潤泰集團總裁尹衍樑去年底創辦唐獎，希望藉由幫助時代的先驅者，啟動人類社會文明的新視野，成為21世紀永續發展重要推手，讓世界邁向更美好未來。

莫為經濟毀環境

首屆唐獎永續發展獎頒給挪威前總理布倫特蘭（Gro Harlem Brundtland），被稱為「永續發展教母」，1987年於聯合國大會發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強調追求經濟發展之際，必須兼顧環境保護與社會公義。

台灣企業家成立唐獎，表揚這位世界級領導人，肯定其推動永續發展的卓越貢獻，這是台灣的榮耀；與此同時，唐獎也為台灣帶來深刻反省的機會。今年9月，布倫特蘭將首度來台領獎，並分享其推動永續發展的心路歷程。我們期待「永續教母」所見所聞，是一個追求永續發展的台灣，而不是只為經濟成長，不惜摧毀環境的台灣。然而，台灣正走在永續的軌道上嗎？

如果台灣是一個追求永續的寶島，怎會有國際級企業長期偷排廢水汙染河川？又怎會有國營企業放縱關係企業把工廠爐渣棄置農田？記錄片《看見台灣》中，許多青翠山巒變成癩痢頭，河川變成五彩調色盤，政府拿不出有效辦法改善，如今為紓解都市房價壓力，內政部竟要開放國家公園內開民宿、闢魚塭，如此一來，國家公園還算是國家公園嗎？更何況，以開民宿、闢魚塭方式來紓解都市房價壓力，豈不是緣木求魚？

環境品質惡化、租稅扭曲與財政惡化，均嚴重影響後代子孫的福祉，許多國家紛紛進行綠色稅改。中研院《賦稅改革建議書》指出，自1990年代開始，包括挪威在內的北歐國家開始推行綠色稅改，課徵環境稅（如碳稅、空汙費）取得收入，減輕社會福利負擔或降低其他有扭曲性質的租稅，以達成雙重紅利的目標。

有鑑於此，中研院建議政府課徵環境稅，將稅收用於對低收入戶補貼，建設永續交通系統，既可增加財政收入，改善環境品質，又能促進經濟成長，改善所得分配，增強國家動能，何樂不為？遺憾的是，財政部以一句「適當時機納入考量」回應，似乎毫無改革誠意，令人扼腕。

全民都應該自省

政府為拚經濟，似乎無暇顧及永續發展，遲遲未能建立綠色稅制的結果，無法讓製造汙染的企業付出應有的代價，也無法帶動高汙染、高耗能產業轉型，最後環境品質惡化的代價則由全民承擔。唐獎頒發之際，台灣的政府、企業和個人都該自省，究竟願意為永續做出什麼貢獻。

「環境知情權」是永續發展很重要的一環，就是本文所要談的「資訊正義」。1992年全球首次永續發展高峰會所制訂的里約宣言中提到，「在國家層級，每個人均有獲取公部門所蒐集的環境相關資訊的權利，包括在其社區內與有害物質排放相關之經濟活動」列為永續發展原則之一。在2012年的約翰尼斯堡永續發展宣言也提到「我們體認到各層級的政策形成、決策制定及執行等過程中，永續發展需放長眼光及廣泛參與，我們以社會夥伴的角色將持續與主要團體維持穩定的夥伴關係。」

2012年的永續發展高峰會的《我們希望的未來宣言》，也在環境知情權方面宣示：「我們認識到需要促進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知情決策，並在這方面加強科學與政策的銜接。」只是，「永續發展」盛會當前，以「綠色能源」之名的受害者就在現場，何其諷刺。

反觀台灣，從1992年到2012年，三次的永續發展高峰會，兩次在里約，一次在約翰尼斯堡，台灣政府和民間NGO組織都有組團參加（不過，在聯合國一中原則下，全部都只能是名義上的民間團體，這暫且不表）。跟隨國際潮流，行政院並成立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經建會（國發會前身）領軍、環保署為秘書處，統籌永續發展事宜，並於2005年開始發布「永續發展指標」，設計出「現況」、「壓力」與「回應」的理論架構，每年發布在這三大層面的永續發展指數。

可惜的是，雖然政府確實「執行了」指標的發布，但並未積極讓社會大眾知悉，而從層出不窮的土地正義與環境正義事件來看，也看不出土地與環境正義政策，有隨著永續發展指標的數值進行檢討和調整。檢討起來，所謂「知情權」或「資訊正義」，雖然有做，恐怕也是只做了半套，決策面的具體回應，仍有待加強。

總統：落實減碳邁向能源永續

中央社 http://www.cna.com.tw/News/aIPL/201306180210-1.aspx

馬總統今天在2013台灣永續峰會致詞說，聯合國定義永續發展為滿足當代需要而不損及未來世代，呼籲各界共同落實減碳邁向永續。

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和經濟部指導，遠見雜誌、台灣西門子、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主辦的「2013 Green Together台灣永續峰會」今天登場，邀請產官學專家針對「綠金動能」及「低碳永續」2項主題分享觀察報告。

總統馬英九致詞指出，他上任以前，台灣人口不到全球千分之三，排碳量卻接近全球百分之一，近年來做了許多努力而能有些微下降，尤其感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長沈世宏強力的推動。

馬總統說，永續發展不僅是環境保護，也包含國土復育，減碳及教育，這不僅是環保署責任，其他部會也都有責任。台灣是天然災害較多的地方，全球暖化對台灣影響首當其衝，減碳是首重工作，但現今台灣能源的永續發展，仍有很大努力空間。

「千架水陸風力機，陽光屋頂百萬座」是台灣永續發展目標，馬總統表示，盼在維持合理電價、確保核安、穩健檢核的前提下，達成對國際減碳承諾，逐步邁向非核家園。

馬總統也提及，瓜地馬拉共和國總統培瑞茲（OttoPerez Molina）伉儷今天上午訪華，雙方會面時問及瓜國能源政策：瓜地馬拉有60%來自水力發電，電價1度電折合約新台幣6元。瓜國電費6元，而台灣90%能源仰賴進口，但台灣每度電價卻僅2.7元。

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溫麗琪在報告時也直指，台灣電價實在太低，減少國外許多綠色能源廠商投資意願，讓台灣欠缺綠色合作投資的機會。

基礎設施有二個狀況，一是像石化這樣大家不喜歡的產業，所以開始時都放在重要人居周邊，但經過都市擴張後，都市邊緣變成市中心，因此產生問題；另一個則是大家都要用的管線，例如天然氣，這類管線錯綜複雜，大部分就落在人口密集區塊，但長期以來都市計劃都知道要談基礎設施和管線，但管線不會移動、在地下默默承受，我們就以為沒有任何狀況。

經過挫敗、災變的城市案例

紐約-二○三○年的城市願景

美國紐約在二○○七年頒布的「二○三○年綠色城市願景規劃」中，即提出紐約面臨基礎設施已百年之危機，因此以維繫紐約、綠色紐約、開放紐約為三大主軸，發展土地、水、能源、交通、空氣品質及因應氣候變遷六個層面之策略，其中強調「全面性修檢」紐約市的道路、地鐵鐵路及基礎設施系統，可見這個北美第一大城已經開始浮現對老舊基礎設施之隱憂。但二○一二年颶風桑迪重創紐約的基礎設施系統，受影響居民超過二百萬人，紐約於二○一三年進一步提出韌性城市之規劃，以長遠風險災害為前提，利用土地使用規劃工具減輕災害風險，建立更有韌性、更能因應災害之大都會。計畫中極少口號型宣傳、非常多落實在策略或空間的行動，說明各面向在二○三○年各種不確定狀況下可能有哪些風險，各單位將如何因應。

紐約也在市長辦公室下成立「長期規劃及永續辦公室」，類似我們各縣市的永續會，但這個組織有強大執行力和控管能力，可同時指揮跨部門橫向議題及各部門之專責事務。

除紐約外，北美數大城市接連面臨基礎設施氣爆之危機，接連氣爆加速美國於二○一二年由總統奧巴馬簽署了「管線安全、確實控管及提供就業法」，正視美國境內管線安全及相關議題。

加拿大-從重工業到綠色移居城市的轉變

此次事件同時點出石化重工業與永續城市發展之衝突，加拿大阿爾伯塔省為人口第四大的省份，也是國內最大生產傳統原油、合成原油、天然氣和天然氣產品的地區，早期為經濟發展而犧牲環境的價值，管道皆為一九五○至一九六○年所興建，隨著都市擴張和人口成長，舊管線已威脅到當地居民安全，二○一四至二○一九年阿爾伯塔省開始進行管道替換計畫，用其他替代的方式繞過城市，同時檢視能源政策，近幾年陸續獲選為綠色城市及宜居城市。

基督城-大災變後先Look Around

韌性與永續城市規劃為因應災變對都市的衝擊，其中最大衝擊是在地與周邊之住民，紐西蘭基督城在二○一一年二月大地震後，面臨極大之衝擊與考驗，為有效重建都市，當地政府進行很多重建計畫，我要強調最前的二個步驟，第一是”Look around”， 首先思考基督城之歷史災情事件、周邊環境與地理條件，災變發生時常急著做事，但卻沒發現都市和其他地方有關連，很多狀況應被仔細檢視；第二是傾聽市民聲音，以階段性之方式規劃未來都市藍圖，社區居民參與災後重建是回復過程中極重要之關鍵，透過居民共同參與重建過程時，居民可以瞭解「這個城市需要什麼」而共同努力建立更不一樣的城市。

撰文／整理／鄭靜琪
採訪／李家維

黃正忠認為，在疫災發生同時，氣候極度異常愈來愈嚴重，甚至出現南北極比台北熱、美西大火、德州暴風雪、台灣不下雨等問題，若不改變，只剩12.26年，就會造成暖化超過2度℃災難。因而淨零碳必須推動、也一定要做到。淨零有三大途徑，一是設定科學基礎減量目標並據此減碳，二是百分百採用綠電，三是抵減（Off-set）剩餘的碳排放，這衍生出複合性商機，背後隱藏的是低碳科技勢力的重新洗牌。

黃正忠建議，企業應將ESG當成創新成長策略，因為從今往後金融機構為了落實永續金融與責任投資，投融資將會看「EPS」，也會看「ESG」，因為必須確保投融資出去一塊乾淨的錢，收回來的本金、利息、或收益都必須是乾淨的錢。金融業的商業模式與金融業務，已經到了必須面臨嚴格檢視的時代。

不過，黃正忠不諱言，低碳發展有諸多挑戰，特別是政府政策面，關鍵的問題包括台灣的低碳政治領導力歸屬那個部會？處理碳有價必須得先處理化石能源補貼政策、該課徵碳稅還是收取碳費？且該由財政部還是環保署執掌？財政部已經不能再迴避碳稅的規劃，應該站出來處理。此外，台灣的交通運具的低碳轉型政策為何？油水電價合理化政策為何？以及台灣企業與政府都不太會做低碳行銷的問題，都是我們必須嚴正以待的。

水利署指出，經過八年治水，淹水面積已經減少，現在會淹水的，都是還沒整治的地區，但是在地環保團體卻不這麼認為，他們指出，河川整治的結果，其實是把淹水地區轉移。

雲林環保人士廖冠貿指出，雲林虎尾、土庫市區，今年淹水嚴重，一方面是因為上游溪流整治，河道被限縮，水流快速往虎尾溪匯流；另一方面，河川地長久被佔耕，河床淤積也是一大原因。

區域排水不良也是市區淹水的原因。以雲林縣斗六市這條農田水利會管轄的排水溝為例，短短一公里的河道，一下寬一下窄，完全沒有整體考量。廖冠貿感嘆，這條排水溝其實就是台灣治水的縮影。雖然中央一再宣稱總合治水，是以流域治理的方式做整體規劃，實際執行的結果，卻還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治水不當反而造災，台中環保人士張豐年醫師指出，以台中中興大排為例，堤防加高之後，內水無法排出，今年蘇力颱風造成市區淹水不退，最後只好把堤防打破，讓內水排到河川，才解決問題。

當然不可否認，治水在許多地區也的確發揮成效，除了傳統的築堤圍堵之外，南部地區也規劃了許多滯洪池。以高雄市寶業里的滯洪池來說，的確解決鳳山地區常年的淹水問題。高雄市寶業里滯洪池屬於公園用地，平常供居民休閒運動，汛期則發揮吸水功能。

位於非都市區的滯洪池，大部分都是農田或台糖土地，土地徵收經費非常可觀

但是位於非都市區的滯洪池，大部分都是農田或台糖土地，土地徵收經費非常可觀。根據水利署資料，這幾年為了做滯洪池，向農田水利會與台糖徵收土地的經費，高達58億。高雄綠色協會魯台營指出，如果目前高雄市所規劃的滯洪池，全部都做的話，光是土地徵收就要384億，如果能改由向農民承租的方式，可以省下大筆經費，也能保留農地農用的功能。

溪流整治也影響河川生態。雲林環球科技大學旁邊的野溪-崙仔溪，曾經是保育類諸羅樹蛙的棲息地，整治之後樹蛙卻消失無蹤。環球科技大學環境資源管理系主任張子見曾經建議，與其整治野溪，不如把學校操場挖深作為滯洪池，不但節省經費，水還可以自然滲透補注地下水，可惜建議並沒有被採納。他認為，雲嘉地區滯洪池大多在下游，中游明顯缺乏滯洪空間。

溪流整治也影響河川生態。雲林環球科技大學旁邊的野溪-崙仔溪，曾經是保育類諸羅樹蛙的棲息地，整治之後樹蛙卻消失無蹤。
水患治理最根本的癥結，在國土規劃，易淹水地區應該因應環境，發展適合的產業，但有些工業區卻設置在易淹水環境。以彰化二林的中科四期為例，為了解決淹水問題，政府在工業區周圍規劃了五個滯洪池，但目前中科四期只有一家廠商進駐。環保團體也質疑，政府一方面修法放寬上游集水區的開發，另一方面又編預算在下游治水，如果繼續下去，台灣恐怕面臨永續治水、永續淹水的循環。

「流域綜合治理特別條例草案」已經送進立法院審議，環保團體質疑，過去的治水成效都還沒檢討，未來的治水計畫也還沒出爐，預算就要先過，未來如何監督？

不論是政府官員、民間團體，都同意靠工程手段無法解決問題，水患治理應該從土地的使用管制著手，如果制度不改變，淹水永遠只能治標，無法治本。

台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系教授廖本全指出，總合治水應該讓居民與民間團體在規劃初期，就能參與決策，共同描繪水患治理的圖像，才能在未來共同分擔水患的風險。

11月27日，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審查「流域綜合治理特別條例」，有立委質疑，治水是經常性工作，以特別預算方式編列，規避舉債上限，是否適當？另外「流域綜合治理特別條例」即將進入二讀，民進黨提案加碼到八百億，也有國民黨立委提案加碼到一千億。

六年六百億，最後會加碼到多少？這些從你我口袋，甚至向後代子孫借來的錢，該怎麼花？是否付諸流水？需要全民張大眼睛，共同監督。

第二篇 產業案例

第三篇 創新設計

第四章 循環技術

根據環保署及台北市環保局過去兩年每月一次在基隆河所做的水質監測數據，在基隆河中、下游河川水體水質分類為丁類河段之下，其河川水質溶氧量應維持在三毫克／公升以上，但在廿四次數據中，民權橋有九次、大直橋有十次、中山橋有十四次，甚至百齡橋有十五次，皆未達該目標值，也即在一年間有半年以上河川水質皆處於汙染狀態，甚至時有死魚。

另北科大最近在基隆河中下游十二處抽水站及內湖汙水廠放流水做水質汙染源調查，發現最大汙染源係內湖汙水廠放流水的生化需氧量和氨氮，在一○八年度排放量每日十五萬噸之下，所排放造成河川缺氧的汙染物質生化需氧量（平均濃度七點五毫克／公升）及氨氮（平均濃度九點一毫克／公升），分別達每日一一三二公斤及一三七三公斤，造成放流口下游在前述廿四次調查數值全面上升，是最主要汙染來源。

依據水汙染防治法第五條，汙水處理廠放流水水質不能超越河川涵容能力，第七條其放流水混合後，應達水體分類水質標準，否則應採總量排放，也即要減量排出或改排於其他可達到的河段，甚至要零排放。

但台北市府卻反而要增加內湖汙水廠的排放量至每日廿四萬噸外，更計畫要在基隆河段側籌建民生汙水廠每日四萬噸及濱江街汙水廠每日十六萬噸，而忽視基隆河水質的存在，屆時恐將再回到卅年前的嚴重汙染狀況。

台北市汙水下水道系統，係原規畫以淡水河系流域性系統的一部分，與新北市及基隆市之一部分整合為區域性系統，是基於淡水河系各支流河川皆缺乏基流量，無法承受汙水處理水的放流，而採海洋放流至今，使得過去汙水下水道的建設可達到改善河川水質的成效。

現台北市府不考量前人協調的成果和建設的貢獻，如何維持兩市原系統之有效合作營運管理，卻未經充分評估，就要貿然耗費數十億公帑進行大擴廠建設，且忽視河川水質和水汙染防治法的規定，對基隆河的水質將帶來無法挽救的人禍；而將區域性系統破壞為台北市獨立系統，已與各國推動流域化、廣域化、共同化的國際趨勢背道而馳。

在此呼求台北市民共同監督守護我們的基隆河，得以世代利用，也讓台北市保有一條可供水上活動的河川。

即使美濃水庫早在扁政府時代已決議不興建，但每到缺水仍不斷被舊案重提，居民擔心這波建水庫的輿論會轉向支持興建「高屏大湖」，將嚴重影響高雄地下水供應、強迫農友離開土地，而經濟部六月將對全體高雄市民做民調，決定是否以高屏大湖開發為美濃水庫替代方案，美濃居民認為這是「暴力投票」堅決反對。水利署長楊偉甫在接受民眾陳情書時保證，沒有地方共識，就不編預算建水庫。

夜行巴士作曲人、演唱者林生祥感嘆，時空變遷，想不到現在還要站出來反大湖，心中五味雜陳。

美濃水庫抗爭20年

早在1970年代，經濟部就提出要在美濃蓋水庫、開發高屏溪流域水資源的構想；在1992年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後，行政院成立美濃水庫建設委員會，預期滿足大高雄地區的供水、發電需求。

但當初水庫選址位於美濃北部的雙溪黃蝶翠谷，其上不只有5條斷層通過，更有破壞黃蝶翠谷生態之虞；加上台灣少子化、可預期用水需求不再成長，以及對高耗能產業的疑慮，在美濃鄉民積極奔走下，2000年扁政府確定宣告不蓋美濃水庫；今年5月8日，高雄市長陳菊也清楚表明反對興建美濃水庫的立場。

但蓋水庫的陰影一直沒有離開美濃，反而從北邊的雙溪移向了美濃南邊的吉洋里、吉合里一帶，也就是原先2003年預計開鑿的「吉洋人工湖」（高屏大湖）計畫。

美濃愛鄉協進會、地球公民基金會、中華電信工會和近50位的美濃鄉親在立法院群賢樓前，要求政府重新思考永續利用水資源的方式，不要一味蓋水庫。

高屏大湖開發影響地下水供應及毛豆農權益

該計畫預計將台三線左右兩側台糖農地開挖、建成人工蓄水湖，總共劃分成A、B、C、D、E五個湖區；其中E區在屏東縣里港鄉一帶，因此又稱「高屏大湖」。預計湖區總面積700公頃，完工後可以蓄水5500萬噸，每日供給34萬噸的水量；總經費包括人造湖工程、砂石運輸計畫、攔河堰、輸水工程等，需252.8億元。

龐大的興建計畫消息一出，立刻引起地方人民的討論。人稱「老爹」的反高屏大湖自救會總幹事黃森蘭回憶，當初政府說蓋「大湖可以蓄水、農用，又可以發展觀光，」一兼二顧。
但在一次社區大學的座談會中，他才了解蓋人工湖會改變地下水文，現行農用的地下水井都將受到影響；且大湖預計一天僅開放150人觀光，根本不可能帶動地方發展。更別提大湖區更是現稱「綠金」的毛豆產地，一旦蓋了大湖，要「去哪種毛豆外銷？」

2005年自救會成立，連續4年吉洋人工湖的預算都遭立法委員刪除；但在2009年莫拉克風災後，人工湖預算悄悄編入「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至里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計畫」中；歷經3年抗議，人工湖計畫才在2013年3月13日遭環境保護署環境影響評估退回，重新進行通盤檢討。

立委要求重啟開發  要求經濟部針對全高雄市民做民調 選擇開發地點

未料，本月7日，國民黨立委黃昭順在經濟委員會上質詢時，再度提起「蓋美濃水庫」的想法，但經濟部認為美濃水庫無法興建，便決定將在6月進行高雄民調，重新評估興建高屏大湖當作「替代方案」的可能性。此話一出，不只逼得美濃人要在蓋雙溪美濃水庫或蓋高屏大湖中抉擇，更要受全體高雄市民投票表決。

民進黨籍立法委員邱議瑩、蘇震清、管碧玲等人到場聲援

反對不當水資源搶奪與暴力投票 美濃人集結抗議

在一批又一批寫著「反水庫」、「要良田」的抗爭白布條中，一群頂著美濃油紙傘、身穿鵝黃滾邊、深藍大衫的客家婦人格外顯眼。

「20年前，我穿著這身『藍衫』，在美濃水庫的壩址結婚、反水庫；今天，我依然要穿著它來反大湖。」美濃國中英文教師黃淑玫語帶無奈的說，美濃人的訴求很簡單，就是不要每逢缺水就只想著蓋水庫，應該要思考多元取水的可能性。

她說，2013年的時候，地球公民基金會、美濃愛鄉協進會等就已經提出改善漏水、開發伏流水、整治東港溪等計畫，來節約、開闢水資源。像是台北市政府投入55億元改善漏水狀況，每日額外省下15萬噸的水。

20年前，美濃國中教師黃淑玫穿著傳統藍衫抗議美濃水庫；今日仍穿著它，反對可能進行的高屏大湖計畫。

愛鄉協進會總幹事邱靜慧說，根據地球公民基金會調查，自來水公司在高屏溪畔設置的伏流水井，一口造價5.5億元，但卻可提供每日約20萬噸水。

伏流水是指位在河床下方、含沙層中的水，可以藉由在地面河流岸邊開鑿監測井，並在井底埋設輻射管，藉由抽水馬達將伏流水抽出、使用。由於伏流水不會因暴雨而濁度飆升，水量也相對穩定，成為未來新興開發的水資源。

讓美濃區居民無法接受的，還包括「挖良田、蓋大湖」、犧牲農民權益的政策。「老爹」黃森蘭說，雖然政府曾說要「以地換地」，維護像他一樣的小農耕作權；但他們耕作的農園雖小，卻也是辛苦經營、照顧才有今天豐收的成果，「很難割捨。」

「而且這次舊案重提，更是用『暴力投票』的方式呈現。」邱靜慧說，立委黃昭順請經濟部做民意調查，只要8成以上民意同意，就要蓋「水庫」；她說，整個旗山、美濃地區僅7萬人，在人口數上根本不敵市區，用「數人頭」的方式來決定蓋水庫，不只顯失公允，更「分化了高雄市民的集體認同感。」

「莫挖良田變大湖，水庫害美濃、大湖毀良田。」現場有知名的金曲獎歌手林生祥、青年客籍歌手黃瑋傑獻唱，簡單的歌詞、鄉土的曲調，在第一代反水庫的美濃人和第二代的美濃青年間傳唱，美濃人捍衛故鄉的決心，20年來都沒有改變。

美濃部分地區已缺水，大湖還將再開井搶水

除了擔心美濃水庫開發，高屏大湖一旦開發，也將對高雄地下水產生嚴重衝擊。吉和里長劉富麒說，當地居民和自來水公司都是藉由開鑿地下水井，取得平日的民生、灌溉用水。據他了解，自來水公司已經開鑿20口井，水資源就已不敷使用；而未來高屏大湖又將開鑿10口深水井當作備用水源，「怎麼能不影響農耕用水？」

吉和里劉富麒里長也說，許多里民、農友向他反映現在地下水井都抽不到水。在他和自來水公司接觸下，才知道接管線還需自付費用，「住在母管邊的，至少2萬；不在母管邊的要按尺計算價格，」目前只有7戶、共出了200萬接水管，「但不是每個人都辦法拿得出錢。」

據邱靜慧觀察，近2個月來已經有40戶居民反映需要接管，部分人家還得請發財車載大型水桶到住宅、農地使用，「甚至還有為了搶水、發生口角」，宛若現代版的「閩粵、漳泉、漢番械鬥」。

她表示，雖然目前無法確定目前美濃缺水狀況，是否和自來水公司開鑿的水井有直接關係；但未來高屏大湖將開鑿更多的深水井，很難讓人不擔心。

吉和里劉富麒里長說，現在南邊美濃的地下水已經抽不太到，未來興建高屏大湖還要再打深水井，難道不會影響農耕、民生用水？

水利署長保證沒有共識，不編預算

針對目前高屏大湖興建的種種爭議，水利署長楊偉甫表示將審慎評估興建計畫，尤其是民間倡議的多元供水方案；他表示，每個方案都有優缺點，但是「都值得考慮。」

同時，他也於今日承諾，「沒有民眾共識前，絕對不會編列興建預算。」將在下個月廣開說明會，加強和民眾的溝通，且絕對歡迎參與民眾錄影、上網。他也保證，大湖建、與不建的政策絕對具有「政策延續性」，不會因為個人任期而有所改變。

對此，邱靜慧表示，希望未來政府在通盤考量、並確定不興建以後，能貫徹這個承諾；而現場民進黨籍立委邱議瑩、蘇震清均表示，會持續以民意代表的身分繼續監督行政機關。至於愛鄉協進會反對的「用民調決定蓋與不蓋」，楊偉甫表示民調只是一個參考工具，因此6月的民調還是會進行，但不會僅憑民調就貿然行事。

To measure water scarcity, hydrologists compare the size of a population with the amount of available water. According to the United Nations, an area is said to be experiencing water stress when annual water supplies fall below 1,700 cubic meters per person.⁵ A region is said to face water scarcity when supplies fall below 1,000 cubic meters per person, and absolute water scarcity is when supplies drop below 500 cubic meters a year.⁶

Regionally, nearly all Arab countries are considered water-scarce, with consumption of water significantly exceeding total renewable supplies.⁷ The region has less than 500 cubic meters of renewable water resources available per person annually.⁸ About 66 percent of Africa is arid or semiarid, and more than 300 million people in sub-Saharan Africa live on less than 1,000 cubic meters of water resources each.⁹ (See Table 1.)

Although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s home to almost 60 percent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it only has 36 percent of global water resources.¹⁰ In 2009, the region had 2,970 cubic meters of water resources per person.¹¹ Although this is not a sign of water scarcity, it is still less than half of the world's average of 6,236 annual cubic meters.¹² Parts of northern China, India, and Pakistan suffer from both physical and economic scarcity. In comparison, the average amount of water available per person in Latin America is about 7,200 cubic meters, although it is only 2,466 cubic meters in the Caribbean.¹³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in contrast, are well endowed with renewable water resources.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about 85,310 and 9,888 cubic meters of water resources per person, respectively, while Europe has almost 4,741 cubic meters.¹⁴ People in these regions also consume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virtual water”—water that is used in the production of goods, especially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ch as grain, which can then be traded. According to UN Water, each person in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excluding former Soviet Union countries) consumes at least 3 cubic meters per day of virtual water in imported food, compared with 1.4 cubic meters per day in Asia and 1.1 cubic meters per day in Africa.¹⁵

Water resources face many pressures, including population growth, increased urbanization and overconsumption, lack of proper management, and the looming threat of climate change. According to the U.N.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 and UN Water, global water use has been growing at more than twice the rate of population increase in the last century.¹⁶ World population is predicted to grow from 7 billion to 9.1 billion by 2050, putting a strain on water resources to meet increased food, energy, and industrial demands.¹⁷

At the global level, 70 percent of water withdrawals are for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11 percent are to meet municipal demands, and 19 percent are for industrial needs.¹⁸ These numbers, however, are distorted by the few countries that have very high water withdrawals, such as China,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breakdown of water withdrawal by sector and region is shown in Figure 2.

Agriculture is one the most water-intensive sectors, currently 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90 percent of consumptive use.¹⁹ Agricultural water withdrawal accounts for 44 percent of total water withdrawal among members of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but this rises to more than 60 percent within the eight OECD countries that rely heavily on irrigated agriculture.²⁰ In the four transitional economies of Brazil, Russia, India, and China, agriculture accounts for 74 percent of water withdrawals, but this ranges from 20 percent in the Russia to 87 percent in India.²¹

Water use in agriculture is often inefficient, which has led to the overexploitation of groundwater resources as well as the depletion of the natural flow of major rivers, such as the Ganges in India and the Yellow River in China. Around 54 percent of the total area available for irrigation is irrigated with surface water, 5 percent with groundwater, and 41 percent with a combination of both sources.²² But when both sources are used together, less than 15 percent of it is surface water, which has led to a doubling of the global depletion of groundwater resources in the last 50 years.²³ The Ganges, Indus, and Yellow River basins in Asia have already reached high levels of water crowding and suffer from sever water shortage due to overuse.²⁴

Policymakers must introduce a variety of measures to address global water scarcity. One important initiative is to support small-scale farmers. Much of the public investment in agricultural water management has focused on large-scale irrigation systems. But supporting smallholder farmers, who in general operate without large infrastructure such as dams, canals, and distribution devices, can decrease the amount of water used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This support must be accompanied by smart subsidies. In India, for example, many farmers who receive free electricity all day are experiencing groundwater depletion due to overpumping.²⁵ To address this issue, policymakers in the state of Gujarat reduced the amount of time that farmers could pump water to eight hours on a pre-announced schedule that meets peak demand but also reduces total water usage.²⁶

Farmers can also use water more efficiently by taking a number of steps, including growing a diverse array of crops suited to local conditions, especially in drought-prone regions; practicing agroforestry to build strong root systems and reduce soil erosion; maintaining healthy soils, either by applying organic fertilizer or growing cover crops to retain soil moisture; and adopting irrigation systems like “drip” lines that deliver water directly to plants’ roots. Rice farmers, for example, can adopt the System of Rice Intensification (SRI), which not only increases crop yields but uses 20–50 percent less water than conventional rice production.²⁷ SRI is an innovative method of increasing the productivity of irrigated rice with very simple adjustments to traditional techniques. It involves transplanting younger seedlings into a field with wider spacing in a square pattern, irrigating to keep the roots moist and aerated instead of flooding fields, and increasing organic matter in the soil with compost and manure.²⁸

While the growing world population is increasing the pressure on land and water resources, economic growth and individual wealth are shifting people from predominantly starch-based diets to meat and dairy, which require more water. Producing 1 kilogram of rice, for example, requires about 3,500 liters of water, while 1 kilogram of beef needs some 15,000 liters.²⁹ (See Table 2.) This dietary shift has had the greatest impact on water consumption over the past 30 years and is likely to continue well into the middle of this century, according to FAO.³⁰

Water challenges are compounded by the fact that agriculture competes with other uses, including hydropower. All forms of energy require water at some stage of their life cycle, which includes production, conversion, distribution, and use. Energy and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are likely to increase over the next 25 years in all regions, with the majority of this increase occurring in non-OECD countries. This will have direct implications for the water resources needed to supply this energy. It is anticipated that water requirements for energy production will increase by 11.2 percent by 2050 if the current mix of energy sources is maintained.³¹ Under a scenario that assumes increasing energy efficiency of consumption modes, the World Energy Council estimates that water requirements for energy production could decrease by 2.9 percent by 2050.³²

Luckily, there are also technical solutions to more-efficient water use in the energy sector. For example, brackish water, mine pool water, or domestic wastewater and dry cooling techniques have been used for cooling power plants. Research is also ongoing into the water efficiency of biofuels, the energy efficiency of desalination, and the reduction of evaporation from reservoirs.³³

Climate change will also affect global water resources at varying levels. Reductions in river runoff and aquifer recharge are expected in the Mediterranean basin and in the semiarid areas of the Americas, Australia, and southern Africa, affecting water availability in regions that are already water-stressed. In Asia—in particular, in countries such as Pakistan—the large areas of irrigated land that rely on snowmelt and high mountain glaciers for water will be affected by changes in runoff patterns, while highly populated deltas are at risk from a combination of reduced inflows, increased salinity, and rising sea levels. And rising temperatures will translate into increased crop water demand everywhere.³⁴

To combat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efforts must be made to follow an integrated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approach on a global scale. This involves water management that recognizes the holistic nature of the water cycle and the importance of managing trade-offs within it, that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effective institutions, and that is inherently adaptive.³⁵

石門水庫對北台灣農業生產、工業發展、防止水旱災害及促進觀光、遊憩產業均有重大貢獻，更是桃園人一個最重要的「寶貝」。

然而，石門水庫也因集水區的環境改變、氣候變遷等因素，導致水庫淤積泥砂越來越多，在壩前水庫淤積面高度從92年的175公尺上升至94年的190公尺，淤砂面積相當於水庫的15%蓄水量。

「延長水庫壽命、降低缺水風險」成為石門水庫94年之後的重要議題，短期目標是讓石門水庫完成不分區供水，包括即時興建「臨時壩頂抽水機組」，每天抽水96萬立方公尺，讓桃園縣民供水不中斷。

中、長期作業包括分層取水工程，在颱洪期間取水庫上層低濁度原水，每天取水量140萬立方公尺。興建中庄調整池，強化水源備援能力，備援水量690萬立方公尺，每天可供應80萬立方公尺乾淨原水。水庫也同時完成電廠防淤第一期工程，每秒排砂300立方公尺，一年約排砂100萬立方公尺。

石門水庫目前已積極趕辦後續的繞庫排砂工程，包括大灣坪防淤隧道與阿姆坪防淤隧道，預定今年7月可獲政院同意，若兩個繞庫排砂工程竣工啟用，初估一年可以排砂量342萬立方公尺，相當於一年的淤砂量，將可解決長年淤積問題，屆時可以維持現有蓄水容量，延長水庫壽命，達到永續利用目的。

2013年世界水資源日官方典禮今(22日)於荷蘭海牙（Hague)舉行，聯合國水資源組織（UN Water)特別將「水生活最佳典範獎」（Water for Life Best Practices Award)頒給日本熊本市以及摩爾多瓦共和國，以表揚對水資源管理的實踐與貢獻。日本熊本市因地下水保存獲得此項殊榮，而摩爾多瓦則致力於全國用水安全與衛生設施而獲獎。

在美國，矽谷水資源保育頒獎典禮（Silicon Valley Water Conservation Awards ceremony)於水資源日前夕，將首座終生成就獎頒給太平洋協會（Pacific Institute) 和共同創辦人Peter Gleick博士。Peter Gleick表示，太平洋協會的核心工作是建立新的概念和方法，去改變我們對於地方和世界水資源的想像，並於問題的根源著手徹底改變現況。

民間團體發表節水創意

而英國非政府組織Sustain也在水資源日當天，發表世界最全面的食物水足跡計算器，只要輸入任何食物的成分和原產地，就能得到最精確的食物水足跡。計算器計畫主持人Craig Jones表示，世界水足跡的議題越來越重要，消費者更需要知道他們吃進肚子的食物水足跡是多少。

身為「接住每滴雨」（Catch Every Drop）運動發源地的印度班加羅爾，全市於水資源日當天舉辦活動，民眾可以參觀班加羅爾住家、公寓和公共場所如何蒐集雨水、處理汙水。「如果我們能夠蒐集從天下落下的每一滴雨，妥善處理所有汙水，那我們就可以滿足班加羅爾53%人口的用水需求。」

公民要求政府做出改變

在歐洲尚有2000萬人無法取得乾淨用水和衛生設施，而歐盟也未將乾淨用水等基本人權正式列入歐盟法律。因此國際民營水資源企業聯盟（AquaFed）趁世界水資源日之際，要求將其列入歐洲聯盟基本權利憲章。

「今天是水資源日，我們不應該只專注節約用水，也應該關心水汙染問題。」中國名投資人薛蠻子在新浪微博表示。像是月前提供上海22%自來水的黃浦江，漂流著上千頭死豬，引起居民恐慌。「而上個月中國政府首次承認癌症村是有毒化學物質所造成，未來將積極處置水汙染問題，」綠色和平組織東亞毒物部門負責人Tianjie Ma表示，工業應當在免受毒害威脅的未來中扮演重要角色，特別是有毒物質主要排放者的紡織工業應該負責提出解決方法。

水資源合作邁向和平大道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擁護和平者寫信給美國總統歐巴馬，文中提到中東邁向和平的路線圖，起點是「水」。路線圖作者特拉維夫國家安全學院資深副研究員Gidon Bromberg，和前任以色列駐歐盟和約旦大使Oded Eran表示，水資源議題協議的簽定對兩方都有好處。

因為巴勒斯坦極度渴求水資源，而以色列則因海水淡化技術進步，水源越來越充足。若兩方願意進行水資源合作並共同處理汙水問題，相信能促進未來的和平協議。

※ 全文及圖片詳見：ENS

回收水利用廠 將蓋八座

經濟日報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S6/7785232.shtml

內政部長李鴻源昨（24）日表示，台灣是水資源不足的國家，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將汙水處理回收再利用，行政院已政策決定朝此方向做，並規劃興建八處回收水再利用廠，預定2016年起陸續營運，屆時中鋼的工業用水將會使用回收水。

政府規劃開發4,000多公頃的桃園航空城，未來需要大量用水，李鴻源強調，台灣有很多地方都是水資源缺乏的地區，如果航空城不使用回收水，也會面臨缺水問題，因此，已計畫在航空城內設置兩座回收水利用廠，未來將先用於工廠的冷卻水，不會給桃園民眾飲用。

李鴻源指出，台灣北部有六成的水是靠颱風，南部高達九成，可見颱風對台灣水資源的重要性，所以我們對颱風可說是又愛又恨。過去缺水就說要蓋水庫，或是清理水庫淤泥，事實上，每天有265噸的用水是當廢棄物丟掉，如果可以回收一半，就可供新北市民眾一天的用水量。

他認為，現在台灣已不可能再興建水庫，就算要蓋，也沒有地方可蓋，所以應該改變思維，多利用回收水，政府規劃興建水資源回收廠，一度要補貼業者20多元，但若要蓋翡翠水庫，1,000億元都蓋不起來，所以台灣沒得選擇。

余範英(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2003年，於幼華、我、李鴻源和黃金山，去參加京都的世界水論壇，看到日本許多城市都在做都市規劃、下水道重新處理、學校社區透水型的城市建設。日本的追求，正是他們一步步著手改變舊有基礎的做法，更是迎接氣候變遷和人口結構問題的準備。

氣候變遷效應帶來極端暴雨，都市若以傳統渠道排放為主要因應對策，反而容易造成洪峰流量聚集。台灣每逢颱風侵襲或是雨季來臨，城市就為內澇所苦，歸究原因應與全球暖化、超抽地下水、地層下陷、不當土地利用等因素有關。

北北基生活圈密不可分，民眾的參與及整合亦是都市發展中極重要的一環。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與新北市政府年初舉辦「韌性永續新北市」座談會後，認為目前首要工作為建設「透水城市」，恢復水在自然和城市中的正常循環，才能為居民創造良好的宜居環境。

陳伸賢(新北市副市長，前水利署長)

韌性城市是未來城市發展的概念，希望在面對災害時，傷害可以控制而不要影響到人民基本維生。要達到韌性城市，最重要的是系統性思考與整合。

在各種人為與天然災害中，面向很廣，以氣候變遷來說，影響就有缺水、淹水等問題。淹水分為外水和內水，在外水部分，號稱淡水河系的防洪可以達到兩百年，但面對當前的異常氣候，現在保護標準遠低於一百年，淡水河兩岸發展成熟且熱絡，萬一發生災害該如何面對？另外，內水問題就是都市淹水，這也是全世界都市化國家共同面臨的考驗。過去降雨強度超過每小時50毫米就是大雨，現在一個小時超過100毫米降雨的情況屢見不鮮，而都市防洪能量超過一小時60毫米即會造成內澇。

現行內水整治方式不外乎是建造雨水下水道系統與抽水站，雨水下水道的保護標準只有三到五年，抽水站運作也有極限，甚至還要考慮人為、機械疏失。因此，新北市政府近年來希望能打造具有韌性的透水城市，城市能自行吸收地表增加的逕流。現在很多工法不只是防洪，甚至可以抗壓。新北市對於透水城市的概念已經起步，希望各位在宏觀的角度給予指教，讓新北市更好。

思考韌性內涵 社會與生態連結

李永展(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在全球化與全球暖化的雙重威脅下，環境敏感地區、自然脆弱度及社會脆弱度等議題在雙重暴露下也成為重大的挑戰。處理韌性城市不應只是思考自然災害，它也攸關社會大眾的生計及生活問題。

建立韌性評估矩陣：3P-T類型及3D架構

韌性有三個組成因子（3D韌性架構）：因應能力、調適能力、轉型能力。因應能力是指維持現狀的穩定性，其改變或轉換的成本較低；調適能力是指增加調整的彈性，改變或轉換的成本介於兩者之間；而轉型能力則是指轉型回應的改變，改變或轉換的成本也會相對較高。

而就干預的不同程度而言，從短期的降低脆弱度衝擊到長期探討脆弱度結構性原因，可分為事後保護（Protection）、事前預防（Prevention）、資產提升（Promotion）、代理轉型（Transformation）（3P-T類型），3P-T類型是一個概念，反應社會保護之干預，可根據其所要探討的普遍性目的及脆弱度類型而分成保護、預防、提升、轉型等四個類別。

將3P-T類型及3D韌性架構整合在一起，便可以建構一個二維向度的評估矩陣（圖），用來評估社會保護方案是否有助於強化受益者的韌性，如果是的話，究竟是透過那個面向：因應、調適、或轉型？此架構中的緃軸（3P-T）說明了方案原本的目的，橫軸則是以韌性來評估後的方案結果。依照這個評估矩陣可作為城市回應脆弱度或建構韌性的不同作為。

舉例而言，我們可以用脆弱度、調適及韌性來檢視北北基三個城市的環境敏感及脆弱度。首先，脆弱度的部分，可將其概念化為三個元素交互影響的函數：暴露、敏感性及調適能力；也就是說，脆弱度的評估必須檢視系統如何造成、對誰造成脆弱。而調適能力則是指減低脆弱度，增加韌性能力；也就是說，調適能力一方面可以抵消干擾的敏感度，另一方面可以強化系統的韌性。

災害總是威脅資源最少的一群

韌性是系統適應負面變化及衝擊的能力，經由吸納、調適及轉型能力的互補，同時在不同尺度並考慮到所有系統組成因子及代理人。韌性思考能妥適地將脆弱團體及其所依賴的生態服務之「社會－生態連結」予以結合，有助於提供妥適的因應對策。

一般而言，氣候變遷、全球化、貧窮、地震、不公平及颱風等許多持續進行的挑戰，經常群聚而嚴重影響到面對這些挑戰時，選擇最少及資源最少的一群人。氣候變遷不只會造成災難也跟脆弱度及風險有關，風險可以在不同區位、不同人口群組、不同部門之間移動，在評估及探討脆弱度與韌性的關係時必須納入多重挑戰。所以在規劃韌性城市時除了考量非氣候因子的環境現象（例如地震）外，關於財富分配不均、社會壓力、還有對長期環境資源不顧後果的剝削之價值思維體系也應納入考量。

即便「韌性」名詞誘人，我們也不能依賴，需謹慎思考，知道韌性政策的內涵（「誰是「韌性干預」的贏家？輸家？），且將韌性做法整合到國土永續發展的規劃及建設上。

施作透水設施 實現透水城市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古沼格(新北市水利局長)

大台北防洪系統推動時程已久，堤防採用兩百年洪水頻率建造，歷經49年到87年三期治理計畫讓外水不淹，並仰賴抽水站及下水道分洪系統；基隆河整治計畫、員山子分洪、河道堤防及集水區治理，自87年到94年皆發揮不錯的效果。近幾年城市人口增加、開發加劇，導致水文條件改變、入滲量減少、集水區集流時間減少、洪水總量增加、洪峰流量上升、洪峰加速到達等問題，這將超過防洪排水設施（治水工程）的保護能力範圍，發生淹水災害。

今年蘇迪勒颱風帶來災害，福山雨量站測量，12小時降下655毫米的雨量，造成新店、烏來地區嚴重損傷，連同前年蘇拉颱風降雨量，再再都打破89年象神颱風創下的紀錄。現今降雨型態和地文、水文條件的改變，都導致工程保護標準期限降低，已給外水防護不小的壓力。

該如何因應氣候變遷所帶來的衝擊？從近十年致災降雨類型來看，要注意五、六月份的梅雨鋒面，一直到秋颱與東北季風共伴效應，這幾個月的致災降雨約占90%，若是透過全面更新下水道及抽水站系統來解決問題，顯然不符合經濟效應。推動透水型城市，治水與防洪必須兼顧。

新北市實現透水城市，我們需要決心與強度，內水部分，以101年6月12日樹林北大特區為例，10小時降雨量達440毫米，尖峰時雨量更高達85毫米，都市排水保護標準只有三到五年，雨量如超過50至75毫米即造成淹水，都市排水系統已無法負荷。推廣透水，首要將水資源概念導入與社區民眾溝通，新北市政府自94年開始，配合林口特定區計畫之開發修訂「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要點，98年起立下全市20個都市計畫區，100年就雨水貯留及涵養水份再利用訂定作業規範，102年更有公共設施用地開發透水保水實施要點，也全面推廣建築基地保水執行要點。目前正努力實施「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更擴及全市，持續推動「新北市透水保水自治條例」，把適用範圍、法令強度逐步提高。

自治條例-補強透水保水

端看未來自治條例有補強管理的需要，新北市自治條例概念綱要如下：一，規定新北市轄內所有開發基地，皆應設置透水保水相關設施；二，基地經營人、使用人，依法成立之公寓管理委員會，對於透水、保水相關設施應具「維護管理」責任；三，加入公權力的要求並訂定罰則。

又於透水保水設計評估基準上，新北市現行訂定的標準比中央營建署略高，保水透水設計量體也希望能持續提升，甚至能成為六都現行建築開發雨水貯留量的最高要求標準。

為什麼要設置透水示範區？我們希望標準可以提高，也有可參考的依循，目前選擇了易淹水區位、公共設施老舊待改善等地區，福祥市場、瓦磘溝沿岸、自

強國中小學、塭仔圳重劃區等都是示範區，其他包括遠東通訊園區及汐止區禮門里人行道路透水鋪面，都是成功的施作案例。

盤點目前成果，包括全面施行透水、保水、雨水貯留及再利用設施建置，內水降雨防護標準也提升至一百年重現期。未來的困境重重，老舊建物都更不易，法令規章有待整合，教育的紮根、系統建置及監測等都需市府與民眾一同努力。

工程手段非萬能 人口密度是挑戰

李鴻源(台大土木系教授，前內政部長)

過去認為工程是萬能，所以建造了大台北防洪系統。這幾年種種問題導致疏洪量降低與淤積，淡水河兩百年平均保護已經無法達到。即使花天文數字建造了全世界最大的抽水站，台北還是會淹水。2003年我和余董事長，及當時的水利署同仁去參加「京都世界水論壇」報告台北防洪，在當時這是非常棒的系統，但台北還是會淹水，水門一關，抽水站就被淹掉，台北好似個大臉盆，但我們不能說三十年前的前輩們是錯的，因為在當時，工程界都相信人定勝天。

台北的淹水問題是內澇及排水不良，二十多年前，水利局第四工程處在塔寮坑溪設計一個80秒立方米的抽水站，解決排水的問題。這麼多年了，為解決龜山、迴龍地區到塔寮坑溪的內水問題，又動工建造各式抽水站，花了幾十億，但問題還是沒解決，因為關鍵不在下游，我們請來當時桃園縣的朱縣長共同商討，因為只要上游的桃園龜山、迴龍地區繼續開發，下游抽水站永遠不夠，工程手段無法解決環境問題。

推動開發 需協調整合部會、局處

新北市可以在林口做三十幾個滯洪池並發揮效果，讓下游新莊、五股、泰山地區的災害減少，但林口鄉公所沒有人力維護滯洪池，問題不是要不要做，而是如何維持系統。都市計畫審議和排水審議要結合，用都市設計的概念來解決淹水問題。簡單的概念，推動時卻會在中央跨兩、三個部，在市政府跨五個局。新北市水利局主導透水城市的推行，若沒有跟城鄉局做密切的配合，是很困難的。

每個部會都會談低衝擊開發(LID)，但實際內容會有出入，交給地方政府執行時，地方對LID的定義也不盡相同，曾在營建署時，我交代寫好完整設計規範，問題在於需政府公告，才有法律約束力。

正視大台北塞進800萬人口的問題

低衝擊開發不能取代雨水下水道，只能輔助、延緩它的使用功能與期限，兩者要達到一個平衡點。當今要做的應是改造學校操場、停車場，讓道路透水，而非投資更多的經費做雨水下水道系統，將低衝擊開發與下水道間的規劃銜接，讓雨水下水道投資經費下降，美化城市，氣溫也能下降，這項投資應立刻啟動。更重要的是，要正視大台北地區塞進八百萬人口的問題，若忽略土地容受力，做再多工程補救都沒有用。台灣當前問題就是上位者政策不清楚，讓人口都往大台北集中，我認為國土規劃是必要去思考的前提。

面對透水城市，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大家把80%精神拿來談技術及設備問題，但只要上位者政策是清楚的，讓下屬有所依循，自然知道做法。談到低衝擊開發多分成兩塊，一塊是政府的基礎建設，另一是社區開發中的公共設施，當初在法令並沒有明確規範後續維護的責任歸屬，直轄市應訂定自己的自治條例，希望在這麼不清楚的狀況下，新北市能夠成為低衝擊開發的示範地。

區域、都市願景與計畫 需與水生態連接

林盛豐(實踐大學建築系副教授，前政務委員)

在談大型開發時，水利部分的災害回饋很有限。這些年新北市開發強度強，開發的量、相關法規與計畫，卻沒有接收到清楚的水利訊息，而有所規範受到限制，這是第一個問題。更需重視下游治水，若區域計畫、水利工程的整體規劃、都市願景整體規劃彼此無法連接，水問題只能減緩卻無法解決。區域計劃與都市計劃中的城市願景，應該要有清楚的災害回饋機制。

第二個問題，我們必須就城市脆弱度擬定出作戰計劃，市長應感受到他的責任，讓資源配置位置能有規劃、有根據，也讓市民能知曉，若是政府無所作為，就只能默默忍受淹水。今日許多縣市對於淹水問題多「依法規處理」，能否解決淹水並沒有一定的答案；資源投資在哪幾個要害，也模糊不清，新北市應該加強規範各大型開發案，容納更多逕流，要讓內水一滴也不外流，這些都要在自治條例裡規範清楚。

透水設備相關規範應該比照消防設施的規定，社區和公寓大廈都需要有維護責任，至少一年檢查一次，若這部分不解決，許多設施都會失去實質效用。五都的規模、專業能力及預算，以及最直接能面對民眾，這些都是市府執行事務的優勢，當地方政府做得好，也能帶動中央注意，把相關的規範納入法律。

做不後悔的示範 要有戰術戰略

陳亮全(前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主任)

今天主題是「由透水做起」，我認為要談應不單單只是透水，更需強調保水，不得誤判。其次，檢視架構需要針對水利工程技術、法規制度、資源的投入，及利益關係人的認知與意願等四項要領探討，觀察達成透水目的需要著重哪些面向。

透水、保水 四項檢視要領

技術面有很多細節可改善，例如校園保水工作，雖不能解決大量透水問題，但仍有可為。特別是緊急應付極端氣候產生的降水，應更積極地研究其他做法。在國外有區分不同等級的學校，分別施作不同透水工程；第二，在法規面需盤整，除都市計畫、區域土地使用要點外，也應檢視建築法規、山坡地開發、農地使用等法令，將這些與透水城市有關的法條細目盤點，才會有技術落實的可能。

第三個是資源面，資源要投入多少，不是編列問題而是分配問題，台灣在工程技術上已屬純熟，癥結點多在社會與經濟層面。政府不是沒有錢，端看規劃、分配與執行的決心。國家層級若很難做到，是不是可從地方政府先做預算調整，由五都帶頭做起。

除了財源規劃，人力資源也是考量因素，不只是水利單位、工程單位，教育工作者也都包括在裡面，甚至是市民的認知與社區分擔參與，議會、民代的推動等等，都需要納入考量，進而形成共識、再付出行動。

透水城市的推動，要有戰術及戰略。新北市可成為其他地區的示範，唯有通盤模擬、估算，才能更具整體性。不後悔的方向與策略是最積極的作為，新北市三百多萬人口，能否有一成的人支持我們，這遠比選舉來得重要，也將會影響未來都市發展。

自然海綿是永續根本

廖朝軒(海洋大學河海工程系教授)

透水城市的內涵與組成，應有系統及深入的探討，LID是從城市規劃及城市設計角度，以頂層策略指導城市發展，協調土地利用、水循環系统與雨水系統的關係，來提高城市可持續性，其中培育人才至為重要，大學水利課程仍與過去一樣，但當前面臨問題已經大不同，教育面應該重新思考。

第二，太重視人工海綿，自然海綿才是維護永續透水城市的根本。政府太過強調硬體設施技術，忽略綠地所扮演的角色，更忽略「減少綠地消失」這件事情。中國目前大力推動海綿城市，但也招來學者批評，若一邊大量開發，把「自然海綿」去除，另一邊期待用人造海綿等小技巧來減少災害，那是捨本逐末。

第三，處理都市雨洪應先考慮治人。水患不只是「水」的問題，更是「人」的問題，沒有人就無「患」可言，應該做的是改造建築、開放空間、基礎建設，讓環境從「不能淹水」到「不怕水淹」。盲目進行治水工程、加上放任易淹水地區進行都市開發，是嚴重的錯誤，傳統水利工程規劃程序，由上而下是城市規劃師、土木工程師、雨水設計師及景觀設計師，未來應該綜合設計程序，讓四者共同參與。

第四，參與方式與各方的潛在利益。傳統城市雨洪管理在排水基楚設施建設、規劃及設計方面職責，一直仰賴工程師，應改變這個情況，讓有既定利益的業主能參與其中，包括公共陳述、意見調查、權力合作及決策制定合作，方能使基礎設施與服務更加符合需求。

人心回歸善良樸實 不是奢求

陳俊成(淡江大學水資源及環境工程系副教授)

水土保持雖為必要，卻無法收到立即成效，不論是洪水或給水，除了問題本質外，更要思考問題的時間、空間尺度，比如說透水城市，須從較長的時間軸來看，前陣子蘇迪勒颱風造成南勢溪上游崩塌，屬於短期災害，因此我們提出的處方，也該因應其時間、空間尺度作處理。試想一下把大台北的汙水抽到八里汙水處理廠，需耗費多少電力，這樣的作法花費過多能源及成本，過去的大系統解決了當時的問題，但在未來幾十年，我們應該開始規劃，甚至留一些地來設置小系統。

治水要治人 價值遠比價格重要

舉我熟悉的淡海新市鎮來說，一般開發案都注重「價格」超過「價值」；但公部門在開發時，不可不考量其背後價值，這樣才能讓開發達到永續。在淡海新市鎮開發中，從淡金路進入新市鎮，也就是將來輕軌要進來的濱海路，很少人知道這裡本是一條河，當初打算加蓋三四百公尺當馬路，但違反水利法，經過地方溝通，中間留了十二公尺，現在形成輕軌、道路、人行道與水爭道的擁擠情形，這樣一個大型開發案，怎麼也要與河爭地？

我的結論是，在討論任何問題時，都該思考其時間和空間尺度，大台北的污水處理，不論是大系統或小系統，也要作長遠規劃。一條河流不只流經大地，也流經它所蘊育的人們心中，我們如果能使河流回歸清新，人心也將回歸善良樸實。

綜合三種生活共同圈 達成永續管理

游進裕(台灣水利環境科技研究發展教育基金會教育研發組組長)

歐盟「SWITCH」計畫(永續城市水管理健康城市新風貌)，曾選定條件各不相同城市，像是祕魯利馬，年雨量只有13毫米，而巴西的貝洛奧里藏特，年雨量近1500毫米，計畫要證明：理念沒有地點差別，不論自然或是經濟條件的差異，都可以做到。

「水資源永續型社區」，以水資源角度所定位之永續型生活共同圈，透過分散式小型生活共同圈的整合，達成對區域性水資源管理、能源耗用減少及下游環境生態維持的永續目標。

生活共同圈又分成三種，第一種是以「雨水管理」角度來看，指具有共同排水出口的區域，即位於同一雨水集水區；如果以「污水管理」角度來看，雨水及污水下水道合流時，所及範圍應與雨水管理的社區相同；雨、污分流時，則為具有共同污水排放出口的區域。第三種是「水源供應」，相同供水口的區域就是共同生活圈，新興開發區在水源供應、雨水管理、污水管理範圍都不同，解決問題需要更多的磨合與討論。

傳統雨水管理的方法已遍佈世界且為最常見的方式，但長期面對氣候變遷狀況下，已越來越無力防止洪水、環境污染及環境破壞等永續發展的問題。每件事情都跨部門，跨中央及地方，理念改變必須花時間，並勇於承擔。

「水多、水少、水髒」 檢視環境承載與健康風險

「水太多、水太少、水太髒」，這三個問題不用專業知識也能聽懂，但須有專業人員研究並執行，且與民眾溝通，方能消除中間的隔閡與認知的落差。

水源供應層面，在各種變動氣候條件下，不應取用超過自然環境的可補充水量，以最少成本、使用最少能源，提供所有市民長期性安全與可靠的水源。雨水管理層面，因應未來氣候變動情境，在維持平衡的自然水資源循環與健康的水環境條件下，降低所有利益相關者的淹水風險至可接受程度，仍需努力與磨合。污水管理層面，應控制污染排放量低於環境承載力，及降低健康風險，提供市民長期的生活衛生。這三個面向考量能綜合解決，才真是達到永續韌性的透水城市。

技師公會回應

梁詩桐(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監事)

透水城市的觀念不論在觀念或實質做法上皆有提升，公會最近三年在水保審查開發部分，有確實把關基地保水，洪峰後水不外流。無論在資源投入或法規方面，新北市都需要逐步落實都市自治條例，如此就能讓開發商、建設商與市民知道市府推動方向。

陳志明(台灣省水利技師公會理事長) /凌邦暉(台北市水利技師公會理事長)

100年時，新北市政府委託公會到林口地區調查雨水滯留池成效，我們調查了280幾件個案，無論是機械式或是重力式雨水滯留池，33%沒有發揮功能，滯留池在當時是先進的做法，需經過建築師設計，再由市府審查，施工完成後驗收。但後續缺乏管理、監督及檢查，調查也發現，大多民眾不清楚滯留池用處，相較於社區式的集合住宅，多成立管理委員會，除發揮雨水滯留池功能外，社區管理委員也做雨水利用，這才有實質效益。

洪啟德(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理事長) / 陳玫英(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常務理事)

山坡地往往訴求自然景觀及野溪保護，都市則是追求發展與建設，兩者間充滿衝突與制衡，自然保育很重要，山坡地就應該做好水土保持，避免太多人為設施，從儲水的立場來看，翡翠水庫有禁止開發，但是石門水庫沒有，因此周遭環境問題就慢慢浮現。城市強調防洪、排水，兩者應相輔相成，目前致力打造透水城市，新建的基地就要做好貯留設施，但老舊建物要靠都更翻新，都市更新無法一蹴即成，至少公共政策要率先做，市府可針對公共設施著手優化，一步一步打造宜居的海綿都市。

結論

陳伸賢:新北市會從名詞定義、未來願景以及做法上盤點，使其更有系統並發揮效果，如同大家所說，後續維護管理才是問題，必須檢查並將責任歸屬明確訂定。天然海綿不隨便破壞及開發，用人工海綿解決淹水及透水問題。很多層面需中央與地方結合，但是地方可以先跨出一步，跟國土計畫、都市計劃及區域計畫結合在一起，這些跟開發的涵容量有絕對關係，需要上位計劃，地方政府應先針對能執行著手，這是最理想的狀況。而現在的價值觀，都是追求開發、發展、繁榮，包括區段徵收和市地重劃，人人希望獲得最大利益的開發方式。這跟保護自然資源、發展都市韌性，以及落實LID有所衝突，希望民眾能夠慢慢改變觀念，而政府也能陸續提高規範標準。我們的熱誠向來不減，「打造透水城市」的路很長，大家的指教、提醒、參與，我們會不斷檢討與改進，相信路會越走越順，理路越來越明。

余範英:

在氣候變遷衝擊下重視水環境與健康生活，推動自然保育與透水觀念不是口號，政府需有執行及落實的通盤考量，今天新北市勇於面對，公開討論、規畫、整理，結合專業與地方、社區、社團作溝通磨合，帶動自發、互動的風氣、作指標性的示範，值得欽佩效法。

台灣永續發展推動多年需要蛻變，中央決心不足不同公部門有不同的障礙，政策缺乏配套導致表面化，行政事權不統一，絕非單一命令即可克服，追求公義需有願景、政策與誘因配合，政策效率講求戰術、戰略。民間對環保永續概念意見強烈，積極參與、分層負責、具體建議、不作酸民，不隨私利與本位搖擺，作維護永續環境內在價值前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