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市原本只有中和、永和、三重、淡水、汐止、深坑、新店區與基隆市的民眾，能跟台北市民共飲翡翠水，一天約供應七十四萬噸。九十三年板新一期完工後，增加五十三萬噸，預計一○六年六月板新二期二階段完工後，板橋、新莊、泰山、五股、蘆洲、八里、三峽、鶯歌、土城、樹林等區也納進供水範圍，一口氣將增加一○一萬噸，每天約供應一七五萬噸水給新北市民。

中央編列一○五億元進行「板新二期供水改善計畫」，把翡翠水庫的水引進到板新淨水場，屆時全新北市民將比照台北市，共飲品質較好的翡翠水，至於爭議許久的自來水價格不一的情形，也將會自然統一。

翡翠水庫有效蓄水量為三億三千五百多萬噸，當初設計缺水風險為廿多年才會遇到一次，板新二期完工後，每天的供水量爆增至三二四萬噸，以高雄澄清湖蓄水量約為三三七萬噸為例，大台北地區居民每天等於用掉近一座澄清湖的水量，相當驚人。

鄭天財表示，農林漁牧本一家，但從目前行政院版本來看，所有資源都放在環境資源部，範圍太廣、太大，「未來的環境部長要找學林業、環保還是水利的？」

鄭天財指出，環資部內的組織架構也有很多盲點，例如「水土保持及地質礦產署」，主管的水土要保持，地礦要開發，兩者放在一起如何取得平衡？

佛光大學生態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林如森表示，借鏡國外先進國家如美國「農業部林務署」或日本「農林水產省」等，皆「農林漁牧」不分家；行政院版本朝「水土林」一家概念，將林務局納入環資部，與目前林業經營體系差異甚大，未來問題恐層出不窮。

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教授陳朝圳也曾經投書指出，綜觀世界主要林業生產國，如韓國、日本、美國、德國及瑞典等，林業部門皆隸屬農業部。他認為，未來行政院組織改造，在農業部下設立森林及自然保育署，才符合趨勢潮流，並契合農業部門的職能權責。

也許有悲觀的環保人士認為兩位總統候選人在環境議題上是「五十步笑百步」，對環境的重視程度遠低於拚經濟。但事實上歐巴馬相較於羅姆尼，有相對友善環境、更積極因應地球氣候變局的策略，包括他曾說過，「要讓美國從化石燃料最大進口國，轉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再生能源出口國，並以此提供更多就業機會」；相較於羅姆尼在墨西哥灣漏油餘悸中主張開放近海海上油田，以及阿拉斯加鑽油井開發等，明顯在綠色經濟上有更前瞻的佈局。

歐巴馬一直強調發展再生能源和抑制高碳排放的化石能源，是面對氣候變遷和提高國內就業機會（同時挽救經濟）的雙重解藥。

歐巴馬主政期間，依據法院判例認定「溫室氣體屬於空氣污染物」，讓美國環保署在2012年4月依據《清淨空氣法》，規定新設的火力發電廠二氧化碳排放標準必須減少碳排放達50%，創下美國歷史先例。在歷次G20、G8會議中，也和其他國家領袖一起推動「逐步削減化石燃料補貼，以促進能源自主、創造經濟轉型、提供新經濟工作機會、增加對氣候變遷調適能力」等等共識。

而對化石燃料削減補貼、加強管制的同時，歐巴馬也主張對太陽能、風能等再生能源投資，包括選前主張展延於2012年底到期的風力發電減稅措施。在他任內美國的風力發電成長兩倍，相當於再蓋12座胡佛水壩，也增加5萬多個就業機會。相對的，羅姆尼政見則是主張延續對石油業者的40億財政補貼。

巴馬連任成功，儘管他面對的是一個持續紛爭與對立的國會，施政計畫未必能順利付諸實施，但他仍讓不少環保人士寄予厚望，包括他受到期待要推動更嚴格的車輛燃料效能標準，以及更全面執行清淨空氣法，對發電廠等事業的汞污染等危險物質制定更嚴格的規範，持續對再生能源減稅等。

許多媒體觀察家已從多角度分析歐巴馬勝選因素，惟缺乏環境層面的觀點，希望此篇分析能提醒主政者，儘管短期來看提倡環境友善的政策是「反經濟」的票房毒藥，但面對持續暖化的危機（全球最大會計事務所PwC最新報告已預測全球可能在世紀末暖化超過6℃），和不知何時會找上門的極端氣候，這次的美國大選經驗顯示，對氣候困局有所準備的候選人，更容易受到選民的信賴和託付。

※ 歐巴馬 VS 羅姆尼：

渡邊是原子能規制廳的5人小組成員之一，這個單位負責制定核反應爐新安全標準並調查廠房下的地質情況。

日本政府規定，核電廠不得蓋在活斷層上。若地殼曾在過去13萬年間活動過，即屬活斷層。

大飯核電廠3號反應爐下方的斷層，若被證實為活斷層，則須停止運轉。

不過，原子能規制廳的其他組員認為，將斷層歸為活斷層言之過早，呼籲科學家冷靜處理。小組領導人島崎邦彥並未給予關西電力公司確切的回應，僅表示須深入調查。

渡邊說：「繼續讓反應爐運轉是非常荒唐的選擇。我們應從核災中學到教訓，我擔心災難重演。」但渡邊強調，科學家對斷層尚無定論，正研議是否暫停反應爐運轉。

他說：「我們不是要廢廠，但希望先停機調查。」

福島核災後，日本曾短暫進入無核時代，但又因夏日用電需求大而重啟3號反應爐。

這項政策受業界歡迎，卻引發反核團體不滿，社運人士定期抗議反核。數千名反核民眾11日聚在東京市政廳前，高喊「不需要等小組結果，必須立刻停機」抗議。

PwC日前出版年度「低碳經濟指標報告」（Low Carbon Economy Index report），檢驗發展國家與新興國家降低碳排的進展，或是這些國家每單位國內生產總值（GDP）的碳排量──即碳密集度（carbon intensity）。

研究表示，相較於2000年到2011年每年成長了0.8%碳密集度，未來直到2050年之前，全球每年應降低5%碳密集度，才能達成目標。報告寫道，「由於進程緩慢，從現在到2050年每年的碳密集度平均需降低5.1%；這個比例在過去任何50年間從未達成過。」

氣候科學家警告，將氣溫成長限制在2℃內的機會越來越渺茫。根據國際能源總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的資料，2011年，全球碳排成長了3%達到歷史新高。

而即使即便5%的長程目標達成，低碳化（decarbonisation）也不可能立刻發生，這表示未來需要降低更多的碳排。

PwC永續與氣候變遷合作經理人Leo Johnson表示，「即便我們將加倍目前低碳化速率，到本世紀末溫度仍會上升6℃。如果想要將上升溫度維持在2℃之內，需要將目前的低碳化速度提升6倍。」

根據研究結果，歐盟國家有最高的低碳化速度，英國、法國及德國在2010~2011年降低了6%的碳密集度。但諷刺的是，「這些國家降低能源消耗的原因之一，是該年溫和的冬季氣候（暖氣用電減少）。而英國和法國則是靠提高核能發電比例，藉以提高減碳速度；而德國減少核能使用，也因而降低了減碳速度。」

美國2011年碳密集度降低了3.5%，主因是以頁岩天然氣來取代煤炭，以及提升汽車引擎效率之故。在中國及印度，過去十年低碳化似乎陷入困境，另外澳洲過去一年碳密集度成長了6.7%、日本碳密集度成長了0.8%。

PwC報告建議，各國政府和企業應該準備更多措施，來因應極端氣候對供應鏈、長期資產、以及沿海低窪地區等處基礎設施造成的破壞性影響；而高碳密集度的產業，則要有接受更具約束力法規的準備。

誰是談核電議題的專家？誰來決定？

即使出身同一領域受同樣的專業訓練，也未必就能成為掌權者所認定的專家。

日本京都大學助教小出裕章因長期反對日本的核電發展，在福島核災後聲名大噪，核工學者出身的他，在福島核災之前因反核立場而在日本學界長期受到打壓。然而台電及原能會對於小出到台灣演講時提出的警語，卻僅表示不清楚小出裕章的計算公式，估算數字過於聳動等等。

試問，難道官員們忙到都沒時間去主動聯繫，取得相關公式並進一步討論嗎？小出演講中提到的核廢料處理問題，廢核後電究竟夠不夠用等問題，難道只因媒體沒問，這些問題就不存在了嗎？同樣的問題，民間團體或老百姓質疑時，就推說質疑者不夠專業，那同樣具有核工專業的人，像是小出與林宗堯等人提出的質疑呢？還是因為立場不同就無法取得官方的專業認證？

雖說訴諸專家權威無益於擴展對話，但在對「專業」之認定長期為佔據優勢結構的掌權者所壟斷時，持續引進不同的專業聲音，藉以突破知識封鎖仍有其必要。為此，綠色公民行動聯盟、中研院人社中心以及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台北分部，共同邀請施耐德先生（Mycle Schneider）來台。

施耐德是一個獨立研究者，研究核電及其他能源產業的發展趨勢，除長期擔任許多歐洲國家的能源顧問外，並為歐盟、國際原子能總署以及美國國際開發署在核電及能源議題上提供諮詢。他所主筆撰寫的《2011～2012世界核能產業現狀報告》中，藉由詳實的數據，指出即使在福島核災前，全球核工業早已因各種不確定性因素陷入發展瓶頸，於此同時，再生能源的發展已逐漸邁向成熟。

以下本文即針對此一報告及其他資料，介紹施耐德的相關研究，試圖為台灣相關論辨注入更多動能。

世界核能產業發展趨勢：太久、太貴、風險太高

早在1992年時，施耐德創辦的能源資訊中心WISE-Paris，即與綠色和平組織及世界觀察研究所（Worldwatch Institute）共同出版第一份世界核能產業現狀報告，當時此報告就指出核能產業發展已經驅緩，其市場利基已逐漸流失，此後20年間的發展已經證實此份報告的預測。

以全球規模來看，核能發電佔總發電之比例最高峰出現在1993年，達到17％，此後核電佔比一路下滑，2011年時只剩11％。核電在全球總發電量部分，最高時是2006年的2,660兆瓦時（TWh），2011年時減少到2,518TWh，絕大多數核電國家都已經過了建造核電廠的高峰期。

目前全世界仍在建造中的反應爐共有59座，但其中有9座的建造時間已超過20年，有4座建造時間超過10年，包括台灣的核四廠。建造中的反應爐有將近4分之3位於中國、印度及俄羅斯這3個建設資訊並不透明的國家。

普遍來說，核電廠的建造時程一再拉長，投入營運時間遙遙無期，這也讓電廠營運商亟思讓既有核電廠能延長服役年限，然而這又得面對安全疑慮、投資不足以及缺少技術勞工的困境。而且過往對核電廠服役40年年限的假定，在福島核災後，也需重新檢視。德國在福島核災後立刻關閉7座建於1981年前的核電廠，唯一考量即為核電廠的服役時間。

換言之，全球核能產業在福島核災前早已逐漸走下坡，這趨勢與國際原子能總署在1970年代初期所預測的完全相反，國際原子能總署原本預測在2000年時，全球核電總裝置容量會達到3,600至5,000GW（1GW＝100萬瓩），此一預測於80年代時下修至740至1,075GW，但實際情形只有356GW。

儘管如此，這種對核能發展過份樂觀的態度，在福島核災後依舊存在，國際原子能總署前署長Hans Blix就曾宣稱福島核災只是個小路障，此一意外反而將更強化未來的核安。其實這已經是內化於此一組織的心態，1986年車諾比核災後，該署核安負責人Morris Rosen也曾表明，就算每年都發生這類意外，他還是認為核能是值得關注的能源。

全球核能產業之所以陷入長期低迷，主要原因包括：建造時程一再延長，過去20年間，89座建造中的核電廠，其平均建造時間將近9年，最長的甚至超過36年。於此同時，核電廠建造成本也節節高升，與傳統或再生能源相比，核電廠已經成為高風險的投資標的。瑞銀環球資產管理（UBS）即指出：福島核災前，東京電力公司被視為是低風險的投資對象，但在核災過後，東電資產已經損失80％，並面臨破產危機。全世界最大核反應爐製造商Areva，在國際主要國際信用評比公司的評比中，更早在2009年時即被列為極糟糕的BBB-。全球幾間主要核電公司，在過去幾年內更是持續虧損。單從市場角度來看，如今在沒有政府出資支持的情形下，已經不可能新建核電廠。

核能依賴所遮蔽住的真相

與此同時，再生能源在國際間卻持續快速成長，對再生能源的投資已經遠遠超過對核電的投資。過去10年內，風力裝置容量是核能的37倍，太陽能是核能的6倍。即使是近年來大力發展核能的中國，其在風力及太陽能的投資上都遠勝核能。當環境外部性納入考量時，許多政府在發展再生能源初期，都會提供補貼措施或實施饋網電價以鼓勵此產業發展，然而在技術逐漸成熟以及規模經濟形成後，再生能源之成本已經大幅度下降，甚至跨越「歷史交叉點」，成本已經低於核電。

由此可知，即使沒有福島核災，全球核能產業發展也早已陷入瓶頸，所謂的核能復興只是空中樓閣。單就經濟面考量，發展核能過程中已有太多不確定因素。而核安的高度不確定性，更讓使用核電的風險變得更難掌握。施耐德在2005年時即對福島核電廠提出過警告，指出將使用過燃料棒儲存在核電廠內冷卻池中的危險，當時福島縣之事雖然在意此事，但鑲嵌於核電產業中的自大與傲慢，最終還是讓災難發生。這自大帶來核災，而在善後處理過程中，這種態度仍無所不在。

除了核產業內部的根本問題外，施耐德也特別指出，投資核電的同時，就意味著有限資源不能投入到更有效率的其他領域中，包括節電、提昇能源效率以及發展再生能源等。換言之，對核電的依賴讓我們沒機會反省集中式的發電體系，讓我們對能源與發展、能源與社會的關係失去想像。

身為法國人，施耐德對法國的核電依賴及迷思有著深刻反省，核電大國的法國竟創造出約4百萬的能源窮人。在台灣社會仍普遍存在「德國之所以有能力廢核，乃因從法國進口核電」的錯誤認識時，施耐德也指出在今年2月的嚴冬裡，是自鄰國進口的電力拯救了法國電網，而進口電力中有將近4分之1來自走向非核的德國。

可以選擇 也必須選擇

身為一個核能研究人員，同時也是國際核分裂材料小組成員，施耐德卻很早就認識到為公眾提供更多正確核能資訊的重要性。這也是他創辦能源資訊中心的目的，希望最終能擴大民眾在環境及節能議題上的參與。

90年代初，施耐德前往日本，在與日本學者高水六三郎會談後，他驚訝發現法、日這兩個核能依賴國家面臨許多相同的問題，因此開啟兩方對鈽利用的研究。1997年，施耐德與高水先生因為「警告這世界使用鈽的巨大危險性」，共同獲得在國際上享有盛譽，有另類諾貝爾獎之稱的正確生活方式獎（Right Livelihood Award）。施耐德是這麼說的：使用核能絕非宿命，而是種選擇。雖然我們仍持續生產並使用鈽，然而我相信，我們絕對可以終結這種專制。

行文至此，不禁好奇，在國際核能產業已經陷入財務困境的同時，究竟是使用什麼樣的技術與成本估算，讓台電仍能長久宣稱核電是最便宜的能源。而台電近來反駁核四廠改建成天然氣廠的提議時，提到美國尚有52座反應爐在建造中，卻全然不提這些反應爐的起造時間及工程延誤問題。如果台電或其他政府官員是因為未取得足夠專業資料，而持續發表這類誤導言論的話，歡迎在施耐德來台期間，參與相關論壇加入討論。我們相信專業與否不是有權者說了算，唯有公開面對同業及社會其他領域的質疑與辯論，專業才經得起檢驗。

氣候變遷為當前各國政府面臨的重大課題。台灣對氣候變遷有高度貢獻與高損害的雙重關聯，政府應將其列為「極重要的」議題來處理。我們認為，政府因應氣候變遷措施有三大面向的問題，分別為組織、政策與立法，每個面向都有檢討調整的必要。

在組織方面，目前對於氣候變遷的組織因應，較多非制度化的任務編組，而且在不同的部會零星建制，欠缺全盤規劃，且將減量與調適分屬不同機關辦理，形成政策的分離。我們認為，氣候變遷議題需要全盤思考並連結多元的資源力量，更應以高調的方式強調施政的重要性。因此，我們建議除了充實各部的職掌（例如環境資源部）外，宜透過立法在行政院下設置跨部會的氣候變遷政策統合與協調機制，由專責的政務委員主導，幫助行政院長結合各部會首長統籌氣候變遷決策。

在政策方面，政府雖然提出各種計畫與政策，但這些都容易淪為口號或僅處理邊緣的問題，欠缺高調的全面政策規劃。目前，溫室氣體減量的目標仍然定位不清，推動的調適綱領僅是學者進行研究計畫的累積，對於國際參與的方式與定位也大都流於制式與表面。我們認為，政府應該全面規劃氣候變遷政策的藍圖與進程，而不是停留在一再重複的「節能減碳」。政策的推動，應以市民社會的共識為基石，提出明確的減量目標，並且全面檢討氣候變遷的調適機制，政府機關人員必須更投入，不能僅仰賴個別的研究或調查計畫。在國際連動方面，必須釐清國際參與的目的及策略，並與國內政策連動思考。

在立法方面，目前立法行動遲滯零碎，且有往能源與產業傾斜的現象，忽略核心議題且未能與既有制度結合。我們建議，政府應該結合前述的政策藍圖，短期內提出因應氣候變遷的全面向框架性立法，並有計畫有決心地推動後續立法。具體的個別立法必須實質處理核心的減量與調適問題，並結合既有的環境影響評估、空氣污染防制法、災害防救以及環境責任等法制，提供氣候變遷立法因應的整體法制基礎。

整體檢驗台灣當前在組織、政策與立法面向的因應作為，我們認為目前所提出的項目看似多樣，但多淪於零碎片段，欠缺全面而深度的思考，無法形成有效健全的制度基礎，也因而無法感受政府的強烈用心與企圖。我們期待今日所提出的思考方向，能促成政府未來對氣候變遷議題有更紮實、全面而深層的作為。

周桂田：民眾不同意犧牲環境補貼經濟

我們從氣候變遷風險感知、永續社會風險認知、風險溝通，以及風險治理與專家政治四個方面進行相關的氣候風險調查，調查結果如下。

1. 民眾已將氣候變遷視為全球最重要問題

台灣在全球化資訊開放與近年來氣候變遷相關議題（國光石化、極端氣候災害）背景下，民眾把氣候變遷視為全世界最嚴重的問題（76.4%）。以滿分10分作為嚴重性的評價，全體受訪者平均為8.42分 。對於氣候變遷能否停止（因一些作為減緩或大自然修復），台灣民眾較為樂觀，63.5%認為不是無法停止的，同時65.1%不認為氣候變遷問題被誇大。

2. 民眾已漸認同經濟發展與環境永續可以兼顧

台灣民眾有72.2%認為落實環保亦能促進經濟發展，69.1%不認為落實環保會阻礙經濟發展，也就是台灣民眾認為環保與經濟可以兼顧，亦有37.4%受訪者認為對抗氣候變遷可以對經濟成長有正向幫助。甚至有57.9%的受訪者認為政府調整高耗能、高污染產業結構會影響經濟成長時，仍然願意支持調整產業結構。

3. 民眾自評採取氣候變遷行動已有進步，尚待加強

40.4%表示已採取對抗或減緩氣候變遷的行動（包括大部分作到14.4%、以及一部分作到26.0%），不過也有近五成六(55.8%)受訪者表示沒有採取對抗或減緩氣候變遷的行動。

4. 高達八成以上民眾願付代價（willing to pay）支持再生能源發展、且大多數民眾不支持核能替代、近八成不同意將水資源優先給予產業園區而犧牲農民

台灣高達80.6%的受訪者認為替代性能源可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但在核能替代方面，有高達八成二(81.6%)的受訪者願意捨棄價格較低的核能，而「以高電價支持再生能源」，只有一成二左右(12.2%)受訪者表示不願意。有58.5%受訪者表示不同意以核能替代火力發電來減緩二氧化碳排放，僅有三成四(34.1%)的受訪者對以核能減少二氧化碳增加看法表示同意。72.8%表示不同意將水資源優先給予產業園區而犧牲農民，僅有近一成九(18.7%)的受訪者對「政府應優先撥水予產業園區使用」看法表示同意。

5. 民眾願付代價維護環境、不同意政府犧牲環境補貼經濟

高達64.4%的受訪者願意「以較高賦稅來保護環境」，僅28.3%受訪者不願意。且有61.1%的受訪者對「政府開徵能源稅與環境稅」作法表示支持有29.3%受訪者表示不支持。同樣的，有59.3%受訪者表示不同意以油電補貼維護經濟發展，僅32.6%的受訪者表示同意。

6. 世代正義與永續發展意識提高

已有高達八成六(86.2%)的受訪者認為為了後代子孫，即使延緩經濟成長，仍然應該落實環保措施，僅10.6%受訪者表示不同意。

7. 風險溝通仍然缺乏、各種政府風險溝通指標偏低

民眾如此關心氣候變遷議題，但對氣候變遷相關資訊來源僅42.8%表示充足，產生的後果僅45.8%表示充足，對抗減緩的措施僅39.0%表示充足，可見台灣氣候變遷資訊仍須加強；另外，民眾也僅38.2%認為政府已經提出明確氣候變遷政策。並且63.1%受訪者認為政府氣候變遷資訊並不透明公開。

8. 風險治理方面普遍不足，且對政府信任度偏低

超過七成民眾對於政府(71.3%)、地方政府(71.1%)、民眾自身(75.7%)的對抗與減緩氣候變遷行動上，認為做得不夠。且民眾對政府對抗氣候異常的能力信任度僅24.6%，有高達六成八左右(68.1%)受訪者表示不信任。

9. 民眾普遍認為企業未負起企業社會責任

僅8.1%受訪者認為台灣企業有負起企業社會責任，來處理氣候變遷與能源消耗問題，卻有高達八成一左右(81.4%)受訪者表示沒有負起企業社會責任，同時有71.4%受訪者認為企業在氣候變遷對抗與減緩行動上做得不夠，有一成三左右(13.2%)的受訪者認為做得剛好，只有1.5%的受訪者認為做得太過頭。

10. 決策還需更加透明化、增加民間參與、積極與民間合作

僅有兩成二左右(22.1%)的受訪者對「政府氣候變遷相關決策已充分開放透明」看法表示同意，有高達67.4%受訪者表示不同意。至於政府是否已經積極與民間合作對抗氣候變遷則較高，41.2%表示同意，但也有近五成(49.5%)受訪者表示不同意。同時有88.9%民眾認為政府氣候變遷決策應該增加民間參與，僅有6.6%受訪者表示不同意。

11. 近半數民眾信任專家管理氣候變遷，但有爭議時不應依賴專家

近半數(43.5%)的民眾同意將氣候變遷政策交給專家，但有近五成一(50.8%)受訪者表示不同意。至於是否應充分信任專家方面，50.6%受訪者表示同意（包括非常同意14.3%、以及還算同意36.3%），但仍有近四成五(44.7%)受訪者表示不同意。但民眾並不認同若遇到政策爭議應相信政府委派的專家，有高達近七成一(70.8%)受訪者表示不同意，僅兩成二(21.7%)的受訪者同意將爭議交給專家。

林子倫：讓城市成為氣候治理關鍵節點

台灣城市氣候治理的困境包括經濟層面、制度層面、知識層面、政治層面與文化層面。

在經濟層面，主要的問題為自主財源缺乏與人力資源不足。自主財源的不足肇因於在目前體制下，地方政府缺乏足夠的財政基礎。在地方政府財源不足以執行氣候變遷政策時，中央政府的角色定位與補助款項即成為影響地方氣候政策的關鍵。地方政府雖曾提出可能增加地方收入的財政工具（如碳稅等），卻都受到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的限制。惡化的財政狀況同時也造成人力不足的景況，各縣市對於氣候變遷負責人員的範疇界定亦有極大的差異。

在制度層面，又可進一步分為垂直與水平面向。垂直面向的問題為中央與地方權限不明確、氣候變遷相關法案延宕、國際參與合作的限制。中央政府的政策未定與法律的延宕，無法對氣候變遷的影響進行整合的回應，也使得地方政府的角色與責任連帶模糊不清。已有10個縣市加入地方環境行動國際委員會(ICLEI)，已有顯著進展，中央應積極協助，強化合作。

水平面向的問題則有城市內部跨部門協調不足、跨域機制仍待建立、與NGO的合作模式有限。在各縣市內部分工部分，多由臨時性任務編組或在既有單位組織中進行任務分配。在跨域合作方面，目前是以北中南東為城市網絡的基本架構進行協調，但仍有權責劃分不清的情形。

此外，NGO主要扮演環境監測與宣導的角色，合作模式有限。

在知識層面，不論是涉及氣候變遷的專業知識或與地方差異相關的地方性知識，都有知識不足與資訊缺乏的問題。

在政治層面，氣候變遷議題的優先性仍有待提昇，在選舉導向的政治影響下，需要長期、有系統規劃的氣候治理政策，更受到極大的挑戰。

在文化層面，在缺乏強制性政策工具的情況下，如何讓民眾改變既有的行為、改變市民既有的習慣與意識，例如推動大眾交通工具、再生能源等，都有誘因不足的困難。同時，台灣的消費文化中明顯環境意識不足也有待克服。

整體而言，建議應從強化中央政府與城市氣候政策的連結、強化正式的水平溝通與協調平台、加強與國際社會的交流合作、增加各種利害關係行為人的參與、建立多層次的知識網絡等五大方面來因應目前城市氣候治理的困境。讓城市成為氣候變遷的全球化與在地化之關鍵網絡節點，在全球地方化的過程中，城市將扮演更主導性的角色，也可透過跨國城市間的合作，開啟台灣城市氣候外交的新網絡。

丁守中前往核四考察後發覺，核四工程混亂，焊接物料都是沒防輻功能的材質，一旦插入燃料棒，誰敢維修？丁守中直言，工程問題已遭糾正上百次，「一旦發生核災，土地污染無法恢復，趕緊把核四改成天然氣發電廠，萬一出事燒掉，至少不會造成永久污染。」

台電表示，如果規劃核四轉型為天然氣發電廠，需再多花9百多億預算，將導致電價成本漲到每度5.3元，較原本核電發電成本的2.9元高出許多。面對台電以電價上漲為由反對，丁守中表示，核四已花費2千8百多億預算，還得追加563億，完工遙遙無期。而核四發電比率僅佔全國發電量7%，以電廠運作年限40年限來計算，改為天然氣廠每度電多花2毛錢，台電與經濟部拿電費上漲來威脅民眾的說法是誤導。

核電廠的風險是未被計算的成本，曾在原能會服務14年、專攻爐心設計的賀立維強調，爐心設計是不容出錯的精密設計，但核四爐心外的圍阻體都傳出弊案，工程品質堪憂。他指出，核電廠建廠應先通過初期安全分析報告才能發建照，但核四廠通過審核獲得建照7年後，原能會官員才指出當初報告有誤，基本結構與美國機械工程師學會（ASME）要求不符。」

賀立維表示，核災疏散規劃不足，以核二廠為例，疏散方式是將2萬5千多居民疏散到石門國中收容。北部地區一旦發生核災，將疏散5百多萬人，「你問我發生核災該往哪逃，我也無法回答，根本無處可逃！」他直言，核四一旦裝填燃料棒，將是災難的開始。邱文彥表示，雖然總統馬英九保證，先有核安才有核電，轄區境內現有兩座核電廠的新北市長朱立倫也不斷強調「沒有核安就沒有核能」，但那都是在核四「商轉」前提下的討論。邱文彥認為，福島311核災後，世界對核能使用的觀念改變，核電乾淨、安全的神話已被打破，核災後國土即刻成廢土。

第一、草案將國土功能依性質劃分為四大分區，包括國土保育地區、海洋資源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而在四大分區之下，則又細分為不同等級的使用類別，此一規劃較諸目前沿用的分區、分類之下還再分級，堪稱是行政管理上的簡化，無疑值得肯定。不過，在劃定不同等級使用類別的同時，卻又設訂除了四大分區的第一類必須名實相符的做為國土保育、海洋資源維護、農業發展及城鄉發展之用以外，屬於第二類或第三類的次要地區，則規定必要時可檢討移為他用。這樣的制度設計從好的方面來講，是保留彈性以求地盡其利。但是也可能為土地投機客肆行圈地提供了方便的法門。可以預見，這一部分勢將成未來立法院審議立法時各方攻防的焦點。

第二、除了對四大分區下屬的分類土地設計可以檢討移用的機制之外，草案也規定主管機關每五年得視情況調整或檢討各區土地利用情況。此一五年定期檢討機制，相較於前述四大分區之下不同類別土地的機動檢討調整，一方面賦予主管機關可以定期檢討彈性調整的法令依據，使土地管理運用不致流於僵化；另方面由於性質上屬於四大分區層次的檢討，當較不致有不同類別土地移用的情形，未來在立院審議階段，內政部應加大力度溝通宣導，以去除疑慮順利立法。

第三、也堪稱是進步立法的就是，草案規定在法案上路四年內，將由中央、地方分別擬訂全國和地方的國土計畫。此一制度設計，讓地方得以參與轄區內的土地分類之劃設，而不再是由中央一把抓反而未能切合地方特性與需求，自然算是一項進步立法。不過如依草案，此一全國國土的劃設期程將長達四年，也就是先由中央主管機關在法案實施前二年先行做四大分區的原則劃設，接下來再由各地方政府於法案實施後兩年內進行轄區內土地分類的劃設。我們認為這樣的劃設期程似乎過長，也就意謂著最快也要在「國土計畫法」完成立法後四年，全國土地的分區分類才能定案，在全國各地地籍地目資料庫已經建制的今天，這個時程應有縮短的空間。並且最好在劃設的過程中，讓中央與地方攜手合作，而不是分階段各自為政，也可避免在中央劃設階段出現與地方實情落差太大，在地方劃設階段又囿於地方人情利益的包袱而有所偏頗的種種流弊。

第四、草案最令人耳目一新的是打算建構危險地區合法土地被迫必需強制遷移時的補償機制，以十年為期編列一千億元專案預算，在法令上路第六年時，正式啟動危險地區的補償機制。這項新制度的建構，無疑是針對全球氣候變遷及異常氣候日見頻繁的當下，所擬訂出的亡羊補牢或未雨綢繆對策，自然是值得肯定的一項進步立法。唯一值得探討釐清的是，在當前國家財政困窘的情況下，未來十年是否有足夠的財源支應這一千億額外預算開銷。否則立了法卻因財源無著而無法編列，豈不坐實政府主管機關帶頭違法的指控。

「國土計畫法」的早日完成立法，無疑值得期待，但回顧此一法案從民國八十二年推動至今，五度進出立法院都未能完成立法。此番捲土重來，至遲也應在本屆立委任期內通過，否則依屆期不延續的原則，三年後搞不好還要七度叩關。另外除了「國土計畫法」，號稱「國土三法」的另二項法案，即「海岸法」與「濕地法」，也亟應加快研擬立法腳步。如果不能兼顧立法時效及相關法規的配套建制，即可能出現「治一經卻損一經」的負面效應，內政部、行政院與立法院都還有功課要做。

花蓮縣長傅崐萁昨天召開記者會指出蘇花公路災害頻傳，花蓮鄉親為了爭取一條安全回家的路，爭取近20年才爭取到蘇花改工程，如今卻可能因生態停工機制導致工程延宕，批評中央政策罔顧人道。

環保署長沈世宏上午表示，蘇花改是國內首創生態停工機制的重大建設，顯示生態已成重大開發案環評是否通過的主要因素之一。他舉國光石化案、六輕擴建案為例，這些重大開發案因為對中華白海豚造成影響，成為環評主要考慮因素之一；另外像雲林縣積極爭取的湖山水庫案，也考慮水庫興建對當地特有鳥類、魚類、底棲生物的影響。

沈世宏說，蘇花改設定的指標鳥類生態停工機制，是當初環評時經過專家學者、開發單位、地方政府及民間人士、環保團體代表多次開會獲致的共識與結論，且列為環評承諾及開發單位應遵守履行的要件。蘇花改施工迄今，經施工單位調查及環保署稽查，指標性鳥類及其他物種，並未明顯增減，所以至今沒有發生停工情況。

陳清圳指出，湖山水庫橫跨斗六、林內、古坑等地山區，工程腹地對既有生態環境造成永久性毀滅；當初進行環評時，工程主管單位也提出「若遇人文古蹟或保育類動植物棲地即停工」的承諾。

陳清圳說，湖山水庫工程有條件通過環評後，工程單位卻變成只把古蹟遺物遷走、植物移植，或以保育類動物族群自然會「趨吉避凶」、遷徙避開工程破壞的理由搪塞，完全沒有落實承諾，更遑論協助遷徙的古蹟遺物也未完整保留，移植的植物存活率甚低的事實。

陳清圳認為，蘇花改生態停工機制以「指標性物種」做為停工判準，是進步概念，但若讓施工單位或環保單位自行做，不但力有未逮，也有失客觀公正，起碼應委託公正第三單位進行調查評估，才有正當性和可行性。

留下運動公園固然令人感到欣慰，然而地球整體與台灣個別生態環境日益惡化之際，片面滿足人們日常生活之所需，而忽視更為深遠的生態遠見則令人憂慮。「宜人的綠地」是19世紀英國社會改革家提出來用以改善工業革命之後不衛生又擁擠狀況的新城市概念，一個多世紀以來以各種面貌在各國的都市計畫中呈現。在台灣，雖然仍不滿意，但廿一世紀的地球另有更重要且優先的重大課題，亦即如何回復與修補自然的生態系統。不只在政策與實質的環境上做改變，社會及個人的意識層面也頗具關鍵；不只限於郊區林野，城市更是一個重要的決戰場域。因為人口日益集中的城市，才是改變社會及個人環境觀的啟蒙之地，這也是林口野步森林在這場爭論中最為重要的價值與意義所在！

近日台北市政府亡羊補牢進行用地上的林木測繪，但目前仍僅侷限於一定米徑以上的大樹，卻將林下所有的多樣性草本植物與各種小樹苗清除盡淨。筆者於林口野步森林在地推動3年以來，一再透過解說與導覽向市民們展示，森林不只是城市裏的空氣清淨機，不只是過多二氧化碳的吸附機，也不只是看起來綠綠的迷人背景，這片次生林是一處活躍的「生命地景」，是一個具體而微的生態系統，是一處反思人與自然的關係的懺悔室，進能啟發城市與自然新想像的準環境教育中心。重點是生態系統的認知、體驗與保護，而不只是若干樹木的保留。臨接文化一路與仁愛路的這塊國宅段土地，全部面積為5公頃，按既有相關都市計畫的規定，建蔽率為60%，法定空地至少需留設2公頃以上，而野步森林的生態核心區正可相符。換言之，選手村的開發完全可以創意且具體的將建築法定空地留設在野步森林的生態核心區。籲請有關單位深思，想要解脫推出「鑽石級綠建築」卻揹負破壞既有生態系統的負面包袱，請兼容並蓄留下野步森林，不失為生態潮流之中的前瞻之舉！

目前已知在熱帶森林的保護區內，對於環境較為敏感且經評估後脆弱度(vulnerable)較高的物種包含有食物鏈最頂端的掠食者、大型非掠食性的脊椎動物、蝙蝠、居住於溪流環境的兩棲類動物、陸生兩棲動物、陸生蜥蜴、陸生大型爬行類、無毒的蛇類、淡水魚、具較大種子的老樹、附生植物和一些具生態特殊性( 如食物選擇單一化、不同季節間食性或居住地不同且特殊)的物種；脆弱度相對較低的則包含有靈長類動物、地面活動的食蟲性鳥類、大型食果性鳥類、猛禽、毒蛇、生存時需要樹洞的物種以及遷徙物種。當然，也有因保護區的設立而增加數量的物種，包括廣泛分布的樹木和藤本植物、外來動植物等。

值得一提的是，影響這些熱帶森林保護區內的生物多樣性不只和保護區內本身的環境有關，其周圍的地景與棲地同樣扮演重要角色，但卻可能面臨比保護區內更大的環境破壞威脅。根據統計，過去的20-30年間，60個分別位於美洲、非洲與泛太平洋亞洲區的熱帶森林保護區有超過85%的保護區面臨保護區周圍的森林面積減少，只有2%的保護區在保護區外的周圍森林面積有增加，從下圖的比較我們也可以發現就在保護區外的周圍，除了上述森林面積減少的問題外，還面臨嚴重的人口成長、交通量上升、道路拓寬、土壤侵蝕…等問題，這樣的變化其實也同步影響著保護區內的生物多樣性，其中保護區周圍環境變化與保護區內生物多樣性關係，則是以保護區周圍森林面積以及森林火災頻度兩項環境因素最為顯著，相對於保護區內以森林面積、過度獵捕以及非可做木材之森林砍伐等環境因素影響保護區內生物多樣性產生最劇烈，乃有所不同。

對於維持熱帶森林保護區內的生物多樣性最好的策略便是抵抗棲息地破壞和過度捕撈的近因威脅，然而熱帶森林保護區與其周圍的棲息地是緊密相連的生態環境，僅僅執行對於保護區內部的保護將有所不足，將無法有效阻止大尺度棲息地的喪失和退化，以及大幅度提高生物多樣性嚴重下降的可能性。因此，一個沒有同時考量保護區內部和外部威脅的保育策略，預期將更容易發生物種群落變化和基本生態系統過程的崩解，導致生態系統的破壞與衰竭。

保護區是保護熱帶森林生物多樣性的基石。從對60個熱帶森林保護區的研究我們已知道，在可能的情況下，建立保護區周圍一定範圍的緩衝地帶，才是維持保護區內生物多樣性的最佳方法，這無疑也帶來氣候變遷下的另一個需要解決與被執行的議題！此外，氣候變遷下，保護區周圍緩衝地帶的範圍設定與管理策略是否又該有所調整，仍需要科學家與政府部門進一步研究，以更能幫助熱帶森林保護區內的生物適應接續而來的氣候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