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含前疾管局局長蘇益仁、台大公衛所教授詹長權、前疾管局副局長施文儀等防疫前輩都已表明，有沒有社區傳染已經不是現在防疫的重點，而是應該超前部署，盡速替接下來開學、清明等可能發生傳染的風險預先準備。專家意見已經趨於一致，高規格的圍堵策略可以讓台灣成為全世界最後宣布進入社區傳染的國家，但除非鎖國，否則社區傳染只是遲早的事。相信這麼多專家的背書與支持，足以讓指揮中心說服社會，就是現在我們要調整防疫策略。

1個月前《刺胳針》醫學雜誌發現新冠病毒無症狀傳染的可能性，這個發現已經預告，武漢新冠肺炎與17年前的SARS有明顯差異，想用當年方法成功圍堵這次疫情的機會趨近於零。當年SARS發燒才會傳染，防疫單位的作戰策略相對單純，只要機場港口的發燒篩檢站能揪出病患，只要社區內測量體溫，就能把威脅降到最低。但這次疫情無症狀傳染的可能性，讓隔離圍堵、發燒篩檢、追溯旅遊史等措施的防疫效果打折。這是病毒特性使然，不是台灣防疫做得不好。相反地，正因我們在前期圍堵成功，才能讓現在有餘裕應變下一階段疫情。只要有這樣的認知，就不會糾結於到底是不是社區傳染。

台灣無論確診或死亡個案都相對輕微，民眾普遍對政府深具信心，關鍵在於疫情爆發初期一連串正確的防疫作為。

然而從死後才確診的第19例白牌計程車司機、發病近1個月才確診的第24例，以及高齡又罹患多種共病正在加護病房治療的第27例，在在顯示我們面對的局勢已經悄悄轉變，疫情已經有隱性蔓延趨勢。

前半段我們的防疫重點在圍堵，為的是爭取應變時間，指揮中心已盡最大努力，讓醫療體系完成整備、口罩加速生產、民眾養成衛生習慣。現在該是改變防疫策略，從圍堵到減災的時候了。此刻如果不改變策略，仍把圍堵溯源無限上綱，最後只會造成防疫資源無謂浪費、防疫人員人仰馬翻、社會民心恐懼不安，也會與國際的防疫作為脫軌。

愈來愈多證據顯示，病毒雖然傳染力高，但致死率低，既然認為病毒可能逐漸流感化，我們的防疫作為就應該像流感一樣，改以降低重症發生率及死亡率為目標，針對社區內高風險的族群進行部署，保護最迫切需要保護的人。目前正在加護病房的第27例患者就是警訊，高齡又罹患多種慢性病，是面對疫情最脆弱的族群。如此不但能讓民眾對疫情有正確認知不再恐慌，也能讓國內的防疫與醫療體系不因資源錯置而導致潰堤。

防疫視同作戰，這句話代表著防疫必須專精快速，更也代表著防疫必須隨著疫情與時應變。社區感染不代表防疫破功，我們仍有多道防線守護健康。前一階段的圍堵已替台灣爭取寶貴時間，現在該是向民眾做好風險溝通，讓社會大眾了解局勢以及應變方法的時候。

回顧1個月來的抗疫步調，疫情指揮中心將重點擺在阻絕於境外，此出發點本屬正確，但現實狀況是否如同預料？最早啟動的策略是下機前症狀檢疫，但事後了解，有無症狀並非可靠之鑑別措施。其後於1月26日起管制湖北返台者須居家檢疫，但在1月23日武漢封城之前已有許多民眾返台，當時已不只湖北淪陷，因此有諸多來不及擋的漏網之魚。

近期3起無出國史病例，在1月底與2月初發病，推算其感染，極可能與前述時間來台者有關。直到2月16日放寬病毒檢測對象之前，政府的通報病例與病毒檢測皆以旅遊史或接觸史為要件，結果，受到較早入境或其他地區入境之人士感染者，因無旅遊史，根本無從被檢測、發現，形同將社區病人擋在防疫大牆之外，至2月中回頭檢測而意外找出時，與發病之間已慢了20至30天，其感染源以及其他受感染者已難清查。

這些陸續浮現的跡象顯示，病毒早就進入台灣，而台大公共衛生學院的專家更呼籲，光是數千位武漢返台民眾中，恐就有100多人是感染者，何況還有由其他疫區或國家返台者。這些冰山下的黑數成為社區內隱藏的傳染源。政府瞄準境外的防疫方向與檢驗管制，反而阻延了社區病例的發現。是否有社區傳播，已不值得爭論，此時該做的是正視警訊，速將防疫重心由境外轉至境內，並預測未來發展的各種可能。

尤其是，近日南韓、義大利等國疫情快速攀升，美國亦擔心本土發生社區傳播，顯示在人類對新冠病毒普遍缺乏免疫力的情況下，即使是醫藥衛生發達的國家，病毒亦有能力大量傳播，雖然其致死率約1%，民眾尚無須過度恐慌，但如欲避免社區擴散導致國際抵制台灣經貿，造成更嚴重的全面衝擊，則必須立即針對如何避免及因應大規模傳播之風險，列出各種可能的假想情境，提出應變計畫與演練，且亦應訂出大型活動何種條件下應加以管制的SOP，勿恃敵之不來，正恃吾有以待之，才不會措手不及。

醫療體系與地方政府之警覺心與動員力超前中央要求，是台灣疫情得以防守的真正功臣。在新的階段，社區防禦與醫療防禦同等重要。地方首長、民眾、各行各業，再三呼籲需要擁有透明、充足的資訊，才能扮演政府最佳防疫夥伴，因此，中央實可摒棄擔心民眾恐慌的過度保護主義，在不傷及個人隱私的前提下，讓各界掌握所處時空之疫情現況，以利適時加強個人防護與避險措施、落實有症狀能及早就醫、減少不必要的群聚與大型活動，尤其是各行業亦需要適時對人力資源做好風險管控與風險分散之管理，大家同心協力，強化防疫，守護家園。

防疫最不缺的就是歌功頌德，最需要的是示警與忠告。我們再度肯定防疫人員的辛勞，但也期望防疫方向與動員準備規格，一定要緊追上國內外疫情步調，而跨部門合作，更需要行政院層級全力上緊發條，領導防疫！

COVID-19發生在農曆新年之前，在此期間，預計會有數百萬中國人和台灣人在假期旅行。台灣迅速動員，並制定了具體方法來識別，控制和分配資源，以保護公眾健康。台灣利用其國民健康保險數據庫，並將其與移民局和海關數據庫集成，開始創建大數據進行分析；根據旅遊歷和臨床症狀，在臨床就診期間生成時通報，以幫助確定病例。它還使用了新技術，包括QR碼掃描以及旅行歷史和健康症狀的在線報告，以根據過去14天的航班起始點和旅行歷史，對旅行者的傳染風險進行分類。低風險人群（不能前往3級警報區域），並透過短信（短信服務）消息發送到他們的手機，實施健康申報邊境通行表，以加快出入境手續；至於有較高風險（最近到達3級警戒區的旅行者）在家裡被隔離，並通過他們的手機進行跟踪，以確保在潛伏期他們一直待在家裡。

此外，台灣透過主動尋找嚴重流感症狀的患者（來自國家健康保險[NHI]數據庫的信息），對流感進行陰性檢測，並對其進行重新檢測，提高了COVID-19的發現率。另外還提供免費電話1922，讓市民舉報自己或他人可疑症狀或案件的熱線；隨著疾病的發展，該熱線已滿負荷運行，因此要求各地方政府開設專線作為替代。政府透過慰問與補給，經常進行查訪與鼓勵檢疫人員來解決疾病對受害人的污名化和同情心的問題。這需要很多連結才能快速反應。

台灣在SARS（非典）危機後的第二年，2004年建立了國家衛生總指揮中心（NHCC）。NHCC是災難管理中心的一部分，專注於大型疫情應對，並充當中央和地方以及相關部局處之間的作戰指揮點。 NHCC統一中央指揮系統，包括中央傳染病指揮中心（CECC），生物病原體災難指揮中心，反生物恐怖主義指揮中心和中央醫療緊急行動中心。

2019年12月31日，當世界衛生組織接到關於中國武漢市未知原因的肺炎通知時，台灣官員開始評估從武漢直飛乘客的發熱和肺炎症狀，然後才允許乘客下飛機。早在2020年1月5日，通知範圍就擴大到過去14天曾到武漢旅行，入境時出現發燒或上呼吸道感染症狀的任何個人；對疑似病例進行了篩選，篩選出26種病毒，包括SARS和中東呼吸綜合徵（MERS）。出現發燒和咳嗽症狀的乘客在家中被隔離，並評估是否需要就醫。 1月20日，雖然中國報導了零星病例，但NHCC領導的嚴重傳染性肺炎CECC正式啟動台灣疾病控制中心（CDC），由衛福部部長任命為總指揮官。為了應對新出現的公共衛生危機，CECC努力協調了交通運輸，經濟，勞工和教育部以及環保等多個部會。

在處理危機方面，在過去的5週（1月20日至2月24日）中，CECC迅速制定並實施了至少124個行動項目清單，包括空中和海上邊界管制，案件識別（使用新數據和技術），可疑案件的隔離，主動發現案件，資源分配（評估和管理能力），在確保公民認識疫情的同時，向公民保證與教育，以及與其他國家和地區進行談判，並制定學校與育兒政策以及企業救濟。

在邊境管制，案件識別和遏制方面，1月27日，美國國家健康保險局（NHIA）和國家移民局（National Immigration Agency）將患者過去14天的旅行歷史記錄，與來自NHIA的NHI身份證數據進行了整合；這是在1天之內完成的。台灣公民的戶口登記系統和外國人入境卡，使政府得以追踪最近到過受災地區旅行歷史而處於高風險的個人。那些被確定為高危險（家庭隔離）的人，透過手機進行電子監控。 1月30日，NHIA數據庫得到擴展，涵蓋了來自中國大陸，香港和澳門的患者過去14天的旅行歷史。 2月14日，入境檢疫系統啟動，因此旅客可以在出發或到達台灣機場之前，通過掃描進入線上表格的QR碼來填寫健康申報表。然後，使用本地電信運營商通過SMS，將移動健康申報通行證發送到電話，使風險最小的人可以更快地辦理出入境手續。該系統是在72小時內創建的。 2月18日，政府宣布台灣所有醫院，診所和藥房都可以訪問患者的旅行經歷。

在資源分配方面（後勤和運營），CECC在資源分配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包括確定口罩的價格以及利用政府資金和軍事人員增加口罩的生產。 1月20日，台灣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宣布，政府控制下儲存了4400萬個外科口罩，190萬個N95口罩和1100個負壓隔離室。

在傳播與政治方面，在與錯誤信息作鬥爭的同時，對公民進行安撫和教育，除了衛福部部長每日新聞發布會外，CECC、台灣副總統、著名的流行病學專家，還從總統辦公室定期廣播公共服務公告，並透過互聯網發布。這些公告包括戴口罩的時間和地點，洗手的重要性以及囤積口罩以防止一線醫護人員無法使用的危險。CECC還制定了計劃來協助學校，企業和休假工人。

到目前為止，台灣的結果（截至2月24日）CECC以清晰而富有同情心的方式向公民傳達信息。根據台灣民意基金會於2月17日至18日對1079名隨機選出的人進行的民意調查，超過80％認可衛福部部長因應危機的處理狀況。截至2月24日，台灣有30例COVID-19。這些案件是迄今為止受影響國家中排名第十的案件，但遠少於最初模型預測的台灣進口風險第二高的最初模型。

對台灣未來的挑戰性，首先，在公開訊息發佈主要使用中文和手語。除了台灣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網站以外，沒有足夠的其他語言與在台灣旅行或居住的非台灣公民進行交流。其次，台灣雖然將注意力集中在航空旅行上，但於1月31日在台灣出發前往日本之前，允許鑽石公主號郵輪停靠，並允許乘客在新北市附近的基隆下船。隨後發現該船上已確認有許多人感染。這引起了公眾對社區傳播的擔憂，引發了暫時性的恐慌。政府公佈了遊輪旅客可能去過的50個地點，並要求可能與該旅遊團接觸過的公民，進行症狀監測和必要的自我檢疫。經過14天後，沒有人被確認具有COVID-19。第三，目前尚不清楚這些政策的集中化，是否可以維持到流行病結束，並繼續為公民所接受。

台灣政府從2003年的SARS經驗中，吸取了寶貴的經驗，並建立了公共衛生應對機制，以便為下一次危機採取迅速行動。讓經驗豐富的官員團隊訓練有素的認識到危機，並啟動緊急管理以防範新出現的疫情擴散。

在危機中，政府通常會在不確定性和時間限制下做出艱難的決策。 這些決定必須從文化上考量對人民最適當且敏感度較低的方式。 透過及早的識別危機，每天向公眾作簡報，以及簡易的衛生信訊傳播，政府能夠及時、準確、透明地提供有關流行病的信息，從而使公民安心。 台灣社會如何迅速應對危機並保護其公民利益實為典範。

來源：本篇國際頂尖醫療期刊JAMA原文

觀察人類與傳染病纏鬥歷史，此次掌握致病原已比過去快上許多。1980年代，人類花了數年才找到愛滋病的致病病毒，就連十七年前的SARS，也是疾病診斷數月後才得知病原是冠狀病毒，此次武漢肺炎，在病例出現的兩周內，新冠病毒的「長相」就已清楚的公諸全世界。

由於新冠肺炎與SARS病原同屬冠狀病毒，具高度基因序列相似性，人們於是將曾經立下戰功的「抗煞」經驗派上用場（雖然SARS為何突然消失至今無人能解），慣性地採用病人症狀監測於篩查檢疫，發燒篩檢成為防疫的顯學。

然而，越來越多的科學實證顯示，我們面對的是遠比SARS病毒更狡猾的敵人。新冠病毒的高度傳染性與相對（SARS 及MERS）較低的死亡率造成了全球大流行；有些近乎健康的帶原個案，以無症狀或症狀前傳染的方式讓社區傳播無從捉摸。

研究也發現，體內帶有抗體並不表示對疾病具有中和性免疫，非中和性抗體的存在或抗體濃度太低時，反而有可能增加感染或加重臨床病情；更有甚者，科學家確認了疾病康復者被再次感染的風險，讓傳統的群體免疫模型遭受了極大考驗。

老藥新用尚未露出曙光，預防性疫苗的開發似乎遙遙無期（數十年愛滋病疫苗研發至今仍繳白卷），面對自然界祭出的考題，我們謙卑以對。

也許我們應當反求諸己，重新界定人與人、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防疫科技除了針對病毒與疾病的研發外，也可以幫助人們重新塑造新的行為模式與互動關聯。

如果如許多學者專家預測，新冠肺炎將「流感化」且年年報到，則監測、應變和緩解將會是此疫病循環的三個階段，相信應用新科技可以更有效地幫助三階段整備。

林奇宏舉例，大數據與AI可以利用非線性模型增加監測的敏感度，及早提出預警；物聯網及穿戴式裝置可用於應變時的檢疫、隔離及追蹤，即時記錄個案健康狀況並適時反應；資訊決策系統可有效分流，避免爆量造成醫療體系崩潰；於緩解期時，技術的軟硬體升級、強化資通安全及個資保護更是整備期重要課題；利用社群媒體以加速事實的傳播，互動式關聯資訊科技增加各國疫情透明度，均有利於監控下一波疫情蠢動。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讓我們再一次體認了地球村休戚與共的事實，後新冠疫病的經濟趨勢或許會遭受暫時性的反全球化浪潮席捲，未來也許不再有壟斷的世界工廠，但實質的改變恐怕是（拜資通訊科技之賜）更多微型供應網與區域短鏈的形成，比過去更多的國家或地區將加入新一輪的全球化互動。

後新冠疫病也將暴露出人類社群更嚴重的資源分配不均與健康不對等，為了防疫犧牲的個人隱私將如何弭平，人權與生命保障勢必要重新找到平衡點。開放與集權的社會有不同的防疫策略與面相，人類已在這一波大自然的掃蕩中體悟，生活在地球村須要相互依存，又須彼此包容（必要時還要保持距離），一個覺醒於疫病的人類社會將是相互成全，敬畏自然，具有極強生命力的地球村成員。

轉載自2020.5.1「聯合新聞網」

提出人類正處於瘟疫時代的Eric Toner，認為「全球化」是疫情大規模擴散的主因，事實上這樣的說法，也可以從不同層面得到驗證，比如1月26日由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系統科學工程中心（CSSE）所提出的「新型冠狀病毒擴散模擬」（Modeling the Spread of 2019-nCoV），其模型的核心，便假設了一個由飛機所建構的一個「全球人口網絡」，而城市就是這個全球網絡的節點，人員流動最多的城市，便被預測成為受疫情擴散最嚴重的地方。除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事實上香港公共衛生學院在1月30日時，也在期刊上，針對新型冠狀病毒傳播影響性進行預測，其中也同樣擷取了「飛機航班」的人員流通數量來評估病毒在全球的傳播情況。

無可諱言地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跨國社會經濟體系，加快了人員流動的同時，也驅動了「病毒」大規模的擴散。這也是為什麼新型冠狀病毒在2019年末於中國武漢爆發之後，便在數天之內就擴散到了全球各地。如今除了中國，多數受到疫情衝擊的城市，恰巧都是與中國有著較高經濟連帶的地方，這也不難去解釋，為什麼航空貨運、海運等會是首波受到嚴重衝擊的產業。

環境破壞增加人類「接近病毒」的機會

不過，全球化僅能說明疫情何以大幅擴散，它並不能解釋何以有愈來愈多「人類與動物共通傳染」（Zoonoses）大量的出現，包括1976年發現的伊波拉病毒、1997年的禽流感、2002年的SARS、2009的H1N1，或是近幾年的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MERS）以及如今仍在全球擴散的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都屬於人類與動物共通傳染病。對此，美國國際開發總署（USAID）以Dennis Carroll為首的科學家，2018年2月份曾在《科學》（Science）期刊針對這些與人類、動物之間擴散的病毒進行研究發表，他們指出那些對人類生理造成危害的「新興病毒」，多數上早已是其他動物身上的「常住居民」，這些病毒經過長時間的演化，早已與宿主呈現和平共存的關係，而蝙蝠就是一個直接的案例。

其實多數致命的病毒病不是「新的」，真正的問題可能是——人類因經濟活動關係，人類讓自己與家畜，離這些宿主愈來愈近，同時也讓自己暴露在病毒感染範圍中。包括林地開發、野生動物獵捕，都持續讓人類愈來愈「靠近」這些病毒。

表一：人類與動物共同傳染病。資料來源：WHO、CDC、Shayanne Gal, 2020, One chart shows how the Wuhan coronavirus compares to other major outbreaks and pandemics in the last 50 years.

集權化的中國政治體制與沒有「知情權」的人民

但，如果要解釋中國武漢難以控制的疫情，不能單就全球化、環境破壞來解釋。

中國的集權化、封閉性的政治體制，可能才是讓疫情變得難以收拾的主因。事實上，早在2017年時，《自然》（Nature）期刊上，就曾有一篇撰文，針對中國武漢的P4生物實驗室提出疑慮，這一間實驗室是中國境內具生物安全4級（BSL-4）認證的實驗室，2015年竣工之後，便被預期執行高風險性的生物病原體研究。比如2015年於《自然》（醫學）期刊上發表合成類與於SARS冠狀病毒的論文，或者是2018年「蝙蝠冠狀病毒及其跨種感染研究」都曾有此一實驗室研究員參與。

不過問題並不在於研究的內容，而在於支持這樣一個高風險的實驗室，除必須仰賴高度專業與嚴謹的管理制度外，最為重要的是－研究「資訊透通」與社區「知情權」（Right to know），根據中國提出的資訊第一個病例出現在12月上旬，且患者皆與武漢的華南海鮮市場有過接觸史，但1月24日發表於《刺胳針》期刊上，針對41名患者臨床特徵的研究中，便提出最早於12月1日發病的患者事實上並未接觸過華南海鮮市場，而且按照病毒10到14天的潛伏期來估算，疫情可能早在11月或更久之前就已經開始擴散。這也是為什麼這次中國疫情會受到大量海外質疑的主因。

多重化的原因導致中國疫情失控

如果要探究新型冠狀病毒如今在全球擴展的成因，絕對是多重因素結合而成的結果，全球化、環境破壞是疫情出現的遠因，但真的讓疫情失控的則是中國集權化、高度權力封閉政治體制，這樣體制會讓真實資訊的傳遞被延緩、被掩蓋，而缺乏開放與言論自由的結果，不僅無法抑制疫情的擴張，更可能成為疫情全球爆發的主因。

如今在全球已有許多研究者倡導疫情資料的開放（包括病毒基因體資訊、臨床特徵、傳遞與傳播特性等），可以縮短人類開發出疫苗、公共衛生解決方案的時間。無疑的是，我們已經悄悄進入了「瘟疫時代」。

王宗曦曾任駐美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衛生顧問，十七年前在疾管局，負責國內第一例境外移入ＳＡＲＳ案例的疫情調查。

全力支持醫護 全民配合規定

王宗曦認為，ＳＡＲＳ帶來的危機意識，讓目前對抗新冠肺炎取得不錯的成績，如果要說ＳＡＲＳ教會我們的事，第一是必須全力支持醫護人員，因為醫護是我們對抗疫病最重要的戰力；另一個就是全民配合，居家隔離或檢疫，一定遵守相關規定，這樣的集體意識成為如今對抗新冠病毒的寶貴資產。

與ＳＡＲＳ不同，新冠病毒傳播力更強，但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佛奇（Anthony Fauci）日前表示，我們有幸在社群網路發達的時代，遠距會議、通訊診療與視訊辦公、電商，可幫助我們對抗疫病威脅，度過難關。

理性做出判斷 切莫陷入恐慌

此次世衛組織秘書長譚德塞表現備受質疑，但提到「我們要理性的態度分析事情，依照疫情做出判斷，而不是陷入恐慌。」王宗曦表示贊同。世衛組織最近希望所有國家針對四種狀況做準備，包括單一確診病例、群聚感染、社區傳播和持續且密集的社區傳播，面對四種情境，整合中央地方、醫院社區，進行一次到位的演習。

王宗曦最近也請新竹市五家急救責任醫院進行相關演練。她發現，雖然目前未見大規模社區傳播，但醫護人員已為防疫盡了許多心力，例如支援機場檢疫等，更因責任感而倍感壓力，例如擔心萬一接觸確診病例而被隔離讓醫療量能減少，可能讓其他重病者無法得到照顧。在此時刻，全民應為辛苦的醫護人員多多打氣。

透過案例解析 做好抗疫準備

疫情持續進展，王宗曦援引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上周發表於新英格蘭醫學期刊的文章指出，新冠病毒平均一個感染者會傳染兩到三個人，且通過輕症甚至無症狀患者傳播，意味著控制困難度高於ＭＥＲＳ和ＳＡＲＳ。

新冠病毒已對全世界造成嚴重威脅，主要基於兩個原因，除了已存在健康問題的老年人，新冠肺炎也造成健康成人死亡。目前數據顯示，新冠病毒病死率（case fatality risk）在百分之一左右，介於一九五七年流感大流行的百分之零點六，一九一八年百分之二之間，這說明它比典型的季節性流感要嚴重好幾倍。

面對如此難纏的對手，王宗曦說，如世衛組織呼籲，在此決定性時刻，做對的事會有正面結果，反之，錯事會有負面結果。現在每一個案例、每一個群聚、無論是家庭或醫院，都可以累積我們防疫ＥＱ（疫Ｑ）或本錢，透過案例讓大家做好準備，才能面對這可能是百年一遇的疫病大流行。

答：新冠病毒與SARS病毒的傳染途徑都是從蝙蝠傳給野生動物，再傳染給人類且發生基因突變。新冠病毒確診與死亡人數規模已超越SARS，新冠肺炎死亡率約2.1%，SARS達10%，而MERS（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則高達30%。

SARS主要是發燒時有傳染力，但新冠病毒感染者無症狀時也有傳染力，所以無法以量體溫做為篩檢工具。人體發燒、生病都是免疫系統對外來物質的反應，這和病毒繁殖沒有直接關係。

基本隔離措施還是要做。預防新冠病毒感染，最重要的是勤洗手，不要用手觸摸眼、鼻、嘴等。在美國，生病的人戴口罩，自己做好隔離，不要去上學、上班，至於健康的人，不推薦戴口罩。

戴口罩多少有保護作用，求心安，但台灣發生口罩之亂，完全沒有必要。早年學生們即使生病，勉強去上學，為了得全勤獎，結果生病的人趴趴走，傳染給別人的機率更高。這樣的觀念必須改一改。

問：大眾運輸工具如捷運、公車和高鐵等，有密閉空間，需要戴口罩嗎？

答：流感在美國導致61000人死亡，流感對健康的威脅也很大，但大家好像沒有注意到。現在大家恐慌，以為戴口罩就不會得病，但是台灣目前沒有爆發社區感染，大原則是生病者必須戴口罩，健康的人不一定要戴。

譚德塞表示，雖然新冠肺炎和流感均會引起呼吸道疾病，同樣會透過口沫傳染，但他強調，新冠肺炎病毒絕不是SARS病毒，也不是MERS病毒，更不是流感病毒，它是種獨特的病毒。

此外，根據WHO掌握的資料來看，新冠肺炎的傳染效率不如流感，來自中國的證據顯示，僅1%的確診病例未出現症狀，多數病例在2天內便出現症狀。

其次，新冠肺炎病毒目前沒有疫苗，也沒有人對其免疫，譚德塞提醒，這意味著更多人容易被感染，部分甚至病情嚴重。

最後，全球目前約3.4%的新冠肺炎患者死亡，相比之下，季節性流感導致的死亡率遠低於1%。

對此，譚德塞強調，WHO目前正在進行臨床治療實驗，開發逾20種疫苗，盼能預防感染，另外，全球防疫需要的物資短缺，例如每月需要約8900萬個醫護用口罩、7600萬雙醫檢手套，以及160萬副護目鏡。

另一方面，水泥地過多導致城市缺水，把能夠涵養水源的草地、濕地、林地佔用，雨水多只能當作污水排走，切斷自然的水循環，而地下水越抽越少，引發更多環境問題，必須積極面對。

北北基生活圈已密不可分，舉凡交通、住宅、治水、教育等政策都必須跨行政區域、跨領域溝通、協調，面對資訊爆炸的時代，民眾的參與及整合亦是韌性社會中極重要的一環。如何整合、分配？新北市願與市民一起往前邁進。面對「韌性城市」理念的挑戰，首要工作為建設「透水城市」，恢復水在自然和城市中的正常循環，為居民創造良好的宜居環境。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與新北市政府將共同面對問題、進一步自我檢視並磨合前進，本次座談邀請了國內具有行政經驗或學養豐富的學者專家，以期開啟地方城市治理和民眾安居健康的新里程，並提出公共政策的實質建議和民眾參與模式，建立韌性透水城市的行動，確保市民生活安全與康樂。

n  時間地點

104年11月27日（星期五）上午9：30

新北市政府403會議室（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4樓）

n  與會人員

主持人

1. 陳伸賢（新北市政府副市長）

2. 余範英（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董事長、行政院永續會委員、新北市永續會副主任委員）

專家學者

1. 李鴻源（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前內政部長、余紀忠文教基金會顧問）

2. 李永展（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余紀忠文教基金會顧問）

3. 林盛豐（實踐大學建築系副教授、前政務委員、余紀忠文教基金會顧問）

4. 陳亮全（銘傳大學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客座教授、前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主任）

5. 廖朝軒（海洋大學河海工程系教授）

6. 陳俊成（淡江大學水資源及環境工程系副教授）

7. 游進裕（台灣水利環境科技研究發展教育基金會教育研發組組長）

n   議程（共150分鐘/ 2.5小時）

另一方面，水泥地過多導致城市缺水，把能夠涵養水源的草地、濕地、林地佔用，雨水多只能當作污水排走，切斷自然的水循環，而地下水越抽越少，引發更多環境問題，必須積極面對。

北北基生活圈已密不可分，舉凡交通、住宅、治水、教育等政策都必須跨行政區域、跨領域溝通、協調，面對資訊爆炸的時代，民眾的參與及整合亦是韌性社會中極重要的一環。如何整合、分配？新北市願與市民一起往前邁進。面對「韌性城市」理念的挑戰，首要工作為建設「透水城市」，恢復水在自然和城市中的正常循環，為居民創造良好的宜居環境。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與新北市政府將共同面對問題、進一步自我檢視並磨合前進，本次座談邀請了國內具有行政經驗或學養豐富的學者專家，以期開啟地方城市治理和民眾安居健康的新里程，並提出公共政策的實質建議和民眾參與模式，建立韌性透水城市的行動，確保市民生活安全與康樂。

n  時間地點

104年11月27日（星期五）上午9：30

新北市政府403會議室（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4樓）

n  與會人員

主持人

1. 陳伸賢（新北市政府副市長）

2. 余範英（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董事長、行政院永續會委員、新北市永續會副主任委員）

專家學者

1. 李鴻源（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前內政部長、余紀忠文教基金會顧問）

2. 李永展（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余紀忠文教基金會顧問）

3. 林盛豐（實踐大學建築系副教授、前政務委員、余紀忠文教基金會顧問）

4. 陳亮全（銘傳大學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客座教授、前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主任）

5. 廖朝軒（海洋大學河海工程系教授）

6. 陳俊成（淡江大學水資源及環境工程系副教授）

7. 游進裕（台灣水利環境科技研究發展教育基金會教育研發組組長）

n   議程（共150分鐘/ 2.5小時）

前言

中美貿易的未來發展是全球矚目關心的議題，關心的不只中美，也是全世界。劉遵義校長的著作，掌握充份又分析細密，以他熟知美國政經體制，與了解當今中國經濟發展的軌跡，作及時的觀察、解析、立論與建言，非常感謝交付時報出版，能與長期關懷全球化的影響及當前中美貿易發展的余紀忠文教基金會共同舉辦今日對話，謝謝薛琦教授、徐小波律師與陳添枝教授的參與，陳文茜的主持。

主持

陳文茜(「文茜世界財經周報」主持人)：

今天談全世界最關心的議題，我們看著它發生，但沒有人真的預期到。翻閱全球近代歷史，可以看到每次美國金融危機時都會發動對其他國家不同的貿易戰，但為美國帶來崩潰，一九三Ｏ年代胡佛總統期間的經濟大蕭條，帶來美國一段的經濟繁榮，事實上並沒有解決問題，隨之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間美國成功的把大英帝國打成小英帝國成為國際事務的領導者，去殖民化浪潮後紛紛獨立的世界秩序與發展卻不見全然成型，整體而言歷史不斷的在複製。

經濟學家面臨的困境，在貿易戰中，不只要看經濟結構，還要看因經濟崩潰所崛起的經濟民族主義。簡言之，民族主義包含太多心理學與精神瘋狂學，這都不是用數據可以計算的。當你理性地說，今天貿易戰裡面沒有贏家，要互相依存，但是這些話在歷史上從未發生作用，如何預期前景對經濟學家是很大膽的事。比如說剛看到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紐約時報發表的文章說今年會經濟衰退，而美國聯準會沒有工具可以使用。預言今年可能馬上作錯或作對，預言未來則通通都是困境，現在的美中貿易衝突，或演變全球的各國經濟民族主義，會把人類的歷史帶到哪個方向，今天座談期待給出一些線索。

天塌不下來! 美中貿易戰應尋求共贏之道

劉遵義(中研院院士、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貿易戰對中國經濟其實影響並不是太大。中國二Ｏ一八全年經濟運行成績，實際GDP增長率達到六‧六%，超過六‧五%的預定目標，所以目前看起來沒有對中國造成顯著的傷害。但這必須小心，很多人會因關稅將提高便加快出口，一時是看不清之後究竟有多少影響，到今年第二季、第三季就可開始看見真正的影響。

貿易跟關稅只是中美競爭的一部分，中國跟美國是經濟上、世界領導與科技領導地位的競爭，非同以往。中國大陸發展太迅速，二ＯＯＯ年GDP僅是美國的五分之一，二Ｏ一七年是三分之二，按現在趨勢，一七年後GDP肯定會超過美國；但現今中國人均GDP只有幾千美元，美國人均GDP約為六萬美元[根據統計資料，二Ｏ一八年第三季度，美國人均GDP為六二八六九美元，中國人均GDP為九九ＯＯ美元。]。按現在相對增長速度，中國人均GDP達到美國水平要到本世紀末。所以我想跟大家講「天塌不下來!」的。

中美的競爭與中美的摩擦，大面向是；不能只看貿易，貿易可以作到平衡，但平衡後仍會有問題，誰是老大，誰是老二，這就是問題。華為就是科技競爭中發生的問題，這表示華為做得不錯，翻譯機技術很好，美國急了。客觀說，若美國完全依賴中國翻譯機技術，會有戒心。換個角度，中國完全依賴美國，中國也不放心。雙方都有打算，美國緊張即有「五眼聯盟」(Five eyes，簡稱FVEY):由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和紐西蘭共同組成的國際聯盟，他們禁用華為設備，其實是雙方都有戒心。

貿易戰對中美實際影響皆在可控範圍

首先談談，貿易戰主要是心理方面的影響，圖一最下方一條線是深圳的指數，自去年初已下降差不多三十%。最上方的線是標普五ＯＯ，基本上沒什麼變化，二Ｏ一八年年底其實是持平，今年開始有點變化，貿易戰對美國影響不大，但對中國不是，香港、上海股市都有負面影響，這表示心理作用比較大。

再談，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圖二有兩條線，紅線是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往上走表示貶值；藍線是貿易加權一籃子貨幣指數，雖然對美元貶了很多，最高時大概貶了十%。但看一籃子貨幣，其實貶得不多，約二%、三%左右。美元超強的時候，假如人民幣跟住美元，表示美國貿易只佔中國貿易的二十%，你對其他八十%的客戶都加價，這是沒有道理的。所以看人民幣匯率不能只看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要看人民幣兌一籃子貨幣的匯率。基本上我覺得中國的中央銀行是維持人民幣平均購買力，不是維持兌美元的購買力，所以藍線其實沒有過多升降。

從圖三看GDP增長率，其他國家GDP波動性很大，受到進、出口影響，但紅線的中國相對穩定，表示中國大陸經濟體大，對外依賴性不高，美國更是如此，受外部衝擊效果不大。精準點說，因美國調整關稅，只有在中對美出口商品有影響，而中對美出口的商品佔中國GDP的比例是三‧四%，已經不高。一個最簡單的想法，假如完全不對美出口，也只差三‧四%的GDP。但同時值得注意的一點，中國出口增加值是相對低的，中國的出口在國內增長的GDP很多時候是很低的。是故算增加值，若全部不對美出口，中國最壞打算也是下降大約二‧四%，雖負面但絕對可承受。

此外，貿易戰對美國影響也不大，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其實很低，參考圖四，商品出口大概占Ｏ‧七%，對美國GDP影響不大。所以雙方都有負面影響，中國損失大一點，美國損失小一點，但非大到不能忍受的。

就這個角度，中美能達成協議最好，因關稅競爭是雙輸。也就是為什麼「天塌不下來」。對美國而言，美對中的出口實際增加值比中國高，即如；美出口牛肉，吃的是美國草、喝美國水，增加值大部分在美國；而中國牛吃的是美國玉米，增加值不一樣的道理在此。

中美雙邊貿易差額重新測算

根據出口總值重新測算中美雙邊貿易差額，二Ｏ一七年美國官方估計美中商品貿易逆差是三七六Ｏ億美元，而中國官方估計是二七八Ｏ億美元，這些數字都存在若干缺陷。經重新測算，美方數字有幾個問題:第一，不包括服務的出超、入超，美國的服務出口對中國有大量的順差，差不多四ＯＯ到五ＯＯ億左右；另外，美方把中國經香港轉口至美國也算是中國，這沒有問題。但沒計算美國經香港轉口到中國也算進去，當然不對。所有的內容加減，算出的數字差不多是二五ＯＯ億。這還並沒有算增加值，如果以全部增加值計算，最後貿易逆差估計為一一一Ｏ

億美元[詳細演算過程參見劉遵義(二Ｏ一八)。《共贏:中美貿易戰及未來經濟關係》，台北:時報出版。頁六四至六八。]。這一一ＯＯ億的缺口是可以彌補的，但三ＯＯＯ多億的差距不太可能的。尤其美國一直以來不願意把高科技產品賣給中國，從韓戰至今，美國不許出口高科技商品到中國。

長期競爭不全然負面 可能帶來正向效應

競爭是長期的，中國發展快速讓美國覺得威脅到其世界領導地位。美國能否單方改變全球貿易制度，位居第一的話一定能夠有能力做，這對美國經濟領導地位有影響。歐巴馬任總統時，他提「重返亞洲」與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這帶有遏制中國的目的，這會是長期競爭。競爭並非完全負面，可能帶來建設性的結果，比如超級電腦競賽，二Ｏ一八年的冠軍是美國IBM Summit，二Ｏ一六至二Ｏ一七年則是中國的「神威太湖一號」，兩年都是中國最快。雙方有競爭，自然會引起進步，假如當年不是蘇聯衛星，美國後來驚醒，成功地登陸月球，這就是競爭。

長期而言，在貿易戰裡智慧財產權的問題，關於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是個過程。中國今日授予的專利數量位居世界首位，達到每年三十萬件。中國的發明者和發現者將會與外國同行一樣，要求對自己的知識產權給與有效保護。

強迫技術轉移與資安問題應合作協議解決

強迫技術轉移的問題怎麼產生；中方有規定，外國人可以來投資，一定要有一個本地的合資夥伴(Joint Venture Partner)，既然是夥伴，不可能不看見技術。最近中國推出自由化措施，包括取消設立合資企業的要求，強制技術轉移的議題將很快失去意義。如果不再要求外國直接投資者接受中國的對等合資夥伴，也就不存在技術轉移，顯然也沒有強制技術轉移。另一點是網路安全(Cyber Safety)的問題，中國有些企業會經由互聯網偷竊，這是犯法行為。犯法要嚴懲，可由兩國聯合展開行動，假如能夠達成協議，可以談的攏。故基本面而言，我比較樂觀，關稅的競爭是雙輸，協議能談成的話是雙贏。

填補雙方貿易逆差:加深雙方經濟依賴度

真正讓雙方有利的方式是讓美方有新的生產出口給中方，新的生產會創造新的GDP、新的企業，而非現有市場上把價位拉高。最重要的是能源的輸出、農產品的輸出跟服務業，兩國應該加強彼此的依賴度，就打不起來。

為貿易戰算總帳 關鍵在服貿

薛琦(世新大學講座教授、前經建會副主委)：

我提出兩點請大家一起思考:第一點，如果這場戰爭繼續打下去，會沒有贏家。現在已經開打，時間拖越久越可看到負面作用越來越明顯。第二點，美中貿易戰貨貿是引信，我覺得真正的戰場是在服貿，貨貿其實不是那麼難解決。中國大陸需要美國的能源與農產品，美國農產品的競爭力在全世界大概除中南美洲那些國家外，沒有人是競爭對手。炮彈打出去，首先要點火(ignite)，打出去後，發生作用的是裡面的火藥，服貿是火藥，但是真正產生傷害的是外面的彈殼，彈殼炸起來才是真正帶來損傷(damage)，最難妥協的可能是體制。

美國鑄幣權優勢 貿易戰恐自傷

要了解美中貿易戰的內涵，要從怎麼計算國際貿易收支帳開始。美國要平衡貿易帳的話，國內的儲蓄跟投資帳一定要平衡，美國貿易的赤字等於其國內儲蓄不足，儲蓄不足代表消費太多。美國如果真要平衡他的貿易，只有一條路: 「消費要減少，儲蓄要增加。」這是一個恆等式，但川普不會提及。

另外，美國的經常帳的赤字還是赤字，而美國用什麼東西彌補每年的赤字？就是擁有鑄幣權。全世界只有一個國家可以印鈔票，而且人家還願意接受，就很弔詭，美國印鈔票跟別人換東西，還埋怨別人賣給他東西太多，我以為美國人心裡絕對不想放棄鑄幣權。如果有以上理解大概會得到結論，美國的貿易戰是打假的。因為如真正把它平衡，傷到自己的程度非常大。

這次美中貿易戰主戰場，我認為是服貿，二Ｏ一七年美國整體貨貿赤字八一一二億美元，頗為驚人，GDP占比四‧一九%。但美國在服貿享有二四二八億美元的順差。美國貨貿赤字中，中國貢獻了四十六‧三%，但美對中服貿享有四Ｏ二億（美方資料）的順差，中國僅占十六‧五六%。很明顯美國在全球與美中貿易的強項都在服貿，但不足彌補貨貿的差額。

美對中服貿申訴無門

服貿問題在哪裡? 在WTO上面有服貿協定(GATS) 機利，它有一「爭議處理機制」(Dispute Settlement Body) ，但時效非常不彰，一個案子送進去，到結案大概要十七個月，更難在處理投資爭議，這是問題所在。簡言之，美國如果對中國大陸投資設限要進行申訴好像找不到管道。如客觀地以路人甲身份看爭議，有時也會有點同情美國。

解決貿易體制之爭:中美長期合約、中國開放投資

關於貿易戰體制之爭，第一點，要平衡中美貨貿逆差，有兩個最重要的項目:能源、農業，都需要長期的合約；第二點，服貿裡的模式三就是談商業呈現（commercial presence) [服務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GATS)定義服務貿易的四種模式：「跨境交付」(模式一)、「境外消費」(模式二)、「商業據點呈現」(模式三)、「自然人流動」(模式四)。]，商業呈現就是投資。中國大陸在這項目上，第一是；市場准入，讓你進來但股份不會讓你完全持有，還有營業項目限制，就是國民待遇。今年四月三日美國啟動貿易戰後，習近平在四個領域做出重大承諾，且逐步附諸實施，包括擴大外人投資負面表列及分兩階段開放金融市場。所以看來應該不是問題。

但如何確保承諾項目的落實，尤其是出現爭議時的處理，是問題所在。我的猜測是，如果可以達成某種協議，應該要在這點上雙邊簽一個協議，如果投資方面有爭議時，不能只是你說了算，這很關鍵。除服貿領域外，美方所爭議的項目還包括：強迫技術移轉，政府補貼或主導的商業行為，甚至外匯政策等，涉及的問題更為複雜，且無前例可循，這將更難解決。

因應全球化新變局 思考營運新模式

徐小波(時代基金會創會董事長)：

我提供稍微跟經濟學家不同的思考點與各位分享。基本上我不如劉遵義教授對大陸那麼樂觀，感覺大陸是有很多問題待考，尤其在關注台灣方面，我把感觸分為六點就教。

第一，現在新興市場快速發展，科技突飛猛進，營運模式的千變萬化，以及各類全球化的趨勢，在以上情形下迸進，建議我國學者、政策的擬定者以及企業經營者思考如何因應，這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open question)。

思考大陸國家資本主義 善用台灣經濟優勢

第二，在思考兩岸議題時，應該多花些精神評估與分析大陸實施的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他在全球的擴散，其前途究竟何在?習近平在十九大的時候強調，企業應該接受共產黨的領導，我覺得他在給自己設陷阱，如何領導？共產黨要怎麼領導企業？以往的經驗我建議，大陸未來是否應多思考私營企業、非營利組織(Private Sector)在經濟發展的地位，作為其整體發展或佈局轉型的選項之一。

第三，談到中美間貿易矛盾，不管在台灣或大陸的朋友，多在意中華民族的光榮歷史及受到的屈辱，如今檢視中國崛起自身地位與美國關係與全球的變化。對此，我看法稍微不同，如果大陸有那麼多在改革開放後快速發展的企業，顯示中國人有很多智慧跟創業家精神，有狼性能到全世界發展。但如果中國制度改變，比如說華為、中興通訊或是TCL等企業現在受到西方國家政府打壓，假設這些企業股權結構跟台積電(TSMC)相似，還會受到禁用或重罰嗎？答案是否定的，問題不在民族主義，而在制度。我們回頭想想台灣多年來在中國歷史上創造的自由經濟體系，還有公平正義的概念，如利用稅收提供民間服務與基礎建設，要好好思考台灣的優勢在哪裡。

台灣應思考輸出優勢技術經驗 進軍全球產業供應鏈

第四，回到台灣本身的問題，台灣在未來顯然沒有人口紅利，少子化問題越來越嚴重。這種情況下，台灣的企業、政策擬定者應該思考，我們開發許多不錯的產業，但要如何積極進軍全球不同產業的供應鏈。我們應多思考進軍全球不同產業的供應鏈，對全球各地需要台灣經驗的地區做技術、經驗與知識輸出。製造業、農業、醫療服務業、教育產業，還有社會轉型、經濟轉型以及政治轉型的過程，究竟開發了哪些核心價值，可以讓正在崛起的新興市場國家(包括中國大陸)借鏡，這是需要研究的。

台灣錯失亞太營運中心良機  亡羊補牢猶未晚

第五，台灣有一個很棒的特質，便是台灣企業能到全世界投資、經營，包括中國大陸。不論中國大陸今日多繁榮，我都提醒他們不要忘記在改革開放前後，曾經有一批台商免費提供企業經營的經驗。希望兩岸都要多一點思考，想想看海外台商(包括跨國投資的設廠、跨國合資的經營等)的經濟實力、潛力與策略。

第六，最後談新創事業的培育以及扶植，是未來必須要積極進行的工作，因為新創事業，例如創意產業，不僅具爆發力，更可以讓台灣過去累積的硬底子跟軟實力能夠結合起來綻放光芒。我在大陸形容台灣特別的經濟結構，列出台灣前一千大或前兩千大的企業，保證八十%以上甚至靠近九十%的企業，二、三十年前都是新創事業，包括廣達、富士康等。攤開這些數據會有非常明顯的呈現，世界上少有個國家是這樣的結構，除美國外。

中美貿易戰技術競爭會是持久戰

陳添枝(台大經濟系教授、前國發會主委)：

中美貿易戰，我針對技術競爭的部分來談，即使貿易戰結束，科技上面的爭霸恐怕還是會持續。貿易是雙贏的遊戲，但技術競爭絕不是雙贏的遊戲，而是你死我活的遊戲。我從中國發展的角度來看競爭的本質，或許可以給大家一些啟示。分三個部分來談:中國技術發展的一些政策的演變，二ＯＯＯ年以後的自主創新，衝突的來源。

中國技術政策演變:從自力更生到產業技術市場化

毛澤東提到，作為一個要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最後這道關卡就是科技。所以中國低所得的時代就對技術非常重視。劉遵義教授著作裡清楚說明，一九六Ｏ年研發(R&D)占GDP的比例已經高達二‧五七%[劉遵義(二Ｏ一八)。《共贏:中美貿易戰及未來經濟關係》，台北:時報出版。頁一四Ｏ。]，這是不可思議的。一個低所得的國家可以投入這麼多的錢做技術發展，在西方完全封鎖之下，取不到任何技術的資源，完成「兩彈一星」(原子彈、氫彈跟人造衛星)的研發工作。在西方技術封鎖下，中國「自力更生」，取得的技術具有完整性，技術不見得好，但可達到「功能性」目標，技術投資報酬也不受市場的制約。許多技術可用，但不一定有市場價值，因為它從不需在市場上測試。這三十年來，中國產業技術的進步，不管用什麼方式衡量，都是非常卓越的進步。

產業技術的市場化固然使技術引進的效率提高，但也帶來技術的碎片化(fragmentation)，這也是他們執政者最擔心的問題；廠商只引進其所需的技術，利用槓桿極大化技術的效益。市場化的技術發展使中國產業對西方技術的依賴日深，此反映在零組件和生產設備的大量進口上，也反映在低附加價值率上。這種對西方的依賴使中國決策者不安，當經濟越來越龐大的時候，技術的基板越來越脆弱。例如最近常聽說的「半導體的進口值已經超過石油」。

中國大陸政府帶頭自主創新 從技術邊緣漸入核心

中美貿易戰發生，習近平視察珠海格力講話中提到:「製造業是實體經濟的一個關鍵，製造業的核心就是創新，掌握關鍵核心技術，必須靠自力更生奮鬥，靠自主創新爭取，希望所有企業都朝著這個方向奮鬥。」[摘錄自二Ｏ一八年十月二十二日習近平視察珠海格力電器公司的講話。]。國家政策帶領「自主創新」強調掌握核心技術，核心跟邊緣有很重要的差別，政府並不鼓勵邊緣性的技術開發，但是會投入資源在核心部分。

中美衝突之源:中國技術擴展海外

我認為因技術要擴展到海外才引爆中美衝突，不只是海外的爭奪，還包括:一，中國技術整合者強力吸納西方技術，讓主客異位(核心-邊緣逆轉)，包括非自願性的「市場換技術」的交易；二，策略性的干預西方企業的聯合行為。例如操作國內的「反壟斷法」以取得技術競爭優勢，這明顯反應在最近高通跟NXP的合併案上，中國花了一年多時間審查，還是不願意合作，重要關鍵點在於他想要有些技術，所以必須要做一些安排讓中國可以享受到些技術優勢；三，國際人才和研發資源的競逐。中國廠商逐漸在美國主要大學裡投資各種研發經費以取得先進技術來源。

我的評論是，衝突的根源不是企業，而是政府的問題，政府要想辦法尋求一個全球的解決方法，企業是無能為力的。問題的根源當然是爭取全世界主要技術的主導權，技術競爭的勝負取決於市場，而不是政府，所以市場是非常重要的元素。但技術的成就不是一天就可成功，這會是持久仗。最後，自力更生不是好的技術發展策略，這在過去已被證明。

綜合討論  自主創新、民族主義、鐵鏽帶、一帶一路

陳文茜：

中國早就想發展雲計算裡最重要的核心技術，找了台灣聯發科、趨勢科技跟中國的聯想、Yahoo的創辦人等聚集北京亦莊進行開發[亦莊為北京經濟技術發展區所在地，北京市唯一享受國家級經濟開發區和國家高新技術產業源園區雙重優惠政策的國家級經濟開發區。]，但就是寫不出來。今天中國的阿里巴巴雲、騰訊雲都是跟Microsoft 和Amazon買的。換句話說，即使今天中國最驕傲的，跟雲端有關的產品，還是美國人賺最多錢，中國只是在下層的應用上有點賺頭；其次是大飛機，很重要的創新產業，引擎是美國西屋(Westinghouse)，現在最擔心Westinghouse不賣飛機引擎，中國還無法製造飛機引擎。這就是陳添枝教授提出的自主創新，靠民族主義是無法解決問題，因自己沒有人才，美國把你人才管道直接拔掉。

劉遵義：

中國大陸必須要自力更生。有沒有能力端看怎麼做，蘇聯製造原子彈時，美國沒有幫忙，中國製造原子彈，美國跟蘇聯也都沒有幫忙。法國製造出核武，美國是最不高興的，現在朝鮮也自己製造。新技術肯定要自己做，美國對中國一直都有科技出口的限制，從韓戰到現在都未取消，要超越的話，肯定要走另外的路。

陳文茜：

美中國貿易戰跟日美貿易戰不一樣，不只貿易逆差，不只科技戰，而是有強烈的經濟民族主義。美國不直說威脅自身的全球第一，認為中國侵犯全球生產鏈有問題。全球經濟發展是從過去三、四十年來世界生產鏈形成分工帶動，可是現在美國的川普主義，他的政治訴求是所有生產都應該回到美國。回顧於一九ＯＯ年代時所有的生產都在美國，美工資只有五美元，大量使用童工，政策性的外來移民從三ＯＯＯ萬人快速成長為七ＯＯＯ多萬人，過程中靠榨取外來移民、廉價勞工，當時美國是百分之一的人控制百分之九十的財富，那使一九ＯＯ年美國成為全球GDP第一名。另一次集中所有生產在美自己國內是二次大戰一九四五年。當美國主張已走到如此極端情境，美中貿易衝突可能遠比美日衝突，或美國跟西德、或美國當年跟亞洲四小龍之間的競合複雜的很多，各位同意嗎？

劉遵義：

美國政府政策支持他的企業，金融業在美國影響力很大，比製造業影響力要大。他們能拖垮美國經濟，但待經濟回復後，金融業還是最發達，一點損失都沒有，就證明還是有辦法，還是由他們控制。美國金融業想去中國引進不同的東西，尤其是衍生事務，很多東西都是他們發明的，我個人非常反對，像信用違約互換(CDS)，它是一種保險，但美國工會說這不是保險，也不是賭博，所以不受監管，這是很有問題的。我覺得中國不讓他們進去是合理的，台灣也不應該讓他進來。自主創新不可能自己放棄，現在更加要積極做。

薛琦：

關於技術自主性，看看台灣，雄風飛彈也是靠自己的。我同意如果別人越不給你，在更大壓力下趕快自立自強。至於日本，日本跟今天中國完全不一樣，最簡單的回應是日本沒有國防，軍事跟國防完全靠美國，沒有跟美國談判的力量。

陳文茜：

在一九八七年的時候，美國對台灣也發動過貿易戰。如果蕭萬長先生當時負責談判時已經有台積電，那台積電會否成為美國告訴對象？他也是受政府支持，雖然其運作相當重視私人制度。但是當時的台積電不就類似現在的華為或中興通訊？這中間有何不同?

陳添枝：

美國人深知台積電掌握晶圓專工(foundry)最先端的技術，美國包括高通(quantum)的晶片，如果沒有台積電是做不出來。美國從來不會當作威脅，因為台積電一開始的商業模式就是跟美國互補，到今天為止堅持不賣自己的產品。所以有人要請他收購有產品的公司，台積電一向拒絕。故他的基本策略:只做互補性的(complementary)的產品，不構成美國的威脅。

陳文茜：

美國在乎的是鐵鏽帶(Rust belt)的失業工人，這群人巳成為美國爭執核心。如果是企業團體遊說(lobby)，只要開放就容易擺平，而今天美國在吵的是一群在全球化生產鏈過程中，毫無競爭力的美國工人，基本上是一群在市場經濟跟全球資本主義裡 沒有資格擁有工作、被淘汰的人。但這群人認為:因為我是美國人，所以這工作本來就是我的，全亞洲人手上的工作都是從我這邊偷走的。現在美國的麻煩是這群傳統工業工人(如，卡車司機或是煤礦工人)，這類型的人己形成川普主義最大的支持者，如何擺平這群人，這會成為整個全球化與WTO的現象，已非當時美日貿易衝突或以前的情況可比擬。

經濟民族主義跟國家民族主義、法西斯差別很小。法國一位著名哲學家李維(Bernard-Henri Levy)寫公開信批判本地民粹主義是新法西斯主義。簡言之，今天談貿易戰，從國家民族經濟主義、民族主義到法西斯主義的演變。這個情況蔓延在全球皆是，不只美國，但因美國最強大，有能力聚集形成最大的需索現況，這要如何改善？

徐小波：

美國有個特別的現象，到底是泛泛民眾代表其民族主義，還是美國知識份子在背後激發民族主義？從這個角度思考，川普在美國東北部的大城市特別是華盛頓州(Washington) 、新英格蘭州(New England)的支持者非常少，而是中西部地區在支持他。他首先要爭取農民選票，但他很多措施都無法吸引農民，所以他放鬆跟大陸的談判，大陸也放鬆買美國的大豆，現在的矛盾可說每個月都在改變。美國大選又將來臨，川普能否再當選。在一個民主體制裡是有變化的，中國大陸不了解，還在用舊式民族主義，沒有尊重人民的反應。我們研究大陸問題，第一要研究大陸政權的弱點，便是國家資本主義能夠走到多遠。從台灣觀點，絕不要放棄吸引大陸人民的人心，吸引大陸人民對台灣嚮往，這是最好的機會。

陳文茜：

美國現在有一套美國式的民族主義，而中國出現前所未有的，繼毛澤東後的政治強人，把沒有多大產值的一帶一路，讓很多地方累積對中國的外債，結果反引起全球對中國崛起的恐懼。歷史評價一帶一路，跟現在眾多正面評價會有不一樣的結論。中美雙方都在操作民族主義，用民族主義方式鞏固自身政權。而台灣政治人物只管自己的權力不管國家的利益。現在全球可能許多國家都會出現這種政治領袖，就是危險之所在。

薛琦：

兩年前亞洲基礎開發銀行成立時，普遍覺得這是了不起的，甚至以第二個馬歇爾計劃比擬。但實際內容是很空洞的。一帶一路最好留在說帖中，不做看起來很偉大，一做就所有問題接踵而至。

美國要打破國際分工，要把供應鏈移回來，但真的移回去，就是美國崩跨的時候，因那都是低生產力工作。至於會不會有真正的戰爭？例數每一次戰爭發生都有國家經濟出大問題，目前的美國經濟是有史以來最好，現在美國人敢下賭注嗎？我們常常聽到政治是高明的騙術，古今中外皆一樣，最笨的就是政治家認為自己不是騙人，真正去做傻事。川普很聰明，所以他不會做。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

編輯、整理:湯晏甄、黃雅慧

攝影:林伯東

前言

余範英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今天探討全球與台灣面臨最嚴峻的課題，就是氣候變遷下的治理挑戰。基金會與行政院環保署並肩面對這課題，為內在承擔責任、外在國際的挑戰，及國際組織的貿易障礙作準備。當下2050年的淨零排放已是很多國家的共識，而我們台灣的溫室氣體減量還訂在2050年排放量降為50%以下，已不符合國際新零碳棑標準。這兩天水資源已開始亮紅燈，旱象還在持續發生，不知道未來還會遇到多少氣候變遷的壓力，我們的生態系統此刻正受到嚴重危機。面對氣候變遷壓力不只五缺，最重要缺少的是缺組織架構、缺決心。

環境保護署 沈志修副署長

台灣正處於氣候變遷的影響當中，去年到現在沒有颱風經過台灣，我們正經歷缺水的旱象，這是五十年來最嚴重的情況，去年全球因為疫情的影響使我們的生活型態也受到改變，這是氣候變遷下需要重視的調適機制，行政院也啟動行動方案，現有十六個部會協力執行。此刻我們希望聆聽吸取專家意見，特別是環保署正進行修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法，這法令要往氣候變遷因應的角度思考，所以除減碳之外，調適也非常重要。

期待未來有所謂的負碳技術(如：生物能源與碳捕獲和儲存)或一些科技的研發能夠彌補這排放的缺口。台灣的碳排放大概佔全球的0.5%大約是2.6億噸二氧化碳，最近這兩年己慢慢下降，但面對未來尚需大家一起努力，環保署團隊願意去檢討淨零碳排的時間、路徑，這是台灣作為地球村的一員需要負起的責任。

因應氣候變遷現況、挑戰

蔡玲儀(環保署環管處處長)

不積極減碳 碳排量會繼續增加

在今年初WEF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風險報告明確指出，在七項的全球風險中有四項是與氣候變遷相關，在最近的五年氣候行動失敗，已成為影響程度躍居第一的風險因子。近五年極端氣候是發生率最高的風險，去年全球雖然經歷新冠肺炎，依照估算全球的碳排放會下降，國際報告亦表示會減7%，但在各項的預測裡在疫苗開打後、復甦後，如不積極減碳，碳排量很可能會繼續增加。

把握中央地方減碳行動進度

《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法》在2015年巴黎協定當年通過，關於國家減量目標，各界花了很多心討論，是2050年要根據基準年2005年排放量要降50%以下，我國是全球少數把國家的長期減量目標訂在法律裡，展現台灣對溫室氣體減量的決心。並在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法下，對於有關的推動工作包含要訂定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以五年為一期的階段管制目標，接下來有減量推動方案。減量推動方案是由環保署擬定後，報由行政院核定，有六大部門的行動方案，包含能源、製造、運輸、住商、農業、環境六個部門一起推動減量。然後；地方政府依照推動方案根據各部門的行動方案，訂定每個直轄市之執行方案，進行減量工作。

排碳議程 影響產業競爭力

台灣碳排放的表現與亞洲鄰近國家相比並未落後，但也面臨Race to Zero --2050淨零排放的挑戰，尤其去年2020年有很大的進展。又於中國在去年九月宣布在2060年達碳中和，日本、韓國、美國宣布2050要淨零排放，聯合國秘書長更清楚指出，希望全球參與淨零排放目前參與倡議國家(130國) 占全球排碳總量65%，希望在今年年底COP26會議前能提高到90%以上。

在經濟貿易上，歐盟規劃採取碳邊境調整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 CBAM)，其實這機制在2008年就曾提出，觀察知歐盟這次是玩真的。歐盟2020年開始進行公眾諮詢，很明白的宣布會在6月發布規範草案，甚至於今年3月歐洲議會通過，謂與WTO沒有牴觸，已經開始進行規範工作，預計2023年實施。

美國拜登總統上任後也可能實施就碳密集型產品實施碳關稅或配額，日本也宣布了2050年碳中和目標。台灣是以貿易出口的國家，當歐盟、美國、日本在我國貿易出口佔30%以上時，台灣產業如不積極加速減碳，甚至在國內沒有推碳定價，對我國今後產業的競爭力會受到的影響很大。

淨零排碳需政府部門整合腳步

環保署現面臨兩大挑戰；即是國家長期減碳目標與氣候治理的政府機關權責。在氣候治理中需要國家整体面對氣候變遷挑戰時刻，不論是減緩、調適，都需要政府部門整合，期待行政院有氣候變遷因應會報，加強各部會的統合功能。另外是碳定價調整機制，按照目前的法律架構，有一些無法短期推動的是現有的排放交易制度，環保署與產業界溝通，希藉由收費建構碳定價，使台灣在國內進展對產業收取專款專用於發展產業的低碳技術，才有辦法接續做排放交易，更可透過國際合作機制加速減量工作。當然是把氣候變遷的調適訂定到法律層级，讓運作健全、完整。

上善若水 謙卑萬物

於幼華(台灣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名譽教授)

景觀救國 我國唯一生路

近日旱象，針對台灣的水問題，像中南部來的聽眾大概很有感觸，而我們住在台北因為很幸運有翡翠水庫的呵護，台北、新北都沒有缺水的感覺。依我個人的預測到2060年翡翠水庫，作好水源保護仍可以提供乾淨充足的水源，至於中南部缺水的現象該怎麼辦？我們要探討的是中南部缺水、水髒的現象到底該怎麼辦？我們工業用水的單位能不能配合，是不是一定要半導體的工業大廠來做，這個問題其實五、六十年前的台灣就應該討論，台灣究竟是否應該走工業救國的老路，抑或台灣應該像現在一樣走景觀救國、資源救國的路，把台灣造就成為東方瑞士？可是這個工作簡單嗎；我們需要做40-50年才能有規劃的譜，把台灣往另外一條路上走，在座的年輕聽眾，台灣如果繼續走工業發展的老路，我個人的判斷是沒有前途的也沒有競爭力，如果台灣能夠走景觀規劃、資源珍惜的治國路線，才是唯一的生路所在。

涵養萬物 心存生態用水概念

台灣的水問題有，水太多、水不足、水太髒。髒其實也是一種醜陋，那用水的分配，過去一直沒有把生態用水當作重點，因為農業是真正生態用水尊重自然财的用法，至於工業用水是每單位的水究竟能夠產生多少GDP的唯一衡量的標準，這是我從頭反對台灣繼續推展工業的原因。那我們真正的用水核心理念是什麼，就是環境保育，像節約用水就是一種核心理念，我們用的水到底合不合生態的原則，我覺得務實之道只有把每一滴的水用的好、用的對，好並不是說賺錢，而是對環境有利，以環境保育的核心理念。生態用水是無所謂太多、不足或太髒，只要是一個自然環境提供的水就能涵養萬物，這是生態用水的基本概念，那老子說的，上善若水是包含水的謙卑性，水往下處流可是它提供所有萬物資源與生命，我們要全球看見的不是台灣到經濟發展，而是我們要全球看見台灣究竟怎麼愛護這個寶島，過去的幾十年也許太短視、太急功近利。另外；會前我特別向翡翠水庫管理的謝局長去電專訪，他表示一個水庫的安全看的是平常的環境保育，翡翠水庫它的前身是北勢溪，攔翡翠水庫之前它就是跟南勢溪一樣水量豐富的溪流，按照謝局長的看法，我們至少翡翠水庫還有50年到60年是安全無虞的。工程背景出身，政經複雜非我所長，期許諸君飲水思源。

氣候變遷壓力下 正向積極的應為與可為

葉俊榮(台灣大學講座教授/前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執行長)

面對氣候變遷不能裝死

台灣有絕佳的理由對氣候變遷問題裝死，因氣候變遷是全球問題，而聯合國在處理，國際上都不承認我們政治的參與。談減量或排放有時把台灣算到中國那邊，憑什麼要我們減碳？又有多少人真正相信政府努力，2050年要比2015年的基準減50%，這基準究竟是否每年認真在做，許多人一定都不相信，雖然亦有計畫、偶爾也能真是有成效的因應政策。

正向應對 擺脫負面思考

氣候變遷的議題在台灣從來不被認為是正向的議題，嚴格來說企業也不會把氣候變遷議题當作正面對待。聚焦台灣應該怎麼做，或台灣立即能怎麼樣？推動多年，今天機會來了，必須轉變正向積極，正向的意思是要擺脫氣候變遷的負面思考積極行動，我們政府非常會拖延，回顧2015年難得訂了《溫減法》，最後是範圍很窄、決心很低。怎麼樣才能不當成負面議題、擺脫拖延心態？這需要大結構的重新體會、改變，尤其做到政府跟民間的對話。

環境法規完整 欠缺執行力

在溫室氣體的排放上台灣的排放量佔全球不到百分之一，但台灣正遭受異常氣候造成的問題，可能會更嚴重。台灣是氣候變遷没加害人也是被害人，一路走來環境法律從無到有，台灣環境法的規模在世界算是強的，即便是《環境教育法》、《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濕地保育法》也有立法，所以問題不在法律，問題在執行。從任何角度看環境法的制度皆非常完整，但支撐這些施政、行動基礎確有所欠缺，國際上經常討論基於內部力量或國際壓力，比如說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很多國家發展的過程重視環境，究竟是國際壓力，還是自身的環境意識？過去我對環境議題的研究，認為台灣環境意識不是國際壓力，國際組織很少要台灣環境必須做什麼，是台灣的民主化、社會力、環境意識提升逐漸促成的榮景，這榮景有一段跨黨派立委共同為環境立法的努力，當時不管政黨的取向，民間、學者與這些委員合作，促成過往的重視環境保護走向。

作氣候變遷示範 晉升國際、以「民主基礎」支撐

氣候變遷是全球的問題，台灣是全球一份子，全球處理的態度很多種，最典型的就是倡議全球倫理，但全球倫理要怎麼延伸成執行？過去到現在很多國家推動氣候變遷，還是考量對自己國家有利，比如法國的核電、英國的重回金融重心，都是巨大的動力。這思考是氣候變遷的課題要有國家立場，不要規避國家利益的現實，應試想氣候變遷的推動對台灣有利，因應氣候變遷愛台灣有理論依據，我主張的依據就是扎實的「民主基礎」。決心建立因應的制度量能架構，強化國家競爭力。能源政策、產業政策、科技政策、社會政策要同步調整。目前做的比較好的；在亞洲是韓國、在歐洲是英國，兩國比較願意將氣候變遷因素連結到經濟，進一步作國際行銷。憑藉台灣的過往的表現與成就，改變世界的邏輯陳見，台灣不算大但有實力，制度上民主化、技術上有能力、有潛力，有非常好的海島環境。從這個角度台灣可創造因應氣候變遷的示範令國際看見，從來沒有這麼好的議題讓台灣直接國際化，達到與國際銜接，彌補國際參與的不足。

氣候變遷充滿機會 將危機導向利基

推動氣候變遷為台灣整體長期利益，必須做出改變。不推延逃避，全民必需給政府這樣的訊息，而政府也須公開說不會逃避，提升能源使用效率為核心，以需求導向的能源政策提升產業轉型，告別高能源依賴，積極的經濟政策必須在積極的氣候政策上，不論中央地方，民間社會。配合產業結構的轉型，氣候變遷充滿機會，必須將危機導向利基，從提升整體國家的競爭力角度。不能因為環境倫理，就說氣候變遷不用經濟的角度看，氣候變遷絕對是經濟、民主議題，不要因為不喜歡政治上的紛擾，就強說氣候變遷跟政治脫鉤。台灣的產業不應僅只有「護國神山」，雖珍惜得來不易，然配合氣侯變遷趨勢孕育「護國群山」的年輕一代，以接軌國際責無旁貸。

公眾議題應務實 使政治人物表態

面臨地方政府、一般公民的實踐如何連接，談選舉不是把議題政治化應務實，民主社會的公眾議題、外部性的議題，公眾性特別強，如不利用選舉表達公民的意見，有何機會？我認為任何包括九合一選舉，如果當市長想要連任，過去對氣候變遷的態度與改進的成效，當然要問？如果自認關心這議題，但是碰到最關鍵時刻卻缺席，不能盡責盡力，就作罷！這是政治責任應有的重要觀念。

他山之石的借鏡

2006年英國善用他在世界銀行非常受到尊敬的專家史登，寫出的史登報告到全世界發表，裡面有一句話是“Climate change is the greatest and widest-ranging market failure ever seen, and that a timely action in combating climate change is cost-effective”他是人類面臨最大最廣的市場失靈，你如果積極的去做GDP的損失不會那麼高，而且甚至有機會重新去創造新的，這是史登的報告，他跟IPCC的科學報告是兩隻腳，因為這兩隻腳氣候變遷才可能防禦化、成為重要的機制。另外一個問題這是我們台灣特別要注意的，史密斯與薛曼在2007年提出非常擾人的看法，他觀察美國的民主化，政黨要競爭、政治人物要討好企業、能源業者，所以永遠做不出好的政策，所以他認為太民主不好，他提出“An authoritarian form of government governed not by power-seeking politician but by experts is desirable.”他認為專家政治，這樣的思考確實對於軟性威權的國家覺得稱興，就是像看到中央強力主導，但是事實上很多事情仍是無法執行。

讓台灣實施轉型 避免陷入褐色經濟

周桂田(台灣大學風險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褐色經濟 影響整體社會與產業轉型

總體思考我們自身與鄰近國家，處於東亞高碳社會，我著重談的是褐色經濟的架構，其中強調的是我國低能源價格造成產業缺乏研發創新的模式、喪失高質化的產品競爭力、陷於微利製造模式。從1990到2018年全台灣的排放從1.1億噸到2.7億噸，工業排碳約佔50%以上，工業排碳中石化業的排碳佔最大比例，所以談氣侯政策的基礎是產業要轉型，但產業轉型會牽動政治、經濟的谷面相，壓力非常大。要談氣候轉型牽扯公正轉型，一定要談得非常細部的，歐盟已在10年前開始盤點，歐洲如果要針對四大產業；包括石化、鋼鐵、運輸、水泥，已經規劃該如何轉型，轉型是需要歷經一定時間期程。應在這個架構下，重新如何思考台灣的問題。

轉型困難 低薪、低價能源缺乏創新

統計台灣在1990年到2016年，我們的褐色經濟就是「低水價」、「低電價」、「低勞工成本」和「碳密集產業」，工業電價2006年家戶電價全球最低，2015年每度0.092美元，排名全球第十三低。水價2006年也是最低的，然後2015年家戶用水排名全球第十低，而勞動薪資在公開資料的工業國家排名第七低。這樣的能源成本與科技經濟發展形成的褐色經濟複合體，造成台灣現在轉型非常棘手。2018年台灣平均每人電力使用量，卻在這國家行例中排名第二，只略低於美國。從台大風險中心及各單位的長期民調，台灣的民眾其實還滿支持一定程度的水價、電價的調整。什麼是能源使用的核心理念？如還以這樣的計價，說需要漲電價，背後影響到的是整個社會轉型、產業轉型，及整體競爭力。

整體發展立即改變 不只能源價格

當面對國際競爭，2025年台灣將進入超高齡社會，我們必須要引進高階的人才或必須有清晰的能源政策。我一直覺得五缺是很浮面的議題，我們便宜的水價、電價、勞動薪資形成這種產業的訴求，但卻是建立在長期犧牲環境與社會公平的狀態上，反過來變成表相上的匱乏。試問，什麼事情上台灣可以引領世界？高階人才在這樣的薪資價格上會到首爾、東京、或是來台北？所以整個社會要改變的不是表相上的五缺，而是牽涉到整體社會經濟躍升的能源價格、勞動薪資等社會與環境永續與公平，才可能邁向全球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競爭格局。疫情上我們表現非常好，在氣候的議題上也可以表現好的時刻，台灣應有戰略思維掌握國際舞台。

如果台灣的國際形象依舊，可以想像台灣品牌會是什麼？這是台灣轉型很大的危機，過去二十年來每年不到100億的投資，如今已到達三兆三千億，根據媒體的報導甚至已經達到四兆。台灣在這樣的過程中如何從過去低毛利、低價競爭、快速學習的代工模式，轉型到具有前瞻跟研發動力的社會？如果不立即改變，仍以遲滯、隱匿、忽視風險態度對待，長期下來就看到今天呈現的問題！

重新思量發展藍圖戰略

當世界走向低碳經濟、低碳社會的路上，臺灣仍然陷入在褐色經濟的泥沼中辯論五缺議題，並且，不可諱言還有核電的爭議，，我覺得大戰略上不要只思考台灣要不要使用核電，而是思考發展取向裡，到底是要繼續原有發展路線與否，我們必須重新思量未來的發展藍圖以並確立清晰的執行路徑。2020年我寫「台灣面臨的系統風險跟世代矛盾」，經濟世代矛盾不但高度鑲嵌臺灣社會發展脈絡中，也愈來愈與全球的發展背道而馳。面臨這多問題，人才是不會樂意來的，因我們各種社會、環境發展已經差他人一截。國際上氣候經濟新典範已促使新的經濟體、社會體發生。全球都步向這路徑，而且速度越來越快；歐盟、韓國、日本、美國、中國都已經宣布2050年或2060年碳中和，台灣的能源轉型遲延全球二十年，又陷入在舊思維的社會發展辯論中，是社會轉型的危機。

未察覺世界轉型速度 政府改革太慢

舊的褐色經濟思維體系裡做治理改革，當然速度一定非常慢。我必須要批判；去年從行政院協調的工業部門排碳佔全台52%，而現規劃的2025年工業減碳僅只0.22％，這是個非常荒謬的決定，根本跟世界的發展背離。我們應該要全盤的審視與回歸能源使用的核心標的，與國家發展的總體目標。重新梳理當然沒有那麼容易，要細密的做。另外，《氣候變遷因應法》草案減碳比例與2015年《溫管法》相同，僅只將2050年碳排維持降至基準年50%以下！這樣的草案是無法上國際檯面的，相信蔡總統會在最近宣示台灣未來要怎麼走向碳中和。我去年底發表文章，認為如要擬定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 ，政府應儘速進行科學評估、進行去碳路徑與情境評估，進行社會經濟轉型與衝擊評估，進行治理盤點與社會溝通。台灣在氣候變遷上還可做大逆轉，十年足夠扭轉，當我們還陷入褐色經濟的本體論時，沒察覺世界已進行全盤轉型，應立即檢討，對發展前景做真正的前瞻。

減碳除內部管制 外部也應審視國際壓力

環保署現目前規劃「碳費」，需要審視國際上碳稅費的施行水準，是否能真正達到我國產業與各部門抑制碳排放的目的。而財政部遲遲未根據行政院核定的能源轉型白皮書，提出能源稅方案，更蹉跎了臺灣氣候與能源轉型的進程。除碳稅跟碳費，臺灣產業界還可加入數位化製造與節能，例如參與工業局智慧機械推動的相關計畫，可藉由智慧機械或是數位引導，在研發面上強化能源效率、節能與多元、彈性的生產線與產品佈局。外部的面向是業者本身要審視國際的變遷，不得忽視，如：全世界前幾大的鋼鐵業盧森堡安賽樂米塔爾、日本製鐵、南韓浦項鋼鐵已經宣布2050年碳中和，這已是一種國際趨勢與壓力，臺灣的產業要加快腳步。

炙熱地球的政經壓力 2050淨零碳排 不能遲疑

許晃雄(中研院人為氣候變遷專題研究中心執行長)

將負面看法翻轉 全球暖化視為翻身機會

聯合國IPCC報告提醒我們溫室氣體排放對我們造成全球暖化衝擊越來越大，這是一個負面的看法，當你將負面看法翻轉來看升溫1.5°C、2°C，會發現這不是一個預報，只是一個可能的情境，同時也告訴我們如果減排越快，溫室氣體累積越少，溫度上升越少！這是鼓勵而非限制，告訴我們有個相對光明的願景。我們距離1.5°C只有0.4°C的空間，告訴我們當排放量越多對全球的各種生態、環境、農產品包括經濟衝擊越大，所以1.5°C是努力的目標。從這個角度來看1.5°C或許是人類翻身的機會，讓我們還有能力還足以應付。

熱浪豪雨天數改變 嚴重影響下一代生存

據統計2020年台北市最高溫超過35℃日數86天，長達三個月，破2016年77天紀錄，持續到世紀末台灣未來超過高溫的標準總共150天。過去每年平均20天的熱浪，到世紀末每年有101天，不要認為到時我们都不在了，試想子孫的日子！豪雨日的推估，全台灣豪雨日(>200mm)的天數會越來越多，世紀末碳排放越多就越嚴重，過去三十年已觀測到台灣平均降雨強度上升趨勢。雨較強卻不見得多，尤其連續不降雨天數變長，表示乾旱的機率變大，台灣過去五六十年來最明顯的氣候變遷，就是全台各地的降雨天數明顯下降，這趨勢可能會持續。

西北颱風減少40% 乾旱除影響水亦使空汙更嚴重

計算到世紀末，西北颱風會明顯減少40%，因此侵台的颱風也減少，目前颱風貢獻的年雨量約40%，以後會顯著減少，可是颱風一來會變得較強，降雨強度會明顯增加，尤其是西海岸。颱風少但雨量多，降雨越來越不均勻，對淹水災害有明顯的衝擊。下雨天數減少會造成乾旱，從去年到今年的狀況是50幾年來碰到雨量最少的一年，沒有颱風侵襲台灣的一年，這告訴一個的訊息，春雨漸漸減少加上沒颱風所遭遇目前的情境。這乾旱顯示空氣很穩定，空氣污染物不易擴散，所以如果我們再啟動火力發電，是否會讓空氣汙染更嚴重?這也是我們需要關注的議題。

氣候變遷已示警50年 應盡速警覺因應

將新冠肺炎跟氣候變遷試做比擬，疫情早就警覺，一月開始覺得有問題，開啟管制措施，二月惡化全球還無感，三月驚覺已大爆發了。至今疫苗接種雖開始改善，但日本疫情還是再次升溫。新冠疫情或許可逆的，但氣候變遷這五十年前科學家就開始警示，預警期其實早過了，1970到2010年不斷加劇，曾是嚴重的預警期，2010後溫度上升更劇烈，很多人的看法2010到2030年是快速惡化期；所以我們面臨的不是只有國際政經壓力，實質上是全球氣候變遷、暖化的人類衝擊，會越來越加速，至2030到2050年錯過驚覺期，或未及時採取措施盡量減排達到淨零碳排的話，接下來就是大爆發，氣候變遷爆發要恢復是不太可能的。

除本土氣候變遷衝擊 亦須面對國際

台灣面臨的不只是本土氣候變遷的衝擊，還有國際的思潮、經濟壓力這幾年也是非常龐大的，淨零碳排不管中國、日本、韓國、英國早就宣示，美國跟加拿大在今年2月也提出淨零碳排的宣示。美國國家科學院會舉辦諾貝爾獎氣候會議，提出趕快行動，還有可能在2020到2030年作為轉捩點。當諾貝爾獎得主一起宣示，台灣會受到更大的壓力，學術界的壓力一定會擴及政府，衝擊政治、經濟。

我國需要《氣候變遷法》整合資源立即行動

台灣的行動；目前是2050的排放是2005年的一半(50%)，其實照淨零碳排的目標，應該更急速下降的，要達到原本的目標已經很辛苦。現在國際組識的壓力、或國際學術的政治，尤其制栽下的經濟壓力的挑戰就更加劇烈。過去幾年中研院學者建議書---「台灣深度減碳政策建議書」已兩年，雖一年多沒有回應，今年初開始有反應，這是好跡象。建議三大方向；第一，立即「啟動台灣深度減碳途徑」的規劃，首在規劃的途徑要做到。第二，「多元利害相關人對話平台及公眾審議程序」，這個需求是全民共識。再就是三，很重要。需要推動《氣候變遷法》案。

有法源當災害發生全國就可從上到下總動員，且指揮可以調動，所有的經費、需求、人力。只因為現在能源的問題，還有調適行動、社會正義、生態保育非常多問題，還有雖然我們的科學研究做得不錯但還不夠。面對氣候變遷我們做得太慢、太少、太淺，必須在各個層面加深、加速、加廣。如果沒有衝擊的認知又如何調適？我們地方政府、部位有能力做調適嗎？因為基本的知識、資料不足，研究體系要健全，其他步驟才能做的好，台灣需要迅速採取行動。最重要的是有大戰略觀點，然後立即於短期內設計非常有效的戰術。

Q＆A

Q：

民國104 年 07 月 01 日公布之《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第四條明定： 「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為中華民國一百三十九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降為中華民國九十四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百分之五十以下。 前項目標，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及國內情勢變化，適時調整該目標，送行政院核定，並定期檢討之。」 而目前環保署啟動《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法，並順應國際加速減碳力道，更名為《氣候變遷因應法》，其中減量對策是否有對應《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第四條之氣體排放量？另今國際趨勢已非2050年之50%以下，組織及標準該如何回應與改變？後續又如何定期檢討？

A：環保署

現在面臨全球2050年「淨零排放」也正啟動《溫管法》的修法，原來的目標2050年之50%必須做積極的檢討，配合行政院的路徑評估的作業，這個是長期減量目標，當然這個過程就如同其他國家，淨零排放必須是整個結構，包括社會經濟去做翻轉與討論，與大家的對話是必要的，這個持續在進行。各部門去提出包括我們的住商、運輸都可能是在用電增加的面向下，確實是我們現在最大的挑戰，所以當面對2020年到2030年這未來十年，我們要加速的不是只有在能源面向的討論，而是從各個部門包含住商、運輸，如何轉換、能源使用效率，對碳排放的認識體驗去做翻轉的檢討。接下來的工作按照目前的組織還是由行政院能源減碳辦公室要繼續召集環保署與各主責部會，大家進一步去檢視我們到2030年的目標。

Q：

氣候變遷的議題涉及多個領域，因應氣候變遷的減碳與調適作為上也須跨領域的合作，並有利害關係人的參與，才能達到效果，但跨領域合作的機制與成效目前明顯不足，請問專家們對於跨領域的溝通協調與合作機制以及利害關係人可以如何參與減碳與有關機關調適作為的看法與建議為?

A：葉俊榮教授

今天的討論我最想講的是；第一，現在要從新立法的《氣候變遷法》，最好是玩真的。如環保署要行動，行政部門要動、立法院也有一些人在動，不論個人還是黨團支持，若其他政黨不願一起討論，是否願意花力氣結合大家討論，要做到絕對不是只有一黨操作，或只是個人期待、或只有環保單位努力。這是政策前行的指標，公民要監督、支持的方向，溫減法的格局要從新討論的起步。

第二；法律以外的核心內容，要表現台灣對議題的決心，面對新的局面有大局面跟小局面，拜登政府上台後對氣候變遷的議題態度的改變，國際壓力將至，台灣要繼續置外於國際？今天政府有什麼想法？宣示目標、路徑，再來就是決心，如何跟社會各界，不同的政黨，共同願意承擔。若不是為選舉的操作，這不管未來誰嬴、誰輸，台灣就是要在這當中創造出不敗之地，沒有退路下能夠往前走，打造有決心、有積極、有視野的台灣社會。最近的國際社會紛擾不断，終結氣候變遷議題隨時可能變得非常大而緊要，能夠早一點有大方向也能讓台灣社會共同團結。

結語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

一、氣候變遷已不能倒退，永續發展的觀念與社群的自主意識並未停滯，促進節能減碳、發展再生能源，已成為世界各國積極努力的方向。對應聯合國SDGs的目標，多國宣示在2050年前達成零排放。加速跟上國際的標準，展開在地行動，成為世界氣候行動公民一員。

二、低碳化、數位化、去中心化，全民參與的共識，政府治理應思考在既有的組織之中跨步整合，建構組織定位、功能，環境資源部的重要應提前列入考慮，以符合我國接軌國際發展趨勢。

三、民間與學術界積極監督及參與，重視氣候變遷施政的重要性、國家發展的長遠性，須立即以制度化的建置、整合目前階段裡的任務編組，且有步驟地期程追蹤。期待政府能積極兌現 總統2050淨零轉型承諾，跟進美國總統拜登於4/22世界地球日氣候峰會上宣示的減碳計畫， 關心這議題的媒體永不放棄。無論長幼、男女團聚向上的台灣的發展精神，面對氣候變遷、國土、生活的環境，知道愛惜自然財、尊重萬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