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這個島嶼由於是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板塊持續擠壓漸升出來的，它不是「老地塊」，而是仍在運動的「嫩地塊」。加上地震、颱風頻繁，數千年來處於泛濫交替、滄海桑田之變動中。自然本身的變動附加近半世紀人為的諸多不當開發，我們的居住環境豈不「周期性」的千瘡百孔？不論平地，尤其山區，才重建、修復的道路、堤堰、坡坎、聚落，每遇風災又成大筆資源投入的無底洞，獨厚了黑白綁標的營造業。
這中間有工程科技本身的問題，更有濫用科技的問題。百年來發展的現代工程科技到上世紀末，已透露其謬誤，而面臨「典範轉移」的學術發展新階段，包括土木、水利、建築、景觀、國土與都市規畫等。此部分必須仰賴公私部門專業人士充分掌握新典範的科技知能，應用在政策擬定與實務執行上。有關這些我們政府高層與中堅分子應已充分意識到，只是基層人員與社會大眾甚至企業仍缺乏明確認知，常為一時貪圖，繼續誤用過時科技，不僅傷人害己，更傷自然生態。
其實營造可持續居住環境的新典範科技，重在順應生態的運作，取其利息，避免迫害自然資本。這種基本價值與態度應該成為我們台灣人養成優雅的「居住文化」的一項重要功課。筆者認為此項功課除了向自然學習、向新典範科技學習，也該向我們原住民的文化學習。我們所知的原住民各族群的居住文化，已有長時間抗颱、抗震、防土石流、大洪水的生活與生態智慧。
上次天秤颱風重創蘭嶼道路、港口、加油站、農會超市鐵皮屋及居民一些臨時建物，雅美族人卻無一人受傷，大部分家屋也完好。整個蘭嶼也從未見過土石流，因為上山墾田、濫伐林木是禁忌。
世界獨一無二，以茅草、木板、石頭築成的地下屋、工作房，除了滿足生活功能、富涵社會文化意義，其結構、構造設計更具「抗颱」作用。根據學者流體力學研究，島上六部落現址，全都位於受風面最小的崩積與沖積扇坡地，這都是長久順應自然所累積的智慧與創意。
台灣高山上的布農、排灣、魯凱族的石版屋不也是為「抗颱」，就地取材創發的一勞永逸、更堅固的家屋構造嗎？更何況聚落選址早有避風雨、防震、防山崩之考量。難怪，八八風災後，一些被要求遷下平地住永久屋的族人，還是信誓旦旦要回老部落。除了文化土地臍帶之難斷外，族人「有把握在山上老部落安然過日子」也是重要因子。
他們的知能平地人無法想像，正如九二一後竹科高層人士及八八風災慈濟團隊，會認為「讓族人全數遷下山安居，讓山林自然調息，豈不兩全其美。」這種自覺合理又好心的看法，其實過去政府許多政策也都是如此。譬如語意與實質都悖逆的「山地平地化」、「山地遷平地」之政策，以及蘭嶼國宅、海砂屋等事件。
筆者認為，我們該覺悟到：「台灣人，天生颱風的命」。認命後，就得充分認識台灣「寶島」有它嚴苛的一面，講求運用適宜之新典範工程技術，紮實的建構「順颱」又「抗颱」的可持續居住環境。更重要的是養成全民友善自然的居住文化。這方面可從我們南島民族數千年來孕育的居住文化學起。期望日後颱風再臨，庶幾可以無人傷亡，災損亦減至最低。台灣才真是「美麗島」啊！
]]>台灣的農村，正在錯誤的發展論述下，步向毀滅。以往台灣的主要資源灌注在城市地區，因為經濟發展以城市為基地。所有的專業經驗，集中於所謂的開發或發展，其終極意象是高速公路、科學園區、摩天大樓等等。農村則被視為落後地區。農村代表人口外流、嚴重失業、人口老化、缺乏建設等等。許多農業縣的首長，其主要施政思維是希望複製都市的開發模式，最典型的思維就是認為道路建設是開發之母，最希望的就是能在其轄區擴大都市計劃，炒高土地價格，但對農村的其他發展模式，則嚴重缺乏想像力。
台灣的國土由生態保育區、農村發展區與都市發展區等三種分區構成，缺一不可。但是我們過去的思維是將農村發展為城市，將生態保育區發展為農業區，因為我們過去除了開發思維之外，別無其他。這一錯誤的思維，極為普遍，若不能即時反思，將徹底毀滅台灣這一美麗之島。
經過快速而粗暴的開發期之後，社會上出現了許多對盲目開發的反思：永續發展、生態保育、慢活等價值觀逐漸被大眾所接受。但我們對經營農村可能的形式實在缺乏經驗、缺乏想像。雖然我們過去數十年在農村地區以社區總體營造的方式，創造了一些成功的發展案例，但是我們需要對農村有更大的視野、更多的案例研究、更完整的論述。
農村不是都市開發的預備用地，更不是容納各種都市鄰避設施的垃圾桶。農村區域有其自主性、神聖性，農村是一個健全國家的國土永續發展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農村的本質與空間，具有其深刻的邏輯，與城市截然不同。我們應重新審視農村空間規畫的前提，核心價值與策略。為了建立農村的空間主體性，規畫者進行農村規劃時應強調以下幾個重要觀點：
1.建立農村空間的主體性
我們一向重都市輕農村。長期以來，我們視農村為都市的邊緣，都市鄰避設施的收容所。此一偏差需徹底修正。台灣的國土是由都市發展區，農業發展區與自然保育區所構成。農業發展區是其中極重要的一環。
農村應發展其主體性。農村有其國土永續，多元生態，地域文化，農業生產，生態調節等積極性的功能。農村是都市無法永續，日趨毀滅的救治之道，而不是都市的垃圾筒。我們應以農村為基礎，推動永續農業政策。其政策必須觀照的面向，應涵蓋國土保育保安，防災，水資源，糧食安全，與就業等課題。都市發展區，農業發展區與自然保育區相互依存，台灣的發展方得永續。
2.生態基礎的重要性與細膩的生態基礎調查
每一個歷史悠久的地理區，其人類的生活，產業活動，文化發展都與其生態體系形成盤根錯結的共生關係。尤其是傳統的農耕漁牧產業。這些傳統產業，必須依附於地理區中的氣候植栽水土等自然條件而發展。草率改變任何一個部份，都可能發生嚴重的後果。農村雖然不等於大自然，但農村環境仍提供了豐富的生物棲息地。農村的生物多樣性遠超過都市地區。各地區的原生動植物與當地的農耕文化形成了共生的關係。農村因為土地使用強度低，留給自然生態許多發展的空間。換言之，農村有許多人類與大自然和諧共生的例子，值得我們深入研究與保護。
德國的農村規畫，透過細膩的基礎調查，針對小面積的土地，根據其必要性劃設生物保護區(biotope)。大至一條溪流的集水區，小至一個水塘，只要有清楚明確的生態功能。都有可能被劃biotope。因為有清楚的研究資料，例如，在某個biotope，某種鳥類在特定季節會產卵。地方政府便與農民簽訂合約，於這段時間停止某些活動以免干擾這些鳥類的產卵及孵卵活動。這類由地方政府進行的極細膩土地使用經營管理，其實是德國鄉村景觀，生態能永續發展的關鍵。這些經驗，值得我們認真學習。
歐盟大力推動生態地理區(Bioregion)的概念做為區域空間規畫的核心理念。生態地理區的操作，包括下列重點：
• 大小足夠到可以維護生物群落、棲地及生物系統的整體考量
• 地方文化特色及生活場所的指認
• 動態且相互影響的土地使用組成
• 結合自然生態系統及人文社經系統的架構
• 政府、社區、等公私權益關係部門，共同協調討論：區域界定、公私有土地使用的規劃及未來發展構想與維護管理等，以確保在永續發展的前提下滿足人類需求。
台灣的農村規劃，應積極引入生態地理區的概念。
3.農村文化之美：農業的發展，幾乎等同於人類的文明史
稻米的耕作，有幾千年的歷史。形成了稻作文化，處處值得深究，值得學習。農村有許多依循節氣與農作節奏產生的禮俗節慶，以及器物，美食等，均可展現一個地區的文化之美。
稻米的耕作的技術，順天應時的智慧，對作物的種植知識，這些知識，經過數千年的累積，形成了小農文化，稻作文化。此一文化之內容，及其代表之生活形態，值得吾人細心審視。稻作文化衍生出米食文化。優質的米飯，糕點，酒類，美食不勝枚舉。稻作文化因應節氣，耕作的時序以及民俗信仰，有許多歷史悠久的祭典節慶。這些節慶隱含了順天應人的價值觀，也豐富了農村生活的內容。應視為珍貴的文化資產予以保護振興。
台灣不同族群如閔，客，原住民的農村社區，各有其文化特色。這些社區形成各有特色的農村環境與耕作型態，其生活禮俗，節慶，更是形成農村文化特色的要素。
4.地景的神聖性，農村的空間感與空間美學的重要性
農村的空間規畫，應以稻作文化或農耕文化為基礎。農村的空間是為農業的永續經營而存在。農業的基礎設施，尤其是灌溉水路，宛如農村的命脈，歷史悠久，與農村的空間紋理與生活方式融合為一。長期的定居，耕作，生活，與農村的地理條件與生態基底形成了豐富的空間紋理與和諧的秩序，形成了農村的地點感與空間美學。
人類的農耕活動，經過幾千年的發展，與大自然形成一個永續合諧的關係。農村提供我們一個理解大地，人與水的關係的大架構。大地以山岳，森林，河川，耕地等地理景觀，呈現其壯闊之美。這種準宗教經驗，昇華了我們的心靈，開闊了我們的視野。
5.農村是心靈故鄉
農村地區因為發展節奏遠較都市為慢，提供地區居民一種穩定恆常的心靈寄託。農村的景觀、人情與生活情境是一切人文情感的孕育場所。梯田，水田，水圳，埤塘，防風林，農舍，果園，菜圃，花田，荷田，瓜架，這些典型的農村生活景觀，所呈現出的農村之美與寧靜平和，是都市繁忙生活的慰藉，是大家的心靈故鄉。農村因為變遷速度較慢，常能保存許多古蹟。這些古蹟與農村地景，是提供大家理解一個地區歷史發展脈絡最好的途徑。
6.農村的發展定位：農業為主，觀光為輔
為了振興農村經濟，休閒農業及農村觀光是農村發展的重要策略。但農村的空間規畫，若過份注重「景點」的塑造，而忽略了觀光部門和農業與文化部門的有機連結，觀光會變成凌駕於農業之上的首要產業。這種政策，不但間接鼓勵了離農轉商以及輕農重商的投機心理，甚至嚴重威脅農村原有的人文情感。
農村的發展必須要以有機農業為主，兼顧生態的復育。重建農村勞動者對土地與生態的感情，才有機會厚植農村的人文基礎。一旦農村的觀光產業與以農業為主的日常生活脫節，就會轉變成投機、掠奪資源與唯利是圖的資源爭奪戰。休閒與生態旅遊可以是農村重要的補貼性收入，但卻不可以是主要收入來源。(註：節錄自彭明輝先生所撰《農業、農村與文化》一文)
7.有秩序的土地使用與適合當地氣候的營建方式與農宅形式
台灣農村土地使用管制鬆散，以及住宅，農舍的建築材料，形式，工法的都市化與庸俗化是農村景觀崩壞的主要原因。
如何強化農村土地使用管制，強化農地農用，以及鼓勵在地建材，鼓勵符合永續發展，適合當地氣候的營建方式與農宅形式是刻不容緩的課題。鼓勵平地造林，恢復林業，推動木建築是一個可能的策略。木建築符合永續發展的價值觀。鼓勵木建築技術與相關產業的振興是農村發展可以思考的一個方向。此一策略的落實，可由鼓勵觀光相關的建築做起。
8.社造組織互相學習 形成論述具體實踐 是目前台灣農村發展精緻化優質化的主力
台灣農村數量眾多的社造組織，每一個組織的關照面向不僅及於自己的社區，也及於農村發展的宏觀策略，普遍具備永續發展的視野。前述的諸多觀點，有許多是這些社造團體的共同核心價值。農村地區的社區營造，其終極關懷是農村的主體性與農村的永續發展。農村社造團體可以帶領農村發展以永續發展為核心價值的相關產業，精緻體驗產業，文化特色產業，並且利用農村較緊密的社群關係，發展照顧產業，努力發展出一個與台灣都市地區完全不同的產業型態與生活方式，並且形成有特色的精緻生活文化與美學。
農村應發展低碳，慢活與自然共生之生活哲學。農村可以以社區農業，農村生活文化及生態保育為基礎發展出新的農村產業型態及空間美學。
傳統農村展現的正是一種低耗能，慢活的生活方式，農村聚落，常常是一個生活、生產、生態三生一體的整合生活體，而能脫離現代大規模高耗能基礎設施而存活。這些例子，正是現代低耗能都市發展模式的典範。
我們應整合檢討過時之補貼政策，整合農業研發能量及政府資源，積極推動：
• 引入，補助，訓練高素質年輕農民定住農村
• 永續，有機農業的發展，導入高科技，資訊，及新的產銷技術及平台。
• 保護永久耕地，推動以生態網絡，永續農業，農村空間美學及國土復育為基礎之國土及區域規劃
• 終止高山農業，發展原住民之生態旅遊，山林守護及社區自然農業
• 發展以農村，生態及社造為基礎之國民旅遊
• 活用國有土地及台糖土地，發展永續農業
我們必須重新界定農業，農民與農村。農村是台灣永續發展，區域均衡發展之關鍵。台灣成為真正進步國家之契機不在發展已趨近成熟的城市，而在以永續發展為原則，細膩規劃出低耗能，實踐慢活生活模式而井然有序的二線城市與農村聚落。二線城市與農村正是台灣成為真正進步國家之契機。
]]>這個計畫的目的有二，分別是增加生物多樣性以及將對氣候有害的氣體排放降至最低。
由於溼地具有碳儲存功能，因此成為環境政治討論中最受重視的議題。溼地雖然僅占地球土地3%的面積，但在儲碳量上卻是全球森林的2倍。也是因為其在自然和氣候保護所面臨的嚴峻社會挑戰，使得溼地保存成為未來重要的課題。
NABU與近1500個團體在德國全境皆積極參與，倡議人士在許多地方提倡溼地的保存與發展，NABU則在2010年開始密集參與溼地保護，並且贏得強力夥伴在資金上的支持。以Theiken自然保護區以及大沼澤（das Große Moor）的兩個溼地計畫為例，兩者皆清楚顯示，共同合作有益於自然與氣候保護的成功。
為了減低溫室氣體的排放以及保存珍貴的棲息地，最重要的是採取措施讓溼地恢復原樣。對於受嚴重破壞的溼地，NABU仍以涵養地力的方式，致力於達到增加生物多樣性以及將有害氣候的氣體排放降至最低。
要達到溼地保護的目標，必須從現在開始建立產學合作模式的廣泛基礎，將NABU成功的經驗加以推廣。NABU溼地保護基金中的資金提供給所有夥伴，讓每一分錢都能同時用在生物多樣性的保存以及氣候保護之上。
譯註1：合作夥伴：自2009年起，NABU便開始著手進行溼地保護活動，福斯汽車租賃公司則在資金上給予大力支持。兩者共同成立的德國溼地基金，福斯汽車公司提供了160萬的資金協助NABU推行溼地保護計畫，使其成為有力機制。
譯註2：德國自然保育聯盟(NABU)，為一國際性非政府組織，其前身為鳥類保護聯盟，於1899年成立，至今是德國成立最久，也是最大的環境保護聯盟之一。NABU的主要目標有保護棲息地、維持生物多樣性、農業永續經營之推廣、森林維護、水源的供給分配以及在社會中提倡自然保育的重要性。其中，溼地保護亦是該組織的重要議題。該網站提供溼地相關資訊與出版品，介紹溼地的功能、德國溼地的分佈以及該組織正著手進行的溼地保護計畫。
另外，兩年前立委張曉風向馬總統「驚天一跪」的南港二○二兵工廠周遭濕地，昨天也過關，成為地方級濕地。
國光石化在彰化大城的開發案去年喊卡後，內政部即與地方政府溝通，爭取彰化沿海劃設為濕地。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長洪嘉宏表示，至於彰化海岸濕地的等級是國家級或國際級，則將留待下次會議確認，確認後即可循程序公告。
他說，彰化海岸濕地總面積逾九千公頃，範圍包括彰化縣芳苑鄉的漢寶濕地、大城鄉的大城濕地，及雲林縣麥寮鄉的濁水溪口濕地。
他說，彰化沿海濕地一直都有環保團體推薦為國家重要濕地，歷經多年與地方人士協調，昨終於有重大突破。
他說，小組還建議，相關部會應尊重地方意見，並投入相關觀光商機，振興地方經濟、補助在地社區，以後朝生態旅遊、及國家自然公園的方向發展。
營建署官員強調，不論是國家級或是國際級濕地，都不會對民眾務農、經營水產養殖造成影響。
此外，為保留南港二○二兵工廠綠地生態，張曉風曾眼眶泛紅地在媒體面前下跪磕頭，呼籲保留「都市肺葉」。
洪嘉宏表示，二○二兵工廠周遭昨天也通過成為地方級濕地，面積二點五公頃；而中央研究院的國家生技研究園區用地內的人工濕地，則等民國一○五年園區開發完成後，再辦理濕地評定作業。
]]>針對植被是否會影響降雨量，科學家已爭論數百年，大部分人都認為，植物藉由蒸發，釋放水氣至空氣裡；但森林究竟能製造多少雨量，目前仍沒有明確的觀測證據。英國利茲大學結合美國太空總署最新的衛星觀測，並預測大氣風場模式，研究地球熱帶雨林對雨量的影響。
這篇刊登在《自然期刊》上的研究中指出，如果現今砍伐亞馬遜流域熱帶雨林的速率不變，將大大影響部分地區的降雨狀況。研究人員預估，至2050年為止，該流域的乾季將減少21％的降雨量，溼季則減少12％。科學家分析，只要空氣吹拂過覆滿植被的地區，即可生成2倍的雨量，而有時候森林所產生的雨量可使幾千公里外的荒地降下甘霖。
利茲大學教授多明尼克指出，剛果和亞馬遜森林維持周邊地區的降雨量，是當地人賴以維生的重要自然資產；如今人們大量砍伐該地區的林木，也嚴重威脅當地人的生計。
另一名研究人員阿爾諾教授表示，該研究結果可予執政者以警戒，考慮到對環境的影響，如果過度開發熱帶雨林區，涵括的影響範圍可不只該地區，遙遠一如歐洲大陸，也可能受到影響。
此外，巴西政府發覺森林對南部地區的農地有著顯著影響，近期已開始減少砍伐森林；剛果政府也為了維繫南非的旱作農業，開始保育雨林地帶。科學家指出，砍伐雨林使得當地出現大規模旱災，農民已漸漸無法自給自足。
雨林曾經覆蓋地球14％的地區，如今只剩下6％，且還以每秒1畝半的面積快速消失。根據植物、動物和微生物專家估計，地球一年即滅絕5萬種物種；另外，5百萬年前，亞馬遜流域約有1千萬名印地安人，如今卻不到20萬。
]]>包括就業、能源、永續城市、糧食安全與永續農業、水資源、海洋、災難準備等。大會最後通過《我們希望的未來》(The Future We Want)的文件，作為指導未來全球永續發展進程的最新綱領。
在正式大會6月20至22日期間，有100多個國家、商界領袖、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相關領域的學者專家等近五萬人與會，除大會官方主要議程外，期間包括永續發展對話(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ialogues)、全球城鎮會議(Global Town Hall) 、永續發展學習(SD-Learning)、夥伴關係論壇(Partnerships Forum)等數千場大小周邊會議(side event)或論壇同時舉行，共同探討在永續發展議題上，特別是七大重點領域所面臨的現況與挑戰，並提出未來策略與具體行動方案。而在大會會場外，主辦單位另行開闢了展示園區與國家場館，提供包括歐盟、美、日、英與巴西等國家、與重要國際組織展示其在永續發展課題上的執行成果與未來規劃。另外，有別於聯合國大會以國家為主體的參與，國際民間社會也在里約市區，同步籌辦「人民高峰會」(People’s Summit)，並發表《另一種未來是可能的》(Another Future is Possible)文件，以及《Rio+20 人民高峰會宣言》，展現公民社會的觀點，建構不同於主流的永續策略與藍圖。
回顧全球環境治理的歷史脈絡，1972年聯合國於瑞典斯德哥爾摩(Stockholm)舉行「人類環境會議」(UN Conference on Human Environment)，在「只有一個地球」的主題下，各國政府共同探討當代環境問題，以及保護全球環境的策略。會中並通過「人類環境宣言」，此宣言不僅是維護和改善人類生存環境的綱領性文件，也是國際社會首次試圖就環境問題給予國際性的規範。會議的另一具體成就，便是成立「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負責整合國際的相關環保行動，並協調會員國間環境議題的爭議。
1987年聯合國第42屆大會，「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orld Council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發表「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報告，提到人類正面臨一系列的重大經濟、社會和環境問題，該報告首次承認了經濟發展對生態環境的威脅，呼籲各國重新檢視其發展策略與方向，同時提出「永續發展」的概念：「既能滿足當代的需求，並同時不損及後代子孫滿足其本身需求的發展模式」，並得到廣泛的認同。該報告提出後，世界各國及國際組織開始正視全球環境變遷等相關問題，並直接促成1992年於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Unti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又稱「地球高峰會」，Earth Summit)，規劃全球永續發展的藍圖。1992年的地球高峰會，發表了「21世紀議程」(Agenda 21)以及「里約宣言」(Rio Declaration)，作為各國擬定永續策略的綱領，不僅明列各國環境權利及責任相關原則，並希望透過新的夥伴關係，共同維護全球環境與發展。該次會議亦催生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等全球協議。除此之外，統合聯合國相關工作的永續發展委員會(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也在 1992 年底正式成立，環境建制的成果可謂空前。
從1972年召開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到1992年所舉辦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可以窺見國際潮流的發展由以往強調經濟成長，逐漸轉為重視自然環境的優先性，並企圖達到平衡環保與發展的最終目標。當中，永續發展論述的形成，在這幾次的全球環境會議扮演了重要角色。從許多方面來看，「永續發展」是一個成功的概念突破，它強調改變成長的品質，將環境負荷納入整體決策考量之中，使環境與發展的衝突，看似找到了一個平衡點。「永續發展」一詞遂成為各方政經勢力妥協下的最大公約數，也成為國際環境協商與對話的新平台。然而，概念上的模糊，雖有助於永續發展成為各方普遍接受的環境理念，但也成為執行上最大的致命傷，形成理念與執行上的重大落差。
40年前的「人類環境會議」，是國際環境政治上的重要分水嶺，不僅促成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成立，也使環境議題首次躍上國際舞台。20年前「地球高峰會」所提出的「里約宣言」及「21世紀議程」，成為日後國際環境建制的重要參考，與各國在永續發展議題上的重要藍圖。然而，現今的國際環境建制與條約過於龐雜，治理體制過多而分散；各組織間職責範圍相互重疊，造成資源重複配置；治理資源缺乏、決策執行不力；貿易爭端與環境議題相互糾纏…等等，突顯了全球環境治理仍存在許多問題與挑戰，環境議題的倡議與解決也面臨瓶頸。
就當前的聯合國體系而言，雖然有許多與環境議題相關的組織與計畫，但主要以兩個機制為核心(並搭配各環境公約的秘書處)，一是「永續發展委員會」(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CSD)，另一則是「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但因兩者都是經由聯合國大會決議而成立，難免容易受到不同政治勢力的影響，而在環境議題的落實上有不同程度的妥協。
以UNEP為例，它是目前國際上最具代表性的環境建制，主要任務是整合國際間相關環保行動，並協調會員國間環境議題的爭議，但基於以下因素，其功效與執行能力長期以來未能有效發揮：其一，由於聯合國會員為各主權國家，但在尋求共識上，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之間的利益往往難以妥協，UNEP自成立至今，便常受到上述政治力的牽制。其二，由於UNEP缺乏權威，長期以來並未獲得應有的重視，加上各組織的權責劃分不明，難以推動有效率的整合與協調工作，協調不力的結果，使得UNEP一直無法達到預期的目標。再者，不論是UNEP或是CSD，都長期面臨了資金短缺的困境。因此，不但在政治方面無法取得各行為者的共識，在財務方面也無法獲得自主性，凡此均使得計畫的推動困難重重。換言之，UNEP目前的運作狀態，已無法有效回應國際永續發展環保、經濟、社會等三項內涵議題之發展需求。
整體而言，在經過數十年之後的全球環境建制與合作，人類面對全球環境的挑戰未曾稍歇，包括能源與自然資源的耗竭、全球氣候變遷的威脅、生物多樣性的消失、以及南北貧富差距的擴大，許多的環境問題深深地糾結在政治與經濟的網絡中。特別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2011年歐債危機之後，世界各國面臨經濟成長停滯、環境壓力漸增等問題，更凸顯出面對永續發展這項人類共同願景所顯現的焦慮與集體的困境。
面對UNEP執行成效不彰，議題關照不夠全面的現況，許多人開始倡議，有必要對現行的治理結構進行改革，發展出一個能夠作為提供資訊、技術、以及政策的經驗分享渠道，以整合目前分散的國際資源，期待能有效解決各類環境問題，賦予全球環境治理新活力。在這樣的背景與時機點上，2012年的里約地球高峰會的召開，成為一次歷史的機會，讓各國得以重新反思永續發展在概念上與實踐上的困境，並尋找下一階段經濟與社會轉型的策略與方向。
事實上，在本次大會之前，許多機構與組織已陸續針對全球環境治理架構革新的課題提出因應策略。2012年1月，全球永續發展高階小組(High-level Panel on Global Sustainability)，提出名為《韌性的人類與地球：值得選擇的未來》(Resilient People, Resilient Planet: A Future Worth Choosing)的分析報告，其中，在治理架構的強化上，就建議應提升現行永續發展委員會(CSD)層級為全球永續發展理事會(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uncil)，成為聯合國大會附屬機構，具有實質決策權，更完善統整聯合國體系內的永續發展議題。報告中也強調資訊公開、公私部門及民間社會的參與在永續發展進程中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倡議改革UNEP的聲浪也未曾減緩。全球環境策略學會(Institut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IGES)在今(2012)年所提出有關UNEP改革的政策報告中，就表示強化UNEP的治理能力，將使國際環境議題獲得更有效與更具共識的回應。而在步驟上，首要部分是促進UN會員更為普遍的參與，以強化環境決策的合法性與可信性，並促成多邊環境協定的討論；接續則可透過聯合國大會決議，來創設建立一個獨立而具合法性的環境議題的特別機構。長期而言，這個機構並可透過公約形式而更為強化，亦即成立「世界環境組織」(World Environment Organization, WEO)，一個更具有權威、普遍性會員的環保機構，以監督、評估、與執行全球環境保護的工作，發揮類似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或是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的功能。
從2010年5月開始，Rio+20歷經兩年的籌備期間，2012年3月於紐約召開第一回合非正式的協商會議，先就綠色經濟、永續發展的組織架構、永續發展目標、永續能源等議題進行意見交換，並提出涵括128項條文的草案(zero draft)。於今年正式大會前，經過三次的預備會議，就先前的協商結果、以及結論文本的草案內容進行確認，最後送交Rio+20大會討論後通過
Rio+20大會發表名為《我們希望的未來》(The Future We Want)、共多達283項條文的文件，作為這次大會的總結。該文件由六個主要段落所組成，分別為「我們的共同願景」、「政治承諾的重申」、「永續發展與消除貧窮脈絡下的綠色經濟」、「永續發展的體制架構」、「行動框架與後續行動」以及「執行手段」等。重要內容包括：
1. 「綠色經濟」係作為消除貧窮、實踐永續發展的重要工具，強調「追求具包容性、公平性的經濟成長」、「推動永續性的生產與消費模式」等重要內涵。各國可以依照其國情決定其綠色經濟的推動進程，但應重視公民社會與利害關係社群在決策程序中的參與。
2. 強化永續發展體制框架，包括UNEP的角色與功能。同時，未來將借鏡永續發展委員會(UNCSD)的運作經驗、資源運用和參與模式，建立一個具有普遍性的政府間高階政治論壇，並逐步取代UNCSD。
3. 「超越GDP」(Beyond GDP)。在GDP之外，應有更廣泛的指標以衡量經濟社會發展的情況，提供作為決策之參考依據。
4. 透過加強有利於永續發展與綠色經濟的基礎設施的投資、促進科技創新、推動資訊和知識交流、勞動者就業能力的培養與權益保障、以及鼓勵公私部門夥伴關係的建立，創造良好且有助於維護環境的綠色就業機會。
5. 未來應逐步淘汰對環境有害的化石燃料補貼，以反映其環境影響。過程中必須考量到貧窮與弱勢族群的保障，以及發展中國家的特殊需求與條件。
6. 重申發展再生能源與促進能源使用效率對於永續發展及因應氣候變遷的重要性，且在此基礎上達成「人人皆可享有永續能源」(Sustainable Energy for all)的理念。
7. 城市規劃必須考慮到減少災害風險、增強在氣候風險下的回復力。並強化城市居民參與決策，來打造更為安全健康的永續城市空間。
8. 各國應建構具韌性(resilience)的農業發展遠景。除維持有利於糧食生產系統的自然生態過程，持續增進糧食安全，保護環境遺傳資源、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的完整性，並應強化抵禦氣候變遷與自然災害的回復力。
9. 強調生態系統對水資源維護的關鍵作用，並呼籲應運用財務機制，投資與水有關的基礎建設，以強化水資源供需體系。
10. 透過在國際海事組織(IMO)架構下各項公約或措施的執行，減少海洋污染與外來入侵種對海洋生態之影響。重申打擊IUU漁撈行為、養護漁業管理資源、以及因應海洋酸化問題的必要性。
在「永續發展的體制架構」方面，《我們希望的未來》特別強調，為了因應當前與未來在永續發展上的各項課題與挑戰，有必要在體制架構上做出變革，強化永續發展的制度框架，涵蓋以下幾個面向：
一、整合永續發展之三大主軸，兼具包容性、透明度和有效性
首先，制度框架的內涵上，應兼具包容性、透明度和有效性，並有效整合永續發展之環境、經濟及社會三大面向；重視以行動與結果導向來實踐永續發展；加強一致性，提高效率、效力與透明度，增進協調與合作；強化各界包括各國政府、公民社會、利害關係團體等在推動永續發展相關決策過程上的廣泛參與；針對永續發展進程加以檢視與評估。
二、建立高階政治論壇作為各國對話平台
在具體調整方案上，文本除了重申聯合國大會在聯合國所具有的決策、審議及代表機關的中心地位，以及經濟社會理事會在經濟與社會發展問題上扮演核心機制角色之外。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大會決議成立一個高階政治論壇(the high-level forum)，提供未來永續發展相關政治協商、指引及建議，並作為各國之間為永續發展目標進行定期對話的平台，並納入、強化聯合國各機構、基金與方案系統，相關的多邊貿易、金融機構或其他條約機構、利害關係群體的參與。同時也將制定一份行動議程，來協調並因應全球永續發展進程中的各項挑戰。另外也將提高程序運作的透明度，促進各國間經驗的分享與交流，以落實永續發展工作的實踐。此項論壇機制預計於聯合國大會第68次會議時首次舉辦，日後將逐步取代永續發展委員會(UNCSD)的運作。
三、提升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的功能
本次大會也決議，未來將提升UNEP的作用與功能：包括建立理事會的普遍會員制，強化會員國的參與及課責程度；提供更為充足與穩定的財政資源以利相關任務推展；強化UNEP對於國際環境治理策略的擬定、以及與聯合國系統內部的協調能力；加強科學與政策的銜接，促進永續發展問題的知情決策；適時提供、協助各國政府在永續發展事務推動上的能力建構；借鏡多邊機構的運作模式，尋求促進民間社會與各方利益有效參與的機制。文件並表明於今(2012)年第67次聯合國大會中，將有關提升UNEP功能之議題納入討論。
四、強調區域與次國家組織機構的重要性
文本強調聯合國體系未來應進一步將永續發展下環境、經濟及社會三大面向納入整體業務運作考量，包括聯合國系統內各專門機構、基金與方案系統、國際金融機構、和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等有關實體等，並加強機構間的協調，以確保永續發展工作推動系統的一致性。並且強調區域性永續發展架構所扮演之角色與重要性，鼓勵區域、地方政府以及城市，制定永續發展推動策略及有效的執行工具。
五、擬定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大會也決議參照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模式，擬定行動導向之「永續發展目標(SDGs)」。並規劃於今年第67次聯合國大會前，組成一個30人的工作小組，在2013年聯合國大會第68次會議前，擬定完成永續發展目標相關方案，供大會審議並採取行動。
整體而言，對於Rio+20全球永續發展治理的變革，有以下幾點觀察：
一、Rio+20 理想性與開創性不足
相較於1992年里約地球高峰會催生多項全球公約與協議，以及「21世紀議程」(Agenda 21)作為各國擬定永續策略的綱領，本次Rio+20大會結論的理想性與開創性皆不足，「我們希望的未來」更是一份充滿妥協的政治文件，不僅理想性未能超越20年前的里約會議，許多議題大多停留在政策方向的再宣示(reaffirm)。一方面，這與地主國巴西為求要有結論產出、不惜捨棄爭議內容的態度有關；另方面，就大環境而言，在2008年金融危機、2011年歐債危機之後，全球經濟的衰退，也讓各國在大會整體協商進程中動能明顯不足，從各國出席領袖的層級與投入程度，都遠不及20年前，難以作出明確承諾或獲致共識，也使得結論的落實增添更多不確定性。
二、履行機制與財務規劃的欠缺
此次大會最具體的成果是達成擬定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協議，預期在2013年聯合國大會上，將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順利過渡到永續發展目標。此項目標的擬定，具有協助界定2015年後永續發展進程的核心地位。但除此之外，大多數的議題欠缺具體行動策略、履行機制、期程與財務規劃，例如綠色經濟的議題，還停留在概念論辯的層次，不同國家與南北集團之間，由於發展程度殊異，對於綠色經濟的意涵存在不同程度的理解，要如何找出足以超越不同國家或地區特性，並凝聚全球共識的目標，還存在巨大的鴻溝。其次，高階政治論壇(high-level forum)的構想，是期待透過將對話與參與機制的常態化，作為追求永續發展相關治理決策的正當性基礎。然而，論壇要能順利運作，仍有賴於聯合國體系本身協調能力的發揮，以及建立穩定的談判模式，逐步將各項因應永續發展的策略轉換為行動導向的議程予以落實。而論壇的定位與位階問題，如何避免成為另一次疊床架屋，也將影響論壇功能的發揮。再者，強化UNEP的運作效能與協調能力，仍然相當程度的挑戰目前聯合國體系各機構間，權力互動以及資源分配的競合關係。上述各項方案，最終都將回歸接下來的聯合國大會接續討論，具體的推動方向，尚有待後續觀察。
三、民主參與的落差
1992年的里約宣言，其中第十項原則提及公民參與的重要性，強調每個人應有機會參與決策過程。而各國政府應該廣泛提供各項資訊，並開放足夠的參與管道，以增進公眾對於環境議題的瞭解，確保地方性、全國性以及國際性的公民參與。而聯合國自1992年地球高峰會以來，則是將非政府組織劃分為九大「主要團體」(major groups)，包含婦女、原住民、青年與兒童、地方政府等九大領域，作為民間主要的參與機制。
相隔20年，本次大會結論《我們希望的未來》，文本中雖然再度重申未來在永續發展的決策參與層面上，必須納入更為廣泛、多元的利益關係主體，突顯出在未來在全球環境治理結構與決策程序中，擴大利害關係者與公眾參與的必要性。然而，就協商過程與結果而言，民間社會的力量，實際上在本次大會並未具體發揮，參與度與影響力還是相當薄弱，也引發外界爭議。例如作為UN大會九大主要團體(major groups)之一的青年團體，在6月19日對於文本協商過程中，將關係到青年參與公共事務的利益的「未來世代發言人」 (UN High Commissioner of Future Generations)角色刪除，表達嚴正抗議。雖然青年團體後續試圖在正式大會開議後尋求翻案，但並未成功，21日當天下午便宣布退出大會。
相對於大會文本所引發的爭議，由國際民間社會籌辦「人民高峰會」(People’s Summit)，在所提出的《另一種未來是可能的》(Another Future is Possible)文件中，特別強調永續治理進程中，不只是全球體系制度架構的調整，各國國內體系也必須面臨永續治理與制度運作的結構性變革，特別是建構一個以公民為主體、強化資訊透明、平等參與及公平正義的民主機制。而治理體系的轉型，係用以支持一個符合社會與環境正義的新經濟形態。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以G77集團為主的發展中國家，在大會關於「永續發展治理架構」內容協商過程中，卻堅持反對開放任何形式的全國性公民參與管道的態度與立場。基本上這些國家與集團的政治體制民主化程度較低，若Rio+20大會達成協議要求各國開放全國性公民參與，對這些國家而言，政權穩定性勢必將受到衝擊。進一步而言，而當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治理的權力結構中逐漸崛起，扮演愈趨重要的角色後，此項立場對於永續發展進程的推動與相關機制的運作會產生何種影響，值得持續關注。
四、區域組織、次國家體系的重要性提升
在面對永續發展課題的思考與因應上，過去多以主權國家為中心，但由於此項議題跨領域、跨疆界的特性，若僅以國家層級與利益為出發點勢必有其侷限。而從本次大會與週邊會議的參與狀況，可以發現未來在永續發展的治理架構與決策機制，必須跳脫以主權國家為出發點的思考，同時，區域組織、次國家體系，特別是城市的決策角色與重要性將會隨之提升。
一方面，區域性的聯盟或組織，得以整合各方資源，並扮演地方、國家與全球層級之間的中介角色，強化不同層級組織與行動者間的聯繫。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作為最貼近民眾的媒介，在面對全球性問題時，得以從其觀點提出最合適且在地化的永續發展策略及行動方案，甚至積極參與國際合作，來促進並落實永續發展的目標。例如全球最大規模的地方政府組織「地方環境行動國際委員會」(ICLEI)，特別在Rio+20大會之前先舉辦世界大會(World Congress)，上千位各國城市代表進行永續發展策略規劃與實踐經驗的交流，並產出對Rio+20大會的建議(Message from ICLEI World Congress to Rio)，特別強調地方政府在永續發展推動上的重要性。簡言之，這些超脫過往以「國家」為單位的治理模式，都將對未來全球的永續發展治理，提供更多新的可能。
永續發展是全球性、跨世代的治理課題，觀察過去兩年來協商草案的辯論，到最終大會結論的產出，2012年的Rio+20，已不復見二十年前地球高峰會的激情，取而代之的是面對永續發展這項人類共同願景所顯現的集體焦慮與困境，Rio+20的大會成果「我們希望的未來」，顯現了目前國際的環境治理機制，在處理南北半球權力與貧富不均問題上的侷限。面對全球化趨勢的深化，如何在政策與制度上進行結構性的改革，建構一個符合公平正義的全球環境治理的機制，是里約Rio+20大會結束之後，必須持續面對的嚴峻挑戰。
]]>三、他山之石海岸地區之土地利用有其全面性與不可逆性，其土地之保護、防護與利用，須有正確之判斷及綜合性之觀點，始能兼顧三者之和諧。任何海岸的開發利用對於生態環境多少都有損害，若既然開發已成為無可避免的情況下，如何創造環保與經濟雙贏，儼然成為最重要的課題。以下爰先針對外國法例略做簡單介紹：
（一）美國美國《海岸地區管理法》實施至今已有三十年經驗，堪稱全世界對於海岸管理最具經驗的國家。美國國會制訂海岸法時，特別指出海岸地區對於現世人或後續世世代代具有自然、商業、遊憩、生態、產業和景觀上直接或潛在之價值，因此海岸地區有效率的管理、有利使用，以及其保護和發展，對於國家有重大利益。然而由於人口和人類各種需求的增加，使脆弱的海岸生態系統面臨重大壓力。陸域土地使用造成的海洋污染、不當的規劃和不良的管理制度，更使問題雪上加霜。近年來全球暖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對於海岸地區可能造成重大影響，各州必須能夠預見與因應。因此，美國聯邦不得不制訂國家海岸政策，並透過與各州政府的夥伴關係，推動海岸地區永續之管理(NOAA, 2003)。此外，在美國，如欲開發海岸地區土地，則必須事先或同時進行生態衝擊補償，才能取得許可。而過去主管機關工兵署許可給得非常浮濫，在2008年的卡翠那颶風重創路易斯安那州之後，開始嚴格把關。
（二）日本日本也是海島型國家，全國海岸線長約三萬五千餘公里，其中海埔新生地等人工海岸約八千四百公里。日本約有70%的土地係屬險峻不適合居住的山區，導致海岸人口密度相當高，也位處環太平洋火環帶，海岸又大多係屬狹長的沖積平原，除自然侵蝕外，動輒遭暴雨洪水淹沒，自然環境非常脆弱。日本政府亦深知其自然資源的不足，昭和三十一年（1956年）公佈「海岸法」（並於1969年修正）之初，主要係以工業發展取向為主。依日本海岸法規定，海岸管理者以外之人，擬在海岸保護區內設置海岸保護設施以外之設施或工作物而佔用該海岸保全區域時，需取得海岸管理者許可。另外，於海岸保護區內為採取砂石、在水面或其他土地新設或改建其他設施，及為土地之挖掘、堆土、取土或其他政令規定之行為者，需取得海岸管理者許可。其他地區的管制，則更加鬆散。
（三）澳洲澳洲在1990年計畫制定國家生態永續發展策略時，即已提出海岸地區管理問題。1993年，聯邦政府資源評估委員會海岸地區詢問組的最終報告對海岸地區生態永發展問題提出了69條具體建議，包括擴大海岸地區監督、制定海岸地區資源管理國家標準、由聯邦政府建立海岸地區關心（Coastcare）項目等。1996年聯邦環境顧問理事會提交的國家環境報告指出，海岸環境在惡化，澳洲正在以不永續的地方式利用海洋與海岸資源，並提出需要對海岸環境進行綜合管理。2001年的國家環境狀況報告則進一步指出，在海岸地區環境繼續惡化之下，如沒有各級政府的一致努力，則澳洲的海岸地區和海洋環境將在下個10年面臨日益嚴重的壓力，因此，應積極管理人類活動對海岸地區的影響是必不可少的。此後，聯邦政府與州和領地政府經過一系列協商，最終於2003年達成一致，決定共同推進對海岸地區的綜合管理與治理。2006年5月，聯邦政府頒佈了「國家海岸地區管理合作途徑實施計畫」，標誌著海岸地區綜合管理政策的正式實施。
（四）荷蘭荷蘭陸地面積的四分之一低於海平面，隨著氣候變遷與洪水氾濫災害日益嚴重，該國開始檢討以往治水政策，重新評估濕地的生態功能。近年來荷蘭採用「還地於河」（Room for river）的防洪策略，更改堤防的設計方式，恢復洪氾平原及濕地，希望藉由濕地的蓄洪、滯洪功能來減低洪水災難的強度及頻度[1]，紓緩洪災的影響。1993年，荷蘭政府引進「生態補償原則」，用在大型發展計畫中平衡開發計畫對環境生態所造成的影響，以減輕大型建設計畫對生態環境的衝擊，鼓勵公私部門就開發行為選擇對環境最友善的方案(Most Environmental-Friendly Alternative, MEFA)；在1993年引進之初屬於自願性質，但經過在1993年生態主要網絡 (Ecological Main Structure)、2000年歐盟動植物棲地與鳥類指令(Bird- and Habitat Directive)及2002年瀕危動物法案(Endangered Species Act)的一連串政策引導下，最終在2005年發布的國家空間策略(National Spatial Strategy ,2005)中正式提到：「沒有任何發展活動可影響生物多樣性，除非…(No new development that may affect biodiversity, unless…」)」亦即轉為強制性。基此，在國家環境政策計畫(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Plan, NEPP)和國家自然政策計畫(National Nature Policy Plan)中，已融入減輕與補償的觀念。
四、我國相關海岸開發現況與法規分析我國在海岸地區的開發行為約有：沿海養殖；採取砂、石、礦產；交通運輸：港口、機場、；電廠、重工業；離岸油、氣開發；軍事設施；填海造陸整地工程；衛生污水處理與排放；固態廢棄物處理；水資源開發；觀光遊憩設施興建；海濱防護管理等。然政府迄今對於海岸地區的管理，仍偏重於海岸開發行為的審查程序，相關法規對於生態所造成的影響與衝擊多未有著墨，因此，過去海岸地區生態一直未受到應有的重視。近二、三十年來在人口增加及追求經濟利益之下，西部海岸地區生態幾乎凋零殆盡。為避免沿海土地不當開發利用之繼續蔓延，實需就海岸地區之特性、利用、生態體系、經濟價值等從事調查、研究、訂定相關法令規範，以引導其合理利用。我國海岸法草案，行政院於86、89、91年曾三度函送立法院審議，均未能通過立法。嗣於97年5月5日再送立法院審議，因號稱是一部統合協調海岸地區保育、復育、開發與管理的法案，卻讓各利害關係團體都不滿意而遲遲未能完成立法。目前政府有意重新啟動海岸法立法工作，筆者認為其內容應根本揚棄開發許可制，且為因應時代潮流與全球極端化氣候型態，應有下列規範：
（一）建置生態補償制度在美國，生態補償制度是工程與生態取得平衡的一項行之有年制度。藉此制度的導入，希望能遏止生態品質持續惡化，達到生態「零淨損失」的基本要求。然而為避免補償制度實施後，開發單位認為有補償制度作後盾，而大肆進行工程開發，主管機關應該確實審核開發單位所提出之補償計畫中是否已遵循『迴避、衝擊減輕與生態補償』三原則，做為核准開發之必要條件。生態補償制度甚至可作為國土保育的一種機制，用以保障國土的永續利用，不必劃地自限僅限縮適用在海岸地區或濕地，因此，未來應直接在國土計畫法草案中直接規範保育區「零淨損失」，讓國土計畫法中真的具保育國土功能。因國土計畫法屬於上位計畫，納入零淨損失制度，將促成補償制度之應用，並確保國土保育地區達到國土保安與生態保育的原始劃設目的。而且補償制度更提早至可行性評估及規劃階段即予導入。
（二）建立海岸地區生態資料庫由於海岸地區的管理與生態補償機制的導入，均有賴於周詳之生態環境背景資料。開發利用區、緩衝區中重要生物或指標生物之棲息環境、生物數量與分佈、陸域與水域之物理環境、水質、水流、漂砂現象等等。這些資料需要仰賴長期觀察、蒐集與紀錄，固然會耗費相當多的人力、物力與經費，惟基於長久之計，仍應忍痛建構完整之海岸各項資訊之資料庫，據以做好海岸地區的國土規劃，以及真正找出合適於補償棲地環境、補償比例，俾利提出較為可行的生態補償或保育措施。目前海岸法草案雖已明定須建置國內本土性資料庫，但如何應用研究，尚有待整合提升。
（三）民眾參與、政府單位縱向與橫向整合無論是親近海洋、公共通行等海島國家公民基本人權或海岸地區的開發利用決策，甚至生態補償制度應如何實施與追蹤監督，如能有事前的充份溝通，凝聚高度共識，將有助於提高決策的正確性與正當性，減少執行過程的阻力。因此，政府部門於規劃階段、決策過程，即應納入如審議式公民參與、公開聽證會等民眾參與機制。（四） 維持自然海岸線比例不再降低由於台灣海岸的過度開發，依內政部營建署統計，目前台灣自然海岸僅剩44.44％（絕大部份是在東部海岸）。依據永續海岸整體發展方案（核定本）內容，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國土交通組）及挑戰2008國家發展點計畫（水與綠建設計畫），業將「維持自然海岸線比例不再降低」列為評估指標，未來海岸地區之利用管理，應以減量、復育為基本原則，並以符合「資源保護」與「災害防治」者為優先考量。在海岸法草案之中如何具體展現維持自然海岸線比例不再降低之議題，尤其是如何兼顧災害防治、經濟發展與資源保護，仍有賴相關主管機關揚棄舊有思維並吸納民間活力知識，一起尋求突破。
五、代結論如同海岸法草案的命運，國土計畫法草案也歷經十餘年，遲遲無法通過立法。海岸地區當然屬我國國土的一部分，因此，國土計畫法與海岸法在功能上，應有適度之區分與分工。依作者看法，國土計畫法性質上應屬於空間規劃與土地利用管制的規範。因國土計畫法應屬於最上位的法律，依國土計畫法所擬定的國土計畫也應是最上位的國土利用法定管制計畫，所以，海岸法應定位為在國人在海岸地區的行為管理規範。亦即海岸地區土地，依其適宜性在國土計畫架構下，編定其土地功能分區，明定其限制，禁止或容許使用項目及其強度；而海岸法則依國土計畫的土地分區編定，保護海岸地區自然資源，防護人類生命財產，以及約束管理國人利用海岸地區土地之行為。如此功能分工，才能真正具體落實法律規範功能，確保台灣永續生存。
[1] 詳參徐嘉君。2003。荷蘭的濕地生態復育與水資源管理，台灣博物25卷第4期，頁76-81。
]]>然而一套符合永續的交通體系，不是也應同時兼顧環境品質、經濟發展及社會公平正義？交通成長對我們生活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包括噪音、振動、景觀、生態等皆至為明顯，而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當中，又以源自交通的成長最快。《為世界把關》估計，交通帶來的氣體排放在二○五○年之前將增加三倍。尤其源自交通對人體有害的空氣汙染物占總排放八成以上，每年導致無數人早死、病痛。
從社會發展層面看，目前的交通和土地開發型態對窮人特別不利。為了鄰近負擔得起的住屋而接受低薪受僱，或可以多賺點錢但卻必須每天花很多錢與時間通勤，他們往往被迫在二者之間做一選擇。其實都市化與社會發展過程中，這些負面結果並非真的無法避免。許多城市已經證明，相較於「快速機動車輛化」策略，永續交通策略可一方面滿足隨著人口、就業及交易所增加的移動需求，卻又能以較低的整體成本、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以及更少的負面效應達到。
而充分整合大眾交通及與單車與步行的永續交通系統，正可讓社會各階層，包括工作、求學弱勢或不良於行的民眾，共享交通建設成果。何況，增加走路和騎腳踏車的身體活動量，可同時增進國民健康並降低慢性病醫療支出，在許多國家也已逐漸受到重視。
減少路上車輛並改變在都市裡的移動方式，對環境與經濟層面也有意想不到的效益。根據美國「自然資源保護協會」的數據，如將美國汽車油耗標準提高到約每公升二十七公里，可為美國創造四十八萬四千個就業機會；為駕駛人省下一千二百五十億美元；減少三分之一石油進口，並減少相當於九千萬輛車在路上的排放量。而歐洲如倫敦等城市也證明，透過收取塞車費，用來投資在提倡巴士與單車，可阻止長期持續成長的交通負擔。許多公認較符合永續的社會，也有一部分歸功於綠色技術在大眾運輸系統上的應用。其中最常見便是免除了柴油引擎嚴重空氣汙染與噪音，並將電力取自再生能源的電動巴士。
台灣社會車禍死傷數字當中，行人占高比例。而這些悲劇，大部分可以靠以人為中心思維的硬體建設等具體作為予以避免。例如結合步行、單車和大眾交通工具的運輸系統，不僅可以充分體現為政者對老百姓的貼心，更可讓政府、運輸業者及民眾互利共榮。
二○一二年六月里約永續發展會議決定，將投入最大一筆財力與物力，用於在未來十年發展永續交通。一改過去幾十年來在高容量車道等非永續交通系統上的投資，轉而致力於能促進行走、腳踏車使用、高品質大眾運輸系統及智慧型交通管理，以降低資源的消耗，保護大眾健康，使都市變得更快樂、更良善。對台灣而言，在油價高漲的當下，正是個改變交通思維與人民交通習慣，積極用政策促進以人為本永續交通的大好機會。
]]>來自世界各地的農民、婦女、青年、原住民、非裔、工人，帶著各自的故事與議題，共聚此地，向世界政府與跨國資本家發出憤怒的噪音。如此大規模的動員，從不同環境議題與社會運動的辯論，最終，是尋找共識，以重構系統，拒絕將環境、勞動與服務商品化的替代行動。行動才能改變「體制」，而非在既有官僚制度下堆砌更多的「計畫」。
人民高峰會堅守了非常嚴格的標準，審視所有的企業集團漂綠形式與「綠色經濟」概念。人民高峰會最終宣言中指出，所謂的綠色經濟只是混用了新舊的經濟工具，不過是現今金融資本主義的另一個面貌。同時，世界自然基金會與綠色和平也在永續環境高峰會進行過程中，聯合聲明批判如今聯合國所談論的「綠色經濟」，目的依然是在服務原有的金融體系與大型企業，為其尋找更多新的商品，例如開放碳交易或生物多樣性市場。
作為台灣在地環境運動的工作者，我們可以試著思考這件事情所具備的意義。在「綠色經濟」詮釋話語權的爭奪戰，環保團體看似全面棄守，因綠色經濟聯盟所提出的移除化石燃料補貼、超越GDP等進步的主張，並沒有在聯合國環境高峰會結論中被具體正視。但徹底拒絕如今聯合國的「綠色經濟」，或許能創造更多反對運動的基礎，以期在框架內換取更多折衝可能的一種手段，實際追求真正、永續的綠色經濟。
反觀此刻，台灣在永續發展的論戰上，還停留在如何詮釋、定義綠色經濟、如何置入政策工具。不過面對全球性的制度變革運動，我們不得不亦步亦趨，適時調整策略，並嘗試在台灣社會打開更多挑戰，以資本發展思維主導政策的戰鬥空間，才能真正從在地產生對抗全球體制的力量，與改變的可能。
另外一個深刻的觀察，人民高峰會7成6以上使用葡萄牙文進行會議，南美國家主導性顯然相當高。儘管南北國家差異，不同於聯合國內、南北「政府」顯著的差異，來自南北國家的社會運動團體，落差小得許多。
除了歐洲與南美的社會運動倡議方向，並沒有想像鴻溝，在人民高峰會最終宣言結論中，可見一張試圖全面以人民為主體的需求清單。例如在能源轉型的概念中，加入了消除貧窮的思考，論述基礎在永續能源應普及取得。從人民需求出發，縮小了彼此的偏視，使得一場「大拜拜」，聚集轉化成很強的動員能力，並從內鼓動溫暖了運動者彼此自身。
我們可以隨處見到小型組織的工作者，非常積極地在一場場邊會中尋求跨地區的交流與合作，尤其是南美各地的地方運動組織。這種沒有具體平台的串聯形式，背後的動力來自於強烈的不滿，對現今社會制度、地方運動的侷限所累積的不滿。未來，雖仍有語言、資源條件等限制需克服，但參與人民高峰會，所有社運團體，卻擁有更有機、更多可能的行動能量，若能持續累積醞釀，一個個全球性社會運動，極有可能一蹴可及的發生。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專案統籌）
]]>湯姆·萊維特（TL）：請問人類的水足跡是指什麽？
露絲·馬修斯（RM）：水足跡一般由三部分組成。綠色水足跡是指賦存於土壤中並且為作物和植物所吸收的降水。藍色水足跡是指工農業生產過程中所使用的地表或地下水資源。灰色水足跡是指為了使水質達到安全排放標準而用於稀釋污水所需的水量。
TL：哪個部門的水足跡最高？
RM：農業用水占據了藍色水足跡總量的92%，是最高的。我想你可能聽說過農業取水量占70%到72%的說法。而我們所說的則是包括綠色水足跡在內的實際耗水量。這也就是為什麽農業用水占到人類水足跡90%以上的原因。
工業採水量或許很大，但是，其中相當一部分水量則是哪兒來哪兒去，並沒有蒸發或匯入產品之中。以電站所使用的冷卻水為例，這些水並沒有消失或者被消耗掉。而植物吸收的水，不是蒸發掉了，就是被植物自身所利用，比如說多汁的西瓜，被利用的水不能再用作他途。
TL：關於肉類水足跡高的問題您能解釋一下嗎？
註：據水足跡網絡組織估計，每產生一卡路里的熱量，牛肉的平均水足跡是穀物和澱粉類根莖植物的二十倍，其中大部分都源自於飼料作物的種植。以美國為例，種植的穀物中，有68%用作牲畜飼料。
RM：有人在中國做了一項研究，分析隨著群眾經濟財富水平的提高，肉類食品的消費是如何以更快的速度增長的。而這也就意味著肉類產品的國內生產和進口都面臨著更大的壓力。肉類產品在生產過程中要消耗大量的水，如果再算上飼料中所隱含的水量的話就更高了。在以天然草場飼養牲畜，並且灌溉依賴降雨的情況下，其隱含的耗水量不會對藍色水資源造成影響。但是，如果用這些降水種植大豆，再以大豆為飼料喂養牛群，生產牛肉，那麽，這些降雨量所能生產的蛋白質要少於我們直接食用大豆而獲得的蛋白質量。也就是說，我們額外降低了食品的利用效率。
TL：水資源匱乏有可能給我們帶來怎樣的影響？
RM：現實情況是，發達國家的水足跡有相當大的一部分被外部化了。例如，歐洲有42%的水足跡都來自於海外。一些歐洲國家的數字甚至比這還高。這就意味著，歐盟成員國人民與世界各地流域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
一個國家在研究如何管理自己的水資源的時候，也同樣有責任幫助其他流域對水資源進行管理並幫助其達到水資源保護的高標準。在那些管理相對較松、監測能力較弱、法規執行力度較差的發展中國家裡，農業生產過程中對水資源的保護也相對較差。
中國和美國這種國家的情況則非常有意思。這些國家地大物博，自然資源非常豐富。美國進口和出口的虛擬水量相差不多。由於美國也出口小麥等產品，因此，他在給其他國家帶來負擔的同時，也減輕了他們的負擔。
TL：您對中國的水足跡有什麽看法？
RM：中國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出於政治等各方面的原因，中國在北方地區大力發展農業，而北方地區的水資源相對短缺。所以，目前實際上存在水資源由北向南轉移的現象，而南方地區的水資源本來就相對充裕。中國目前的做法是對本就缺水的北方地區不斷加壓，然後將糧食輸往水資源充沛的南方地區。
]]>「保護家鄉的天然瑰寶好艱辛無奈，還是得大聲呼籲，救救藻礁!」
徐黃秀娥理事長站在觀音鄉海岸邊，滿是消波塊的堤防上，向前來探勘的余範英、林耀國、陳曼麗和我說明在地人的努力，桃園觀音鄉保生社區發展協會搶救珍貴自然生態艱辛的過程。
據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中心所提供的資料顯示：藻礁為珊瑚藻鈣化沉積而成，是台灣西部海岸變遷的證據之一，藻礁因形成緩慢，珍貴性高於珊瑚礁，它能保護海岸提供周圍水域生物優異棲息環境。
這美麗珍貴的自然生態環境，因周邊的大潭發電廠埋管及工業園區各項建設與設施的開發，持續無情的嚴重被破壞。這在年初的公民咖啡館論壇中即被提出，未見答覆與關注，促使基金會與荒野朋友今日現勘了解。
理事長與協會廖總幹事仔細的導覽與追蹤，「漂砂淤積日益增厚，垃圾漂流木嚴重汙染棲地」「鄰近工業區廢水汙染，藻礁區生態遭到危害」「大潭電廠、中油輸氣管、台電的突堤、水利署的護堤工程」…都是破壞藻礁，使之停止生長，變黑無法復育的主因。扮演在地守護角色的總幹事廖經贈，細數自然生態遭受斲傷的種種。
「當地社區人口大多以老、幼為主，何況第一鄰到第五鄰靠海邊住戶，因土地被大潭電廠徵收，想監看藻礁自然生態區都不易，也因涉及人身安全考量，常無法像別的社區般，成立實質巡守隊，僅能訴求公部門派員加強巡邏。」
「守護藻礁還是得靠環保團體的大力聲援」「藻礁問題牽涉中油、台電、經濟部、環保署、農委會等公部門，要解決藻礁棲地似乎還有得等」徐黃理事長再次說明在地社區，僅能善盡看守角色。
「搶救觀音藻礁」雖經環保單位、在地區民多次反應，希望政府正視藻礁滅絕危機；然各公部門的回應未能有共識，現僅由當地環保團體在地看守，持續呼籲各方重視，後續的發展仍有待國土計畫法、海岸法等相關法案周密考量與討論，保護台灣海域的自然藻礁不能又是一條漫長的路。
附註：藻礁小檔案，藻礁，又叫作「ㄛ咾咕石」，主要由無節珊瑚藻所建造的礁體，藻礁是由紅藻和綠藻等石灰藻類經膠結和鈣化作用，沉澱碳酸鈣形成，生長速度緩慢，一年只長0.1至0.2公分。觀音海岸的藻礁規模，估計至少要2000年。
]]>The World Bank issued a global hunger warning last night after severe droughts in the US and eastern Europe sent food prices to a record high.
Damage to crop harvests from exceptionally dry weather this year raised sharply the Bank's food price index taking it above its peak in early 2011.
The Washington-based bank blamed the drought in the US for the 25% price rise of maize and 17% price rise in soya beans last month, adding that a dry summer in Russia, the Ukraine and Kazakhstan lay behind the 25% jump in the cost of wheat.
"Food prices rose again sharply threatening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millions of people," said World Bank group president, Jim Yong Kim.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are particularly vulnerable, but so are people in other countries where the prices of grains have gone up abruptly."
The bank said food prices overall rose by 10% between June and July to leave them 6% up on a year earlier. "We cannot allow these historic price hikes to turn into a lifetime of perils as families take their children out of school and eat less nutritious food to compensate for the high prices," said Kim. "Countries must strengthen their targeted programs to ease the pressure on the most vulnerable population, and implement the right policies."
He added that the Bank was spending $9bn this year supporting agriculture and pledged that help to poor countries affected by food price hikes would continue.
]]>北極海浮冰不僅面積縮減，從潛艇量測的數據來看，自一九八○年代以來，厚度也變薄至少四成，因此北極目前總體海冰量約只有一九八○年代時的三成。
北極海浮冰被視為「世界的冷氣機」，總體冰量多寡對全球氣候有極大影響。北極大幅融冰造成開放水域擴大，會降低地球「反照率」（地球反射太陽輻射的量與投射至地表的總輻射量之比）的平均值，造成海床永久凍土融化而釋出大量強效溫室氣體甲烷到大氣層，從而加速全球暖化。
科學家指出，北極地區今夏並未像二○○七年那樣出現異常溫暖的氣溫，但融冰程度卻刷新當年紀錄，原因出於先前較溫暖的幾年裡，不易融化的常年海冰（冰帽最厚實部分）縮減，而「冰帽發生根本性變化」，造成「自我強化」的融解趨勢。
若干科學家預測，北極海冰融化不但會加速，且可能在二○一五年或二○一六年夏季出現北極無海冰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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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災風險 兩岸民眾一同承擔
雖然《協議》的談判過程十分順利，但這絕不代表一個足以保證兩岸核安的機制已然建立，相反的，在去年江陳會前，綠盟及其他團體即已指出當時仍在協商中的《協議》存在諸多問題，撇開早已存在的資訊交流機制不論，緊急事故通報以及資訊公開等目標，在《協議》缺乏實質規範能力的情形下，可能都難以達成。兩岸之所以協商建立核安合作機制，就是因為彼此使用核電的風險將可能由兩岸人民共同承擔，然而在沒有明確賠償規定的情形下，縱使未來發生重大核安事故而造成跨越海峽的損失，受害者也無法據此要求賠償。
2010年10月大亞灣核電廠發生輻射外洩事故，電廠在4日後才告知上級管理單位，10日後告知香港政府，整起事件並於超過3週後才為社會大眾所知，此事件僅屬於第一級的異常事件，但廠方卻仍拖延不願公開訊息，可見針對緊急事故之訊息傳遞及分享，不能單靠電廠經營方的自律，而必須有著更強力而有效的規範機制。
回顧中國大陸投入發展核電的歷程，改革開放30年讓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同時創造了快速的經濟成長，於此同時，國內的都市化進程也以難以想像的速度發展著，至今已有約半數人口生活在城市中，而都市人口的平均能源需求約為鄉村人口需求的3.5倍，這些趨勢都為中國創造巨量的能源需求。除了積極與非洲及拉美國家合作，以保障能源安全外，也在國內大力投入新能源的發展，過去數年間中國再生能源即呈現爆炸性的成長，而這也成為回應國際社會減碳壓力的作為之一。
然而，量的成長不代表結構亦隨之變化，事實是中國目前仍有超過7成能源來自煤炭，而整體能源需求仍隨著經濟成長的腳步持續成長，在面對能源短缺以及減碳責任的壓力下，考量到核電佔中國整體發電量仍甚低（不到2％），發展潛力甚劇，核電因而成為下一個積極投入發展的能源。
2003年中國發改委開始研擬核電發展計畫，隨後公佈的《核電中長期發展規劃──2005／2020年》中，規劃自十一五（2006～2010）時期開始大力發展核電，2005年時核電仍不到10GW的裝置容量，將於2020年時達到40GW，換言之在15年內年中國的核電裝置容量將成長3倍，而此一2020年目標在過去數年內亦不斷上修，福島核災發生前此目標已修正為70至80GW，除已經運轉的14座核能機組外，同時有26座核能機組正在興建中，而且新建核電廠並不限於沿海地區，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內陸省份也加入搶建，在內陸水資源有限及極端氣候頻率逐步上升的情形下，屆時核電廠能否取得足夠的冷卻水值得關注，而在2008年發生過汶川大地震的四川省也一樣搭上這班核電列車。福島核災前，相較於疲軟的國際核電市場，中國大陸核電產業的大躍進著實讓人吃驚。這些發展目標若能達成，中國將迅速成為核電大國。
然而，儘管有實質的能源需求，但發展核電需投入的龐大成本，早已造成核電產業的衰退，過去在全世界大力推銷核電科技的美國奇異公司，其執行長即在上個月底公開表示核電成本較其他能源高出太多，很難繼續辯護發展核電的正當性。
縱使中國大陸對能源需求再如何強烈，如何負擔發展核電的鉅額成本仍值得關注。有觀察即指出，中國在核電發展技術部分採取一貫「以市場換技術」的策略，在引進國外關鍵技術後，即試圖轉化研發成自主技術以降低成本，例如在引進美國西屋AP1000型反應爐後，即據此改造成為CPR1000型以及後續改良的改良的ACPR1000型反應爐。
有中國核電之父之稱的中國科學院院士歐陽予曾指出，中國既有運轉的核能機組皆屬於安全性較差的第二代技術，而引進的AP1000以及自主改良的CPR1000可以視為安全性大大提昇的第三代技術。然而根據中國南方週末記者的調查，新建26座機組中，只有6座屬於真正的三代技術，其餘皆是二代技術的改良。即使被中國核電產業推崇的美國AP1000型，其安全性亦受到美國核能監管單位的懷疑。簡單來說，中國大陸快速發展核電產業的同時，是否因成本考量而在核安部分做出妥協，是須深入研究的課題。
除此之外，中國大陸既有的核電機組中，有分別來自俄羅斯、美國、加拿大以及法國的技術，雖然真正稱得上是混種技術的只有田灣及泰山兩個發電廠，但在各地區技術規格不一的情形下，也將會增加核安檢查及監督的難度，國務院官員在接受訪問時即坦承，核安監管人員數量不足且待遇偏低，導致中國核安全監管能力嚴重滯後。同時筆者亦須再次提醒，中國大力投入發展核電也就是最近10年的事，在過去並無大量培育核工人才的需要，加上現今世界核電發展走向蕭條，是否有足夠專業人員投入目前26座機組的建設，並保障其最終運轉安全，是另一個中國內部也相當關心的議題。
介紹這些關於中國大陸核電發展的安全隱憂，是為了指出：若《協議》不想成為雞肋，那更深入地關切中國在核電大躍進過程中的各面向，並深化各種對話機制，才可能真正達成《協議》關心兩岸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初衷，而這必須透過對兩岸核安機制的深入改革才可能達成。《協議》中雖納入資訊公開及民眾參與的條文，但其運作卻反映出兩岸核能政治中公眾缺位以及專家治理的共同本質。
這種訴諸專家權威的治理模式可能與國家是否具有民主體制無關，例如中國大陸環保部核安管理司副司長於2010年接受南方週末訪問時，就明言一般民眾之所以對核能有恐懼，是因為缺乏相關知識，透過更好的宣傳以及核能教育的傳播，可以有效提昇民眾對核能的信任。這類論述在台灣的台電及原能會口中亦經常出現，強調建立「正確」核能知識的重要性。在面臨對中國二代或二代改技術的質疑時，中國核電產業高層的回應是代際技術間未必存在有革命性的進展，不同技術的安全程度很難直接比較。這種推諉的態度在台電面對既有核電廠耐震係數不足之質疑時，在原能會處理核二廠一號機螺栓斷裂事件時都可得見。
台灣過去數十年的反核運動中已經證明，「安全」並不存在於專家壟斷的數字中，而必須在一開放而透明的場域中接受質疑及挑戰。回想起來，《協議》的協商之所以如此順利，多少也跟兩岸共同的核安認識及文化有關。
別讓協議徒具形式
福島核災後中國大陸雖暫停新核電計畫的審批，並針對既有核電廠進行全面安檢，但考量到強烈的能源需求及減碳責任，加上核工集團的龐大利益，中國未來繼續投入甚至輸出核電科技的趨勢都很難翻轉，一個徒具形式的核安協議是否能為兩岸人民免除核災威脅的陰影，值得深思。
除此之外，或許有人會問，即使中國核電發展存在如此多隱憂，但只要東南沿海幾個核電廠不出事，對台灣也就不會有什麼影響了。但筆者亦必須提醒，中國對包括核電在內各種能源的強烈需求，與你我日常生活中的諸多消費都有關連，同樣的，一旦發生核災，各種有形無形風險也不會在台灣海峽自動止步，跨界風險雖不為我們樂見，但此類潛在風險卻也可能無意中挑戰既有僵固的共同體想像。中方若希望在兩岸核安議題上爭取更多民心支持，就不該滿足於既有的兩岸核安機制，將之限縮於技術層次，更廣泛的公眾參與與對話跟擁核或反核無關，而是確保核安的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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