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的微涼晚上，四名長期在中國「追著垃圾跑」的資深環境工作者陸續抵達台灣，用環保食物袋買便利商店的包子填肚子後，開始談起全球的減塑政策，講到一半，一聽到「給愛麗絲」的旋律就追了出去。他們是有「垃圾博士」之稱的中國零廢棄聯盟發起人毛達、零廢棄聯盟秘書長田倩、農村分類基金發起人陳立雯和香港綠惜地球環境倡議總監朱漢強。受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的邀請，展開為期近一周的台灣廢棄物議題參訪，從北到南，深入了解台灣垃圾處理的發展歷程。
垃圾與信任之間的微妙關係 反思北京「綠繡標」
「覺得台灣的垃圾處理做得很好，沒人關注垃圾問題。」田倩從過去接觸到的台灣夥伴身上，感受到的是垃圾處理的美好印象。
交流行程的第一日，四位綠色人物來到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的辦公室，由理事賴偉傑分享台灣垃圾處理政策的發展歷程。「資源回收是靠制度，不是單靠良心或道德」，賴偉傑從資本主義處理的邏輯著手，包括使用者收費、補助回收業者形成產業鏈、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會及資源回收四合一制度來說明，「有利可圖」如何成為台灣垃圾處理的關鍵。
而除了制度上的設計，「信任」也是垃圾分類、資源回收推動的關鍵原則。
熟悉北京垃圾分類的賴偉傑和綠色人物們，不約而同提到「綠繡標」——在北京小區監督民眾回收的人——這往往讓人覺得不被信任。在台灣垃圾分得不對、分得不好，處理單位有權利拒收、開勸導單，這是基於社會互信的垃圾處理文化。除了仰賴政府之力，台灣有多個社區以不同作法推動資源回收，形成新的社區自主商議垃圾處理模式，同時更促成社區文化、社會網絡的建立。
賴偉傑提醒，「只要把握原則，方法都是可以商議的。」掌握垃圾處理的關鍵因素，因地制宜，各地都可找出適合的垃圾處理模式。
回收數據遭踢爆 朱漢強探問：台灣減塑運動往哪走
全球的減塑運動正在發生，朱漢強向看守台灣協會秘書長謝和霖提出疑問：「怎麼看台灣塑膠運動的走向？」
長期關心台灣廢棄物議題的謝和霖表示，海洋廢棄物對於海洋生物的影響明顯可見，對民眾引起很大的迴響，並引發對塑膠議題的關注，讓塑膠減量產生很大的壓力。然而海洋廢棄物的問題，在於可以避免的沒有避免、可以回收的沒有處理。
提及零廢棄的概念，謝和霖強調，「不可能完全無塑，是從比較沒有必要性、生命週期短暫的物品先著手減量。」
看守台灣去年踢爆台灣回收處理天才的假象 。謝和霖也特別和中國綠色人物分享，台灣政府接近60%的回收率，與真實狀況有相當大的落差，包含環保局與焚化爐的數據落差、事業廢棄物的申報問題。
同樣以環保團體進行研究調查、追蹤焚化爐營運的毛達，詢問台灣焚化爐的監管狀況：根據公開資料，台灣有些焚化爐一年最多可以發生54次意外性停爐，這與焚化爐進場燃燒的垃圾種類相關。然而每次起停爐，是焚化爐排放最糟糕的時刻，形同運作500小時的排放量。毛達提出一份兩岸大學合作的研究報告，起停爐的排放量約佔正常運作、一年起停爐4.75次焚化爐排放量的75%，他半玩笑半憂心的總結道：「綜合看來，台灣焚化爐管理失控。」
台擴大限塑政策剛上路 中國限塑令十年 田倩：可為借鏡
2018年台灣擴大限塑上路、2月更進一步發佈一次性塑膠製品的減量或限用時程表，這一波的限塑政策，台灣環境資訊協會海洋小組的持續跟追功不可沒。「環資是從海洋開始關心，」海洋小組專案執行陳姿蓉分享道，從澎湖東嶼坪的生態島計畫，到台灣各地的生態工作假期，環資看見台灣海岸線上的問題，因此於2012年提出海洋及海岸線守護計畫，並在2013年展開海洋廢棄物監測行動，為了政策倡議和環境教育，運用公民科學家的方式，帶領民眾定期定點進行海洋廢棄物監測。
從海邊的垃圾，一路追回陸地上，陳姿蓉認為，「政策倡議是改變的途徑」，召開記者會、參與公聽會，並在2017年8月參與政府與公民團體一同運作的「海廢治理平台」，共同討論海洋廢棄物的預防與處理。
台灣的廢棄物政策，是「藥到病除」還是「短暫的止痛藥」呢？陳姿蓉以台南市禁用保麗龍餐具為例，政策推行後，反而出現了相較保麗龍杯，更難回收、更難處理的複合材質飲料杯；而購物用塑膠袋以價制量政策，也在實施後，出現許多「變通」方式，包含用不織布提袋裝飲料、飲料杯改為塑膠袋等「創意形式」。
中國在今年年初開始檢討已執行十年的限塑令，田倩表示，台灣限塑政策的執行狀況，可作為借鏡；討論到「生物可分解塑膠（PLA）」容器，陳姿蓉表示，這常被民眾認為是可回收、對環境友善，但實際上因為硬體設備不足而被拿去燒，毛達回應到，回中國後需要馬上跟在地政府溝通，避免新型態的材質成為政策的漏洞，以確實達到政策的目標。
從抗爭到共存 八里掩埋場與焚化爐
在陽光明媚微風輕拂的上午，一行人來到位於基隆的潮境公園。走在步道上眺望著遠方，一片蔚藍海域傍著壯麗的海蝕地形，海洋科技博物館產學交流組主任施彤煒組指著離「地面」近十公尺深的岩石說，「那是原本海岸的高度。」
潮境公園過去是基隆長潭里垃圾掩埋場，於1976年啟用、1992年停用，後續作為博物館用地由海科館負責。「想說不是蓋焚化爐靈骨塔，但是叫我們滾，差點被打」提及成立海科館的第一次說明會，施彤煒表示當地居民長年對於政府沒有信任感，「政府來都是亂搞、丟垃圾」，為了成立博物館，這群學者經歷長達15年的幕後工作，與居民溝通建立信任關係，海科館得以在2013年底開館，也才在2016年成立「望海巷潮境海灣資源保育區」，為基隆第一個海洋保育區。
潮境公園因為靠海，垃圾掩埋場上的覆土受海風吹拂鹽份較高，草不好長，覆土逐漸被雨水沖刷，走在步道上都看得到垃圾裸露；沿海的邊坡也在海浪的侵蝕下逐漸被掏空，過去三、四十年來的垃圾掉入海洋污染生態。與海爭地的後果，是潮境公園每五年就須要修一次，幾次修復下來已累積上億台幣的修復費用，而且並無法根除問題，眾人戲稱這形同是「工程永續」。
以永續海洋為使命的海科館，長年進行海洋監測，復育珊瑚、嘗試「修復海洋」，在地也有潛水志工幫忙撿垃圾，然而妥善治理昔日垃圾掩埋場的經費不足，也是這一片美麗海洋的隱憂。
在潮境公園海邊可以看到垃圾裸露的地方，綠色人物觀察台灣三、四十年前產生的垃圾樣貌。攝影：陳宣竹。
來到北台灣另一側的八里掩埋場，可以眺望台灣海峽。八里掩埋場目前是飛灰固化掩埋場，只收新北市三個焚化爐的飛灰，以及緊急災害產生的大量廢棄物。目前掩埋場已到第四期用地，接下來將開挖過去掩埋的生垃圾，進行挑揀，再行掩埋。看著曾經的山頭成為了垃圾山，垃圾減量、零廢棄，是這群綠色人物持續推進的方向。
隔壁的八里焚化爐，焚燒新北市民的生活垃圾以及事業廢棄物。長年追蹤焚化爐營運及監管的毛達，詢問台灣焚化爐的熱值，相較中國的焚化爐設計，台灣明顯比較高，但現階段也面臨焚化爐燃燒熱值高於設計熱值，焚燒效率不彰的問題；毛達也問到戴奧辛的監測，只要溫度800度以上就可以破壞產生的戴奧辛，廢棄物熱值高，加上在營運單位的控制下只要減少起停爐的次數，就能減少戴奧辛產出的可能，但當詢問關於周遭環境中戴奧辛的數值，焚化廠代表表示，他們平常有進行煙囪監測，並沒有針對環境中的數值定期監測，且環境中也不只有焚化廠會產出戴奧辛。
垃圾反焚 陳立雯：沒有民眾發聲，政府理都不理
離開掩埋場及焚化爐後，綠色人物們來到位於濱海道路旁，太平村自救會靈魂人物張新福的家中。
過去張新福反焚、反掩埋場，現在持續進行掩埋場和焚化爐的監督，但他強調「自救會不能把責任強加在居民身上，是自救自發。」昔日台北縣的八里、林口一帶，被規劃興建「數座」不同類型的垃圾掩埋場及焚化爐，地點就在居民居住幾百年的土地上，政府運用徵收，將城市發展產生的「成本」通通轉嫁到這個偏遠的社區。於是，張新福成為太平村自救會的指揮中樞，深謀遠慮規劃抗爭行動，「威嚇前一定利誘，但我們不接受」，即便二度被提報為環保流氓，張新福與夥伴們仍持續堅持，成功擋下灰渣掩埋場，各退一步的結果，是自救會開啟對掩埋場與焚化爐監管的道路。
「做運動不能趕盡殺絕，人情要留一線。」用著文雅的台語，自救會陳西田會長說道，對於當年的抗爭到現在能維持友善的監督關係，是這群從年輕奮戰到老的自救會成員的體悟，也是給社運夥伴的提醒。被問到會不會後悔？投身抗爭行動而丟失工作，幾度被暴力威脅的自救會核心人物謝玉麟說，「即便代價很大，但是大幹一場很爽」，持續堅持守護土地，甚至前一日才參與完焚化爐的定期民間監督會議。
與過去反掩埋、反焚、現在持續監督的林口太平村自救會交流，綠色人物都被成員的故事感動，熱血沸騰。攝影：陳宣竹。
回程的車上，過去也協助多個反焚團體的陳立雯有感而發：「垃圾反焚，在地民眾是最重要的因素，他們是內力我們是外力，沒有民眾發聲，政府理都不會理。」她並對比了北京的兩個案例，阿蘇衛焚燒場有一個60多歲的人跳出來組織民眾，轟轟烈烈地幹了一場，「雖然最後還是建了，但大家努力了一把。」南宮焚燒場則是出不來領頭、關鍵的人，反焚的力道就不夠。而在焚化爐建置之後，關鍵的問題是監督，中國的民眾是否也能如太平村自救會一樣，建立對焚化爐的監督機制，持續關注焚化爐的營運，這是中國待努力的課題。（系列報導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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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賴偉傑。陳宣竹攝。
看守台灣協會秘書長謝和霖。陳宣竹攝。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海洋小組陳姿蓉。陳宣竹攝。
潮境公園昔日是垃圾掩埋場，海科館的潛水志工除了復育海洋之外也協助淨海撿垃圾。攝影：陳宣竹。
目前已除役拆除的深澳電廠檔案照片。（轉載自台電月刊）
圖1a. 深澳更新案對於臺灣備用容量率之影響（高負載成長情境）
圖1b. 深澳更新案對於臺灣備用容量率之影響（中負載成長情境）
圖1c. 深澳更新案對於臺灣備用容量率之影響（低負載成長情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