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盡速釐清病毒的可能來源，公布禽流感病毒全部8段基因資訊，將有助於判斷這些病毒株可能從哪個地方而來，來自哪些亞型的禽流感病毒重組，對家禽的致病性高低，以及跨物種的傳染能力，甚至研判病毒變異後，將來演變成禽傳人的風險高低。因此分析與公開病毒的全部8段基因資訊，將有助於家禽產業與公共衛生擬定防疫策略。

為此，上下游記者特別專訪在國內流行病學界負有盛名的台大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教授金傳春，針對這波台灣史上災情最慘重的禽流感疫情進行評析，並以第一人稱的方式呈現：

台大公衛教授金傳春(中)大力疾呼政府應公開禽流感各項資訊，積極防疫。(圖/汪文豪攝)

H5N8源於曾感染人的H5N1，病毒量更高，繁殖力更強

為何我對這次新爆發的H5N8疫情如此憂心？因為舊型H5N2疫情與現在新爆發的H5N8、新型H5N2與新型H5N3等疫情完全不一樣，因為新型的鹼性胺基酸更多，致病性更強，HA的組裝能力更強，而且H5N8的HA與H5N1的HA有相關性，可是這波H5N8比H5N1所產生的病毒量更高，繁殖力更強，複製的病毒量也更多。

我們已經很清楚H5N1會感染人，致病的機制為何，因為H5N1其中的六段內部基因是來自H9N2，這個H9N2是來自鵪鶉。在中國大陸發生禽流感傳染人的H5N1、H5N6、H7N9、H10N8等亞型病毒株，都有6段內部基因都是源自H9N2亞型病毒，因此中國大陸與香港對於H9N2的組成與內部基因與分子非常了解，可以做出風險評估。

但是我們現在對於幾株在台灣發現的新型禽流感病毒，因為還不知道6段內部基因與分子，所以無法進行風險評估。所以這也是我大聲疾呼農委會要趕快做出完整基因序列分析的原因，有了這些資料，才能進行風險評估，在防疫上領先疫情的傳播。

動物流感病毒資訊公開速度　台灣還落後中國

感染高病原禽流感鵝隻眼眶泛紅，無精打采。

傳染病防治必須要跑在疫情之前，所以前瞻性非常重要。中國爆發H7N9禽傳人事件後，很快把禽流感病毒8段基因序列分析完成，並且將相關資訊在網路上公開供各界研究，無論是資訊公布的數量與速度，讓世界刮目相看。台灣的農委會畜衛所在這波疫情，發現到很多不同亞型，防疫工作值得肯定，政府也應給檢驗人員加班費，如果需要人力，學術界願意提供協助。

衛福部疾病管制署也曾開過會想要做風險評估，也是沒有新的資訊，無法判斷與擬定公共衛生的防疫策略。

針對這波新的疫情，全世界都在看我們怎麼做，目前極需科學研究明瞭此波流行病毒株的感染源與流行走向，因此我懇請行政院成立「新型禽流感病毒探研工作」小組，凝聚國內跨領域的相關專業人才，齊心協力解決這次疫情。

施打疫苗易造成病毒落地生根 多國已有前鑑 建立一流偵測系統 才是施打疫苗的先決條件

國際上禽流感防疫成功的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日本、韓國等，他們強化病毒偵測系統，嚴禁家禽業使用疫苗，只要在家禽場監測出H5或H7禽流感病毒，全部撲殺，不讓病毒在環境中生根。反觀防疫失敗的中國、越南、墨西哥與印尼，因為開放家禽產業使用疫苗，幾乎每年都爆發新疫情。如此看來，施用疫苗對家禽產業造成長痛，農民損失更大。

為什麼我一直不贊成現階段台灣針對家禽施打疫苗？本來自然界流感病毒演化速率比較慢，尤其禽流感在水禽演化比較慢，不去打疫苗，就不會提高病毒選擇上的壓力（selective pressure），就不會提升遺傳變異度，但是一旦打了疫苗之後，會帶給病毒selective pressure，加速病毒變異度，更難掌控未來的流行走向。

事實上，香港是唯一採用禽流感疫苗而成功防疫的實例，所有禽流感病毒研究都發表一流的國際期刊，他們用生態學的眼光去做偵測，去瞭解禽流感的基因庫，台灣本土過去沒有H5N1在禽在人身上流行的經驗，所以我們公共衛生學界非常緊張。

香港雖然也針對家禽施打禽流感疫苗，但是香港的家禽場規模小，官方偵測病毒血清抗體陽性反應的能力非常強，因此有條件靠疫苗控制疫情。不過，台灣與香港條件不同，不但養禽場的規模較香港大很多，家禽場的飼養密度與分布密度也較香港高，而且台灣對於禽流感病毒的偵測規模也沒有香港徹底，目前尚不適合開放對家禽業施打禽流感疫苗。

台灣農政單位禁止施打疫苗，但無論官方或是我的研究，均發現從台灣雞隻分離出的舊型H5N2可溯源自1994年墨西哥H5N2病毒株，屬於美洲型，邏輯上不可能每年有1994年的美洲野鳥飛來台灣。此外，舊型H5N2病毒株與日常我們在台灣野鳥身上分離出H5N2病毒株屬於歐亞型不同，不太可能是候鳥傳入，人為因素非常高，台灣也是受害者。

台灣2003、2004年在養雞場發現舊型H5N2低病原禽流感病毒時就大量撲殺，所以延緩病毒從低致病性變成高致病性的時間，不像美國費城或墨西哥所發現的H5N2短短幾個月從低致病性變成高致病性。但是台灣的病毒可能沒有根絕乾淨，或是私下施打疫苗的情形還在，導致來自墨西哥H5N2與本土雞隻常見的H6N1發生多次基因重組變異產生新的病毒株，而且病毒株還不斷變異當中，所以懇請禽農不要施打疫苗。唯有根除病毒，台灣家禽才能恢復外銷的往日光榮。

因此，一旦發現低病原H5亞型病毒株，採取撲殺與消毒手段，才能抑制病毒在環境中生根與變異，施打疫苗絕對不是控制疫情的解決方式。世界知名的禽流感防疫專家，包括日本北海道大學的Hiroshi Kida教授、美國的Robert Webster教授、美國農部的 Suarez博士與香港大學的管軼教授，都反對針對家禽施打禽流感疫苗，而且來台灣參加多次國際會議，均向農委會與畜衛所誠懇建議。

我認為，無論養禽場撲殺與否，現階段最重要的是趕緊公開病毒基因序列相關資訊與流行病學調查，如果畜衛所因為檢體大量湧入而無法短時間判別6段內部基因資訊，流行病學界非常樂意協助分析，一旦發現病毒有傳染人的風險，就立即強化人畜兩介面的防疫工作。台灣在全球禽流感的防疫與研究上，絕對可以扮演領先與標竿的角色，關鍵在於政府是否落實資訊公開。我個人希望用開放的心胸，討論出最適合台灣的防疫策略。

金傳春認為，禽流感防疫若要成功，早期監測病毒採取撲殺手段是關鍵，切勿施打疫苗。

由於此番禽流感爆發，第一個通報是7日屏東蛋雞場檢出H5N2亞型禽流感病毒，7～8日送檢24個雲林縣4鵝場確認感染新型H5N2禽流感、嘉義縣1種鵝場確認感染與韓國株相近之H5N8亞型禽流感，隨即按照程序撲殺清場並通報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

雁鴨科未見橫死  過境水禽未驗出H5N2、H5N8

由於傳出疫情的場所包括嘉義、雲林沿海鵝場，而這些鵝場通常位於海邊，採開放式養殖，因此防檢局「研判兩株病毒均可能來自候鳥，經媒介傳至國內水禽場。」；但是鳥類研究調查人員指出，大型雁鴨科較有可能是病毒載體，但台灣未見未見雁鴨科離奇死亡個體。

台北市野鳥學會總幹事何一先說，養鴨場、養鵝場這些開放的場域常見的以鷺科居多，例如大白鷺、蒼鷺，其次是留鳥，如紅冠水雞、麻雀、紅鳩；雁鴨族群未有大量死亡（非基於保護產業的刻意毒殺）候鳥。

他進一步解釋，自從1997年香港爆發人畜共通的流感，隔年即與防檢局合作進行野鳥監測，每年都會根據鳥調，在過境雁鴨密集聚集之處，進行採樣；在調查採樣方法上，十幾年來，逐步配合國際要求的標準方法，1年約採3800樣本數。地點包括：

• 雁鴨科：台北淡水河流域的華江雁鴨公園、關渡自然公園、宜蘭蘭陽平原、嘉義鰲鼓溼地、布袋鹽田；台南七股、四草溼地；高雄茄萣濕地、金門。
• 鷸鴴科：台中清水濕地、金門。
• 燕鷗科：台南以及馬祖。

這些樣本先送到淡水家衛所檢驗之後，將資料送到防檢局，若驗出有H5、H7系列病毒，都需通報OIE。目前只有發現低致病病毒，並沒有這次爆發疫情的H5N8、H5N2新型病毒。

國外曾在野鴨身上採到H5N8病毒，但鴨子看起來是健康的¹。

養殖場通報系統是關鍵  農民安心是學問

此外，若由野鳥傳播，似乎無法解釋何以號稱五星級養殖場也會感染疫病。屏科大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學者陳貞志表示，連養殖場都發生疫情，恐怕得從養殖場通報系統了解。

防檢局雖設有通報專線，但農民能否安心通報又是另一回事了。陳貞志即舉紀錄片《不能戳的秘密》，片中農民常因擔心一旦讓消費者得知農場有疫情，將影響其經濟收入，常會隱瞞疫情；因此當爆發疫情，往往來不及預防，而需全場撲殺。

監測、通報資料  應定期公開

另外，何以疫情的散播這麼迅速，防檢局具備監測禽感流至少10年的經驗，照理說，應能事先提供預警，轉化為預防之道控制疫情，而非已造成嚴重的結果，才回報撲殺情形。「當疫情零星發生時進行圍堵，會比全面性爆發再處置容易。」

H5N2、H5N8病毒傳染給哺乳動物的機率很低，而這兩隻病毒怕熱，只要蛋、肉煮熟，不至於有感染的危險；最主要的感染管道是接觸，最嚴重的損失仍然是經濟層面的。

「站在保育醫學的立場，監測資料必須公開透明，通報系統安全流暢，並發揮預警、預防功能」陳貞志說，監測結果更應定期提出報告，資訊易查、透明、公開，例如OIE每年都會針對監測結果討論，是否發現高致病性病毒，是否感染給豬隻，傳染人的潛力等，警告接下來的病毒株，公開討論結論，進行相關預防措施；WHO也會依據監測結論發展隔年的流感疫苗。

他舉加拿大為例，對於水鳥有很多立法，規範民眾與水鳥相處之道，此外，更是積極監測禽流感，提出預測，以及預防之道。而台灣雖有監測，但似乎缺乏強制規定，常有隱匿情事。

賞鳥保持距離之美　鳥調有助監測

何一先說，這幾年雖未於野鳥身上發現H5N8或H5N2病毒株，也未發現有集體死亡（非指刻意毒死）的野鳥，自然不會發出預警；按照之前台灣的案例，反而是養殖場傳出高致病原病毒，一兩年後才在野鳥身上發現同樣的病毒；他擔心過一兩年後，同樣的事情再度重演。

雖然目前尚未確定是否來自候鳥，但何一先表示，台北鳥會願配合政府，在發病的養殖場附近進行監測，觀察是否有候鳥集體死亡或附近常出現的禽鳥種類，協助防疫。

陳貞志說，韓國在去年初就提出預警，去年底台灣幾個鄰近國家，如韓國、中國，都傳出疫情，卻未見防檢局進一步就此事提出預防之道。不具名鳥友也表示，台灣不該對疫情存僥倖心理。

目前需要監控的是病毒株的發展，會否感染給哺乳動物；養殖場應慎防野鳥進入。

而此刻正舉辦以及即將舉辦的「新年數鳥嘉年華」、「土豆鳥大調查」，都不鼓勵過度靠近野鳥。特有生物保育中心棲地生態組組長林瑞興則表示，流感病毒一直都存在大自然中，此次入侵病毒尚未有感染人的案例，並不需特別恐慌；反而因這些數鳥活動，更能察覺是否有野鳥異常死亡狀況，鳥友不需過度擔心。而這也再度提醒民眾，不要過度靠近野生動物，保持距離美感，對彼此都是好事。

註解：

1.參考《Questions and Answers on High Pathogenic H5N8 Avian influenza strain (Update 27/11/2014)》 提到一隻德國打下來看似健康的野鴨，驗出H5N8，但主動的野鳥監測卻未檢出，這和台灣的情形有點類似。

發展潛力贏過汽車 自行車產業創造最多新工作

魯汶交通運輸與移動研究所，即將在12月正式發表「歐洲自行車產業的就業機會現況與成長」研究。內容指出，歐洲自行車產業雇用員工比採礦及採石業還多，且幾乎是鋼鐵業的兩倍。

自行車經濟約有65萬位雇員，包括自行車生產、旅遊、零售、基礎建設和服務，多於採礦採石業的61萬5千人和鋼鐵業的35萬人。

研究發現，自行車的雇用密集度比其他任何運輸業都要高。舉例來說，自行車經濟成長創造就業機會的潛力比汽車產業高，每百萬歐元營業額雇用人數是汽車的3倍。

委託研究的歐洲自行車聯合會（ECF）發展主任Kevin Mayne說，這份報告明白地告訴政府和地方當局：「從交通、氣候變遷和健康預算來說，投資自行車都是正義之舉。我們現在可以說，每蓋一條自行車步道和每新增一位單車族，都對創造工作機會有所貢獻。投資自行車業比投資任何其他交通運輸產業，都能獲得更好的報酬。」

貢獻地方產業 包容低技術勞工 低碳經濟未來看好

新研究也很意外地揭露，「自行車旅遊業」（包括住宿和餐廳）是新興自行車經濟的大宗，雇用了52萬4千位雇員，第二名是零售業，雇用8萬位雇員。研究更指出，一般而言，自行車就業機會在地緣分佈上比其他產業更穩定，更包容低技術勞工。

新研究也提及自行車產業能帶給地方產業的意外連鎖效益。自行車「對地方經濟的貢獻比其他運輸模式更多」，因為「自行車騎士比其他交通工具使用者更常去地方性的商店、餐廳、咖啡廳。」

「這份報告也顯示，適當投資轉型至綠色、低碳經濟，能夠創造工作機會。許多運輸基礎建設需要投資，包括自行車在內。」歐洲工會聯合會發言人Julian Scola說。

ECF指出，電動自行車等新技術、道路安全活動和基礎建設計畫能夠進一步刺激自行車經濟。ECF的目標是讓自行車占歐洲運輸預算比例達到10%。

研究證實 空氣汙染導致心血管、呼吸疾病

空氣污染已被證實與高血壓、心臟和呼吸系統疾病有關聯，而心臟相關疾病和第二型糖尿病有許多共同的風險因子。過去研究也發現，可能由空氣污染引發的血管發炎，和第二型糖尿病之間有所關聯。

這項在歐盟SAPALDIA計畫之下進行的研究，根據另一項在瑞士進行的大型研究，採用其空氣污染與心肺功能數據，檢視空氣污染和第二型糖尿病之間的關聯性。

研究人員針對2002年的面訪和調查資料，檢視參與者的生活型態和健康狀況，如是否被診斷出糖尿病、高血壓或呼吸道疾病等；也檢視當時的血壓測試結果以確認參與者是否有糖尿病。

在6,392位29至73歲的參與者中，有315位（5.5％）患有第二型糖尿病。糖尿病年齡較大、體重傾向過重、較容易有高血壓、較傾向抽煙而且教育程度也比非糖尿病患者低。因為過去曾有研究顯示噪音和第二型糖尿病有關，研究者也估算了參與者住家地址暴露於道路交通和鐵路噪音的程度。

最新研究：PM10濃度低於世衛標準 糖尿病風險增

為了估計每位參與者住家長期暴露室外空氣污染的程度，研究人員以監測點資料建立出2002年前10年期間的PM10（大小達10微米的粒子）水準模型，用來表示一般室外污染，也建立二氧化氮（NO2）水準模型，表示交通相關的污染。

參與者的平均PM10暴露為22.3 µg/m3（每立方公尺微克）；相較之下，世衛組織的準則則為20 µg/m3。

研究人員發現，空氣污染與第二型糖尿病呈現正相關，即使把交通相關噪音暴露、健康狀況、生活方式因素和社會經濟狀況考慮在內，結果也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就PM10而言，即使在低於WHO空氣品質準則濃度時，這種關聯也成立。

研究人員發現，調整其他影響糖尿病風險的因素後，PM10每增加10 µg/m3，糖尿病的患病率會增加40%，而NO2每增加10 µg/m3，糖尿病的患病率則會增加19%。

雖然此研究無法包含參與者在工作環境或是遠離居家處暴露於空氣污染的程度，結果支持了長期暴露於空氣污染可能導致第二型糖尿病的假設。

根據環保署及高雄市環保局公布的資料，日月光高雄廠近3年來因違反《水污法》已被罰25次，其中放流水不符標準12次，未採取或不符合水污染防治措施11次，累計罰金541萬元。證明日月光是放任廢水連續污染也未改善的累犯，絕非如其辯稱的僅是單一違規事件。

去年10月因排放未經處理的強酸廢水、又用自來水矇騙稽查，遭勒令停工並追討1億1006萬不當利得。現在日月光一面積極準備復工，一面則不服高雄市政府的判決而提起上訴。

日月光漂綠手法大公開

• 年捐一億做環保
  事實上：捐款用途不明，但確定可以節稅。
  
• 幫高市國小換LED燈
  事實上：小學多已使用節能燈具，校方建議改為圖書、教學設備、環境教育方案等補助，
  卻被拒絕或石沉大海。
  
• 與第一科大合作，成立永續發展中心，推動民眾環境教育
  事實上：讓污染環境的企業來推動民眾環境教育，豈不諷刺？不如依據我們提供的檢驗清單，先作好環境保護。
  
• 誇口「未來排出的任何一滴水都不會是污水」
  事實上：連放流水符合灌溉水標準都不願承諾，也沒有提出污染零排放的時程，卻對媒體大言不慚。
  
• 補助南區五大專院校研究計畫
  事實上：每案僅80-100萬，效果有限且多用於協助廠內需求，意圖收買、綁架學術機關。
  
• 植樹、綠建築
  事實上：日月光應先停止汙染環境，做好基本課題。

當日月光摩拳擦掌準備復工時，後勁溪底泥的重金屬仍然超標，下游1390公頃灌溉農田、出海口養殖漁塭及近海漁業仍被迫取用污染的溪水，居民及社會大眾則被矇在鼓裡，無從得知日月光及政府做了那些補救措施。

但日月光根本不在意這些事！

日月光不願投資在能真正改善後勁溪環境的實質作為，也不接受社區及公眾監督，反而到處撒錢、做公關，從事許多漂綠、錦上添花行為，只為了掩蓋其應盡的責任義務，替復工營造社會形象。

企業社會責任

國際間已經將「移除有害毒物」、「保護環境」、「落實資訊公開及公眾監督」視為企業應盡的社會責任，國際電子大廠也將這些社會責任納入對供應商的基本要求。我們曾警告Apple、Intel，日月光並沒有盡到企業社會責任，但是，Apple不僅沒有積極管理好它的供應商，反而對日月光大筆下單；包含Intel等諸多國際電子廠商在內的EICC(電子行業公民聯盟)迄今也沒有提出對日月光的調查報告。換句話說，這些大廠所謂「關心製造國的環境、肯認利害關係人的權利」，都只是空口白話，而即將上市的產品(例如，iPhone6、iWatch)，則是用犧牲台灣環境品質、剝削台灣人民知情權，製造出來的黑心產品。

另一方面，台灣的法規及執法則顯得落後。現行《水污法》罰則過輕，也僅規定改善污水處理設備，完全沒有要求違規企業修復受損的環境、負起社會責任；高雄市政府雖大刀祭出停工處分，卻因畏懼被廠商求償，後續僅消極地「依法行政」，不敢要求企業承擔責任、審查也不公開透明；身為日月光主管機關的楠梓加工出口區及經濟部工業局則完全置身事外，看不到對日月光進一步的督導與要求。

全民一起來監督

如果企業不負責任、政府也不督促，最後將拉低台灣企業水準、降低整體競爭力，更糟的是，賠上我們賴以維生的環境和糧食安全。我們針對日月光、高雄市政府、中央政府量身打造3張檢驗清單，供社會公眾檢驗：企業與政府做了什麼、沒做什麼？請您加入我們的查驗行列。

拯救台灣，即刻加入我們的行動

我們呼籲日月光：

1. 承諾放流水符合灌溉水標準，提出污染零排放時程。
2. 調查並釐清對後勁溪的污染比例，復原後勁溪並賠償農漁損失。
3. 切實公開汙染排放資訊，接受社區監督。
4. 直接將每年一億捐款，捐入中央或地方政府的「水污染防治基金」，供台灣河川污染防治與調查使用。
   

彙集共同聲浪，立即寫信，要求Apple、Intel負起供應鏈管理職責。

就在復工前，社區居民採集到日月光排放口尚未流入後勁溪的廢水，經高海科大檢驗後，發現重金屬鎘超過放流水標準2.8倍。由於該排水道只有日月光一家事業廢水及生活污水，且鎘是半導體的重要成分，因此日月光嫌疑最大，令人擔心其廢水處理功能不穩定，恐會重演污染事件。

日月光回應廢水中的鎘與他們無關，因為製程沒有使用鎘。然而消息指出，日月光廢水中確實含鎘，只是濃度多寡而已。要回應社會的質疑，應該拿出同日的水質監測資料接受公評，但是日月光拿不出來，只想撇清。這種行為毫無企業社會責任中資訊公開的精神。

什麼是企業社會責任（CSR）？簡單說就是自己造成的污染和風險要自己負責修復，包含「移除有害毒物」、「保護環境」、「落實資訊公開及公眾監督」。我們盤點了日月光、高市府及中央政府的責任，詳列如下，供社會各界稽核。

事實上，社會對日月光的期待無非就是負責兩個字，遺憾的是，日月光年年寫CSR報告，實際卻是完全沒有做到，相反的卻是花大錢做公關、購買漂綠贖罪券，把自己裝扮得綠油油，例如強行幫早已使用T5節能燈管的學校換LED燈具，浪費資源又造成學校困擾，只為自己擦脂抹粉，對於真正能改善後勁溪的工作則毫無作為，對於公民團體具體明列的項目完全避不回應（詳見「全民稽核日月光」行動專頁）。所幸，社會上仍不乏民眾與我們一樣看穿日月光披著綠皮的不負責任行為。

政府、企業、公眾三方制衡與合作才能保護環境，面對不思改變的政府和企業，唯有更多人民睜開雪亮眼睛、加入環境保護的行動，才會有更多力量促成改變。日月光事件已經喚醒許多人對環境污染的關切和認識，雖然它在不符期望之下獲得復工，但累積在社會裡的動能也將會持續下去。

人們往往避談災難，以為如此就能避開災難，殊不知那是自己的短視。如在行水區蓋旅館餐廳的人們往往以為不會出事，卻不知那本來就是河走的路。沒見過、不知道，就以為沒事，正是國人欠缺防災觀念的原因。

人類力量之窮，無法控制天災，卻可降減人禍，而這端賴風險意識建立──我們必須了解，災禍與我們共存，了解災難發生的可能、做好準備、適當因應、妥善避災，便可以減少受災傷亡的機會。

因為資訊的不透明，全台灣上百家弱勢福利機構設置在災害潛勢區，因此，本專題特別強調政府資訊公開、國土規畫與社區知情權，在公部門完成災害潛勢圖、土地受力等公開的基礎上，民眾、社區與社福團體便能根據相關資訊，做好防災、救災準備。

以高雄氣爆為例，若民眾連自己城市底下鋪排管線，管線輸送的化學物質都不知情，怎能意識到災禍有發生的一天？若民眾辛苦存錢買了房子，卻不知此地是易淹水區或是土石容易滑落，甚至位在斷層帶上，不但疏於防範，更可能造成難以估計的生命財產損失。因此，我們主張政府應確實公開災害潛勢圖等相關資訊，讓民眾得以查詢，更應主動提醒民眾居家所在位置的災害風險。這個主張，在本報於北高兩市進行的民調中，也受到近8成受訪者支持。

此外，政府應改變由工程主導防災與重建人定勝天的思維，朝非工程防災計畫思考，依土地災害風險，進行國土與都市規畫，停止過度開發災害潛勢區，勿再鼓勵人口移入災害風險區，否則後果恐怕無法承擔。

20年前，阪神大地震發生後，日本政府便意識到，自助、互助與公助的比例是7：2：1，除了廣推「防災士」的防災人員外，還加強「活化民間防災力」、「防災造街」等計畫方向，都是透過民間組織、社區與企業共同合作連結，建立社會整體防災力基礎。在要求政府確實公開資訊、做好國土規畫、儘速通過國土規畫法同時，也應該要求自己參與並建立防災意識與防災網絡。

沿岸海水性質改變 二氧化碳濃度高出大氣3倍

大氣和海洋的二氧化碳含量平均增加了30%，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正在改變全球海洋的pH值，有些海域情況則更糟。

為進一步探討海洋酸化對珊瑚礁的影響，澳洲海洋科學院資深科學家Sven Uthicke和研究夥伴在過去3年間，蒐集了大量沿岸和離岸珊瑚礁水域樣本，以及今日和30年前的海水品質資料，比較其中差異。

研究發現，離岸珊瑚礁海域的二氧化碳濃度增加速度與二氧化碳在大氣中增加的速度相同；沿岸珊瑚礁海域的二氧化碳濃度增加速度，卻是大氣的近3倍。

此外，科學家將這些樣本和澳洲海洋學院30年前蒐集的水樣本作比較，結果指出這是近期的現象。研究團隊認為，水中二氧化碳濃度增加，「很可能是人類活動增加沈積物和養分的關係。」

Uthicke說，「30年前並沒有沿岸海水比離岸海水酸的現象。海水在這30年間的確有所改變。」

酸化的海洋世界 海藻取代珊瑚 甲殼動物沒有殼

酸化的海水對珊瑚礁和甲殼動物危害最大。研究者解釋：「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溶解在水中，造成海洋酸化，降低了海水的pH值，改變其碳酸鹽化學性質。這會讓許多海洋動物難以形成碳酸鹽甲殼和骨骼。

科學家近年也發現，海水酸化的影響有如慢性毒藥，會改變魚類歸巢的行為，甚至是偵測掠食者的能力。

沿岸珊瑚礁的改變，很可能是人類活動導致海洋酸化的後果之一。Uthicke表示，由於養分進入海洋的情況加劇，形成適合褐藻生存的環境，海洋酸化程度增加也可能進一步增加海藻的生存優勢，讓珊瑚礁生態的優勢物種從珊瑚蟲變成海藻，且恐怕將取代沿岸珊瑚蟲達數十年的時間。

人為汙染仍是主因 科學家：像是出了差錯的實驗

研究團隊懷疑，沿岸海水污染減少了有機體光合作用所需的光線，所能處理的二氧化碳也因而減少了。Uthicke說，海洋化學性質和生物學之間有複雜的交互作用，「環境變暗，生產力降低，二氧化碳含量升高了。」

研究認為，這個現象就像是在澳洲最珍貴的生態系統之一作大規模化學實驗，而實驗出了差錯。

這份研究報告「珊瑚礁危機：大堡礁沿岸珊瑚礁的碳化學」於上周發表。Uthicke說，這個研究凸顯了持續研究大堡礁水質的必要，讓科學家能深入了解沿岸海水酸化速度比離岸快的原因。

為此，立委陳歐珀辦公室10日主辦安檢報告公聽會，找來反核團體、地質學家與台電、原能會等交鋒。雙方從核四周遭到底有沒有斷層、通過安檢等不等於安全，意見都非常分歧。

台電已在1日將封存計劃送至原能會，將由原能會進行審核，預定從明年1月起封存3年，直到2017年年底，但台電仍將2018年啟封視為目標，也因此，安檢的範圍與相關內容，仍是問題與爭論所在。台電核發處副處長梁天瑞強調，雖然核四曾經風風雨雨，但現在已經都將過去的錯誤修正好了，當中共修正了262個問題，證明安檢並不是玩假的。至於為何僅公開了摘要版，梁天瑞解釋為「我們不希望委員的審查被干擾」。

目前安檢報告還在原能會審核中，預計將花4個月在年底完成，但經濟部卻已經逕自宣布核四安全，賴偉傑指出，這是給國人「通過安檢就表示核四安全」的錯誤解讀。但此安檢僅對系統控制等設備做檢查，卻對於斷層、地震、火山、甚至核災應變計畫等並無討論，因此遭賴偉傑批評為「假安檢真施工」。

本次公聽會中對斷層花了許多時間爭論，梁天瑞強調「核四周圍沒有能動斷層」，他説，雖然核四周圍有斷層，但並不是活動斷層，梁天瑞解釋，核能法規所定義的斷層與一般認知不相同。並不是1萬年內有活動紀錄的「活動斷層」，而是定義為3萬5千年內有活動的「能動斷層」。

他更表示，東北角是台灣地震發生的最少的地方，強調從地質的角度看核四是安全的。但海洋大學教授應用地球科學研究所李昭興表示，「全世界沒有核電廠像我們靠近著這麼多火山。」東北角附近海域有很多活火山，從東北角與宜蘭遍佈溫泉便可知，明顯潛藏極大的危機。「對研發地熱來講是好消息，但對核電廠來說便不是了。」

李昭興強調，核四的第一、第二反應爐之間地質破碎，有低速帶與破碎帶，也就是斷層。這些事情已經爭論了30多年，至去年4月還有4位教授在立法院建議分別以「利用多音束精密測深儀測繪貢寮外海的火山與斷層分布」、「利用紅外線空載光達資料，分析貢寮陸上的斷層分布」、「利用高工局雪山隧道鑽井及地球物理資料，分析6條主要斷層延伸到核四廠的可能性。」等方法進行研究，而據他瞭解，這些調查都已經做了，卻遲遲不願意公開，讓他相當不滿。

李昭興更指出，以距核四僅16公里的雪隧來說，因為當地有6處地震帶斷層、98處剪裂帶及36處地下湧泉而讓工程進行困難，因此晚了8年才通車，那麼台電為何不去認真弄清楚到底有多少條斷層延伸到核四廠附近，卻反而一再聲稱核四的地質非常安全？

李昭興提出許多資料，提出當地地質活動多，地層可見火成岩、雲母物質等，且琉球海溝約150次一次的大海嘯週期將至，這些事實不容掩蓋，台電更該提出國際文獻與規範，說清楚核電廠與火山、斷層到底要距離多遠才安全。

梁天瑞解釋，海底火山距離核四50到80公里，其實相當遙遠，且台電已經模擬過100公里海底斷層錯動，以這麼高的規格去計算，即便引發海嘯，依然不會威脅核四。

陳歐珀表示，由於立法院即將開議，他歡迎民間團體及學者專家盡量意見，他將為此進行質詢行政部門。也向要求提供多項資料，以便民間閱讀，包括像台電要求2013年由立法院決議重作之地質調查報告、一號機試運轉測試再驗證安檢期間專家顧問所提供專業建議之紀錄、安檢委員名單和資歷◦ 並請原能會行文美國核管會詢問DRS公司PLuS32儀控平台系統之審查進度並提供該項資料與提供核研所於2004年對核四廠緊急處置安全儀控系統(ESF)設計變更案所作的評估報告◦

坦白說，雲林縣政府會同意將該地變更為學校用地，讓學童遷到距離不到1公里處的六輕VCM廠上課，就已經是輕率之舉，但更令人驚訝的是，在國衛院及台大公衛學院的檢驗報告出爐後，各界一開始無關痛癢的反應。

面對這分曝癌報告，國衛院派到雲林報告的代表一開始避重就輕，無視自家報告的嚴重性，反而轉移焦點去談報告中已控制的二手菸問題；而在台北參加公聽會的代表，則更嚴斥自家報告的方法論，不但否認有VCM暴露可能，更質疑該報告，為何沒有六輕廠內員工暴露資料？「如果廠內暴露情形沒有比廠外嚴重，那就要追問廠外暴露的來源。」

如果討論的是一篇學術論文，這些質疑都言之成理，公衛學科就如同社會學科，必須藉由「方法論」去了解實相的世界，既有方法論，就不可能百分之百的與實相世界完全契合，必然要討論更適切的方法或指標的可能。

但這不只是學術的討論，許厝分校學童的健康不只是研究中的「依變項」而已，他們才是這個研究的主體，85位人生才起步的學童，面臨迫切的危機，不談「國家主人」這樣的陳腔爛調，只要問一句，「如果這是你的小孩？」就能總結許厝分校學童曝癌危機的重點。

從中央到地方的政府官員都該捫心自問，如果這是你的小孩？你會說，再等一下，等確定是VCM暴露造成的，或是要確定要多少VCM暴露才會造成致命的傷害時，才開始採取行動嗎？

一開始孤軍奮鬥的研究負責人、台大公衛學院教授詹長權說，公衛或醫學的研究，最重要的永遠是被研究的人；這更應該是國家對待人民的標準，當國衛院代表在質疑這次報告並未列入六輕員工時，他們其實更該問問自己，身為國家重要研究單位的國衛院，為何拿不出這樣的研究數據或報告，六輕20年，如果國衛院時時以國民健康為重，不是早該將雲林、尤其是麥寮、台西鄉的居民健康列為重點嗎！

令人稍感安慰的是，國衛院終於在報告曝光後一周寫信給許厝分校家長，告知VCM暴露會造成長期的傷害，因此「不能等到研究證實有危害才有行動」；而教育部、衛福部、雲林縣政府也於上周開會討論，作出許厝分校新學期暫時安置的決定。

但這還是很消極的，許厝分校學童個案，只是浮出冰山的一角而已，有人質疑學童再遷移，理由是如果學童有VCM暴露，居民難道沒有，難道也要遷移？其實，這個質疑碰觸到核心，如果確定六輕造成嚴重的VCM暴露，遷移學童其實只是掩耳盜鈴，因為其他的雲林麥寮人還生活在危機中。

雲林人不是二等國民，即使他們當初歡迎六輕進駐，但這不代表他們的健康就必須因此打折扣。如果這是個正義、平等的國家，許厝分校學童曝癌危機處理只是第一步，接下來更進一步調查六輕各種可能的污染，這不只是學者個人的責任，而是國家的責任！

案發時間是7月11日清晨4、5點，樹下里里長曾傳居發現，住家前面的水圳佈滿了油汙，於是趕緊通報環保局。

首先抵達現場的環保局副局長江盛任，一看事態嚴重，馬上著手調查，一查才知道，連客雅溪也遭殃，往上追查源頭，禍首就是香山工業區的華夏玻璃，重油洩漏了一整晚，釀成災害，環保局找上門時，廠方還不曉得漏油了。

溝泥車正清除殘油，這裡有個水閘門，事發當天是打開的，讓75噸重油沒有全部流往水圳，而是兵分兩路，一條流進農田水利會的汀甫圳牛埔溪支線，汙染長度約1公里，另一條則是走油車溝，接著匯入客雅溪，一直流到河口。

由於客雅溪適逢漲潮，重油回堵在感潮河段，當潮水退去，高潮線以下，河岸左側的邊坡與消波塊，都被烏黑的重油覆蓋，連河口的紅樹林也遭殃，灘地礫石間或多或少還有殘油，河口生態受到不少衝擊。

重油沒有佈滿整個灘地，招潮蟹在夾縫中求生存，但還是能發現，全身裹著重油，奄奄一息的可憐螃蟹。肉眼可能看不出傷亡有多大，但依賴這裡生存的漁民，感受卻最深。漁民楊先生表示，漁網卡到重油，損失了5、6件，更慘的是，平常抓螃蟹蝦子，一天可以賺個2、3千，自從重油汙染後，一隻也沒有，螃蟹聞到油汙就不敢靠近。

除油工作與時間賽跑，客雅溪每天兩次漲潮，滿潮時重油就泡在水裡，一天不清除，就多一分危機。除了用高壓水柱與吸油棉對付，香雅橋以上的河段，岸邊的翠綠雜草，也纏上了一條黑帶，只能用怪手直接挖除。河口的紅樹林也是直接砍除，受難的紅樹林約有1、200公尺，客雅溪在這裡來個大轉彎再流入海，紅樹林正對著客雅溪，颱風暴雨期間，它擋在第一線承受洪水衝擊，現在堤防少了紅樹林的緩衝，等於少了一層保護。

對於肇禍的華夏玻璃，環保局每天都盯著清除進度，並開罰了60萬元，新竹市環保局副局長江盛任表示，已經要求業者盡全力、用最短的時間，把受汙染的河川和灌溉溝渠全面清理，另外包括廢油與吸油棉，後續也要到合法處置場處理。

新竹農田水利會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因為汀甫圳牛埔溪支線，華夏玻璃在撈除重油後，就沒有後續動作，二期稻作通水在即，42公頃的農地，都靠這條水圳灌溉。

事發第5天，華夏玻璃終於開始處理牛埔溪支線的殘油，水圳邊還有2、3甲農地尚未收割，還需要引灌1、2次水，稻穗才能完全成熟，如今缺乏水源、土地也已經乾裂，可能會影響收成，嚴重的話，農民將血本無歸。新竹農田水利會管理組長陳美嫦表示，在緊急應變小組會議有討論，希望華夏用水車載水供灌，但還沒有看到廠方有此動作，後續關於農地的損失，可能由農民直接與華夏做協商。

在新竹農田水利會的紀錄中，華夏玻璃已經是累犯，不過這次災情最慘重，防溢堤底下有個雨水排水孔，過去發生漏油事件，已經要求封閉，這次卻又被打開，釀成災害。

然而就算排水孔有堵住，高達75噸的重油洩漏，低矮的防溢堤也是會破功，穿梭在香山工業區的牛埔溪支線，是一條不設防的水圳，對工業區來說，它是排水溝，工廠廢水直接流進這裡，過去曾經導致農地汙染，灌溉排水兩用的情況，始終存在危機。

新竹市環保局副局長江盛任表示，會從源頭管制，目前香山農地已經整治好，沒有再發生重金屬汙染，對於香山工業區是否規劃專屬排水系統，江盛任表示，目前還沒有這個規劃，水質也沒有再被重金屬汙染。

事發第7天，農民趕緊收割，收成的損失，新竹市政府應該要求廠方負責。華夏玻璃的管理，出了什麼問題？10公里長的重油汙染，讓華夏玻璃付出代價，也傷了公司形象，但環境受到的傷害，卻更難以彌補。

第八屆中國北京國際節能環保展覽會8日在北京開幕。這是吳敬璉在參加當天下午舉行的2014中國(北京)清潔空氣暨應對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國際研討會時指出的。

吳敬璉在會上表示，中國環境問題面臨嚴峻挑戰，多年積累的環境破壞問題在2010年突出表現出來，土壤、水和空氣等人類生存的基本環境受到嚴重威脅。他認為，中國現在要做的事，是如何才能有效實施計劃和達成減排目標，且最好能提前實現。

他指出，迄今為止，中國各地提出的大氣污染防治措施，比如採取提高燃油品質、提高汽車排放標準等技術手段，在經濟學上稱為“末端治理”，因為沒有消除污染物排放的源頭，所以事倍功半。

他認為，污染物排放過量的源頭在於靠投資驅動實現GDP高速增長的粗放經濟增長模式，它造成了產業結構、能源結構、城市結構扭曲，最終導致污染物的過量排放。“只有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才能消除污染物過量排放的源頭。”

吳敬璉又指出，更加深層的原因，是政府對於微觀經濟干預過多，監管不力；政府越位干預，鼓勵了高污染產業和超大城市的過度發展；政府缺位，意味著糾正負外部性的作用缺失。

他認為，必須實現政府職能轉變，讓政府從微觀經營活動中退出，專注于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彌補市場失靈，推動可持續發展和環境保護。

吳敬璉指出，加快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和轉變政府職能是實現防治大氣污染計劃的基礎，這兩項任務的實現又最終取決於全面深化改革的進程，而目前有很好的條件，因為“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對全面深化改革進行了部署”。

當天的研討會上，瑞典環境科學研究院資深科學家漢斯·馬丁·費爾姆稱，二戰後，瑞典的硫排放增多，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達到頂峰，該國出臺措施並鼓勵領國與之一起減少排放。

他指出，治理大氣污染並不是一個單一的計劃，而是綜合行動，需要跨領域、跨部門地對污染物進行減排行動，以形成多重效應。

美國環保署環境政策分析資深專家石智銳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他指出，治理大氣污染，首先要確定目標，制定跨部門、跨地域的綜合計劃，且在統一的目標下，各地區可以更具經濟發展差異確定排放限額，並嚴格懲罰機制，使違法成本遠高於守法成本，並鼓勵人們採取措施減排，這樣的綜合治理措施才能從根本上改善空氣品質。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駐華代表張世鋼指出，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二氧化碳排放量位居世界第一。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面臨眾多環境問題，但也通過努力為南南合作做出貢獻，比如綠色建築的技術和相關行業標準的成功經驗，已有一些亞太地區國家和非洲國家“示好”。

張世鋼透露，目前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正與北京就PM2.5治理進行評估與研究，相信北京的經驗以及中國在氣候變化、綠色經濟、污染治理方面的經驗具有國際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