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要將桃園新屋溪口觀新藻礁珍貴地景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保留下來，4年了，仍然只聞樓梯響，不但如此，藻礁情況持續惡化。居民不斷呼籲地方及中央政府重視此珍貴地景之保育，今年4月雖開過公聽會，中央主管機關也允諾2周後劃設為保護區，但桃園縣政府將所有保育工作獨攬，聲援藻礁之腳步也隨之稍歇。

學者9月19日監測發現，持續排放骯髒污濁的水，已使藻礁生命力越來越微弱，並已出現酸化現象。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副研究員劉靜榆表示，新屋溪的黑水不斷滲透到藻礁區，倖存的螺貝類雖能活，可能也撐不久了，當地的生物都生病了，奄奄一息。最令人擔憂的是出現腐蝕、溶解、崩解、剝落等酸化現象，尤其在低潮線，發出的惡臭、酸味都令人止步，但這些生物無處可逃。

大堀溪文化協會總幹事潘忠政說，過去資料顯示珍稀保育鳥類唐白鷺，春、秋都會過境台灣，在觀新藻礁區曾有數百隻棲息的紀錄；如今已難覓其蹤，觀新藻礁的生態急驟下降，令人憂心。

劉靜榆在今年採集檢測的資料中，赫然發現桃園海岸多處出現放射性相關元素鍶和鋯，麟山鼻附近為1000 ppm左右，觀新藻礁及觀音鄉富林溪口數值竟有超過4000 ppm。為了瞭解是否為環境背景值，劉靜榆也到北海岸一帶檢測，但都在100ppm左右。他感到驚訝，桃園外海的數值竟然高於核一、核二廠周邊海岸。經告知綠色陣線協會理事林長茂，再以檢驗儀器到新屋溪一帶測量，所得結果是一致的。

林長茂解釋，鋯是燃料棒的外套，底泥測出鍶與鋯，可能是違法排放的污水，也可能是二河局為了預防大潭電廠突堤效應造成的海岸退縮造的護岸，在被沖刷掏空的基座發現棄置垃圾，最壞的可能是台電將核廢料固化成消波塊所造成。「發現過高的鍶和鋯，令人心生恐懼，可見政府並不關心環境，也令人懷疑桃園縣工業污染的嚴重性以及環境稽查的能力。」

潘忠政說，大堀溪文化協會執行河川巡守多年，通報廠商偷排後所得到的回覆常是「查無污染事實」結案。4月，公視記者前往富林溪口採訪，但見溪流黑褐色的水滾滾流入大海，但通報之後不到20分鐘，排出的水，立即恢復正常；5月更有觀音黑海事件，不斷有傳言指出，這類事件在工業區是常有的事情，還有環保工程公司做好配套措施，包括埋設明、暗管、傳授以深水井的水稀釋明管排出的水受檢等等。他說，觀新藻礁區連綠牡蠣都找不到。「我們並不反商，我們只要求合法排放！」

劉靜榆表示，桃園縣政府連劃設自然保留區的誠意都沒有，表面上是拿出一千萬以一年時間研究調查，但環科和桃科持續招商，「根本是以一千萬換一年沒有保護法令、無後顧之憂的招商時間」。

當地漁產檢測出重金屬以及鍶、鋯，也都進入市場端到國民的餐桌，劉靜榆擔憂，假以時日，很可能引發健康疑慮。他認為，若是不立即以自然保留區保護，此地將和桃園10公里已無生物活動的海岸線一樣，死亡、沉寂直到被人們遺忘。

杰拉華颱風僅僅從邊邊掃過，海浪就已經打上美麗灣飯店的游泳池，而該地點位在海灣中段以上，從北往南的盛行潮流之下，早就把美麗信集團以往將廢棄物埋在沙灘下的營建廢棄土挖出來。當前氣候變遷已經令極端氣候機率升高，未來就算政府不拆，老天爺勢必也會幫忙拆，但屆時會是嚴重的公共安全問題，現在政府若未能事先防範將難辭其咎，內政部當然有必要積極處理。如果政府應為不為、該拆不拆，那我們還要政府幹麼，如果人民還要走數十年前自力救濟的老路，民意浪潮乾脆也將政府當違建一併拆了。

建築法令之違建拆除是由地方政府執行，既然李鴻源說內政部是「政策單位」，那我們要問「還地於海」的防災政策是什麼？中央當然有解釋法令和介入的空間，去年總統大選期間政治性的農舍案，和目前爭議的中合宜住宅A7徵地預標售案，中央政府都表達明確的態度，甚至是地方政府拆民房的令箭。遇到財團的違建案，中央就不敢吭聲，未免太過現實而被看破手腳。兩個和美麗灣違建性質最接近的案例皆在台北市陽明山國家公園，中央的處置都贏得掌聲，北投纜車BOT弊案規避環評，2006年內政部對已動工的廠商直接撤銷建照，委外經營的菁山露營場違法擴建案，想補作環評就地合法，2008年內政部也是下令拆除實質違建。

李鴻源經常在演講時強調，氣候變遷和治水所牽涉的政府機關眾多，過去也頗自豪在新北市中港大排整治能夠橫向整合多個局處，以及高鐵地層下陷案更複雜的官民協調。美麗灣違建案牽涉到的部會機關包括，主管環評的環保署，球員兼裁判的台東縣政府，原住民傳統領域的原民會，最關鍵的是，監管海岸土地利用管理及建築管理的內政部。李鴻源在主管業務上更應該有魄力「一展所長」，展現協調力和執行力，召集專案小組前往現勘並妥善處理。這次「人民有需要」內政部若不能「全力協助」，那未來國土計畫法、國土復育條例、海岸法和溼地法等國土法令的立法推動，民間怎會感覺政府是玩真的。李鴻源應該正面面對美麗灣違建案，不要說一套作一套！

報告推算，氣候變遷與密集排碳經濟導致的空氣汙染、饑饉與疾病，每年約造成500萬人喪生，如果目前大量消耗化石燃料的模式持續未減，衝擊還會加深。到2030年時，每年因此喪生的人數可能升高到600萬人。

該報告估算氣候變遷在2010到2030年間，對全球184個國家人口與經濟衝擊可能造成的衝擊，報告表示，前述的死亡逾九成將發生在開發中國家。

報告表示，氣候變遷的效應每年削減全球GDP的1.6%，或相當於1.2兆美元，如果全球氣溫繼續升高，到2030年時，每年對全球GDP的衝擊可能倍增到3.2%，到2100年時更超越10%的水準。

報告估計，在2010年代的十年間，全球轉向低碳經濟付出的代價，將約占GDP的0.5%。

英國經濟學家史特恩早先曾經表示，全世界每年應該投資相當於GDP的2%，以限制、預防和適應氣候變遷的衝擊。他在2006年提出的氣候變遷經濟報告指出，全球平均氣溫在未來50年升高攝氏2到3度，可能減損全球每人的消費達20%。

全球近200個國家在2010年達成協議，將致力把全球平均氣溫的上升控制在攝氏2度以下，以避免氣候變遷帶來的危險衝擊。但氣候科學家警告，化石燃料加速消耗導致溫室氣體排放更形增加，達成這個目標的機率已愈來愈小。

相較於九二一，十年之後二○○九年的八八風災發生至今三年，社會普遍感受未如當年的地震強烈，但實際上這次風災的影響範圍比九二一更為廣泛，包含了南台灣、東台灣甚至延伸到中台灣。除此之外，受災範圍多位處於環境敏感地帶且多位於山區的原住民社區，使得重建問題更為糾結。雖然目前絕大部分居民都已獲得安置，然而安置僅是讓居民有棲身之處，其他諸如生活重建、產業重建、文化重建等多還在原地踏步，似乎，讓從災難中活下來的人「活著」，成了政府唯一交得出的成績。

而更令人遺憾的是，一些投入救災安置工作的團體亦未能關照原住民原有的生活脈絡與文化習慣，只是將既有的安置模式套用，不僅未考慮到與環境的關係、工作上的空間需求，更是把生活局限在居住的面向；這些都是值得省思的課題。

檢視九二一震災與八八風災重建過程的差異，這其中的關鍵字便是「治理」。所謂的「治理」（governance）是一種基於鬆散的個別網絡所建構的彈性公共決策制定模式。治理也可被視為是一種協商過程，透過此過程，各種不同的政府組織及非政府組織（例如公民團體、公私夥伴關係及工會等）共同為公共財及公共決策而合作。換言之，治理的核心概念是在民主社會中，許多不同行動者可以明確地被包括在決策過程中。更進一步來說，從區域空間整合的空間議題看待治理的觀念，其基本理念並非單指城市區域中各節點政府於其轄區內的運作管理，而是要打破行政區劃上的僵化限制，進而強調空間領域的治理（territorial governance），亦即：對於一個地理空間領域（如市、縣、都會區、區域等）的正式與非正式治理過程。它包括不同層級的官僚系統在一個特定領域中的治理方式，其中有垂直關係也有水平跨行政區關係。這種垂直整合中央與地方、水平連結不同地方政府，所形成的以城市區域範圍的地理空間領域治理，其目的就是要突破中央集權與地方政府各自為政的困境，共同合作解決城市區域的各項都市與社會問題，並在全球經濟競爭中，讓地方的活力取得必需的制度性支持與調控能力。

在九二一震災重建過程，我們隱約可以看到上述治理概念的實踐，從中央成立跨部會的重建委員會、其他縣市以認養方式進行跨地域的支援，而民間活力更是展現在各種跨領域的社區組織、NPO組織乃至於民間企業的交織運作裡。這種治理關係透過跨部門結盟及網絡，治理權力大量地被實踐，同時在更廣泛的空間層級中加以組織，進而以在地的文化內容、地方承載的條件創造永續經驗的詮釋。可惜這個經驗未能成為一種制度性的常態，以致於十年後的八八風災，重建之路又退回到中央統治、地方（團體）管理的僵化直線。

九二一地震與八八風災不是台灣僅有的、更不會是最後災變，在環境變遷日益劇烈的情況下，災難型態、範圍與強度都勢必更為嚴峻。甚且，面對災難，我們要做的不僅是災難發生之後的「救災」，更重要的事前的「防災」乃至於更進一步的「減災」。在五都之後，台灣需要以新的治理觀念進行減緩調適機制、河川流域治理、跨越領域限制、綠色就業規畫、社會資本建構等工作，打破過往框限於行政區劃的治理格局，而從含括跨地理領域（territory）及跨學科領域（discipline）之正式與非正式的區域治理予以因應；現今這個過程已顯得十分迫切，而且，沒有捷徑。

他並舉日本為例，日本311大地震後，日本人開始反省核能，全國運轉中的核電廠從54座降為2座，但日本人的生活並未受到影響，台灣人不該再被催眠。

環保聯盟昨天並邀請台大教授高成炎南下發表「台灣不缺電」，他說屏東縣的陽光十分充足，目前縣府正大力推動養水種電計畫，只要以10萬公頃的土地架設高聚光的太陽能板，台灣的核能電廠即可關門。

洪輝祥等人指出，公投提案必須達人口數的千分之五，換算屏東縣人口，只要第一階段聯署達3500人，就可以向縣府提案，第二階段聯署達3萬5000人就過公投門檻；他們主張2015年讓核三廠除役，並由替代能源取代，逐漸邁向非核家園。

黃榮村指出，這場世紀災難，慈濟、佛光山與紅十字會等社會各界紛紛出錢出力，與政府一起進行救災與重建。九二一大地震除帶給台灣難以承受的巨大傷害外，也為台灣的社區總體營造開啟了契機，熱心的民間團體紛進駐災區蹲點，協助災民進行重建與心理輔導等，讓社區意識凝聚起來，社區總體營造的種子擴散到各地，並開花結果。

黃榮村表示，建築界一直認為台灣應要有好的校園建築，在政府與民間慈善團體努力下，重建後的學校安全、美觀有特色，甚至成為景點。「生命教育」也是在震災後萌芽，災區小朋友變得更堅強成熟。

重建過程中，政府效率不時被批評，黃榮村坦言，在兵荒馬亂下，民間企業與慈善機構善款可彈性運用，但政府經費受採購法限制，慢三個月算合理，若延宕逾半年是效率不彰。政府應從震災經驗中，建立災難發生時的經費使用ＳＯＰ。

災後也衍生民間捐款如何運用的問題，黃榮村認為，民間善款不妨用在政府經費不能用或不方便用的地方，如災民房子倒了，政府無法幫所有災民免費重建，只能給予補助與貸款，但民間捐款就可為特別偏遠、貧困的災戶重建。

「重建學校是政府的責任，怎麼可以用民間的錢？」但基於民間慈善機構與企業的善意，及爭取重建時效，黃榮村採取變通的辦法，如政府提供廿八億元給慈濟，金額不超過慈濟總經費五十餘億元的一半，即可用委辦方式共同重建學校。

有鑑於此，伊東豐雄要求在項目設計和施工過程中，建造房子的人必需和未來要居住的人，坐下來共同討論方案，依照實際環境和居民的需求，作出最適當的平衡，所有的努力都是期待「一切毀於自然，又重生於自然。」

311大地震改變了許多日本建築師的想法。他們目睹世紀浩劫，積極投入重建。由伊東豐雄、妹島和世、隈研吾、內藤廣、山本理顯組成的「歸心之會」，和由小野田泰明、小嶋一浩號召成立的「Archi-Aid」，聚集了許多知名建築師，形成日本震災後重建的重要組織平台，他們不但重視災區的建築教育，並以實踐進行重建教育，累積震災相關知識。

目前是東京理科大學教授的日本名建築師小嶋說，地震後的餘震多，許多災區對外連絡中斷，只能透過E-mail，究竟有多少人需要何種方式協助，資訊混亂，因此首先要「資源共享」，而且要有人負責連繫進行，讓建築師知道究竟有哪些可以幫忙。

曾獲日本建築學會獎的建築師小野田泰明則指出，災後重建是一種「協調許多人的活動」，更要有「整體活動設計」，這些活動有時多到「讓人難以理解」。

他表示，重建工程要投入大量時間和人力，從建屋、建路都要有順序，但有的需在1、2年內完成，對於「快（時間）」和「多（數量）」的壓力，有時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如同戰爭一樣，為贏得勝利，重建一定要有優秀的人才和戰略。

進入災區重建，對於投入的建築師而言，如同進戰場。小野田泰明認為，計畫內容和居民未來生活都得未雨綢繆，設計前都應整合，才能做好重建。

核災風險 兩岸民眾一同承擔

雖然《協議》的談判過程十分順利，但這絕不代表一個足以保證兩岸核安的機制已然建立，相反的，在去年江陳會前，綠盟及其他團體即已指出當時仍在協商中的《協議》存在諸多問題，撇開早已存在的資訊交流機制不論，緊急事故通報以及資訊公開等目標，在《協議》缺乏實質規範能力的情形下，可能都難以達成。兩岸之所以協商建立核安合作機制，就是因為彼此使用核電的風險將可能由兩岸人民共同承擔，然而在沒有明確賠償規定的情形下，縱使未來發生重大核安事故而造成跨越海峽的損失，受害者也無法據此要求賠償。

2010年10月大亞灣核電廠發生輻射外洩事故，電廠在4日後才告知上級管理單位，10日後告知香港政府，整起事件並於超過3週後才為社會大眾所知，此事件僅屬於第一級的異常事件，但廠方卻仍拖延不願公開訊息，可見針對緊急事故之訊息傳遞及分享，不能單靠電廠經營方的自律，而必須有著更強力而有效的規範機制。

回顧中國大陸投入發展核電的歷程，改革開放30年讓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同時創造了快速的經濟成長，於此同時，國內的都市化進程也以難以想像的速度發展著，至今已有約半數人口生活在城市中，而都市人口的平均能源需求約為鄉村人口需求的3.5倍，這些趨勢都為中國創造巨量的能源需求。除了積極與非洲及拉美國家合作，以保障能源安全外，也在國內大力投入新能源的發展，過去數年間中國再生能源即呈現爆炸性的成長，而這也成為回應國際社會減碳壓力的作為之一。

中國大陸積極發展核能

然而，量的成長不代表結構亦隨之變化，事實是中國目前仍有超過7成能源來自煤炭，而整體能源需求仍隨著經濟成長的腳步持續成長，在面對能源短缺以及減碳責任的壓力下，考量到核電佔中國整體發電量仍甚低（不到2％），發展潛力甚劇，核電因而成為下一個積極投入發展的能源。

2003年中國發改委開始研擬核電發展計畫，隨後公佈的《核電中長期發展規劃──2005／2020年》中，規劃自十一五（2006～2010）時期開始大力發展核電，2005年時核電仍不到10GW的裝置容量，將於2020年時達到40GW，換言之在15年內年中國的核電裝置容量將成長3倍，而此一2020年目標在過去數年內亦不斷上修，福島核災發生前此目標已修正為70至80GW，除已經運轉的14座核能機組外，同時有26座核能機組正在興建中，而且新建核電廠並不限於沿海地區，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內陸省份也加入搶建，在內陸水資源有限及極端氣候頻率逐步上升的情形下，屆時核電廠能否取得足夠的冷卻水值得關注，而在2008年發生過汶川大地震的四川省也一樣搭上這班核電列車。福島核災前，相較於疲軟的國際核電市場，中國大陸核電產業的大躍進著實讓人吃驚。這些發展目標若能達成，中國將迅速成為核電大國。

然而，儘管有實質的能源需求，但發展核電需投入的龐大成本，早已造成核電產業的衰退，過去在全世界大力推銷核電科技的美國奇異公司，其執行長即在上個月底公開表示核電成本較其他能源高出太多，很難繼續辯護發展核電的正當性。

縱使中國大陸對能源需求再如何強烈，如何負擔發展核電的鉅額成本仍值得關注。有觀察即指出，中國在核電發展技術部分採取一貫「以市場換技術」的策略，在引進國外關鍵技術後，即試圖轉化研發成自主技術以降低成本，例如在引進美國西屋AP1000型反應爐後，即據此改造成為CPR1000型以及後續改良的改良的ACPR1000型反應爐。

有中國核電之父之稱的中國科學院院士歐陽予曾指出，中國既有運轉的核能機組皆屬於安全性較差的第二代技術，而引進的AP1000以及自主改良的CPR1000可以視為安全性大大提昇的第三代技術。然而根據中國南方週末記者的調查，新建26座機組中，只有6座屬於真正的三代技術，其餘皆是二代技術的改良。即使被中國核電產業推崇的美國AP1000型，其安全性亦受到美國核能監管單位的懷疑。簡單來說，中國大陸快速發展核電產業的同時，是否因成本考量而在核安部分做出妥協，是須深入研究的課題。

除此之外，中國大陸既有的核電機組中，有分別來自俄羅斯、美國、加拿大以及法國的技術，雖然真正稱得上是混種技術的只有田灣及泰山兩個發電廠，但在各地區技術規格不一的情形下，也將會增加核安檢查及監督的難度，國務院官員在接受訪問時即坦承，核安監管人員數量不足且待遇偏低，導致中國核安全監管能力嚴重滯後。同時筆者亦須再次提醒，中國大力投入發展核電也就是最近10年的事，在過去並無大量培育核工人才的需要，加上現今世界核電發展走向蕭條，是否有足夠專業人員投入目前26座機組的建設，並保障其最終運轉安全，是另一個中國內部也相當關心的議題。

應加強雙方對話機制

介紹這些關於中國大陸核電發展的安全隱憂，是為了指出：若《協議》不想成為雞肋，那更深入地關切中國在核電大躍進過程中的各面向，並深化各種對話機制，才可能真正達成《協議》關心兩岸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初衷，而這必須透過對兩岸核安機制的深入改革才可能達成。《協議》中雖納入資訊公開及民眾參與的條文，但其運作卻反映出兩岸核能政治中公眾缺位以及專家治理的共同本質。

這種訴諸專家權威的治理模式可能與國家是否具有民主體制無關，例如中國大陸環保部核安管理司副司長於2010年接受南方週末訪問時，就明言一般民眾之所以對核能有恐懼，是因為缺乏相關知識，透過更好的宣傳以及核能教育的傳播，可以有效提昇民眾對核能的信任。這類論述在台灣的台電及原能會口中亦經常出現，強調建立「正確」核能知識的重要性。在面臨對中國二代或二代改技術的質疑時，中國核電產業高層的回應是代際技術間未必存在有革命性的進展，不同技術的安全程度很難直接比較。這種推諉的態度在台電面對既有核電廠耐震係數不足之質疑時，在原能會處理核二廠一號機螺栓斷裂事件時都可得見。

台灣過去數十年的反核運動中已經證明，「安全」並不存在於專家壟斷的數字中，而必須在一開放而透明的場域中接受質疑及挑戰。回想起來，《協議》的協商之所以如此順利，多少也跟兩岸共同的核安認識及文化有關。

別讓協議徒具形式

福島核災後中國大陸雖暫停新核電計畫的審批，並針對既有核電廠進行全面安檢，但考量到強烈的能源需求及減碳責任，加上核工集團的龐大利益，中國未來繼續投入甚至輸出核電科技的趨勢都很難翻轉，一個徒具形式的核安協議是否能為兩岸人民免除核災威脅的陰影，值得深思。

除此之外，或許有人會問，即使中國核電發展存在如此多隱憂，但只要東南沿海幾個核電廠不出事，對台灣也就不會有什麼影響了。但筆者亦必須提醒，中國對包括核電在內各種能源的強烈需求，與你我日常生活中的諸多消費都有關連，同樣的，一旦發生核災，各種有形無形風險也不會在台灣海峽自動止步，跨界風險雖不為我們樂見，但此類潛在風險卻也可能無意中挑戰既有僵固的共同體想像。中方若希望在兩岸核安議題上爭取更多民心支持，就不該滿足於既有的兩岸核安機制，將之限縮於技術層次，更廣泛的公眾參與與對話跟擁核或反核無關，而是確保核安的重要基礎。

Maplecroft在名為「自然災害風險地圖集」的研究報告評估197國後指出，經濟最禁不起天災打擊的前10個國家當中，有6國位處亞洲。

這份報告評估自然災害對1國經濟的相對影響，把對天災的事前準備和社會的恢復能力納入考量。若1國的基礎建設較弱、政府貧窮，經濟後果會嚴重得多。

其他評估指標包括對自然災害的「完全暴露」，意指因為災害付出的總體代價。「完全暴露」不同於「相對暴露」，後者指自然災害造成的經濟苦果。

依「完全暴露」指標來看，自然災害發生時，面臨最大代價的國家是日本、美國、中國、台灣和墨西哥。不過這些國家處理危機的能力和制度較強健，能限制災害對經濟的打擊。

在對天災最脆弱的前10名國家中，孟加拉、菲律賓和緬甸名列前茅，被視為風險「極大」的國家；同樣被視為風險極大的還包括排名3的多明尼加。前10名還包括印度、越南、洪都拉斯、寮國、海地、尼加拉瓜。

報告凸顯菲律賓經濟面臨風暴、土石流、火山和洪水衝擊，包括上周襲擊呂宋島的嚴重洪水。

報告也指出印度乾旱帶來的後果。印度今年國內生產毛額（GDP）很可能因此減少0.5%。

Maplecroft分析師哈吉（Helen Hodge）說：「新興、開發中經濟體的考驗，是建立更強的能力，處理易發生災害環境帶來的挑戰。如果做不到，一旦天災襲來，將危及雄心勃勃的經濟成長。」

根據慕尼黑再保（Munich Re）的資料，2011年是天災造成最嚴重災損的一年，讓全球經濟體損失3,800億美元，其中311強震海嘯就占55%。

看到黃河幾千來年不斷改道、築堤、潰壩、洪災，到如今因河堤圍堵，河砂持續在河床墊高到高出平原海拔高度，黃河成了「懸河」的現況；以及上游牧民和水土的關係如何因著決策著由上而下的管制方式而改變，請讀者來聽聽這些水資源關懷人士怎麼說：

過度強調「快速重建」  失去學習機會

高雄市綠色協會魯台營：莫拉克風災經驗顯示，土石不段崩塌和河床不斷墊高，在高屏溪水系對人們已是重危機，這危機以後會不會在濁水溪或北部水系發生？慈濟大愛村永久屋的爭議，是不是缺乏由下而上的參與？還有越域引水的爭議，是不是我們對環境的理解還不夠？如果沒此學習經驗，非常可惜。

災後重建最大的敗筆，就是以為很快做重建就是進步，如果我們在這次災害當中沒有比較正面的學習，都是因為有這個心結。

我相信災害還會再來，在這次災害的學習之後，我們是不是可以學到由下而上的機制？NGO是否可以倡議不要那麼急，寧可穩定下來，停下來？

我常說，「不是災害治理，而是在災害中學習治理，我們真正做的是好好的檢討，政府要好好為以後對災難的準備，得到真正好的經驗。」

從水的觀點來看，從事水利或治水的人員，「應該從這次災害發現原來不知道的地方，但他們還是用原來的方式來做。」例如在高屏交界一處兩公里方圓的基地，水利單位往岩盤以下打18公尺，花20億建了超級大埤塘，只是保全兩三百戶而已，號稱可防止100年甚至150年一遇的洪水頻率，但水利署長卻又公開表示，如果大雨來了，不敢保證不淹水，因為氣候變遷的關係。「我發現很多工程，都會把責任推給氣候變遷，真的是誰都不敢保證嗎？」

紐奧良大洪水後，美國社會一直在討論如何整體避災，「我們馬總統剛上任時雖有說要考慮避災，但還是做得不夠，一直在抗災，在這樣的矛盾下，我們跟子孫借的錢的花掉了。」

根據河川演育專家的說法，全世界單位面積輸砂量最高的兩條溪流，是陳有蘭溪（濁水溪上游）和荖濃溪（高屏溪上游），黃河也是單位輸沙量很大的河川，也跟我們依樣，主要都用人工的方法，表面上是順應自然，但還是太多人工，這是人的想法太天真了。

兩岸應該都要做更多反省，對待輸砂量這麼大的河川，蓋堰壩的考慮應該怎調整。我多次和兩岸民間交流發現，中國很民間人士也在做這樣的反省，甚至還有部分官方支持拆壩、恢復自然河川的思考。在這樣的情況下回頭看台灣的水利部門，他們是否應該有更多元的方式和考量，值得深省

例如，台灣很多水利工程單位去看「小浪底排水調沙樞紐工程」如何排砂，我很擔心，這只是去學到人家已經有隱憂的東西。

由上而下單方面決策  破壞原住民與水土互動的傳統智慧

台灣原住民政策協會拔尚（蕭世暉）：台灣的地質條件等各方面狀況，其實是比黃河更嚴重，但因為黃河長期就有旱澇危害，國家很明顯重視和投入，但台灣沒感受到我們的壓力其實更嚴重，我認為，台灣的備災和防災還有待加強。

不過，中國決策者的關注還是「中原觀點」，是國家由上而下的處裡模式，比較沒有落實到在地跟社區，甚至一些社區，他們傳統和河川的關係，往往因而犧牲掉了。

台灣和中國比起來，因為規模比較小，應該是更能夠做到在地參與和治理，但現在看來並沒有，並沒有關注到在地人民在治理過程中主動的位置。

所以像莫拉克風災這樣的災害發生了，就把住在環境敏感地區的人當作治理的對象；或在復育計畫中，要把原住民從森林、從水土敏感區域中遷出；卻沒有注意到長期來原住民和這個地方存在的互動關係，以及這種互動關係所來函有的防災、備災功能。

我們應該讓水土災害的因應更為在地化，我們必須更了解台灣的特色，更努力結合在地人民、以及在地的傳統知識和傳統文化，和在地人民的權利，而不是再用國土規劃這樣大空泛的角度來處理問題，站在非常抽象的治理立場。

以高屏溪流域來講、荖濃溪、楠梓仙溪這兩條流域所包括的治理，我們還是只著重在計算如何防堵水土，而不是從原住民和在地互動的關係來考量。

從甘肅瑪曲藏族牧民的經驗來看，也是類似這樣的情形。政府以從上而下的觀點來規劃「包產到戶」，讓每個牧區「定牧化」，打破了他們幾千年來逐水草而居、與在地水土狀況的互動而具備的在地知識。

我曾詢問甘南瑪曲縣道爾加社五隊隊長阿旺，「包產到戶時事後，產量有比較好嗎？他想了很久，似乎不太能肯定。」

只想防堵  黃河才有毛病

中國在1961年建成三門峽水壩，當時號稱是為了解決黃河氾濫的問題，但從規劃時期到現在，一直有反對的聲浪，尤其已水壩上游的陝西省渭河流域，以建壩之後渭河河床不斷墊高，造成河水倒灌風險增大的疑慮，反對最力；形成河南省看似少了氾濫危機，卻犧牲了陝西省的長久爭論。

不過，長期看來，只想依賴築壩築堤來解決河水氾濫隱患的想法，已經受到很多批判，這和台灣工程至上的水患治理思維受到批評的情形相當相似。

自然之友河南小組崔晟帶著考察團參訪三門峽時，對黃河不斷修壩攔河非常有意見，他指著三門峽展示廊上的黃河水系圖，激動的說著，「他本來就有毛病了，你現在又只有修壩，他才有毛病呢。這直觀上就能看出來吧，黃河到這（三門峽以東）就剩個河道…河堤在這…他沒有支流了，沒有辦法調節了，他只有崩潰，只有一次次的崩潰、崩潰、崩潰…我們今天怎麼辦？」

「我們今天能怎麼辦？」或許答案就在魯台營和拔尚長期倡導的公民治理和在地化。

一次颱風，一次重建；難道一百次颱風，也一百次重建？我們還有沒有其他的思考與方法，以因應年年會來、永遠會來的颱風？

今天是八八風災三週年，小林村滅村數百條人命的慘痛教訓，是刺激政府與民眾提高警覺的轉捩點，使此後防避災的應對措施確有長足進步。蘇拉颱風來襲，從中央到地方村里，提前開設應變中心、強制撤離、預警性封路封橋、村里長扛起防颱第一線……，做得相當紮實。

儘管如此，「醉漢」蘇拉仍造成從城市到鄉間，從沿海平原到山區全面性的災難，雖然雨量巨大是主因，但也顯示根本的防避災工作有待補強，甚至過去的防災思維、復原重建、公共建設的模式都有再檢討的必要，否則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建，卻完全禁不起下一個颱風的考驗。

首先，避災的發動可再提前。目前，中央以下逐級啟動應變機制均依據氣象局的量化數據；數據雖是絕對科學的準繩，但不可完全剔除經驗的層面。以蘇拉颱風重災區宜蘭縣為例，○八年辛樂克、一○年梅姬颱風都是可資參酌的經驗，兩颱風挾帶的巨量降雨沿蘭陽溪及其十餘條支流溪谷往西灌，越埡口進入大甲溪、大漢溪、北勢溪流域，所經之處暴雨成災；對照蘇拉颱風在北台灣造成的災情，幾乎是重演前例，這就是經驗。如果我們的氣象文化能從保守的數據分析，進一步大膽地參酌經驗法則，防颱準備必然會有較充裕的空間。

最重要的是，政府應對危地復原果敢說「不」。辛樂克、莫拉克、梅姬等颱風來襲，廬山溫泉、中橫支線都是一再成災，蘇拉颱風見報的仍是那些熟悉的地名、路段；對這些每年都爆發嚴重災情的「明星災區」，政府一再投下納稅人的錢去「復原重建」。然而，這些每年都要「重建」的利益，只是使當地違法經營的商家、竊佔公有地的農民，可能延長幾個月的營生條件，然後等到明年再次成為災區，然後再砸錢去「復原重建」。這些沒有效益、不符公義的復建，還要繼續嗎？

中橫青山到德基的支線是典型的例子，不到十七公里，花了十億元修復，通車僅十天即又遭豪雨沖毀，這個算盤怎麼撥都不划算；其實，寧可把復原經費直接補貼在地居民油錢，走替代道路出山。尤有甚者，是危地重建不啻助長不肖、不法行為；以經常崩坍路斷的新中橫公路為例，每回搶通，侵佔國有林地的濫墾隨即大面積地增加，到再次路斷時，又成為政府必須重建的壓力源頭，形成惡性循環。

施政缺乏整合的目標也是成災原因。新北市三峽老街淹水，研判原因是三峽河整治成水泥槽化河道，壓縮了行水斷面，洪水排不進大漢溪，回堵成災；宜蘭冬山、五結鄉大淹水，也是因冬山河水泥槽化河道輸洪能力不足，溢堤成災；水岸城市只求景觀營造的表象利益，卻戕害了排洪防洪的根基，成災機率自然增加。此種「重建」，非但不能防避災，簡直是在釀災造禍。

宜蘭縣長林聰賢勘查災區，南山部落族人感嘆「不要再種菜，恢復種樹比較安全」，確實是個警醒。砍掉護山保土的大樹，種菜換得利益，卻陷家園於險境；蘭陽溪谷一帶，河川地全成了菜園、西瓜田，溪床從深碗變成淺碟子，洪水輕易溢堤成災。「利」字當頭，圖的只是短利、近利，犧牲的卻是長治久安，分明是得不償失。

九二一震鬆了台灣的地質結構，極端氣候又讓台灣容易成災，台灣確實已身陷險境；而為了呵護我們安身立命的土地，該行水處不要勉強住人，應種樹處不要砍樹種菜，這才是防避災工作的根本之圖。

暖化教父：人類咎由自取

另外，有「全球暖化教父」之稱的美國太空總署權威科學家韓森指出，近年來全球出現極不正常的高溫，顯示氣候變遷的嚴重程度比他20年預期的情況更糟，而且完全是人為因素所造成。他強調：「這不是什麼科學理論。我們所經歷的，就是科學的事實。」

克魯曼在他的紐約時報專欄中說，一年或一天的天氣變化不易察覺，而使人忽略氣溫長期升高的趨勢，而且連平均氣溫的小幅上升，也暗示極大破壞性的極端天氣事件頻率正在增加，美國中西部的致命嚴旱就是例子。

美國嚴旱 損失上百億

克魯曼筆鋒指向一些出名的氣候變遷否認者，包括不少企業高層，還有福斯電視新聞，三天兩頭來一句「外面好冷，高爾錯了」。

克魯曼提醒，可考的歷來最熱天，十次有九次在2000年後，極端高溫天氣的發生概率正在提高，這一點同時意味著，地球人為氣候變遷付代價不必等未來，也不必等幾十年，大家現在已經開始付代價了。

克魯曼說，原本產量豐富的農業地帶將會更常出現長期的極端乾旱，對糧食將帶來毀滅性影響，成為氣候變遷的首要惡果。

美國的苦旱正在以驚人速度加劇，但2012年的嚴旱損失現在就已超過2011年的120億美元，再下去可能趕上1980和1988年的乾旱，那兩次長旱造成的損失，換算今日幣值，分別是560億和780億美元(台幣1兆6800億、2兆3400億元)。

韓森則接受美聯社訪問指出，在1950-80年代，發生「氣候變遷」的機率僅三百分之一，現在已接近十分之一。韓森在國家科學院學報上發表報告指出，去年美國德州與奧克拉荷馬州大旱、2010年俄羅斯及中東的熱浪，以及歐洲2003年出現的高溫，都歸咎於全球暖化。

人們對2010年夏天的廣州暴雨還記憶猶新。更早之前，2007年的濟南「7.18大雨」造成22人罹難。當時，中國水利部防洪抗旱減災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國際防洪大會常務委員會副主席程曉陶曾撰文呼籲人們重視「城市型水災害」的危害。

2011年7月，北京就曾有過一次暴雨。時隔一年，這次的降雨量幾乎達到上一次的兩倍。程曉陶認為：政府的緊急應對是有所改善的。主城區的暴雨回應水準比以前有進步。疏通管網的工人在天氣預報後做好了到崗準備，積水出現後很快開始了工作。而在去年那場大雨中，「整個交通一塌糊塗，設備都運不上去」，一些地鐵站出現雨水倒灌，人們戲稱全北京的地鐵站都成了「積水潭站」（北京地鐵二號線上的一個站名）。

但時至今日，這些工作應該說都沒有擺脫「大災之後有大治」的模式，算不上「未雨綢繆」，而是「亡羊補牢」之舉。

程曉陶指出，從世界各地特別是亞洲的氣象情況來看，局部高速度暴雨的次數在增加，平均每小時達50mm-100mm的降雨量記錄不時出現。

水災害已成巨型城市通病

1972年日本長崎市遭受超紀錄暴雨襲擊，交通、通訊、電力等生命線系統完全陷入癱瘓，299人因災喪生，小汽車損失超過了2萬輛。這場城區暴雨引發的大水災，第一次使人們建立起了「城市型水災害」的概念。

1999年，東京、博多暴雨成災。1小時降雨量均超過了100mm，兩地同時發生了地下室裏淹死人的事件。

2001年，韓國首爾的暴雨中，地下鐵道水流成河,造成49人死亡，9人失蹤。

現代城市在暴雨洪水面前的脆弱，逐漸暴露無遺。

這樣的脆弱並非中國獨有。超大型城市的「熱島效應」會引發「雨島效應」——由於氣溫高、空氣中粉塵大，熱氣上升，形成周邊氣流向城市彙聚的運動。一旦上升的熱氣流遭遇高空強對流的冷氣團，形成暴雨，就使城市更容易成為暴雨襲擊的中心。

此外，城市的大面積地表硬化，造成地面滲透性能很差。不透水面積增加，必然帶來地面徑流的增多。

在多重因素的綜合作用下，超大型城市出現市區暴雨的頻率與強度會高於周邊地區，這種現象將會長期存在。

就北京而言，地面之下是巨大的華北地下水漏斗，地面之上是迅速積聚難以滲漏的水流。這樣的對比幾乎吊詭。

能在地面上解決的問題，就不讓它到地表以下去

發佈於2003年的《特定都市河川浸水被害對策法》，奠定了日本今天城市防水體系的重要基礎。

該法案明確要求：只要地表有超過1000平方米的綠地或農田變為城鎮面積，就要計算相應的硬化會增加多少徑流量，進而要求按防洪標準設置足量的雨水蓄滯設施。

簡而言之，「因為城市開發硬化在設防標準下造成多少地表徑流的增加，你就得挖多大的池子，把因開發而增加的水量蓄起來。誰開發，誰出錢。」程曉陶這樣形容。

其中蘊含的理據是：沒有人有權因開發而增加城市排水負擔、把風險轉嫁給社會。

這樣的立法規定，來源於解決城市排水問題的基本思路——減輕地下管線的壓力。盡可能不讓雨水彙聚到低窪地區，能在地面上解決的問題，就不讓它轉到排水系統中去。

管網建設的難度，高於道路建設，更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新城區可以更充分地做好規劃，建好共同溝，使骨幹排水管網和道路修建同步，並一舉解決好供水、供電、供氣、通訊與電腦網路的佈設問題。但老城區要把道路全都重新挖開、換大管徑的管網幾乎是不現實的。

城市水系是一個有機整體。著眼於在地面以上、從源頭上防水排水的思路，在國際上越來越得到重視。

在這個意義上，優化城市排水系統，是人人可為之事，企業、機關、學校、社區都可以在自己的院子裏做雨水蓄滯滲透的設施。

日本此舉，也得到了臺灣和韓國的效法。

事實上，在這一立法之前，日本公民社會已經做出了範例——一個235平方公里的小流域，城鎮化面積達到85%。為解決流域中隨城鎮化進程而加重的洪澇問題，成立了「綜合治水對策協議會」，1990年以來，興建的各種雨水調節設施多達4300處，總容積達300萬立方米。

2003年以來，依據《特定都市河川浸水被害對策法》日本所有列有特定都市河川的城市都強制性地實施了這一措施。

2001年大雨之後，首爾採取了強力措施，恢復了一些原先被改成道路的河流。在快速發展階段，這些曾經的河道由於水質污染，引發兩岸居民怨聲載道，加之城市急於解決交通擁堵問題，乾脆填埋後修路了事。而今天，人們重新意識到了它們在構建城市水系中的價值，再次把它們恢復起來。

識別暴雨中的高風險區

2011年，南京市政府官員曾經向市民承諾：明年不讓你們再受淹。但整個城市防水體系的徹底優化，不可能是一年之功。第二年，政府毫不意外地承受了違背承諾的社會壓力。

程曉陶強調：地下管網是巨大的系統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人們對此應該有科學的心態。一點一點，逐步漸進，是理性的態度。但城市管理者應該把規劃告訴市民。就像看到地鐵線路圖，市民就能知道其中虛線部分是在建的線路，預期何時可以通車，從而對地鐵建設期間造成的地面交通困難給予充分的理解。同時也應該向民眾告知，在現有的城市排水條件下，如降大的暴雨，哪些地方受淹難以避免，積水可能達到怎樣的深度，以便受威脅區域採取適宜的自保措施。 一句話，把規劃告訴老百姓，把危險告訴老百姓。

程曉陶認為：無論城市管理者還是市民，都應當更明確地建立“城市型水災害”的概念。城市管理者應當向市民進一步普及防災知識，而市民應當進一步提高應對暴雨的防災意識、主動回避高風險區、加強自我保護。這是應對城市型水災害的另一個重要課題。

一般來說，高風險地帶是可以根據防災常識判斷出來的。

比如：看到雨情嚴重，選擇路線則盡可能避免立交橋。行人應該注意觀察水面，地面如有坑洞，水面會有相應的漩渦。

這次的罹難者中，有幾人是觸電身亡。在特大暴雨天氣中，連續的水流可能因為觸及電源而成為導電體，因而具有危險性，但其電場是向外衰減的。如果腳下感覺到麻，及時退一步，是能夠退回安全地帶的。但如果感覺麻了不意識到是水體帶電，繼續前行，或處在奔跑狀態，腳下感覺到麻時，很可能已經難於退出來了。如果倒在導電的水體裏面，外界想施救都就無能為力。

這次大雨中，局部的高強度陣風，吹垮了一些在建廠房，也造成了人員傷亡。這提醒人們，暴雨中還需注意避免藏身在不穩固的建築結構裏。

程曉陶曾經調研過濟南「718大雨」中罹難者的具體死因，發現大部分是可以避免的。其中大多數人，是因為缺乏應對經驗，闖入了暴雨中的高風險區。

這些教訓，應該被記取。

自由電子報

http://iservice.libertytimes.com.tw/liveNews/news.php?no=675153&type=%E5%8D%B3%E6%99%82%E6%96%B0%E8%81%9E

北市內湖區近10年沒淹水，卻標示成高風險區，反倒是曾成為暴雨區的文山區被列為低風險區。大地工程處長林裕益也說，內政部版的北市土石流警戒區僅列3區太少，該地圖僅供參考。

　內政部長李鴻源今天上午表示，媒體指的只是草圖，根本都沒經過專家學家會議及實勘。此外，李鴻源也指出，完整的圖表，內政部會在明年初公佈更新過的易淹水、土石流、坡地高風險地圖，這也是未來台灣國土規劃的重要里程。

    　雖然政府努力勸導上游離牧，把上游溪流入口點改設攔河堰下游，在大樹設置汙水處理廠。但把上游汙染溪流導入下游排放，只是眼不見為淨作法，最後養殖業抗生素等形成環境荷爾蒙又回到人類身上；計畫在高屏溪上游旗山、六龜設置汙水處理廠，一談就是十年沒動靜，上游水一樣的髒。

    　大高雄地區飲用水大多是取自地上水，有必要加強稽查汙染源及擴大劃設飲用水源保護區範圍，配合多元取水方式，如屏東二峰圳取自地底下伏流水，也可避免颱風期水源濁度過高困擾，再確實改善自來水管漏水率，才能有效管控水資源，保障民眾身體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