勢力也獲得多數民意青睞，歐洲改革中心（Center for European Reform）研究員泰爾佛德（Simon Tilford）說，緊縮財政措施抑制投資需求，破壞凝聚力，更糟糕的是滋長民粹主義，使歐洲一體化進程受挫。

特別是歐元區模範生荷蘭為遵守財政協定的標準卻導致內閣總辭，讓歐盟的情勢更形險峻。波蘭財政部長羅斯托夫斯基（Jacek Rostowski）擔憂，歐盟崩解並非不可能。

歐盟曾被譽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經濟結盟，英國前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更曾語重心長表示，「回顧歐洲歷史，我們看到無數的戰爭和衝突，現在我們正在統一歐洲，這是值得驕傲的時刻。」

而歐債危機卻一點一點蠶食歐盟引以自豪的統合基礎，甚至浮現崩解危機，歐盟的未來何去何從，埋下難以預料的變數。

「國民租稅負擔率」係測度一國財政狀況穩健與否重要指標。在既定的政府支出規模下，比率愈高表示國民租稅負擔愈重，財政狀況也相對穩健，反之則不然。

據統計，我國國民租稅負擔率1960年代起上升，1979年達到最高19.7%，由1986年下降至2003年達到11.7%為歷史最低點。2011年才稍上升至12.8%，但與全OECD國家平均值25.86%、歐盟27國平均值26%及亞洲四小龍平均值15.05%相較，顯有差距，甚至比若干開發中國家為低。

迷信減稅效益 租稅負擔率走低財政不穩

國民租稅負擔率偏低之背後，短期景氣循環只是部分因素，值得警惕的是長期結構性因素，如：(1)長期稅收缺乏彈性：名目與實質稅收成長率均落後於經濟成長率；(2)供給面經濟學的迷思：以獎勵投資為名的長期租稅減免效果漸弱，1990年獎勵投資租稅減免之十年平均值為286億元，同期十年平均稅收成長率為9.92%，2010年租稅減免十年平均為1317億元，該期平均稅收成長率僅1.5%。

去除短期因素並考慮經濟發展等結構性因素，我國長期均衡下潛在「國民租稅負擔率」平均值約24%~25%。但若與實際租稅負擔率12.8%相較，我國租稅努力程度顯然不足，僅有50%到60%。因此，考量稽徵行政最大可能，若以潛在租稅負擔率長期平均值為目標，將長期租稅努力程度逐步提升到80%，使實際國民租稅負擔率逐步達到19~20%，不失為我國結構性租稅改革，課取適足稅收緩解長期財政沉苛目標。

為達此目標，稅制應進行結構性改革，應有的思維是：(1)以直接稅為改革重心，以提高稅收的所得彈性，並緩和所得分配不均程度，避免對租稅負擔率造成負面影響；(2)輔以營業稅、貨物稅及房地稅等間接稅改革，以彌補所得或遺贈未被課徵漏損，並落實綠色租稅理想；(3) 提升稽徵效率，強化直接稅與間接稅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