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怎麼做，可以讓民眾對水資源有感，進一步對水資源運用更有效率，或知道要隨時省水節水？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五點進行思考。

第一，發展智慧「水表」：由於科學日新月益，目前已有「智慧電表」的發明，雖未廣泛應用，但智慧電表可以讓民眾對於家庭用電資訊瞭若指掌。因為可以立即知道目前家庭用電量，以利關閉或節省不必要的電源。同樣的道理，如果我們可以隨時知道家庭用水量的訊息，對於民眾可以有隨時提醒的效果；甚至如果哪裏漏水，也可以從智慧水表獲得訊息。

第二，修改建築法規：目前綠建築的發展趨勢是，新蓋的建築物，應有儲（省）水、減熱、通風等多重環保功能。例如台灣多雨但難以儲水，若各建築物能透過有限的空間，進行雨水儲存，甚至進一步淨化，對於水資源運作，絕對很有幫助。重點在於，如何建構政策誘因，讓建商、建築師、民眾等，願意接受建築儲水規定，對水資源運作絕對有正面助益。

第三，建構浮動水價：通常雨水充足時，政府與民眾都不會苦惱水資源不足；一旦缺乏，政府與民眾就都開始緊張如何進行水資源分配。但台灣水價長期偏低，民眾對節水其實相當「無感」。而自來水公司原本也希望調高水價，卻遭「民意」反對。但水價無法調高，其實「用水大戶」受惠最多，升斗小民其實反而受害，因為用水大戶反而補貼更多。因此，建構浮動水價讓民眾有感，特別在缺水時，可以讓「民眾有感」。

第四，公布用水大戶：如前述，用水大戶消耗的「水資源」最多，應該受到更多的規範。但因社會大眾的資訊不足，不知道哪些用水大戶用水情形如何，所以也就難以形成壓力或規範。問題又在於，這些用水大戶通常背後是龐大的利益團體，很容易可以對政府（政治）形成壓力。因此，以目前台灣的制度環境，水資源不足有時對用水大戶造成的影響有限。

第五，推動水資源教育：很多水資源的問題，由於民眾不是非常注意，原因之一是水資源教育嚴重不足。而教育又是最源頭的問題，因為民眾不知道水資源的問題與嚴重性，就無法配合節水或珍惜水資源。至於教育的內涵應包括家庭、社會與學校教育等，特別是，我國的環境教育已經入法，如何讓水資源的議題融入環境教育，是未來政府（含教育單位）與民間重要的任務。

水資源是大家（政府與社會）必須共同關注的公共議題，一旦嚴重缺水，可能漸漸演變成個人、家庭、商業、工業、農業、社會、政治等問題。甚至，若長期缺乏，可能成為「國安議題」。因此，如果我們（政府）不「未雨綢繆」，推動「有感」的水資源政策，就可能隨時要面對或解決「缺水危機」。

渡邊表示，他是在源兵衛川玩水長大的，但一九五五年初隨著都市現代化，居民的生活環境改變了，源兵衛川成了人們丟棄垃圾、排放家庭廢水的臭河。「整合工作三島」為了讓三島的水源地重生，開始推動「守護三島市的水」及「拯救三島梅花藻」市民活動，並扮演推動居民、企業、政府三方合作的仲介角色。

渡邊說，廿年前為了說服住在河邊超過二百戶人家安裝下水道就費了很大功夫，有時晚上還要去和他們喝酒搏感情，花了三年時間溝通終於搞定。生長在清澈冷水中的三島梅花藻早已滅絕，該組織從柿田河將三島梅花藻移植過來復育。站在河中忙著清掃的山口東司說，八年前認識渡邊後才知道，原來家附近的河裡有梅花藻這樣的稀有藻類，於是開始協助復育。

七十歲的山口說，一年至少三百天一定不分日夜地下水打掃，連被人取笑是「瘋老頭」、「笨老頭」都在所不惜。

源兵衛川恢復清流後，為了讓螢火蟲復活，市民團體「三島螢火蟲會」每年都會飼養一萬五千隻螢火蟲，並將其幼蟲分批放流。現在有許多遊客會趕在五月上旬到三島，欣賞螢火蟲飛舞的美景。

人們對2010年夏天的廣州暴雨還記憶猶新。更早之前，2007年的濟南「7.18大雨」造成22人罹難。當時，中國水利部防洪抗旱減災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國際防洪大會常務委員會副主席程曉陶曾撰文呼籲人們重視「城市型水災害」的危害。

2011年7月，北京就曾有過一次暴雨。時隔一年，這次的降雨量幾乎達到上一次的兩倍。程曉陶認為：政府的緊急應對是有所改善的。主城區的暴雨回應水準比以前有進步。疏通管網的工人在天氣預報後做好了到崗準備，積水出現後很快開始了工作。而在去年那場大雨中，「整個交通一塌糊塗，設備都運不上去」，一些地鐵站出現雨水倒灌，人們戲稱全北京的地鐵站都成了「積水潭站」（北京地鐵二號線上的一個站名）。

但時至今日，這些工作應該說都沒有擺脫「大災之後有大治」的模式，算不上「未雨綢繆」，而是「亡羊補牢」之舉。

程曉陶指出，從世界各地特別是亞洲的氣象情況來看，局部高速度暴雨的次數在增加，平均每小時達50mm-100mm的降雨量記錄不時出現。

水災害已成巨型城市通病

1972年日本長崎市遭受超紀錄暴雨襲擊，交通、通訊、電力等生命線系統完全陷入癱瘓，299人因災喪生，小汽車損失超過了2萬輛。這場城區暴雨引發的大水災，第一次使人們建立起了「城市型水災害」的概念。

1999年，東京、博多暴雨成災。1小時降雨量均超過了100mm，兩地同時發生了地下室裏淹死人的事件。

2001年，韓國首爾的暴雨中，地下鐵道水流成河,造成49人死亡，9人失蹤。

現代城市在暴雨洪水面前的脆弱，逐漸暴露無遺。

這樣的脆弱並非中國獨有。超大型城市的「熱島效應」會引發「雨島效應」——由於氣溫高、空氣中粉塵大，熱氣上升，形成周邊氣流向城市彙聚的運動。一旦上升的熱氣流遭遇高空強對流的冷氣團，形成暴雨，就使城市更容易成為暴雨襲擊的中心。

此外，城市的大面積地表硬化，造成地面滲透性能很差。不透水面積增加，必然帶來地面徑流的增多。

在多重因素的綜合作用下，超大型城市出現市區暴雨的頻率與強度會高於周邊地區，這種現象將會長期存在。

就北京而言，地面之下是巨大的華北地下水漏斗，地面之上是迅速積聚難以滲漏的水流。這樣的對比幾乎吊詭。

能在地面上解決的問題，就不讓它到地表以下去

發佈於2003年的《特定都市河川浸水被害對策法》，奠定了日本今天城市防水體系的重要基礎。

該法案明確要求：只要地表有超過1000平方米的綠地或農田變為城鎮面積，就要計算相應的硬化會增加多少徑流量，進而要求按防洪標準設置足量的雨水蓄滯設施。

簡而言之，「因為城市開發硬化在設防標準下造成多少地表徑流的增加，你就得挖多大的池子，把因開發而增加的水量蓄起來。誰開發，誰出錢。」程曉陶這樣形容。

其中蘊含的理據是：沒有人有權因開發而增加城市排水負擔、把風險轉嫁給社會。

這樣的立法規定，來源於解決城市排水問題的基本思路——減輕地下管線的壓力。盡可能不讓雨水彙聚到低窪地區，能在地面上解決的問題，就不讓它轉到排水系統中去。

管網建設的難度，高於道路建設，更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新城區可以更充分地做好規劃，建好共同溝，使骨幹排水管網和道路修建同步，並一舉解決好供水、供電、供氣、通訊與電腦網路的佈設問題。但老城區要把道路全都重新挖開、換大管徑的管網幾乎是不現實的。

城市水系是一個有機整體。著眼於在地面以上、從源頭上防水排水的思路，在國際上越來越得到重視。

在這個意義上，優化城市排水系統，是人人可為之事，企業、機關、學校、社區都可以在自己的院子裏做雨水蓄滯滲透的設施。

日本此舉，也得到了臺灣和韓國的效法。

事實上，在這一立法之前，日本公民社會已經做出了範例——一個235平方公里的小流域，城鎮化面積達到85%。為解決流域中隨城鎮化進程而加重的洪澇問題，成立了「綜合治水對策協議會」，1990年以來，興建的各種雨水調節設施多達4300處，總容積達300萬立方米。

2003年以來，依據《特定都市河川浸水被害對策法》日本所有列有特定都市河川的城市都強制性地實施了這一措施。

2001年大雨之後，首爾採取了強力措施，恢復了一些原先被改成道路的河流。在快速發展階段，這些曾經的河道由於水質污染，引發兩岸居民怨聲載道，加之城市急於解決交通擁堵問題，乾脆填埋後修路了事。而今天，人們重新意識到了它們在構建城市水系中的價值，再次把它們恢復起來。

識別暴雨中的高風險區

2011年，南京市政府官員曾經向市民承諾：明年不讓你們再受淹。但整個城市防水體系的徹底優化，不可能是一年之功。第二年，政府毫不意外地承受了違背承諾的社會壓力。

程曉陶強調：地下管網是巨大的系統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人們對此應該有科學的心態。一點一點，逐步漸進，是理性的態度。但城市管理者應該把規劃告訴市民。就像看到地鐵線路圖，市民就能知道其中虛線部分是在建的線路，預期何時可以通車，從而對地鐵建設期間造成的地面交通困難給予充分的理解。同時也應該向民眾告知，在現有的城市排水條件下，如降大的暴雨，哪些地方受淹難以避免，積水可能達到怎樣的深度，以便受威脅區域採取適宜的自保措施。 一句話，把規劃告訴老百姓，把危險告訴老百姓。

程曉陶認為：無論城市管理者還是市民，都應當更明確地建立“城市型水災害”的概念。城市管理者應當向市民進一步普及防災知識，而市民應當進一步提高應對暴雨的防災意識、主動回避高風險區、加強自我保護。這是應對城市型水災害的另一個重要課題。

一般來說，高風險地帶是可以根據防災常識判斷出來的。

比如：看到雨情嚴重，選擇路線則盡可能避免立交橋。行人應該注意觀察水面，地面如有坑洞，水面會有相應的漩渦。

這次的罹難者中，有幾人是觸電身亡。在特大暴雨天氣中，連續的水流可能因為觸及電源而成為導電體，因而具有危險性，但其電場是向外衰減的。如果腳下感覺到麻，及時退一步，是能夠退回安全地帶的。但如果感覺麻了不意識到是水體帶電，繼續前行，或處在奔跑狀態，腳下感覺到麻時，很可能已經難於退出來了。如果倒在導電的水體裏面，外界想施救都就無能為力。

這次大雨中，局部的高強度陣風，吹垮了一些在建廠房，也造成了人員傷亡。這提醒人們，暴雨中還需注意避免藏身在不穩固的建築結構裏。

程曉陶曾經調研過濟南「718大雨」中罹難者的具體死因，發現大部分是可以避免的。其中大多數人，是因為缺乏應對經驗，闖入了暴雨中的高風險區。

這些教訓，應該被記取。

信勢社區人口約5900多人，居民以客家族群較多，但近年來因鄰近工業區的發展，使得外地遷入人口有逐漸增加的趨勢，融合客家與閩南的特色文化。社區於民國70年成立，開始進行北勢溪沿岸的自然生態復育工作，民國81年改為信勢社區發展協會後，仍持續發展對生態強化、近水空間改善、環境景觀綠美化等工作，至今社區居民共同努力的成果已成為國內環保、低碳社區的典範。

信勢社區之所以能成為優質社區，除了仰賴自身的環境條件外，也歸功於積極、有遠見的領導者及熱心、積極的居民高度配合。理事長陳文通和多位志工致力於社區工作長達16年，起初只從自家鄰里範圍的髒亂清理開始，行動力和熱誠逐漸打動越來越多居民。陳文通表示，當螢火蟲重新在社區出現後，居民產生自發性榮譽感，自動自發不再用藥耕種，共同為社區的生態與環境努力！目前除12位環境生態導覽解說員外，社區志工人數高達100多位，經常參與社區活動的居民亦有數百位，因此社區幹部皆有所共識，改善社區環境、打造家園要先靠自己的力量，真的做不到的，才向外爭取經費和資源，充分發揮地方的草根力量。

1977年聯合國科教文組織（UNESCO）在國際環境教育會中定義：「環境教育是一種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個人和社會認識他們的環境， 以及組成環境的生物、物理和社會文化成分間的交互作用，得到知識、技能和價值觀，並能個別地或集體地解決現在和將來的環境問題。」今年是信勢社區首度申請環保署「環保小學堂」計畫，期透過小學堂發展生態環境活教材，將社區多年保育成果與更多社區交流，亦持續努力以水車重力引水，將北勢溪的水資源引入供給社區菜園運用、打造生態池水源與生物環境多樣貌。期望朝向社區水資源循環利用、生態池營造和社區菜園等方向邁進。

生態池具有環境教育、生態保育、調節微氣候、水循環及景觀美質等環境效益。依據其功能又可分為生態型、景觀型、污廢水處理型等三類。而社區生態水環境能集節水、綠地灌溉、雨洪收集、再生水利用為一體的綜合的供排水體系，實現清水、雨水、再生水的循環利用。

目前國內推動低碳社區的很多，能以社區特色發展的水資源循環者少；推動社區營造的社區更多，能持續20年不懈、並凝聚上百位志工的社區更少。此次雖是基金會初訪信勢社區，余董事長期許信勢社區將來能發揮在地得天獨厚的環境條件，集結專家與民間力量，思考社區生態池、北勢溪發展方向，打造屬於信勢獨一無二的「水資源循環」之環保低碳社區！

如在各方所憂心的極端氣候帶來的災害方面，綱領中分就洪災、土石流、旱災等各類災害，指出氣候變遷將造成「極端降雨強度增加提高淹水風險」、「侵台颱風頻率增加提高二次災害風險與復原難度」、「水庫淤砂量增加，影響水庫正常運轉」等現象，據此研擬「推動高災害風險區與潛在危險地區的劃設」、「檢視、評估現有重大公共工程設施之脆弱度與防護能力」、「研究透過保險機制強化災害預防及救助」等調適策略。

如在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性方面，綱領中指出將面臨「溫度升高，降雨量不足等，打亂作物生長期，農產品產量及品質面臨不確定性，危及糧食安全」以及「環境變化，亦影響生態系原有棲地，造成生物多樣性流失等」兩大衝擊。針對農業方面所研提的調適策略則包括「重新檢視農地休耕、農地變更及耕作制度等政策，使災後都有對應的農作物種植與復耕計畫」、「建立農業氣象及國內外市場變動之監測評估系統」等。在生物多樣性上，則倡議應「建構海岸與內陸溼地的藍帶網絡，串連綠地與森林的綠帶網絡，建構生態網絡」、「建構有效的種原保存系統，以確保農林漁牧與野生物種原保存」等。

但此類洋洋灑灑的政策綱領，卻將因「缺乏制度量能的建構」、「忽略財務支持機制」、「無視社區為基礎的調適策略」三大缺陷，將致使所謂可「適應氣候風險的永續台灣」，將成無法落實的空頭支票。

缺乏制度量能的建構

氣候變遷調適考驗官僚體系面對長期規劃的能力，因此在制度量能上亦須進行相應的調整。雖綱領中提出「制訂架構性之氣候變遷法律」之建議，藉此建立因應氣候變遷的法律架構、政府組織、決策程序與財政策略。亦就政府組織上，提出成立獨立的氣候變遷委員會之建議，但此兩舉措，卻未能面對氣候變遷調適策略上的特性：「鎖定效應

鎖定效應指的是短期間的決策，將型塑無法面臨長期環境危機的結構。以國土計畫為例，因國土使用分區決定的各基礎公共建設的設計，而若此壽齡長達30年以上的公共建設在設置初期，未能考量到氣候變遷的影響，則到40年極端氣候現象日增之時，其將無法因應其衝擊，導致損害加劇。因此在制度建構上，台灣已經不能再等待個3至5年後，待氣候變遷專法立法後，再推動實際的調適策略，而更應著眼於將調適策略的推動，整合至各個既有法規之中。例如既然將國土規劃視為總體調適策略，就該確保審議中的國土計畫法能發揮氣候變遷調適功能，而非僅是現行草案中僅在原則中提出「因應氣候變遷，建立國土防災調適機制」泛泛之論。

在行政組織量能上，綱領上雖提到「氣候變遷政策的主要機關，包括負責政策規劃與協調推動的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及負責氣候變遷政策執行的環境資源部及相關部會之功能均應適度調整」，但綱領中所畫出的部會分工圖，卻仍是僅依循現行的部會組織進行規劃，而未能提出組織再造後，對氣候變遷調適策略之推動有何實際助益。

忽略財務支持機制

財務支持機制，既錢的匯集與分配，一向都是國際氣候變遷協商的核心焦點，此現象亦彰顯談財務支持機制的研擬，對氣候變遷調適策略的重要性，但綱領中卻就此議題有任何討論。在上個月份舉行的里約+20永續峰會之中，各界均指出若能移除當前各國總共每年400億美元以上的化石燃料補貼，則可足以短期氣候變遷調適基金所需的300億美元。此建議乃提醒氣候變遷調適策略的財務支持，除了拓展額外財源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將原本有害於氣候變遷調適的公共投資預算，轉移至調適工作的支應。因此在調適綱領中，應提出將氣候變遷調適納入公共建設預算編列的準則與檢核方法，而非僅是將其列為各部會的後續落實工作，未有統籌前瞻式的思考。

無視社區為本的調適策略

綱領中雖強調「人人有責」、「夥伴參與及合作」等原則，亦強調要「結合民間團體、充分運用社區資源」，但整個調適綱領中，基本上是無視近期國際積極倡議的「社區為本的氣候變遷調適策略」（Community based adaptation, CBA）。CBA是指因認識到對於氣候變遷所造成的影響其實是內化於社會與文化之中，因此此策略的重點為如何使培力社區，使其透過既有的決策方式，擬定因應氣候變遷的「調適策略」，以增進其面對極端氣候帶來的水災、風災、乾旱的抵禦與恢復力（resilience）。

而欲落實社區型氣候變遷調適的概念，則需先瞭解以往在地社區面對這類災害的應變模式，分析氣候變遷將對此類自然災害發生頻率與規模的關聯性，進而研擬出該社區應優先採取的調適策略。也因此所謂的社區型調適策略，並非只是單一事件的回應，而是如同一社區的發展計畫。

故推動社區型氣候變遷調適策略，其檢驗的準則並非其所研擬出的調適行動，而是其調適策略的研擬過程。唯有藉此過程，方能使民眾將氣候變遷的風險內化至其生活之中，以因應短期與長期的影響。

 氣候變遷恢復力等於國力

因為歐債危機，整個台灣都擔心將陷入二次衰退，都著眼於如何重振出口成長，但卻總是忘了英國經濟學家史坦爵士的提醒：「氣候變遷將使每年的經濟損失達到5％以上，最高甚至會達20％。」由此可見，氣候變遷對全民福祉的真正影響，絕對不下於各項金融市場的崩達或是產業成長的遲滯。既然已經邁向氣候變遷恢復力將決定國力的時代，面對調適策略的研擬，朝野與全民的關注程度，不應弱於證交稅、收賄案。因為對於氣候變遷的不作為，是我們這一代對子孫最大的偷竊。（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隨著極端的暴雨、水患、土石流等災害，日益頻繁，在宜蘭的每一棵樹，不只是一棵樹，承擔著涵養水土的使命。

時光回溯，蘭陽平原是應該一座蒼鬱的原始林，「百萬植樹」是在社區、學校、圖書館、甚至是空地，從一個「點」延伸到「面」，一棵棵地把樹種回來。土地的利用與開發，我們把平原跟山林當作是同一件事。以紐約為例，二○○七年，全市五大區預計用十年的時間，栽培一百萬棵新樹，目前，已經栽種了近六十萬株樹木，為紐約帶來了美麗的公園，宜人的街道、庭院和公共休憩空間，清潔的空氣和水質以及一個更健康、更環保的紐約市，是宜蘭植樹計畫的學習標竿。

記得小時候，從住家要往市區，可以沿著樹蔭走，閃躲炙熱的陽光，與樹產生了有趣的互動。對照今日，開著車，看著窗外的行道樹，人與樹的距離越來越遠。

去年開始，民眾可以向縣府申請樹苗，是希望人與樹之間，有更多的連結，「百萬植樹計畫」，不只是一百萬棵樹，是持續減碳，復甦大地，讓地球深呼吸，減緩暖化，找回自然，營造沒有洪患、土石流的安心家園，然而這一切，都要先從你我手中種下的那一棵小小樹苗開始！

要談國土計畫，不能不先談仍未立法通過的國土計畫法草案。2009年行政院通過的草案版本，實質上仍沿襲過去都市計畫法與區域計畫法的「開發許可制」，容任隨時提出的個案開發，可以申請變更原有的國土功能分區，讓國土計畫一如過往完全喪失管制功能。而其擬訂過程，草案雖規定國土規劃應力求民眾參與多元化與資訊公開化，惟所定的民眾溝通方式仍與都市計畫法規定毫無不同，亦即僅有流於形式的公開展覽、刊登公報、新聞紙、網路與說明會等。依過往都市計畫擬訂與通盤檢討經驗，鮮有實際對話效果。

筆者建議除須廢除可以任意摧毀國土分區管制功能的「開發許可制」外，亦應明定更密集及如審議式公民參與、聽證甚至公投等對話機制。

其次，依草案內容未來國土會分為國土保育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城鄉發展地區與海洋資源地區等四大功能分區，內政部宣稱其中國土保育地區將占國土面積約60％，但對於海洋資源地區幾乎未有著墨，所以仍屬陸域概念的國土計畫法，離海洋國家仍相當遙遠。為確保台灣永續發展，此四大功能分區究應如何劃定？各占多少比例？除了需視台灣本身的地理環境與資源條件亦即李鴻源所稱國土承載力外，尚涉及我國的經濟產業、能源、人口、農業與糧食自給率、文化、避災等政策。以上政策方向的先期決定，亦應透過公民對話凝聚全民共識而非全由開發主義與精英決斷。

第三，原住民所居住與賴以維生的農耕地幾乎全座落國土保育地區，為尊重其傳統生活文化，絕不宜動輒遷村（草案第24條第2項），如何凝聚可行的共識，例如在其傳統領域找尋相對安全的土地，劃設特定區擬定特定區域計畫，必要時可舉辦聽證甚至部落公投。此外，因應水資源管理、水災與土石流防治的跨行政區河川流域治理特定區域計畫與為敷實海洋國家與因應全球暖化海平面上升以及極端氣候的影響，海岸地區連同海洋資源地區的計畫內容，可預期均屬爭議性議題，相較於一般性國土計畫，亦應有較高密度審議式公民參與，才能兼顧風險、分配與價值的衡平。

儘管台灣的國際參與空間遭到中國嚴重打壓，但全球暖化造成極端氣候所帶來規模更大、頻度更高甚至是複合性的災害，我們卻無法倖免。如何學習荷蘭經驗，形塑一部具有高度共識與長遠眼光的永續國土計畫，應是台灣當前首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