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原能會併入科技部的計畫大逆轉，改為政院直屬獨立機關，政院高層透露，這是江宜樺二月八日主持組改跨部會議親自拍板定案，隨後研考會完成組織法草案，並於昨天院會火速通過。全案短短不到兩周內完成。

高層也說，在二月八日跨部會協調，與會者共識就是加強核安管制，加上立院修法已刪除科技部組織法設置核安署條文，因而政院決定增設採合議制的核安會，設置委員五到七人，負責核能安全管制相關工作。

根據行政院原先組改版本，原能會解編併入科技部成立核能安全署，這次新增《核能安全委員會組織法》草案後，政院改增設相當於中央三級獨立機關，核安會主委比照ＮＣＣ、中選會、公平會主委列席行政院會。

外界質疑核安會僅是三級機關，如何督導二級部會、經濟部所屬單位？江宜樺昨解釋，很多人期待原能會能回復二級機關，但此舉勢必牽動基準法及組織法修正。在立法院沒有反向修法共識前，外界也希望政府組改要精簡，而不是擴充。

江宜樺認為，行政院極重視核能安全，所以寧可將它改隸直屬行政院本部，行政院全力尊重原能會的獨立、客觀運作，並藉由成立核安會向外界宣示政府重視核能安全的決心。

江宜樺並強調，核安會組織法能否完成立法，也代表政府是否重視核能安全檢查，原能會將積極與立委及相關民間團體溝通，尋求共識，以利儘速完成立法。

人世間的紛擾，恐怕也將波及區域內上百棵老樹，民間團體與當地居民21日召開記者會，表示將替這些老樹向北市府文化局提出申請，爭取列入受保護樹木的名冊，更向法務部呼籲，應重視當地珍貴的文史資源，留下城市的記憶。

華光社區內約有上百棵老樹，樹種更高達40種以上，吸引了各種鳥類與蝶類棲息於此，鬱鬱蒼蒼的景象在大台北地區實屬難得，但令人吃驚的是，區域內目前已列冊受保護的老樹卻只有一株。就華光護樹志工隊、華光社區訪調學生小組等團體與專家的估計中，至少還有50多株在年齡、體型，甚至對當地居民的意義上，同樣應該受樹木保護條例保護，民間團體表示，預計將會在下週將這一批老樹送件申請，並呼籲主管機關台北市文化局應該全面調查。

而眼下，中國新能源業遭受全球經濟危機和自身產業週期的影響已經深入骨髓，補貼大量發放，企業大量虧損，人才大量流失。

「她滿足了所有人的欲望」

新能源在中國工業體系中的地位低微。2010年，「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中的比重總共不超過3%，具體到新能源則更少。

然而，在一個特殊時刻，她承擔了中國政府推動新一輪經濟增長的期望。

全球經濟危機後，中國提出「四萬億」計畫和「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以刺激經濟，新能源排名七大新興產業之首。

62歲的王勃華曾是工信部電子資訊司副巡視員，他總結一生做過的眾多行業管理工作時說，從來沒有一個如此具體的行業，得到過國家領導如此多的批示，「很具體的批示」，部級領導的批示則更多。

在2011年以前，中國新能源企業給人一種能當大任的假像。全球前十大風機製造商中，中國佔據4席，全球前十大太陽能光伏製造商中，中國佔據5席，中國已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風電大國，太陽能製造企業憑藉全球50%以上的市場佔有率也一度在國際市場呼風喚雨。

比上述國際排名更具吸引力的，是新能源專案經濟體量大的特點，這極大地刺激了癡迷於GDP的中國地方政府的興奮點。

為「四萬億」經濟刺激計畫下的投資領域發愁的中國地方政府發現，每投資建設100兆瓦太陽能電池組件，就能為當地產出30億出口額，倘若說服企業將產能擴大至1000兆瓦，就能產生300億元的出口額——這相當於多少個棉紡廠和電子配件廠產值的總和！

何況，這事兒在「政治上絕對正確」。

在欲望中迷失

2005年，中盛光電CEO佘海峰第一次發現世界上竟還有比「搶銀行」還賺錢的事情。 那時，他的同事只要打一通電話稱自己有市場最緊俏的多晶矽料，客戶就能立刻把高達幾百萬美金的訂金打到你帳戶上來，而不需要對公司的背景、信用做任何調查——當一個行業賺錢容易到了一種堪稱荒謬的程度時，佘海峰說他感到了不安。

在行業高速增長的巨大利益面前，所有人都開始失去方向。廣東省社科院區域經濟學家丁力認為，主管部門對新能源行業的基本面缺乏判斷力，是導致宏觀調控未能及時到位的重要原因。

這與這些部門缺乏新興產業的管理經驗有關。在王勃華看來，長期以來工信部治下的全國各工業行業鮮有變化如此劇烈的，「太陽能行業的價格、市場、政策都變化太快，這個檔還沒看完，又來一個，要跟上，有挑戰。」王勃華坦言，政策總是慢半拍，跟主管部門對產業發展的始料不及有關。

在新能源的問題上，政府、產業界和學者對產業週期沒有共識。2009年9月，工信部提出38號檔，防止多晶矽產能過剩，立即受到行業組織和企業的極力反對。據《經濟觀察報》報導，當時工信部的判斷受到了科技部的質疑，科技部調查的結論是「多晶矽產能並不過剩」。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光伏行業專家頗為感歎，「以前，太陽能產業無人問津」。看到近幾年光伏大熱之後，國家主管部委之間也出現了「暗戰」，都希望對這個產業有更多的干涉力。某種程度上，當時各界的確對行業趨勢達成了某種集體性「誤判」，認為它還將像前幾年一樣繼續高速增長下去。

壞規則形成了

倘若沒有地方政府和銀行的參與，即便宏觀調控失靈，也並不是一件太可怕的事情，但事實上，地方政府讓本已錯失調控的新能源，更加瘋狂。

為爭搶賽維LDK，合肥高新區領導帶領招商人員親自趕到賽維常務副總裁入住的酒店再三說服，並提出多項優惠條件，作為合肥市「1號工業項目」。

在無錫，當地政府甚至曾提出要「再造一個尚德」的目標。「給了我們一個時間表，說再給我們幾百畝地再造一個五萬人的工廠，簡直開玩笑。」尚德一位元高管曾對記者表示，給多少錢都不能幹。

地方政府的參與進一步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王勃華因為拒絕參加了好幾個地方政府邀請的新能源項目評審會，而得罪了不少人。「當時就是勸，不要再上了，但勸住了市長，說請你再幫忙說服下我們書記。」王勃華說。

清華大學能源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希良說，中央政府鼓勵新能源是為了解決能源結構問題，而地方政府管經濟的模式註定更關注GDP和稅收，且招商引資的專案資金都由地方自己解決，「上面更難以左右」。

最後的博弈？

華銳風電和尚德電力，這兩家中國風電和太陽能光伏產業曾經的「雙雄」，命運軌跡驚人地相似。

2006年，韓俊良創立華銳風電，2010年成為中國第一、全球第二。2011年華銳上市，以每股90元創下A股主板發行價的最高紀錄，迅即成為市值千億的新能源巨頭。

同時，華銳開始大規模擴張，2011年風電市場結束高速增長，華銳庫存高企、虧損嚴重、品質事故頻發，並陷入一系列知識產權官司和裁員醜聞中難以自拔。2012年8月，投資人尉文淵被迫走上前臺，出任代理總裁。

尚德同樣上演了一出相似的大戲。2006年尚德電力美國上市後，也開始大規模擴張，2011年太陽能市場結束高速增長，由於對市場誤判，尚德陷入巨虧、裁員、GSF欺詐門等醜聞，因體積龐大、內部管理失衡如今病入膏肓。同樣在2012年8月，施正榮宣佈辭去CEO職位。

國家氣候戰略中心主任李俊峰說，這一代新能源企業家需要自我反思，「他們這一代人擁有所有中國企業家的優秀品質，也存在所有中國企業家的劣根性，他們不愛分享，利益獨佔，喜好稱王稱霸，共同導致了今天的敗局。」

比企業家們更為痛苦的是地方政府。

陷入總額高達250億元的債務危局的賽維，直接導致2012年上半年新餘市規模以上工業利潤同比下降52.7%。當地官員說，如果賽維倒了，新餘經濟將倒退10年。

「各地都在動用政府資源幫當地早應破產的新能源企業繼續撐著，造成目前整個中國新能源業全盤虧損的敗局，沒有人願意離場。」國家開發銀行總行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人士總結說。

「過去十年，我們的政府學會了如何幫助一家企業成功；而如何幫助一家企業退市、破產，我們卻一點辦法也沒有。」李俊峰感慨，這是一段教訓深刻的歷史。

原載於2013年1月《南方週末》

組織改造的目的，無非是降低成本、提升效能。但根據政院的規畫，組改後雖然部會總數減少，但政務官的總人數將從九十一人增加為九十二人；公務員的總員額也從目前的十六萬二七九二人，改為不超過《中央政府總員額法》十七萬三千人的上限，總數並不確定會減少。根據銓敘部最新統計，去年全國公務人數達到卅四萬三八六一人，創下八年來新高；與一百年比較，中央各機關還增加了五五六人。

在制度設計方面，現行藍圖雖然設立了環資部、文化部等機關，試圖解決過去事權不統一的問題，但仍舊因為有太多的政治考量，以至於看不出明確的理論基礎和理念。如：維持僑委會、退輔會、原民會、客委會的編制，卻把攸關國民體能、國家國力的體委會降級改隸教育部、負責核安的原能會也從二級機關降為三級，實在讓人看不出取捨的邏輯何在。

此外，台灣人口老化問題嚴重，長期照護是政府必須要面對的重要問題；目前的長照政策主要是由以社工體系為主的內政部負責，但未來的衛生福利部卻是由醫療體系為主的衛生署主導；兩單位業務整合的背後，代表的是整個長照政策規畫思維的重大改變。政院在設計組織架構時，顯然並沒有先想清楚，未來的政策走向為何。

未來組改完成後，將造就幾個超級大部，如環資部管水、河流、汙染、國家公園；衛生福利部更厲害，幾乎是所有「生老病死」都歸它管。組織變高、變胖、變得不扁平化，業務變得更複雜，下情上達的路恐怕只會變得遙遠了。如果公務機關像過去一樣「等因奉此」、事事請示，效率只會比組改之前更低。

這次組改，既不處理眾多不合時宜的基金會、協會等政府捐補助單位，也未檢討績效不彰的國營事業，甚至連中央、地方的公務員都沒有完整的考量。於是乎，中央組改出現一堆無法安置裁併的冗員、閒缺；五都升格卻又大張旗鼓的升官封爵，總員額增加兩萬人、預算增加千億元。看在一般民眾眼裡，組改不過是公務員自己「大風吹」，藉機升官發財的戲碼。

組改去年陸續上路，問題已逐漸浮現。組織架構未定之時，各機關搶錢、搶人、搶職等、搶升格，從行政院鬥到立法院；組織既定之後，各人自掃門前雪，管他業務誰來做。以新聞局為例，改為行政院發言人室，業務只剩下新聞發布和聯繫，原本國慶的媒體聯繫丟給內政部、外交部、僑委會自己做。

可以預見，在未來組織整併的過程中，組織重整的混亂，各部會內外橫向聯繫差的問題，都還會逐一的浮現，組改真正的「陣痛」，恐怕現在還沒有開始。

組改，是一連串破壞、重組的過程，如同把數個泥人打碎，再重新捏成一個。其間涉及到組織的整併、人員的安置、決策流程的簡化、組織文化的再造，每一個環節都作對了，才可能達成效能提升的目標。以目前的規畫來看，組改仍然存在改革幅度太小、人員精簡不足、目標設定模糊、檢驗指標不清等問題。簡而言之，就是政府改革的企圖心自始就不足，自然沒有辦法擘畫出足以吸引民眾的新政府藍圖。

精省十四年仍未盡其功的殷鑑不遠，在組改列車啟動後，主其事者應該隨時檢視整個計畫，提出清楚可期的目標，以確保每個單位、每個環節都作對了；畢竟，如果最後的結果不是成本降低、效能提升，整個組改就會變成笑話一場；不，那將會是悲劇一場。

對危害選擇性遺忘

大腦的保護機制與生俱來，例如，在面對恐懼之時，最簡單的方式便是啟動遺忘、忽視的機制，儘管恐懼根源並未根絕，但可暫時忘了恐懼的存在。1979年的美國三哩島核電廠事故，到1986年的蘇聯車諾比核災，再到2011年的福島核災，事後更多證據顯示除了海嘯、天災的襲擊，人為疏失更是關鍵肇因。人們曾有恐懼、也曾試圖遺忘，到最後還是得承認，核能發電帶來的安全疑慮，從來沒有消失過。

再看核四，其鄰近活火山、斷層，細數核四興建過程的疑慮，人為破綻百出。包括由核工專家、核四安全監督委員林宗堯提出的「核四論」，其中工序紊亂、儀控系統準確性及穩定性安全堪慮，以及系統倉促移交、控制室失火、纜線設置錯亂、試運轉測試紊亂無章等缺失。若安全真為核四商轉的最大前提不變，停建核四當是唯一的選擇。

不過，多年來的核四攻防戰中，擁核陣營最能掀起波瀾，影響搖擺不定者的更關鍵問題在價格。

首先，就是廢核漲電價之說。年初經濟部以台電計算方式，提出核四不運轉，電價將漲4成，引起民心惶惶。受困現實經濟、生計的多數民眾，對漲電價的擔憂更甚於安全風險，本是無可厚非，不過卻不見廢核漲電價的背後，是公關操作、計算方式的誤導。

在台電提供的「精算」中，認為沒有核四，勢必要增加天然氣發電比例，而天然氣成本每度5.7元，比核能發電成本高出許多。不過細究成本推估的方式，台電以均化成本公式計算天然氣成本，卻不是以同樣的公式計算核能發電成本，且其計算核能發電成本居然僅是歐洲、日韓中國家的一半，甚至僅有3分之1。另外天然氣複循環機組發電成本相當於每度3.15元，就算將未來天然氣的預期漲幅3％納入估算，最後每度天然氣成本也比台電計算少得多。很明顯是高估天然氣成本、低估核電成本，相減後膨脹發電成本上漲的幅度。

追加預算 錢坑無底洞

原物料供需失衡、能源燃料價格持續走高，是全球都不可迴避的現實，依據台電評估，原訂政策中核四商轉、既有電廠除役，2025年燃料成本仍會較2010年增加43％。也就是，即便核四運轉，電價一樣會漲。未來運轉將佔發電比例6％的核四停建，經濟部簡單推估就可讓電費大漲40％，很明顯是將核四推做替死鬼，甚至藉此轉移民眾對油電、物價上漲的不滿。

再來是核四興建過程投入的資源。核四廠投資總額從1,697億元，13年間數次追加到2,737億元，又將繼續追加預算，而儘管弊案連連，立法院仍計畫將於今年追加預算5百多億元。對台電、甚至是納稅人來說，因為過去投下的錢太多了，怎麼可以放棄？不過更現實的是，光要一一解決已得知的缺失，我們要追加的預算就是百億起跳，核四錢坑沒填滿前，誰真正知道這個洞有多大？

近幾年各國停建核電廠的不少案例可證，核四並非無法退場，而端看台灣政府是否能適時的評估這項「投資」，以更商業、經濟的角度看待轉向的可能。將資源更有效地轉向減碳政策及科技，即進步國家所追求的再生能源、分散式電力系統，以及結構性節電，提高能源效率的策略。

價格，其實並非核四或核電政策的決定因素。最後的關鍵，在於決策者是否不再以恐嚇、公關手法談價格，甚至以此決定核四的未來。即將在立院上場的核四預算追加，將是一大檢驗，每一分錢都是人民的納稅錢，不容繼續耗費在無盡的錢坑，反而排擠更有效率的能源選擇，不應該再繼續追加核四預算，而是要求國家決策者及技術官僚，更精確、不投機的提出能源選項及計算，市井小民不需矛盾於安全或價格的兩難。

至於其他地質敏感區類型如地下水補注、活動斷層、山崩與地滑，林朝宗強調，均有劃定計畫書正在進行審議，如地下水補注鎖定濁水溪沖積扇、活動斷層以車籠埔斷層為主，山崩與地滑則囊括大台北地區。

1997年溫妮颱風過境，汐止林肯大郡坍塌，造成嚴重傷亡，順向坡不當開發引起世人關注。林朝宗含蓄透露，只要過去曾發生類似意外，劃定為地質敏感區的機會很大。他指出，按現行《地質法》，劃定為地質敏感區，並不限制開發，充其量是土地管理與開發相關法規的配套，強制業者進行地質安全評估。

至於既成建案或開發案，則須依照縣市政府或開發案主管機關要求，完成補強工程。

負責該業務的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自地質法通過後，展開全台地質調查，去年起針對各地可能劃定為地質敏感區域公開展示，委由縣市政府蒐集民間或涉及私人土地地主的意見，再交由地質敏感區審議會審議，由經濟部次長杜紫軍主持。據了解，去年已召開2次，會中專家意見分歧，預計今年上半年召開第3次會議後正式頒布，初步鎖定爭議較小的地質遺跡類型。

劉和然說，民眾攜家帶眷前往這些場所，除能欣賞大自然美景、認識大地賦予的自然資源，還能機會教育，讓孩子們知道「只有一個地球」不只是口號、作文題目，而是身體力行的重要課題！

環保局表示，蟲鳴鳥叫、蝶飛蛙鳴、螢光點點，是位於汐止車站旁中正社區生態廊道的特色，多年來汐止中正社區積極投入社區營造及環保工作，一直是環保局的好夥伴。

在協會理事長傅玲玉的帶領下，該社區建置有生態廊道、低碳示範道路、黃金資收站、環保小學堂等多項環保設施，同時成為新北市環保局的地區低碳推廣中心、林務局的模範示範學習中心，甚至獲環保署評選為全國環保模範社區。

傅玲玉說，中正社區去年得到國際肯定，榮獲國際宜居社區大獎，目前該場所可提供一至四小時的環境教育學習，有社區營造為主題的課程、戶外學習活動、汐止地區環境發展歷程、社區環境營造、低碳飲食教作、社區永續發展等課程，歡迎市民多加利用。聯絡方式可上環境教育管理資訊系統查詢，或洽（○二）八六九二三九五四詢問。相關網址：（http://eeis.epa.gov.tw/front/cert/field_qry.aspx）

如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的统计，日本城市位居世界上污染程度最低的城市之列。虽然日本的环境记录不能算毫无瑕疵，但是该国湛蓝的天空、普锐斯(Prius)出租车及强制性回收措施，都让它有理由为之骄傲。另外，通过投资污染控制技术，并赋予地方政府自由采用高于全国的标准，日本在没有牺牲经济增长的前提下，成功地治理了污染。

这一过程并不容易。当时，自民党(Liberal Democratic Party)在治理空气和水污染上并不积极，该党自1955年到2009年间，几乎不间断地执掌着日本的政权，去年12月，它再度掌权。它不积极的部分原因在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日本的选举制度一直鼓励政界人物去迎合商界利益。由于同一个政党的候选人彼此间也要竞争，大多政界人物基本无法在政策上突显自己，因此他们会试图通过拉拢企业和行业协会来保障选票。

直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针对1960年《美日安保条约》(U.S.-Japan Security Treaty)及越南战争的抗议催生出了公民运动，并引起在野党的关注，政府才被迫开始正视污染问题。罗德岛大学(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的教授蒂莫西·乔治(Timothy George)曾撰写一本关于水俣病的书，他说，“当时，面对着巨大压力，政府和自民党恰好及时地采取了足够有力的应对措施，以确保消除反对力量，继续执政。”

最先的成果是大量立法。1970年的那届国会，同时通过了14项法案，因而被称为“污染国会”(Pollution Diet)。接下来的数年里，空气污染直线下降。

但是，障碍仍然存在。直到1968年，发现水俣病十几年后，政府才承认，病因是化工企业智索株式会社(Chisso)倾倒的有毒废物。迟至20世纪90年代，日本还未能全面施行该国的一些标准。尤其令人遗憾的是，作为一个大部分垃圾采取焚烧处理的国家，日本对二噁英——燃烧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致癌物——排放的管控也不甚恰当。而且，由于承受了保护商业利益的政治压力，法院会花很长时间处理污染案件。

另一个顽疾在于，为了赢得选民的支持，日本关注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导致生态破坏。即便是在人口缩减的今天，政界人物仍热衷于修建大坝、开山、修筑海防。用《犬与鬼》(Dogs and Demons)的作者阿列克斯·科尔(Alex Kerr)的话来说，这是“日本对本国山川、海岸进行的肆无忌惮且日益猖獗的攻击”。

尽管如此，比起20世纪60年代，现在生活在日本要健康得多。它之所以成功治理了污染，部分原因在于学界和商界被劝服：解决环境问题可能带来利润。九州岛北部的北九州市有一处海湾，以前曾遭受极其严重的化工与重工业污染，因污染之重而得名“死海”，如今该市却成为了利用氢能源的先锋。川崎市已经重新打造成一座生态城市，在填埋场上建造了日本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厂，并将回收废弃物转变为一门生意。智索株式会社曾因向海洋倾倒有毒废物而出名，如今研发出了创新的废水处理技术。

污染导致的问题正以更迅猛的方式侵袭中国。不过，至少从理论上来说，中国拥有后发优势。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公民团体已经组织起来，抗议化工厂、铜冶炼和排污管道等污染项目的建设，甚至有时会提起法律诉讼。中国媒体也比以往更积极地报道这些问题。

政府亦有所回应。上个月，政府下令100多家污染工厂暂时停工，并要求北京30%的公务车不得上路。不过，事关一国十多亿人的健康，政府还要采取更多的行动。

同時效力于亞洲發展銀行和中國農業政策研究中心的駐京環境經濟學家貝內特解釋說，中國正面臨著嚴峻的水資源短缺局面，這使水域保護問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並且吸引了大量的投資。

不論以哪種標準進行衡量，目前的局勢都不容樂觀。據世界自然基金會稱，過去四十年，中國湖水面積減少了13%，一半的沿海濕地變為耕地，有50%的城市飲用水達不到健康飲用標準。而且，中國也被聯合國認定為世界上最缺水的13個國家之一。

中國水資源分佈原本就非常不均——南方地區水資源相對充沛，北京等城市的人均水資源佔有量卻僅有全球平均水準的十分之一。而數十年的經濟發展所導致的污染和地下水枯竭使問題更加嚴峻。

貝內特說，所有這些已經“引起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視”，並且政府還承諾，到2020年將投入4萬億元人民幣（6430億美元）用於水資源管理、保護和基礎設施建設。作為國家到2015年的發展藍圖，“十二五”規劃制定的水資源戰略將政府所說的“生態補償機制”擺在了核心位置。

“生態補償機制”中包括生態服務付費（PES）——以財政激勵手段促使農民和土地所有人對土地進行妥善管理，從而為下游社區或林業資源提供清潔的水源。此外，那些受益於其它地區生態系統的地區還應拿出錢來對受損地區進行補償。

根據森林趨勢組織的報告，中國在PES實踐方面已經走在了世界的前頭。2011 年，中國的流域投資占到該報告統計總額的 91%。另外，報告作者還重點提到，中國相關部門為南部沿海城市珠海上游社區 10.8萬居民提供了健康保險。而作為交換，居民必須採取可提高該地區飲用水質的土地管理措施。

在貝內特看來，這個例子說明中國正發展成為全球環保實踐的中心。而這與人們——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的普遍觀點相反。在人們看來，在環保這個問題上，中國最好還是借鑒國外的研究成果和經驗。

不僅中國，很多國家都面臨著同樣的困擾，尤其是美國。儘管美國的水資源相對較為充沛，人口密度較低，但也在某種程度上面臨著水資源危機：美國政府稱，今年將有36個州面臨缺水的局面。

“讓我覺得興奮的是，中國政府解決問題的方法在其它國家基本上也行得通，”貝內特說，“可是，當我跟[中國]政府官員就這個 問題進行交流的時候卻發現，他們只關注國外的經驗。下一階段要做的就是真正瞭解這裡發生的一切，並將其中一些創新措施推廣出去，不僅要推廣到中國其它地方，更要推廣到世界其它地區。”

農村福利問題

然而，中國國內依然存在著一些需要加以應對的挑戰，水資源管理機構錯綜複雜，內部責任分散，環境相關法律薄弱，產權模糊，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步調不一等，所有這些問題都會對發展造成阻礙，貝內特說。

上百名雲林、彰化昨天一早就北上，在環保署前分為支持、反對兩派對壘。反對民眾佔據環保署大門口輪流喊話，認為排放汙水會影響附近農地；並將雲彰地區農產品擺了一地，呼籲別汙染農漁產品。支持二林園區的民眾則在外圍高舉布條，希望科學園區帶動地方經濟。

國科會中科二林園區原本以光電、半導體產業為主，九十八年十一月通過環評，但因友達光電放棄進駐、環保團體及當地民眾憂心開發造成汙染，去年國科會主委朱敬一提出變更為精密機械為主，預計引進精密機械、積體電路（不含晶片製造）、光電（不含平面顯示器製造）、生物科技及綠能產業（不含LED晶粒製造）。

國科會副主委賀陳弘表示，中科四期環差分析變更項目其實對環境更友善，包括放流水排放水量從每天十二萬噸減為二萬噸，電力需求量降低，且規定不得引進使用銅製程產業，放流水中銅含量月平均不得高於每公升○‧一毫克，用水估計從每天近十六萬噸降為每天二萬噸；但仍受到環團及當地民眾質疑。

二林園區用水回收率從百分之七十九降為百分之七十，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總幹事施月英表示，引起霄裡溪汙染的友達、映華公司都可以做到百分之百用水回收，國科會不應說「做不到」；要求二林園區廢水全回收、不要汙染台灣糧倉。

國科會副主委賀陳弘說，若是單一廠商、單一製程，有可能百分之百用水回收；但科學園區中有多家廠商，製程、水質標準都不同，即使不計成本做到百分之百回收「意義也不大」。國科會並指出，回收率變低是因為製程不同。

雲林縣副縣長施克和則指出，二林園區廢水將排放至濁水溪，但濁水溪口為濕地、預定排放口附近也有農業用水，雖後來環評決議加上河川放流口下游一公里處鉛、鎘、砷含量須符合灌溉水標準，他仍選擇退席，拒絕為環評背書。

賀陳弘估計，二林園區滿駐、廠商皆正常營運狀況下，每年產值可達三千至四千億。他表示，國科會是用「最嚴的高標準」要求中科二林園區，希望科學園區「永續台灣」，絕不會為了經濟發展，讓科學園區成為汙染的淵藪。

為了解除外界疑慮，國科會將邀請環保署前署長張祖恩組成獨立的「監督小組」，邀社會公正人士、居民代表及開發單位參與，監督開發單位執行環評。

國科會說，鴻海集團也表達在中科二林園區設廠的意願，「來看過很多次」，只是還不清楚哪一類生產會進駐。賀陳弘說，目前已由中華民國機器同業公會舉辦過二林園區招商說明會，約有六十至七十家廠商表達意願；相信環評程序完成後，環境規範的不確定性消除，廠商會「更有興趣」。國科會也將加強招商，同時把觸角伸向海外，例如日本、歐洲等地。賀陳弘透漏，目前已鎖定在台灣有設點的荷蘭公司「艾斯摩爾（ASML）」，希望邀請對方至二林投資。

中科4期97年選址以來爭議不斷，被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開發許可無效仍在上訴中；劉建國說，國科會與中科管理局卻堅持持續開發，甚至要放寬環評管制標準，搶農水、汙染台灣糧倉農地與濕地，更未在地方舉辦說明會，缺乏民意硬要排毒水，與土匪沒兩樣。

他表示，計畫排放的濁水溪方案預定地河床幾乎都乾凅裸露，農民在上面種植西瓜，下游還有漁塭，未來卻要承受中科4期2萬CMD廢水，一旦發生汙染，引灌濁水溪水農產品有人敢買嗎？

劉建國強調，廢水問題最難解決的高科技產業友達與華映公司，都可做到廢水百分之百回收，中科4期廠商為何不能？他呼籲國科會應採海洋放流或協助廠商廢水回收再利用，才符合高科技園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