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開氣候變遷國是會議

去年約略此時，民間團體與環保署確定大會延到選後的地球日或環境日，近一年的籌備時間則要加厚會議的實質密度，一改傳統大拜拜單向報告的形式主義弊病，進行「世界咖啡館」小桌流動討論的開放空間會議型態，由下而上激盪集體智慧。經過預備場及北、中、南、東四場地方會議，共有兩千人次參與，蒐集數百項意見，照經建會氣候變遷調適綱領八大面向歸類，讓政府部門後續得以追蹤管考。全國場再分四大群組，每桌由民間與政府各推一名桌長凝聚對話共識。大會第一天由四位民間團體代表，分別與四位部長級官員對話，第二天由這四名代表濃縮報告，總統聽取意見和回應。

    　檢討整個過程，更加肯定的是，後續必定得經過氣候變遷國是會議的政治協商，奠定我國「氣候變遷改革路徑圖」並付諸實施，才能徹底解決此一複雜糾結而牽涉廣泛的挑戰。

    　首先，總統府和各部會的參與度尚嫌不足，顯示政府還未普遍意識到這項文明存續的威脅，以至於政令宣導的比重成份仍舊太高。馬總統用很長時間談熱門的美牛，會後還與主婦聯盟董事長陳曼麗熱線十分鐘，卻是站在增加溫室氣體排放的那邊，致力推動全球化貿易和支持單一化工業畜牧業。而農委會主委陳保基「白鷺鷥變多證明環境變好」欠缺生態學基本常識的一番話，令與會者錯愕；溫和的某企業環保基金會代表，前一天便在農業與生物多樣性議程中，嚴厲抨擊農委會與國際脫節。此外，會中高度共識的能源稅（因同步降所得稅、又稱碳減稅），主責的歷任財政部長，從全國能源會議至今數年間，從不參加相關討論，馬總統的這項政見又極為關鍵的減碳政策工具，怎麼可能付諸實施。

    　其次，資訊公開才是民眾參與的先決條件，這也是貫穿四大群組的超級共識。早期籌備會有決議，要先在會議官網建置氣候變遷基礎資料庫，呈現客觀科學事實，作為各方對話的堅實基礎，卻因時間和資源等各種因素而未做到，實在可惜。所以，有些發言過於發散或走偏到錯誤的方向，大家也不忍苛責，所幸許多長期專注各領域的學者專家積極參與，和有組織的環保團體事先準備，才能順利收攏為一致的邏輯。但過去較少關心減碳和調適的政治人物參與時，不明究理的民粹式反射動作，可能會被少數既得利益擺佈，此次已設定的議程方向，需要匯聚更多堅實的知識研究做後盾，才能有效進行風險溝通。

    　最後，企業界參與攸關重大。不僅是身為主要的碳排放來源，也因國際趨勢加重企業社會責任，綠色採購和供應鍊管理都要求計算碳足跡，連主流金融投資業界也在綠化，要求做碳揭露專案（ＣＤＰ）。未來各國普遍實施碳關稅，台灣人均碳排放是世界三倍，面臨制裁風險極大，官方估計可能高達一四○○~五二○○億元。對於貿易為主的台灣，已是立即而明顯的危險，但各產業和各企業間，其責任、衝擊、利益、規模都不同，步調有快有慢急需整合。

    　在中科三、四期環評訴訟及國光石化環評爭議中，環保署長沈世宏站在與民間環保團體激烈對立的一端，加上各項層出不窮的環境爭議開發案件，雙方要坐下來進行對話殊為不易。這應該是氣候變遷對策的起點而非終點，政府將此會議成果帶到里約的第三次地球高峰會，才更有意義。（作者為綠黨中執委）

 
去年約略此時，民間團體與環保署確定大會延到選後的地球日或環境日，近一年的籌備時間則要加厚會議的實質密度，一改傳統大拜拜單向報告的形式主義弊病，進行「世界咖啡館」小桌流動討論的開放空間會議型態，由下而上激盪集體智慧。經過預備場及北、中、南、東四場地方會議，共有兩千人次參與，蒐集數百項意見，照經建會氣候變遷調適綱領八大面向歸類，讓政府部門後續得以追蹤管考。全國場再分四大群組，每桌由民間與政府各推一名桌長凝聚對話共識。大會第一天由四位民間團體代表，分別與四位部長級官員對話，第二天由這四名代表濃縮報告，總統聽取意見和回應。

    　檢討整個過程，更加肯定的是，後續必定得經過氣候變遷國是會議的政治協商，奠定我國「氣候變遷改革路徑圖」並付諸實施，才能徹底解決此一複雜糾結而牽涉廣泛的挑戰。

    　首先，總統府和各部會的參與度尚嫌不足，顯示政府還未普遍意識到這項文明存續的威脅，以至於政令宣導的比重成份仍舊太高。馬總統用很長時間談熱門的美牛，會後還與主婦聯盟董事長陳曼麗熱線十分鐘，卻是站在增加溫室氣體排放的那邊，致力推動全球化貿易和支持單一化工業畜牧業。而農委會主委陳保基「白鷺鷥變多證明環境變好」欠缺生態學基本常識的一番話，令與會者錯愕；溫和的某企業環保基金會代表，前一天便在農業與生物多樣性議程中，嚴厲抨擊農委會與國際脫節。此外，會中高度共識的能源稅（因同步降所得稅、又稱碳減稅），主責的歷任財政部長，從全國能源會議至今數年間，從不參加相關討論，馬總統的這項政見又極為關鍵的減碳政策工具，怎麼可能付諸實施。

    　其次，資訊公開才是民眾參與的先決條件，這也是貫穿四大群組的超級共識。早期籌備會有決議，要先在會議官網建置氣候變遷基礎資料庫，呈現客觀科學事實，作為各方對話的堅實基礎，卻因時間和資源等各種因素而未做到，實在可惜。所以，有些發言過於發散或走偏到錯誤的方向，大家也不忍苛責，所幸許多長期專注各領域的學者專家積極參與，和有組織的環保團體事先準備，才能順利收攏為一致的邏輯。但過去較少關心減碳和調適的政治人物參與時，不明究理的民粹式反射動作，可能會被少數既得利益擺佈，此次已設定的議程方向，需要匯聚更多堅實的知識研究做後盾，才能有效進行風險溝通。

    　最後，企業界參與攸關重大。不僅是身為主要的碳排放來源，也因國際趨勢加重企業社會責任，綠色採購和供應鍊管理都要求計算碳足跡，連主流金融投資業界也在綠化，要求做碳揭露專案（ＣＤＰ）。未來各國普遍實施碳關稅，台灣人均碳排放是世界三倍，面臨制裁風險極大，官方估計可能高達一四○○~五二○○億元。對於貿易為主的台灣，已是立即而明顯的危險，但各產業和各企業間，其責任、衝擊、利益、規模都不同，步調有快有慢急需整合。

    　在中科三、四期環評訴訟及國光石化環評爭議中，環保署長沈世宏站在與民間環保團體激烈對立的一端，加上各項層出不窮的環境爭議開發案件，雙方要坐下來進行對話殊為不易。這應該是氣候變遷對策的起點而非終點，政府將此會議成果帶到里約的第三次地球高峰會，才更有意義。（作者為綠黨中執委）